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

2024-05-15

知情权（精选8篇）

知情权篇1

底，为开发建设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的“精英家园”项目，清大公司与北京中讯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嘉悦公司，嘉悦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中讯公司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清大公司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嘉悦公司成立后，中讯公司凭借其股权优势控制了董事会，并通过董事会聘用总经理、监事及财务人员等，完全控制了嘉悦公司。在中讯公司的控制下，嘉悦公司自成立以来从不按照章程的规定定期召开股东会会议，致使清大公司在股东会会议的表决权受到侵害，长期无法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且嘉悦公司从不按照章程的规定，向清大公司送交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致使清大公司无法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嘉悦公司一直不向清大公司分配公司盈余。清大公司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股东享有与其出资比例相应的表决权”，“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股东享有知情权”，“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享有公司盈余分配权”的规定，嘉悦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清大公司的上述权利。清大公司多次提出异议，嘉悦公司均不予纠正，所以只好起诉至法院。

知情权篇2

一、股东知情权的内容范围

在界定股东知情权的含义时, 笔者列举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账簿等作为股东知情权的范围, 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第34条中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知情权的具体内容, [2]但在现实的操作中法官关于这一问题的处理仍有所不同。那么, 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到底应该如何限定才比较合理呢?

(一) 股东要求对公司的财务或资产状况进行审计是否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在无锡梁溪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诉太平洋镀锌薄板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中, 梁溪公司因作为太平洋公司和长江公司的中方股东, 因太平洋公司和长江公司隐瞒公司巨额财产, 侵犯了梁溪公司的知情权, 遂提起了股东知情权之诉, 其中的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接受原告安排独立的会计师对被告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审计, 以查实被告公司整体资产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梁溪公司依据公司章程而要求对太平洋公司、长江公司的整体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不在知情权之列, 不予支持;再审法院认为, 梁溪公司要求长江公司、太平洋公司接受其安排独立会计师对长江公司、太平洋公司全面审计和安排评估师对企业整体资产进行评估的诉请, 法律对此未有规定。虽然长江公司、太平洋公司的股东在修订的合营合同中明确规定, “一方有权在任何时候安排独立的会计师对企业的账簿进行审计”。在章程中也约定:“合营企业每一方有权在任何时候自己负担费用聘用单独的会计师对合营企业的账簿和记录进行审查。”但股东并未约定对太平洋公司、长江公司可全面审计和对整体资产评估。所以该项诉请既无法律上的规定, 又超出了当事人的约定, 不予支持。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宋连仇诉南通海宏防治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一案中, 在该案中, 宋连仇作为海宏公司的股东, 提起的股东知情权之诉中申请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一审、二审的法院均以“宋连仇要求对海宏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的请求没有章程依据, 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股东知情权的范围”[3], 对该项诉求均未予以支持。

可见, 在这两个案例中, 法院对于“要求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的态度基本一致, 均不认为其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对《公司法》第34条进行了严格解释。事实上, 《公司法》仅在63条要求对一人有限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4],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要求强制审计的规定, 笔者认为, 《公司法》将审计内容排除在知情权的范围内, 是平衡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后的结果, 也即要在维护股东利益的“公平”价值和保障公司利益的“效率”价值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因为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审计, 一般均需要较长的时间, 如果要求公司承担此项义务将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 但是, 如果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 则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二) 原始会计凭证是否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公司法》第3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 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 说明目的。”第9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 这两条仅规定了股东在提出书面请求, 说明目的之后可以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 但是, 并没有明确规定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 那么, 关于这一立法空白, 司法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呢?

在无锡梁溪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诉太平洋镀锌薄板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中, 梁溪公司要求查阅长江公司和太平洋公司的公司账簿及其相关原始凭证, 一审法官支持了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 虽后来原被告双方都有上诉, 此案也经过了再审, 但是此项诉讼请求均得到了各法院的支持。

金亚萍等诉诸暨市富林印务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案[5]中, 金亚萍、余龙敏、王林松三人对富林印务有限公司提起了股东知情权之诉, 要求查阅“自2001年12月19日至今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及销售发票”, 此项诉求也得到了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的支持, 法院的理由是, “公司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帐和其他辅助性账簿, 系连接财务会计报告合会计凭证的中间环节。公司赋予股东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权利的同时, 并没有限制股东查阅原始凭证和销售发票的权利, 股东只有查阅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和销售发票, 才能相互印证, 才能了解公司的真是经营情况和相关信息……”;而关于查阅“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的诉讼请求在在陕西电缆厂诉山西瑞达电线有限责任公司等股东知情权一案[6]中亦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由此可见, 虽然我国法律未有明确的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认定了原始凭证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而且, 部分地方法院已经认定了原始凭证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施行) 》第66条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包括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利润分配表、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出具的审验报告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有权查阅董事会决议、公司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 但股东处于损害公司利益的不正当目的的除外。

而且, 在我国的理论界, 支持将原始凭证和销售发票作为股东知情权范围的亦不在少数。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 从立法目的上看, 不查阅原始凭证就不能了解公司真正的经营状况, 这就违背了立法者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

一般说来, 要求行使公司会计账簿查阅权的股东一般是公司的中小股东, 多不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 急需通过查阅会计账簿的原始凭证来达到对公司高管的监督作用, 因此, 允许股东查阅会计原始凭证, 符合设立账簿查阅权的立法目的。为使股东的张博查阅权行之有效, 应当尽量扩张账簿查阅权的对象。具体来说, 凡是能反映公司财务与经营管理情况的会计账簿以及制作会计账簿所依据的各种会计文书, (含会计原始凭证、发票、合同文书、纳税申报表、出口凭证等) 都应该包括在内, 只是股东的查阅需不以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为前提。

第二, 依照会计法的规定, 会计账簿是依据会计凭证制作的, 如果只允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而不能查阅原始凭证, 股东无法将会计账簿与最真实的原始凭证相比对, 则很难获得充分、真实、全面的公司各项信息, 则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立法初衷也难以实现。[7]

但笔者认为, 这两点理由并不充分, 主要论述如下:

