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背景（共12篇）
中国文化背景 篇1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 其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意深刻, 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但在现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多元文化的特点是越来越明显。在此种背景下, 我国传统节日文化被趋同到西方节日文化之下的危机日益凸显, 并且这些西方节日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因此, 在全球化进程冲击传统文化的情况下,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传统节日, 使之更好地延续下去, 更好地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传统节日概述
传统节日是一种时间性习俗, 它与时序结合构成历法性节日, 也称岁时节日。因为这个特点, 传统节日一般都结合了人们关于自然时间的认识与人类在这个时间点上的特殊活动, 从而使自然时间具有了人文意义。传统节日在发展中逐渐被它的文化意义占据主导, 其人文内涵被提炼和固定下来, 成为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 同时在不同的层面反过来作用于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的发展。传统节日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包含着一个民族历史形成和沉淀下来的性格、心理、信仰、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以及诸多民族文化深层结构内涵的价值取向, 是民族精神在特定的社会土壤上长期孕育的结果和重要载体, 是一个民族生存形态最突出、最具特色的展示。
二、西方节日文化对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冲击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 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整合不断凸现出来, 面对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 我国悠久的传统节日文化似乎有点步履沉重, 而中西文化激荡了近百年的争辩仍在继续, 其形势越来越隐蔽, 程度却越来越剧烈。
1. 全球化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冲击。
全球化发展到当代, 它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特别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 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张, 世界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性发展, 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但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对民族文化带来很大挑战, 优势文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强行推销自己的观念、价值和文化产品, 这使得各民族原有的特色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 甚至有消失的危险。有人认为, 这种文化强势姿态的影响与渗透, 是以西方的经济霸权作为支撑力量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 经济霸权支撑了文化霸权, 从而导致了文化的侵入与渗透;而东方国家与民族则普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 从而不得不处于一种受控制和受渗透的被动处境。
2. 当代年轻人对传统节日的情怀日益淡薄, 主要表现在:
一是当代年轻人对我国传统节日的历史沿革、特点及其社会意义不够了解, 缺乏认同感;二是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创新不够, 内容陈旧, 形式单调, 缺乏文化内涵, 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从民俗学的角度, 西方的节日大多带有狂欢的色彩, 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更强调团圆, 许多年轻人便觉得厌烦与累赘, 像是一种负担, 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了解、体会、感受传统节日;三是年轻人好奇心强, 赶时髦, 爱模仿, 盲目追求西方文化;四是西方节日文化人情味浓, 个性化强, 对年轻人有吸引力;五是各级对传统节日文化宣传教育引导不够。
三、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文化自觉
文化的传承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 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所以, 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节日文化, 首要的是创造环境和条件, 来唤醒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及他的发展趋势, 不是要“回归”, 也不是要“全盘西化”和“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并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最终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时代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的概念对于我们寻找传统节日文化的发展策略有很强的针对意义。我们提出自己传统节日的“文化自觉”, 就是要充分认识传统和现实, 实现传统节日精华的传递, 而且还要通过对优秀西方节日文化的引入, 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营养, 从而使传统节日文化焕发出生命力。
1. 努力在多元文化互动中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发展
从多元文化视角来看民族传统节日,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大环境是否和谐、公正。这种环境是民族传统节日及其代表的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多样性是有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文化生态环境。产生于不同文化和社会体制历史中的多样文化, 启迪人们的思想, 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源泉。不管每种文化有怎样的特质, 它必然会有某些人类共享的成分。多样文化会提供更多的人类发展模式, 它的充分展示和发展将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增加选择和学习的机会。多元文化之间的影响是积极的, 会使各个方面都在其中受益。文化多元化追求的目标, 是一个多样文化和谐相处, 共同实现人类进步的现实环境。因此, 我们要努力在多元文化互动中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发展, 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全球性的多元文化互动使得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机会在增加, 它为民族文化的展示和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传统民俗节日应该保持、弘扬,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 它是让自己精神振奋的力量, 也是让世界了解你、尊重你的必要渠道。
其次, 从文化民主建设方面来看。文化多样性强调, 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进程需要民主机制, 需要更民主、更开放地倾听各种文化的声音和利益诉求, 以便把许多群体的要求带入选择和决策的过程。民族传统节日作为一个群体精神和价值表达的代表, 具有文化和政治建设的参与作用。民族节日为人们提供一个交流和学习、理解的过程, 在人们欣赏节日文化的同时, 自然也会带来对民族文化权利、民族生存利益的更多思考。一个有现实参与价值的民族节日建设可以作为民主机制建设的一个有益的成分。
由于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会呈现出一元化与多元化共存的发展格局, 因此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文化自觉就应当是努力维护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个性特色。一方面,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正在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 从而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 我们要在对外开放中, 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 善于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价值和知识, 将其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 为我所用、为我服务。同时, 也通过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对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形成全球价值。
