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情权

网络知情权（精选12篇）

网络知情权 篇1

一、我国网民网络知情权的行使现状

网络知情权是我国民商法中规范和保护的。这一概念是通过网络传播媒介对新闻信息的报道而来。公民有权要求网络传播媒介真实的信息, 有权及时知悉国家、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商家等有关公共信息、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新闻及有意义的事件。信息网络化传播是一种有效的民主形式, 将公民有序参与政治、依法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和自由、行使当家作主的主人公权利开辟了新的途径和畅通的渠道。信息网络化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及商家的经营活动透明给民众, 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关系, 可推进政府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决策, 拓展民众监督渠道;可将有关社会事务和商业信息及时地披露给民众, 有利于事业单位、商家与被服务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知情和互动。

高层重视是网络政治参与热潮兴起的原因, 使网络舆论的力量正在强有力的展现。过去的几年里, 从“躲猫猫”事件到“邓玉娇”事件, 再到“钓鱼执法”事件, 网民在这些热点事件中分外关注, 畅述己见, 以公正之心、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为目的, 通过展示群众舆论力量的途径, 助推着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

当前我国公民的网络知情权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主要是某些基层政府领导惧怕网络舆论, 视网络舆论为洪水猛兽, 并且处理问题水平不高。一些事件被曝光后, 非但没有达到目的, 反而产生了更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网络知情权对网民所带来的影响

(一) 民众通过网络来参与公共事务, 发表见解

随着中国电子政务的兴起, 在信息对称和信息真实的条件下, 政府的工作程序和内容走进了公民之中,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与民众的距离变近了, 民众通过网络来参与政治, 发表见解, 以参与、回应、互动为公民参与特征的新的决策理念和特征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显现出来, 理性介入、平等会话、利益协调的新的决策模式开始建立。从中可以看到网络的使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降低了政府科学运行的成本, 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民众参与社会事务提升的水平。

(二) 强化民主意识、法律意识

随着政府信息网络公开机制的不断完善,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来, 以及对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执法的监督。而被网民问责、监督事件受到司法机关公正处理的速度越来越快, 力度越来越大。当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达到一定程度, 提高公民的维权能力就成为可能和逐渐提高。维权方式在过去主要通过这样一些途径来实现:法律裁决的方式、用举报信来反映 (匿名或者实名) 、到有关单位上访 (集体或者个人) 。不得不承认, 法律维权虽最适用, 但程序繁琐、费用昂贵、时间较长, 这种实际情况常让维权者不得不舍弃这种选择。解决问题找市长而不是找法院的思维定式比较为民众接受, 所以采用上访和投举报信的方式来维权比较常见。当网络作为可维权工具走进民众, 民众很快地认同了这一方式, 普遍感受到通过网络爆料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关注和促进问题解决很有效, 比如近些年发生的关于产品和商品方面的维权效果就很有代表性。网络维权还具有虚拟性、隐匿性、公开性、安全性、成本低、见效快等优点, 因此成为民众更愿意采取的维权方式。

(三) 网络知情权过热追求导致了网络暴力的产生

互联网作为交流和传送信息的工具, 在强调知情权的同时, 亦易侵犯到个人“隐私权”。诚然, 人肉搜索在很多时候能够起到意料之外的良好效果, 当“人肉搜索”纯粹为了满足网民无限膨胀的好奇心时, 那么, “人肉搜索”就极有可能演变为“网络暴力”。还有, 近些年网络中常出现“恶搞”现象,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一些个人形象与虚假的视频片段联系在一起, 以假乱真, 以讹传讹, 让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甚至包括一些尚未成年的孩子, 造成对所有被“人肉搜索”者身心上的严重伤害。网络暴力根源很多, 网民的匿名性、网络上缺乏制度和道德约束、一些网民的素质不高、社会的不公、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等等。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受害者, 网络暴力的肆无忌惮, 正在以其独有的方式破坏着公共规则, 触犯着道德的底线。

三、保障公民正确行使网络知情权的对策

(一) 政府要及时公开信息, 维护政府公信力, 保障公民知情权

网络时代我国政府管理面临着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信息需求与政府能否准确、全面、及时、有效地向民众提供信息间的矛盾。毫无疑问, 民众所要听到的是政府的真实情况, 政府等提供信息者需要诚信, 不能传播虚假信息, 更不能凭借受众的权力来愚弄民众。政府等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者应该尊重和相信民众, 规避和化解民众不认可、不信任的风险。而且,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有可能出现谣言惑众的可能, 使政府等信息发布者威信受损, 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因而, 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仍需要不断提升信息公开和服务意识, 培养公开文化, 转变长期形成的封闭的工作模式与作风, 有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变消极地解释说明为积极地提供信息, 变被动地封堵谣言为主动地权威发布, 将依法行政与提高政府公信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二) 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监督

网络在对党员干部和政府及商家及其商品的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喉舌作用, 由网络监督引发的对反面典型人和事件的曝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有力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但是, 经验证明, 只有正确认识, 冷静对待, 实事求是的处置, 才能真正发挥好网络监督在加强党和政府机关建设、推动商家的良性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避免网络舆论监督演变非正常化, 乃至变成群体舆论暴力, 纪检监察机关包括消费者维权部门, 面对网络监督中的热点问题, 既不能“避、拖、捂、护”, 也不能置之不理地走向另一个极端, 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草率了事的做法必须摒弃。事实上, 任何涉及网络监督的热点事件及其“爆料”都会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 需要纪检监察机关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快速、恰当的处置, 这里需要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 需要有控制事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能力。

(三) 公安系统要做好网络监督机制, 发挥网监部门作用

一是客观公正地发布权威信息、公布真相、引导舆论, 把握主动权。必须把积极应用网络平台, 加强与人民群众的信息沟通, 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努力拓宽信息化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公安机关舆情引导工作的新路子。二是完善网络监督机制, 发挥网监部门作用。要及时了解涉警舆情信息, 密切关注涉警网络信息动态, 对涉检舆情认真整理, 及时上报, 有效疏导和控制负面涉警舆情。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选择政治可靠、法律知识丰富、熟悉网络语言特点的干警担任兼职网上评论员。负责对网络舆情的搜索, 及时参与跟帖讨论, 正确引导网上舆论。三是严厉打击利用网络散播谣言、制造恐慌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加大对网络谣言来源的侦查力度, 利用技术手段把握流言规律的方法, 迅速锁定散布谣言的嫌疑人, 依法对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混淆视听者进行处理。

摘要：网络知情权是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后, 网络知情权权益保障有了法律依据。本文首先从我国网民网络知情权的行使现状出发, 分析了公民行使网络知情权所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提出了保障公民正确行使网络知情权的对策。

关键词：网络知情权,现状,影响,对策

参考文献

[1]辛仁周.发挥信息网络化对提高执政能力的作用[N].人民日报, 2009-6-5.

[2]张玉来.网络民意与法治意识[N].江苏法制报, 2009-12-21.

网络知情权 篇2

赞同薪酬公开的一方认为，从科学的角度分析，每个职位都应有明确的职责和任职资格，因此应该有明确的人才招聘价格。我们不否认由于企业要求的任职资格有一个范围，聘用价格也会有一个浮动，但如果企业对任职资格没有明确的要求，薪水也没有谱，谈成什么样是什么样，只能说明这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有些企业担心明示薪酬会让对手了解自己的情况 而陷于被动，其实，人才竞争手段不止薪酬一个方面，比如一些海外企业在招聘时都会将薪水写得一清二楚，

再从合理性角度说，应聘者也有权了解该企业的薪资情况，但实际上很难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不仅没有社会性指导价格参照，而且每个企业都想减少成本，有意或无意地隐瞒信息。一旦信息上不平等，就会使得应聘者在讨价还价中处于弱势。要想获得这些信息，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只能通过亲戚朋友去打听。

不赞同的一方则认为，薪资结构非常复杂，同一职位薪资有不同的档次，薪资要根据对应聘者的面试，经验等综合情况定档，所以公开也只是个大致的范围。国家没有必要对企业的管理进行干涉，如果强行公开造成很多的弊端。国内在隐私观念上比较缺乏，这一点国营企业尤其明显，国企的员工都要求薪资公开，因为国企是全民所有，员工接受不了薪资太大的差距。然而拉大薪资差距正是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的。

人事档案知情权初探 篇3

一、人事档案知情权涵义

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随着知情权外延的不断扩展，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

人事档案知情权是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公民知情权的发展和政府信息公开进程而呈现出来的。人事档案知情权是指在不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前提下，当事人合法拥有对本人人事档案材料内容真实性、完整性等状况及其利用情况等知晓的权利。

虽然人事档案历来被蒙上神秘的面纱，但作为当事人对自己的档案并不是一无所知，当事人对档案材料应包含学籍档案、工作期间的各种审批表、考核表等状况其实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且档案中一些个人基本信息也几乎是由本人填写的。赋予当事人知情权，不仅局限于当事人自己所填写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指当事人有权了解学校、用人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对当事人各方面的评价意见、鉴定结果等情况，这些意见材料在入档之前应该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如有异议，有权提出申诉；应让当事人知晓究竟哪些材料需要入档及其是否按时按要求入档；当事人在需要时，可向有关档案机构了解其个人范围内的档案构成情况，自己在工作学习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材料，可向档案机构提供补充。当事人有权知道自身档案被利用情况，当事人有权了解查阅其人事档案的单位名称、利用者姓名、利用目的、查阅内容、查阅时间和查阅结果等。

用人单位知情权是指用人单位合法拥有的对其员工人事档案记录内容的客观真实程度的知晓权利。人事档案随着个人成长逐步形成和充实，在保管和利用个人档案方面用人单位虽然拥有主动权，但由于“档随人走”、“档案管理部门保管”等特点，加

上有的单位或个人出于种种原因刻意隐瞒事实、进行档案造假或者遗漏档案材料，使得用人单位并不完全知晓档案内容的真实和完整情况。因此，在赋予当事人对本人人事档案知情权的同时，也应保证用人单位对其员工人事档案真实完整情况的知情权。