首先, 根据我国会计法的规定及其实务操作规范, 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以及会计凭证是彼此独立的概念。会计账簿的登记必须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财务会计报告则是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账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的。立法对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显然不足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股东享有的公司知情权层面上, 股东有权查阅财务会计报告就当然包括财务账簿和会计凭证, 或者查询财务账簿就当然将原始会计凭证涵盖在内。更何况从会计工作的流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 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 会计机构和人员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以及有关资料编制记账凭证。根据审核的会计凭证依法进行会计账簿登记。[8]因此, 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账簿和会计凭证三者之间并非包容关系, 其虽具有密切关系, 但在会计法上则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所以, 法律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并不必然推出法律允许讲原始凭证作为知情权的范围予以保护。

其次, 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要求股东可以查阅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 就可能会对公司的安全运营带来影响。退一步讲, 即使股东查阅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是有正当目的的, 允许股东在任何时间查阅原始凭证也会影响公司运营的效率, 也可能会造成凭证的遗失或其他情况, 这些都会对公司安全造成影响。将股东知情权作为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在法律中, 并不意味着对公司利益的漠视。

(三) 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与他人签订的有关协议

在余洪刚诉广西贺州市俊翔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9]案中, 原告余洪刚根据本公司的章程和《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要求查阅、复制俊翔公司他人签订的有关协议和文件。对于原告的诉求,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后认为, 原告请求查阅被告俊翔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协议或者文件及经营管理文件, 超出了《公司法》第34条规定, 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笔者认为, 和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相同, 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协议可能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秘密, 如果赋予公司的股东以查阅权, 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所以说, 将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协议排除在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外, 符合《公司法》的立法价值取向。

(四) 股东知情权范围的扩张思路和特殊限制

1、股东知情权范围的扩张思路

正如蒋大兴教授所言, 知情权的范围存在隐示即推定的边界[10], 上述三个问题的讨论, 只是基于个案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那么, 在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上, 我们应该遵循怎样的扩张思路, 以便能在司法实践中有更合理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 继续遵循我国列举式的立法模式, 确定知情权的一般原则。

第二, 我国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享有会计账簿的查阅权, 为了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权利, 可以赋予一定持股比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账簿查阅权。

第三, 《公司法》第34条、98条列举的范围中增加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

2、股东知情权范围的特殊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笔者主张对股东知情权采取扩张的思路, 但是必须将其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除了要在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中选取一个平衡点, 使得能达到保护股东利益和保障公司安全运营的双赢结果以外, 还需要注意股东知情权范围的特殊限制, 也就是应如何理解《公司法》第34条中规定的“不正当目的”。

《公司法》第34条赋予了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权利, 同时规定:“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 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可以拒绝提供查阅, 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但在公司法的其他法律条文中, 并未对此处的不正当目的作出具体的界定,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该原则的正确适用, 有必要对不正当目的做一界定。笔者认为, 对该原则的理解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其一, 正当性目的, 是指与维护善意的股东的利益直接联系的合理目的, 即股东提出查阅的要求时应当怀有善意的、正当的意图, 其所要检查的资料和他的意图是有直接联系的, 并且在查询前应详细地阐述该意图。结合其他公司的案例, 如调查公司的财务状况, 调查股利分配政策的妥当性, 调查股份的真实价值, 调查公司管理层经营活动中的不法、不妥行为, 调查监事的失职行为, 调查公司合并、分立或开展其他重组活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调查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证据, 消除在阅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中产生的疑点等。其二, 不正当目的, 即股东权保护自身、行使对公司的监督、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之外的其他一切目的, 诸如为公司的竞争对手刺探公司秘密, 为了获得非与投资相关的个人利益, 寻找公司经营中的细微技术瑕疵、查询与商业秘密相关联的公司财产、金融和盈利状况的结算和估价方法的详细资料等等, 都可以认定为不正当目的。

二、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

从字面意思上我们不难看出, 股东知情权的主体当然是股东, 所以, 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的认定就成为股东资格的认定, 事实上, 有不少案例中, 股东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确认股东知情权来认定股东的主体资格, 行使股东多方面的利益。那么, 在股东知情权主体资格认定的案例中, 股权转让后的股东、未行使出资义务的股东、股东退出公司后未办理工商登记的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笔者从下列的案例中一一讨论。

(一) 股权转让后, 原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在无锡梁溪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诉太平洋镀锌薄板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中, 梁溪公司作为股东, 要求查阅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全部董事会决议、公司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此案件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 其中除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以后, 原告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东, 所以不想有知情权以外, 一审法院和再审法院均支持了股东的诉讼请求。理由是, 虽然原告在股权转让后即丧失了股东资格, 但其要求行使担任股东期间的股东知情权应该得到支持。

但是, 其他类似案件的原告并没有像无锡梁溪公司这般幸运。在新《公司法》颁布后陕西省审结的首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 (陕西电缆厂诉陕西瑞达电线有限责任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11]) 中, 在原告提出股东知情权之诉之后, 被告认为原告在股权转让以后已经不是公司的股东, 所以不应享有知情权。一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但是二审法院认为, 在电缆厂把全部股份转让后已经不是瑞达公司的股东, 已经丧失了瑞达公司的股东资格, 电缆厂在起诉时已经不具有诉讼资格, 故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在聂世龙诉扬州东风汽车车身厂股东知情权案[12]中, 原告聂世龙在进行了股权转让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后, 要求查阅其作为股东期间的被告会计账簿, 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股东权利不能与股东身份相分离。股东转让了全部股权并办理变更登记以后, 便丧失了股东身份, 不再享有股东权, 股东知情权也随之丧失, 遂参照《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的争议焦点是一致的, 即原股东是否可以查阅其作为股东期间的会计账簿, 也就是说股东知情权是否随着股权而一起转让, 最终的判决中, 只有梁溪公司的诉求得到了支持, 而在学理界, 正如司法实践中一样, 对这个问题也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

