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城狐社鼠的历史典故

有关城狐社鼠的历史典故（通用5篇）

有关城狐社鼠的历史典故 篇1

城狐社鼠的解释

【拼音】： chéng hú shè shǔ

【解释】： 社：土地庙。城墙上的狐狸，社庙里的老鼠。比喻依仗权势作恶，一时难以驱除的小人。

城狐社鼠的典故

“城狐社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倚仗别人的权势，为非作歹的坏人。

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谢辊传》，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

晋朝时候，朝廷上有个左将军叫王敦，他的长史官是谢辊，他俩常在一块议论朝廷上的事情。有一天，王敦对谢辊说：“刘隗这个人，奸邪作恶，危害国家，我想把这个恶人从君王身边除掉，以此来报效朝廷。你看行吗?”

谢鲲想了一想，摇着头说：“使不得呀，刘隗的确是个坏人，但也是城狐社鼠啊!要挖掘狐狸，恐怕把城墙弄坏;要用火熏死老鼠，或用水灌死老鼠，又怕毁坏了神社庙宇。如今这个刘隗就好比那城上的狐狸、社庙里的老鼠。他是君王左右的近臣，势力相当大，又有君王作靠山，恐怕不容易除掉他。”

王敦听了谢辊的话，虽然心里不高兴，也只好罢休。

城狐社鼠的造句举例

1) 倚势害人，真是城狐社鼠，空存无用，何殊陶犬瓦鸡。势弱难敌，谓之螳臂当辙;人生易死，乃曰蜉蝣在世。

2) 南街原本就遍布勾栏酒楼,尤其玉皇阁一带,乃是城狐社鼠聚拢之地。

3) 这些泼皮整日在街巷间胡浑,城狐社鼠之流,能量其实大得很。

4) 我们府宗有令,那三颗药丸,这是我们少府主要的东西,哪怕就算是封蜡漏了一点儿气,你们整个苏州府的混混、地痞,城狐社鼠,全都得给它们陪葬。

5) 这伙人仗着自己后台硬,为非作歹,简直是些城狐社鼠。

6) 这个人是个城狐社鼠之辈，总想讹诈别人，但看到别人怒目横眉，就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

7) 那两人争论得十分尖锐激烈,谁也不理睬他的这一套城狐社鼠。

8) 我生平最讨厌类似城狐社鼠的人。

9) 在高邮军被城狐社鼠和江湖人士闹得天翻地覆,热火朝天地搜寻应君蕙,以便领取双木商行的赏金的这三天时间里。

10) 威力绝伦,孤雏腐鼠难以近之,既使城狐社鼠亦无法破之!“舞,准备好没?”。

11) 管理系统城狐社鼠的贪污挥霍,而不是借口“教育产业化”。

12) 朕一点儿不圣明!要不然早就把这群城狐社鼠清除干净了。

13) 萧艺知道,这些城狐社鼠最重自己的地盘,只要到了齐乐园够不着的地方,他就不用担心对方公然挑事了。

14) 有了这群市井中最低层却又是最活跃的城狐社鼠,江鱼在长安城中的耳目,已经可以算是灵通的了。

有关城狐社鼠的历史典故 篇2

一、历史图片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1)历史图片是高中历史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大多数的内容均为文字与图片所组成的,无论是在经济历史和军事历史中,还是在政治历史与文化历史中,图片均占据了与文字信息相对等的篇幅比例,这充分说明了历史图片在高中历史课程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新课改后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已经开始逐渐的由文字为主要阐述转向图片与多媒体课件,愈发表现出了创新式教学模式在新时代教学理念中的作用。

(2)历史图片是对教学文字的高度补充。在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历史图片不仅与文字信息同样重要,而且还会为文字知识带来较为重要的补充作用。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类在经历幼儿到青少年时期时,直观思维是决定其喜好与兴趣的主导性思维,而历史图片作为教材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会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和接受历史知识,增加课堂教学趣味性,从而激发出学生对于历史课程的学习兴趣,提高参与历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学习欲望,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二、历史图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方法

