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程序

行政处罚程序（共12篇）

行政处罚程序 篇1

摘要：本文对工业和信息化部12号令发布的《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展开分析,讨论了该规定对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先行登记保存和行政处罚种类问题的修改,分析了修改背后的理论意义,并指出了时间操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经历近两载的修改完善,融入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新要求、行业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和法学理论的新成果,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对原3号令的修剪和增补。新程序规定一方面继承了原3号令的精华、肯定了行业执法实践中总结的成果;另一方面厘清了实践中的一些疑惑和误解,对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提出了新要求,为规范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提出了新思路。

一、简易程序的新要求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简易程序适用于案值较小、案情简单、证据确凿的案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新程序规定专设“简易程序”一章,凸显出对简易程序的重视。新规定在增加款项明确适用条件、细化程序要求的同时,简化了实践操作,取消了原3号令对执法人员数量的限制和“收集必要证据”等的要求。尤其是对证据要求的修改,使简易程序适用起来更为灵活。违法事实证据确凿是实施行政处罚的必要条件,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与行政处罚。而在当场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往往无需“查明”违法事实,因为他们恰恰亲自看到或感知到了案件事实,当执法人员将其所“看到或感知到的违法事实”按要求全面地记载于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时,该决定书便是证明违法事实最强有力的证据。况且,执法人员当场给予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往往难于收集,即便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通过现场录音、录像、鉴别等手段收集证据,也会由于效率等问题变得难以实施。因此,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严格按照新程序规定的要求,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行政处罚依据、处罚种类、罚款数额、罚款缴纳的方式及期限、救济的途径及期限、作出行政处罚的时间及地点、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名称等内容,并由被处罚人当场签字、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新程序规定第1 3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并非满足这一条件的所有烟草专卖行政处罚案件都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罚没卷烟管理办法》(国烟专【2007】413号)的规定,涉案卷烟必须进行真假鉴别和卷烟质量检验,这使所有涉及卷烟的案件不可能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简易程序自然无从适用。

二、先行登记保存的新做法

先行登记保存是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中重要的证据保全措施,尤其是对于市、县一级的基层执法单位,其行政处罚案件主要集中于“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销售无标志外国卷烟、专供出口的卷烟”和“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等案由,先行登记保存更是必不可少的取证手段。然而《行政处罚法》和原3号令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规定很粗范,给执法实践带来困惑,造成了不同的理解和做法。新程序规定为这些困惑“打开一扇天窗”,它一方面细化了先行登记保存的程序,另一方面明确了后继处理措施,这对执法实践的指导意义重大。首先,先行登记保存期限内对证据采取的处理措施仅限于四种,即采取复制等措施进一步保全证据、送交鉴定、移送、不予处罚并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这意味着其它处理措施都是违法的,为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连环先行登记保存”现象(即,先行登记保存期满时,做出“继续进行登记保存”的处理决定,以此变相延长保存期限的做法)画上了句号。其次,采取复制、拍照、录像等证据保全措施的,相应的保全记录应入处罚卷。第三,送交鉴定的处理蕴含三层含义:其一,被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证据必须在7日内送检;其二,“及时送交有关机构鉴定并告知当事人所需时间”即可,换言之,在7日期限届满时,对于按规定抽样送检的物品外的其他被登记保存物品,不必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而是告知当事人所需时间即可;其三,告知的鉴定时间届满时,处罚机关必须对先行登记保存物品做出实质性的处理,即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没收或者发还、或者根据不予处罚决定予以返还。最后,对于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者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当事人下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据此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先行登记保存实践中的另一个难点是保存地点问题,对此法律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其实“原地封存”和“异地封存”都是合理的保存方式。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原地封存”的方式,但如果被查出的单位或者个人可能隐匿、转移、毁损或者变卖证据的,则应当采取“异地封存”的方式。有观点认为“异地封存”使先行登记保存无异于扣押,实则不然,先行登记保存与扣押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作用、时间以及法律依据均不相同,因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强制措施。“异地封存”是实现证据保全更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基层执法实践中,由于封存手段简单(一般采用张贴封条的方式)、被查处的卷烟数量普遍较少等原因,“原地封存”往往难以起到保全的作用,因此“异地封存”无疑更适合于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的执法实践。

三、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的“新种类”

行政处罚是一种惩戒方式,其目的在于使违法者的权益受到减损。《行政处罚法》第二章对这种惩戒方式的种类及其设定有明确的规定,其中被《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的有四种: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新程序规定又明确了一种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种类,即“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此前,对“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属性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解:一说认为“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是针对行为能力采取的行政措施,不同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后者针对的是一纸证件,二者对象不同,因此“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是行政处罚;另一说主张对法律属性分析不应局限于字面,应当从其实质内容中寻求解释,认为“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属于行政处罚。新程序规定使关于“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法律属性的争论尘埃落定,明确规定“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属于可以申请听证的行政处罚种类,这一规定既符合法理又切合实际,对执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方面,新程序规定对“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定性符合行政处罚的法理。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对象为已经合法取得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市场主体;它的适用条件是行为者实施了特定的违法行为(即《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16条、第68条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45条规定的行为);它的惩罚方式是剥夺违法者的“市场准入”。由此可见,“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完全符合行政处罚的法律特点,是对违法者的法律制裁手段,是对被处罚人权利的剥夺,因此“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理所应当是一种行政处罚。

另一方面,将“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定性为行政处罚切合行业实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行政处罚是一种对被处罚人合法权益构成最大威胁的行政行为,因此被苛以诸多程序限制,包括管辖、立案、听证、执行等专门的程序要求和“以事实为依据”、“查明事实”、“证据确凿”的严格的取证要求。而普通的行政措施则不必执行如此繁琐的程序。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把严重剥夺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能够借行政处罚程序之力,严格执法、实现自律,以提高烟草专卖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减少行政处罚和行政诉讼案件,提高行业的公信力,实现“两个至上”的价值追求。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新内容是行政法理论成果的体现和行业实践要求的反映,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新程序规定,以新的思路为指导,按照新的规定来实践,才能做好贯彻落实工作,把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作为行业规范自律的标兵。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2010年第12号《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2]、《行政证据制度研究》,徐继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8月版。

行政处罚程序 篇2

一、立案：是行政执法主体初步认为行政相对人有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在作出正式决定之前，工作进入一般程序处理的标志。

二、调查：进一步查清所立案的事实真相，获得可以证明案件真相的各种证据。

三、调查报告：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后，提出处理意见，由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及执法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四、告知：拟给予处罚的，执法人员应当将所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的理由和依据告知行政相对人，并告知其有权作出陈述和申辩。

五、听证：交通行政执法主体在作出某种特殊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给予当事人参与并发表意见的机会，允许其陈述、申辩、质证。

六、处理、处罚决定：交通行政执法主体作出处理、处罚决定。

七、送达：把交通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书交付行政相对人。

八、执行：当事人不自觉履行的，由交通主管部门强制拆除违法设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赔偿款、罚款。

九、结案：填写结案报告。

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完善 篇3

关键词：行政处罚；听证；完善

听证制度集中体现了行政程序公正、公开、参与的基本精神与原则，而行政处罚中的听证是密切关乎行政相对人切身利益的，因而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我国行政法规定了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但是规范的内容太少，相关程序也极不规范，需要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完善。

一、确立行政处罚中听证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行政处罚的主体是强大的国家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中双方地位不均衡导致行政处罚结果往往是单向的偏向行政主体。往往会导致行政权力滥用，行政处罚不公正。

其次行政相对人具有很少的话语权，往往致使案件事实模糊不清而做出行政处罚，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没有对抗和制约的力量。

最后行政处罚密切影响行政对人权益的活动，违背了我国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使得我国神圣的宪法成为了一堆废纸。

二、我国现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缺陷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尽管法律对听证制度有所规定，但是，就目前而言，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组织听证的机构单一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行为，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从此可以看出，组织听证的只能由行政机关组织。然而，《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織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第十八条，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组织实施行政处罚。从上述两条规定中，我们可知授权的组织有一定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权，且他们所做出的处罚决定也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影响很大，也可能属于听证的范围。但是，法律却规定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做出了对行政相对人影响较大的行政处罚时，只能由行政机关组织听证，行政机关甚至根本不可能举行听证，这样致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

（二）听证范围过窄

在我国，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而《行政处罚法》四十二条只规定了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才适用听证。随着人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追求的不断增高，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也不断增大。所以，现行的三种适用听证的行政处罚已不能满足我国的法制的发展了，也不符合我国法治的要求。

（三）听证发起人单一

1.行政机关无权依职权组织听证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只有当事人才享有听证的权利，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的需要，有时的罚款或没收中，有时对某些特殊企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处罚可能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受处罚的这些人放弃听证，那么涉及公共利益的该怎么救济呢？这不利于保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若行政机关告知了当事人听证的权利，而有的当事人基于听证的繁杂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或是其他的原因，而疏于行使自己听证权利，导致自己的利益遭受侵害。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就没能充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

2.有利害关系第三人无权申请听证

在现实社会中，由于行政机关的处罚往往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于间接受到的影响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却没有明确他们的权利。然而，在听证制度出现最早的美国，个人或者组织只要实质利益受到不利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发生和行政决定的关系不是过分间接，就应该允许受害人参加听证程序。而在我国行政处罚中并无他们的一席之地，有人说可以通过诉讼等其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救济，但该后果的发生又不是基于民事原因形成的。因此，利害关系人只能寻求行政法上的保护，才能充分体现行政法治精神，更能充分发挥听证的作用。

（四）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主持人制度不够完善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制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有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这条规定确立了主持人员的人选和主持人的回避制度，从形式上看，有助于确认调查结果的公正性和全面性，但从实质上看此规定并不合理。