(1) 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股东知情权是基于其股东身份所产生的, 具有身份权的特性, 行使知情权的适合主体只能是具有股东身份的自然人和法人。股东退出公司, 丧失了股东身份, 不再对公司享有股东权, 其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的权利也随之丧失;而且如果在此时仍允许股东行使知情权, 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其他相关文件, 可能会对公司的安全运营产生影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11月29日引发的《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认为“对于原告以公司原股东身份要求对公司行使其知情权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 因原告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 (一) 项之规定,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

由此可以看出, 原股东无权行使其作为股东期间的知情权, 但否定说认为如果原股东入股时认为公司隐瞒真实经营状况导致其股权出让价格明显不公的, 可依法通过行使撤销权或对公司提出侵权之诉讼途径解决。

(2) 肯定说

肯定说中有相对有权说和绝对有权说。相对有权说认为股东在股权转让后, 只可以查阅其担任股东期间的会计账簿和相关资料;绝对有权认为, 股东在转让股权后, 仍有权查阅公司的一切财务会计资料, 既包括股权转让前公司置备的财务会计资料, 也包括股权转让后公司继续经营期间所置备的财务会计资料。如果仅允许转让股权的股东查阅转让前的财务会计资料, 可能对其股权无法给予彻底保护。因为, 公司可能在转让股权后采取备置虚假财务会计文件的形式, 掏空公司资产, 此时, 即便保护了转让股东的知情权也将会使判决难以最终执行。因此, 转让股权的股东对有权查阅其转让股权前后公司的一切财务会计资料。[13]

笔者认为, 在公司营运的实践中, 由于股东与公司之间信息的不对称, 股东在其具备股东资格期间可能并不掌握相关信息, 或者并没有认识到其权利受到损害, 而在其丧失股东资格以后发现其原有的权利受到了损害, 即有行使权的必要, 否则其权利即无法得到保障。如果原告行使知情权的目的就是认为其原所持有的股权价值在执行中被低估, 所以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及其账簿, 如果否定其权利, 则其请求保护其他权利的主张也无法实现, 对原告是不公平的。所以, 应当允许原股东在股权转让以后仍享有知情权, 但是, 为了保护公司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 笔者认为应该坚持相对有权说的学理理念, 只允许原股东查阅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公司章程、会计账簿和相关的会议决议等。

(二) 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是否享有股东知情权

在宋连仇诉南通海宏纺织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案中, 并没有出资的宋连仇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 查阅公司财务资料和股东会会议记录。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所以, 对公司出资是股东的基本义务, 股东出资是其具有股东权利的必要条件。股东行使知情权, 不仅要具有股东资格, 更要具有股东权利。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当然就不能享有股东利益。所以, 在原告未向海宏出资的情况下, 不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 其要求行使知情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14]但是二审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 原告是否出资与其能否行使股东知情权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遂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失偏颇:

第一, 我国《公司法》对未出资股东能否行使知情权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 根据民法关于权利推定的基本理念, 可以认为未出资的股东可以享有知情权。

第二, 根据《公司法》第28条的规定, 股东尚未出资或尚未完全出资的, 可依法补足, 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害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可见, 违反出资义务只导致股东承当资本补足责任和对已出资股东的违约责任而不直接导致其股东资格的否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股东是否出资与其能否行使股东知情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 在其未丧失公司股东身份之前仍可按照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 除非公司章程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另有约定, 一般不能以股东出资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其应享有的知情权。[15]

(三) 股东退出公司未办理工商登记的知情权问题

在黄旭诉北京博驰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知情权案中, 黄旭作为北京博驰公司的股东, 因长期拿不到公司分红, 遂在2006年1月20日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但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并于2006年6月8日提起诉讼, 要求博驰公司向原告提供公司成立后至2006年7月期间的会计账簿供原告查阅。北京区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黄旭和博驰公司通过协议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就已经从博驰公司退出, 尽管黄旭的股权转让手续在工商登记机关尚未办理完结, 但就黄旭与博驰公司之间而言, 黄旭就不再是博驰公司的股东, 黄旭亦不再享有知情权。[16]

笔者认为, 在股东撤资 (在合法情况下) 或股权转让没有办理工商或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变更手续时, 就不能以投资为准, 应当依照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进行判断。当事人约定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的, 依照协议约定判断。当事人没有上述特别约定的, 依照合同法的规定, 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行为, 当事人没有在协议中明确约定, 要在办理工商或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手续后才能生效的, 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又没有禁止性规定, 协议生效。无论公司是否设置有股东名册, 股东撤资、转让出资未在股东名册上进行登记, 或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或不影响股东撤出或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但是, 这种撤资或出资的转让仅在股东间有效,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有权向过错方追究。

事实上, 股东知情权主体资格的认定实质在于股东资格的确认, 关于这一点, 笔者认为, 可以依据发生争议是在股东与公司之间 (公司内部) 还是公司与第三人 (公司外部) 之间, 如果是公司内部之间的争议, 可以确认公司与股东之间协议的有限效力, 但如果是发生在公司外部发的争议, 则需要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而根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的内容来确认股东的地位。因为股东资格的人认定并不是本篇文章的重点, 所以笔者在此不做赘述。

三、结语

自从2001年1月股东知情权被列为第172种案由之后, 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诉讼就逐年增长, 尤其是2005年新《公司法》颁布之后。诚然, 关于股东知情权的问题还有很多, 例如股东知情权的诉讼主体、权利位阶、目的性限制、权利行使的条件等等。笔者只是选取知情权的范围 (权利边界) 和主体资格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况且关于这两方面的论述仅是基于为数不多的案例研究, 在论证中难免会不充分。笔者只是从自己的认识出发, 对这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并以此就教于大家。

摘要：现代公司制度中, 股东权是公司权利体系的核心内容, 而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各项权利中的基础性权利, 但这项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 在内容的范围和主体资格的认定上常常出现问题, 笔者通过知情权案例的梳理和分析, 以期能够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做合理的界定。