(1)重点把握图片内容。教育者如果想要全面地发挥出历史图片的作用和价值,首先应该做到的一点就是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图片的内容。首先,教育者要充分了解班级学生的学习特点与兴趣爱好,选择一些比较容易受到学生青睐的教学图片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课程知识,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于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的情感;其次,新课改后高中历史教材中的课程图片主要分为地图、图表与图像,教育者要深入地分析这些图片想要向我们传递出来的信息,认真且透彻地研究这些信息中的所有细节;最后,教育者要精准地找出图片信息与教学内容中的共通之处,运用简练且直观的教学语言来将图片中所要表达出来的深层次信息传递给学生,争取将每位学生都带入到特定的教学情境之中,逐渐地引导他们主动且积极地参加接下来的探究式教学活动。

(2)选准历史图片的运用时机。通过历史图片来辅助历史课程教学虽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学手段,但却不是历史课堂的全部。教育者只有充分把握好教学时机,才能够让历史图片成为推动教学效率提升的点睛之笔。如若不然,历史图片就会如同画蛇添足一般成为历史课堂的累赘与干扰。

教育者应当在课程导入阶段应用历史图片。“良好的开端便是成功的一半”,通过图片导入的方式来开始课程不仅能够在第一时间调动起学生的关注度,同时还能够激发出学生对于所学内容的兴趣。老师在教授《美国独立战争》这一课时,教育者可以先向学生展示一张美国国旗的图片,而后再向学生展示一张带有13颗星的星条旗图片,并向学生提问:“请问这张图片中的旗帜上面为什么是13颗星星?”通过这种方式来带出“北美殖民地建立”的相关历史知识。通过这两幅鲜明的国旗对比图,一方面能够让学生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背景与过程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另一方面还可以充分激发出他们求知的欲望与学习积极性。

(3)通过历史图片来陈述历史事实。教育者可以在讲述有关于历史事实的相关内容时运用历史图片来提高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历史图片所传递的是当时历史状况的真实面貌,所以它可以更加直观地向学生传递历史事实的最震撼效果。在以往的高中历史课堂中,难以向学生全面地讲述历史事实是很多教育者都倍感头痛的一项问题。

例如在教授《三大战役》这一课时,从小生长于和平年代之中的学生很难心领神会“小米加步枪”的那种困难与艰苦的情境。然而,历史图片的展示不仅能够让学生直面在战争年代中平民百姓的贫苦情境,同时还看到诸多如同自己一般的年轻战士在炮火中抛头颅洒热血的惨烈场面,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取得胜利是如此的艰难和不易。

摘要：本篇文章针对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历史图片运用一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结合历史图片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与笔者的自身经验总结出了几点可行性较高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重点把握图片内容、选准历史图片的运用时机以及通过历史图片来陈述历史事实等,以期能够对我国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的提高献上笔者的一点绵薄之力。

关键词：高中历史,历史教学,历史图片

参考文献

[1]郭辉明.对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图片有效运用的研究[J].学周刊,2015,(7):80—81.

和金钱有关的历史趣闻 篇3

◆公元前25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始以金银条作为货币,纳税变得更方便。

◆不幸的是,金钱的发明也给小偷带来更多的机会。因此,寺庙成了银行,因为那是大家经常光顾的地方,比较牢靠,而且对小偷具有威慑力。

◆公元前1750年,巴比伦神殿里的教士已开始对当地居民发放贷款。

◆1472年,意大利出现了一家当铺,它就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银行——西耶那银行。

◆公元910年,纸币诞生于中国,这让3个世纪后来访的马可·波罗尤为震惊。他注意到,当时元朝的皇帝忽必烈似乎印刷了大量纸钱,滥发纸币导致的通货膨胀最终破坏了当时的经济,中国在15世纪取消了纸币的发行。

◆1861年7月,美国内战的大量开支启发政府发行绿背美钞。

◆目前美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的总价值约为8290亿美元,其中2/3的现金被海外持有。

