知情权的实现

知情权的实现（精选9篇）

知情权的实现 篇1

引子

在原始社会,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 交换双方都是以此目的进行交换的, 所以不存在谁侵害了谁的权益问题。在现今社会, 消费者的消费, 不仅有物质的消费, 还有还有精神的消费。但是经营者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 就会出现假冒伪劣、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广告泛滥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应运而生.所谓消费者权利, 是指由国家法律通常是由一个国家的消费者权益基本法所确认的, 在消费领域消费者能够做出或者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 以及其能够要求生产经营者相应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核心, 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消费生活领域的具体化。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经营者有义务, 国家更有责任, 国家监督经营者不得从事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并应对实施这种行为的经营者给予制裁。

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 知情商品和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知情权是如何产生的呢?鉴于目前我国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严重侵害的事实, 如何实现消费者的知情权?国外是如何实现消费者的知情权的?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理论基础

我们已经进到了商品经济时代, 与以前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和消费融为一体大不相同, 出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分离, 因此, 消费者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特别是进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 消费者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人类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首先, 由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 生产者是现代化的大企业、大公司, 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在商品交换中处于显著优势地位。其次,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生产过程、生产技术高度复杂化,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已根本不可能判断其品质。再次, 由于流通革命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须经过复杂的、多层的流通环节, 买者、使用者与商品制造者之间一般没有直接的契约关系。最后, 由于生产者、经销者广泛运用各种广告和宣传手段推销商品, 使消费者实际上处于盲目状态, 只能任凭其摆布[1]。这样必然出现一个结果, 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主体之间呈现不均匀的分布状态, 即一方主体掌握的信息多于另一方主体。通常信息经济学家把信息分为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及非对等信息三种形式, 完全信息是指市场参加者所能获得的某种经济环境状态的全部信息。市场参加者不可能在某个时间和地点拥有全部的信息。因为在现实经济中, 信息的传播和接收都需要花费成本代价, 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技术条件的局限性和经济组织结构的不完善性, 就会形成不完全信息。对于任何决策者来说, 要想进行任何一项决策所花费的信息成本必然大于零, 有时甚至是非常高昂的。在有些经济领域中, 市场参加者的一方甚至无法获知另一方行动的信息, 更不用说完全信息。观测、监督信息的成本高昂时, 就会产生“非对称信息”。非对称信息是指相互对应的市场参加者之间不作对称分布的相关市场信息。信息拥有量的差别, 导致信息优势者和信息劣势者的产生。非对称信息的产生使具有信息优势的市场参加者很自然地取得了比那些处于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者更为有利的地位[2]。显然, 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非对称信息的经济社会。首先, 消费者在交易的过程中, 并不掌握其所交易商品的全部信息, 因为其并不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其次, 作为信息的优势方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垄断了交易过程中商品的信息, 消费者所获得的关于商品的信息, 大部分来自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介绍, 从而导致信息优势方具备欺骗信息弱势方的可能。同时, 市场主体逐利性的本质又极易导致欺骗消费者行为的发生;最后, 现代促销手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误导消费者, 加剧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不仅使消费者在与生产者、经营者交易的过程中处于弱者的地位, 而且还会出现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所阐述的“逆向选择”现象, 出现劣货驱逐良货或者是假币驱逐真币的现象, 消费者因此也享受不到质优价廉的商品。

针对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为了改善消费者的弱者地位, 法律赋予并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 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我国较早通过立法形式予以保护的公民的知情权, 其应属于社会知情权的范畴。

二、国外关于消费者知情权保护

从各国的立法实践看, 凡是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的国家, 都赋予消费者知情权这一消费者基本权利。因而, 知情权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已为世界各国立法普遍确认。

美国在1962年肯尼迪总统提出消费者“获得正确的商品信息资料的权利”之后, 在《马克尤逊———摩西保证法》、《正确包装和标志法》以及《食品标签法》等法规中对消费者的知情权都作了相关规定同时, 在《消费者信贷保护法》和《统一消费者信贷法典》对“贷款真情”的有关规定, 实质上也就是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

在英国, 《消费者信用法》明确规定:消费信用广告应对出货条件、标的商品和信用的性质作真实的说明, 广告的实质性内容必须明白无误, 不能使人误解和有虚假。

法国通过责令使商品经营者承担向消费者提供必要的消费信息的义务。订立合同前, 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主要表现为确保消费者能获得必要的消费信息, 因而相关法律对订立合同要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严格的规定。

日本在1963年提出了消费者的三大权利, 在1968年制定的《保护消费者基本法》也对消费者的知情权作了明确规定。

泰国1979年颁布的《消费者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四项权利中的第一项即“关于商品和服务, 有接受正确而适宜的情况及说明的权利。”

澳大利亚在《贸易惯例法》中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作了详细的规定。该法禁止商业领域的任何经济组织对消费者进行任何误导性或欺骗性行为, 或进行任何有可能是误导性或欺骗性的行为。通过发布命令禁止违法行为、对误导词语予以更正、赔偿经济损失、撤销或变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或是进行罚款。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澳大利亚竞争审裁处、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澳大利亚消费者联合组织等都是澳大利亚设置的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定机构。

国际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也对知情权加以明确规定。1985年4月9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在第二部分规定了各国政府应促进和保护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使消费者得到充分信息, 并使消费者能够按照个人愿望和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在此准则的核心部分———第三部分又对商品经销商的告知义务作了相应规定[3]。

三、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路径

(一) 消费者主动收集信息

消费者主动去收集、了解信息, 有利于激励消费者运用自身的力量去改变信息劣势, 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说:“国家保护、经营者自律、消费者觉醒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三大法宝。而消费者本人应是其自己利益的最好维护者。”[4]但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 消费者自己主动收集信息需要消费者付出较大的时间成本与精力成本, 因此按照谁受益谁承担义务的原则[5], 经营者是在与消费者的交易中的受益方, 信息披露义务不应主要由消费者来承担。消费者主动去搜寻有关信息是消费者行使知情权的一种方式但不应是主要的方式。

(二) 经营者的强制信息揭露义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行业规则与行业惯例, 经营者必须以及时、明确、全面和便于理解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与商品或服务相关的信息。对特定信息, 在契约后也应该及时提供, 如对缺陷商品的事后及时告知义务。

(三) 政府直接提供及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信息披露行为

政府与公益性团体 (主要是消费者保护组织) 对信息的直接提供能使消费者获得市场所不能提供的信息, 是消费者行使其知情权的主要方式之一, 也是国家与社会对消费者权利保护适度干预原则的具体体现[6]。政府与社会公益性团体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们具有一般个体消费者所不具有的能力去获取被经营者掩盖的真实信息, 向社会公布, 并能有效地克服市场机制下经营者提供信息的缺陷。

(四) 经营者的自愿信息披露行为

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 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 经营者为了争取消费者,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能为广大的消费者所接受, 以便使自己的企业能生存与发展下去, 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会自行披露一定的信息。

四、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消费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决定了其获取信息途径的有限性, 消费者知情权实现同样处于这样劣势的境况。因此, 我们探究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方式时, 应该进行全方位地考察, 政府机构依法强制经营者披露真实消费信息的义务;经营者同样应该自愿履行消费有关信息披露;社会上一些公益团体同样可以提供这样的信息获知服务;最为主动的就是消费者主体, 可以主动进行消费相关信息收集, 从而可以形成一个信息披露系统, 对于消费者知情权实现途径禅益非常之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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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新宝, 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M].法学研究, 2003, (3) .

[6]胡小红.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M].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03, (8) .

