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贤文化

2024-05-21

中国乡贤文化（通用7篇）

中国乡贤文化篇1

让乡贤文化更好传承

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正是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丰富现实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自古就有尚贤的传统。乡贤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是千百年来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一块基石。然而，笔者近期到一些农村地区调研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贤文化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如何传承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发挥维系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所谓“乡贤”，是指那些品德、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品德高尚，在本乡本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乡贤最显著的标志。乡贤文化，就是围绕乡贤德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乡村治理理念，比如“耕读传家”“经名行修”“勤俭持家久”等思想，在农村地区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历史上，无论是中央政令在地方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社会愿望的向上传递，乡贤都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过重要的桥梁作用。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新时期的农村治理和乡村社会建设，也应该从中汲取营养。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乡贤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比如，大批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使一些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农耕时代形成的守望相助、抱团取暖的生活习惯被打乱；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农民与土地分离，耕读传家的习俗难以传承下去，等等。乡贤文化遭遇传承危机，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诚信危机、孝道危机等，给新时期的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今天，我们提倡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正是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丰富当下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

当然，传承不是原样照搬，而是要与时俱进，比如，如今的乡贤不可能再是乡绅、儒生的形象，他们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如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他们在农村基层群众中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此外，“新乡贤”也包括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海外华侨等，他们返回故乡后，用所学所长来反哺桑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力不少。要更好地传承、弘扬乡贤文化，就应该重视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让他们的善言善行像古代乡贤一样垂范乡邻，培育文明新风，这有利于在农村积极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蓄正能量。

中国乡贤文化篇2

一、乡贤文化的历史起源

乡贤文化起源于乡贤祠的祭祀文化。中国自古重视祭祀礼仪, 春秋战国时期就奉行“国行之事, 在祀与戎”[1]的治国之策, 形形色色的祭祀活动在古代中国生生不息, 如祭祀河神、山神以求安居乐业, 祭祀雨神、社神以求五谷丰登, 祭祀文王、孔子以求家业昌盛等。凡此种种祭祀活动, 虽然代代相承, 但也都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祭祀乡贤活动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希冀应运而生。

乡贤的祭祀活动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 “孔融为北海相, 以甄士然祀于社, 此祭祀乡贤之始”[2]。这种祭祀活动原本是属于地方官员敬佩当地有高尚品格的人士而举行的祭祀活动, 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祭祀乡贤的文化活动。

因为祭祀社神是古代祭祀活动的重要方面, 而乡贤能够与社神同享祭祀, 必然要有严格的入祀条件。 “夫圣王之制, 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 以死勤事则祀之, 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 能捍大患则祀之”[3]。乡贤们要达到上述要求才有资格入祀于社, 故而乡贤必是“生于其地而由德业学行传于世者”[4]。因此, 乡贤也必然是公推的有德行或者有声望的乡上名人。然而能够入祀乡贤祠的乡贤毕竟只是少数, 于是“虽不能至, 而心向往之”的学习乡贤的活动便在人们之间传播开来, 乡贤文化应运而生。

二、镇江乡贤文化的内涵

镇江乡贤文化是根据镇江当地名流时贤的嘉言懿行或者德行贡献, 用以弘文励教、教化乡民的一种文化策略, 它的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镇江乡贤文化作为中国众多乡贤文化中的一支, 必然具有乡贤文化所固有内涵, 即以品德高尚、风节著闻、学识渊博、政绩卓著的乡贤为主要学习和宣传的材料, 对乡民进行情感与价值观的熏陶教化。品德高尚的人受人尊崇, 德行便为后世垂范;风节著闻作为一种精神历来受到正直之人的向往与追求;学识渊博、文章显著的乡贤可以激励一代甚至几代学风, 也能影响一世甚至几世的世风;卓著政绩不仅仅是官员升迁的重要标杆, 同时也是士子学习的榜样典范。

其次, 镇江乡贤文化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容, 镇江的乡贤文化还必须是居乡期间德被乡民, 造福桑梓的乡贤身上所传承下来的文化。镇江乡贤文化原本就是镇江地方上的精英分子为了学习往圣先贤而进行的文化学习活动, 后来逐渐演变成传播乡贤德行操守的一种文化。因此, 生于斯长于斯的乡贤, 才是乡贤文化的主体。

诚然, 镇江的乡贤文化主要来自于士大夫阶层, 毕竟有能力做到造福本地的都是致仕后的官员, 他们有经济来源。因此乡贤大多数是 “乡先生盖即士大夫之贤而归老而教于其乡者”[5]。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寒门士子, 虽未能及第为官, 也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人物, 是教化本地乡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镇江的乡贤文化不仅是望门显学之士德行于乡的文化, 更是嘉言懿行之人品行流传后世而形成的一种趋同文化。

三、镇江乡贤文化的主要特征

镇江乡贤文化是一种对镇江本地区乡贤的一种跨学科、跨行业、跨文化的综合研究, 自然有其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与价值标尺。而镇江乡贤文化作为与镇江姓氏文化、镇江方志文化、镇江地域文化三大文化并列的一种文化形态, 必然与以上三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何将它们区别开来, 关键在于它有着其他上述三种文化不具备的四个显著特征。

一是地缘局限性, 是指镇江乡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发生在镇江这个特定的区域内, 往往是形成于基层的行政单位, 例如县乡等。镇江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局限于镇江的历史名流与当代时贤, 这些名流时贤生于斯长于斯, 因而具有镇江的唯一性与占有性, 他们的出生地不存在争议。

二是文化继承性, 是指镇江乡贤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它是在对前人所处时代的名流时贤文献典籍的研究解读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然后再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围绕本籍名流时贤做文章, 而不涉及其他。

三是价值观导向性, 所谓价值观导向性, 是指镇江乡贤文化对该地区人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乡贤是道德人本主义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表现, 乡贤是本乡本土精英, 看得见、记得住、印象深, 因而乡贤是特别具有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的文化人物和精神偶像, 最易得到乡人的爱戴, 同时乡贤也最能激发青少年一代见贤思齐、励志成才的心理。