二、人事档案管理中知情权缺位带来的问题及公开人事档案知情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公民对人事档案的重要性和人事档案知情权的意识不足

近年来，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提倡公民享有人事档案知情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我国公民对人事档案知情权观念理解还不够深入，对自身档案材料的社会价值仍认识不足，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人事档案可有可无，几年来“弃档”、“死档”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档案利用价值的提升。保障人事档案的知情权，人们对自身档案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明确了档案的内容和用途及与本人的相关性，就会尽力去维护它的完整和安全；了解组织和领导对自己的评价，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自我，进一步明确今后努力方向，有利于增強公民对人事档案的重视程度，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弃档”、“死档”现象发生。

2.人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率低

人事档案收集整理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和利用。长期以来，受滞后的法制建设和传统封闭的人事档案管理模式等因素影响，人事档案的利用是只对单位不对个人的，人事档案当事人无权查阅本人档案信息，很多人不了解自己档案中的内容和信息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档案的下落，档案的利用价值大打折扣。鉴此，保障人事档案的必要性、重要性在于适当开放人事档案，把档案利用的权利交与个人，人们可以依据有关规定通过正当程序查看自己的档案，知晓自身档案的内容，明白档案的价值，有利于提高档案利用率。同时，由于个人的积极参与也有利于扩充档案利用效果的反馈渠道，有助于激活人事档案，从而最大限度发挥人事档案的价值，为社会大众服务。

3.人事档案流动卡档、一人多档问题时有发生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人才资源与物质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但现行的人事档案制度，档案由用人单位管理，使得人事档案成为“卡”人的工具，严重阻碍优秀人才合理流动。有些人才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平台，主动放弃人事档案，出现了“弃档”现象；而一些单位为了招纳人才，为新引进的人才重新建立了一份人事档案。为取悦人才，新单位往往在新建人事档案中突出人才的成绩和优点，而少有甚至没有留下其缺点与不足的记录，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严重影响了人事档案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与此同时，“一人多档”的现象也不利于对人才进行合理有效管理。因此，实现人事档案知情权，明确人事档案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拥有，单位对人事档案所有权具有时效性，这样就可以做到 “人档不离”，防止出现“卡档”和“一人多档”的怪现象。

4.人事档案监管工作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人事档案存在组织、人事、劳动、档案局等“多头管理”，有关部门权责不明的状况，加上传统封闭式的管理模式，档案利用率低，有关单位和人事档案主体无法对档案主管部门及档案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监督，人事档案缺失或不实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损失，有的因此引起纠纷、争议甚至诉讼。保障人事档案知情权，个人可以通过正当程序查阅自己的人事档案，了解档案内容，核实档案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可以督促相关单位和人员及时补充或修改档案材料，防止他人人为恶意篡改，这样就能降低公民权利受损程度，增强档案主管部门和档案管理人员责任心，有效监督人事档案工作，促进档案工作科学发展。

三、保障人事档案知情权的具体途径

1.更新观念，提高认识，营造氛围

当前人事档案知情权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这个概念还比较陌生，组织人事等档案管理部门应结合实际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积极开展对相关政策法规的舆论宣传和人事档案知情权咨询服务，提高公民的档案意识和法制意识，提升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使公民能够充分行使知情权。同时，要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多渠道多方式地宣传人事档案的功能和价值，打破公民对人事档案的神秘感和陌生感，让人们充分了解人事档案在自身学习、工作和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勇于捍卫本人对人事档案的知情权利，营造一个开放人事档案的良好舆论氛围。

2.健全完善人事档案知情权的法律法规

完善人事档案知情权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实现档案知情权的根本保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条已经规定了公民可以根据需要，利用有关单位保存的档案的权力。但是我国其他人事档案法律法规都规定“任何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因此，必须修改和完善现有人事档案法律法规，从法律的角度来界定人事档案知情权，确保公民合法拥有自身档案知情权利。笔者认为，在法律法规中应明确公民对自身档案有申请知晓的权利。但是人事档案向本人开放必须有所规范，一是却有查阅、利用本人人事档案的需要；二是申请要符合公布的法规中的规定的时间、地点、费用和应当遵循的程序。在法律法规中应明确公民提请相关部门的更正权，即公民在发现涉及自身的档案信息有错误之处或者与实事不符合时，有权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修改或更正；公民在对其享有获取的档案信息中，发现有不齐全、不正确，已过时或使人误解的内容时，有权要求更正。如果相关单位拒绝更正时，必须书面提出拒绝的理由，当事人有权就相关单位拒绝更正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律法规中还应明确公民获得救济的权利，即人事档案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人事档案信息开放利用的决定时，有权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中进行选择的权利，以便使人事档案相对人的知情请求权在受到侵害时能及时获得司法上的救助。

3.正确处理公开权与隐私权关系

我们在维护公民拥有合法知情权的同时，也要注意严格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要树立“立档为民”理念，坚持“积极利用”与“谨慎开放”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积极倡导保障公民知情权，对人事档案开放利用，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民提出书面申请，可以查阅利用本人的档案。另一方面，开放人事档案必须以尊重公民的隐私权为前提，凡是涉及个人出生状况、健康状况、财产收入状况、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人事档案中有关个人利益或专属个人特征且当事人不愿为他人知晓或散步的个人信息，相关部门必须保护个人隐私而限制他人利用，要坚持保持知情权与隐私权的有机平衡原则，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4.健全监督机制，加强档案管理

网络知情权 篇4

我国学界对于知情权的含义存在争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知情权的客体包括公法领域的公共信息和私法领域的私人信息,只要是与该主体的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公众都有知悉和获取的自由和权利;而另一种认为知情权仅仅是狭义的对公法领域的公共信息的知悉权,仅仅指公众对国家行政机关所掌握的信息享有的知悉和了解的权利。

知情权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的民主进步息息相关,是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概念首先出现在公法领域内,但是,知情权现在作为一项独立权利,随着其发展演变,外延也不断扩大至私法领域。比如,消费者的知情权便属于典型的私法领域的知情权。所以,应将知情权界定为公民有权知悉他应该知悉的事情,而国家应当最大限度确认和保障公民的该项权利。

2 网络环境下公民知情权呈现的新特点

2.1 知情权主体有“网民”属性

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主体被界定为网民。即通过互联网参与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与传统知情权主体:普通自然人,是不同的。作为网民,其典型特征是可以主动的通过互联网参与社会活动,仅限于特定的社会人群。这里所指的“网民”应具备基本的网络知识,并可以进行简单的互联网应用,其中主要包括搜索和浏览网络信息、进行简单的数据检索和通过相关渠道发布“知情”需求信息等。

2.2 知情权的客体是特定的网络信息

与传统的知情权客体不同,网络环境下知情权的客体仅限于网络上发布的特定信息,涵盖与法律赋予该主体权利相关的所有网络信息,主要包括在网络上发布的国家、社会、个人信息以及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其他信息,如网络新闻、搜索引擎、电子邮件、BBS论坛信息、博客信息、即时通信软件信息等。因网络信息具有可编码和可传播性,所以网络信息的接收和获取由法律确认和保障成为可能。

2.3 知情权的行使通过网络可以多样化,更加便捷高效

网络环境让我们获取信息更加容易,网络对信息的承载能力和传递效率远远超出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的出版、制作需要较长的周期,而网络信息的数据编码和解码却可以在千分之一秒内完成,所以,信息通过网络获取、接受更加便捷;同时,网络环境中包含多种传播媒介的融合将更加方便地把信息以文本、数据、声音、图像或视频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呈现给受众。

2.4 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体现出公共参与性

保障网络环境下公众的知情权有利于推进民主建设,是提高公众对政治参与性的动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的不断扩张,在网络环境中行使知情权是现代民主发展的需要,网络让公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来,从而增强了公众对权力不当扩张的抵御能力。网络环境下知情权的保障,进一步通顺了公方与私方的对话渠道,便于公众监督,从而使部分政治权力归还公众成为可能。因此,网络环境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公民的民主参与度。

3 网络环境为知情权实现提供新的机遇

3.1 增加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提高公民参政议政能力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公民的参政意识和能力日益增强。但是以前,因各种公民自身条件和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法直接参与政府政策制定和管理,更无法传达自己的意见。互联网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它随即成为表达民意、建言献策的新渠道。它的速度快、互动强、传播广、成本低等特点,使得普通网民可以机会均等地参政以及共享网络信息,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维护自身权益。

3.2 互联网有利于舆论监督,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保障了公民知情权

互联网面对突发事件时,例如2008年雪灾、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与传统媒体可能会因受到某些限制而不能及时全面地报道事件真相不同,它成为非常好的信息源和传播渠道,打破了政府信息垄断的局面。互联网上的话题,网民们愿意也可以通过跟帖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充分讨论,互动性强。因为网民的从众心理,导致许多言论在短时间内会迅速成为舆论热点。因此,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热点事件很容易并很快形成热点舆论。而这些舆论热点往往帮助政府及时、正确把握时事焦点,更好地做好相关政府工作,并最终促成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

3.3 推动政府建立门户网站,促进民主制度新发展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政府可以更加便利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然后通过设立先进的信息服务设施,让政府、企业、公众可以在方便的时间、地点,以更方便的方式,通过自动化的信息和服务进行互动,从而使政府的工作更加高效、负责,政府服务品质进一步的提高。

4 网络环境对公民知情权保障提出新的挑战

4.1 网络环境下虚拟领域的权利冲突不断

因互联网的虚拟性、广泛性、公开性等特点,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其表达方式也呈现多样性:电子邮件的私下表达民意,论坛、聊天室、微博以及网站的公开发表意见等。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些都有其积极意义。但是,网络涵盖的信息储量巨大,其内容也纷繁复杂,知情权的客体并不能囊括全部的网络信息。所以,知情权的行使必须要确定边界,如果网络信息的内容已涉及了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则这些信息便不属于知情权的客体范围;而有的信息因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为法律所禁止传播,比如涉及暴力、迷信、色情等不良信息等都不属于知情权的客体范畴;另外,如果该信息涉及公民个人隐私,当然也不应属于知情权的客体范畴。所以,处理不好知情权的界限就难免引起各项权利的冲突。