知情权的实现 篇2

可是，母亲在阴险的酒行合伙人谋得斯通先生的追求下，爱情的火花重新燃烧，终于接受了对方的求婚。而且是让谋得斯通先生带着他的姐姐一起住进自己的房子里来。

大卫科波菲尔被蒙在鼓里。科波菲尔太太让佩格蒂故意对儿子说，到亚矛斯哥哥那里去住两个星期，那里有大海，有大船、小船，有打鱼的，有海滩，还有汉姆和你一起玩。

一般而言，再婚是喜事，家庭破损是烦恼的事。一个孩子，特别是像大卫这样年纪尚小的孩子，接受一个继父的心理困难，应该比接受父亲(或母亲)去世、父母离异的现实要容易很多。但为什么大卫在亚矛斯过完愉快的两周，回家后心理会如此深地受到影响？作品用了这样一些词语来表达他心灵受到的刺激： 眼中充满了泪水，仿佛马上要摔倒了；立刻全身颤抖，脸色变得煞白

他们一起的生活刚刚开始，就立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究其原因，撇开谋得斯通的无赖本性，科波菲尔太太允许自己忽视儿子对家庭结构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知情权，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美国费城儿童指导中心的教育和心理咨询专家们认为：孩子年幼时父母离婚，只要不同时伴随家庭暴力，或者并没导致孩子日常生活的急剧变化，他们对于父母离婚事件的情感上的反应强度可能会相当小。这个论断，我认为也同样适用于重组家庭。

然而，由于科波菲尔太太的忽视，我们看到，大卫这个男孩的日常生活在突然间发生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急于要回到家中，投入母亲的怀抱的大卫科波菲尔，发现家里门开了，半哭半笑，怀着高兴激动的心情，心想见到的一定是母亲，但见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仆人。大卫到家的第二天晚上，新爸爸的姐姐，一个脸色阴冷的女人也搬来和他们同住。自己熟悉的老卧室已经变了，被安排在一个较远的地方睡了；连楼下也没能够保持原状；空狗窝里也多了条大狗。其实这些还只是硬变化。还有很多无须假以时日就能发现的软变化，更令他痛苦难忍：以前总是露着迷人的微笑的母亲，现在在新爸爸旁边显得畏畏缩缩。他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随便与母亲相见和亲密相处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一切财物，都被新爸爸姐弟俩牢牢抓在了手里。母亲再婚事件，既导致儿子日常生活的家庭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了如此大的急剧变化，而小大卫科波菲尔又是这种变化过程中的无权参与者，矛盾激化的焦点。加之还伴随家庭暴力，大卫对于母亲再婚事件情感上的反应强度怎么可能小！

随着社会的开放、进步，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自然破损或人为破损的家庭，再婚重组现象越来越多。在接受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也像大卫一样，事先被剥夺了知情权；后来又不待见于新的家长；有的家庭，即使是结婚后，有子女的一方还会把子女继续雪藏起来，将他们扔给祖辈或者亲戚，所谓的新爸爸和新妈妈根本不让他们进门(新父亲的比例更大些)。这些孩子在向心理医生咨询的过程中，常常不会主动告知他们家庭这方面的事实。往往是在咨询师帮助寻找和分析幼年生活经验时，家长才会悄悄告诉心理医生。这些孩子也基本不会从心里承认和接受这类新家长。

再婚，虽然是件喜事，但处理不好，确实会适得其反，对当事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的心理阴影，很难随岁月的流逝或年岁渐长而消减。科波菲尔太太追悔莫及的忽视的教训应该牢记。孩子有权利和与你们一起享受再婚事件带来的很多具体细节的变化和感受。既然你们的决定会让孩子的生活轨迹受到较大影响，就请别低估孩子对自己再婚的感受力，别剥夺孩子的预先知情权。应该做的是，把自己重新开始生活的念头逐步地、慢慢地落实到孩子的日常生活模式上，尽量让孩子保持他所熟悉的生活。这也许是对他最有利的保护，因为这有利于他在面对亲生父亲或母亲再婚所导致的任何变动时仍然有安全感。

论实现消费者知情权的信息义务 篇3

1 消费者知情权的内涵

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被称作获取信息权或知悉权, 是指消费者因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 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准确、完整信息的权利。这一权利在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文件中都有表述, 我国在1993年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消法》) 中, 将其作为我国消费者的9项基本权利之一, 明确予以规定。

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完成消费的前提和保障, 是消费者实现消费者权利的基础性权利。商品买卖交易中, 消费者一旦决定消费, 选择购买, 就有权根据产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与产品使用和维护等有关的完整、客观、充分、真实的信息。经营者不得为了达到销售的目的, 夸大或者隐瞒消费信息, 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偏代全的虚假信息欺骗或误导消费者。消费者的知情权不仅要求生产者、经营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还要求政府积极发挥作用, 加强市场管理, 及时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消费信息和必要的消费知识[1]。

从法制而言,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受损害人应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寻求救济。但是在消费领域, 消费者的维权之路总是走的特别艰辛。经济生活中经营者和消费者客观形成的强者和弱者的地位, 从根本上看, 是因为两者获得情报的能力和掌握信息的程度不同。制度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 有效、公平交易的前提是信息, 只有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平衡和对称, 才能保持实质公平的状态[2]。因此, 我们要想解决消费领域的失衡问题, 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信息不对称问题, 归结到法律层面, 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问题。

2 实现消费者知情权的信息义务

私法领域内权利的行使是建立在意思自治与契约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与平等自愿互利为主;公法领域内权利的行使是建立在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基础上, 以强制性权威性的要求为主, 不容当事人自主协商[3]。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经济法范畴, 那么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当然是一种经济法领域的权利, 它的保障既与私法上民事权利的保障相区别, 也不同于公法上行政权利的实现。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应该体现经济法公、私法兼顾的特点, 坚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 既尊重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意思自由, 同时又要体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

2.1 经营者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我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19条的规定, 经营者有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的义务, 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 经营者有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的义务。这是经营者在实现消费者知情权中的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依据, 是保证消费者知情权实现的强制性规定。作为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只有经营者对其商品或服务掌握着最明确、最全面的详细信息, 只有经营者具有最佳的提供信息的便利。经营者无论是在与消费者交易之前还是交易之后,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都应当及时、准确的提供与商品或服务有关的真实信息。但是经营者往往利用消费者的某些心理, 对商品或服务做片面、夸大、歪曲的宣传, 诱导消费者购买其商品或服务。广告发布的信息往往只是为了迎合大众消费, 为了达到销售商品的目的, 对于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及科学性往往被经营者忽视或故意捏造, 误导消费者。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消费者不能正确的获得消费信息, 无法全面的掌握消费知识, 不可能充分实现消费者的知情权, 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最终受到损害。

2.2 政府的信息披露义务

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总是要将对他有利的信息肆意夸大, 而将对他不利的信息试图掩盖, “信息偏在”和“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的。分散的、弱势的消费者依靠自己努力去获取真实、必要信息, 需要花费大量的物力和财力, 消耗的成本和最后获得的信息是不成比例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其借助公权力向社会公布的信息具有公信力, 不仅能对经营者的虚假信息进行纠正, 更主要的是能够增强消费者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顺利实现。如日本的《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12条规定:“国家为使消费者能自主的健全的消费生活, 应就商品及服务有关知识之普及、情报之提供、生活设计有关知识之普及以及对消费者之启发活动加以推进, 并就合理消费行为教育之实施采取必要之措施。”这是从法律上直接规定了政府在实现消费者知情权中的信息披露义务。我国虽然未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政府的信息提供义务, 但是保护消费者的相关法律《产品质量法》却有类似的规定。其第2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发布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消费信息的提供和披露, 政府具有一定的经济和渠道优势。只有政府以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向社会提供普遍认可的公共信息, 经营者掩盖真实信息、虚假发布信息的伎俩才难以得逞。

2.3 消费者协会的信息披露义务

为维护自身的利益, 消费者除了得到政府的帮助和保护外, 还必须依靠群体团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成立消费者协会是消费者实行自我保护的一种积极有效手段。消费者协会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社会团体, 是依法成立并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 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组织。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协会的主要职责。其中第32条第1款规定, 消费者协会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消费者对于经营者而言是分散的、个别的弱势群体, 法律赋予消费者结社权, 形成有力组织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面, 为了帮助消费者正确购买和使用商品, 国家允许各地消费者协会以刊物或设立咨询站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消费者协会是社会组织, 他对消费信息的提供主要是依靠社会力量, 通过调查、督促和社会监督等方式来发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消费者协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消费信息, 通过新闻舆论揭露和批评那些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和单位, 帮助消费者了解真实信息, 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消费者知情权实现的信息义务主体不仅是经营者, 还包括政府和消费者协会。在由经营者、政府和消费者协会构成的消费信息披露义务框架下, 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始终是最主要的, 处于中心地位, 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政府和消费者协会的信息提供义务, 缺少任何一方义务的履行, 都将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产生不利的影响。