1.主持人人选不合理

主持人的人选是从行政机关内部指派的，虽然他不是本案的调查人员，看似实行了职能分离，但是主持人也是行政人员，在组织听证过程中，难免因为同事关系，上下级领导关系或其他的原因而偏袒某一方的问题出现“不得成为自己利益的法官”决定了想要保持公正，必须找到一个利益相对无关的第三方作为决策者。

2.主持人专业素养不足

主持人是行政系统中的一员，然而，大部分行政人员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考公务员考起的。那么，大部分人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知识不足。但是有的人基于他们在行政系统中的地位和威望而被选为主持人，但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从而根据自己的理性作出处罚决定，势必会影响听证制度的公正和其拥有价值。

3.主持人的职权未规定和回避不详细

《行政处罚法》中尚未明确主持人的职权，不利于主持人开展听证工作，主持人是是否对听证参加人的准予权、听证时间、地点的决定权等权利。如果没有详细规定，将导致听证主持人在出现新情况时，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权限，任何情况都要汇报上级裁决，从而延误听证的期限，也大大增加了行政机关的工作量。另外，主持人制度中的回避制度不够完善，未规定单方面禁止接触或其它事项，而只规定了有利害关系人才能申请回避，这很难确保主持人会受单方面的言辞和接触的影响，从而失去了听证公正的价值，使行政机关的形象大打折扣。

（五）对听证笔录效力未作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由此可以看出听证笔录的严肃性。而第四十二条又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而第三十八条规定，调查终结后，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可见，此处的听证笔录仅供参考，已失去了听证笔录的意义了。听证笔录，又称“唯一专有笔录”是指听证主持人在听证过程中对案件的调查人员（追诉人），案件当事人陈述的意见和提供的证据所作的一种书面记载。整个事件的事实问题全面审查后都记载于笔录中，所以听证笔录时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表现，但在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并不是笔录，致使行政处罚与处罚听证严重脱节。可见，听证笔录具有约束力。行政决定必须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否则行政处罚无效。且我国的《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笔录，作出行政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听证笔录在整个听证程序中的作用。如果作出的行政决定不是根据听证笔录，那么听证程序所要求的当事人的举证，陈述和申辩所认定的事实根本没有起到作用。根据现行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仍可凭在听证案卷记录之外的当事人知悉和未申辩的事实作为处罚的依据。那么会使听证程序失去了其程序保障的功能和意义，是当事人听证程序性权利得不到实质性的保护，也会浪费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欺骗行政相对人，从而使听证程序失去实质性的意义，也不利于听证制度的良性发展。

听证期限不合理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此条规定只规定了在听证前行政机关告知相对人的期限和行政机关组织听证时告知相对人的期限。而未规定整个听证程序期间的期限，且该时间设置不合理。首先《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与《行政处罚法》相比，其期限明显更长，更能看出《行政许可法》更加注重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将相对人申请听证的期限延长，规定了行政机关履行听证义务的期限，而这里正是《行政处罚法》不足的地方。其次《行政处罚法》未在听证期间规定行政主体提出证据的期限，对听证后调查补充的证据能否直接利用未在规定，容易使行政主体在听证时故意不把重要证据提出来。而事后直接根据该证据作出行政处罚。而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案卷排他原则，该原则指听证笔录及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申请书是作出裁决的唯一案卷，行政机关在听证程序结束后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依据，不能在案卷之外，以当事人不知道或没有论证的事实作为根据，否则行政裁决无效。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机关鉴于听证终结后发生之事情，认为有必要时，得再行听证。所以比较外国听证程序中的规定，可见我国听证程序中未规定行政主体提出证据的期限以及出现新证据认定问题，对相对人的权益保障十分不利。最后《行政处罚法》中未规定启动听证的受理期限以及听证笔录的送达期限。这些时间规定，无疑是对听证效率有直接性的影响，也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

三、完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对策

由于我国的听证制度是从海外引渡过来的，且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暂，在我国适用的时间很短。另一方面并没有得到立法者和公民的重视。所以在法条的规定上和在现实的应用上出现了不少漏洞。所以我们得从这些方面来改善现状。

（一）赋予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听證的权利

由于有的行政处罚是由授权组织或是受委托组织作出的，有时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直接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自行组织听证的权利。而就不用上级主管行政部门组织听证了，且该处罚是由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作出的，他们对该处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十分清楚。因此由于他们组织听证也方便些，也可以减少行政机关的工作量，避免向上级汇报、移交证据等繁琐事情。

（二）适当扩大听证范围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听证中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听证范围也应当适当扩大，以便更好的与国际接轨。听证范围扩大后，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也会增加，便于人民监督政府，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防止腐败。大大的保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首先对特殊警告应纳入听证范围。我们对特殊警告应界定在对行政相对人影响较大的范围内。这样有利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其次应把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组织听证更应该谨慎进行，尽量避免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遭受侵害。最后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纳入听证范围，但我们应该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比如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5000元以上的，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其中较大数额罚款我们应该通过立法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建议较大数额罚款规定在二千元以上罚款，防止现实实践中的混乱，也便于我们统一行使听证制度。听证范围增加后，我们可以减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事件的发生，提高行政效率，从而有效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应规定行政机关有权组织和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听证

只有当事人才有权申请听证，已不能满足现在行政处罚保障他人利益的要求了。行政机关依照职权组织听证，可以避免当行政处罚涉及公共利益时，权利人放弃听证，而公共利益得不到救济的尴尬情形，也可以避免行政相对人疏于行使听证权力而是自己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出现。有利害关系第三人有独立的权利申请听证，不受行政相对人的影响，确实做好了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我们的行政法治精神。

（四）完善主持人制度

首先确立主持人人选问题，我们应该把主持人从行政系统中完全隔离出来，像法官一样拥有独立的地位，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组建我国的听证主持人队伍，直接由听证主持委员会管理。不受立法、司法、行政系统的干预，独立行使职权。其次我们应该对主持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听证技巧给予一定的考核，建立全国的统一的听证主持人资格考试，提高我们的主持人的专业素养，使我们的听证质量上升一个台阶。最后我们应该确定主持人的职权，由于主持人在听证程序中充当一个组织、指挥听证的一个重要角色，并且主持人对案件比较清楚，能提出合理意见。所以我们就应该赋予主持人能够独立裁决作出行政处罚的权利，并且拥有与诉讼中法官相当部分的职权，使听证制度逐步规范化。

（五）听证笔录作为处罚的唯一依据

我们应该借鉴外国的案件排他制度，把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处罚的唯一依据。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对听证过程所作的书面记录，对作出行政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就不能根据听证笔录外的当事人未知悉或未申辩的事实作为依据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即使发现新证据或有新理由时，行政机关应该重新组织听证。

（六）完善听证期限制度

由于现代社会，各项事务都追求效率。所以我们的法治也是一样，在追求公平正义的时候，也不能落下效率。我们应该延长听证的提出时间和组织听证的期限。这一点我们可以效仿《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更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我们应该规定行政机关提出证据的期间，建议为二天，便于提高听证的效率。最后我们应该确定启动听证的受理期限，建议为七天，还要确定听证笔录送达期限，宜规定为三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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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程序 篇4

自2000年初到现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成立后的13年多时间里, 广大基层煤矿安全监察员依据《安全生产法》、《行政处罚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煤矿安全规程》等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煤炭行业安全标准、安全规程、技术规范, 认真、细致、严格地开展了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工作, 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保护煤矿企业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随着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日益深入、煤矿企业法人以及从业人员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 对每一位监察员如何依法监察、依法行政就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要求我们每一个煤矿安全监察员必须能够熟练运用相关法律, 准确对煤矿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避免在煤矿安全执法监察过程中因行政违法或不当等原因造成对行政相对人的侵权, 引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而撤销违法行政行为或纠正不当行为, 甚至行政赔偿, 这必将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行政执法监察的权威性产生不良的影响。

本人在总结了近七年来煤矿安全执法监察的实践经验, 就如何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程序, 提出必须要明确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适用范围、煤矿安全监察的现场处理、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行政违法或不当和行政处罚无效等问题。

1 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

作为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矿安全监察员, 其主要职责就是对各类煤矿企业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煤矿安全规程》等有关煤矿安全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安全标准、行业技术规范、煤矿安全规程的情况实施监察。

为了保证有关煤矿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程的贯彻实施, 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行为, 保障和监督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有效实施安全监察, 在对煤矿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 《行政处罚法》是我们做出行政处罚的基本依据;《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具体的违法行为也都明确了法律责任和处罚, 可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此外《黑龙江省矿山安全处罚条例》也可作为对国有地方煤矿、乡镇集体煤矿 (30万吨以下) 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因为在《黑龙江省小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省长令第9号) 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进行了授权。

2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适用范围

《行政处罚法》中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有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行政拘留,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煤矿安全监察条例》中涉及到的行政处罚有警告、罚款、停止作业或限期达到要求、停产整顿、吊销煤炭生产许可证、责令关闭、其他有关煤矿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我们在日常的煤矿安全监察工作中经常用到的行政处罚主要是警告、罚款、停止作业或限期达到要求、停产整顿。

例如《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煤矿矿井通风、防火、防水、防瓦斯、防毒、防尘等安全设施和条件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行业安全标准、煤矿安全规程和行业技术规范的要求, 经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责令限期达到要求, 逾期仍达不到要求的, 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责令停产整顿;经停产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决定吊销煤炭生产许可证, 并移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依法吊销采矿许可证。”这就要求我们执法人员在弄清违法事实的前提下, 准确使用行政处罚, 避免行政处罚不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在行政处罚中还要注意这两个问题:一是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 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二是当事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或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或配合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当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应给予行政处罚。

3 煤矿安全执法监察的现场处理

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做好超前防范, 事先消除事故隐患, 所以经常要深入煤矿企业采掘一线进行现场安全监察, 遇到紧急、特殊情况时要作现场处理。