2. 努力把传统节日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相接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 西方节日对我国传统节日造成的冲击, 使我国传统节日西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因而要挖掘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一定文化精神。例如, 清明节扫墓活动, 不但是对祖先的祭奠、追思, 这种慎终追远、尊老行孝的历史传统同样还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保持血脉相连、心心相印、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凝聚力之精神源泉。可以说, 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能挖掘出符合当代特质的文化内涵, 它以共同的文化认同、精神归属、理想目标和价值原则, 不断地凝聚人心、鼓舞精神、调动力量, 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因此, 在当代, 急需扭转传统节日自生自灭的状态, 法定合理的节日布局, 在宏观层面上要营造祥和、浓郁的节日氛围, 形成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民族精神家园。
3. 努力使我国传统节日文化适应现代化需求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 “文化自觉”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文化取舍、文化选择和文化改造的自主能力, 以适应新环境、新时代, 弘扬和培育适应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既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 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又必须学习、借鉴外来文化, 保持文化的时代性、先进性。
面对现代化的挑战,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文化自觉应该以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为大背景, 以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为基础。首先, 要把握时代, 弄清现代化的性质、特点, 它的决定性矛盾, 发展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方向。其次, 必须熟悉和审视传统, 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缺点之所在。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 继承民族文化遗产, 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加以时代的改造, 使之与时俱进, 推进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转型。同时, 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和谐交流, 赋予时代的内涵。只有保持东西方节日文化的平等对话, 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时代的血液和丰富的营养, 才能使传统节日文化不断增强文化竞争力, 拥有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和民族特色。
四、结束语
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而又占有特殊地位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是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方式, 也是一种隆重举行的标志性民族文化。保护、弘扬传统节日文化, 能够使全体民众拥有强烈的文化共同意识, 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增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在强有力的文化旗帜下团结一心, 从而产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文化能量。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 国人应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是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 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支撑, 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二是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已成为独立的贸易形态, 在国际竞争中走向前台,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方面。三是文化领域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为广泛,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有效抵御西方思想文化渗透, 就必须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 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切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这正是推动我国传统节日文化进行文化自觉的重要因素。
摘要：中国传统节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 因其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意深刻, 已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频繁, 西方文化包括节日文化不断进入中国, 改变着当代中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所以, 在当前多元文化的潮流中, 对待西方节日文化应保持理性的文化自觉, 要与西方节日文化进行和谐对话, 做到中西结合, 共存共融的同时也将不断发展的我国传统节日文化推向世界。
关键词：多元文化,传统节日文化,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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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背景 篇2
紫砂茶具起始于宋，盛于明清，流传至今。在明代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了集造型、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雕塑于一体的紫砂艺术。
明清两代，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名手所作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
到了清代，紫砂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砂艺高手辈出，紫砂器也不断推陈出新。
清初康熙开始，紫砂壶引起了宫廷的高度重视，开始由宜兴制作紫砂壶胎，进呈后由宫廷造办处艺匠们画上珐琅彩烧制或制成的珍贵的雕漆名壶。
乾隆晚期到嘉、道年间，宜兴紫砂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紫砂茶具式样繁多，所谓“方非一式，圆不一相”。
在紫砂壶上雕刻花鸟、山水和各体书法，始自晚明而盛于清嘉庆以后，并逐渐成为紫砂工艺中所独具的艺术装饰。
到了咸丰、光绪末期，紫砂艺术没有什么发展，此时的名匠有黄玉麟、邵大享。黄玉麟的作品有明代纯朴清雅之风格。
在稍后的20世纪初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蓬勃兴起，商业的逐渐发展，宜兴紫砂自营的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诞生了一些制壶名家，其中又以冯桂珍、俞国良、吴云根、裴石民、顾景舟、王寅春、程寿珍、朱可心、蒋蓉等人最为著名。
近年来，紫砂茶具有了更大发展，新品种不断涌现，目前紫砂茶具品种已由原来的四五十种增加到六百多种。
紫砂陶是中国陶瓷中的一支奇葩。它的历史并不长，但其起源和发展，却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中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及茶饮方式的演变紧密相连。宜兴的陶瓷业，上溯新石器时代，已历几千年，为紫砂陶器的发展准备了优厚的条件。宜兴的紫砂陶器创于北宋，初期制作粗劣，直至明代中期，上层社会的文人墨客盛行饮茶之风，宜兴紫砂才开始盛行。