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者比经营者具有明显的信息劣势, 这是消费者合法权益屡遭损害的根源之一, 也是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知情权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所在。“信息偏在”或“信息不对称”问题, 是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 我们必须构建由经营者、政府和消费者协会三位一体的消费信息披露义务框架, 全面、立体的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信息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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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沈立人.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M].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谈医疗服务中的知情权与决定权 篇4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azure_rose@sina.com

一、知情权、决定权的含义

为保障日常生活中消费者的权利，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该法赋予消费者九项权益，即人身财产安全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社团权、获得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权、尊重权和监督权。消费活动中，消费者最常运用的也是最基础的权利就是知悉真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所谓“知悉真情权”或“知情权”，即《消》法第8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具体指，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所谓“自主选择权”或“决定权”，即《消》法第9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具体指，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衣食住行消费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领域的消费，如医疗服务。患者到医院就医，接受医院提供的诊疗、护理服务，以使自身得到康复，同时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这一民事行为本身符合消费法律关系的特性，应适用《消》法，患者作为消费者理应享有《消》法所赋予的各项权益。

二、医疗服务中保障患者知情权、决定权的必要性

医疗服务虽然是生活消费的一种，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医疗服务有着其独有的特性。具体讲医疗服务的独有特性有如下几方面：

1、医疗服务的内容直接针对消费者的身体、器官和组织，服务的结果对消费者的肉体乃至精神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2、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承担的风险特别巨大。

3、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对医疗知识严重缺乏，因而，对于医疗服务的方式、品种，甚至价位的选择方面，几乎提供者拥有完全的决定权，而消费者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4、由于医疗服务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今后健康乃至生命，因而，从消费过程的心理状态看，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居于优势，消费者处于劣势，通常消费者不敢对服务本身提出质疑。

医疗服务具有上述特性，使其权责分担有别于一般消费。消费者接受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尤其象做手术这类服务，无论结果如何，消费者的身体必然要遭受损害，不过是以小害来避大害而已。人体的器官、组织一般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缺失便不复存在，相应的生理功能就要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到患者生命的尽头。因而，医疗服务者比普通消费者在消费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应当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消》法只是对患者的`最低保障，法律对于患者的保护应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即，在医疗服务中患者不仅仅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大范围的更有力的切实保障医疗服务者的知情权与决定权。

然而，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其知情权、决定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却不乏其例。如，日前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例中就存在若干医院不尊重患者知情权、决定权的情节。具体是，某男，因右下腹肿物半年有余，到某医院诊治。在对其进行多项化验仍不最终确定肿物性质的情况下，医院决定对该患者实施“剖腹探查术”。然而，这个手术决定的作出，并未向患者交代病情、化验结果、处置方案，也未征询患者的意见；更没有患者本人或者家属的手术同意签字，（当时患者有行为能力，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为严重的是，医院向患者及其家属隐瞒了部分诊疗措施――在术前谈论会上已决定对患者实施“右半结肠切除术”并已做了相应准备工作；手术过程中，医院超越手术同意书授权的“剖腹探查”的内容，擅自对患者实施了“右半结肠切除术”。

三、医疗服务中患者知情权、决定权的法律保障

正是由于医疗服务的上述特征，及现实生活中医院不尊重患者消费权益，尤其是不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决定权的现象比比皆是，为切实保障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享有上述两项基本权利，相关的医疗卫生法规均对此作出了相应规定：

1.患者知情权

1994年8月29日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就有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

2.患者决定权

1994年2月26日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从上述法律规定的用语看，法律更严格保障患者而不是普通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决定权。在医疗服务领域消费的提供者――医院“应当”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必须”征得患者同意。而《消》法只是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决定权。这样的实体权利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于医疗服务接受者的关爱，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更适用医疗领域的高风险、影响大的性质。

四、医院有告知义务和尊重患者决定权的义务

患者的知情权、决定权是与院方的告知义务、尊重患者决定权的义务相对应的，并且知情权、决定权的实现是以院方的告知义务、尊重患者决定权的义务的履行为基础的。因而，若不强制规范院方的告知、尊重决定义务，患者的知情权、决定权就无从体现。

《消》法对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尚且规定了经营者有详细告知义务，并且有义务对可能的危险要作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对于风险责任更大的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当然应承担更重的告知义务和警示义务和尊重患者决定的义务。

前述《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两条规定也体现了院方告知患者病情及诊疗措施和尊重患者重大医疗方案决定权是其法定义务。

医院作为诊疗方，有责任主动告知患者或者家属病人的真实的病情及相应的治疗方案，并及时征询患者本人及家属对治疗方案的意见。尤其是手术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更应如此。产妇难产危及产妇和婴儿的性命的情况下，医院无权自主决定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这个决定只能由产妇及其家属来作出。同样，某医院在切开某男的腹腔看到肿物后，只有在进一步查证肿物的性质的情况下，向患者或家属交代病情并征得他们的意见后，才能采取或切除或缝合的措施。医院永远不能代替患者或家属来做决定，它始终是一个决定的执行者！而这个决定应发自于患者或其亲属，而非院方。否则，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甚至将构成非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这也是产生医患纠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四、思考

首先，笔者并不是完全否认院方对诊疗方案的决定权。特定情况下，院方为患者性命健康考虑，可以单独实施决定权。但这种权利的实施要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不能因为手术同意书上经常有“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具体术式”的字样，而不分患者是否神智清醒，家属是否在场，情况是否危急，而一概自主决定乃至采取诊疗措施。医生虽然比患者更富有医学知识，更知道各种病情的处理方式，但毕竟器官、组织是患者本人的；诊治结果是由患者本人终身承受的。所以，医生只能是一个病情的分析者和决策的执行者。

其次，患者应自主维护自己的知情权与决定权，医院也应更多的尊重和保障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权与决定权的行使。这样能更有效地清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的存在过失或侵权的嫌疑，进而有效地避免医患纠纷的频繁发生。

最后，患者知情权、决定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主要是因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共140多条的规定里，未对医疗机构侵犯患者知情权、决定权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受到的处罚给予明文规定。这也是笔者对上述两部规定提出的建议修订之处。不作这方面的立法规定，保障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知情权与决定权，完善维护人身权利方面的立法，始终是遥不可及的。

加强管理 实现人事档案知情权 篇5

一、人事档案知情权的依据

我国人事档案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封闭式管理模式, 为了维护人事档案的真实性、准确性、保密性, 人事档案不对本人开放, 公民难以接触到自己的人事档案, 因此使得人事档案充满神秘色彩。

1. 人事档案知情权的法律依据。

从法律上看, 虽然我国宪法中并没有公民知情权的明确规定, 但知情权的理念与精神在宪法中有所体现。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既然人民是权利的所有者, 国家只是权利的使用者, 那么我国人民自然享有知情权;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那么知情权是宪法规定的人民各种权利的前提, 知情权在我国宪法被作为了一种隐含权。另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条关于病人及其家属有权复印病历的规定[2], 《证券法》中关于股份公司披露信息义务、股民获知经营信息权利的规定, 《价格法》中关于涉及国计民生行业的价格调整的信息披露的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是我们理解和评价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依据。