4.2 网络环境下知情权的实现,需要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对于知情权缺乏基本的制度保障,政府在知情权的保障方面做的不够。首先,知情权这一基本权利至今未上升到法律层面,缺少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其次,知情权缺乏基本的救济制度,没有救济就没有保障。最后,政府的上网工程并未很好的落实,公众的知情权未得到政府的充分重视。知情权的实现需要政府主动的进行信息公开。虽然,我国政府已通过网络向公众公开信息,但是收效甚微,流于形式。

4.3 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影响网络知情权的实现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我国某些欠发达地区公民目前还没有具备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的能力。社会分层会因公民参与的机会不均等而出现,从而产生“数字鸿沟”,即公民在电信产品及服务上的差距。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其趋势虽然是越来越人性化、简单化,但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总会因缺乏起码的信息技术能力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参与网络政治,从而形成网络弱势群体。

5 结论

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是伴随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知情权在网络环境下的特殊表现形式。网络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为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新的平台,也为知情权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应帮助和引导权利主体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更好地运用网络技术,从中广泛获取信息,为知情权的行使提供方便,从而更好地保障知情权利的实现。虽然网民滥用权利,以权侵权;无法律约束,信息伦理缺失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但是这些绝对不能成为我们拒绝互联网的理由。我们只有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处理好网络给我们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才能最大、充分的利用好网络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保障公众知情权通过网络这一渠道实现。

参考文献

[1]林爱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新闻传播学的视角[M].上海:复丹大学出版社,2007.

[2]欧阳友权.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周静.试论网络有序政治参与[J].法制与社会,2010(7).

股东知情权诉讼的主体 篇5

股东知情权诉讼的主体是指参与到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股东资格的认定以公司股东名册为准，股东名册虽不具备对外公示的效力，但具备公司内部的效力。针对这个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在第10条指出：原告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时应当证明其股东身份，公司有证据证明原告起诉时或者在诉讼中已经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在第2条规定证明股东身份的文件包括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公司发行的记名股票及无记名股票，或者在证券交易场所开立的证券账户。然而由于股东身份的多样性和股权的流动性，实践中常有一些特殊身份的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常见的特殊身份的股东包括已转让股权的股东、新股东、隐名股东、出资瑕疵的股东、兼任公司监事或董事的股东等，给司法实务中股东身份的认定增加了困难。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将在第四章对这些特殊身份的股东进行逐一分析。

宝宝也有知情权 篇6

我想掺和大人事

情景回放：小娟和丈夫在经济上有了些困难，从讨论变成了争吵。为了不影响孩子，他们紧闭房门，可偶尔还是会传出吼叫和怒骂声。这时候刚上大班的小凯正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父母的房门，因为一扇薄薄的门板并不是什么都挡得住。小娟从来不对争吵做解释，这让小凯开始疑神疑鬼，甚至无法专心上课。有时候半夜也会悄悄爬起来，去父母房间偷看他们是否都还在吵架。小凯也不爱参与小伙伴们的游戏了，因为他要呆在家里“监视”父母。这让小凯筋疲力尽。

宝宝情绪：他们是因为我争吵吗？

在很多情况下，孩子会认为自己是家庭冲突的原因。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但还无法完全理解成人世界，对争吵的真相只能猜疑。孩子很有可能在他们小而简单的世界里寻找原因，担心家庭冲突是因为自己的表现不够好。

温情建议

1、对孩子说这不是他的错

?如果做不到在孩子不发觉的情况下就解决问题，那就要让孩子明白大人产生分歧并不是因为他，他没有做错什么。

2、保证依然爱他

父母的争吵会让孩子担心被抛弃而产生焦虑，适当的保证会让孩子安心。让他知道父母有意见分歧，但并不影响父母对他的感情。

你的行程要向我汇报

情景回放：郭敏将要出差一个月，可是五岁的女儿平常极其粘人，如果告诉女儿，她一定会大哭大闹。为了省去这一幕，她串通好丈夫，临走时说自己要去趟超市，就悄悄出发了。可女儿在这个月里几乎每晚都是哭着睡觉，白天很多时候也一个人站在门口。

宝宝情绪：妈妈不要我了？

母亲的突然消失会让孩子感到害怕、恐惧、焦急、烦躁、而且这种“超市”的谎言能轻易地被拆穿，换来的只能是日后孩子的疑虑和不信任。而提前告诉孩子，虽然可能引起一时的哭闹，却让孩子在心理上有了一个准备，让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会害怕。

温情建议：送去缺席的爱意

应该坦诚地表现出，自己因为其他事情与孩子分开的矛盾，以及对孩子的恋恋不舍，让孩子明白即使自己不在，但对她的爱一点都不会减少。而在离开后可以给孩子打电话，或者通过网络视频等保持沟通，或事先录一段音，让照顾孩子的亲人在入睡前放给孩子听，父母平和而充满爱意的声音是对孩子焦虑最好的抚慰。

我的压力也很大

情景回放：明仔今年小学4年级，父母终于在半年的争吵后决定离婚。他突然觉得这半年来自己的努力和乖巧都白费了，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校中表现得争强好胜，甚至开始打架。

宝宝情绪：我很讨厌所有人，包括自己

父母无休止地争吵，却不向孩子解释，这很容易使孩子对父母产生怒气，因为正是父母破坏了原本温暖幸福的家庭；而且孩子还有可能对自己失望，因为自己无法挽留住父亲或者母亲。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男孩往往会用攻击性、破坏性的行为，女孩子则可能变得抑郁、胆怯或沮丧。

温情建议：我们依然爱你

网络知情权 篇7

所谓竞价排名, 是搜索引擎关键词广告的一种形式, 按照付费最高者排名靠前的原则, 对购买了同一关键词的网站进行排名的一种方式 (1) 。这种商业模式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但百度“异化”了这一模式, 借助搜索排名将商业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使之完全服务于自己的竞价目标。这种把误导下形成的点击率转化为商业收入的行为, 忽视了公众最基本的知情诉求, 从而丧失了一个媒体应该有的把关责任。一石激起千重浪, 这个事件应当引起我们对网络媒体在现代社会传播中应如何理解和履行自己把关责任的深入的反思。

一、获知实情是社会主体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 国家应最大限度确认和保障公民获取信息 (尤其是政务信息) 的权利。受众有权要求国家和大众媒体及时提供政府、行政机构等的有关公共信息、国内外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真实情报。知情权是我国十分重视并是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凡是有意扣留这些信息, 或者传播假的或歪曲失实的信息, 就是侵犯了受众的知情权。作为一个民主法制国家, 知情权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基础, 是监督控权的需要, 是优化资源配置、增加效益的手段, 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有效措施, 也是增强社会稳定的强粘合剂。只有充分保证了知情权, 公众才有可能真正拥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果公民的这种知情诉求的权利被媒介有意无意剥夺了, 实际上也就同时被剥夺了他们参与和监督国家社会政治事务和经济生活的主体权利。

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说, “人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类是沟通的动物”。尤其是当人类今天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和信息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成为决策的依据、思维的工具和管理的灵魂。网络媒体整合了以往的传统媒体的功能并创造出了新的传播形式, 这种新媒体从诞生起就进一步增进了公众对网络媒体的依赖程度。传播学所说的“媒介依赖理论”告诉我们, 公众越来越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实现他们的目标, “受众的媒介信息依赖程度会影响媒介信息对受众的影响程度。如果一个让你对某个媒介存在依赖, 他就会有选择地接受媒介的内容, 更多地使用该媒介的信息来满足其需求, 那么这个媒介的信息最终被受众接受并产生作用的可能性便会相应增加。” (2) 所以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公众对信息的公开与透明, 对网络传播者已经普遍怀有一种知情诉求被尊重与维护的热切心理期待, 公众最不能接受的是其所依赖的网络媒体为了商业利益牺牲和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利。

百度是中国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一个代表, 正是国家的种种扶持信息产业的政策保护, 使它有机会发展成为中文第一大搜索引擎, 它理应努力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珍惜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品牌价值和网民信任, 不遗余力地承担起维护公众知情权的把关责任。而百度本次被曝光的竞价排位的商业模式, 为追求商业利益不加审查的将不实和违法广告排在前面的做法, 被网友称为“勒索营销”, 实质是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这也是曝光后百度遭遇千夫所指、举国唾骂的原因所在。由此,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在公众视野中, 百度的竞价排名提供虚假信息是多么恶劣的一件事情。公众的知情权不容许权力对信息进行掩盖与遮蔽, 同样也不允许一个公司为了一己之私利, 而放弃了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和行为。任由虚假广告信息发布, 制造商业陷阱, 都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 最终也必然遭到公众的唾弃。

二、报告实情是媒体把关责任的首要标志

全世界的媒体工作者的一个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向他们的“上帝”———广大受众传递最新的、最需要的信息。什么是信息?“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变化的方式”, “是人类通过大脑对事物运动状态的收集、加工、处理的精神创造物 (包括内储形式的和外化形式的) , 它包括了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 (3) 可见, 媒体工作者所进行的最基本的、也是最神圣“精神创造”过程和目的, 就是通过对真实的、新颖的、大家最需要的关于“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变化的方式” (信息) 的传递来帮助广大受众减少或排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各领域的种种“不确定性”。网络媒体应履行提供真实信息让公众了解和理解事实的责任, 而绝不允许权力或是金钱对信息的遮蔽与屏蔽, 媒介是公众的媒介, 任何给公众错误信息的行为都是对公众权利的侵犯, 都是对社会公共空间的侵蚀。