明代人泡饮讲究“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此时，紫砂器的造型艺术臻于成熟，各种款式层出不穷。
明万历后,到清代乾隆时，宜兴的紫砂业迅速发展至全盛期，并向纵深方向发展。除大量生产紫砂壶外，紫砂花盆及各种陈设品、文房四宝等，形式纷呈，应有尽有。
清代后期，紫砂名家高手与文人合作，把中国传统的雕塑、诗词、绘
画、金石、篆刻等技艺与紫砂泥的特质相结合，创造出许多精妙绝伦的佳作。
紫砂主流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探想
时下一股玩赏紫砂壶的热潮正在国内悄悄掀起，其形成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富足使人们具备了享受各种爱好的条件；二是茶文化兴起让紫砂与人们的接触变得较为频繁和广泛，这使得紫砂壶改变了过去几十年的面貌而有了今天的空前发展。
紫砂壶被人接受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是喜欢；有的是为了收藏；有的是单纯用来泡茶；还有些是好奇或是受身边爱壶者的影响；更有几方面兼顾的。这其中以爱喝茶又喜欢壶，顺便带带内投资收藏意识的居多，也就是这群爱好者使得现今紫砂市场变得如此兴旺。
如今的紫砂已进入到了一个百家争鸣、争奇斗法的时代，但众多的艺术形式 和表现方法，以及艺人自我价值的差异，使很多刚喜欢上紫砂壶的爱好者无法适从。这是由于这些爱好者对紫砂知识了解较少，对紫砂的主观认识薄弱所造成的。要解决这种状况，就需要让这些爱好者详细、真实并深入地理解紫砂，但要了解她，首先要知道她的主流概念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紫砂最早起源于宋、元时期，但那只是考古意义上的紫砂，直到明朝嘉靖年才有供春偷艺金沙寺的传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紫砂的萌芽期。
紫砂真正的发展壮大是从明朝中期到清乾隆年间的一百多年里，从 的器具中可以看出各个方面的发展：从制壶者的数量的逐渐增多，到泥料质地的精度变化，泥色也由单一变为丰富。此外还有表现形式的范围扩大。那时紫砂表现的类型已发展到圆、方、筋纹、花器、装饰有贴花、镂空、雕塑、嵌泥、泥绘、彩绘等。这为紫砂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现在紫砂的表现类型绝大多数也是依托这一基础上的。当时的紫砂业已经形成了种类繁多，各种风格并存的局面，并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人物。现今人们印象较深的如“陈鸣远”、“惠孟臣”等。陈鸣远制工精细，题材和类型广泛，壶有方、圆、花器，还有杯、碗、盘、花瓶及文房四宝等众多杂玩。惠孟臣早期制大壶，后改制精巧实用小壶，这样的改变应是受当时玩者影响。由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当时紫砂不光是供人赏玩的摆设，而且已进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同时社会的需求也对紫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较大的推动作用。
紫砂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被当时社会所接受的，也可以说是
中国文化背景 篇3
关键词：中国梦高职教育校企文化对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阐述，激起了全民追梦的豪情。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在推进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校企合作、产学结合”已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唯一途径。校、企要走向无缝对接，必须以校企知识、技能合作为基础，搭筑校企文化对接的桥梁，充分发挥文化的辐射源、助推器作用，推进实现“技术技能强国”之职业教育梦，最终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一、 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界定
校园文化是伴随着学校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它通过培育教育的环境，用潜移默化的情感陶冶、思想感化、行为养成的方式，达到育人目的。高职校园文化是植根于高职校园区域内，以学校管理者和广大师生为主体，在教育教学、学习管理、生活服务等活动中共同创造而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活动方式和活动结果的总和。高职教育集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为一体，在人才培养、教学运行及学校教学资源配置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有较大差异，高职校园文化是教育文化与职业文化的结合与融合，其核心功能是“培育人才”，达到学校发展的终极追求即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准则、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的总和。企业文化的核心功能是“管理人才”，达到企业发展的终极追求即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 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必要性
（一）校企文化对接有利于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
校园文化建设是校企结合的重要内容，校园文化只有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优秀企业文化相融合，才能构建具有高职特色的校园文化，才能使高职院校具有吸引社会、企业的职教魅力，使其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竞争力。
（二）校企文化对接有利于高职学生的成长成才
校园文化的核心功能是育人，企业文化的核心功能是管人。校企文化对接，将优良品质的培养和职业技能的锤炼贯穿于“培养优秀人才”这一过程的始终，顺应社会、时代的特征要求，帮助学生健康成长与成才。
三、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途径
（一） 校企文化对接的着力点——价值认同
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产生巨大影响，而高职毕业生多数服务于企业基层，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学生进入企业首要面临的问题。高职院校历来秉持“为时养器，器为时用”的办学宗旨，以培养的人才是否适用于企业、被企业所接纳与认可，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将校风、校纪、校训建设与企业精神培养、企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强化学生“为企业服务”的价值认同，在工作中重视团队协作，严守企业纪律，规范业务操守，迅速平稳地实现角色转换。
（二）校企文化对接的切入点———技术氛围
高职教育是传递职业知识和技能，培养经济社会建设应用性人才的教育。我院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通对接，应注重凸显企业技术氛围，形成充分体现“职业性”，区别于本科院校的职教文化标识。
高职院校可以依托“双师型”教师培养、实训基地建设、学科开发等平台，营造学技术、重技术的职教氛围，践行“技术自尊，技术自强，技术创业，技术人生”的教育思想，广泛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不同专业将各自的素质要求贯彻于教育教学、日常管理、文体活动中，立足职业素养的养成教育；还可以在校园醒目处展示专利成果、创业成功的校友典型等，时时处处彰显“技术技能强国”的职业教育梦，使高职教育办出特色，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市场。
（三）校企文化对接的落脚点———制度文化
高职校园文化要借鉴企业的优秀管理经验，重视培养学生与企业员工相同的行为规范。现在，许多高职学院已开办企业冠名班，校企合作班。可以尝试在这种班级中聘请企业管理人员担任班主任，将学生作为企业的“准员工”进行管理，使学生在校内就能接受浓厚的企业文化熏陶，领悟到企业严格的管理模式，为实现“零距离上岗”奠定基础。
总之，高职校园文化的主旨是“尊重学生的人格，重视学生的发展”，其在培养人才素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企业文化的主旨是“尊重员工的劳动，关注员工的价值”，其在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校、企文化的对接是要把学校育人与企业用人两个过程紧密衔接起来，构建“合而不同”的校企文化，使“校园人”与“企业人”有效统一，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等职业技术人才，为学生筑梦的同时，推进职业教育梦的实现，更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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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18 日.
[3] 陈锋 ， 吴明晖 . 符合时代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J].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2011，（8）.