2. 人事档案知情权的事实依据。

人事档案中的材料, 按照《干部档案工作条例》, 是将每份人事档案分成十个类别, 主要内容包括履历材料、自传材料、鉴定及考核材料、学历和专业技术材料、政审材料、党团材料、奖励材料、处分材料、工作及职务等材料和可供组织参考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中, 有的是本人亲自填写的, 有的是本人填写组织盖章认可的, 有的是组织根据本人情况进行的记录, 只有少数材料本人知道结果但不知道具体内容, 例如:鉴定、考核、考察材料和政治历史审查材料等。这部分材料是需要对本人暂时保密的人事档案材料。由此可见, 人事档案中, 真正需要对本人保密的材料只是小部分, 而非全部。

二、人事档案知情权的重要性

1. 缺乏知情权的后果严重。

缺乏知情权给“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间, 个别居心不良者利用人事档案高度机密的特征来达成个人的不可示人之目的, 这种不公开、不知情使“错误”得以延续甚至扩大化, 人事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大降低;封闭的管理方式使得个人无权也无法了解自己人事档案中记载的数据和信息, 档案的社会价值职能大打折扣。因此, 人事档案的有条件开放, 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必然需要, 是实现人事制度公开化、透明化的必需路径。

2. 实现人事档案知情权, 可以揭开人

事档案的神秘面纱, 使人们正确认识人事档案的重要性及与本人的相关性, 提高人们的档案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弃档”现象的发生。利用率低下, 人们不明确人事档案的重要性是“弃档”非常重要的原因。传统人事档案管理和利用采取了一整套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查阅制度, 降低了人事档案的利用率。如果允许档案相对人按程序查阅自己的档案信息, 通过查阅档案, 他们可以了解组织和领导对自己的评价, 找到自己的优缺点, 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自己, 明确努力方向, 这样必然可以提高人事档案的利用率, 提高人们对人事档案重要性的认识, 减少“弃档”现象的出现。

3. 实现人事档案知情权, 可以加强对

人事档案工作的监督, 保证人事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保证人事档案的真实性, 同时提高人事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素质。

三、实现人事档案知情权的途径

1. 加强有关立法工作, 完善、修改现行

的人事档案法律、法规, 依法保障人事档案知情权。法律、法规是人事档案向本人开放的根本保证, 当前我国知情权只是隐含在宪法当中, 宪法对公民的知情权缺乏明确的规定, 当公民个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无法找到具体的法律依据, 难以保护个人的权利。所以必须完善和修改现有的档案法律和人事档案法规, 对人事档案知情权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保护公民的知情权。

2. 加强人事档案工作改革, 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加强监督力度。

扩大档案形成程序的透明度, 保证档案形成过程中当事人的知情权, 严格限制档案材料的“弄虚作假”或“故意不作为”两种极端的行为, 形成社会、个人和用人单位之间相互监督机制, 可以设立专门的档案审查机构, 定期或不定期对人事档案进行审查和核实, 依据相关法律对篡改档案、危害档案、歪曲事实等不法行为给予严厉制裁。

3. 加强人事档案现代化管理, 加强人

事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促成人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人事档案信息数据库建设, 建立和完善人事档案信息网络服务, 是人事档案实现向本人开放的基础和前提。人事档案管理信息系统是信息时代对人事档案信息存贮和利用的必然要求, 也是人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先决条件, 是对人事档案知情权的一种有效保障。

4. 建立国家统一管理的“人事档案文

件中心”, 将现在的人事档案从各地区、各部门手中解放出来, 由该中心负责人事档案的部门统一管理和开发利用。该中心向所有合法的社会组织开放人事档案, 个人用户持有效身份证明可以查阅本人不涉密部分的人事档案。笔者认为建立国家管理的“人事档案文件中心”不仅可以保证个人知情权的实现, 而且在保证人事档案的真实完整方面也有独特的优势。

参考文献

[1]纪红卫.知情权保护的呼唤:人事档案向本人有条件开放[J].浙江档案, 2002 (3) .

知情权的实现 篇6

关键词：知情同意,根管治疗术,效果,护理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口腔门诊患者正日趋增多。疼痛作为口腔门诊治疗中最常引发的问题, 使得大多数的患者对牙科诊疗过程充满紧张及恐惧;加之患者对病情了解的甚少, 对治疗效果过高期望, 亦使得门诊纠纷显现增多迹象。如果医方对患者进行医疗行为时, 首先向患者就医疗行为的处置方案、医疗风险、治疗效果、医疗的必要性以及其他可能替代的医疗行为等事项向患者详细说明, 并在此基础上取得患者的同意。那么就可以大大降低上述困扰的发生。在患者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治疗操作, 可大大提高处置效率并取得患者更高满意度, 亦更好地保护了医方。该研究就该院2012年—2013年400例牙髓治疗患者为研究对象, 分为术前详细知情同意组及对照组, 探讨知情同意在口腔内科根管治疗术中的重要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无锡口腔医院牙体牙髓门诊选择上颌第一磨牙需行根管治疗术患者400例 (年龄18~57岁) , 其中男性患者186例, 女性患者214例。统一病例入选标准为“慢性牙髓炎”。对400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术前详细知情同意组 (实验组) 和常规告知组 (对照组) , 每组200例患牙。初诊处置统一设定为局麻下去腐、开髓、揭顶, 直接拔髓、根管预备、插尖x线, 预约复诊。

1.2 方法

1.2.1 履行知情同意前护理工作

培养护士的法律意识, 护理部定期举行护士例会, 科内每月针对牙体牙髓科容易出现的护患问题自查, 质控;建立护士告知、患者知情同意的管理制度;医护人员通过讨论, 共同制订并完善“牙体牙髓科根管治疗知情同意书”以及“护理服务工作流程”。重视与患者和家属沟通, 使护患双方互相尊重。营造一个和谐的服务氛围。让患者在理解的基础上, 主动接纳医疗护理服务。规定护士在提供护理服务时, 推行人性化护理, 要求使用“您好”, “请坐”等亲切的语言, 对患者的要求及询问及时应答。

1.2.2 详细知情同意组 (实验组)

本人对每一位实验组患者, 做好心理调适, 用通俗易懂、微笑可亲的语言向患者详细介绍根管治疗时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 (包括疾病相关常识, 治疗方案、周期, 费用, 拍摄x线片, 局部麻醉, 牙体制备操作涡轮机声、吸引器声, 治疗过程中相关配合体位、手势, 术中术后的可能的疼痛、局部肿胀, 口腔卫生宣教, 术后常规注意事项及其他并发症及意外情况等等) , 实事求是, 不故意夸大缩小, 征得患者书面同意。术中采用四手操作, 安抚患者, 调节合适体位, 积极配合医生, 完成根管治疗初诊处置相关操作。治疗完成后再次强调注意事项, 医嘱避免进食过硬食物, 预约复诊时间, 当天填写调查表。手术操作由本人配合同一位主治医师完成。

1.2.3 常规告知组 (对照组)

术前医患常规沟通, 术中亦由本人和实验组医师采用一医一护四手操作, 术后医生常规医嘱。

1.3 评价标准

1.3.1 完成根管治疗相关操作操作时间

时钟记录实验组及对照组从局麻开始至医师操作结束时间。

1.3.2 满意度调查

治疗结束当天对每一位患者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 采用目测类比分析法在记录纸上画一条长10 cm的线段, 在其左端始写上不满意, 右端末写上满意。告知其问卷目的和写方法, 按照统一的指导性语言, 让其根据自身感觉画出标记。以患者所得出的线段长度的cm数为分值, 0~10分。定义6分以下为不满意。

1.4 统计方法

该研究采用SPSS13.0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用t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

实验组操作时间约为对照组的0.79倍, 详细知情同意后, 可明显缩短医师治疗时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两组患者满意度

见表2。

2.3 两组患者满意率

见表3。

实验组满意度分值对照组1.12倍, 同样满意率χ2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细知情同意可以明显提高患者满意度。

3 讨论

3.1 根管治疗知情同意的重要性

1957年美国法院在一个案例的判决中, 将知情同意权在法律上引入了医疗领域[1]。知情同意权是一项由自然人所享有的独立的具体人格权, 它是由医患关系所具有的人身属性所决定的。患方在医方提供足够的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同意或选择的自主决定, 其内容包括知情与同意两个方面;无论是患者、家属, 还是医务人员, 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知情同意权的内容、目的和归属等问题是确保知情同意权真正落实的重要前提[2]。