在现代社会里, 随着人类信息传播手段的进步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人与现实客观环境的互动过程就是通过各种媒介的信息传播构建了一个重要的“新环境”, 这就是“虚拟环境”或者叫“信息环境”。李普曼认为, 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 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 不可能对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现实世界”的“直接环境”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 人们的大部分外界信息都依靠各种大众传媒和网络等“新闻供给机构”, 通过提供的各种新闻消息 (实际上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虚拟环境”) 中去了解认知。媒介在全球大众传播与网络中已经编积了一个无边无垠、精彩纷呈却又是沙泥俱下、鱼目混珠的“信息之网”。但正如李普曼所感慨的:“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大家都直接接触消息, 而不是接触我们看不到的外界环境”。这样, 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现实世界、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 而成了对新闻机构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某种“虚拟世界”、“拟态环境”的反应。而且现代人对这种“虚拟环境”的验证能力却相对地大大缩小了, 同时又将“虚拟环境”视为“现实环境”来展开现实的行动, 这就十分危险了 (4) 。

这次百度的竞价排名事件, 正是利用了广大受众对它的信任, 为了获得高额的经济利润, 不惜在广告质量上放弃把关, 为公众构建了一个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网上排名”, 这一“虚拟环境”所带来的误导效果不仅是严重误导了人们认识, 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害, 而且纵容了许多国家明令禁止的犯罪行为, 严重扰乱国家社会经济秩序, 对国家和媒介公信力产生了极大的损害。

在我国全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过程中, 媒体应该对公众担负起真、善、美的人文关怀和倡导正确价值观的责任, 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价值选择上, 应该凭借自己正确的判断标准进行严格的把关, 应该始终不渝地紧跟着时代发展的脚步, 探寻人类文明进步的脉搏, 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理想, 坚守维护正义和道德情操的高地, 履行时代和人民赋予他的“国家和人民喉舌”的神圣职责。媒介把关首先是把好“真实”关。在真善美之中, “真”是本, “真”就是真实, 不仅你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 你的感情应该是真情, 你的认知也应该是力求接近真知。戏剧艺术家余秋雨说过:“人们对于真实的崇拜出于对人生实在性的追求。没有真实, 人生就失去了依托和参照……求真的内驱力, 历来是人们审美意识热情的重要动因。”百度的竞价排名所以显得如此丑恶, 首先就来源于他们作为社会的公器, 却在“公仆”与“上帝”关系上错了位, 放弃了对受众“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抛弃了以“真”为本的“真善美”的审美追求。从不久前曝光的三聚氰胺事件到这次对百度公信力的质疑与抨击, 无疑都说明了追求真善美的人文关怀是媒介履行把关责任的内在强大精神动力。

三、见利忘义是媒体欺骗公众的根本原因

揭开百度竞价排名的黑幕, 最终还是其商业利益在作祟。百度公司对商业利益的过度追求使其颠倒了自己的公共职能, 从而放弃了服务与监督权利。以今年第三季度为例, 百度以竞价排名为核心的网络营销收入达9.128亿元, 占其总收入的95%以上。百度一向宣扬的天条是“用户体验第一”, 百度也曾经给用户免费提供了各种搜索服务。作为一家公司, 它需要赢利, 这本身无可厚非。在维持用户良好的使用体验的基础上创新自己的盈利模式, 应该给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百度在两个关键的问题放弃了把关:一个是让虚假广告招摇过市严重影响了用户的体验, 形成了虚假的“排名”;另一个是进一步通过不实的排名, 达到百度中饱私囊的目的。两个问题的要害都是严重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纸是包不住火的, 即使没有央视的曝光, 公众也会逐渐抛弃百度。这样一种建立在“假信息”与“私利欲”基础上的获利模式难道不是对百度“用户体验第一”天条的彻底背叛吗?

回顾百度不到十年的发展, 正是中国网民数飞速增长的“黄金十年”。现在中国网民数超过了美国, 跃居全球首位, 而百度也以绝对领先的覆盖率和“更懂中文”的技术优势, 力压搜索巨头Google, 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的错误和挫折是令人痛心的, 百度的教训中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随着互联网在公众生活中的日益密切渗透, 网络搜索引擎早就不再仅仅是一项网络技术, 它已经发展为一种新型的媒介公器;搜索引擎已获得巨大公权力, 但当技术掌握在具有了公权力的私营化公司手里时, 如何解决好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的关系问题, 是当前网络媒体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这里就涉及到网络媒体的立法问题、网络媒体员工素质问题、网络技术的革新问题和加强政府和主流媒体的监督等多方面的问题。

亡羊补牢, 未为晚也。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周刊》中说得好:“曝光不是打压, 而恰恰相反, 是扶持。CCTV曝光的目的, 根本不是‘泄私愤’, 而是为了让百度在快速的发展中, 冷静下来, 去芜存菁, 更好地认清自己的方向, 带领中国互联网产业更好地前行。”■

参考文献

[1]王玮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心态和媒体责任》, 《科教文汇》, 2006 (3)

[2]周庆山:《传播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6

[3]肖沛雄:《新编传播学》第241、112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网络知情权 篇8

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的数据, 至2012年6月, 我国网民达到5.38亿, 手机网民达到3.88亿。毫无疑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民拥有国。但无独有偶, 近来一些网络热词如“表叔”、“房叔”、“情人反腐”、山西“瞒天过海”、“袁厉害”事件等等, 不断地拷问着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官员, 大量网民在激烈的转帖和愤怒的评论中, 让我们的政府陷入了危机和尴尬, 并引出一系列的反问:为什么大量的不作为和腐败只有在网络中被公开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而这些被公开的是否仅仅是冰山一角?公众是否有权知道政府的决策并对其权利运用进行监督?政府究竟应不应该自觉地、客观地公开相关信息并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公众有没有权利进行网络问政?公众网络的“舆论倒逼”, 是否意味着政府公信力和公众知情权关系的严重倾斜?公众这些“沉没的声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被政府真正重视?

一、公众知情权在权力监督过程中必要性和缺失的原因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指出, 要切实“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由此可见,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已经成为我国今后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 权力监督是公众合法权利

权力监督, 实质上就是针对权力的一种特殊的制约关系, 是权力授权关系的重要体现, 是委托权对受托权督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正如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的那样, “政治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 绝不能扩张到超越公众福利需要的范围, 而是必须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这一切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所谓知情权, 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 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当前对知情权划分比较流行的是“三权说”分法, 即知政权、社会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其中, 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国家事务、政府行为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 了解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权力。由此可见,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 能够保障公民天然享有知悉、获取官方信息的自由和权利。

(二) 政务公开是权力监督的有效手段

马克思在研究了巴黎公社后曾指出:“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 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如今的西方国家也普遍实施政府政务公开制度, 实践证明公开机制的建立并没有损害政府形象, 反而有助于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提高社会的稳定程度。从我国公共权力监控的机制来看, 公众知情权的作用至关重要。作为外部监控机制中重要方式的社会监控, 是指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行使过程的监控, 又称为群众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第二十七条指出:“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为群众监督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依据。公众知情权与社会监控二者是相互联系, 不可分割的整体。公众知情权是社会监控的前提, 没有公众对政府信息的随时掌握, 就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政府管理过程中的过错和失误, 不能有效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 不能有效抑制腐败的产生, 社会监控亦无从说起。反过来, 社会监控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大大提升公众知情权的社会地位, 使得更多人重视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性。

(三) 公众权力监督缺失导致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

现实中大量的普通社会成员却很少真正能享有和履行这一个作为自己利益表达的重要权利。而在传统的官本位思维方式的淫惑下, 相当部分的官员把普通民众“P民化”。所谓P民, 就是人微言轻, 不被重视, 如果你要诉求什么利益、表达什么利益、维护什么权利, 被断喝一声“你算个屁啊”。从某种程度上说, P民社会不仅在于民之“算个屁”, 更在于P民权利或权利意识的沉默或被沉默。整个社会基层的群体表达只能通过虚拟的网络, 情绪化地发泄出来, 由于难以得到最终的合理解决, 越积越多, 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集中来源场所。事实上, 从我国近些年不断激发的社会矛盾以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背后就可以看到,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普通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 造成利益受损而无法得到合理保障, 政府与公众形成严重的不平等, 甚至严重的对立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切实转变观念, 主动、透明政务公开, 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这是一个多元社会, 也是一个百舸争流的观点时代。多元社会, 众声喧哗。不能否认在众多的公众网络舆论中, 存在着大量的情绪化和偏激, 这种偏激既源于公众缺乏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对全局系统分析, 但更主要的是在于缺乏对事实真相了解的有效途径, 信息不对称, 是对种种事件背后隐藏的现有政治体制和政府运作机制知情权的边缘化而产生的巨大失望, 面对强大、强势的政府和官员, 加上网络“隐蔽身份”的特性, 在“网络衙门”前击鼓叫冤或齐声声讨成了一种表达正义与愤怒的手段。并不是网络中所有的声音都是正确的, 也不代表网络舆论反映了全体民众的心声, 但公众的网络问政却代表了主流民意, 那就是他们对于政府公信力的严重怀疑和对政治、社会进步的严肃关注。

(一) 权力阳光化是公众知情权的基本前提

美国学者乔治·艾米克曾提出:“让阳光照亮体制, 阳光是最理想的消毒剂。政府总是在暗中关起门来, 放下窗帘运行, 不留任何记录。在这种情况下, 细菌自然可以繁殖滋生了。收紧政府在运行中那些容易腐败的程序可以减少政府的腐败。但是, 如果收紧的程度不同时向公众公开的话, 仍然起不到作用。而且, 某些政府行为……几乎不可能给它安上程序这一道篱笆。在这种情况下, 阳光实质上是唯一的消毒剂”。在我国现阶段, 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 职能设置不科学、结构不合理、腐败低效、权利寻租、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现象比比皆是, “官场效应”严重屏蔽了政府与民众的联系, 也同时屏蔽了公众对政务的知情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权力阳光化”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有效手段, 包括“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十八大报告) , 具体说包括重大决策听证制、重要事项公示制、重点工作通报制、政务信息查询制、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权力运用社会监督制等等。责任政府四项制度包括行政问责制、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只有真正成为“阳光政府”决策公开透明, 才能使人民充分享受知情权、监督权和“温暖”——即政府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真正倾听民众呼声, 正确对待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和表达。