煤矿安全监察人员对煤矿实施安全监察时,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并应当出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员证, 现场检查结束后应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如发现影响煤矿安全的违法行为, 可以做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限期达到要求、责令立即停止作业 (施工) 或者立即停止使用等现场处理决定;如发现存在事故隐患的, 有权要求煤矿立即消除或者限期解决;发现威胁职工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 有权要求立即停止作业, 下达立即从危险区内撤出作业人员的命令。与此同时制作相应的现场处理决定书和撤出作业人员命令书, 这样在现场处理的执法程序上才算完整。

4 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

当煤矿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煤矿安全违法行为, 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煤矿安全监察员必须查明事实, 可以按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做出行政处罚。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做出行政处罚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 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4.1 简易程序。

当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 对煤矿企业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煤矿从业人员处以50元以下罚款的, 可以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同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并当场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2 一般程序。

除可以当场做出的行政处罚外,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煤矿及其人员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 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 收集有关证据, 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并由煤矿有关人员核对无误后, 签名或者盖章。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做出行政处罚前, 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告知当事人拟对其做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 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如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 (3天) 放弃陈述或申辩,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在三日后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当场宣告后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 (下转19页) 送达当事人, 同时交付当事人的还应有行政处罚送达回执。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应当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集体讨论决定;实施行政处罚时, 应当使用规范的执法文书。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后, 应当将案件材料根据一案-卷的原则, 立卷归档。

5行政违法和行政处罚无效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监察员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必须依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向当事人告知给予其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事实不清、理由不充分、依据不明确的, 或者拒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的, 行政处罚不能成立, 即行政处罚无效。不按法定的程序进行行政处罚的, 属于行政违法或不当。因此可能出现行政当事人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监察员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撤销违法行政行为或纠正不当行为, 甚至行政赔偿, 不仅导致煤矿安全机构败诉, 还会降低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行政执法监察的威信。

总之, 我们煤矿安全监察员必须要加强与行政处罚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必须依照有关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 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程序, 才能使我们在安全监察过程中做出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摘要：本文在总结十年来煤矿安全执法监察的实践经验基础上, 从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适用范围、煤矿安全监察的现场处理、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行政违法或不当和行政处罚无效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为进一步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程序提供思路。

《邮政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篇5

第一条 为了规范邮政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各级邮政管理部门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依法进行行政处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邮政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邮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本规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邮政管理部门，是指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以及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

第三条 各级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公正、公开地实施行政处罚，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处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邮政管理部门对本级和下级邮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第五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系统内部办案协作。需要系统外其他部门协作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 邮政管理部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必须查明事实，确定具体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七条 邮政管理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以及听证的权利。

邮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邮政管理部门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邮政管理部门应当采纳。

邮政管理部门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九条 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邮政管理部门可以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予以告诫;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

第二章 管 辖

第十条 邮政行政处罚以属地管辖为原则，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邮政管理部门依照职权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依职权管辖本辖区发生的案件。

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依职权管辖本行政区域发生的重大、复杂案件。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依职权管辖全国范围内发生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十二条 上级邮政管理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办理下级邮政管理部门管辖的案件。

下级邮政管理部门认为由其管辖的案件属于应由上级邮政管理部门管辖的重大、复杂案件，可以报请上一级邮政管理部门确定管辖。

第十三条 两个以上同级邮政管理部门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最先发现违法行为的邮政管理部门管辖。

第十四条 两个以上同级邮政管理部门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上一级邮政管理部门指定管辖。

有管辖权的邮政管理部门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或者上级邮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指定管辖的，可以指定管辖。

第十五条 邮政管理部门发现查处的案件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邮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行政机关。

受移送的邮政管理部门对管辖有异议的，不得再自行移送，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邮政管理部门指定管辖。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三章 一般程序

第十六条 邮政管理部门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新闻媒体披露、其他机关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查处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对于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件，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立案，特殊情况下，经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至15个工作日：

(一)有证据初步证明有违法行为或者违法嫌疑，可能需要给予行政处罚;

(二)属于邮政行政处罚的范围;

(三)在法定追诉期限内;

(四)属于本部门管辖。

立案应当填写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并附相关材料，由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确定两名以上办案人员，负责案件调查等工作。

不予立案的，应当将有关材料归档留存。对于不予立案的实名举报，应当书面告知举报人。

检验、检测或者鉴定等所需时间，不计入本条第一款规定期限。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办案人员、听证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处理的。

第十九条 当事人或者办案人员、听证人员申请回避，应当在邮政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提出，并说明理由，报本部门负责人决定。

本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回避由上一级邮政管理部门决定。

回避决定尚未作出之前，被申请回避人员不停止对案件的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 除依照本规定第五章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办案人员应当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并可以依法进行现场检查。

第二十一条 邮政管理部门进行调查取证时，办案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邮政管理执法证件。

第二十二条 证据包括以下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的陈述;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八)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第二十三条 办案人员应当收集、调取与案件有关的原始凭证或者原始载体作为证据。

获取原始凭证或者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取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本，由证据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确认与原件核对无误，注明情况，并由办案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证据提供人拒绝签章确认的，办案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对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收集原始载体有困难的，可以收集复制件，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等情况。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第二十四条 调查取证过程中，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拒绝配合的，办案人员可以在执法文书或者其他有关材料上注明情况。必要时，也可以使用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情况。

第二十五条 办案人员可以依法要求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证明材料，并由提供人在证明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根据需要可以采取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收集证据。

第二十六条 办案人员可以询问当事人、证人及有关人员。

办案人员询问前，应当核对被询问人的身份证明，并告知其权利和义务。

办案人员应当制作询问笔录，由被询问人核对无误后在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盖章确认。被询问人拒绝签章的，办案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办案人员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第二十七条 办案人员可以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或者勘验，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进行检查或者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进行勘验时，应当通知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到场，并制作现场笔录或者勘验笔录，由办案人员、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在现场笔录或者勘验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拒绝签章的，办案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二十八条 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抽样取证时，应当通知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到场。办案人员应当制作抽样取证记录，对样品加贴邮政管理部门封条，开具物品清单，由办案人员和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在封条和相关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物品清单应当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拒绝签章的，办案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二十九条 办案人员调查违法事实，需要对案件中专门事项进行鉴定的，应当出具载明委托鉴定事项及相关材料的鉴定委托书，委托具有法定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没有法定鉴定机构的，可以依法委托其他具备鉴定条件的机构鉴定。

鉴定意见应当由鉴定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鉴定机构印章。鉴定意见应当告知当事人。

第三十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损毁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可以根据情况采取记录、复制、拍照、录像等证据保全措施，或者经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办案人员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

对登记保存的物品应当制作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清单，由办案人员、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章或者接收的，办案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三十一条 对于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在7日内采取以下措施：

(一)需要鉴定的，及时送交有关机构鉴定;

(二)依法应当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移交有关部门;

(三)违法事实成立，应当予以没收的，依法处理;

(四)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查封、扣押的，决定查封、扣押;

(五)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者违法事实成立但依法不应当予以查封、扣押的，决定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自动解除。

第三十二条 经邮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办案人员可以依法查封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场所，扣押用于违法活动有关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对信件以外的涉嫌夹带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邮件、快件开拆检查。

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查封、扣押措施的，办案人员应当在24小时内向邮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查封、扣押批准手续。邮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查封、扣押有关的场所、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 查封、扣押仅限于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场所、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运输工具或者物品，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第三十四条 查封、扣押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场所、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清点，开具清单，制作现场笔录，由办案人员和当事人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并当场向当事人交付查封、扣押财物决定书。当事人不在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办案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应当加贴邮政管理部门封条。对查封、扣押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妥善保管，严禁动用、调换或者损毁。

第三十五条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情况复杂的，经邮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 查封、扣押场所、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经查明与违法行为无关或者不再需要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应当予以解除，并送达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将查封、扣押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返还当事人，由办案人员和当事人在清单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七条 办案人员对调查取证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三十八条 办案人员调查终结后，应当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制作案件处理意见报告，并报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后分别处理。案件处理意见报告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案件的调查经过;

(三)调查认定的事实、证据;

(四)处理意见及其法律依据。

第三十九条 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案件处理意见报告后，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在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邮政管理部门进行陈述和申辩，符合本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听证条件的，可以要求听证。

第四十条 邮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基本情况;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邮政管理部门的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加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邮政管理部门的印章。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在7日内依照本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四十一条 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至120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但办案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案件办理过程中听证、检验、检测或者鉴定以及发生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所需时间不计入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

第四章 听证程序

第四十二条 邮政管理部门作出下列行政处罚之一的，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一)责令停产停业的;

(二)吊销许可证的;

(三)较大数额罚款的;

本条第一款所称较大数额，是指对公民罚款五千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罚款超过法定最高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且在三万元以上的。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听证申请;当事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可以口头提出申请的，办案人员应当将当事人基本情况、听证请求事项以及事实和理由记录在案，并由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逾期不申请的，视为放弃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的听证要求符合本规定的，邮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听证，并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以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的形式通知当事人。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有关事项：

(一)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应当在本部门中指定一名非本案件办案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必要时可以指定一至二名听证员，并指定一名记录员。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的回避，适用本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二)听证参加人。听证参加人包括办案人员、当事人等。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代理人参加听证，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应当提交书面委托书。

(三)听证主要内容。办案人员应当向听证主持人提交当事人基本情况、违法事实、证据、拟处罚意见以及听证申请等有关材料。

(四)听证时间和地点。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在举行听证之前，提出撤回听证申请的，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席听证的，视为撤回听证申请。

第四十六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不公开听证。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对案件涉及的事实、适用法律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申辩;

(二)有权对办案人员提出的证据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三)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提问;