根据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的医患比例严重失调, 如全球平均为1:4 000, 我国为1:30 000;而我国民众的口腔健康状况现状是:35~44岁年龄段人群患龋率为88.1%, 65~74岁老年人患龋率为98.4%;而由于龋坏导致需要根管治疗的患者亦是居高不下[3,4]。每位口腔医生每天要诊治众多的口腔疾患患者, 门诊量是超负荷的, 因忙于对患者疾病的治疗, 口腔医务人员根本无暇将医疗信息全面准确地告知患者及家属。另外, 口腔疾患的诊断治疗, 大部分都是在门诊完成, 患者就诊环境狭小, 医生与患者接触的时间较短, 也导致医生对患者告知信息少, 或者不告知的情况发生。费用问题、疼痛问题, 及对于治疗相关认知不全面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使得术前详细的知情同意不可或缺。

3.2 根管治疗知情同意地正确履行

有调查显示:投诉率最高的是对于知情权的问题, 调查还发现, 在这部分人群中, 有80%的患者反映医务人员没有告知或者告知不清, 而医护的反馈则是“已经说过了”[4]。该文从临床调查问卷入手, 随机入选400后牙根管治疗合适病例作为研究对象, 发放400份问卷调查, 全部收回。回收率达100%。在一对一的护患知情同意沟通中, 大大提高患者治疗满意度。通过知情同意实施, 笔者发现, 治疗时患者放松程度明显增加, 可以明显体会到在四手操作时候患者起身漱口的频率及医师每次操作时间都大大减少, 用时仅为对照组的79%。这跟患者事先已经详细了解今天需要治疗什么, 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包括可能的出血、疼痛、震动等等) 都了然于胸, 每次出现相关问题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而相对于常规告知组, 由于患者对于相关治疗信息了解的甚少, 虽然同样采用四手操作, 术中亦时刻保持吸引器有效运用, 但是患者由于紧张或者突然的事件常常在操作不久后就出现要起身漱口等打断继续治疗的行为。由此可见, 详细知情同意虽然术前耗时相对偏多, 然而对于后续的治疗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大大节省患者张口时间, 在高效治疗同时大大提高了满意度。同样, 通过有效知情同意, 将患者先入为主的一些关于牙科的不正确认识加以纠正。“牙痛不是病, 不痛不看病”等观念也有较大改观;对于一些常见的疑问亦得到了广泛了解。对于术后患者疑问发生概率、牙折概率、投诉纠纷率亦得到了较好地改善。

在大众对口腔知识的匮乏和口腔医疗预防保健的不重视情境下, 难以保证患者对医生告知的医疗信息能够充分地理解和认识。有时甚至曲解和误解。如何能够使1名“急性牙髓炎来就诊时坚决要求拔牙”的患者, 接受就诊时间长、复诊次数多、费用高的内科的一系列治疗, 而保存患牙, 值得我们每一位医护人员细心的沟通。

3.3 建立良好的医护配合

在护理活动中, 护士要加强与医生的联系, 保持团队协作, 保持医护告知信息的一致性, 避免医护耦合性缺陷[5]。共同参与根管治疗知情同意书相关内容的确定, 并时刻根据实际情况增减信息。保持每周科会的定期举行, 医护共同对门诊查缺补漏。对一些复杂的问题, 如果由于护士的知识水平无法解答时, 应请其主管医生解释, 避免患者对治疗护理活动产生质疑。良好知情同意常规也可以保护医务人员免于责任和过失[6]。

3.4 建立良好医护关系

护患关系是护理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 而护患矛盾可以发展成为护理冲突, 甚至影响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7,8]。知情同意原则体现患者自主权利的重要的伦理规范, 只有遵循全面、精确、真实告知的原则, 让患者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做出自主的选择, 才能保障知情同意原则的实现。才能有利于缓解医患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 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 最终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卢美秀.护理伦理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0:58.

[2]黄琼, 蒲川.医院落实知情同意权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J].重庆医学, 2013, 42 (19) :2298-2300.

[3]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6.

[4]吕艾芹, 沈秀芹, 曹永福等.口腔临床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的实现[J].医学与哲学, 2011, 32 (5) :75-77.

[5]高芸.医护耦合性缺陷案例分析及防范对策[J].护理学杂志, 2005, 20 (1) :73-74.

[6]翟晓梅.医疗中的知情同意问题[J].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03, 2 (4) :248-249.

[7]司慧芳, 潘蝶玲.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护理管理的挑战与对策[J].实用护理杂志, 2003 (2) :64.

知情权的实现 篇7

《新闻爱好者》得知我获奖的消息, 立刻打电话让我写点感想或对本书的创作与内容作个简介, 感谢他们的重视和对学术的尊重, 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也趁机整理一下头绪, 写一写过去那些无法写进书稿和论文却已融入生命的苦乐与思考, 不然, 时过境迁, 它们都快烂在肚子里了。

一、选题思路

从2004年开始, 我就把知情权作为博士论文写作, 到毕业后的无数次修订和2010年的出版, 这本书凝聚了众多师长和朋友的帮助。

刚接到复旦大学博士生录取通知书, 导师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的学位论文确定在知情权研究的范围内。导师凭他多年的政治敏感和学术睿智, 给我准备了一个学术富矿。然后, 他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并为自己储备了足够的耐心, 等我自己慢慢地去揣摩、去发现它的价值。同时, 导师没有为我限定太多的条条框框, 而是充分尊重我的研究兴趣, 让我去寻找研究的路径, 并在关键时候为我指点迷津,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和不断探寻的学术乐趣。

知情权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 怎样选择一个切入点开始我的研究, 一直是我很苦恼的一个问题。同时, 还有很多问题令我困惑, 比如说, 为什么知情权定义众说纷纭、各执其词?为什么知情权在民主政治生活中这么重要, 却在二战后才被提出来?从学理上如何溯源?知情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利?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权利却一直被政府和人民所忽视?如何在信息传播层面上, 更大地发挥媒体的作用?如何在法律层面上, 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现当代的知情权研究, 缺乏专题性的深入, 要么是比较微观层面的研究, 如讨论知情权的概念, 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区别, 知情权是不是宪法权利, 知情权是积极权利还是消极权利, 突发事件报道如何保障知情权等;要么是比较笼统的研究, 如研究知情权的重要意义、知情权与信息公开, 知情权与隐私权。所以, 我选择了从一个比较中观的层面, 研究知情权的法律保障。这样的选题, (1) 既能包含我对知情权基本理论的思考, 厘清一些理论上的争议; (2) 也能让我从新闻传播的视角, 分析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主渠道地位, 探讨媒体如何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 (3) 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样的选题能够发挥我的学术专长, 我本科和硕士都是法律专业, 近年来一直从事新闻法研究, 所以, 我力争论文能把新闻与法律的知识结合起来; (4)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当前知情权在立法层面的缺失、公众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时的无奈, 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案件, 让我深感知情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才是最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研究困难

知情权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很强, 专业性也很强。

它既是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也是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还关系到政治学的大量问题, 如责任政府、市民社会的建构等。

知情权制度的涉及面如此之广, 那么多的线索、那么多的制度, 论文结构和篇幅的掌控非常困难。

刚开始的时候, 每一章写下来都有七八万字, 但为了不偏离逻辑主线, 不得不忍痛割爱, 比如, “知情权的法律价值”一万多字, 已经在法学核心期刊《太平洋学报》发表, 但因放在书中文气不顺, 就舍弃了;颇觉得意的“传媒与公众知情权”也在孙旭培老师的建议下删掉了, 孙老幽默地说:“这一章写得虽好, 但有点像在一件很珍贵的皮衣上补了块花布。”

国外的第一手资料比较缺乏, 国内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这给论文的写作带来很多困难。

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 知情权的研究历史都很短。知情权概念是在二战后提出的, 政府信息公开的普遍立法, 在世界上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中国有关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立法探索, 也是近几年刚刚开始, 基本理论的认知还存在很多分歧, 论著几乎没有。