(二) 政府应主动利用网络平台, 高效、及时、正确地发布信息, 提高公信力

从“非典”、“汶川大地震”到“2008雪灾”, 我国政府都采取了比较开放的即时信息发布, 事实证明, 大量真实的、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 并没有引起意想不到的全民性恐慌, 反而因为公众了解了事实真相变得更加镇静, 齐心协力, 共赴国难。但更多的是目前大量政府信息以及官员行政作为的不公开, 因此诸如“郭美美事件”, “表叔”、“袁厉害事件”等个案一旦被公开, 很容易引起公众对整个政治体制“多米诺效应”式群体性负面联想, 极大地损害了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事情发生后一些政府在网络中缺乏诚意、善意, 不着本质的诠释又同时伤害了公众对共产党与政府的信任, 尽管像“秒杀官员”的处理方式一时赢得了民众的叫好, 但相信在叫好声中恐怕更多的是对“暗中关起门来, 放下窗帘运行”的各级政府更大的不信任,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当前权力监督改革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点事实——在我国, 无论是内部的行政监督还是外部的法制监督和社会监督, “信息不对称”是广泛存在的。正如行政学家罗森布罗姆提到的“公共管理者在其专业领域可谓是专家, 外人无法挑战其专业性, 也不能用间接的方法揣摩其决策或行动;同时, 公共管理者掌握着一般人无法获知的信息。公共管理者所拥有的特殊专业知识和信息, 使得他们比监督者更具有优势, 可以躲避监督。”只要当政者是信息优势者, 就拥有一些公众所不知的信息, 他们就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私利, 民众自然对个案事件产生的全面性负面联想也就无可指责。因此各级政府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 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平台, 通过政府决策和行政作为透明度, 对公众的质疑、诉求、各种利益关注、表达进行及时有效的反馈、沟通, 才是提高公信力、拉近跟民众的关系、真正体现执政为民理念的正确途径。

(三) 正确、平等地对待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诉求

正如《人民日报》“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所说的那样, “当表达权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 重视这些声音, 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 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 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 尤为重要。”仔细分析大量网络发布的公众“声音”中不能发现, 许多“声音”的背后隐藏着种种的无奈与无助, 这些不被重视的弱势声音的发音者其实就是弱势群体, 他们在强大的政府和官场面前无法被倾听, 无法表达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 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事实上, 从我国近些年不断激发的社会矛盾以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背后就可以看到,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普通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 造成利益受损而无法得到合理保障。网络的高度发达, 已经完全改变了舆论传播的生态环境, 政府早已失去以往“一言堂”、仗权欺人、以权压言的封闭式、单向性的舆论主动权, 无视、仇视公众舆论只能是压制民众法定合理表达的树枝, 结果引起强烈反弹打到自己。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为人民而改革, 是改革的唯一价值;尊重人民意愿, 是改革的唯一立场。”人民日报在2012年2月发表评论《宁要微词, 不要危机》中提出“改革有风险, 不改革党有危险”, 如果我们今天不能正确对待民众的舆论, 哪怕是一些矫枉过正的舆论, “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 导致矛盾激化”, 亡党亡国, 也并不是危言耸听。

习近平说, 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 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因此, 习近平强调, 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 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 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就本文而言,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网络时代背景下, 在全体民众已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改革年代, 我们的各级政府是否应该深刻反思该如何平等地对待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是否应该正确对待各种过去被我们轻视、忽视的“声音”, 甚至放下身段, 去主动“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 唯有此, 我们的党才能真正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和谐, 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摘要：本文针对在网络高度发达、广大网民问政主观能动性空前高涨, 利益表达意愿空前强烈时代背景下, 政府信息公开不透明、信息发布严重滞后, 形成了网络时代下政府公信力严重缺失, 公众知情权、表达权被人为忽视。网民“民意倒逼”, 已经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形成了巨大的困惑。这种网络时代下的政府公信力与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关系严重倾斜、不对称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并加以有效解决, 将误党误国。

关键词：网络时代,政府公信力,公众知情权,公平

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M].刘恩根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杨舒婷.权力监督视野下的知情权研究[D].湖南大学, 2009

[4]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5]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N].人民日报, 2012-5-26

论业主知情权 篇9

一、业主作为物业服务的消费者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保护

(一) 业主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内容、费用等有关情况”。可以看出知情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知悉商品或者服务的真情权, 即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必须是真实的;二是了解、询问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即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询问、了解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情况。放在物业服务的特殊服务领域, 业主享有知悉真实物业服务信息的权利, 物业服务企业主动披露或者应业主的要求而公开。

(二) 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物业信息必须是真实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 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 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这条规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向业主提供的物业服务信息务必真实, 不得欺骗业主做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物业服务经营者提供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 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内容,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 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 车位、车库的处分情况等, 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不得提供虚假信息让业主产生误解。

(三) 从救济程序上保障业主的知情权。

一是请求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 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 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止营业、吊销执照等。二是请求民事赔偿, 业主因物业服务经营者用虚假的服务信息,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 经营者提供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要求双倍赔偿。

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关于保护业主知情权的具体规定

(一) 业主知情权的主要内容。

根据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规定, 业主在物业活动中享有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业主有权对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进行了解, 物业服务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 业主可以现场查验, 可以向物业服务询问, 了解相关真实情况。二是业主有权对物业服务企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及管理规约进行了解, 物业服务企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业主实施自治的管理规约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认真执行业主有权知晓, 业主可以要求披露规章制度的内容并对有关事项进行解释, 并可以要求复制。三是业主有权对每个月的经费收入与支出情况进行了解, 业主可以要求进行公示并对细节予以说明。四是业主有权对住宅小区内的管理中出现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解。五是业主有权对物业管理内容的重大调整、修改进行了解, 查阅有关记录等。六是业主有权对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情况进行了解, 查阅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记录, 查看物业服务合同并可以复制。七是业主有权对物业管理服务的投诉情况、投诉问题的解决进行了解。

(二) 知情权得不到行使可以行使司法救济权。

当业主的知情权得不到有效行使时, 如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没有公开有关物业信息或者部分披露或者虚假提供, 业主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请求公开有关物业信息。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第十三条规定:“业主请求公布、查阅下列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的, 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支持:一是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二是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以及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三是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四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处分情况;五是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

(三) 业主知情权的实现途径。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的规定, 业主知情权纠纷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是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解决, 要求公开相关事宜;二是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业主作为物业服务的消费者, 有权请求消协调解;三是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如向房地产主管部门投诉, 由房地产管理部门按职权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公开有关事宜;四是按照仲裁法的规定, 与物业服务企业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公开物业服务事宜。

三、业主知情权现状及维权对策

(一) 业主知情权得不到保障。

1. 没有向业主尽到全面告知的义务。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等的规定, 业主享有相关知情权, 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大会以及业主委员会等 (以下简称为“知情权告知义务人”) 理应主动公开其情况或者应业主的请求公开 (或者告知) 权利人, 但由于种种原因知情权告知义务人却没有尽到义务, 主要体现在:一是怠于公开其应该公开的物业信息, 包括不公开或者部分公开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二是业主请求其公开有关物业信息, 知情权告知义务人以种种理由怠于承担告知的义务或者告知其虚假信息。

2. 业主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 导致其他权益的行使受到损害。

业主的知情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 当知情权得不到充分行使时, 其他权利的行使就无从谈起。如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不明导致业主对维修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充分地行使, 业主对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物业服务合同内容不知晓, 业主的监督权就失去了内容基础, 就成了无本之末、无源之水。

(二) 完善业主知情权保障制度。

1. 建立强制物业信息主动披露制度。

业主知情权义务告知人应主动披露物业信息, 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公示, 可以存放于指定地点供业主查询或者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 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 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这条规定要求知情权告知义务人应当主动向业主提供有关物业的真实信息, 不得怠于公开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侵犯业主的合法权利。即按规定及时主动披露物业的有关信息。

2.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使维权途径快捷简便, 降低维权成本。

虽然我国民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物业法规等有关法律都规定了业主知情权的救济程序, 既有公法救济程序也有私法救济程序。然由于行政执法力度不够, 被追究责任者凤毛麟角;追究民事责任程序繁琐不快捷、维权成本较高, 导致业主的知情权难以得到充分的行使。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改变衙门作风而主动执法, 群众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理, 这样就会有效地降低业主的维权成本, 加大违背者的成本, 同时可以有效地避免旷日持久的诉讼程序, 对于维护业主的权益、构建和谐社区、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雅琴, 高萍.消费者知情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3

[2].舒华.试论消费者知情权与生产经营者告知义务[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1

[3].宣仙艾.我国对消费者知情权的立法保护[J].现代营销, 2009

[4].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007年3月16日颁布

网络知情权 篇10

一、股东知情权的内容范围

在界定股东知情权的含义时, 笔者列举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账簿等作为股东知情权的范围, 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第34条中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知情权的具体内容, [2]但在现实的操作中法官关于这一问题的处理仍有所不同。那么, 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到底应该如何限定才比较合理呢?