◆2008年,研究人员发现美钞上的可卡因残留比任何货币上都多。他们还在美钞上面发现了葡萄球菌和粪便残留物。

◆在1916年的某段时期,你可以把现金带到华盛顿,将它清洗、熨平或重新发行。

◆制造美元的纸并非取自树木,它的成分是75%的纯棉和25%的亚麻。

◆为了对付伪钞制造者,最新的5元面值美钞内含嵌入式安全線,其中包含65万块小玻璃圆盖,几乎是不能复制的。

◆1949年,弗兰克.X.麦克纳马拉带朋友到纽约吃晚餐。由于忘记带现金,他尴尬无比,于是,他发明了第一张信用卡——大莱卡。

◆大莱卡最初的材质是厚纸板,它的背面列出了14家参与的餐厅,年费为3美元。

◆1967年,苏格兰发明家约翰·谢泼德·巴伦在伦敦为一家巴克莱银行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取款机,其设计理念源于巧克力自动售货机。由于当时塑料卡并没出现,因此,这台ATM机只靠检测放射性碳-14的踪迹来识别账户,检测完成后,客户需要输入4位密码。

有关城狐社鼠的历史典故 篇4

美国宪法在第五及第十四修正案中对保障人民财产权有所规定, 要求“非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剥夺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未有公平补偿, 私有财产亦不得予以公用征收”。可见, 美国宪法是根据“正常法律程序”以及“公平补偿”两大观念, 来作为保障人民财产基本权利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用征收的概念也逐渐演化为公益征收。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联邦及州立法者对于侵犯人民财产的基本权利的理由, 美国宪法实务及学术界也产生了“警察权”一说。所谓警察权, 是指政府为维护公共安全、公共福祉、社会秩序及道德而有权限制人民的财产权 (包括土地使用和开发) 的权力。

警察权最初只对可能造成人民基本权利的有害行为进行一些内在限制, 后来其概念也逐渐变得宽泛, 像诸如为保护生态、维护较高经济利益, 甚至管制战时物资时都会用到这一权力。

二、征收与警察权界定的意义

根据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霍姆斯法官的意见, 每个人的基本权力, 都有一个“内在限制”, 就是必须屈服于警察权力之下。但是这个限制, 必须有其限度, 考虑这个限度的标准之一, 就是人民“权力丧失的程度”, 若达到某一限度时, 就会形成应予以人民补偿的征收行为了。

征收与警察权都是为公共利益而实施的, 但征收根据美国宪法需要给予公正补偿, 而警察权是无需支付补偿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界定至关重要, 在以判例法为代表的美国来看, 需根据其历史上的相关案件, 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区分, 以下分别运用了“特别负担论”、“实质侵犯论”以及“损失程度论”三种理论对各具体案件进行了初步探讨。

三、美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土地案例分析

(一) 关于“正常法律程序”的案例

Valley View Industrial Park v.City of Redmond (1987) 案, 该案中涉案地块是一个26.71英亩的工业园区, 本来是一个农业区, 后来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该区开发商Valley View想在此其中的一个地块上建立一个工业园区, 并始终积极地根据相关部门的意见多次提交各种申请及规划报告, 但当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下, 拖延时间长久, 以致后来该区域被从轻工业区转为了农业区, 此种在轻工业区划下的建立工业园区的规划随即遭到了驳回。

该案实际上是提出“正当程序”的重要性, 正当程序要求政府用一个基本的公众方式来对待市民。市民必须在立法政策的波动中予以保护, 这样他们才能根据合理的确定性来计划他们的行为, 否则就容易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

在美国房地产开发的通常程序中, 一个开发商的开发权根据一个特殊的分区法令, 需要其提出的建筑许可申请满足以下条件, 即该申请必须足够充分, 要依从既定的分区条令和建筑法则, 并在分区法令有效期限内提交。

在该案中, 我们对照以上条件来看, 首先, 开发商Valley View诚意地要获得建筑许可并付出了诸多努力, 而另一方面Redmond官方明显地使得Valley View的这一想法受挫, 所以导致的结果是Valley View的建筑许可申请没有完成。因此正确判决应是对开发商Valley View在轻工业区划下的五栋楼的建筑权的许可申请给出认定。