(四)遵守听证程序。

第四十八条 听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核对听证参加人身份，告知有关权利和义务，宣布案由和听证纪律，宣布听证会开始;

(二)办案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处罚意见和理由;

(三)当事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对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等进行陈述和申辩，可以向听证会提交新的证据;

(四)涉及第三人的`，由第三人进行陈述;

(五)听证主持人就案件的有关问题向当事人、办案人员、证人询问;

(六)办案人员、当事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经听证主持人允许，可以就有关证据进行质证，也可以向到场的证人发问;

(七)办案人员、当事人、第三人依次作最后陈述;

(八)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四十九条 听证应当制作行政处罚案件听证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听证事项名称;

(二)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的姓名、职务;

(三)听证参加人及其他人员的姓名或者名称;

(四)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五)办案人员提出的本案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的内容及其依据;

(六)当事人、第三人的陈述、申辩，提出有关证据的内容;

(七)相互质证、辩论情况;

(八)最后陈述的内容;

(九)听证主持人认为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听证笔录由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以及听证参加人审核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听证参加人拒绝签章的，由记录员在听证笔录中注明情况。

第五章 简易程序

第五十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一)警告;

(二)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

(三)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适用简易程序当场查处违法行为，办案人员应当当场了解违法事实，制作现场笔录或者询问笔录，收集必要的证据。

在给予行政处罚前，办案人员应当口头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当事人进行陈述和申辩的，办案人员应当记入笔录。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五十二条 适用简易程序当场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填写预定格式、统一编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处罚种类、罚款数额、时间、地点、救济途径、邮政管理部门名称，并由办案人员及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章的，办案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五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查处案件，办案人员应在7个工作日内将当场处罚情况报所属邮政管理部门备案，并将相关材料交由所属邮政管理部门归档保存。

第六章 执行和结案

第五十四条 送达执法文书应当使用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送达执法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拒绝接收执法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第三方的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执法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执法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直接送达执法文书确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邮寄回执上载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采取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采取公告送达的，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五十五条 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方式和期限，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六条 除依法当场收缴罚款外，邮政管理部门对当事人作出罚款处罚的，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第五十七条 办案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应当出具中央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中央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邮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不得超出缴纳罚款的本数;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所得抵缴罚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邮政管理部门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邮政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10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邮政管理部门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六十条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规定的缴款日期前提出书面申请，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邮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第六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一)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受人的;

(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无财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受人的。

(三)据以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的;

(四)邮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第六十二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办案人员应当填写行政处罚结案报告，经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后，予以结案：

(一)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完毕的;

(二)不予行政处罚的;

(三)案件移送有管辖权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的;

(四)决定终止调查的;

(五)决定终止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批准结案的，应将有关案件材料进行整理装订，归档保存。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邮政管理部门查处违法案件，应当使用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制定的统一格式的文书。

浅析刑罚与行政处罚竞合问题 篇6

关键词：刑罚；行政处罚；法律适用；立法

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竞合问题，理论界的相关讨论是由来已久的。在此，“旧事重提”，并非仅仅是对问题的再讨论、再总结。只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传统旧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在此，本文意在归纳、总结前人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几点浅显的意见。

早在1994年，陈兴良教授就将目光投注到这一领域。他曾提出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相对性问题，他指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是相互转化的，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是相互消长的。①之所以说行政处罚与刑罚具有相对的意义，在于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只要其社会危害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立法者就将其视为犯罪，应用刑罚予以制裁。在外观上，是行政处罚向刑罚的演进，刑罚对行政处罚的替代。虽然，在法学理论上，刑罚与行政处罚具有相对的意义，此消彼长，但两者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具体的适用上，适用主体、方式、方法以及具体理念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同时，法律是严肃的，而法律的严肃性更多的体现于对违规者的制裁。所以，如陈教授所说，刑罚与行政处罚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法学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问题。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应是互相衔接，协调一致的。

刑罚与行政处罚在现实应用中未能衔接好的原因在于立法。首先，在立法上有学者提出，刑罚与行政处罚各自的适用范围还不是很清晰，责任的轻重也不够协调。②这与这一点笔者也深有体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35条关于扰乱铁路、桥梁、涵洞通行安全的行为和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17条，破坏交通设施罪。对比这两个法条我们会发现，对于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到《刑法》，共有三个对于犯罪严重程度的表述，《治安处罚法》中的“情节较轻的”，构成两个，有较轻的情况，必然有对应的较重的情况。《刑法》中的“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这样，对于一个行为，执法者可能需要考虑三个层次的严重程度，何时是较轻的，何时是较重的，何时又足以使火车、汽车等发生倾覆、毁坏危险，这些在法条上并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无限的扩大了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也为司法活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源于此，有学者提出在行政执法中的“以罚代刑”的问题③，有很多已经触及刑法规定，应适用刑罚予以制裁的“触犯行政法规”的行为以交纳罚款的形式不了了之。这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在这个行政法规与刑法交错竞合的法制环境下，“刑罚”对“行政处罚”的职责很难说是合情合理的，原因在于该“行政处罚”同样是有据可查，并未超出其规定的范畴。其次，在立法的形式上，目前我国依旧采用的是“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分散设置在行政法律中的刑事罚往往只规定对某种行政犯罪行为依照或者比照刑法典、单行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仅笼统的规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然类似的笼统式规定并非只存在于行政法中，一句话便将皮球提到了刑法的规制圈，但到底要适用什么罪名，处以何种法定刑，就不再有下文了。像这样的条文规定，不仅仅损害这行政法规的权威性，也同时深深的叩问这刑法的尊严。

可能是现实的需要，仰或是立法技术的局限，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问题似乎短时间内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既然暂时无法解决，就应从实际应用上对其进行规制。对此，理论界目前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合并适用。刑罚与行政法规的合并适用，即当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既触犯刑法规定又触犯行政法规定时，对行为人给予刑罚处罚的同时，并不影响其行政法上受到的制裁。

（二）吸收适用。由于刑罚较之于行政处罚的严厉性，这里的吸收仅指刑罚对行政处罚的吸收，即在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既触犯刑法规定又触犯行政法规定时，依刑法对其进行刑罚制裁后，就不再追究其行政法上的责任，或者对其之前受过的行政处罚在刑罚处罚上予以相应的同类削减。

（三）刑事补罚。指违反行政法规定的行为虽涉嫌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司法机关免于刑事处罚，但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有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当下，正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关键时期，为维护刑法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时考虑国家在刑罚适用上的谨慎态度以及行政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以下，对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竞合及适用，提出几点浅显的见解：

第一，在处理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竞合问题上，要明确刑罚的后盾作用，同时严格控制“以罚代刑”现象的滋生。当前，刑法和行政法规在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反面的相关条文，其实赋予了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以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以至于超出了法学理论上自由裁量含义的范畴，就像前文提到的，刑法上对“情节”方面的规定，或是行政法上的“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相关的认定标准，法学界尤其是刑法学界早就有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法律是严肃的，法律适用则更是严肃的，相关的研究若在法律法规指定之前进行，似乎更为妥当。当务之急，是要为适用同一口径，树立一个标准。

第二，从立法上对这一领域给予足够的重视。刑罚与行政处罚在衔接问题上的混乱从根本上说，还是立法的原因。当然要逐步解决这一问题，也只能从立法入手。当前，想要彻底解决二者的竞合问题，似乎不太现实，因为法制的稳定作为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同样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追求。前已述及，刑罚与行政处罚相竞合衔接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各处，这样既不利于对这一领域的宏观控制，亦不利于法律要就与应用。可从立法上为这类竞合衔接性的条文拟定一个类似总纲性质的规定，使之规范化、系统化。

第三，从研究的层面，可对刑罚与行政处罚竞合衔接问题进行专门性研究。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竞合问题已经研究多年，但成果寥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法学界对这一边缘领域还未投入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类似刑法与行政法的学科联系，行政法与民法，民法与刑法等领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其并非个别现象，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的，也是很有必要研究的。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一步深入，法治进一步健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关乎整个法治社会的构建质量。（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J].中国法学，1994年第二期.

[2]岳心.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衔接[J].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二届学术讨论会征文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3]王楚.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与衔接研究[J].行政法研究.

[4]吴镇宇.行政处罚与刑罚交错适用之困境与出路[J].当代法学，2013年第5期.

[5]董丽君.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关系之处理[J].湘潭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注解：

①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J].中国法学，1994年第二期.

②王楚.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与衔接研究[J].行政法研究.