超越知情权篇3

关键词：信息公开；知情权；单向度思维；沟通理性

中图分类号：D911；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82-03

我国的信息公开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伴随基层民主制度改革慢慢发展起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199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明确要求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200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要求在国家基层政权机关中推行政务公开，乡镇机关的政务公开成为一项制度。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公开始于2007年4月5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标志着我国的信息公开正式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但在现实中，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信息的公开，另一方面，网络谣言却大行其道，“老百姓”对政府信息却“老不信”，政府与民众间的不信任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一、知情权作为信息公开价值目标的理据与反思

知情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源于英文之“right to know”、“right to information”，即“知的权利”、“了解权”。知情权有广狭二义之分，在美国，广义的知情权泛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狭义的知情权仅指公民知悉、获取行政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在日本，一般认为知情权包含“知的自由”和“知的权利”两层意义。知情权，一方面是指信息掌控者有公开相关信息之义务，另一方面则是指相对方有要求信息掌控者提供相关信息的权利，而其中的任一行为都是单向的指称，都不存在对话、沟通与协商。

（一）知情权作为信息公开价值目标的理据。知情权虽然在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条例》中并未有专门的表述，但在湖上海、杭州等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规定中，确认了公民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并打造“阳光政府”。我国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不断努力去获得对政府行为各种信息的过程，亦即争取知情权的过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无论是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还是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都需要知情权的保障，所以，知情权就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一方面，知情权无疑是获得情报、信息的权利，与其相对应的理应是对情报、信息公开的义务，故而，知情权就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一般关涉两个维度，即竞争和参与，公民参与正是民主政治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公民参与就显得越发重要，而参与的前提则是对政府信息的“知”，没有对政府信息的了解与掌握，就没有民众参与的可能。

（二）对知情权作为信息公开价值目标的反思。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不完全是保证公民对知情权，其更深层的动力源是人民当家作主。在这里，政府信息公开被理解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政府信息的获取，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同时也是为了发挥信息的服务作用。事实上，通过立法行为强制性地迫使政府将其掌握的某些信息向民众开放，以使获知公共信息的民众能更好地监督政府，保护自身的权益，这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知情权的保护，而是对人民主权这一宪政目标的价值追求。

二、沟通理性运用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可能

（一）沟通理性的一般理论。近代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们认识自身、社会和自然的基础，是人们认识的工具。韦伯将理性描述成给世界“祛魅”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则使原以解放为已任的启蒙理性让位给了工具理性。针对工具理性的制度化，韦伯将人类行为分为目的—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传统行为、情感行为。前两者都属于理性行为，它们的持续冲突也就造成了社会价值领域的持续分裂，并最终使得工具理性成了人类生活价值与行动自由的“铁笼”。韦伯之所以陷入现代性的困境，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因为其简单地将工具理性理解为理性的全部。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体现在语言中，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而他的沟通理性又是建立在他的沟通行为理论之上的。哈贝马斯将人类行为分为目的行为、规范行为、表演行为与沟通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标并使行为者彼此进行合作的行为才是沟通行为，而以成功为目标的行为就是目的行为。前者以主体间性为视角，以获得理解为目标；后者以主体性为视角，以追求成功为目标。前者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把自己和他人同时当作目的；后者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前者侧重协作、商谈、沟通和讲理；后者强调竞争、博弈、算计和谋略。如此一来，哈贝马斯就用沟通理性代替了传统理性，事实上达成了对韦伯有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二元困境的摆脱。

（二）沟通理性运用于信息公开的理论依据

首先是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向。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人类在认识论领域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折，特别是主体间性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出现了重大的转向。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发展，人类对真理的评价也经历了重大转变，即从启蒙前的客体性标准到启蒙后的主体性标准，再到后来的主体间性标准。哈贝马斯构建了一种不同于主体哲学的理性观，这种理性观包含着双重转向，即从主体哲学范式转向沟通范式、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转向沟通理性。人类认知的对象不再被看作客体，而是被看作主体，并确认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其目的是通过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和交往，达成主体之间的一种协同性、普遍认可性的理解，使主体间性之上的沟通理性走向前台。其次是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当今社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由多方力量所构成的放任的领域。在这里，只有多元的风格，多元的论述，却不见常规和典范，更容纳不了以常规典范为中心骨干的单元体系”。而世界观、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使人们行为过程中的统一性思考丧失了存在基础，共识也就不能达成。虽然在沟通行为中直接形成的共识是暂时性和过程性的，但共识的最终形成却可以通过不同层面的交涉和议论、通过暂时性共识的不断积累与整合来实现。故而，以理解与共识为目的的沟通理性就必然成为人们思维的基础。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特性

沟通行为理论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此视阈下，我们势必要重新审视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选择，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特性的再认识。

（一）政府信息公开并非单向度告知，而是沟通。政府信息公开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国家公布法律或公布行政依据，亦非公开政务过程或结果，它应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公民个人利益等多重利益的交流、博弈与妥协的过程，应是一个多元利益的沟通过程，也是法律、政策与行政合法性的证成过程。单向度的告知势必让所示信息带有极大的主观任意性和专断性。民众的利益、意见、愿望应该在公开中得到表达与尊重。在与政府的公开对话中，在双向的理性化的沟通中，多元利益不仅能够得到有效的平衡与保护，法律、政策与行政的合法性也才能得到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真正价值才可能得到实现，才会达成政府信息公开的最终目的。所以，政府信息公开应是一种沟通行为。

（二）政府信息公开不是主客体间的关系，而是具有互主体性。在传统的知情权视阈下，无论是政府主动的公开还是公民主动的请求公开，都只是单向度的，都不是平等沟通。如此，政府与民众就只能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者，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公民个人利益等多元利益也就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表达和博弈，也就不可能有切实的利益权衡。而在沟通上，信息的掌控者与信息的需求者都是作为主体而存在，他们就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关系。

（三）政府信息公开具有开放性。当代社会处在各种媒介和信息的包围之中，社会的各种利益必然要求政治决策和利益分配上的公开，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的实现本质上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因此，开放性构成了民主政治的一个属性。此外，民主政治建立的基础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本身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公民参与其中，势必要求其是开放的。没有开放，就没有公众的利益表达；没有开放，就没有公众的批评监督；没有开放，就没有政府与公众的彼此尊重；没有开放，就没有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与合意。在这里，政府信息公开不仅仅是多元主体的开放，也包括行为方式的开放甚或信息的开放。