四是与时俱进性, 镇江乡贤文化虽说是研究镇江历代名流时贤以达到“见贤思齐”、“恭敬桑梓”的教化效果, 但是它更重要的内涵是教人积极进取、直面现实, 为当今社会发展服务。或许说“古贤”对于镇江来说只是一张地方文化名片, 但是“今贤”的意义就大不相同, 他们是镇江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四、镇江乡贤文化的发展历程

镇江的乡贤文化就宛似一幅历史悠久的画卷, 浓墨重彩, 芳香馥郁。若是以当代的视角去剖析, 镇江的乡贤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 群星璀璨的镇江古代乡贤文化

镇江由于地处南北要道, 乃兵家必争之地, 历来受到重视, 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将在此建为都城建立政权, 其北固山甘露寺遗址至今仍流传着刘备娶亲的故事, 北固山及其后峰也都还保存着神亭岭、东吴水防、鲁肃墓、太史慈墓等历史遗迹。

在此背景下, 爱国主义文化自然成为镇江古代乡贤文化的主旋律。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6]古往今来, 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总有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以天下事为己任, 有的甚至不惜以身殉国。翻开镇江漫漫历史长卷, 这样的人有很多, 诸如抗金将领宗泽, 临终不忘大呼“过河”收复失地;陈东坚守忠义, 上书力阻宋高宗割地求和, 不惜慷慨赴死;陆秀夫兵败厓山无力回天, 负帝投海, 壮烈殉节;海龄抗英殉国难等[7]。

还有无数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而不惜己身的历代乡贤们, 无一不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怀。尽管这些人都泯于历史长河, 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儿女爱国忧国, 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却都无一例外地流汇进镇江人民的血液里, 体现在镇江乡贤文化的脉络中。

名士文化是镇江古代乡贤文化的重要核心, 金山、焦山、北固山、西津渡等地钟天地之秀与一身, 风光秀美, 历代文人墨客纷纷来寻幽探胜, 寄情抒怀, 耕耘风雅, 播种斯文。李白、杜牧、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等才士名贤都曾在镇江留下诗篇, 其中李白的“丹阳北固是吴关, 画出楼台云水间”, 杜牧的“青苔寺里无马迹, 绿水桥边多酒楼”, 范仲淹的“山分江色破, 潮带海声来”, 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都是对镇江的诗画般描摹, 而辛弃疾的“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更是成为千古绝唱, 流风遗韵, 至今袅袅不绝。诚然, 这些名流时贤算不上镇江的乡贤, 但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熏陶下, 一大批镇江本土的名士开始崛起。

书法文化同样是点缀镇江古代乡贤文化不可或缺的点睛之作, 焦山的“瘞鹤铭”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作, 或许存在争议, 但是附近的焦山碑林却是不可置疑地向世人展示镇江雄奇壮丽的古代乡贤文化。南山附近黄鹤山脚下的米芾墓, 以及今年刚刚竣工的米芾广场都是为了纪念北宋著名书法大师米芾而修建的, 看见镇江人对书法文化的重视。这些时而飘逸凌云、时而磅礴恢弘、时而又瑰丽隽秀的笔法, 一笔一画地勾勒出镇江古代书法艺术的高深造诣, 同时也在叙述着镇江古代乡贤们笔尖流露出的文化思想。

谈到古代文化, 典籍文化是必由之路, 镇江的古代乡贤们也留下了不少可供后世传阅的旷世之作。东晋时, 战火频仍, 中原鸿儒显宦们纷纷举家南下, 其中移居京口者众多, 他们中有的人完成大业, 如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 即辛弃疾笔下的“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的“寄奴”。但是大多还是以安身立命为主, 不乏著书立说者, 比较著名的有:撰有《世说新语》的刘义庆, 著有《晋书》的臧荣绪, 选编《玉台新咏》、诗文与庾信齐名的徐陵, 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的编纂者萧统, 著有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刘勰, 著有《铁云藏龟》和《老残游记》的刘鹗等。

除此之外, 镇江古代的科技文化在乡贤文化里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发现圆周率的祖冲之, 著有被誉为“ 十一世纪的科学坐标” 《梦溪笔谈》的科学家沈括, 制造世界上最早天文钟“水运仪象台”的科学家苏颂, 被誉为医药鼻祖的葛玄, 晋朝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和医学家葛洪, 南朝道教思想家、医药学家陶弘景等, 这些都成为镇江古代乡贤文化的给养, 为镇江乡贤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近代乡贤文化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 同时也是一部不断抗争与奋斗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发展形成的镇江近代乡贤文化, 也必然会烙上历史的印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推翻封建剥削, 追求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成为这一时期镇江乡贤文化的主流。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 镇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乡贤, 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今仍在镇江人中间流传。其中有辛亥革命广州起义总指挥、被南京临时政府追授为上将军的以身许国的赵声 (赵伯先, 现如今镇江长江路的伯先公园就是为了纪念这位爱国将领而修建的) , 辛亥革命著名将领李竟成、解朝东、马贡芳等, 还有马相伯反帝救国、陈怀民撞机殉国的事迹同样也广为传颂。

与此同时, 在追求国家富强的道路上, 另一批镇江乡贤们也在用他们的智慧书写着无声的传奇。桥梁专家茅以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华生电扇发明者杨济川、飞机制造专家巴玉藻等用他们的不懈努力展示着镇江近代乡贤的求取创新精神, 近代企业家陆小波带领镇江人民兴办工业、出资捐建学校、支持家乡建设, 展现了镇江近代乡贤实业救国、惠泽桑梓的奉献精神。还有活跃在各行各业默默奉献的人, 如世界语运动开创者之一的符恼武, 商界精英陆小波, 金融家陈光甫, 教育家戴伯韬, 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史明君, 化学家戴安邦, 数学家华罗庚等。这些杰出的乡贤代表, 用他们的行动在诠释着镇江近代乡贤文化的内涵。