行政处罚程序 篇7

一是申请条件。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请赔偿。对下列情形, 税务机关不承担赔偿义务:税务机关执法人员行使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因赔偿请求人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是申请资料。赔偿请求人应当向税务机关递交《税务行政赔偿申请书》, 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 可委托他人代书, 也可口头申请。三是申请须知。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该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两个以上税务机关或与其他机关共同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 应共同履行赔偿义务;受税务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税务征管权力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委托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 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经复议机关复议的, 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 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 复议机关就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时效为二年, 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

(二) 税务行政复议申请

一是申请条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税务争议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可依法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二是申请范围。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包括确认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和征收税款, 加收滞纳金;扣缴义务人、受税务机关委托征收的单位作出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责令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保全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存款;扣押、查封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未及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 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拍卖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不予审批减免税或出口退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不予颁发税务登记证、发售发票;不予开具完税凭证和出具票据;不予核准延期申报、批准延期缴纳税款。税务机关作出的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行为。税务机关不依法给予举报奖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其他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三是申请须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 可以书面申请, 也可以口头申请。申请人提请的税务行政复议的条件和时限: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的, 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纳税担保, 然后可以在收到税务机关填发的缴款凭证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除征税、不予审批减免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行为以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可以在得知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不可抗力或者被申请人设置障碍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 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申请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 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申请人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也已经依法受理的, 不得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 具体是指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管理相对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 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 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合并、分立或终止的, 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虽非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但其权利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剥夺、限制或者被赋予义务的第三人, 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

(三) 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

行政处罚程序 篇8

关键词：酒后驾车,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衔接

一、酒后驾车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脱节

法律是评价人们行为方式的重要标准，任何人的行为只要超出了法律所设定的界限，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依其性质可以分为公法上的责任和私法上的责任。而行政处罚和刑罚是实现公法责任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刑罚是刑事责任的主要实现形式, 是基于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行为人施加的惩罚, 其目的是惩治和预防犯罪;行政处罚是行政责任的实现形式, 是基于行为人对行政管理秩序的违反而施加的行政强制措施, 其目的在于保障行政管理目的的顺畅实现。对犯罪者施加刑罚的权力专属于法院，因此其性质属于司法权，而对违法者施加行政处罚的权力是属于行政机关的，其性质为行政权。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目的与性质的不同也使得两者的严厉程度不尽相同。刑罚主要是为打击犯罪而设，因此必须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包括对人的财产、资格、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剥夺。而相较而言，行政处罚所要规制的行政违法行为无论是性质还是严重程度都不能和犯罪相提并论，所以其严厉程度也逊于刑罚，只是对人的短期自由、财产和一般的资质的剥夺。可见，刑法和行政处罚的关系诚如有学者所言“刑罚与行政处罚是适用前提和运作机理各不相同的两种强制措施”,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就共同作为公法责任的实现形式这一点而言, 二者必须要有机衔接, 否则就会造成行为、责任性质认定的混淆和公法调节机制的失效。而两者的衔接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适用范围，二是处罚措施以及严厉程度。

目前我国关于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罚主要规定在《交通道路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中。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处罚规定：对饮酒驾车的, 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醉酒驾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1年内因醉酒驾车被处罚两次以上的,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5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我国刑法没有把酒后驾车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针对因酒后驾车行为而引起的刑事犯罪，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以其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可以将其涵盖，处以刑罚。

从上述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针对酒后驾车行为，行政法和刑法都可以对其做出处罚。但冷冰冰的现实却是目前我国因酒驾行为引起的事故率居高不下，相关法律的适用争议不断，甚至出现同罪异罚的现象。可以说我国的法律规制对于酒后驾车没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究其缘由，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没能处理好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法处罚和刑罚处罚是脱节的。这种脱节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于适用范围和处罚两个方面。

（一）适用范围的脱节

行政处罚是对行政不法的制裁，而刑罚处罚是对犯罪的制裁。正确确立二者的适用范围是处理好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的关键，而我国立法针对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罚的脱节，首先便是体现在两者的适用范围的划分上。

行政不法与犯罪究竟如何区分，在刑法理论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关于此问题理论界主要存在量的差异理论、质的差异理论、质量的差异理论三种观点。笔者认为以上三种理论相较，质量差异说似更加完整，犯罪是与行政不法在行为的质和量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行为。但两者适用范围的区分从根本上说是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基准的，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立法者自当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刑罚，否则则按一般的行政违法予以行政处罚。而究竟哪些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刑事政策紧密相连。

而我国对于酒后驾车行为是由《交通道路安全法》统一作出规定的，刑法并没有将酒驾行为列为犯罪，只有具有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情形，并造成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可以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此外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可以涵盖酒后驾车行为，但前提依然是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法和刑法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规制范围是脱节的，刑法的介入过于滞后。一般的酒后驾车行为由行政法进行处罚并无不当，但针对醉酒驾车行为笔者认为无论从人身危险性还是社会危害性都足以归入刑法处罚，综观其它工业发达、交通事故高发的国家也莫不是如此，比如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第3A、《加拿大刑事法典》第253条规定的无能驾驶罪等。行政处罚和刑法在适用范围上没能很好的衔接，这使得酒后驾车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由刑罚进行严厉处罚，而未造成后果的则仅仅由轻微的行政法处罚处理了事，差异巨大，不能起到遏制酒后驾车的作用。

（二）处罚措施的脱节

行政处罚与刑罚两者性质的不同使得行政处罚比较缓和，大多限定在财物的剥夺。而刑罚相比较而言要严厉的很多，不仅包括财物剥夺的罚金，而且还涉及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剥夺生命的死刑。但是两者在处罚的刑种以及轻重程度上应该协调一致，保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酒后驾车的相关规定在处罚上是脱节的。首先在处罚的种类上，《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酒后驾车的行政处罚措施包括财物剥夺的罚金、剥夺自由的拘留以及剥夺驾车资格的吊销驾驶执照。而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的刑罚只包括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以其它危险方法公共安全罪包括有期、无期徒刑以及死刑。刑罚处罚没有规定罚金以及剥夺驾车资格的处罚，两者在处罚的适用种类上没有能够衔接起来，内容相近似的罚款和罚金刑与人身自由罚与自由刑的衔接没能体现。其次处罚的轻重程度上，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我国对于酒后驾车的行政处罚的力度是过轻的，对于酒后驾车者来说，即使被抓住其所须付出的成本也是很低的，这使得他们往往有恃无恐，立法没能很好的起到抑制违法的作用。而对于酒后驾车造成事故者来说，将要受到的刑罚却是非常严厉的。如被定为交通肇事罪，将面临牢狱之灾，而如果被认定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甚至有可能直面死刑。行政处罚与刑罚在轻重上是严重不均的，两者没能很好的配合共同发挥遏制酒驾行为的作用。这容易造成司法不公，出现同种行为不同处罚的情况。

此外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在某些情况下应该相互转化。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只要其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的严重成度立法者就应将其规定为犯罪，予以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处罚应是其它法律制裁包括行政处罚的后盾。而我国对于酒后驾车行为则缺少这种犯罪转化。

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脱节的弊端分析

我们在了解了对于酒后驾车行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脱节的具体表现之后，其所带来的危害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首先，两种处罚方式的脱节使得酒后驾车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在我国，对于酒后驾车案件，如果不存在肇事的后果，那么酒驾者仅仅会受到一般的行政处罚，而这种处罚相对是比较轻微的，对于行为者难以达到警示、规制的效果。而且对于酒后驾车的查处存在一个抓获概率的问题，轻微的处罚加重了一些违法者的侥幸心理。行政处罚的成本较低，而本应作为其后盾的刑事处罚的介入却很滞后，如果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刑法不会对酒驾行为进行规制，这使得本应起到抑制作用的行政处罚没能实现规制效果。其次，两者的脱节使得对于酒驾行为的处罚存在中间地带，产生法律漏洞。两种处罚的断裂必然使得一些处于两者之间的行为难以归类，比如对于多次因酒后驾车被处以行政处罚，却没有发生较大事故的酒驾行为，我们只能对其适用轻微的行政处罚。但是事实上其社会危险性与人身危害性并不比肇事行为小，在现实的立法层面对它的归类处罚是不适当的。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两者的脱节还会造成同种行为不同处罚的尴尬情形。对于危害性相当的两个酒驾行为，仅仅因为发生严重危害结果与否，面临的处罚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如上文所述，如果没有发生严重后果，则仅对肇事者处以轻微的行政处罚，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酒后驾车肇事的后果，那么肇事者将直接面对严峻刑事处罚，轻者被定为交通肇事罪将被判处有期徒刑，重者将被以“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量刑，最高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而事实上，肇事者在行为层面和上述没有肇事案件的行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同时也存在着一个“不教而诛”的问题，国家在没有肇事的情况下不作为，而一旦肇事就被判重刑，这是不人道的，是国家的失职。同时，这也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对于行为者本身是不公平的，也不能很好的保障公共安全。此外，“法律将容忍一种实际困难, 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上的谬误。”立法上的不协调将会带来执法上的严重问题，最终将极大地损害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而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脱节会造成如此多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看到问题的同时能够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则更显得重要。

三、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机制的建构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酒后驾车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目前没能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因此带来很多弊端。笔者在下文中将对建构完善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机制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一）适用范围的重新确立

目前我国对于酒后驾车行为是主要由行政法做出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普通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行为都做出了处罚规定。而在现行刑法典的设置中，只有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中包含了“酒驾”肇事的一部分行为，第115条以其它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能包含“酒驾”肇事的一些情况，但是此两条皆为结果犯，单纯的普通酒后驾车行为和醉酒行为并不为刑罚所涵盖。要对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罚的进行衔接，必须对两者适用范围的界分做出变更。

笔者认为普通的酒后驾车行为依然可以保持现状，由行政法做出规制(但其处罚力度必须加强，下文将详述)，但是醉酒驾车行为应该入刑，处以刑罚。这也就涉及到醉酒驾车行为犯罪化的问题。众所周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使得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对某一行为施以刑法，这就必然需要确定一个分界点，用以决定犯罪化的合理范围。针对犯罪化的的界限，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主要的观点有以下两种。

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国家刑事制裁的界限应该以两个原则来确定：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而张明楷教授则把犯罪化的标准列为了五点：(1)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绝大多数人不能容忍;(2)没有其他制裁力量可以替代刑法;(3)运用刑罚处罚这种行为，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不会使公民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4)对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能够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处理;(5)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符合刑事责任的目的，即具有预防或抑制该行为的效果。针对这两种观点，笔者较为赞同第二种，其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应予以犯罪化的行为的特征，但是笔者认为第四点似可以去掉。而第一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主体，由谁来评判某一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通过比照以上犯罪化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出，醉酒驾车行为已足以被犯罪化。醉酒驾车的严重危害性以被一个个惊天大案所证明，人们对于醉酒驾车已是愤慨至极。把醉酒驾车犯罪化，只会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更不会限制公民的自由。此外行政处罚对于醉酒驾车预防的无力已被现实所印证，相信只有通过严厉的刑罚才能让酒司机真正从醉酒中“醒来”。醉酒驾车犯罪化完全符合标准，理应由刑法来规制，而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立法经验也足以佐证醉驾犯罪化的合理性。此外，现行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醉酒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的。”的规定也为醉驾行为入刑提供了法律依据。