(二) 关于“特别负担论”的案例

Penn Centra ITransp.Co.v.New York City (1978) 案, 位于纽约市的Grand Central车站, 被该市的“纪念建筑物认定委员会”认定为纽约市的纪念建筑物。该车站所有人 (上诉人) 对其改建的计划遭到否决, 从而主张其财产权受到侵犯, 认为该行为形成了“征收”, 且在此情况下他们是唯一的负担承受者, 是为整个城市的人文景观的保持作出了贡献和牺牲, 却未从中获得任何补偿。

“特别负担论”即强调对某些基于保护社会公益性而对个别公民的私益性质的财产权予以限制所产生的负担, 应公平的分摊在每个受益者身上, 而不是由被限制权利者独自承担。该理论是基于宪法平等权的考虑, 主张人民因为公益所产生的特别损失应予以合理公正的补偿。从该理论角度考虑, 该案中纪念建筑物的所有者由于被限制了其对所拥有的建筑物进行改建的权利, 不应该独立承担此种损失, 此行为应列为征收性质并应当给予建筑物所有人相应的补偿。

对于这个案件的争议在于, 根据当时其他法官的不同意见Grand Central所有者在该车站被认定为城市纪念物后, 并不影响他们对车站的有效使用, 并还能由其冠以的“建筑物”名称中获益。认为此举与征收无关, 征收会将对物的所有权的各个权能部分都造成侵犯, 而该案中所有者对建筑物只丧失了部分处分权 (改建) , 并不影响对它的其他权能的享有。本人比较认同后者的看法, 该建筑物所有人并没有被剥夺掉整块地产上的土地空间的利用, 所以对其所作的限制不能被认定为是一项征收。可看作是行使警察权权能中的一种形式, 类似于对一般建筑物的“建筑高度”和“安全措施”之类的管理, 是为了“市容及观光之价值”, 属于一种内在限制的范畴。

(三) 关于“实质侵犯论”的案例

Loretto V.Teleprompter Manhattan CATV Corp. (1983) 案, 涉及的是一种“永久物质性占据的例外”。有线电视公司为了替客户安装天线, 可以在公寓屋顶及墙壁上钉上必要的装置。这件案子提出的问题在于是否由政府授权的对一项私人财产的微小但永久性地占用会构成对财产的“征收”。

“实质侵犯”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对人民财产权的侵犯是“持续”的而且是“实质”的, 就可能形成了一项征收。尤其是当一项实质性的侵犯造成了一项永久物质性占据的极端形式时, 征收就产生了。可以说政府并不是简单地从“一大捆权力束”中抽走一个单个的“支”, 它是将权力束切碎, 而后再从中拿走其中每部分的一片。也即在政府永久性侵占物权的这种范围下, 它实质性破坏了其中的每部分权能。所有者没有拥有他占据的空间的权力, 并且没有能力去排除侵占者对空间的拥有和使用, 这种被排除的能力过去一直被看作是所有者权力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且, 即使所有者能够保留这种空洞的对占据空间的转移和出售的权能, 购买者也无法行使对这部分财产的使用。

(四) 关于“损失程度论”的案例

Palm Beach Isles Associates v.United States (1998) 案, 上诉人将其原先购买的总共311.7英亩的地块中的261英亩的地块卖给了壳牌石油公司, 剩下的50.7英亩地中有49.3英亩地是湖底, 剩下的1.4英亩地在平均水位线以上。后来, 所有者向当地环境规制部门提交了关于对这块50.7英亩土地的改造许可申请, 但因为此改造会造成环境破坏而被以所有权中包含的灌溉地役权的内在限制而予以驳回, 上诉人据此认为该举会使其涉案土地毫无经济性价值可言, 因而提出该地被征用的控告。

法庭的结论是上诉人地块中的在平均水位线以下的部分包含有美国的灌溉地役权, 是一种上诉人所有权中的内在限制, 所以说对49.3英亩的淹没地块的设限并不是一项征用。至于剩下的1.4英亩的土地是否涉及征收是个需要要讨论的问题, 也就是说是考虑对50.7英亩地的鉴定, 还是只考虑那49.3英亩地的鉴定, 如果涉案的土地被太宽泛地界定的话, 这种征收的影响就会被明显地掩盖。相反的, 如果地产区域被界定得太狭小, 又会使得征收得以成立。在基于整个事实和规制环境下, 界定地块应该尽可能实事求是和公正的来进行。

参考文献

[1]张红梅.公共危机的应对与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D].吉林大学, 2007.