中国文化背景 篇4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产业,民族文化
在当今社会,帝国主义已经不能通过直接控制某个国家的领土来攫取经济利润,而是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深入到了现代生活中的具体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活动之中,当然我们也能在一般的文化领域看到帝国主义的身影。
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新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英国学者汤林森在其著作《文化帝国主义》中说道:“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有那样一种权力,可以把他们的文化转置到别的国家。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这牵涉到对文化的理解。在我看来,文化是人们对他的日常生活的理解,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特定的生活。它的传播与扩散是非常复杂的。”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在其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所谓的文化并不是远离政治和利益的传统文学,而是与帝国主义的扩张紧密联系的事物,文化是“帝国主义物质基础中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决定性的活跃因素”。
一、文化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冲击
中国是文化资源的大国,但同时也是文化资源的弱国,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更加明显地暴露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大众文化产业是新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文化输出的最常见的形式。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指出大众文化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文化与产业资本联姻的结果。大众文化从诞生伊始就以商品的形式出现。文化作为一种商品,它极力开拓市场,以获取最大的利润。电影制片厂、广播电视机构、报刊杂志、网站等正是这些文化商品的生产机构。
而新帝国主义国家正是通过文化商品来同化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意识,贬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宣传美化自己的国家。就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为例,美国作为新帝国主义的领导国家,将其全球霸权的政治意识融入在电影当中。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惊叹于各种大片剧情和特效之时,也同时受到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的灌输,换句话说,也就是受到文化侵略。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为了保护国内的电影产业,中国政府对于每年的“进口大片”有10 部的配额。但是政府不能干预人们的观影选择。之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对于观众的吸引力低下,电影票房排行的前列基本都是进口片。一部《泰坦尼克号》就能吃掉了当年全国票房的一半。加入WTO以后,配额变成了20 部,但是这并不能满足国外资本的胃口,他们利用中外合资拍片的形式,仍然在加速占据中国正在兴起的电影市场。在这些外资的背后都是一些跨国公司,它们的业务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关数据表明近年来推动中国电影票房高速增长的力量,更多的是进口影片,并且国产影片一直保持着超过80%的影片亏损率。
社会生活中的物质文化产业入侵。这里的物质文化指的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等。一定的物质文化表现出了特定的生活方式。比如在饮食方面,代表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又如运动品牌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这些产品在中国相关市场的占有率居高不下,深受中国青少年的喜爱。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还没成型,容易受到外界影响。青少年市场作为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取得突破的市场。在中国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里,已经培育起一批美国物质文化的忠诚“粉丝”,这些青少年从小开始吃麦当劳,看迪士尼动画,穿耐克。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大批学生到英美发达国家留学。这些学生处在西方大环境中,更容易接受西方的观念。他们归国以后,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周围的人。西方的节日往往是西方跨国公司宣传促销的手段。这些西方节日恰好迎合了青少年喜爱新鲜事物的特点。情人节、圣诞节已成为中国年轻一辈喜爱的节日,青少年对洋节的喜爱程度更有超过春节的趋势。
二、中国文化产业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策略
中国相对于西方文化产业强国来说,属于弱势文化国家,中国的文化产业刚刚兴起,产业结构不合理,法律法规和文化管理体制不健全,缺少与跨国巨头竞争的能力。可喜的是,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将这种发展的意义置于战略高度党的十六大就提出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文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文化产业应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1.提高人民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文明成果。民族文化受到侵略时,就会给这个民族带来深层次危机。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符号,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该国的意识形态,即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一整套信念和理想体系。而文化商品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当市场上充斥着国外的文化商品的时候,外来文化对人们的意识形态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更具有隐蔽性。长久以后,这个国家就会失去思想文化独立性,更为可怕的是文化主权的丧失。
2.要正确认识文化产业。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这几年开始加速,文化产业的界定更加广泛和明确。在2002 年以前,文化产业的范围狭小,仅限于歌厅、舞厅等娱乐场所。到了2012 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仅仅是文化产品的生产的一个分类。但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于文化产业的认识不足,还停留在过去的认识,甚至认为文化产业等同于娱乐业。目前,一些电影、电视节目和动漫游戏等盲目跟风,越来越偏向娱乐化,失去了民族文化内涵,让人认为这些文化产品是属于娱乐产业。这样下去,势必会丢掉民族文化的根。
3.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破除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旧观念,推行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融入国民经济体系。面对外国资本的竞争,首先必需破除只注重文化的意思形态宣传功能,不注重文化的商品属性的旧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必须以市场的手段发展文化产业。必须确立文化建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政府投资和民间资本相结合的理念模式,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一切有利于发展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管理经营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也不能矫枉过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律决定了文化产业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易使得文化产业中全部社会关系被定义成为商品关系,交换价值尺度取代了商品的一切价值,从而只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社会效益。
中国文化背景 篇5
历史文化背景对中国生态危机的影响
本文主要是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层面上来阐述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并由此出发提出必须深入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吸收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内核,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生态伦理思想.