在国内研究中, 当时直接与知情权相关的论著只有三本:刘杰著《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主要对美、日、中三国信息公开立法的背景和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苏成雪编的《传媒与公众知情权》主要讨论在新闻报道中,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问题;曲直著《知情权:阳光下的觉醒》, 更像一种普法类的知情权小百科, 这本书通过大量案例, 以简洁明快的语言, 围绕购物知情、就医知情、媒体责任、政府义务等七个方面, 与公众讨论了维护知情权的途径, 内容丰富而生动。

选题比较敏感, 一些体制性的问题较难深入。

比如, 如何界定新闻自由, 如何顺着新闻自由的政治逻辑, 围绕政府、媒体、公众三者间的关系, 展开新闻传播理论中的媒体体制研究与媒体政策与法律研究, 并将思维的目标指向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如何平衡党管媒体与媒体权利的实现?媒体如何处置政府信息流量, 妥善报道公共信息, 以满足公众知情权?这些问题, 在论文中有所述及, 但没有太多的展延。

三、研究路径

一旦确立了权利保障的视角, 我的研究框架就基本明确了。

权利保障, 一般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权利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的帮助, 国家不仅要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各种物质条件, 还要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社会保障。二是指救济性保障, 不仅包括司法审判保障, 还包括行政救济保障。可见, “权利保障制度不是孤立的制度, 而是由多项制度组合而成”。[1]对权利进行保障, 就应该建立完整、系统、有效的权利保障体系。

我发现, 构建知情权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很多国家除了在宪法中确立知情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外, 更注重通过制定具体的制度来保障知情权的实现, 并规定知情权的行使程序以及权利边界。这些制度主要有政府信息公开法、保密法、档案开放法、隐私权法、信息传播法、权利救济法等。

在以上法律制度中, 政府信息公开法、保密法、权利救济法, 是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最主要的内容, 所以在本书第三、四、五章中, 我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知情权制度的设计与完善, 并将有关开放档案、保护隐私权、传媒在信息公开中的作用等内容, 穿插在所有章节中进行讨论。

在写作过程中, 我努力追求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 尽量汇集世界各国知情权制度的文明成果, 在各章节中, 都是既有中国问题的讨论, 又有国外立法例的介绍或对比, 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只是我做得还不够好, 因为, 困难确实不少。

四、主要创新点

(一) 概念创新

从收集的100多个知情权的定义看, 大家各有说辞, 可以说, 知情权成了一个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 正如“权利”这样一个魅力四射的词一样被过度使用着。 (1)

很多学者从信息的内容和范围出发, 定义知情权;也有很多学者从信息的获取方法出发, 定义知情权。由于“信息”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渠道也多种多样, 以致知情权定义复杂多样, 分歧很大, 知情权变成了一个极其广泛、复杂的概念, 有人说它是公法方面的政治权利, 有人说它是私法方面的人格权, 还有人说知情权包括国家权力的问题。[2]

经过综合分析与研究, 我认为, 知情权一词难以界定, 主要的原因是下定义的逻辑起点存在偏差。所以, 我尝试从权利的性质出发, 重新定义知情权的内涵与外延, 将知情权分为公法领域的知情权和私法领域的知情权。从而, 我把自己的研究界定在“公法领域的知情权”并将它界定为:基于对公权力运行的了解与监督, 知情权是任何人依法获取国家机关及其他管理机构公共信息的权利。本书所研究的公法领域的知情权, 主要是公众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在这里, 知情权的权利主体是任何与请求事项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知情权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他管理机构拥有和应该拥有的公共信息;知情权的性质是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属性的民主政治权利, 是一项具有宪法地位的基本人权。

知情权一词, 至今没有进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也许正像日本当年制定信息公开法一样, 因为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还不够清晰, 立法部门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 (2) 所以, 我认为, 在本书中花些篇幅廓清知情权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含义是很有意义的。

(二) 发现规律

在梳理和界定了知情权概念之后, 本书在第二章, 从知情权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出发, 纵向与横向地综合考察了世界信息发达国家的知情权制度的构成, 并详细分析其特点, 以便找出其规律性和普适性的东西。

考察世界主要国家的知情权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我发现, 知情权制度几乎不可能由国家权力机关主动构建, 而只能自下而上、并主要通过民间组织和团体的力量推动国家立法。

知情权制度在各国的确立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政府往往成为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最大阻力。政府不愿公开信息的原因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1.保密有利于掌握信息控制权, 为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更多便利, 使政府有更多的控制力和寻租机会;2.不公开信息, 方便政府推卸责任或逃避问责。知情权的核心是政府信息的公开, 其效力主要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国家机关总想更多地占有信息, 而不让人民充分了解信息, 所以知情权立法不可能由国家权力机关主动构建, 它必然是由下而上的, 由民间组织和团体的力量推动, 或者先在地方立法再经国家立法。例如, 美国知情权制度的构建源于新闻界的努力, 英国、日本知情权制度的构建主要由非政府组织推动, 韩国知情权制度的构建由学术界和司法界推动, 德国知情权制度的构建源于欧共体的压力及国内环境团体的努力, 新西兰的知情权制度构建源于外来思想的影响, 泰国的新闻封锁促成知情权制度的构建。

(三) 理论创新

本书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知情权的权利救济上。探讨权利保障问题, 最终必须落在权利救济上。

中国的知情权救济几乎寸步难行:2005年的董铭案, 2006年初的咪表案, 2006年5月的马聘案, 都被法院以各种理由驳回诉讼;或者刚立案, 当事人就不得不撤诉。由此出发, 本书大胆设想“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中国民事和行政侵权领域, 探讨公益诉讼救济的研究刚刚开始, 国外却早有理论, 如法国的行政越权之诉。

中国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侵害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 主要原因是立法上没有提起知情权救济的合法依据。且不说目前知情权争议不属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即使法院受理了, 依照这些法律, 与请求事项没有直接利害的人不是适格的救济主体, 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有争议的, 不能要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光这两点, 就卡死了大部分有关知情权的纠纷。即使依据刚刚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从2008年5月1日起, 公民对政府机关不公开信息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但这种救济, 仍然仅限于对政府侵害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

我认为, 要解决上述问题, 就必须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首先, 要明确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成为知情权救济的适格诉讼主体;其次, 要规定限制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都具有可诉性, 扩大知情权的救济范围;再次, 法院审理知情权案例应有别于一般民事或行政侵权案件, 比如, 可以采用非当事人主张的理由支持知情权请求人;最后, 要确立知情权救济的基本原则, 即利益衡量原则和及时原则。

五、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 它标志着中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该条例以“考核评议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举报调查制度、行政复议和司法救济制度”五大制度, 防止行政机关以保密审查机制为托词, 或者以第三方不同意为由, 不履行公开政府信息义务。条例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基本要求和公开的内容, 也规定了各级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重点, 还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公开的信息, 并明确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之外, 所有政府信息都可以公开。这一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建立“阳光政府”奠定了基础, 便于从制度上和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该条例的实施, 也促成了《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4月29日的修订, 修订后的保密法大大缩小了国家秘密范围, 促使政府信息更加公开。

但是, 该条例毕竟不在基本法层面上, 与国外的信息公开法还有一定的距离, 通读下来, 仍有不少遗憾。比如, 在立法目的上, 它强调“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促进依法行政,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立法没有体现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为本位, 其出发点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改善政府形象;强调政府信息对“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而回避了政府信息对公民“民主政治活动的服务作用”;在立法原则的设置上, 仅仅规定了“公开、公正、便民”的一般原则, 回避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 又是一个权利时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法律对于权利来讲是一种稳定器, 而对于失控的权力来讲则是一种抑制器。颁布自由与平等的宪章的目的, 就在于确保今天所赋予的权利不会在明天被剥夺。”[3]在这样一个信息、权利的时代里, 知情权正是公民获取各类信息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 也是公民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民主权利的必要条件。贯穿全书的法律理念, 是以权利制约公权力, 建立服务型的责任政府, 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充分实现。让我们共同走进权利的时代!让我们在信息的海洋上, 乘着民主法治的东风, 驾着权利的巨轮, 以公共利益为航标, 驶向全人类自由、和谐发展的彼岸!