[2]颜运秋.公益经济诉讼:经济法诉讼体系的构建[D].中南大学, 2006.

有关晋绥历史人物几个问题的澄清 篇5

一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是清华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负责总会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述》第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牛荫冠同志的简况是：1912年于兴县出生。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长、北平市委组织干事。1937年1月受党的派遣回到太原从事上层统战工作，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先为太原市牺盟会负责人，在薄一波同志全力转入抓武装工作后，将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交由牛荫冠负责。同年9月27日，牛荫冠主持召开了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常委。太原失守后，牛荫冠率牺盟总会随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经临汾撤退到吉县。从1937年下半年到"晋西事变"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同阎锡山面对面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为我党控制山西地方政权、组建山西新军、开展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晋西事变"后，牛荫冠出任晋西北行署(即晋绥行署前身)副主任并党组书记，直到1942年冬晋西北临参会选他为副议长为止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是晋绥解放区初创时期的政府实际负责人。1948年，牛荫冠被调任晋中行署主任并党组书记。建国后，他曾担任江西省副省长、飞机制造厂厂长、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92年在北京去世。

1943年以后，牛荫冠同志除担任参议会副议长外，还兼任晋绥贸易总局局长，并负责晋绥银行工作，统管财贸。1947年晋绥进行土地改革时，由于晋绥分局领导工作中出现严重"左"倾错误，牛荫冠同志受到了很大冲击。在晋绥召开的财经会议上，集中批判了他的所谓右倾错误，把他主张扶植私人工商业的正确做法，说成是丧失阶级立场。会后即撤销了他的职务，将他送到晋绥党校学习检查。同年秋天，土地改革进入高潮时，在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同志直接授意下，由土改工作团负责人马林同志主持，在兴县蔡家崖村召开了大规模群众"斗牛大会"，斗争牛友兰先生，牛家其他人作陪斗。这时把正在党校学习的牛荫冠同志也叫回蔡家崖参加大会陪斗。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有两三个二流子突然从人群中窜出，顺手在身边一妇女头上拔下发簪，横穿在牛友兰先生的鼻梁上，拴上绳子逼着牛荫冠牵着游斗。牛荫冠同志出于内心义愤，使劲一抻，绳子断了，也就没有游斗起来。当时会场有些骚动，多数群众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主持会议的同志当即把动手穿鼻孔的二流子拘了起来。适逢这时来了一场大雨，大会在一片混乱中散去。牛友兰先生被押解回关押的窑洞，不久即去世。牛荫冠同志也回到了党校。在整个土改期间，牛荫冠同志是处于被撤职、接受审查批判的境地，他从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动手给牛友兰先生穿鼻孔的并不是牛荫冠同志所为。游街示众也不是事实。这一基本情况当地群众和山西史学界的同志是一清二楚的。对智效民文中不实的记述，必须加以澄清。

二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1942年5月，刘少白根据上级指示，倡议组织晋西北绅士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参观团团长是牛友兰，刘少白副之。此行目的，一是要学习延安经验，作为晋西北建设的参考，二是让代表团的成员接受教育，认清形势，为统一战线服务。"

这段记述极不准确。据我所知，最早提出访延的并不是刘少白根据上级指示倡议的，而是由牛友兰先生发起倡议的。抗战以来，延安成为革命圣地，牛友兰先生就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他把两个亲生儿子和侄儿、侄女等多人此前就送往延安学习，自己也经常阅读《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毛主席十分敬佩，久有访延安意愿。这时刘少白先生的女儿刘汝苏、刘鉴先生的儿子刘克宽等均在延安，经牛友兰先生提出酝酿，立即得到诸位先生的赞同，大家都想到延安参观访问，拜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向党中央表达决心和抗战到底的态度，学习延安的经验，顺便也看望自己在延安的子女。于是牛友兰先生就向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和行署负责人牛荫冠同志提出组团访延的建议，得到了党政领导的支持。抗战前，林枫同志是北平市委负责人，牛荫冠同志也在北平市委工作，两人那时就认识。由牛友兰先生出面提此倡议，是有其便利条件的。