作 者：陈志军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学院教务处,安徽,安庆,246011刊 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YA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年，卷(期)：“”(5)分类号：B2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生态伦理 历史文化
中国文化背景 篇6
[关键词]文化强国 文化产业 传统文化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强国”，并对这一新时代国家战略理念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及实施途径作了阐述，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政策法规、中央部署、具体贯彻等方面作了进一步推进。
一、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
当代中国“文化强国”理念的提出，既是国外主要发达国家“文化立国”战略实施过程及其成效的促进，也是中国国内社会道德、环境生态及经济产业等领域现实问题的需求，更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呼唤。
美国“文化立国”战略是其政治、经济、军事超级大国的自然延伸。美国人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国家扶助与控制而使其成为世界传媒业的巨头，成为全世界许多报纸和广播电视机构的主要资讯来源，并凭借其经济、科技的优势，大力发展电影、音像制品、出版业等文化产业，通过承载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全球消费，不但维护其文化霸权，而且是其政治、经济霸权的一部分。
1995年，日本出台了“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战略”，明确提出了日本国21世纪的“文化立国”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提出重新评估日本的传统文化，鼓吹日本文化的优越性，提升日本国民的民族文化自信。二是提出大力发展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通过对文化产品的国内消费，提升国内民众的道德、审美和生活方式，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三是借助强大的文化产品输出，宣扬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文明圈，努力实现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1]P45-49日本“文化立国”战略是在日本经济于20世纪80年代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期，为解决经济至上主义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传统道德沦丧、文化生活贫乏等国內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政治大国诉求而提出的。日本“文化立国”战略实施三十年来，文化产业超过了传统的汽车和电器等传统工业而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中动漫画、游戏业约占国际市场的1/3比例，日本文化俨然成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奠定了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当代中国经济总量虽居全球前三位，但粗放型经济模式使得中国只能处于全球化生产的末端，中国人因为不拥有核心技术甚至只能凭借廉价的劳动获得微薄的加工费，但中国消耗了大量的不可再生的资源，产生了大量的不可逆转的环境毁坏与污染，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刻不容缓。在社会层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以GTP高低为各级政府绩效考核的主要标准，以经济收入和物质享受为评判人生成败的价值观，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及文明倒退，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四大不协调不但削减了物质文明进步所应带给中国人民的幸福感，而且可能会因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摧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与社会成果。随着中国在国际上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中国人近百来年来受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自信心逐步得到恢复，文化大国的崛起成为时代的呼唤。一个国家的伟大，首先在于文化的伟大；一个国家的强大，关键在于文化经济的强大。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核心内容，通过承载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国内外消费，不仅取得极高的经济效益，而且使消费者潜移默化地感受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价值观，提升国内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审美能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心，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并在国际上展示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奠定文化基础。
二、“文化强国”战略的基本内涵
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大致经历了政治立国、经济立国、文化强国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是1950年至1978年，中国社会虽然有建国初期几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70年代后期的经济恢复时期以及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蓝图，但整个社会生活以政治运动为主。第二阶段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发展战略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倡科教兴国，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水平和民族的文化素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422.20百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第三阶段大约始于2006年，成型于2011年，并延续至今。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决定》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法律保障、民营准入、并购重组、金融补贴等为主要手段，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精品品牌，走向国际文化市场。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当前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四大途径，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综合《决定》和十八大报告对于“文化强国”战略基本内涵的全方位阐述，我们可以认为：
文化强国，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深化文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通过文化产品的国内消费和国外输出，通过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辐射全球的文化交流项目，建设成具有较高的社会文明程度、民族文明素养、民族及民族文化自信心，较强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较深的民族文化国际认同的文化上强盛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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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的特征是文化上的强盛，文化上的强盛“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力先进、文化凝聚力巨大、文化软实力超强三个方面。”[2]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体现于文化产品中文化价值观的先进性及文化产业经济于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文化凝聚力体现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软实力体现为“一种吸引力，让别的国家不由自主跟随你” [3]P32-33的能力，一种让别的国家因为你的文化价值的高明而自发崇拜追随你并自动接受你的文化的吸引力。
文化强国的目标，参照《决定》及十八大报告，在国内，社会文化充满活力，文化人才辈出，文化产业规模大幅提升并力争占到GDP比重的8%以上，承载中华文明价值观的文化艺术高度繁荣，民众通过文化产品的消费而满足不同层面的精神需要，提高道德修养，增加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民族的凝聚力，提升社会的和谐程度。[4]在国际上，建成能与迪士尼、时代华纳等公司竞争的跨国文化产业集团，扭转我国文化产业贸易逆差严重的局面，通过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输出，展现中华五千年文明，奠定中国国际文化大国的地位，增强中国于国际议题的话语权，极大提高国际上中国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三 “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途径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文化强国”战略的根本途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资源。
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起步与探索、推进与展开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5]。时至今日，中国的文化产业虽得到很大发展，但仍存在着总量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水平低、文化经营人才短缺、文化贸易逆差大等不足之处，六中全会《决定》将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到“文化强国”战略之中，在问题意识、发展目标、文化特征、实现途径等方面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新方向。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强国”的根本途径，它以文化经济强国为目标，通过政策立法、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布局、文化资源整合规划等手段，从企业转制产权改革、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職能转变、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法制体系构建、文化产业绩效评估方案等方面入手，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经济的规模，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世界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已经占到GDP 总量的1/10 以上，而我国还不到5%。在当前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43%，欧盟占34%，日本约占10%，韩国占5%，中国仅占不到4%”[6]，中国要成为世界文化经济强国，仍将任重而道远。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民族的生命源泉。《决议》中说：“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因此，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更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当前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竞争通常表现为文化的竞争，文化的竞争又表现为文明价值观的竞争，作为后发性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更应该挖掘总结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的价值观，正如我们过去那样为现代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文化资源，确实我们世界文化大国的地位。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应该将文化产业与文化公益分开并齐重发展。承载着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及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爱国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与广泛消费，民众于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文化熏陶，提高了道德修养，提升了文明程度。文化公益是指为公众无偿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活动，包括媒体、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社区文化演出等方面，其活动集中而系统地传播文明理念，从广度和深度上同时促进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文化产品的国外输出与消费，对外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等国际文化公益活动，也是国际文化大国建设的重要方式。
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文化强国，虽有建设文化上强盛国家的目标，但更多是将文化当作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的手段，而“‘文化立国’是把文化当成真正发展的核心重点，表达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基础性的作用和持续性的状态。”[7]p86要真正地建设文化强国，应该将“文化强国”提升到“文化立国”的高度，虽以经济成果为目标，但更重视以经济成就促进文化本身的发展与自强，重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重新确立中国世界文化大国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彦辉：日本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图谋[J].高等函授学报哲社版，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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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版.
[4]齐勇锋：“文化强国”的几个标准[J].人民论坛 2011（10） 下.
[5]杨琳、傅才武：二十年来文化体制改革进程评估[J].江汉大学学报，2006（2） .
[6]张璐晶：文化“零头”何时变“巨头”[J] .中国经济周刊， 2011（42）：16-16 .