尾记

此书的出版和获奖, 对知情权的研究似乎是一个比较满意的收笔, 其实不然。笔者一直对忍痛割舍的“传媒与知情权”一章耿耿于怀, 媒介权利体系的构建仍是当前新闻法研究中的当务之急, 采访权、报道权、舆论监督权、信息传播权等还需要立法保障。毕业前导师关于“四权研究” (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 的嘱咐与期望还时时萦绕在耳旁, 一直潜心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杨保军师兄又以“十论封笔、四权树立”鞭策小师妹 (师兄要写新闻十论, 已经完成七论) 。自叹任重而道远。

最后, 再次感谢为本书付出努力的所有师长和朋友, 感谢吴玉章基金会的评审专家, 你们的提携和友谊是我一生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杨春福.权利法哲学研究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63-164.

[2]杨立新.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M].//王利明, 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148.

论患者的知情权 篇8

(一) 患者知情权的定义及渊源

患者的知情权是指患者在医疗过程中, 具有从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那里知悉、获得与医疗有关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以及费用等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 (包括医疗机构的背景信息、医师职称、资质等与医疗行为间接相关的信息) 的自由和保障。

患者“知情权”并非产源于中国本土, 它是个舶来品。学者们通说认为, 患者知情权这一概念最早是出现在1914年美国纽约上诉法院王牌法官Cardozo审理的一个案件的判决书中, 该法官提出了“任何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其身体”的名言。他以判决书的形式历史地肯定了医疗行为应得到患者的同意。对于没有向患者充分说明情况并诚实地取得患者的同意而作的诊疗行为, 原则上属于侵权行为, 应该负法律责任。可以说, 这是法学史上保护患者知情权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 让“患者知情权”风靡全球的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战争罪犯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在二战时期, 纳粹集中营中的纳粹医生灭绝人性地强迫受害者接受非人道的人体试验, 其行为令人发指, 惨绝人寰。终于, 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 人们深刻反思没有征得受试者同意而对其进行人体试验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并于1947年通过了著名的《纽伦堡法典》。 (1) 自此以后, 世界各国纷纷加强国内立法:在1963年颁布的《因果病人协会章程》, 1973年的《美国病人权利法》以及1991年颁布的《病人自决法案》都注重对患者知情权的保护, 多将“告知”义务的履行作为医疗业务合法认定的一个考核标准, 任何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疗业务行为都是法律所不认可的。

(二) 患者知情权的主要内容

患者知情权的主要内容有:1.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医疗费用、替代医疗方案等与患者即将接受的医疗行为直接相关的信息2.医疗机构的相关背景、医师的资质、职称等与患者的诊疗行为间接相关的信息;3.与具体诊疗活动相关的病历资料:住院日志、医嘱单、手术及麻醉记录、护理记录等。

二、我国患者知情权实现现状

在我国, 一位名叫史某患者在其五岁的时候被某医院诊断为“男性假两性畸形”, 十四岁时在该医院做了“生殖器矫形手术”并在手术前按规程签了字。然而术后史某发现, 自己在阴茎被摘除, 外阴做成女性器官后, 却越来越像个男性了。在做了一系列检查后, 认定自己原是个男儿身, 而医院对其的诊断和手术是错误的, 并且医院在术前没有明确告知对其手术的性质和内容, 于是史某将医院告上法庭。 (2) 然而医院认为史某的生殖器官只是貌似男性而无生殖功能, 医学上还没有能力帮助其拥有正常的功能, 所以将其变为“女性”的手术方案并没有错, 而且当时医院是在己经告知史某母亲手术的内容, 并且史某母亲已经同意并签字后才进行的手术。于是, 在该案中, 医患双方就到底是否告知了手术的内容产生了争论。医方认为手术单上明确写明了手术内容、性质及后果, 患者对手术单内容不理解与医院无关;而患者一方则认为自己虽签了字, 但对手术实质根本未了解,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医院没告知形成的, 因此医方应承担未告知的责任。很明显,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院方的诊疗行为是否侵犯了患者史某的知情权, 是否属于履行了告知义务。此案例是我国现实生活中有关患者知情权纠纷的一个缩影, 反映了医患双方针对患者知情权存在的争议和矛盾, 突显了我国法律对患者知情权的保护仍停留在低水平。而纵观医患纠纷中, 由于患者知情权被侵害而引发的纠纷要占大多数, 而医院在诊疗活动中擅自篡改、毁灭病历资料等恶劣事迹时有发生。2011年4月26日, XX网站发表了题为“西安一医院篡改病历推卸医疗责任被判赔偿41万”的文章。该文章揭露了2001年3月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为患者洪某进行“胆囊切除手术”后, 出现胆漏、右膈下积液, 随后引发了“剖腹探查术”以及“胆肠吻合术”。在这期间, 该医院为推卸责任, 私下篡改病患洪某的病历资料。经过反复的鉴定、宣判、上诉、抗诉, 直到7年后的2011年3月, 法院在重审后, 认定该医院对病历进行了伪造和涂改, 判决该医院赔偿患者洪某41万余元。从2001年患病到2005年开始诉讼纠纷, 再到2011年的重审, 长达11年之久, 我们无法体会患者洪某及其家人是以怎样的身心度过这漫长的11年。虽然经过省检察院抗诉、再审, 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我们仍无法平息心中对该医院篡改病历资料这一事迹的愤怒。患者知情权被侵害的现状实令人堪忧, 有关患者知情权保护的社会制度及国家法制的建设与完善迫在眉睫。

三、我国患者知情权亟待保护的各方面原因

(一) 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1. 对于患者的知情权, 虽然《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侵权责任法》等都有涉及, 但具体调整情形不统一, 规则内容不协调, 缺乏一部系统的部门法。这样分散的规定伴随着法律的更新、废止, 将加大患者寻找有效法律依据的难度, 也为法律的正确实用、司法公正埋下了重大隐患。而且《执业医师法》调整的主体是医师, 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适用于仅限于医疗事故的情况下, 调整的角度不同、适用的情形不同、对主体范围的规定也大相径庭。

2. 对患者知情权内容的规定过于笼统。例如,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该条款虽然明确提出了医务人员在需要“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情况下有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的义务, 但不难发现, 条文对什么属于“特殊”、未列举的说明义务的内容, 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这无形中给患者的维权造成了不确定性, 实质上架空了患者的知情权利, 这对弱势群体———患者来说更显得十分不公平, 也不利于法律的实施与监管。医学的专业性以及患者知情权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现行法必须具体、明确和细致, 谨防歧义、谨防不确定性。

(二) 医疗信息不对称

医学知识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在非医学专业的人看来似乎还带着点神秘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新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术、医学设备等更是如雨后春笋。因而一般对于患者来说, 几乎在诊疗过程中永远是被动地接受, 永远缺乏足够的相关医疗信息。这种似乎先天的信息不对称让患者处在了弱势地位。 (3) 一方面, 在先前的诊疗活动中, 患者往往因为匮缺有关该病情、诊疗风险以及替代措施等直接信息, 让自己难以作出正确、合理的决定, 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恢复以及财产损失;另一方面, 在由于患者知情权被侵害而引发医疗纠纷之后, 患者更是在案件诉讼的举证方面陷入困境:不仅患者对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缺乏认知和理解, 而且由于制度的不合理, 这些与诊疗相关的资料原件皆掌控于案件的另一方, 即医疗机构。因而, 现实中出现的多数情况是, 患者拖着病怏怏的身体为着医疗纠纷而吃着官司, 结果却因为信息不对称、举证不足而败诉。

(三) 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

一方面, 如今不少的医务人员为了其个人牟利, 隐瞒病情真相, 不论诊疗活动是否需要, 甚至明知患者不需要, 仍故意做大检查、开大处方, 以从中收获巨大的“价格落差”带来的好处。这在侵犯患者知情权的同时, 对患者的财产权、健康权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其并未依法律规定如实地履行告知义务。