(三) 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当代乡贤文化

当今社会是一个追求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价值实现的社会, 镇江的乡贤文化随着时代潮流的改变, 也做出了局部的调整。现如今的镇江乡贤文化虽然仍旧强调国家、集体利益, 但是不同的是不在仅仅局限于这些, 而是更注重自身, 追求自身的超越, 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了促进社会整体价值的实现。

在如今的镇江乡贤身上, 看到的不是国家大义那样高不可攀的民族精神, 也不是附庸风雅、遗世独立的旷世洒脱, 看到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在平凡的岗位上所做出的不平凡的业绩, 看到的是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如以主持《非常周末》而成名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陈怡同志, 镇江电视台《直播镇江》之《金山播报》栏目制片人凌斌逸同志, 丹徒区上党镇墅山村委会副主任、里墅茶场场长马青松同志, 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和平路派出所巡逻处警队民警付金林同志, 扬中市康华电器厂厂长冷祥生同志, 江苏省镇江中学教务处主任陶圣建同志等。

这些人都是镇江现代乡贤的代表, 他们不是有多么让他人歌颂的故事, 也不是有多么让人敬仰的品行, 他们只不过是普通人, 但是他们的奋斗精神却让人们看到了作为“新乡贤”的闪光点, 他们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在镇江形成并充实着镇江现代乡贤文化。

如果说, 镇江古代的乡贤文化和近代的乡贤文化是以圆国家之“梦”来圆自己之“梦”的话, 那么当代的镇江乡贤文化就是通过圆自己之“梦”推动国家之“梦”的实现。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讲话中指出:“文明, 特别是思想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 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 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8]而镇江乡贤文化, 可以说是镇江人渗入血液的灵魂, 因此深入发掘镇江乡贤文化的主体精神, 实现新时期镇江乡贤文化的创新发展, 是时代赋予我们镇江人的历史任务。

镇江乡贤文化精神的发展之路, 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路的一个缩影。通过考察镇江的乡贤文化, 寻找到镇江文化的根, 让镇江人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更强的自我认同性、价值主体性和文化先导性。这样通过对本地区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激发出对社会方方面面的自强自力, 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使镇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坚守者, 成为革故鼎新创造文化的先行者、领路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摘要：本文考察镇江乡贤文化发展历程, 发掘整理乡贤文化中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合理内涵, 以此为基础, 复兴镇江乡贤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镇江,乡贤文化,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 著.赵英明, 注译[M].湖北:湖北辞书出版, 2012.

[2][清]梁章钜.谓录·故绅[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出版, 1987.

[3]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7.

[4][明]俞汝楫.部志稿[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明]宋苹.阪类稿[M].清康熙年间本.

[6][苏联]列宁.宁全集第35卷, 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7]范然.名人, 镇江文化丛书[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乡贤文化篇3

“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乡贤是指乡里有德行有声望的人。与“乡贤”近义的词，在古文献中有“乡先生”“乡达”“乡老”“乡绅”等等。

乡贤文化既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密切相连，但又不同，有其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与价值标尺。

一是地域性。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限于本地区的历史名流与当代时贤，这些名流时贤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具有本地域的唯一性与占有性，他们的出生地不存在争议。

二是人本性。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局限于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围绕本籍名流时贤做文章，而不涉及其他。

三是亲善性。乡贤文化是道德人本主义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表现。他们既是名人，同时必须是好人、善人。因而并非所有“名人”都是乡贤，都是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如秦桧的家乡就不会把他作为乡贤。

四是现实性。乡贤文化研究一方面是“见贤思齐”“恭敬桑梓”。但更重要的是直面现实，为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如果说“古贤”是本地区的文化名片，那么“今贤”则是本地区的文化资源。

乡贤是本乡本土精英，看得见、记得住、印象深。有的或许就是自己的祖宗、亲戚、同村人，是爷爷的兄弟、父亲的同学、舅舅的战友。因而乡贤是特别具有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的文化人物和精神偶像，最易得到乡人的爱戴，同时也最能激发起青少年一代见贤思齐、励志成才的心理。

——《北京晨报》

乡贤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经验材料篇4

2015年至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次将“新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传承创新“乡贤文化”、留住乡村的“灵魂”已成为近年来的社会共识，“乡贤文化”成为全国关注的重点话题，而“新乡贤文化”更被认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驱动力和人才支撑。

xx市在全市范围内深挖乡贤资源，发展乡贤组织，弘扬乡贤文化，凝聚乡贤力量，聚焦“六村共建”，有力的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市15个镇全部建立有镇级乡贤联谊会组织，目前，413个行政村建立有344个村级乡贤联谊会组织，会员有8700多名，筹集资金6000万元以上，李寨、贾岭、孙店等镇筹资达到千万元以上。工作成效已初步显现，乡贤文化为我们实施“六村共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基本做法

（一）深挖乡贤资源，凝聚发展共识。

我市从2017年年底，把当地非公经济人士、外出经商务工致富人士、退休回乡的高级知识分子、农村道德模范等纳入乡贤范围，要求镇村逐步成立乡贤联谊会，组织引导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成立组织建班子。

我市印发了《关于培育和发展乡贤组织助推全市社会扶贫工作实施意见》，明确由市委统战部牵头，在各镇成立了培育和发展乡贤组织助推社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指导各镇开展工作，并做好各项工作的统计、对接和上报，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是调查走访摸底子。

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抽样调查等方式，充分听取镇村干部和群众对成立乡贤会的意见建议。产业集聚区负责辖区内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等摸底统计；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单位负责管辖和联系对象的摸底统计；防水协会负责协会会员的摸底统计；各镇负责辖区内人员汇总统计。