[7]向勇：文化立国[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版.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项目“‘文化强国’理念下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成果之一，项目编号：NR2013021，负责人：戴传江。
[作者简介]戴传江（1967-），男，汉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中国文化背景 篇7
1“中国梦”的提出
2012年11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后提出“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2013年3月17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入阐述:“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是美好的, 实现这个梦需要对中国优良传统道德文化予以弘扬。特别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宝贵的重要资源。因此, 借鉴传统文化的精华, 通过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在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基础上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2“中国梦”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的关系
其一, “中国梦”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内容。“中国梦”所包含的文化自觉、自强和自信, 打破了西方文化霸权;“中国梦”所蕴含的“三个倡导”, 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 呈现了时代精神和气质;“中国梦”所容纳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鼓舞了人心, 凝聚了力量。“中国梦”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提供了更富有时代气息和更加鲜活的内容支撑, 能够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的源头活水。
其二,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人才和道德支撑。从价值论范畴看, 效益体现了主体的尺度, 是对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的结果, 表明了客体与主体的符合、重合情况。[1]“中国梦”的实现除了强大的经济支撑, 更有赖于人民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 大学生的道德素养是全社会的道德文明素质提升的关键一环, 对“中国梦”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有着巨大的影响。高校也是一个“道德场”, 是社会道德文化的高地、民族和社会良心的堡垒, 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 高校要坚守“道德围墙”, 不断增强道德文化建设能力, 力争成为“中国梦”实现的道德文化圣地和精神家园。
3 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路径
实现“中国梦”是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指向。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为切入点, 以教学为手段, 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蕴含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探索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以及坚守气节、先义后利的崇高境界等为主要内容, 达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目的, 这种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在实现路径上, 通过教师传授路径和学生践行路径予以实现。
首先, 教师要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相关内容, 形成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理性认识;并搜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相关教学案例, 以充实教学内容;其次, 通过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认知———情感———意志———践行”过程, 即促进学生形成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正确认知, 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热爱, 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认同感, 并通过自身言行践行“中国梦”。
第一, 探寻“中国梦”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契合点, 形成对教学的理论和案例支持。
在“中国梦”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内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等, 这些都充分体现着几千年来中华儿女的爱国、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代代相传。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追根究底是人民梦, 这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然而,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荀子指出:“君者, 舟也;庶人者, 水也, 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因而主张“王者富民”。西汉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 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 君以为本, 吏以为本”。“民者, 万世之本也, 不可欺。”唐太宗对民贵君轻的思想体验更为深刻, 他说:“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畏也。”这些内容都是人民性的反映。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关系等处理,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也有丰富的案例资料:赵国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西汉苏武出使匈奴, 于北海畔牧羊, 受尽威胁利诱与折磨, 终不屈服, 坚持民族气节;张骞出使西域, 历经磨难而不辱使命, 不失民族气节, 终于开通了丝绸之路等, 他们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地位的高风亮节彪炳千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经典事实、经典故事、人物传记、朝代历史、诗歌散文、古典音乐、传统礼仪等等, 都可以成为教学中生动活泼、意蕴深厚的教学资料。
第二, 通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认知———情感———意志———践行”教学模式, 使学生自觉践行“中国梦”。