（四）政府信息公开具有包容性。政府的信息公开过程并不具有决策的职能，也不具有审议决策的权限。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并不是轮廓分明且边界固定的系统。也因为此，政府的信息公开也就基本不存在信息公开所涉各方的身份差异问题，各个利益攸关方甚或与其利益无关的个人、群体都能够出现在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这使得政府信息公开理应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此种包容性也就使得信息公开所涉各方能够在真诚、真实、平等的条件下，通过理性论辩而实现偏好调整和观点改变，进而形成沟通共识。

（五）政府信息公开不是决策而是交涉场域。政府信息公开不是哈贝马斯言下的独白式的话语霸权，而是对话与沟通的平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是要寻求目标的一致，而应寻求行为的趋同。这就要求建立一定的渠道使社会的各种信息进入到政治领域，而这些信息应是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沟通与协商的。在现代民主社会，无论是信息本身、信息的公开者还是信息的公开方式都应该是基于社会的理解与共识，这种理解与共识的达成当然需要一个制度性的平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就是要提供一个公开、平等的场域，让各种利益在此通过对话、沟通、博弈而达成理解与共识。

四、走向理解与共识的政府信息公开

通过对沟通理性的相关理论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特性分析，我们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也是可以放在沟通理性的视阈里来进行考量的。沟通理性一改工具理性对成功的单向度追求，而寻求基于主体间的沟通而达成理解与共识。故而，政府信息公开也应超越单向度的对知情权的追求而走向理解与共识。理解是指人们彼此之间的意义沟通和交往行为，而共识则是产生于主体间的对话和商谈，是主体间性的一种具体体现。人类是在对世界的不断认识和改变中获得进步的，理解存在于这一活动的整个过程，亦遍及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之中，其发生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主—客”关系上，只有以实践的变革作为原初性基础，理解才是可能的；在主体间性关系上，只有以沟通实践即广义的对话作为原初性基础，理解才成为可能。而这两个维度无不内在地积淀并蕴涵着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地展现中所成就的共识。所以，理解与共识活动并非一个知识论域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领域的问题。沟通理性以主体间性为中心，以语言交流为媒介，以沟通理解、讨论共识为目的，将人们置于相互关系的生活世界中。强调对话、沟通、共识及其程序是沟通理论的典型特征，而这恰恰又与现代的政府治理过程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并达成理解与共识的过程。事实上，政府信息公开的特性已经昭示我们，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对应于沟通理性的沟通行为。整个政府信息公开所追求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都需要公开过程中的理解与共识来形成并实现。哈贝马斯指出：“有效的行为调节不是建立在个体行为计划的理性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沟通行为的理性力量基础之上；这种沟通理性表现在沟通共识的前提当中。”在平等参与和协商沟通的当代社会，理解与共识的缺失将使得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缺乏基础的正当性，其结果自然也难以被大众接受。故而，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实现有赖于转变传统的价值取向，以政府与民众间的理解与共识为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超越公民的知情权与阳光政府的话语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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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小英.法律解释学的新向度：走向主体间性[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父母要尊重孩子的知情权篇4

可是，母亲在阴险的酒行合伙人谋得斯通先生的追求下，爱情的火花重新燃烧，终于接受了对方的求婚。而且是让谋得斯通先生带着他的姐姐一起住进自己的房子里来。

大卫科波菲尔被蒙在鼓里。科波菲尔太太让佩格蒂故意对儿子说，到亚矛斯哥哥那里去住两个星期，那里有大海，有大船、小船，有打鱼的，有海滩，还有汉姆和你一起玩。

一般而言，再婚是喜事，家庭破损是烦恼的事。一个孩子，特别是像大卫这样年纪尚小的孩子，接受一个继父的心理困难，应该比接受父亲(或母亲)去世、父母离异的现实要容易很多。但为什么大卫在亚矛斯过完愉快的两周，回家后心理会如此深地受到影响？作品用了这样一些词语来表达他心灵受到的刺激：眼中充满了泪水，仿佛马上要摔倒了；立刻全身颤抖，脸色变得煞白

他们一起的生活刚刚开始，就立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究其原因，撇开谋得斯通的无赖本性，科波菲尔太太允许自己忽视儿子对家庭结构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知情权，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美国费城儿童指导中心的教育和心理咨询专家们认为：孩子年幼时父母离婚，只要不同时伴随家庭暴力，或者并没导致孩子日常生活的急剧变化，他们对于父母离婚事件的情感上的反应强度可能会相当小。这个论断，我认为也同样适用于重组家庭。

然而，由于科波菲尔太太的忽视，我们看到，大卫这个男孩的日常生活在突然间发生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急于要回到家中，投入母亲的怀抱的大卫科波菲尔，发现家里门开了，半哭半笑，怀着高兴激动的心情，心想见到的一定是母亲，但见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仆人。大卫到家的第二天晚上，新爸爸的姐姐，一个脸色阴冷的女人也搬来和他们同住。自己熟悉的老卧室已经变了，被安排在一个较远的地方睡了；连楼下也没能够保持原状；空狗窝里也多了条大狗。其实这些还只是硬变化。还有很多无须假以时日就能发现的软变化，更令他痛苦难忍：以前总是露着迷人的微笑的母亲，现在在新爸爸旁边显得畏畏缩缩。他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随便与母亲相见和亲密相处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一切财物，都被新爸爸姐弟俩牢牢抓在了手里。母亲再婚事件，既导致儿子日常生活的家庭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了如此大的急剧变化，而小大卫科波菲尔又是这种变化过程中的无权参与者，矛盾激化的焦点。加之还伴随家庭暴力，大卫对于母亲再婚事件情感上的反应强度怎么可能小！