四、解决途径

(一) 权力机关以及司法部门应该加强立法, 确保有法可依

1. 由于涉及患者知情权的相关条款分散于不同位阶的法律中, 没有统一的系统、内容也笼统而不具体。

所以不少学者也都呼吁能够及时起草并颁布一部关于患者知情权的专门部门法, 完善立法, 为患者维护权利提供最直接最有效地保障。在加强患者知情权保护法实体法立法工作的同时, 同时需要注意对程序法的构建与创制。医疗机构告知义务的履行程序至今在法律上是空白, 而患者知情权被侵害后也缺乏相关的程序法保护, 让患者不知所措。而《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之诉不再一概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而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4) , 这对患者来说无疑是加重了诉讼程序中的举证任务、不利于患者有效地司法救济。如没有全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保障下, 患者将难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无法在知情权受侵害时有效地寻求法律保护。

2. 由于在整个医患关系中, 患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是弱势群体, 因而为了实现司法公正, 在司法保障上应该有所倾斜。

一个社会的公平与否, 其衡量标准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能否有效实现, 而法律与国家是其实现的保障。国家司法部门应该积极设立一整套保护患者知情权的司法保障制度, 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患者知情权法律援助中心、患者知情权咨询网站、设立执业律师免费或者低费为患者进行法律服务的制度等等。这在既不妨碍审判机关公正审判的同时, 又为患者的权利行使和司法救济提供了特殊保障, 可以行之有效地保护患者的知情权。

(二) 患者是知情权的权利主体, 加强患者知情权的保护, 应该增加患者的医学知识、增强其维权意识

国家有关卫生保障部门应该努力增加对公民的医学教育, 尤其注重增强患者对一些常规疾病的诊疗措施、相关病历资料、医疗风险的学习和了解。让患者在住院、诊疗期间, 通过更多的渠道能够知悉、获得相关信息。

(三) 医疗机构应当改革相关制度, 确保患者知情有渠道

学生在本文前段介绍过, 医疗机构垄断着对相关诊疗资料原件的保存和管理, 这是侵犯患者知情权的制度根源。它不仅不利于患者在诊疗阶段了解病情、积极参与治疗, 而且为患者事后的医患纠纷诉讼举证难埋下伏笔。因此, 医疗机构应该加强制度改革, 确保与具体诊疗活动直接相关的资料由医方和患方共同保存、协同管理。提高医疗机构以及诊疗活动的信息透明度, 确保患者可以及时、准确、权威地知悉并保管诊疗资料。

(四) 医务人员应该增强责任感, 提高职业道德素养

医务人员一度被人们尊称为“白衣天使”, 被赋予救死扶伤的社会重任。作为一名医生, 他首先要有仁心, 其次才谈得上仁术。一个没有仁心的人, 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人们心目中合格的医生。而对于患者的知情权, 不仅仅是医务人员所负担的道德义务, 更是法律明确规定其应负的告知义务。

五、结语

强调患者知情权的保护旨在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正确实施、协调医患关系中的紧张状态, 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患者自己、其主要义务主体院方还是国家司法机关和社会机构, 都应该为实现和谐的医疗关系履行其相应的义务。

摘要：患者知情权是患者的法定权利, 然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患者知情权几乎已被侵蚀殆尽。患者的知情权被侵害日益成为引发医患纠纷的导火线。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医疗机构公信力下降、司法保障缺失以及维权意识的不足是导致患者知情权被侵害的重要原因。新形势、新挑战, 需要院方、患方乃至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患者法定知情权而共同努力。

关键词：患者,知情权,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1]王岳.医疗纠纷法律问题新解[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2]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孔繁军.医患关系法律属性论纲[J].中国卫生法制, 2005, 13 (6) .

[4]苏力.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J].中国法学, 2008 (2) .

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 篇9

1 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及行使

股东知情权的范围, 即股东能够在什么范围内了解和掌握关于公司经营运作情况的资料。按照公司法的规定,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一系列权利的集合 (包括查阅权、复制权、质询权) , 是其获取公司运营信息的合法途径。

股东知情权行使, 即股东通过一系列积极作为将公司法赋予的各种获得公司经营管理信息的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权利赋予的最终目的在于能落到实处, 而不是单单写在纸上。对于一些股东假借行使知情权的名义而动机不纯地查阅、复制公司资料的行为, 我们要坚决打击和遏制, 但更要从股东知情权正当行使的角度来引导广大股东既能行使自己的权利又不致损害公司利益。

2 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要件及程序

2.1 股东知情权行使的一般要件

2.1.1 行使的主体, 即有权要求公司提供关于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信息的主体。对公司进行实际出资并且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理当享有知情权, 但还存在几种特殊情况: (1) 实际出资但并未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 对公司进行出资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 股东名册的记载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 因此, 在判断是否具有知情权的标准上应以实质要件为准。 (2) 对于出资瑕疵的股东, 我国公司法规定违反足额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的责任为向公司补缴财产和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 并不剥夺股东身份资格。 (3) 对于已转让股份的股东, 其与公司之间已不存在投资关系, 不宜赋予其股东知情权。 (4) 新加入公司的股东对于其加入前的公司相关事务是否享有知情权, 股东完全按照合法的途径进行股权转让或投资决策, 他们通过契约形式而不是作为股东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决策, 因此必须在限定范围内行使知情权。

2.1.2 行使的主观方面, 对于股东行使知情权时的合理或者正当目的方面的要求一般定义为正当性目的, 这是在商业领域践行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 通过限定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 规避因股东滥用职权破坏公司正常运营的风险, 从而防止了一些股东出于不正当目的破坏公司利益。

2.1.3 行使的客体, 即知情权的行使对象, 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 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的章程、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债券存根, 可以对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决议提出质疑。

2.1.4 行使的客观方面, 由于知情权的行使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权利的行使还有赖于公司的协调和配合。鉴于此, 为了保证公司的运营活动正常进行, 各国公司对于股东行使知情权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明确规定股东的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 要求股东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行使知情权等等。

2.2 股东知情权行使的程序

(1) 证明股东身份, 股东首先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证明。 (2) 提出书面申请, 除证明股东身份外, 股东还须向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书。 (3) 公司审核, 是指公司对提出知情权请求的股东资格和请求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审查。 (4) 公司提供资料供股东查询。 (5) 争议解决, 股东行使知情权的申请, 经审查公司有正当理由质疑并拒绝股东行使查阅权, 须在股东提出查阅申请当天之后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拒绝并说明理由。此时, 如果股东仍认为有正当目的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账簿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协助查阅。这是在股东行使会计账簿查阅权遭到公司拒绝后的救济措施, 也是股东与公司在会计账簿查阅权问题上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方法。

3 股东知情权行使相对人的义务及司法救济

股东知情权从公司角度看是一项义务, 分以下几种: (1) 公司相关文件的保管义务, 这是股东行使查阅权的基础。 (2) 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须在便于股东查阅的地点妥善安置和保管财务资料;股份制有限公司应该将相关文件通过合法途径公之于众。 (3) 公司法规定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有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质询的权利, 与股东的这项权利相对应的应该是这些公司管理人员对质询的说明义务。 (4) 公司有证明股东行使“目的”不正当的义务, 我国《公司法》第34条第2款规定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时, 要提出书面请求, 说明目的, 当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 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可以拒绝提供查阅。

股东行使知情权受阻的司法救济, 从公司法第22条第2款、第34条第2款规定可看出, 公司法仅在股东行使知情权遇到障碍而诉诸人民法院时做出了限制性的规定, 但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内部执法上未有任何约束性规定, 也没有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后公司承担责任的具体形式, 使得在操作中显得无法可依, 所以在股东知情权受阻的司法救济方面仍需立法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法律出版社, 2006.

[2]沈四宝.西方国家公司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 2006.

[3]施天涛.公司法论[M].法律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