关于是谁提出访延倡议之事，当时的报界是有明确记载的。1942年4月9日，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刊出题为"牛友兰发动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边区经济建设"的一则消息，内称："(特讯)兴县士绅牛友兰先生，近日来发动晋西北各地士绅组织参观团，到延安参观陕甘宁边区建设事业，吸取经验，作为发展晋西北生产的借鉴。参观团现正在组织中，不久就可以动身。"同年5月20日，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达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介绍团长牛友兰的简历中写道："牛先生对边区的民主政治、经济建设仰慕已久，此次倡导来延参观，立即获得当地党政机关及地方绅士的热烈赞同。"这是当时的历史真实记载。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最为艰难的时期，牛友兰先生倡议并率团访延，表明了敌后各阶层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这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仅有的一次以党外人士组团的访延活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受到党中央的极大重视，给予了最高礼遇，毛主席、朱总司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宴请接见，也受到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访问。

三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离开延安之前，刘少白先生赋诗《颂毛主席》，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诗文为：堂堂华胄，历史永久，开化最早，进化最迟。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今英雄，谁知时机？惟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

实际情况是：这首诗并不是刘少白先生个人写给毛主席的，而是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写给毛主席的献词。与此同时，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还给朱总司令写了献词，当时我正在延安，知道这个情况。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延期间，晋西区党委专派《抗战日报》记者师海云同志从始至终陪团访延，并负责参观团的一些联络事务。师海云同志对这个问题有具体介绍，他在《晋西北士绅赴延参观团追记》一文中写道：

"晋西北士绅赴延参观团临别延安时，曾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献词作纪念。题为致‘毛主席同志‘的献词是：堂堂中华，历史永垂。开化最早，进化较迟。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代英雄，谁识时机。惟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献旗上写的是‘东方列斯‘四个大字。"

题为"致朱总司令"的献词是：古多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专制君主兮杀戮功臣。以暴易暴兮千古痛心。而今世变兮革命风行。我民族之解放兮，为正义而战。谋国民幸祸兮，图世界之和平。巍巍乎一千八百之抗战，荡荡乎二万五千里之长征。献旗颂，旷世英名。献旗上写的是"旷世英名"四个大字。智文把参观团集体的献词说成是刘少白先生个人的赠诗，是不对的。

四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1938年端午节前后，刘少白先生去延安接洽组织关系。从延安回来后，受命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负责人林枫同志保持单线联系，每20天步行数十里汇报一次工作，同时领取新的指示。

这是一段令人质疑的文字。众所周知，1938年时晋绥分局尚未建立，林枫同志也不在晋西北地区。1939年冬"晋西事变"以前，林枫同志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住隰县地区，他是"晋西事变"后出任晋西区党委书记时才来到晋西北的，这之前刘先生怎么和林枫同志单线联系呢？又怎么能步行数十里去汇报工作，而且是每隔20天汇报一次呢！刘少白先生在抗战初在太原加入共产党，回到兴县后始终没有过上组织生活，这是生前一直困扰他的事。1940年，晋西北行署成立，牛荫冠同志任行署党组书记，当时刘少白先生是晋西北银行的行长(这时银行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狄景襄)，直属行署领导。据牛荫冠同志讲，这时刘少白先生党的关系没有在行署，当时是以党外人士看待他的。1948年10月，毛主席在写给刘少白先生的信中讲："大函已转付彭真同志，关于党籍一事，请与彭真同志商酌。"可见直至这时他的党籍问题尚未解决。刘银厚同志写的《兴县近代的第一座丰碑》一文中说："刘少白同志去世后，当时有关部门拒不承认他的党籍，其骨灰只好暂放人民公墓。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才批准其骨灰移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在骨灰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这里所讲的有关部门是指中央组织部。刘少白先生的党籍在他逝世数年后最终得到了党的认可，这是对九泉之下刘先生英灵的最大慰藉。