醉酒驾车的犯罪化问题落实在刑法典上，根据国外的经验，可设立酒后驾驶罪和危险驾驶罪两个罪名。笔者建议增设危险驾驶罪，这样不仅可以包含醉酒驾车行为，而且还可以对同样危害性的飙车、吸毒驾车等危险驾车行为做出规制。除此以外，针对笔者在第二部分所论及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在某些情况下应该相互转化的问题，笔者建议将五年之内因为饮酒驾车被行政处罚两次以上者又饮酒驾车的作为犯罪处理，以危险驾驶罪惩处。这样处理, 既可以满足加大对饮酒驾车行为的处罚力度的客观需要, 也可以防止行政处罚措施与刑事处罚措施衔接性的断裂, 有利于增强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严密性, 还可以通过对屡犯不改者的刑事处罚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威信, 充分发挥刑法作为保障法应当具有的功能。

（二）处罚措施体系的建构

为了改进我国针对酒后驾车行为行政处罚过于宽纵，刑罚适用模糊且过于严厉的现状，笔者的建议应做如下修改：

第一、加重对于普通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 并实现处罚的常态化。

我国行政法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处罚力度是过轻的，这可见之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处罚规定，这就使得将导致酒后驾车行为的违法成本偏低，不足以合理干预驾车者。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加重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其措施之一即为把醉酒驾车行为入刑，上文中已做详述，在此不再赘述。而对于饮酒驾车行为笔者认为可以继续保留在行政处罚范围之内，但应加重其处罚力度，可以考虑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原对于醉酒驾车行为的处罚措施。此外，我国实践中惯常使用的“运动式”、“突击式”执法模式，对于酒后驾车行为采取集中治理的严打模式，这虽然可以在一定阶段内减少酒驾行为，但并不是治本良方，这会强化酒后驾车者的侥幸心理，不利于有效引导驾车者的交通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治理酒驾行为常态化，比如在夏季、过年、节假日等饮酒的高峰期，应该在这种阶段每年进行集中治理，以减少酒驾的发生。

第二、完善现有刑法相关罪名的法定刑。

我国目前刑法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现有的处罚措施，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应将目前交通肇事罪中的情节规定的更加明确具体;并严格按照最高院关于酒后驾车案件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统一标准，使得刑法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适用更加明确，和行政处罚相呼应。此外，很多的国家对于酒后驾车、醉酒驾车都有财产处罚和相驾车资格限制的规定，而我国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没有相关的设置, 不利于预防犯罪人再犯。我国的刑罚种类中的财产刑规定了罚金刑，但是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和驱逐出境两种，笔者认为这对于很多的犯罪行为缺乏针对性，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新的剥夺资格刑，比如针对酒驾类犯罪的剥夺驾驶资格刑。因此, 笔者认为，为了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照应, 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案件, 可增加暂扣适当期限的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适当罚金的刑罚，在具体立法时剥夺驾驶资格的行政处罚和刑罚以及罚款与罚金刑应该轻重衔接。

第三、醉酒驾车入刑，合理设置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论述了醉酒驾车行为入刑，增设危险驾驶罪，以完成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范围上的衔接。除此以外，还应该合理的配置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以使得处罚措施上能够轻重衔接。借鉴《加拿大刑事法典》第249条的规定，笔者建议应当分为没有造成交通事故的，危险驾驶造成交通事故的以及致人死亡情节特别严重三个量刑档次处以有期徒刑。为了和交通肇事罪衔接起来，造成事故的以及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处罚应当高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罚。此外，根据域外经验，以及为了和行政处罚以及交通肇事罪衔接起来，也应为危险驾驶罪配置罚金刑和相关的资格刑，对于犯危险驾驶罪的除了判处徒刑外，应对其处以罚金并暂扣驾驶执照;情节严重的，可以对其终身禁止其驾车并以一定的罚金。

最后，笔者特别想强调的是，虽然以上的论述力主加重对于我国酒后驾车行为的处罚力度，但并非主张用重刑来规制酒驾行为。笔者认为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抑制，重在避免立法上的空白以及使犯罪行为能够得及时、恰当的处理，而不是施行严刑酷罚。上述对酒后驾车行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机制重新构建的建议，目的正是为了弥补目前我国对于酒驾存在的一些立法空白，使得酒后驾车行为及时得到轻重相适宜的惩处，借以发挥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合力，彻底的根治酒后驾车犯罪屡禁不止的痼疾，为“酒司机”们开一剂醒酒良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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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行政处罚难点与对策 篇9

1 无证非法行医行政处罚难实施的主要原因

1.1 非法行医违法主体的认定难

在查处非法行医活动的现场当事人自己承认是开展医疗活动的负责人, 并配合调查和提供身份证者, 其违法主体认定为自然人的, 一般不会引起争议。但多数情况下是当事人为逃避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不承认自己是违法行为的行医者, 调查、询问不配合或以各种借口与理由拒绝提供个人身份证等;有时即便确定了行医者他们也会常会以曾用名、别名或一人多张身份证等搪塞, 很难确定违法者的主体资格, 如果取证不当, 容易给行政机关造成主体认定不清的被动局面, 就有可能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诉讼中因主体认定不清而难追责。因此, 目前执法部门对难以现场确定行医人的多是采取责令停止执业活动, 予以取缔等处理方式为主。由于多数黑诊所往往只有简单的桌椅、药柜上多摆一些空药盒, 现场多无药品和器械, 即便被查抄取缔由于违法成本较低, 其结果是取缔以后再开诊, 彻底取缔难的现象[3]。由于缺乏有效的惩治措施和手段面对当事人锁门、逃避和不配合检查以及干扰与阻碍执法等情况也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也是非法行医整治的难题所在。

1.2 调查取证难

查处和取缔非法行医的关键是诊疗行为的界定与取证。一般情况下现场未发现诊疗活动则无法认定非法行医行为, 而对患者等第三方的调查取证又是构成非法行医行为证据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只有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才能实施行政处罚。由于多数非法行医人都曾经被查处过, 为了应对执法检查和规避被处罚常常采取不提供身份证和诊疗活动与收费收据等相应物证的记录、药品与诊疗场所分离, 若现场再没有接受治疗的患者时, 则很难取得其开展诊疗活动的证据。有时即便有接受治疗的患者但因就诊者又多为非法行医人的同乡与熟人等相对固定的群体, 除发生纠纷外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配合执法部门指正行医者。部分黑诊所的家人甚至房东帮助为其通风报信和隐藏药品, 干扰执法和抗法等情况也时有发生, 这些情况都给行政执法取证带来困难, 非法行医调查取证难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1.3 行政处罚与执行难

目前卫生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是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其中, 对无证行医只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 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的权力。实施行政处罚时若罚款额度过低, 即达不到惩戒作用, 也易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诉讼中引发违法情节不重和行政法规未穷尽等争议。罚款额度达上线, 虽可显示行政手段的严厉, 但由于北京市行政处罚规定对个人罚款1 000元以上须进行听证, 由于告知与送达等法定程序使处罚时限过长, 加之非法诊所多选择非工时间开展诊疗活动, 导致行政送达难, 不但增大了执法难度也加大了执法成本, 也使得非法行医者拒绝履行缴纳罚款的概率增加。鉴于行政法规上没有对非法行医者实行强制措施的规定, 加上非法行医者的流动性大, 他们一般不会自觉履行缴纳罚款义务, 到期即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多会因行医者逃逸难以落实[4], 这也是非法行医者罚款到位率低和处罚难以执行的关键所在。

2 对策与建议

2.1 加强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

为避免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当行政行为, 保障被处罚人依法享有合法权利, 卫生行政部门在查办非法行医违法案件时, 应规范证据提取程序。建议在对曾被取缔过, 还仍在非法行医的查处中, 现场难以认定违法主体的应尽可能争取在当地公安机关支持与协助下, 取得非法行医者的有效身份证明后再制作执法文书和行政处罚, 为以后的再次行政处罚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符合并具备案件移送标准的则应按规定时限和程序移送公安机关, 依法追究非法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对因无证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却拒不履行缴纳罚款义务的, 应申请法院实施强制执行, 使非法行医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有效遏制非法行医者的违法行为。

2.2 诊疗行为的界定

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诊疗活动的解释, 可以看到诊疗行为可以分成医疗检查、诊断和治疗行为三个方面。判断是否有诊断行为的比较明确的证据应该是与检查、诊断、治疗和收费等诊疗活动有关的记录如检查记录单、处方、处置单、收据等为物证, 同时还应对接受诊治的患者就非法行医者对其进行的诊疗行为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取证, 还应尽可能采集与诊疗活动有关的如诊所标志, 陈设药品、诊疗器械、用过的医疗物品等影像资料为佐证, 从而确保非法行医与诊疗行为违法证据链的完整。

2.3 规范行政处罚和行刑衔接程序

目前, 涉及对非法行医行政处罚的法规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从法条竞合角度应以《执业医师法》为适用, 但卫生部在《关于对医疗市场监督执法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卫政法发[2005]81号) 中明确了“对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非法设立诊疗场所进行医疗活动的行为, 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的规定, 进行处罚”。可作为行政机关对非法行医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鉴于司法解释要求对非法行医必须经两次行政处罚以后, 再次非法行医的行为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确定非法行医者的违法主体身份和界定诊疗行为的情况下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或《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77条按一般程序予以行政处罚, 并公告取缔;同一违法行为人因非法行医活动再一次被卫生部门查处, 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则适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这是因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作出明确具体的补充规定或辅助性说明的更具可操作性的规范性文件。考虑到非法行医者的非法所得难以确定, 因此在实际操作时可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并公告取缔, 没收药品、器械, 处以3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的罚款, 并按法定程序处理。但对经多次取缔或给予一次罚款处罚后, 仍从事非法行医活动的, 应严格采取行政措施, 为司法诉讼中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时情节严重的认定提供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一经送达当事人签收、即发生法律效应, 不管当事人是否履行缴纳罚款的处罚义务, 第二次实施行政处罚的事实是成立。当事人在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 再次非法行医的卫生监督机构只需要提供能真实和客观反映非法行医者仍在继续非法行医行为的现场检查笔录和调查笔录记及影像资料, 并将已两次行政处罚的证据材料一并移送给公安机关追究非法行医人的刑事责任。