（二）加强体系建设，搭建服务平台。

按照“示范先行、逐步铺开”的思路，2018年6月份，我市以贾岭、李寨、孙店、秣陵等镇为试点，着力加强示范创建工作。

一是加强人员保障。

镇党委、村党支部严格把关，将有经济实力、有社会影响、热心家乡建设的各类贤能人士吸收到乡贤队伍中来。

二是加强阵地保障。

严格按照有固定办公场所、有完善规章制度、有标准工作台账的“三有”要求，建立乡贤会办公室，完善工作制度和台账，实现了阵地建设规范化。

三是加强制度保障。

认真遵照《乡贤参事会章程》，理清乡贤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工作职责，各村乡贤组织建立捐赠资金专账，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等制度，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用于村“六村共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救助贫困户等，保障了工作规范化运行。

四是加强平台建设。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千名乡贤助百村”“新青年下乡”“巾帼行动”等系列活动，合力推动“六面红旗”争创工作；大力实施乡贤“善治安村”工程，通过乡情恳谈会、乡贤和事组、专题议事会等形式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贾岭镇村村都成立“乡贤评理堂”，化解矛盾纠纷，涵育文明乡风。

（三）汇聚乡贤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振兴包括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针对不同对象，充分发挥各类贤能人士作用。

一是结对帮扶。

针对发展产业和在外经商的乡贤人士忙于业务工作、参与村务工作时间相对有限的实际，充分发挥其经济实力强、发展观念新等优势，将其纳入“百企帮百村”活动范围，积极鼓励其通过与贫困户结对帮扶、扶持产业发展、捐款捐物等方式参与家乡公益事业和脱贫攻坚工作。

二是各尽所长。

针对在家的德高望重、热心村务工作的乡贤人士，在镇党委、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一些被推选为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参与监督涉及本村的重大事项，促进村务阳光透明；一些乡贤积极为发展经济献策、为解决矛盾纠纷建言；一些被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宣讲工作队伍，开展道德讲堂、文娱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宣讲等，提升群众科学文化和道德素质，提升乡风文明程度。

三是建扶贫车间。

引导乡贤人士根据各自优势，把一些制作半成品生产初级原料、产品包装等生产环节单独抽出来就地建设生产车间，解决了一些贫困群众就业务农两不误问题，打消了他们等、靠、要思想。

四是广泛宣传。

利用市融媒体“一中心八平台”，充分发挥市融媒体传播优势，在电视台、广播电台、《xx市讯》、《xx云》等平台开设专题、专栏介绍优秀乡贤事迹，镇村建立微信公众号，建乡贤文化一条街，在主要交通要道张贴标语等形式大力宣传成立乡贤会的意义，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加入乡贤会，为家乡经济建设、脱贫攻坚、“六村共建”献计献策，贡献力量。2018年7月11日，我市在贾岭镇召开了现场会，总结推广贾岭镇新乡贤经验。省委政研室来xx调研时认为，贾岭镇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开创了河南继承与发扬乡贤文化的先河。华中农业大学以贾岭镇新乡贤为例，开设新时代乡贤文化研究课题，该校研究生专程赶赴贾岭实地考察，引起省内外学者关注。2018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一多一少看变化（乡村振兴在行动）”、2018年8月21日《经济日报》以“河南xx贾岭镇成立乡贤会、新乡贤助力建设新农村”为题进行了报道。《河南卫视新闻联播》《周口日报》多次从不同的角度报道我市乡贤事迹。以企业家、知识分子、道德模范为代表的新乡贤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初步成效

镇村通过建立乡贤组织，凝聚乡贤力量，调动了新时代新乡贤的积极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识已初步形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乡贤人士“动”起来。

一批外出创业人员放弃城市舒适、安逸的生活，竞相回村创业反哺家乡，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来，以多种形式带领全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如试点镇贾岭镇，全镇年外出务工人员十万余人，合同金额近200亿元。该镇在中心大道打造了乡贤文化一条街，成立了乡贤文化研究会，编写了《新乡贤录》，办起了新乡贤网站，大力宣传弘扬新时代乡贤文化。外出成功人士致富不忘家乡，积极捐款捐物支持家乡各项公益事业，镇党委、政府因势利导，深入挖掘乡贤资源，进一步激发他们回报乡里、反哺家乡。截至目前，全镇共成立乡贤会28个，选举新乡贤1500多人，捐资1200多万元，认领好事清单400余件，成为乡村振兴脱贫致富的重要力量。

二是乡贤资源“活”起来。

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全市的乡贤资源日益活跃，各村的乡贤人士为家乡办实事。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河南三利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培明当选为白杨树乡贤会会长后，带动周边镇村5200多户农民种植辣椒，种植面积8000多亩，吸纳当地农民就业300多人、季节工1000多人，不少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脱了贫。

吉林华盛防水保温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久钻当选会长后，他为家乡贾岭镇马店村捐款6万元，在其带动下乡贤会共捐款62万元，支持家乡打造生态宜居乡村。

白杨树行政村乡贤会捐款92万元，整修河道、安装路灯、新建文化广场、安装高清摄像头，为本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每月发放100元救助金。

在去年的“金秋助学”活动中，全市乡贤组织共捐助善款157.4万元，590名贫困大学生得到了资助。

三是农民腰包“鼓”起来。

我市各界乡贤力量积极投入产业富民、助力脱贫，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民增收。

一是土地收入翻番。

为了解决长期外出农民责任田耕种问题，我市成立了绿色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流转农民土地，增加农民收入。由于当初很多人误认为要收回承包的责任田，抵触情绪大，乡贤人士积极主动地结对帮扶，细讲政策，细算收入使更多的农户打消了顾虑，积极参与土地流转。目前，三店镇盛营乡贤带头流转土地8900亩，李寨镇李寨乡贤带头流转土地3190亩等，全市乡贤人士流转土地5万多亩，实现了每亩田地收入翻番。