(一) 股东要求对公司的财务或资产状况进行审计是否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在无锡梁溪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诉太平洋镀锌薄板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中, 梁溪公司因作为太平洋公司和长江公司的中方股东, 因太平洋公司和长江公司隐瞒公司巨额财产, 侵犯了梁溪公司的知情权, 遂提起了股东知情权之诉, 其中的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接受原告安排独立的会计师对被告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审计, 以查实被告公司整体资产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梁溪公司依据公司章程而要求对太平洋公司、长江公司的整体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不在知情权之列, 不予支持;再审法院认为, 梁溪公司要求长江公司、太平洋公司接受其安排独立会计师对长江公司、太平洋公司全面审计和安排评估师对企业整体资产进行评估的诉请, 法律对此未有规定。虽然长江公司、太平洋公司的股东在修订的合营合同中明确规定, “一方有权在任何时候安排独立的会计师对企业的账簿进行审计”。在章程中也约定:“合营企业每一方有权在任何时候自己负担费用聘用单独的会计师对合营企业的账簿和记录进行审查。”但股东并未约定对太平洋公司、长江公司可全面审计和对整体资产评估。所以该项诉请既无法律上的规定, 又超出了当事人的约定, 不予支持。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宋连仇诉南通海宏防治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一案中, 在该案中, 宋连仇作为海宏公司的股东, 提起的股东知情权之诉中申请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一审、二审的法院均以“宋连仇要求对海宏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的请求没有章程依据, 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股东知情权的范围”[3], 对该项诉求均未予以支持。

可见, 在这两个案例中, 法院对于“要求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的态度基本一致, 均不认为其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对《公司法》第34条进行了严格解释。事实上, 《公司法》仅在63条要求对一人有限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4],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要求强制审计的规定, 笔者认为, 《公司法》将审计内容排除在知情权的范围内, 是平衡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后的结果, 也即要在维护股东利益的“公平”价值和保障公司利益的“效率”价值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因为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审计, 一般均需要较长的时间, 如果要求公司承担此项义务将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 但是, 如果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 则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二) 原始会计凭证是否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公司法》第3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 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 说明目的。”第9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 这两条仅规定了股东在提出书面请求, 说明目的之后可以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 但是, 并没有明确规定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 那么, 关于这一立法空白, 司法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呢?

在无锡梁溪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诉太平洋镀锌薄板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中, 梁溪公司要求查阅长江公司和太平洋公司的公司账簿及其相关原始凭证, 一审法官支持了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 虽后来原被告双方都有上诉, 此案也经过了再审, 但是此项诉讼请求均得到了各法院的支持。

金亚萍等诉诸暨市富林印务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案[5]中, 金亚萍、余龙敏、王林松三人对富林印务有限公司提起了股东知情权之诉, 要求查阅“自2001年12月19日至今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及销售发票”, 此项诉求也得到了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的支持, 法院的理由是, “公司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帐和其他辅助性账簿, 系连接财务会计报告合会计凭证的中间环节。公司赋予股东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权利的同时, 并没有限制股东查阅原始凭证和销售发票的权利, 股东只有查阅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和销售发票, 才能相互印证, 才能了解公司的真是经营情况和相关信息……”;而关于查阅“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的诉讼请求在在陕西电缆厂诉山西瑞达电线有限责任公司等股东知情权一案[6]中亦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由此可见, 虽然我国法律未有明确的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认定了原始凭证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而且, 部分地方法院已经认定了原始凭证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施行) 》第66条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包括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利润分配表、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出具的审验报告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有权查阅董事会决议、公司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 但股东处于损害公司利益的不正当目的的除外。

而且, 在我国的理论界, 支持将原始凭证和销售发票作为股东知情权范围的亦不在少数。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 从立法目的上看, 不查阅原始凭证就不能了解公司真正的经营状况, 这就违背了立法者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

一般说来, 要求行使公司会计账簿查阅权的股东一般是公司的中小股东, 多不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 急需通过查阅会计账簿的原始凭证来达到对公司高管的监督作用, 因此, 允许股东查阅会计原始凭证, 符合设立账簿查阅权的立法目的。为使股东的张博查阅权行之有效, 应当尽量扩张账簿查阅权的对象。具体来说, 凡是能反映公司财务与经营管理情况的会计账簿以及制作会计账簿所依据的各种会计文书, (含会计原始凭证、发票、合同文书、纳税申报表、出口凭证等) 都应该包括在内, 只是股东的查阅需不以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为前提。

第二, 依照会计法的规定, 会计账簿是依据会计凭证制作的, 如果只允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而不能查阅原始凭证, 股东无法将会计账簿与最真实的原始凭证相比对, 则很难获得充分、真实、全面的公司各项信息, 则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立法初衷也难以实现。[7]

但笔者认为, 这两点理由并不充分, 主要论述如下:

首先, 根据我国会计法的规定及其实务操作规范, 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以及会计凭证是彼此独立的概念。会计账簿的登记必须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财务会计报告则是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账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的。立法对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显然不足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股东享有的公司知情权层面上, 股东有权查阅财务会计报告就当然包括财务账簿和会计凭证, 或者查询财务账簿就当然将原始会计凭证涵盖在内。更何况从会计工作的流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 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 会计机构和人员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以及有关资料编制记账凭证。根据审核的会计凭证依法进行会计账簿登记。[8]因此, 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账簿和会计凭证三者之间并非包容关系, 其虽具有密切关系, 但在会计法上则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所以, 法律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并不必然推出法律允许讲原始凭证作为知情权的范围予以保护。

其次, 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要求股东可以查阅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 就可能会对公司的安全运营带来影响。退一步讲, 即使股东查阅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是有正当目的的, 允许股东在任何时间查阅原始凭证也会影响公司运营的效率, 也可能会造成凭证的遗失或其他情况, 这些都会对公司安全造成影响。将股东知情权作为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在法律中, 并不意味着对公司利益的漠视。

(三) 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与他人签订的有关协议

在余洪刚诉广西贺州市俊翔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9]案中, 原告余洪刚根据本公司的章程和《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要求查阅、复制俊翔公司他人签订的有关协议和文件。对于原告的诉求,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后认为, 原告请求查阅被告俊翔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协议或者文件及经营管理文件, 超出了《公司法》第34条规定, 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笔者认为, 和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相同, 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协议可能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秘密, 如果赋予公司的股东以查阅权, 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所以说, 将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协议排除在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外, 符合《公司法》的立法价值取向。

(四) 股东知情权范围的扩张思路和特殊限制

1、股东知情权范围的扩张思路

正如蒋大兴教授所言, 知情权的范围存在隐示即推定的边界[10], 上述三个问题的讨论, 只是基于个案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那么, 在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上, 我们应该遵循怎样的扩张思路, 以便能在司法实践中有更合理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 继续遵循我国列举式的立法模式, 确定知情权的一般原则。

第二, 我国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享有会计账簿的查阅权, 为了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权利, 可以赋予一定持股比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账簿查阅权。

第三, 《公司法》第34条、98条列举的范围中增加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

2、股东知情权范围的特殊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笔者主张对股东知情权采取扩张的思路, 但是必须将其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除了要在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中选取一个平衡点, 使得能达到保护股东利益和保障公司安全运营的双赢结果以外, 还需要注意股东知情权范围的特殊限制, 也就是应如何理解《公司法》第34条中规定的“不正当目的”。

《公司法》第34条赋予了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权利, 同时规定:“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 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可以拒绝提供查阅, 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但在公司法的其他法律条文中, 并未对此处的不正当目的作出具体的界定,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该原则的正确适用, 有必要对不正当目的做一界定。笔者认为, 对该原则的理解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其一, 正当性目的, 是指与维护善意的股东的利益直接联系的合理目的, 即股东提出查阅的要求时应当怀有善意的、正当的意图, 其所要检查的资料和他的意图是有直接联系的, 并且在查询前应详细地阐述该意图。结合其他公司的案例, 如调查公司的财务状况, 调查股利分配政策的妥当性, 调查股份的真实价值, 调查公司管理层经营活动中的不法、不妥行为, 调查监事的失职行为, 调查公司合并、分立或开展其他重组活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调查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证据, 消除在阅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中产生的疑点等。其二, 不正当目的, 即股东权保护自身、行使对公司的监督、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之外的其他一切目的, 诸如为公司的竞争对手刺探公司秘密, 为了获得非与投资相关的个人利益, 寻找公司经营中的细微技术瑕疵、查询与商业秘密相关联的公司财产、金融和盈利状况的结算和估价方法的详细资料等等, 都可以认定为不正当目的。

二、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

从字面意思上我们不难看出, 股东知情权的主体当然是股东, 所以, 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的认定就成为股东资格的认定, 事实上, 有不少案例中, 股东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确认股东知情权来认定股东的主体资格, 行使股东多方面的利益。那么, 在股东知情权主体资格认定的案例中, 股权转让后的股东、未行使出资义务的股东、股东退出公司后未办理工商登记的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笔者从下列的案例中一一讨论。

(一) 股权转让后, 原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在无锡梁溪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诉太平洋镀锌薄板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中, 梁溪公司作为股东, 要求查阅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全部董事会决议、公司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此案件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 其中除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以后, 原告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东, 所以不想有知情权以外, 一审法院和再审法院均支持了股东的诉讼请求。理由是, 虽然原告在股权转让后即丧失了股东资格, 但其要求行使担任股东期间的股东知情权应该得到支持。

但是, 其他类似案件的原告并没有像无锡梁溪公司这般幸运。在新《公司法》颁布后陕西省审结的首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 (陕西电缆厂诉陕西瑞达电线有限责任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11]) 中, 在原告提出股东知情权之诉之后, 被告认为原告在股权转让以后已经不是公司的股东, 所以不应享有知情权。一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但是二审法院认为, 在电缆厂把全部股份转让后已经不是瑞达公司的股东, 已经丧失了瑞达公司的股东资格, 电缆厂在起诉时已经不具有诉讼资格, 故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在聂世龙诉扬州东风汽车车身厂股东知情权案[12]中, 原告聂世龙在进行了股权转让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后, 要求查阅其作为股东期间的被告会计账簿, 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股东权利不能与股东身份相分离。股东转让了全部股权并办理变更登记以后, 便丧失了股东身份, 不再享有股东权, 股东知情权也随之丧失, 遂参照《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的争议焦点是一致的, 即原股东是否可以查阅其作为股东期间的会计账簿, 也就是说股东知情权是否随着股权而一起转让, 最终的判决中, 只有梁溪公司的诉求得到了支持, 而在学理界, 正如司法实践中一样, 对这个问题也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