2.4 建立对非法行医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鉴于非法行医者的流动性大, 且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逃逸或择地行医来应对执法机构的罚款与强制执行的处罚, 同时他们也会针对司法解释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来规避被行政机关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因此在同一行政管辖区域内应建立对非法行医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逐步建立和完善非法行医违法行为人信息库, 将非法行医违法行为人纳入监控范围。即便非法行医人择地行医, 在非法行医行为发生地的卫生执法机构也可根据非法行医行政处罚公示信息结果继续依法对其实施有效的行政处罚, 一旦符合并具备案件移送的条件时则由最终实施调查处理的卫生执法机构负责调取以往的处罚案卷, 并按规定程序移送公安机关。

2.5 完善法律法规, 遏制非法行医

打击非法行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关部门应组织对打击非法行医进行立法调研, 对现行的医疗卫生法规进行梳理并尽快组织修定, 明确对非法行医的监管和法律责任、统一行政法规与司法对非法行医主体界定, 简化执法程序、提高违法成本, 依法追究干扰、阻碍以及暴力抗法和为非法行医提供场所、药品器等帮助者的法律责任, 从而降低政执法风险, 提高执法工作效率使打击非法行医工作依法合规且更具可操作性, 为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与管理提供法律保证。

非法行医是行政法中的一个概念对应的是行政责任, 而非法行医罪是刑法中的概念对应的是刑事责任。非法行医的存在是流动人群移居城市出现的顽疾, 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它与流动人口增多及劳务用工市场需求、利润驱使、监管与服务体系及法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相关, 治理非法行医也是目前社会难题[5、6]。打击非法行医仍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全社会共同努力, 加强协作、建立长效治理机制, 从控制非法行医源头入手, 规范出租房屋管理,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继续加大对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5],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介绍非法行医的危害, 普及科学就医常识, 提高广大群众的就医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8], 不给非法行医创造生存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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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8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6次会议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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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程序 篇10

1 案件来源

案件来源主要包括上级交办的案件、部门移交的案件、媒体曝光的案件、群众举报的案件、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等。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不断加大督查力度, 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处置病死动物的行为。

2 案件的查处

2.1 查处注意事项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查处案件前要根据案件情况制定方案, 确定参加办案单位和人员, 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 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查处前召开会议, 由负责人进行分组分工并宣布各自职责。执法人员调查收集证据时不得少于二人, 要带齐办案文书、采样工具等办案物品。查处时要迅速抵达现场, 防止违法犯罪人员逃跑和对涉案物品的转移。执法人员应当着装整洁, 佩戴统一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标志, 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搜集证据、采样、制作法律文书等过程要干净利落, 完成任务后要快速撤离现场。

2.2 现场监测取证

抵达现场后要及时对违法处置病死动物的行为进行取证, 包括病死动物数量、处置的方式、造成的危害等。照相取证时, 先拍全景、然后逐个再拍所需内容的细节, 照片之间要有关联性。对于不易移动的物品或容易灭失的一些物品要填写证据登记保存清单。视听资料应当附有该内容的文字记录。需要对死亡动物进行化验取证时, 应按照动物疫病检测采样原则对死亡动物进行采样, 送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并将检验结果及时告知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或者勘验时, 应制作《现场检查 (勘验) 笔录》。主要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情节、后果等, 法定从重、从轻、减轻以及不予处罚的情形, 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等。

2.3 进行询问笔录

询问笔录是办案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执法人员向当事人或证人询问时, 应当制作《询问笔录》。询问前要先进行法制宣传和正面劝导, 促使被询问人消除对立, 转变思想, 如实陈述, 获取真实信息。询问笔录应当记录被询问人提供的涉及案件有关的全部情况, 包括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形、事实经过、因果关系及后果等。询问时应当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在场, 并做到一个被询问人一份笔录, 一问一答。询问人提出的问题, 如被询问人不回答或者拒绝回答的, 记录中应当注明, 如“不回答”或者“沉默”等, 并用括号标记。笔录内容应尽量记录原话, 不得使用推测性词句。询问不得诱供和先入为主。笔录经被询问人阅核后, 由询问人和被询问人签名。对阅读有困难的, 应当向其宣读。笔录如有差错或遗漏, 应当更正或者补充。被询问人拒绝签名的, 由询问人在笔录上注明情况。

2.4 填写《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

根据调查笔录、当事人及旁证笔录、资料等, 认定违法处置病死动物事实、违法行为, 填写《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 报本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审批。

2.5 制作《案件处理意见书》

案件承办人员在调查结束后, 认为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应当制作《案件处理意见书》。处罚依据参照《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 不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 染疫动物产品, 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 运载工具中的动物排泄物以及垫料、包装物、容器等污染物以及其他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的, 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无害化处理, 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可以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核审人员核审后, 应当在《案件处理意见书》“核审人员意见”栏中提出核审意见: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的, 同意案件承办人员意见;对当事人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事由的, 建议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对当事人有法定免予行政处罚事由的, 建议不予行政处罚;对超出管辖范围的, 建议按有关规定移送;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建议案件承办人员补齐证据;对定性不准、适用依据错误、处罚不当的, 建议案件承办人员改正;对程序不合法的, 建议案件承办人员纠正;对涉嫌犯罪的, 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对违法事实不成立的, 建议销案;其他相关意见。

2.6 制作《违反行为处理通知书》

对《案件处理意见书》审核后, 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制作《违反行为处理通知书》, 送达当事人, 并填写《文书送达回证》, 告知当事人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部门进行陈述和申辩, 或要求听证, 当事人无不正当理由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 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2.7 举行听证会

当事人要求组织听证的, 动物卫生监督所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七日前送达《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 告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主持人名单, 以及可以申请回避和委托代理人等事项。听证参加人由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组成。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应当由动物卫生监督所内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 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 听证应当公开举行。听证结束后, 听证主持人应当依据听证情况, 制作《行政处罚听证会报告书》, 连同听证笔录, 报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人审查。

2.8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动物卫生监督所认为违法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当制作《行政处决定书》并填写《文书送达回证》, 告知当事人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行政处罚机关的上级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起诉, 也不履行义务的, 本行政处罚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当事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签名、盖章的, 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其所在单位的有关人员到场, 说明情况, 把《行政处罚决定书》留在其住处或者单位, 并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的日期, 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即视为送达。

2.9 强制执行和案件移送

当事人不接受处罚, 又不履行义务的,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填写《强制执行申请书》, 递交人民法院。认为案件复杂,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或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制作《案件移送函》, 由司法机关给予处理, 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案件终结后, 调查人员填写《行政处罚结案报告》, 将全部案件材料立卷归档。

3 小结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篇11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制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规范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工作，保证生产经营单位依法进行安全生产，根据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程的违法行为（以下简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办法和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对煤矿及其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 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行政处罚应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管辖

第五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 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

（四）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五）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

（六）拘留；

（七）关闭；

（八）吊销有关证照；

（九）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六条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决定。

给予关闭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给予拘留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建议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决定。

第七条 两个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因行政处罚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上一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指定管辖。

第八条 对报告或者举报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受理；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受移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上一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指定管辖。

第九条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直接查处下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管辖。

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将重大、疑难案件报请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管辖。

第十一 条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有权对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处罚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第三章行政处罚的程序

第十二 条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察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或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一制作的安全生产监察员或者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件。

第十三 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四 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采纳。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不得因当事人陈述或者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十五 条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符合法定程序，制作行政执法文书。

第一节简易程序

第十六 条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个人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安全生产监察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后应当及时报告，最迟在五日内报所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

第十七 条安全生产监察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填写统一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

第二节一般程序

第十八 条除依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应当予以立案，填写统一的立案审批表，并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第十九 条进行立案调查时，安全生产监察员不得少于两人。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拒绝、阻挠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第二十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应当回避：

（一）本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是其他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的。

安全生产监察员的回避，由其派出进行调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决定。派出进行调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的回避，由该部门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回避决定作出之前，具体承办案件的安全生产监察员不得擅自停止对案件的调查。

第二十一 条案件调查终结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应当及时对有关案件材料、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材料、听证会笔录等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证照、较大数额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折合人民币三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的，应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十二 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或者住址；

（二）违法行为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印章。

第二十三 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注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送达行政处罚文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事人是生产经营单位的，交其收发部门签收；当事人是个人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交其本人签收。当事人拒绝签收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的代表或者有关人员到场，注明情况，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将文书留在当事人的收发部门或者住所，即视为送达；

（二）当事人不在场，交其同住的成年亲属签收，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的备注栏内写明与当事人的关系；

（三）当事人指定代收人的，交代收人签收并注明受当事人委托的情况；

（四）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挂号邮寄送达，也可以委托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代为送达；

（五）无法采取以上方式送达的，可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第二十五条 案件自立案之日起，一般应当在三十日内办理完毕；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完成的，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九十日；特殊情况需进一步延长的，应当经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批准，可延长至一百八十日。

第三节听证程序

第二十六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组织听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听证费用。

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规定的数额；没有规定数额的，其数额对个人罚款为一万元以上，对生产经营单位罚款为三万元以上。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告知后三日内以书面方式提出。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当事人应当按期参加听证。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要求延期的，经组织听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期一次；当事人未按期参加听证，并且未事先说明理由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二十九条 听证参加人由听证主持人、听证员、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书记员组成。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应当由组织听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指定的法制工作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等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