二是产业扶贫、就业扶贫让群众分享更多的红利。

乡贤人士积极牵线搭桥，帮助引进花木、蔬菜、双胞蘑菇食用菌、脱水蔬菜、白芝麻加工、服装加工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力推广订单帮扶、入股合作等扶贫模式，贫困村民除在扶贫车间、食用菌种植基地就业获得稳定收入外，在册贫困户每人每年还可分红3000元。比如，王明口镇牛滩乡贤王海峰创办xx市永广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100余亩，建设纤维丝保温生产大棚68座，年产鲜菇1000多吨，全部销往国外，实现销售收入800余万元，利润300多万元，吸纳王明口、丁集、官会、永丰等镇12个行政村308户贫困户在生产基地就业，贫困户就业人员实现年人均收入9800元。

三是智力帮扶增加了农民收入。

一些乡贤人士积极配合政府开展的科技下乡活动，引导农民调整种植业结构，千方百计助农增收，全市农民总体收入增加了10％以上。通过产业帮扶就业帮扶、资金帮扶、智力帮扶等形式，使贫困户走上了脱贫致富路，许多农户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四是乡村振兴“美”起来。

在xx越来越多的乡贤们正投身到火热的农村建设中，身体力行，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广泛参与到美丽乡村、文化建设、乡风文明中，成为了连接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推动着乡村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重构。

孙店镇霍坡行政村乡贤霍天顺，长期在中国中铁承揽工程，受绿色生态理念的影响，于2018年下半年回村，计划投资1000万元，建设占地面积150亩的生态绿色湿地公园，现在坑塘、道路整治等一期工程进展顺利，初具雏形。二期工程正在施工，随着绿化、美化等工程的持续完成，一个更加独居魅力的乡村魅力公园即将呈现在人们面前。

高寺镇袁阁行政村乡贤xx，是袁氏十七世孙，浙江省杭州市双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致富不忘家乡，累计投资265万元，修复xx袁氏陵园、袁氏宗祠，修筑2.5公里水泥大道，改善村民的出行条件，每年还特邀国家一级演员到袁阁村公演节目，丰富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继承发扬乡贤文化，每年为村里70岁以上老人以及贫困户送去米、面、油、棉衣、棉被。

秣陵镇王路口村乡贤会会长xx，北京杰成森防水防腐有限公司董事长，先后出资84万元，为王路口小学修缮校舍，帮助村里新建2层楼的标准化村室，为村里20多名贫困户、五保户、留守儿童捐款捐物，为村里的特困户购买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并为每户送去500元慰问金。他还出资10万元修一条4米宽的水泥路。今年4月份，他又回乡注册了xx市林成森防水建筑有限公司，为镇里增加税收40多万元。近期，他在村里规划了一处60多亩的药材种植基地，帮助村里发展集体经济，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中国乡贤文化篇5

2015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

【背景链接】

当前，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外出务工潮波澜壮阔，许多乡村精英流失、人去地荒，中国农村正呈现空壳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的发展与治理，千余年的文脉的接续、传统乡村文化的重构成为重中之重。

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收到一份《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人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案由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原上虞市）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

乡贤文化做法

上虞乡贤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本着“挖掘家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的宗旨，14年来，研究会编撰《虞籍名士通讯录》，开展“走近虞籍乡贤”采访活动，开辟“上虞乡贤名人展厅”，乡贤会的工作使“乡贤文化”成为上虞对外的一个窗口、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对外文化名片。

14年来，乡贤们深度介入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如大龙山开发、祝府兴建、英台故里的文化环境营建，甚至舜耕大米、谢安家茗、白马湖水产等品牌的文化包装都蕴含着乡贤的智慧和力量，是乡贤使上虞的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接，草根文化与大雅文化互动，乡贤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共振。

【标准表述】 [内涵] 乡贤，多是饱学之士、贤达之人。重构传统乡村文化，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乡贤。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而回乡的乡贤，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中公教育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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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备考指导

[乡村精英流失的原因] 第一，乡村精英流失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我国形成了以城市为发动机、农村为稳定器的发展模式。在此结构下，受城市所提供的更多就业机会与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吸引，农村中的精英人群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第二，传统农民离开村庄经商或进入仕途获得成功，成为精英群体之后，以回报家乡为己任，再次回到村庄，成为村庄治理的积极力量。改革开放后，这种传统文化在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离开村庄当作目标，打破了乡村精英返乡机制。中公教育版权

第三，部分政策也造成了乡村精英流失。改革开放以来，部分能力较强的农民留在农村发展，他们当中有的通过内部土地流转发展成为专业种养户，有的从事基层收购销售代理业务。但近年来，一些政策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挤压了这部分人的生产空间，致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城市打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精英流失。

[乡村精英流失的危害] 乡村精英的流失瓦解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公众参与，主要是引导鼓励所有农民表达不同意见；二是形成决议并执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千家万户分散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决议并执行。这个过程必须有乡村精英参与才能够完成。乡村精英流失之后，农民分散意见不能达成统一，造成治理失效。

[乡贤返乡对乡村治理的作用] 乡贤返乡对乡村治理有最显著的影响体现在公共品供给上。由于乡贤的人际关系广，可以向上级政府为本村庄争取资源。在村庄内部，他们也发挥着组织者的作用，引导农民积极进行公共建设。中公教育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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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是传递中西文化的“转换器”。总体来看，乡贤对于中西文化都有较为客观准确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的情况有同样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是具有新知识、新眼界的读书人，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的把握。所以，现代的乡贤成了传播中西文化的桥梁，让中西文化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同时通过村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中公教育版权

乡贤是缓和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程中有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里面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让农民、农村顺利加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措施] 首先是文化土壤。要通过文化建设保持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让农村生活具有价值意义。要警惕一些刺激消费政策的不良影响，警惕城市消费主义对农村文化的侵蚀。村庄具有价值生产能力后，农民自然会面向村庄，而不是选择逃离。这样就可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农民返乡作贡献。中公教育版权

其次，要保护培育乡贤的经济土壤。在政策上要采取扶持而不是抑制农村精英群体，比如，要警惕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对农村自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养专业户的挤压。这些群体作为留在农村的精英，在村庄的日常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政策不保护，他们很容易被挤垮、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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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乡贤回家对联篇6

过年的时候我们需要春联，这个时候怎么样写呢?看看下面的过年乡贤回家对联吧!