随着社会的开放、进步，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自然破损或人为破损的家庭，再婚重组现象越来越多。在接受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也像大卫一样，事先被剥夺了知情权；后来又不待见于新的家长；有的家庭，即使是结婚后，有子女的一方还会把子女继续雪藏起来，将他们扔给祖辈或者亲戚，所谓的新爸爸和新妈妈根本不让他们进门(新父亲的比例更大些)。这些孩子在向心理医生咨询的过程中，常常不会主动告知他们家庭这方面的事实。往往是在咨询师帮助寻找和分析幼年生活经验时，家长才会悄悄告诉心理医生。这些孩子也基本不会从心里承认和接受这类新家长。

再婚，虽然是件喜事，但处理不好，确实会适得其反，对当事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的心理阴影，很难随岁月的流逝或年岁渐长而消减。科波菲尔太太追悔莫及的忽视的教训应该牢记。孩子有权利和与你们一起享受再婚事件带来的很多具体细节的变化和感受。既然你们的决定会让孩子的生活轨迹受到较大影响，就请别低估孩子对自己再婚的感受力，别剥夺孩子的预先知情权。应该做的是，把自己重新开始生活的念头逐步地、慢慢地落实到孩子的日常生活模式上，尽量让孩子保持他所熟悉的生活。这也许是对他最有利的保护，因为这有利于他在面对亲生父亲或母亲再婚所导致的任何变动时仍然有安全感。

浅谈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篇5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4年1月1日起，已经施行了将近20个年头，在这20年里，消费者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众多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范围：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虽然对消费者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从该条之规定不难看出，出于生活需要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社会成员是我国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个体社会成员就是消费者的观点在我国学界占主流地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人，而将非自然人诸如法人、组织等排除在消费者概念之外。在我国，还有部分理论界专家认为消费者的概念是与经营者的概念相对应的。无论两种观点在对消费者身份界定的根据上有如何的分歧，但有关键的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所谓的弱势地位主要是因为生产者、经营者对于产品的质量、原料、构成、性能、制作方法、用途、生产成本等拥有比消费者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因而形成了商品交易中，生产者、经营者占有信息上的优势，而消费者则处于信息劣势的不均衡状态。2008年8月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次级贷款危机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全球的金融海啸，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想，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市场中对弱势一方权益保护的不利甚至缺失。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个人财富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期老百姓还非常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的保险、理财等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生活消费的一部分，将自己的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机构服务的情况变得非常普遍，家庭投资理财、保险等金融消费大量出现，伴随而来的是大量难以解决的金融消费纠纷的出现，这些突出的问题不但严重影响了金融业的发展，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法律界及金融业界的重视。在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还没有法定内涵，范围也尚不确切，造成众多金融业企业试图钻法律的空子，认为金融业的服务对象不能算为消费者，不具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消费者的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同时，由于金融服务行业存在专业性强、普通消费者难以了解其业务内容等原因，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时难以预测存在的风险。且我国立法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关规定都分散在金融法律法规中，遇到问题主要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没有明确规定，更谈不上行业自律的问题，没有强有力的部门监管和消费者风险警示，以致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等相关权利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当重大金融纠纷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往往由消费者承担。

知情权篇6

总结

对于我方之前的观点，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首先，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他们最基本的一个身份是国家的公民，而隐私权是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之一。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格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二条也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而对于辩题中所述“公众知情权”，我们认为从法律上讲它应该属于知情权中的“知政权”，也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国家事务、政府行为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了解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权利。隐私权是一种“基本人格权利”，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应享受到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而公众知情权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应该是针对于其权力以及财产这类国家赋予给他们的东西的，而不是针对其私生活和家庭状况这类私人信息的。其次，我想从大众反应这个角度来谈一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存在一些思想偏激甚至是极端，心态消极悲观，只看到了社会阴暗面的人。那么假设公众知情权比隐私权更重要，如果我们将官员的各种隐私向大众公布、披露，如果被这些思想消极的人所利用，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具有煽动力的言论，于大众与社会都没有好处。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缺乏对事件的根本了解，很可能没有足够的理性思考与分析，阅读这些人的言论后很容易受其影响，从而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客观原因来分析，我们也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政府官员公众知情权不应大与个人隐私权。或许有人会说我刚才的叙述有些片面，有因噎废食之嫌。那么我就从官员自身这个方面来谈一谈。不论我们平时了解到多少贪污、腐败等负面案例，我想说，在这个世界上，好的官员仍旧是占了绝大多数的！试想你是一个工作兢兢业业，一心为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贪污腐败的想法的官员。你如此为民服务，而人民不仅对你没有一丝感激的意思，反而处处以怀疑的眼光和角度去审视你，还要求把你的私人生活全部曝光，使你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私。当这种行为还有着一个“防止官员腐败”的名头时，你有何想法？就算你再宽容，再大度，再能够理解人民大众的心情，你的心底里难道不会产生一丝芥蒂吗？你难道不会感到的寒心吗？我们不是圣人，政府官员也不是，如果他们心中产生了上述的思想，难保不会有消极情绪，而这也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有些人甚至会产生一些较为极端的思想：“既然你们不信任我，那我还有什么必要为你们服务？”说不定会由一个清廉的官员变为贪污腐败的社会蛀虫。当然或许这个例子有些偏激，但这种对他们的不信任肯定会对其思想产生影响。

即便他们是政府的官员，但他们依然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应该享受到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而不是赤裸裸地被大众所窥视！所以我方认为，政府官员的公众知情权不应大于个人隐私权！

论患者的知情权篇7

(一) 患者知情权的定义及渊源

患者的知情权是指患者在医疗过程中, 具有从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那里知悉、获得与医疗有关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以及费用等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 (包括医疗机构的背景信息、医师职称、资质等与医疗行为间接相关的信息) 的自由和保障。