(1) 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股东知情权是基于其股东身份所产生的, 具有身份权的特性, 行使知情权的适合主体只能是具有股东身份的自然人和法人。股东退出公司, 丧失了股东身份, 不再对公司享有股东权, 其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的权利也随之丧失;而且如果在此时仍允许股东行使知情权, 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其他相关文件, 可能会对公司的安全运营产生影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11月29日引发的《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认为“对于原告以公司原股东身份要求对公司行使其知情权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 因原告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 (一) 项之规定,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

由此可以看出, 原股东无权行使其作为股东期间的知情权, 但否定说认为如果原股东入股时认为公司隐瞒真实经营状况导致其股权出让价格明显不公的, 可依法通过行使撤销权或对公司提出侵权之诉讼途径解决。

(2) 肯定说

肯定说中有相对有权说和绝对有权说。相对有权说认为股东在股权转让后, 只可以查阅其担任股东期间的会计账簿和相关资料;绝对有权认为, 股东在转让股权后, 仍有权查阅公司的一切财务会计资料, 既包括股权转让前公司置备的财务会计资料, 也包括股权转让后公司继续经营期间所置备的财务会计资料。如果仅允许转让股权的股东查阅转让前的财务会计资料, 可能对其股权无法给予彻底保护。因为, 公司可能在转让股权后采取备置虚假财务会计文件的形式, 掏空公司资产, 此时, 即便保护了转让股东的知情权也将会使判决难以最终执行。因此, 转让股权的股东对有权查阅其转让股权前后公司的一切财务会计资料。[13]

笔者认为, 在公司营运的实践中, 由于股东与公司之间信息的不对称, 股东在其具备股东资格期间可能并不掌握相关信息, 或者并没有认识到其权利受到损害, 而在其丧失股东资格以后发现其原有的权利受到了损害, 即有行使权的必要, 否则其权利即无法得到保障。如果原告行使知情权的目的就是认为其原所持有的股权价值在执行中被低估, 所以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及其账簿, 如果否定其权利, 则其请求保护其他权利的主张也无法实现, 对原告是不公平的。所以, 应当允许原股东在股权转让以后仍享有知情权, 但是, 为了保护公司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 笔者认为应该坚持相对有权说的学理理念, 只允许原股东查阅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公司章程、会计账簿和相关的会议决议等。

(二) 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是否享有股东知情权

在宋连仇诉南通海宏纺织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案中, 并没有出资的宋连仇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 查阅公司财务资料和股东会会议记录。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所以, 对公司出资是股东的基本义务, 股东出资是其具有股东权利的必要条件。股东行使知情权, 不仅要具有股东资格, 更要具有股东权利。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当然就不能享有股东利益。所以, 在原告未向海宏出资的情况下, 不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 其要求行使知情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14]但是二审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 原告是否出资与其能否行使股东知情权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遂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失偏颇:

第一, 我国《公司法》对未出资股东能否行使知情权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 根据民法关于权利推定的基本理念, 可以认为未出资的股东可以享有知情权。

第二, 根据《公司法》第28条的规定, 股东尚未出资或尚未完全出资的, 可依法补足, 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害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可见, 违反出资义务只导致股东承当资本补足责任和对已出资股东的违约责任而不直接导致其股东资格的否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股东是否出资与其能否行使股东知情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 在其未丧失公司股东身份之前仍可按照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 除非公司章程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另有约定, 一般不能以股东出资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其应享有的知情权。[15]

(三) 股东退出公司未办理工商登记的知情权问题

在黄旭诉北京博驰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知情权案中, 黄旭作为北京博驰公司的股东, 因长期拿不到公司分红, 遂在2006年1月20日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但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并于2006年6月8日提起诉讼, 要求博驰公司向原告提供公司成立后至2006年7月期间的会计账簿供原告查阅。北京区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黄旭和博驰公司通过协议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就已经从博驰公司退出, 尽管黄旭的股权转让手续在工商登记机关尚未办理完结, 但就黄旭与博驰公司之间而言, 黄旭就不再是博驰公司的股东, 黄旭亦不再享有知情权。[16]

笔者认为, 在股东撤资 (在合法情况下) 或股权转让没有办理工商或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变更手续时, 就不能以投资为准, 应当依照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进行判断。当事人约定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的, 依照协议约定判断。当事人没有上述特别约定的, 依照合同法的规定, 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行为, 当事人没有在协议中明确约定, 要在办理工商或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手续后才能生效的, 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又没有禁止性规定, 协议生效。无论公司是否设置有股东名册, 股东撤资、转让出资未在股东名册上进行登记, 或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或不影响股东撤出或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但是, 这种撤资或出资的转让仅在股东间有效,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有权向过错方追究。

事实上, 股东知情权主体资格的认定实质在于股东资格的确认, 关于这一点, 笔者认为, 可以依据发生争议是在股东与公司之间 (公司内部) 还是公司与第三人 (公司外部) 之间, 如果是公司内部之间的争议, 可以确认公司与股东之间协议的有限效力, 但如果是发生在公司外部发的争议, 则需要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而根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的内容来确认股东的地位。因为股东资格的人认定并不是本篇文章的重点, 所以笔者在此不做赘述。

三、结语

自从2001年1月股东知情权被列为第172种案由之后, 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诉讼就逐年增长, 尤其是2005年新《公司法》颁布之后。诚然, 关于股东知情权的问题还有很多, 例如股东知情权的诉讼主体、权利位阶、目的性限制、权利行使的条件等等。笔者只是选取知情权的范围 (权利边界) 和主体资格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况且关于这两方面的论述仅是基于为数不多的案例研究, 在论证中难免会不充分。笔者只是从自己的认识出发, 对这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并以此就教于大家。

摘要：现代公司制度中, 股东权是公司权利体系的核心内容, 而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各项权利中的基础性权利, 但这项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 在内容的范围和主体资格的认定上常常出现问题, 笔者通过知情权案例的梳理和分析, 以期能够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做合理的界定。

我的知情权哪去了？ 篇11

据夏先生介绍，他是拍拍网上的卖家，主要销售游戏点卡。2014年4月18日晚，他准备给朋友转账，因为财付通有一个2小时转账到银行卡的功能，于是通过财付通转，可是页面提示无法操作，需联系客服。一开始夏先生以为是网络问题，又尝试了一次，依然操作不成功。当他返回界面时，发现财付通账户已被冻结。夏先生称自己账户上原有余额11000多元，加上一些拍拍买家还没有确认收货的货款7000元左右，再加上开店的保证金3000元，总共有2万余元的金额被冻结。随后，他联系财付通客服申请解冻，客服人员要求提供本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和财付通绑定的银行卡的照片。尽管这些都是个人的信息，涉及财产安全，但为了解冻账户，夏先生还是按要求提供了。

2天后，夏先生收到财付通的短信通知称其账户与另外两个账户存在关联，需要关联账号解冻后他的账号才能申请解冻。一开始，夏先生误会了客服所说的“关联”的意思，以为另外两个账号是自己关联的小号。但经过反复核对，他发现这两个账号根本不是自己的，也不清楚账号的主人是谁，更不知道自己的账号跟它们有什么关联。可当他想一探究竟时，财付通客服却表示无法告知具体的关联情况，也不能提供关联证据，只说明这是系统审查的结果，如果有异议可以报案。

夏先生尝试向当地公安局报案，但接案的人员表示无法立案，建议他向法院咨询。夏先生又去了当地法院，工作人员告之起诉必须找财付通所在地的深圳法院。“财付通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执法机构，有什么权利冻结公民的财产？而且我作为当事人一直很被动，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也不知如何去查明原因？”夏先生说。

案例追踪

针对夏先生的情况，记者也跟腾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对方表示财付通本身涉及的是资金交易，每笔交易系统会有记录。相关工作人员对夏先生的账户也多次核查了，确实有问题才会进行冻结，但因为这里面涉及多个账户的安全和个人隐私，所以无法向用户说明，用户可以以资金损失为由向当地网监部门报案。据夏先生反馈，他已准备向法院起诉。

点评

王毅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我国有权查询、冻结个人存款的主体不包括第三方支付机构。但因为第三方支付机构为非金融服务机构，用户与其订立关系主要为合同法所调整，而非金融性法规。以案例中涉及的财付通为例，用户在财付通申领账户时需在先阅读由财付通制定的财付通服务协议，如用户未提出异议或虽存有异议但仍选择继续申领并使用财付通之服务，用户与财付通便已达成了实质的服务协议，协议双方自然得受到协议的约束。所以，财付通冻结用户款项的权利为协议赋予，而非法定，因我国立法于此项内仍为空白，导致此类情形于实践中存有较大争议。建议可从法定权利能否由约定获得的角度寻求相应依据，质疑该条款的合法性，如能在实务中得到非法的认定，即可主张该条款为无效条款，此种情况下财付通据协议而获得的查询、冻结、或扣划的权利自然亦无效了。另外，据用户与财付通签订之服务协议，账户被冻结是因为财付通认定其违反了协议内容，用户有权知晓自己存有何种违约事由导致现在的结果。

论患者的知情权 篇12

(一) 患者知情权的定义及渊源

患者的知情权是指患者在医疗过程中, 具有从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那里知悉、获得与医疗有关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以及费用等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 (包括医疗机构的背景信息、医师职称、资质等与医疗行为间接相关的信息) 的自由和保障。