过年乡贤回家对联

上：静坐莲池香满袖

下：晓行花径露沾衣

上：心收静里寻真乐

下：眼放长空得大观

上：天泰地泰三阳泰

下：人和事和万事和

上：清灵静泰宽私欲

下：醇泊旷宇养天和

上：春风大雅能容物

下：秋水文章不染尘

上：福慧双修须及物

下：身名俱泰要留余

上：好书悟后三更月

下：良友来时四座春

上：书有未曾经我读

下：事无不可对人言

上：根深叶茂无疆业

下：源远流长有道财

上：三春草长如人意

下：万里河流似利源

上：财如晓日腾云起

下：利似春潮带雨来

上：经营不让陶朱富

下：贸易常存管鲍风

上：五湖寄居陶公业

下：四海交游晏子风

上：道之所在财方聚

下：义以为归利倍长

上：财如白燕成群至

下：利似青蜉结队来

上：百货风行财政裕

下：万商云集市声欢

上：善性经营多得利

下：良心交易永生财

上：户满春风春满户

下：门盈喜气喜盈门

上：和气平添春色蔼

下：祥光常与日华新

上：居家自有天伦乐

下：处世惟存地步宽

上：读可荣身耕得粟

下：勤能致富俭恒丰

上：吉地祥光开泰运

下：衡门旭日耀阳春

上：办事要从宽处想

下：用心先取对方宽

上：知足四时居乐境

下：宽怀到处遇春风

上：知足乃为真学问

下：诚身具见大经纶

上：澄怀复辟三台座

下：朗照心开众妙门

上：福地行仁终有获

下：心田种德胜栽花

上：出生无上菩提树

下：长养最胜智慧门

上：万象随缘观自在

下：鸟啼花香月临溪

上：勇猛护持于佛法

下：愿常利益诸世间

上：广大智慧无所碍

下：自然觉悟不由他

上：静理禅机翻贝叶

下：闲中妙句咏梅花

上：光明照耀靡不及(.)

下：智能增长无有边

上：菩提树老心同静

下：般若经深手自抄

上：如来为说广大法

下：汝等应生欢喜心

上：清净庄严超众圣

下：慈悲喜舍度群伦

上：普净福海除众苦

下：广说佛道悟群生

上：栋拂云霞饶紫气

下：家传诗礼足春风

上：潭第鼎新容驷马

下：华堂锺秀毓人龙

上：日月光华临画栋

下：山川环拱映雕栏

上：一代规模绳祖武

下：百年奎璧焕文章

上：江山聚秀来新宇

中国乡贤文化篇7

关键词：乡贤理事会；传统文化；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3-0067-06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余年历史文化传承的古国，传统文化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作为传统上的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安土重迁的社会传统、宗族家长制的观念在古代和近代为乡民们所秉持，社会管理的主要模式以村民自治为主，主要体现在基层统治、农业生产、社会治安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促使传统乡村社会发生快速转型，村治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但由于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乡村社会，致使以宗族为特征的乡村治理的影响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乡贤理事会在承继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治理文化进行了扬弃，为我国传统乡村文化及乡村治理增添了新生活力。

一、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及其文化基因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各大城市的劳动力匮乏，乡村地区的村民受到新事物、新思想的影响，致使他们不愿再过农耕生活，不愿意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毅然外出谋生、发展。但他们并没忘本，一些在城市中取得一定成就的人，为了反哺、反馈家乡，引领、推动村庄的建设、治理和发展而返回家乡。自然村的乡贤理事会便因此应运而生，成为这一施展平台。

（一）自然村乡贤理事会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由外出乡贤、经济能人、宗族长老和村干部等具有一定声望的人组成，是一个以村民的福利为中心、以一定的权威为基础、以亲情和乡情为纽带、以反哺工程为助力、以村民自治权力为保障的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非行政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或曰社会自组织。这一机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建于自然村中，是“非正式治理者”，而非一级行政机构——基层行政机构一般建在行政村中。它是一种全体自然村村民参与的民治、村治、自治形式，也是推进自然村产业和经济发展、促进群众参与公益事业建设和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建设平安幸福社区的一个载体。此外，它还收集村民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然后再答复给提意见和建议的人，因而这也是一个收集民意、推进乡村协商民主的渠道。

（二）乡贤理事会的文化基因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和连贯性，即文化是人们前后相继、代代相传的。这是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深厚文化根源之所在。

1.贤人政治基因。我国传统上，在思想里崇拜圣人和任人唯贤的思想理念便占据主导地位，《礼记·王制》提出“乡论秀士”，两汉“察举制”无疑对我国古代社会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崇尚贤人政治、能人政治、精英政治，其所谓明君贤臣良将治国就是这个意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造福乡里，泽被乡梓，也是这个意思。

2.乡情基因。在我国，乡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我国行政区划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常被称为乡村地区。乡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是很丰富的，有乡风乡俗、乡谈乡音、乡情乡谊、乡友乡亲、乡园乡梓和乡绅乡贤等。自然村落的发展一般是以一宗一族一姓聚居而成，其乡土文化的实际表现就是宗族文化。

3.宗族文化基因。我国传统社会宗族观念甚行，强调“亲亲”“尊尊”，伴随其中的是宗族文化。宗族是我国乡村社会传统普遍的主体组织模式，在我国历史上具备存在时间长、遍布范围广、深深烙印于乡土的特点，对乡村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时期、新阶段使得乡村社会的宗族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赋予这种模式的是其新的功能。明清及以前，国家权力设置止于县，地方自治于乡、村，由宗族和乡绅共同管理，其时是宗族管理乡村之全盛期；晚清至民国，出于稳固统治和加强国家建设之需，中央政府将国家权力延伸至乡村，设立乡政府，重建保甲制，此乃宗族管理之持续期；1949-1978年，传统的宗族和乡治体制被“革命”，宗族管理体制土崩瓦解；1978年以后，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于国家对乡村政治松绑和文化归属感之需，宗族在部分乡村地区得以重建，以非正式管理者之身份在乡村管理中发挥作用，只是大部分宗族已不具备传统宗族活动所具有的典型功能作用和组织特征①。