五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刘少白还与牛友兰从外地买回织布机，在兴县城关创办了蔚汾纺织厂。

实际情况是：刘少白先生从来没有在兴县办过纺织厂。抗日战争时期，牛友兰先生是我行署委任的晋西北纺织厂厂长、晋绥贸易总局顾问、边区参议员，属政府公职人员。日本投降后，为发展解放区经济，他曾联络富家，集私人资本一度办过蔚汾纺织厂。关于蔚汾纺织厂的情况，1946年10月的《晋绥日报》有一则报道，题为"兴县牛友兰王秀等集资创办蔚汾纺织厂"，内称："(本报讯)士绅牛友兰先生阴历八月一日于兴县城内发起创办私人纺织厂，计划以价值1000石小米的资本置备20至30架快机。前后不及两个月，有十多家地主富农投资1000多万元，共合500多石小米，已正式成立蔚汾纺织厂，分设工业和营业两部。营业部专门向外推销成品，购买原料，已从碛口买回700斤土纱，买好数千斤棉花；工业部已制起7架快机，每月平均以一石小米雇一个工人，已找到11个本地工人，日内正式开工。其中最积极的是碧村地主王秀先生，......他出60石米修好房子，另外还投资51万元(合20石小米)。"这里完全没有提及刘少白先生，少白先生当时任晋绥边区参议会(即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延续)副议长，如果他参与此事，报界绝对不会不报道的。说刘少白先生和牛友兰共同创办蔚汾纺织厂，是没有根据的。

此前，在1937年下半年，牛友兰先生受兴县抗日政府委托，自筹资金，停办牛家合股商号"复庆永"，以此为基础创办"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出任经理，孙良臣先生任协理。产销合作社设营业部与生产部，该生产部后扩建为"兴县纺织厂"，牛友兰任厂长，住兴县孔家沟村。1939年底"晋西事变"后，这个工厂改称"晋西北纺织厂"，搬迁到黄河以西的神木县阎家堡村办厂，牛友兰继续担任厂长，直属晋西北行署领导。以后工厂更名为"晋绥纺织厂"，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爆发后，刘少白先生从太原回到兴县，出任兴县动委分会的经济部长。1937年底，兴县抗日政府成立兴县农民银行，刘少白先生出任行长。银行初创时3万多银元准备基金中的2.3万银元是牛友兰先生提供的。"晋西事变"后，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扩建为"西北农民银行"，直属晋西北行署领导，刘先生继续担任行长。

在《兴县志》和一些撰文中讲，兴县纺织厂是兴县农民银行提供资金创办的，甚至把这个工厂说成是兴县农民银行开办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牛家是兴县的首富，经济实力最强，牛友兰先生不仅独立筹资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含生产部)，而且兴县农民银行的组建，还是他提供了大部分准备基金。关于兴县纺织厂的创建，1942年5月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时，《解放日报》在介绍牛友兰的简历中写道："......七七事变后，交通不便，货物来源困难，牛先生下决心发展农村纺织业，筹款一万元，创办兴县产销合作社，两年来辛苦经营已扩大为晋西北纺织厂，牛先生担任厂长兼贸易局顾问。"这是真实历史的记载。兴县农民银行和兴县产销合作社大体是同期建立的，那时银行业务尚未开展，是1938年上半年刘少白先生从西安购回石印机后才印制发行纸币的，此前尚无条件提供资金。兴县产销合作社生产部及随后的兴县纺织厂的机具及原料(主要是细纱)，除利用原兴县纺织所的旧机具外，许多是从敌占区购进的。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敌占区是不能使用的，以后也没有为纺织厂提供过资金。兴县农民银行与兴县纺织厂，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独立单位，均属兴县抗日政府领导，彼此没有从属关系。刘少白先生没有参与兴县纺织厂的创建工作，也从来没有过问兴县纺织厂的事务。这些是需要澄清的。