患者“知情权”并非产源于中国本土, 它是个舶来品。学者们通说认为, 患者知情权这一概念最早是出现在1914年美国纽约上诉法院王牌法官Cardozo审理的一个案件的判决书中, 该法官提出了“任何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其身体”的名言。他以判决书的形式历史地肯定了医疗行为应得到患者的同意。对于没有向患者充分说明情况并诚实地取得患者的同意而作的诊疗行为, 原则上属于侵权行为, 应该负法律责任。可以说, 这是法学史上保护患者知情权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 让“患者知情权”风靡全球的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战争罪犯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在二战时期, 纳粹集中营中的纳粹医生灭绝人性地强迫受害者接受非人道的人体试验, 其行为令人发指, 惨绝人寰。终于, 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 人们深刻反思没有征得受试者同意而对其进行人体试验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并于1947年通过了著名的《纽伦堡法典》。 (1) 自此以后, 世界各国纷纷加强国内立法:在1963年颁布的《因果病人协会章程》, 1973年的《美国病人权利法》以及1991年颁布的《病人自决法案》都注重对患者知情权的保护, 多将“告知”义务的履行作为医疗业务合法认定的一个考核标准, 任何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疗业务行为都是法律所不认可的。

(二) 患者知情权的主要内容

患者知情权的主要内容有:1.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医疗费用、替代医疗方案等与患者即将接受的医疗行为直接相关的信息2.医疗机构的相关背景、医师的资质、职称等与患者的诊疗行为间接相关的信息;3.与具体诊疗活动相关的病历资料:住院日志、医嘱单、手术及麻醉记录、护理记录等。

二、我国患者知情权实现现状

在我国, 一位名叫史某患者在其五岁的时候被某医院诊断为“男性假两性畸形”, 十四岁时在该医院做了“生殖器矫形手术”并在手术前按规程签了字。然而术后史某发现, 自己在阴茎被摘除, 外阴做成女性器官后, 却越来越像个男性了。在做了一系列检查后, 认定自己原是个男儿身, 而医院对其的诊断和手术是错误的, 并且医院在术前没有明确告知对其手术的性质和内容, 于是史某将医院告上法庭。 (2) 然而医院认为史某的生殖器官只是貌似男性而无生殖功能, 医学上还没有能力帮助其拥有正常的功能, 所以将其变为“女性”的手术方案并没有错, 而且当时医院是在己经告知史某母亲手术的内容, 并且史某母亲已经同意并签字后才进行的手术。于是, 在该案中, 医患双方就到底是否告知了手术的内容产生了争论。医方认为手术单上明确写明了手术内容、性质及后果, 患者对手术单内容不理解与医院无关;而患者一方则认为自己虽签了字, 但对手术实质根本未了解,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医院没告知形成的, 因此医方应承担未告知的责任。很明显,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院方的诊疗行为是否侵犯了患者史某的知情权, 是否属于履行了告知义务。此案例是我国现实生活中有关患者知情权纠纷的一个缩影, 反映了医患双方针对患者知情权存在的争议和矛盾, 突显了我国法律对患者知情权的保护仍停留在低水平。而纵观医患纠纷中, 由于患者知情权被侵害而引发的纠纷要占大多数, 而医院在诊疗活动中擅自篡改、毁灭病历资料等恶劣事迹时有发生。2011年4月26日, XX网站发表了题为“西安一医院篡改病历推卸医疗责任被判赔偿41万”的文章。该文章揭露了2001年3月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为患者洪某进行“胆囊切除手术”后, 出现胆漏、右膈下积液, 随后引发了“剖腹探查术”以及“胆肠吻合术”。在这期间, 该医院为推卸责任, 私下篡改病患洪某的病历资料。经过反复的鉴定、宣判、上诉、抗诉, 直到7年后的2011年3月, 法院在重审后, 认定该医院对病历进行了伪造和涂改, 判决该医院赔偿患者洪某41万余元。从2001年患病到2005年开始诉讼纠纷, 再到2011年的重审, 长达11年之久, 我们无法体会患者洪某及其家人是以怎样的身心度过这漫长的11年。虽然经过省检察院抗诉、再审, 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我们仍无法平息心中对该医院篡改病历资料这一事迹的愤怒。患者知情权被侵害的现状实令人堪忧, 有关患者知情权保护的社会制度及国家法制的建设与完善迫在眉睫。

三、我国患者知情权亟待保护的各方面原因

(一) 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1. 对于患者的知情权, 虽然《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侵权责任法》等都有涉及, 但具体调整情形不统一, 规则内容不协调, 缺乏一部系统的部门法。这样分散的规定伴随着法律的更新、废止, 将加大患者寻找有效法律依据的难度, 也为法律的正确实用、司法公正埋下了重大隐患。而且《执业医师法》调整的主体是医师, 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适用于仅限于医疗事故的情况下, 调整的角度不同、适用的情形不同、对主体范围的规定也大相径庭。

2. 对患者知情权内容的规定过于笼统。例如,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该条款虽然明确提出了医务人员在需要“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情况下有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的义务, 但不难发现, 条文对什么属于“特殊”、未列举的说明义务的内容, 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这无形中给患者的维权造成了不确定性, 实质上架空了患者的知情权利, 这对弱势群体———患者来说更显得十分不公平, 也不利于法律的实施与监管。医学的专业性以及患者知情权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现行法必须具体、明确和细致, 谨防歧义、谨防不确定性。

(二) 医疗信息不对称

医学知识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在非医学专业的人看来似乎还带着点神秘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新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术、医学设备等更是如雨后春笋。因而一般对于患者来说, 几乎在诊疗过程中永远是被动地接受, 永远缺乏足够的相关医疗信息。这种似乎先天的信息不对称让患者处在了弱势地位。 (3) 一方面, 在先前的诊疗活动中, 患者往往因为匮缺有关该病情、诊疗风险以及替代措施等直接信息, 让自己难以作出正确、合理的决定, 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恢复以及财产损失;另一方面, 在由于患者知情权被侵害而引发医疗纠纷之后, 患者更是在案件诉讼的举证方面陷入困境:不仅患者对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缺乏认知和理解, 而且由于制度的不合理, 这些与诊疗相关的资料原件皆掌控于案件的另一方, 即医疗机构。因而, 现实中出现的多数情况是, 患者拖着病怏怏的身体为着医疗纠纷而吃着官司, 结果却因为信息不对称、举证不足而败诉。

(三) 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

一方面, 如今不少的医务人员为了其个人牟利, 隐瞒病情真相, 不论诊疗活动是否需要, 甚至明知患者不需要, 仍故意做大检查、开大处方, 以从中收获巨大的“价格落差”带来的好处。这在侵犯患者知情权的同时, 对患者的财产权、健康权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其并未依法律规定如实地履行告知义务。

四、解决途径

(一) 权力机关以及司法部门应该加强立法, 确保有法可依

1. 由于涉及患者知情权的相关条款分散于不同位阶的法律中, 没有统一的系统、内容也笼统而不具体。

所以不少学者也都呼吁能够及时起草并颁布一部关于患者知情权的专门部门法, 完善立法, 为患者维护权利提供最直接最有效地保障。在加强患者知情权保护法实体法立法工作的同时, 同时需要注意对程序法的构建与创制。医疗机构告知义务的履行程序至今在法律上是空白, 而患者知情权被侵害后也缺乏相关的程序法保护, 让患者不知所措。而《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之诉不再一概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而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4) , 这对患者来说无疑是加重了诉讼程序中的举证任务、不利于患者有效地司法救济。如没有全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保障下, 患者将难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无法在知情权受侵害时有效地寻求法律保护。

2. 由于在整个医患关系中, 患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是弱势群体, 因而为了实现司法公正, 在司法保障上应该有所倾斜。

一个社会的公平与否, 其衡量标准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能否有效实现, 而法律与国家是其实现的保障。国家司法部门应该积极设立一整套保护患者知情权的司法保障制度, 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患者知情权法律援助中心、患者知情权咨询网站、设立执业律师免费或者低费为患者进行法律服务的制度等等。这在既不妨碍审判机关公正审判的同时, 又为患者的权利行使和司法救济提供了特殊保障, 可以行之有效地保护患者的知情权。

(二) 患者是知情权的权利主体, 加强患者知情权的保护, 应该增加患者的医学知识、增强其维权意识

国家有关卫生保障部门应该努力增加对公民的医学教育, 尤其注重增强患者对一些常规疾病的诊疗措施、相关病历资料、医疗风险的学习和了解。让患者在住院、诊疗期间, 通过更多的渠道能够知悉、获得相关信息。

(三) 医疗机构应当改革相关制度, 确保患者知情有渠道

学生在本文前段介绍过, 医疗机构垄断着对相关诊疗资料原件的保存和管理, 这是侵犯患者知情权的制度根源。它不仅不利于患者在诊疗阶段了解病情、积极参与治疗, 而且为患者事后的医患纠纷诉讼举证难埋下伏笔。因此, 医疗机构应该加强制度改革, 确保与具体诊疗活动直接相关的资料由医方和患方共同保存、协同管理。提高医疗机构以及诊疗活动的信息透明度, 确保患者可以及时、准确、权威地知悉并保管诊疗资料。

(四) 医务人员应该增强责任感, 提高职业道德素养

医务人员一度被人们尊称为“白衣天使”, 被赋予救死扶伤的社会重任。作为一名医生, 他首先要有仁心, 其次才谈得上仁术。一个没有仁心的人, 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人们心目中合格的医生。而对于患者的知情权, 不仅仅是医务人员所负担的道德义务, 更是法律明确规定其应负的告知义务。

五、结语

强调患者知情权的保护旨在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正确实施、协调医患关系中的紧张状态, 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患者自己、其主要义务主体院方还是国家司法机关和社会机构, 都应该为实现和谐的医疗关系履行其相应的义务。

摘要：患者知情权是患者的法定权利, 然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患者知情权几乎已被侵蚀殆尽。患者的知情权被侵害日益成为引发医患纠纷的导火线。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医疗机构公信力下降、司法保障缺失以及维权意识的不足是导致患者知情权被侵害的重要原因。新形势、新挑战, 需要院方、患方乃至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患者法定知情权而共同努力。

关键词：患者,知情权,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1]王岳.医疗纠纷法律问题新解[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2]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孔繁军.医患关系法律属性论纲[J].中国卫生法制, 2005, 13 (6) .

[4]苏力.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J].中国法学, 200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