作为“非正式治理者”，云浮的乡贤理事会与其他权力互相配合，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发挥着作用。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各成员的个人能力和积累的社会资源带来的声望和地位为乡村争取利益，并作为乡村利益的捍卫者、守护人和代言人，在发展乡村经济、维护乡村稳定中发挥作用。它不仅通过其自身的组织，也通过贤人文化、乡情文化和宗族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村庄的治理。乡贤理事会形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推进。

二、云浮乡贤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成效分析

我国乡村社会村落的宗族，其性质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定的利益共同体，但追本溯源更多的是一种以血缘和文化为载体的聚群。即使有些宗族势力试图通过影响村委会选举而向政权组织渗透，但仍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村委会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宗族组织的生存空间。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则将所承袭的文化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整合宗族资源，产生和推进乡村自治行为。它们作为一种新型乡村自治组织，兼容性很强，除整合多方力量以外，还融合了传统文化、现代思想和西方治理理念，交汇共生，推进社会领域改革，采用自治策略，自行派生能量，人人参与，互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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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村以分类管理与动态考评机制为基础，将竞争性“以奖代补”项目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结合

乡贤理事会充分发挥群众决策共谋作用。仅罗定市，就发放征求意见表67119份，走访村民67219人次，召开座谈会1322场，公示932次，在21个镇街中共有474条自然村申报“以奖代补”获得批复，覆盖新农村建设项目20大类共829个，总投资3.32亿元。村民义务投工69312日次，主动让出土地92152㎡，迁拆旧房、猪舍、牛棚84569㎡，乡贤支持新农村各项建设捐款1.065亿元，制订村规民约15218个，建立健全管理制度491项，成立管护组479个。承担的152个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获得实施。形成了人人动手建设、人人参与管理的美丽乡村建设新局面②。

（二）“公司+理事会+农户”三方互利合作与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

云浮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十分注重发挥乡贤的作用。乡贤多见过世面，接受过现代信息的影响，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反哺意识，是家乡落后地区的积极建设力量，通过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乡贤也成为了农村社会多元共治的重要力量，对提高农村的建设水平、管理水平与村民的素质作用巨大③。他们在公司与农户的作用机制间加入理事会作为纽带，创新“公司+理事会+农户”经营机制，充分发挥理事会协商、协调和监督管理优势，促进企业与农户更有效合作，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不断提升企业和农户的合作绩效，实现企业与农户、农业与生态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1.加快土地流转进程，破解规模经营难题，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纽带联系作用的有效发挥，使得农村土地资源得以搞活，农业发展规模得以扩大。最为典型的是“公司+理事会+农户”互动模式在云浮得以广泛采用。以稻香园公司为例，用三种方式将村民“联结起来”：公司直接租赁村民土地，集中村民土地使用权，返聘被租用土地的村民，并组织培训，村民相对固定就业；散户土地由种植大户自行整合，种植大户与公司签订生产和购销合约；农户与公司直接签订生产和购销合约。因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良好的“联结”机制，村民收入得以不断增加，公司合作农户的收益每年稳定在比其他农户高出30%以上的水平。迄今为止，乡贤理事会已累计协助解决农业龙头企业与村民合作土地租赁、承包、置换4.54万亩，占家庭承包总面积的13.9%；流转农户1.94万户，占家庭承包总户数的7.1%；协助农业龙头企业解决生产环境整治问题123个。土地整体流转，村民获得了固定的土地租金，还被返聘到生产基地参与农业生产，下班回家后可自主种植，产出的成品由基地以高出市场价回收，这有效地拓展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空间、增加了村民收入、促进了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发展。

2.搭建沟通桥梁，扮演“维稳”角色，发挥协商民主作用

借助理事会这一平台，“公司+理事会+农户”模式，使农户与公司在风险与利益、分工与合作、服务与生产等方面形成互惠互利、紧密合作的有机体。在农村土地资源的流转整合中，理事会利用其在当地的威望和深厚的人脉关系，做商谈、协调工作，减少阻力，降低成本，提高流转的效率，让农户自愿加入公司的生产基地，使村民获得资产性收入④。自合同签订之后，理事会全程监督合同的执行，时刻维护农户和企业之利益。理事会在公司与农户之间扮演着“维稳”角色，起协调、协商作用，使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更加稳定。如，丰智昌顺科技有限公司、恒兆竹制品发展公司等龙头企业就是依托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借助其“润滑”和“疏导”作用、协调各生产主体之间的关系、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和多方合作的稳定性的。

3.多方参与乡村治理，秉承协同共治，推动农村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

熟人社会是我国农村社会形态的典型写照，乡贤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将这种社会的声望最高、能力最强的个人吸纳进来，通过他们来推行新的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这样农户能够信服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对乡村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云浮市吸纳外出乡贤、经济能人、宗族长老和村干部等具有一定声望的人作为乡贤理事会成员，提供社会服务，协调农户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多方参与乡村治理，维护了社会稳定，增进了社会和谐，也推动了农村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他们出台《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工作考核办法》等政策，建平台、给抓手，鼓励乡贤回乡投资创业，从先进地区带回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致富信息和大项目带动当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其中东方明珠、东临天下、凯旋广场等房产项目，著名米业品牌亚灿米、聚龙米基地，以及中材、华润水泥、中广核风电、中顺洁柔、霸王中草药等投资规模大的企业都是外出乡贤回来投资、或引资回来建设的。乡贤还成立“教育基金会”和教育协会，参与社会公益，捐资助学，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建成红岭村文化楼、罗镜影剧院、文化广场、图书馆、博物馆、东山公园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场所，推动了公共服务、文化事业不断向农村延伸；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广泛开展爱心捐赠、访贫问苦、专项扶贫等活动，资助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贫困儿童，让其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致力于全市的就医环境、医疗设备和薄弱卫生院医疗站的建设，牵线搭桥相关单位和企业，捐赠医疗设备，帮助有缺陷及困难人士恢复身体健康；立足本地实际，培育和发展三级理事会，大力吸纳乡贤进入村民理事会、社区理事会和乡民理事会，依托“民事民治，民事民议”的社会组织形式，广泛地发挥乡贤亲缘、人缘、地缘优势，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使不同的乡贤群体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家乡社会建设和管理之中⑤。