六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刘少白与牛友兰一起回兴县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这个讲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辛亥革命前兴县只有旧式书院和私塾，尚无新学。1906年，牛友兰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就读，在京城的近四年中受到变法维新思潮的熏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1909年，牛友兰因病辍学返乡后，抱着教育救国的宏愿，积极筹办新学。辛亥革命当年，县府将城内原嵋山小学堂改为兴县国民小学，即第一高级小学，逐步改革旧的教学内容。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牛友兰先生在北坡村创建兴县第二高级小学，任校长。后为扩大学校规模，他又到刘少白先生的家乡兴县黑峪口毁庙修建新的校址，扩大招生，随即将北坡的二高搬迁到了黑峪口。牛友兰继续任二高校长，并在此住校办学多年。一高和二高是兴县历史上最早并有重要影响的两所学校。民国以后，当时的县知事石荣嶂比较重视教育，在社会名流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在魏家滩等地办起包括女子小学在内的一批小学，出现了新学教育的新局面。后来因招收女生困难，女子小学即停办。1925年，在牛映台、贾克明等有民主思想的社会人士支持下，牛友兰先生在兴县城毁庙创建兴县中学，出任校长11年，并兼任过兴县城第一高小校长。原女子小学校长邢肇迁先生任兴县中学学监，王忱、蔡尚仁、孙良臣相继任中学的庶务主任。当时兴县周边各县都没有中学，兴县中学即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

刘少白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即离开兴县，先在太原就读，后在太原地区任教。辛亥革命期间当选为山西省议会议员，并参加了黎元洪的共和党。后出任河北省建设厅科长、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绥远乡村教育工作训练所副主任等职，一直是在外地供职的。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回到兴县，从事救亡工作，后在晋绥解放区担任重要职务。在抗战前的30多年间，刘少白先生除有时返里短住外，基本上是携眷住在外地的。他在返里短住时，对牛友兰在黑峪口办学给过帮助，也到兴县中学讲过三民主义，对家乡的教育事业作过些贡献。但刘少白先生并没有在家乡专门办过学，也没有在兴县学界任过职。牛友兰先生1909年从北京回乡后，一直到去世，再没有离开过兴县。所以说刘先生和牛先生一起回到兴县创办多所中小学校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七

八路军一二O师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印的《八路军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史》一书中写道："兴县黑峪口开明士绅刘少白创办西北农民银行捐助2.3万，粮食150石。在‘四大动员‘中，他又主动献出8000银元，粮食125石，并再次说服‘复庆永‘商号股东们(刘是其中大股东之一)，将商号库存的布匹、棉花献给抗日部队。"

上述这段文字中所谈的捐献事绩全部存在，不过这些都是牛友兰先生的事绩，把它错写到刘少白先生的名下，是严重的失实。刘少白先生并不是"复庆永"的股东，他的家庭也没有作出上述捐献的经济实力。1937年下半年，山西牺盟会派出张干丞等地下共产党员来到兴县建立抗日政府；不久八路军挺进山西，来到晋西北地区。在反顽斗争取得胜利后，1940年初，晋西北建立了完全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牛友兰先生陆续将全部家产捐献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除一二O师战史中讲到的上述捐献事绩全是牛友兰先生作出的贡献外，现在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馆址，也是抗战时牛友兰献出的家宅。史学界称他为"毁家纾难"，薄一波同志誉之为"倾囊救国"，是不为过分的。牛友兰先生是晋绥地区在战争时期给过我党实际帮助最大的党外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同志曾批语："像牛友兰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中共很好的支持者和同盟者，应给予大力宣传。"关于《八路军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史》中存在的问题，我给该书主编同志写信提出意见后，他表示接受批评，说这是由于编辑同志不了解当时历史和审稿时疏漏而产生的错误，并以负责的态度随后印发了勘误，加以改正。考虑到该书具有很大权威性，在此顺便加以说明。

南方某报是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大报，看到智效民同志的文章后，我感到十分不安，特别是其中有污损牛荫冠同志人格的文字，难以沉默。若再不出面说明历史真相，将会继续以讹传讹，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写历史人物是件十分严肃的事，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准确地记述人物事迹，重要引文亦应核实方可使用。东汉哲学家王充有句名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这一古训对后人仍是有深刻教益的。

(作者牛荫西，现任解放军总政老干部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