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促进学生形成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正确认知;通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典型案例, 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热爱;通过教学讨论、情景创设、视频展示等方法, 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认同感;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为民族、国家利益的勇于奉献。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不仅重视道德感化, 更强调道德践履, “中国梦”的实现关键在于学生的自觉主动实践。通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不断完善自身, 成就自己, 使学生积极主动投入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蕴含着许多哲学思想、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精华。“中国梦”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内容。在践行“中国梦”的背景下,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之中, 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 借鉴并吸收其中的优秀部分, 使其成为教学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中国梦,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路径,思考
参考文献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LGD设计构思 篇8
一、领导学相关研究
朱永新[1]等认为，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主要特征分别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中庸之道”、“无为而治”及“以和为贵”。“以人为本”是管理智慧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基石所在;“以德为先”是管理的道德取向，方向性特征;“中庸之道”则是管理的行为法则，也是处世原则;“无为而治”则是理想境界，是中华文化历代追求的理想管理状态;“以和为贵”是中华管理的终极目标，也是所倡导的竞争法则。而现代管理则源于西方，植根于西方，西方领导学理论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综观领导研究发展史，领导理论可分为四大类[2]：特质论、行为论，权变论以及魅力型。
美国管理大师杜拉克认为，管理不仅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它还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带来了管理基因上的特性差异，使不同的文化特质成为不同管理模型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为此，在“马”标准的确定上，要融入中国文化元素，以选出适合中国本土文化的“马”。
二、LGD设计构思研究
LGD测验目前有三种比较盛行的设计思路：特质导向、行为导向、绩效导向。
特质导向设计思路是以职位胜任特征为指导，根据LGD测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出几个测评要素，如：决策能力、沟通能力、影响能力等。目前，国内大部分的LGD研究及实践都是基于特质的，由于该方法要求考官对欲的测量各个特质进行总体评分，从而忽略了行为和结果的作用，考官的主观性很大;再者，基于特质的设计思路容易导致测量要素偏多，且各个维度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对考官的认知加工能力要求比较高，因此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测量构思偏差。
而行为导向设计思路用群体互动的人际行为和任务行为来表征LGD的测验构思。Schneider等[3]把行为导向设计思路分为三个维度：问题解决技能，人际关系技能及主动结构等;Craik等[4]把测量构思分为人际管理风格和策略管理风格两个维度。从整个设计思路来看，行为导向设计思路是基于领导行为理论，在评价中可以有效地减少考官的认知负荷加工，考官通过记录被评价者的行为频次或记录讨论进展流程之后再加以评价，客观性较强。
绩效导向设计思路则认为LGD是一种群体互动作业过程，用群体互动作业绩效操作LGD的测量构思。Shore等[5]设计的测量构思包括：人际风格绩效和管理风格绩效。该方法主要是基于领导绩效理论来设计的，从被评价者的参与程度、互动程度及工作完成指标等两大方面进行评价。
三、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LGD设计构思
中国古代核心的管理智慧，对LGD的设计构思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1)“以人为本”要求在讨论过程能认知到成员的各种观点，并且充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和需求，而不是“对成员的观点不加分析就予以排斥”或“对成员的建议、质疑、要求不予以响应”;(2)“以德为先”要求在讨论过程中则反映为“积极营造和谐的讨论氛围”、“积极推动任务进程”及小组整体反映出来的一种“和谐程度”;(3)“中庸之道”体现在与人的和谐(即协和性，反映为“赢得群体成员的认同”)，与己的和谐(即克己性，反映为“倾听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见解”而不是“对成员的观点不加分析就予以排斥”，“遭到群体其他成员挑衅时仍不恼火”)及与事、环境的和谐(即圆通性，表现为“调节讨论氛围，活跃讨论气氛”、“协调分歧，推动群体成员达成共识”);(4)“无为而治”则要求能做到“心善渊”(平和心态)、“动善时”(善断天时)及“正善治”(化解冲突)，而在讨论中则反映为群体成员“对他人的挑衅仍保持平和的心态”，善于抓住时机进行“阶段性总结，整理分歧点供成员讨论”，“协调分歧，推动群体成员达成共识”，而会回避群体成员间的矛盾“放弃自己的观点，附和成员间的建议”;(5)“以和为贵”更多的体现出是群体内部的真实和谐关系，要求群体成员表现出竞和的态度，以顺利推动任务的进展及完成。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倡导一种适合于中国文化背景的评价方式，如下表。首先，我们把小组讨论作为一项任务来看待，根据他们讨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际互动技能(人际绩效)及任务完成情况(任务绩效)来判断成员的绩效表现;其次，把讨论过程的表现加以区分判断，根据其行为是否有助于任务的完成，把行为表现分为整合行为和分化行为两类，其中整合行为有助于任务的完成，而分化行为则不利于任务的完成;最后，为避免分组的差别，我们也从团体绩效角度设计了小组评价指标。
本文在设计过程中得到了西南财经大学任旭林老师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摘要：通过对领导学相关研究的论述,初步确定领导风格的评判标准,再结合无领导小组讨论目前比较盛行的三种设计思路(特质导向、行为导向及绩效导向)的论述,我们倡导一种适合于中国文化背景的评价方式,提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无领导小组评价理论构思。
关键词：无领导小组讨论,文化背景,设计思路
参考文献
[1]朱永新.中华管理智慧——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2]林永顺.企业管理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3]Schneider,J.R.,Neal,S.An exercise desig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ssessment center and exercise construct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2,(1):32-42.
[4]Craik,K.H.,Ware,A.P.,Kamp,J.,et al.Explorations of construct validity in a combined managerial and personality assessment programme[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02,(2):171-193.
中国文化背景 篇9