三、云浮乡贤理事会的价值研究

当今时代，乡村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变革，其总体趋势是由传统向现代逐步转型。云浮乡贤理事会所秉持的乡村治理文化理念，已与传统文化发生了较大改变，特别是体现在宗法制度文化上。传统意义上，宗法制度是一种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世袭制社会管理制度，所涉内容众多，如族聚而居、祠堂、族规、族产、族谱、祖坟及其祭扫等。云浮乡贤理事会文化，延续宗族伦理色彩和其他传统文化基因，但体现现代改革的精神和一系列组织措施，在其自身血缘关系和乡土范围内赋予自身更高的自治职能，在维护自然村落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是乡村民众能够相互认同、互相帮助，保持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和社会整合作用；在对自然村秩序的管理和乡村公共秩序的维护中具有高度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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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村民协商民主和有序政治参与，发挥了民间社会治理作用

社会治理是一个需要上下管理主体互动的过程，与政府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有明显差异；在当今法治理念指导下，行政机关并非是行使公权力的唯一行为主体，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村居自治组织等亦应纳入公共管理的主体范围，还应当赋予这些民间的组织以广阔的活动空间，通过对话、理解、生成、共享的互动合作，来协助政府实现公共治理目标。精英治理在目前的乡村社会仍是主要的管理模式，但因其经济资源缺失、政治地位低下，普通村民鲜有政治资源，难以通过决策机制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支持，在社会公共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方面亦少于其他社会成员。云浮的乡贤及其理事会通过发挥动员和示范作用，使得国家政策给予村民以平等的地位，公平地配置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由此可见，在一定意义上讲，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乡贤理事会这类组织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

通过乡贤理事会之乡村治理模式及有益经验，我们应当构建起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多方参与、多管齐下的网络化社会治理机制，使管理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家庭和个人生活，真正实现稳定的政局与和谐的社会状态。同时，发挥在文化保护、生产关系协调、经济发展、政局和社会稳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的是，乡贤理事会所发挥的诸如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集体致富教育等等社会教化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应寻求更多的能够承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民间组织资源，并使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耦合功能，如是，既能满足村民表达、维护利益和社区参与的需求，又能提供吸纳募集资源、整合乡贤的平台。尽管乡贤理事会制度是中国宪政制度的重要创新，其发展正推动复合民主、程序性民主和代表制民主的建设，建立起了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使民主从形式走向了实体。但是，乡贤治理终应向民主治理转型，这是村民自治向前演进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在发挥乡贤理事会在乡村权力中的作用时，要注意其与正式组织的兼容性，如此才能对乡村治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产生负面影响，约束正式组织的绩效。成功的非正式组织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强力剂”；失效的非正式组织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绊脚石”。同时，乡贤理事会作用的发展不能脱离政府的视线，其自主程度“取决于它可以得到的资源能否确实缓解其成员的最迫切的需要，取决于政府及外部精英对其宽容甚至帮助的程度”。

（二）以村民的积极认同为治理基础，有利于乡村治理制度创新

乡村治理“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因此，乡村治理的变革须尊重民意，力求其认同和支持。云浮乡贤理事会充分利用乡村地缘亲缘之“家园共同体”优势，发挥乡村传统的公序良俗和乡规民约之作用，解决民间纠纷，促进人们之间协调规则的形成和实施，提供了一种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模式或框架。它所通过的非正式规则，包括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道德和习惯等文化因素，其作用有效地化解了村民的摩擦纠纷，实现了对村民的行为规范和约束，锻造了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系统和特殊的社会人格，体现了一种“熟人社会中”的管理模式。善于摸索、发掘和总结传统的易于被群众所接受的非正式制度并加以创新，发挥其在自然村化矛盾、止纷争之作用，乃是乡贤理事会工作的重要一环。

（三）礼法并用，经济与社会共进，实现了乡村有效治理

乡贤理事会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礼法兼治、经济与社会并举的，其经验与做法值得借鉴。当今社会，无论是唯“礼”或唯经济而无“法”和无社会，还是倚“法”或社会而弃“礼”和经济，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宜将其作为乡村治理之“翼”，使其深根于乡村自身，打造一个和谐的乡村。依韦伯所言，“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板道夫一样决定着人们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即在利益驱动的背后，有一种决定人们行为选择方向的无形力量，就村民而言，这种力量包括传统的规范力量和经济力量。乡土中国社会，“富于地方性”，人口流动性少，土地变动也少，村民彼此之间是熟人，“礼”仍然是调节乡村社区人与人关系、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规范力量，再就是利益⑥——经济，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经济能人脱颖而出，其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并非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无须借助外力，而单凭传统的规范力量和个人的内心信念以及经济力量，便能创造出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没有法律制度的制约和保证，没有社会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也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村民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呈多样化趋势。在这种形势下，要建构和谐的乡村秩序，需对乡村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需在法律制度的保证下，向村民进行信仰教育和精神引导，帮助其提高认识力和判断力，选择科学而理性的信仰方式，并发展经济。与此同时，也要引导和协调乡贤理事会，使村民和政府双认同，使其内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实现其功能和价值，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健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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