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代理人参加听证，并提交委托书。

第三十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对案件涉及的事实、适用法律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申辩；

（二）有权对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三）如实回答主持人的提问；

（四）遵守听证会场纪律，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

第三十二条 听证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书记员宣布听证会场纪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听证主持人宣布案由，核实听证参加人名单，宣布听证开始；

（二）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出示证据，说明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内容及法律依据；

（三）当事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对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等进行陈述和申辩，可以向听证会提交新的证据；

（四）听证主持人就案件的有关问题向当事人、案件调查人员、证人询问；

（五）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相互辩论；

（六）当事人或其委托代理人作最后陈述；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听证笔录应当场交当事人审校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论我国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 篇12

环境行政处罚制度, 是环境法中各项制度能够得到有效落实的保障。环境法为排污者设定了各种各样的义务, 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如果没有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的有效威慑, 排污者便不会自觉履行其法律义务。诚然, 环境刑事责任是环境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最终保障, 它的惩罚力度远大于环境行政责任。但是环境行政处罚制度有着环境刑事责任不能够替代的意义: (1) 环境刑事责任的适用需经过较长的司法审判程序才可以实现, 不利于现实中环保部门及时解决已经出现的环境违法行为; (2) 并不是所有的环境违法行为都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 例如《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罪, 便要求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对于那些尚不足以构成犯罪的环境违法行为, 就需要通过环境行政处罚制度来进行制止和制裁。

今天, 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美丽中国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诉求。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我国也已经形成了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 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 法律与法规、规章、标准相结合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是, 正如《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到的, “当前, 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环境矛盾凸显, 压力继续加大。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 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 许多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一次次的环境污染事件, 使公众产生困惑: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环境法律, 却制止不了层出不穷的环境污染?事实上, 我国环境行政处罚制度上的一些缺陷, 正是环境污染行为难以制止、环境法律制度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打铁还需自身硬, 要打环境污染这块“铁”, 就需要强硬有力的环境行政处罚措施, 使之成为环保部门执行环境保护法律的有力武器。

2 环境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环境行政处罚制度, 一般规定于《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的“法律责任”篇, 另外还需要适用《行政处罚法》中的规定。2010年3月生效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则对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的程序性和实体性事项做了进一步完善的规定。基于上述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 我国建立起了一套种类完善、程序规范、罚教结合的行政处罚体系, 为环保部门执行环境法律提供了有力保障。

然而, 我国的环境行政处罚制度仍然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2010年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对于环保部门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程序做了非常完善的规定, 但是囿于其部门规章的立法层级, 它无法对具体违法行为所应当适用的行政处罚做出太多规定。我国环境行政处罚的实体性内容, 仍然主要见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律之中, 而我国的环境法律则普遍存在实施时间久远的问题, 例如《环境保护法》1989年实施,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实施, 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实施。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使得法律适用的背景出现了极大的改变, 一些从前行之有效的行政处罚规定, 已经不能够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需要, 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2.1 处罚幅度有待提高

现行《环境保护法》实施的1989年, 我国的GDP不到2万亿元;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的2000年, 我国的GDP不到10万亿元;而2012年我国的GDP已经达到将近52万亿元。社会经济水平的极大提高, 使得一些原有的行政处罚规定失去了其应有的威慑能力。如《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对于超标排污的处罚, 最高仅为10万元罚款, 这一处罚额度对于通过超标排污能够获得高额利润的排污者来说, 很难构成法律上的威慑。而同年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行政处罚力度太弱的问题, 则在康菲渤海漏油事件中暴露无遗, 最高仅为20万元的罚款力度, 在资金雄厚的跨国公司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2.2 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环保部门在享有环境行政处罚权的同时, 并不享有太多的行政处罚执行权。环保部门做出的大部分行政处罚决定, 需要通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才能够最终得到执行。其背后的立法原因是防止环保部门滥用处罚权, 保障行政处罚权行使的公正,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这样的规定无疑有其合理之处, 但是其在实践中引起的问题也不容否认: (1) 人民法院可能因为执行费较低、执行力量有限、执行难度较大或者缺乏激励等因素而不积极执行[1]; (2) 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环保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必须符合两种情况, 一种是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一种是在紧急情况下, 为保障公共安全, 申请人民法院立即执行。当情况不是那么紧急, 环保部门无法申请人民法院立即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最终被执行的期限又会因为行政相对人的复议或者起诉被拉长, 这使得本来力度就不高的环境行政处罚更失去了其威慑力。

2.3 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环境行政处罚权的主体, 主要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 另外还有根据法律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环境监督管理职权的其他部门。环保部门, 是污染企业的监督者和管理者, 行使环境行政处罚权, 对其来说不仅是一种权力, 更是一种义务。积极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对已经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环境行政处罚, 环保部门责无旁贷。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一些地方环保部门消极行使行政处罚权, 或者虽欲行使环境行政处罚权却受到外部干扰的情况。环境行政处罚权不能够有效发挥其作用, 极大地破坏了环境法中各项制度的实施效果, 放纵了违法排污行为的发生。究其原因, 主要包括: (1) 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存在人员不齐、设备不足、技术不高等主观问题; (2) 现行体制下环保部门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 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在行政上隶属于其同级政府, 当地方政府因为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效益时, 地方环保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独立性就会受到挑战。

3 对策和建议

3.1 提高环境行政处罚幅度:违法成本较低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排污者甲, 他在选择是否从事一个违法行为的时候, 必然会进行一番成本的选择。如果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是10万元罚款, 只要其从事违法行为后的受益将超过10万元, 那么甲作为一个经济人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违法行为, 因为这样对他来说是有益的。

看起来这仿佛是违法者的选择, 但其实是立法者的选择。因为立法者在设定行政处罚幅度的时候, 当然也能够预知这种情况。如果立法者将行政处罚设为X元的罚款, 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推断, 给违法者带来的经济收益小于X元的违法行为将会被有效阻止, 而给违法者带来的经济收益大于X元的违法行为则将会被继续实施。立法者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 选择了禁止一些经济收益较小的违法行为, 而放过了一些经济收益较大的违法行为。禁止与放过的分界点, 就在于行政处罚的幅度。

依据上述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提高行政处罚幅度的理由有两点。

(1) 违法行为给违法者个人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普遍提高, 当给违法者个人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X元的违法行为越来越多, 幅度为X元的行政处罚就失去了其威慑力。

(2) 违法者在计算其经济效益时, 是不会考虑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的。对于那些给违法者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X元的违法行为, 立法者容忍了它们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但是随着污染物排放的增加, 环境质量的恶化, 环境容量变得越来越小, 作为社会成本之一的环境成本正变得越来越大。原来那些社会成本可以被容忍的违法行为, 现在其社会成本已经增加到必须被法律加以禁止的地步。因此, 立法者应该提高X, 将这部分违法行为也纳入被禁止的范畴。

3.2 重新配置执行权:不损公正, 兼顾效率

将环境行政处罚的执行权统一归于法院, 是为了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 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处罚权, 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规定, 符合法律的公正价值。强制执行, 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发生影响, 如果执行不慎, 将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严重的损害。将这种权力赋予作为公平正义最终保障的司法机关, 能够保障权力被合法地行使。

但是, 出于对行政管理效率的考量, 法律也赋予了一些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力。在我国, 如工商、海关、税务、城管等部门也拥有一定的强制执行权。法律赋予其执行权的原因, 主要是考虑其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的今天, 面对环境污染行为“顽固不治”的现状, 完全可以考虑赋予环保部门一定的强制执行权。尤其是对那些正在进行、对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现实危险的违法排污行为, 宜赋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的权力加以即时的制止[2]。

除了通过限制行政处罚强制执行权的范围, 还可以通过设置一定的救济程序, 来规范环保部门行使执行权的行为,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例如, 可以规定环保部门在采取强制执行之前, 应该事先通知被处罚的排污者。被处罚的排污者可以通过提供担保的形式, 承诺履行行政处罚中设定的义务, 来阻止强制执行的实际发生。在行政强制执行发生后, 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自己的权利。

3.3 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环境保护, 并不是无法可依, 许多情况下, 是有法难依。法律规定的许多制度, 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遇到困难。其中很大的原因, 要归咎于现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地方各级环境保护部门, 作为其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 需服从同级政府的领导。实践中, 追求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 干预环保部门行使环境执法权的现象屡见不鲜, 使得一些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受到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出现了“未评先建”、“先建后补”的问题;环境限期治理制度出现了“名为限期, 遥遥无期”的问题。以至于有人戏称地方环保局长是在“夹缝中执法”、“站得住的顶不住, 顶得住的站不住”[3]。如何提高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 使之能够扮演好一方环境的监督者、守护者的角色, 需要从体制上做出相应的改变。例如在一些环境污染较为严重、人民对于加强环境保护的需求较为迫切的地区, 可以探索实行区域性或者垂直性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区域性或者垂直性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将有助于环保部门提高其执法水平, 免受来自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真正履行法律赋予的环境保护职责[4]。但是, 这也要求环保部门首先提高本身的行政执法水平和能力, 从人员、设备、技术到制度、机制, 都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4 结语

无责任即无义务, 如果不对环境违法者施加有效的法律责任, 那么环境违法行为就会一再重演。我国的环境法中长期以来存在制度齐全而实施困难的情况, 通过增大环境行政处罚强度、实行区域性或垂直性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将能够进一步促进相关环境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1]严厚福.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中的司法因素:基于实证的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 :25~30.

[2]汪劲, 王社坤, 严厚福.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74~277.

[3]王灿发.环境法的辉煌、挑战及前瞻[J].政法论坛, 2010 (5)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