患者“知情权”并非产源于中国本土, 它是个舶来品。学者们通说认为, 患者知情权这一概念最早是出现在1914年美国纽约上诉法院王牌法官Cardozo审理的一个案件的判决书中, 该法官提出了“任何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其身体”的名言。他以判决书的形式历史地肯定了医疗行为应得到患者的同意。对于没有向患者充分说明情况并诚实地取得患者的同意而作的诊疗行为, 原则上属于侵权行为, 应该负法律责任。可以说, 这是法学史上保护患者知情权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 让“患者知情权”风靡全球的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战争罪犯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在二战时期, 纳粹集中营中的纳粹医生灭绝人性地强迫受害者接受非人道的人体试验, 其行为令人发指, 惨绝人寰。终于, 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 人们深刻反思没有征得受试者同意而对其进行人体试验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并于1947年通过了著名的《纽伦堡法典》。 (1) 自此以后, 世界各国纷纷加强国内立法:在1963年颁布的《因果病人协会章程》, 1973年的《美国病人权利法》以及1991年颁布的《病人自决法案》都注重对患者知情权的保护, 多将“告知”义务的履行作为医疗业务合法认定的一个考核标准, 任何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疗业务行为都是法律所不认可的。

(二) 患者知情权的主要内容

患者知情权的主要内容有:1.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医疗费用、替代医疗方案等与患者即将接受的医疗行为直接相关的信息2.医疗机构的相关背景、医师的资质、职称等与患者的诊疗行为间接相关的信息;3.与具体诊疗活动相关的病历资料:住院日志、医嘱单、手术及麻醉记录、护理记录等。

二、我国患者知情权实现现状

在我国, 一位名叫史某患者在其五岁的时候被某医院诊断为“男性假两性畸形”, 十四岁时在该医院做了“生殖器矫形手术”并在手术前按规程签了字。然而术后史某发现, 自己在阴茎被摘除, 外阴做成女性器官后, 却越来越像个男性了。在做了一系列检查后, 认定自己原是个男儿身, 而医院对其的诊断和手术是错误的, 并且医院在术前没有明确告知对其手术的性质和内容, 于是史某将医院告上法庭。 (2) 然而医院认为史某的生殖器官只是貌似男性而无生殖功能, 医学上还没有能力帮助其拥有正常的功能, 所以将其变为“女性”的手术方案并没有错, 而且当时医院是在己经告知史某母亲手术的内容, 并且史某母亲已经同意并签字后才进行的手术。于是, 在该案中, 医患双方就到底是否告知了手术的内容产生了争论。医方认为手术单上明确写明了手术内容、性质及后果, 患者对手术单内容不理解与医院无关;而患者一方则认为自己虽签了字, 但对手术实质根本未了解,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医院没告知形成的, 因此医方应承担未告知的责任。很明显,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院方的诊疗行为是否侵犯了患者史某的知情权, 是否属于履行了告知义务。此案例是我国现实生活中有关患者知情权纠纷的一个缩影, 反映了医患双方针对患者知情权存在的争议和矛盾, 突显了我国法律对患者知情权的保护仍停留在低水平。而纵观医患纠纷中, 由于患者知情权被侵害而引发的纠纷要占大多数, 而医院在诊疗活动中擅自篡改、毁灭病历资料等恶劣事迹时有发生。2011年4月26日, XX网站发表了题为“西安一医院篡改病历推卸医疗责任被判赔偿41万”的文章。该文章揭露了2001年3月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为患者洪某进行“胆囊切除手术”后, 出现胆漏、右膈下积液, 随后引发了“剖腹探查术”以及“胆肠吻合术”。在这期间, 该医院为推卸责任, 私下篡改病患洪某的病历资料。经过反复的鉴定、宣判、上诉、抗诉, 直到7年后的2011年3月, 法院在重审后, 认定该医院对病历进行了伪造和涂改, 判决该医院赔偿患者洪某41万余元。从2001年患病到2005年开始诉讼纠纷, 再到2011年的重审, 长达11年之久, 我们无法体会患者洪某及其家人是以怎样的身心度过这漫长的11年。虽然经过省检察院抗诉、再审, 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我们仍无法平息心中对该医院篡改病历资料这一事迹的愤怒。患者知情权被侵害的现状实令人堪忧, 有关患者知情权保护的社会制度及国家法制的建设与完善迫在眉睫。

三、我国患者知情权亟待保护的各方面原因

(一) 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1. 对于患者的知情权, 虽然《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侵权责任法》等都有涉及, 但具体调整情形不统一, 规则内容不协调, 缺乏一部系统的部门法。这样分散的规定伴随着法律的更新、废止, 将加大患者寻找有效法律依据的难度, 也为法律的正确实用、司法公正埋下了重大隐患。而且《执业医师法》调整的主体是医师, 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适用于仅限于医疗事故的情况下, 调整的角度不同、适用的情形不同、对主体范围的规定也大相径庭。

2. 对患者知情权内容的规定过于笼统。例如,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该条款虽然明确提出了医务人员在需要“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情况下有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的义务, 但不难发现, 条文对什么属于“特殊”、未列举的说明义务的内容, 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这无形中给患者的维权造成了不确定性, 实质上架空了患者的知情权利, 这对弱势群体———患者来说更显得十分不公平, 也不利于法律的实施与监管。医学的专业性以及患者知情权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现行法必须具体、明确和细致, 谨防歧义、谨防不确定性。

(二) 医疗信息不对称

医学知识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在非医学专业的人看来似乎还带着点神秘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新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术、医学设备等更是如雨后春笋。因而一般对于患者来说, 几乎在诊疗过程中永远是被动地接受, 永远缺乏足够的相关医疗信息。这种似乎先天的信息不对称让患者处在了弱势地位。 (3) 一方面, 在先前的诊疗活动中, 患者往往因为匮缺有关该病情、诊疗风险以及替代措施等直接信息, 让自己难以作出正确、合理的决定, 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恢复以及财产损失;另一方面, 在由于患者知情权被侵害而引发医疗纠纷之后, 患者更是在案件诉讼的举证方面陷入困境:不仅患者对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缺乏认知和理解, 而且由于制度的不合理, 这些与诊疗相关的资料原件皆掌控于案件的另一方, 即医疗机构。因而, 现实中出现的多数情况是, 患者拖着病怏怏的身体为着医疗纠纷而吃着官司, 结果却因为信息不对称、举证不足而败诉。

(三) 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

一方面, 如今不少的医务人员为了其个人牟利, 隐瞒病情真相, 不论诊疗活动是否需要, 甚至明知患者不需要, 仍故意做大检查、开大处方, 以从中收获巨大的“价格落差”带来的好处。这在侵犯患者知情权的同时, 对患者的财产权、健康权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其并未依法律规定如实地履行告知义务。

四、解决途径

(一) 权力机关以及司法部门应该加强立法, 确保有法可依

1. 由于涉及患者知情权的相关条款分散于不同位阶的法律中, 没有统一的系统、内容也笼统而不具体。

所以不少学者也都呼吁能够及时起草并颁布一部关于患者知情权的专门部门法, 完善立法, 为患者维护权利提供最直接最有效地保障。在加强患者知情权保护法实体法立法工作的同时, 同时需要注意对程序法的构建与创制。医疗机构告知义务的履行程序至今在法律上是空白, 而患者知情权被侵害后也缺乏相关的程序法保护, 让患者不知所措。而《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之诉不再一概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而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4) , 这对患者来说无疑是加重了诉讼程序中的举证任务、不利于患者有效地司法救济。如没有全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保障下, 患者将难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无法在知情权受侵害时有效地寻求法律保护。

2. 由于在整个医患关系中, 患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是弱势群体, 因而为了实现司法公正, 在司法保障上应该有所倾斜。

一个社会的公平与否, 其衡量标准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能否有效实现, 而法律与国家是其实现的保障。国家司法部门应该积极设立一整套保护患者知情权的司法保障制度, 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患者知情权法律援助中心、患者知情权咨询网站、设立执业律师免费或者低费为患者进行法律服务的制度等等。这在既不妨碍审判机关公正审判的同时, 又为患者的权利行使和司法救济提供了特殊保障, 可以行之有效地保护患者的知情权。

(二) 患者是知情权的权利主体, 加强患者知情权的保护, 应该增加患者的医学知识、增强其维权意识

国家有关卫生保障部门应该努力增加对公民的医学教育, 尤其注重增强患者对一些常规疾病的诊疗措施、相关病历资料、医疗风险的学习和了解。让患者在住院、诊疗期间, 通过更多的渠道能够知悉、获得相关信息。

(三) 医疗机构应当改革相关制度, 确保患者知情有渠道

学生在本文前段介绍过, 医疗机构垄断着对相关诊疗资料原件的保存和管理, 这是侵犯患者知情权的制度根源。它不仅不利于患者在诊疗阶段了解病情、积极参与治疗, 而且为患者事后的医患纠纷诉讼举证难埋下伏笔。因此, 医疗机构应该加强制度改革, 确保与具体诊疗活动直接相关的资料由医方和患方共同保存、协同管理。提高医疗机构以及诊疗活动的信息透明度, 确保患者可以及时、准确、权威地知悉并保管诊疗资料。

(四) 医务人员应该增强责任感, 提高职业道德素养

医务人员一度被人们尊称为“白衣天使”, 被赋予救死扶伤的社会重任。作为一名医生, 他首先要有仁心, 其次才谈得上仁术。一个没有仁心的人, 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人们心目中合格的医生。而对于患者的知情权, 不仅仅是医务人员所负担的道德义务, 更是法律明确规定其应负的告知义务。

五、结语

强调患者知情权的保护旨在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正确实施、协调医患关系中的紧张状态, 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患者自己、其主要义务主体院方还是国家司法机关和社会机构, 都应该为实现和谐的医疗关系履行其相应的义务。

摘要：患者知情权是患者的法定权利, 然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患者知情权几乎已被侵蚀殆尽。患者的知情权被侵害日益成为引发医患纠纷的导火线。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医疗机构公信力下降、司法保障缺失以及维权意识的不足是导致患者知情权被侵害的重要原因。新形势、新挑战, 需要院方、患方乃至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患者法定知情权而共同努力。

关键词：患者,知情权,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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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也有知情权篇8

我想掺和大人事

情景回放：小娟和丈夫在经济上有了些困难，从讨论变成了争吵。为了不影响孩子，他们紧闭房门，可偶尔还是会传出吼叫和怒骂声。这时候刚上大班的小凯正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父母的房门，因为一扇薄薄的门板并不是什么都挡得住。小娟从来不对争吵做解释，这让小凯开始疑神疑鬼，甚至无法专心上课。有时候半夜也会悄悄爬起来，去父母房间偷看他们是否都还在吵架。小凯也不爱参与小伙伴们的游戏了，因为他要呆在家里“监视”父母。这让小凯筋疲力尽。

宝宝情绪：他们是因为我争吵吗？

在很多情况下，孩子会认为自己是家庭冲突的原因。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但还无法完全理解成人世界，对争吵的真相只能猜疑。孩子很有可能在他们小而简单的世界里寻找原因，担心家庭冲突是因为自己的表现不够好。

温情建议

1、对孩子说这不是他的错

?如果做不到在孩子不发觉的情况下就解决问题，那就要让孩子明白大人产生分歧并不是因为他，他没有做错什么。

2、保证依然爱他

父母的争吵会让孩子担心被抛弃而产生焦虑，适当的保证会让孩子安心。让他知道父母有意见分歧，但并不影响父母对他的感情。

你的行程要向我汇报

情景回放：郭敏将要出差一个月，可是五岁的女儿平常极其粘人，如果告诉女儿，她一定会大哭大闹。为了省去这一幕，她串通好丈夫，临走时说自己要去趟超市，就悄悄出发了。可女儿在这个月里几乎每晚都是哭着睡觉，白天很多时候也一个人站在门口。

宝宝情绪：妈妈不要我了？

母亲的突然消失会让孩子感到害怕、恐惧、焦急、烦躁、而且这种“超市”的谎言能轻易地被拆穿，换来的只能是日后孩子的疑虑和不信任。而提前告诉孩子，虽然可能引起一时的哭闹，却让孩子在心理上有了一个准备，让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会害怕。

温情建议：送去缺席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