“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 自然之道也。”小说这类文学体裁首先是以故事的形式来构建整个文本的, 无论故事是否好看都需要有谋篇布局, 有谋篇布局文章就精练严整不敢散漫杂乱, 但布局常有樊笼之弊, 也就是说布局可能会限制人物的自由行动和事情的自然发展;可是现实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布局, 小说《无雨之城》布局严整精练如戏剧一般逻辑清晰合理。非常自然小说里没有多余的人物, 也没有多余的情节。读者不觉得那一连串因果相关的情节正在创造一个预定的结局, 只看到人物合情合理的自然行动, 就如身临其境的现实生活的再现。《无雨之城》的故事情节是大家都滥熟的, 归纳为一句话:拈花惹草的已婚男人浪子回头花好月圆。故事讲的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某地一个叫长邺市的省会城市, 新任常务副市长普运哲仕途光明内心苦闷, 不期遇上一位才貌双全, 信奉爱情至上主义的女记者并与之发生了婚外情;其妻副市长夫人葛佩云发现奸情后偷拍了这对通奸男女暖昧时刻的照片, 却意外地被一名刁钻市民得到了, 副市长夫人被得寸进尺地敲诈, 在与敲诈者斗智斗勇的较量中副市长夫人能力意外地得到极大的拓展;适逢副市长普运哲又面临升迁的机会, 在政治前程与性两者之间他自然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麻烦产生了……
故事的开端也是极生活化的写实, 普家的小保姆本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但她是小说里的关健人物, 是她在极偶然的一次清扫中把市长夫人的重要作品当垃圾清理时丢失了, 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本不足为怪的事情, 可正是这次清扫使故事得以展开, 由此引出了白己贺的敲诈行为, 副市长夫人为应付这个恶棍而不断地与之斗智斗勇, 最后竟因此行为发生了重大改变, 并且随着普运哲官运的亨通, 白己贺的敲诈程度也随之升级, 夫人在斗智斗勇中极大地开发了她的潜能, 能力发展到“老葛的智慧到底是越来越多了”。才会有普市长觉得她智谋增长意味着离婚成本与仕途风险会更大了, 由此带来的损害会无法预测, 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晚上普运哲从楼上走到楼下, 夫妻重归于好的“花好月圆”之事, 虽然事实上的“花好月圆”并不代表她获得了丈夫的爱情与尊重。故事里的中级官员常务副市长普运哲有活力且极具男性魅力又处于官运的上升过程之中, 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因为工作关系结识漂亮聪慧的女记者陶又佳双方互相吸引产生爱情, 一时烈火干柴万事皆注意不到了。丘华是陶又佳的闺中密友, 并不参与其中的利益之争, 看似一个完全可有可无的局外人, 但她见证着陶又佳和普运哲的爱情, 是她察觉到了陶又佳对普运哲的细微变化, 因此引起陶又佳对普运哲情感的怀疑, 于是延展出陶又佳和普运哲后面的矛盾来:猜忌、跟踪、吵架等等, 这就顺理成章地发展到最后陶又佳被甩的程度;他们婚外情的结局自然而无悬疑完全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处事常理。客观地讲, 白己贺的敲诈行为无意间竟造成一对夫妻破镜重圆的结局, 也是万想不到的意外之极, 从整个故事的构思来看却无懈可击地呈现出事情发展本该如此的圆融不二性。“大制不割”整个故事看似平淡无奇却不露作者策划的痕迹。
“文之思也, 其神远矣。”小说里的故事情节无论多么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甚至于怪诞诡异也不过是作者叙述自己观点的载体而已, 作品并不需要纯客观地反映现实, 但是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现实的种种现象和可观察到的行为皆有其心理活动, 心理现象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性使我们只能通过观察它外显的行为来解读, 作家的作品一旦呈现, 虽不能完全展现作者的价值取向但作者的心思几乎不可能在作品中隐蔽, 它会像弦外音一样通过作品随处可见。
《无雨之城》的作者铁凝选择用平凡的题材, 写实的手法表现出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对当今人们的社会伦理观的影响。作品描述的是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与现实生活冲突的社会现象, 当情感与道德、金钱、世俗冲突时的种种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古往今来教育儿童的发蒙读物中“人”应具有的立足之本多是“学优登仕, 摄职从政”, 父母对子女们从蒙童时代起人格培养理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治国、平天下在社会生活中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当官掌权。因此当官从政是一种大家普遍向往与认同的行为, 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享有非钱财所能达到的尊贵, 是个人的能力与学识被社会认同的的体现, 也是个人自我实现需要的外在化体现;更何况在中国当官与发财常有必然联系, “三年清知府, 十万白花银”在权力监控不足的情况下, 掌控社会资源分配规则的官员们通过滥用职权的方式在金钱方面的牟利也是有着惊人魅惑力的;因此, 任何与当官这一事业相冲突的因素都是要排除的。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社会主体心理都特别鼓励大家建功立业, 为土地、财帛、权力等, 即为“物”可以征战四方。像西方社会里为了一个女人 (海伦) , 两国之间发动十年战争的事情决不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传统民俗心理已塑型成“女慕贞洁, 男效才良”, 且个人永远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 不能有真正的独立性, 个人情感的私密性也被公共利益关系化了, 因此关系是处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最重要结构之一, 个人的情感也是在某人所属于的关系网内的基础上才可考虑的, 男女个体间的谈恋爱是不允许的甚至是非礼的行为, 即使是明正言顺的正常夫妻也不能太过恩爱, 因为儿女情长会使英雄气短而有碍其事业发展与这相关的关系网内的所有利益群体的利益都将面临受损害的风险, 乐羊子之妻“停机德”被立为贤妻的模范。男女婚姻之事遵循“幼嫁从亲, 再嫁从身”的原则, 男子可休妻而女子不得休夫, 即便是夫死再嫁也得夫家长辈做主才行;家有女子再嫁会令娘家整个家族蒙羞, 家族中常以无再嫁女为荣。不仅如此, 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万恶淫为首”, 女人在中国常被称为祸水, 连阴险奸诈之事所选之字多有“女”字旁, 亡国误国之君常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女人, 不说男人之好色, 而说女人勾引男人。男子眠花宿柳, 视为风雅;男人妻妾成群而女人却被要求贞洁“从一而终”连望门寡也要鼓动她们守节而不能再嫁,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 小人是指品德缺失的男人, 女人置于其前不劳费神多释, 其意自明。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的熏陶下, 现代女子的地位虽然形式上提高到了与男子平等的程度, 甚至现代社会流行的“怕老婆”事实上那也只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升斗小民才“怕老婆” (重视女人的价值) ;衣食无忧, 前途光明的官吏是绝不会在乎女人的。文化是印在骨子里, 流淌在血液中的。古之帝王有后妃, 妃常新而后不轻动。官吏则效法帝王, 正配夫人不动, 妾如增减衣物一样是要常新的。后妃、妻妾之间发生矛盾往往被牺牲的是妾, “后”固然也受委屈, 如:失去宠爱, 难得有机会与男人有肌肤之亲的机会等, 但其社会地位却因为是符合利益关系族群的期待, 源自明媒正娶“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而绝对地稳固。因为她的地位是两个家族利益关系的基础, 也是外人评价两个家族各种利益包括道德在内的参照, 其实与夫妻双方当事人的个人情感体验已经关系不大了;陈世美的故事从古到今都有极强的趋向性, 具有绝对的警示作用, 违背传统常伦的无故抛弃原配贤妻的行为会使男人失去社会的立足点, 不仅无存身进阶之地, 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由于离婚的成本与风险都超出想象的高, 因此, 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能轻动原配夫人的。延续至今, 男人心中的妻子地位亦是不愿轻动的, 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好色男性身边总是女人常新却绝不提与妻子离婚的现象了, 最好吃着碗里, 占着锅里, 参与其中的女人也都想争得“夫人”之位, 可见“爱情”永远是激情之后的利益分配中的筹码之一。所谓贤德之妻在此变成最好能帮助寻欢作乐后的男人解决因此带来的麻烦。妻子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意象, 女人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已完全消失, 彻底被物化成了某种关系中的一个位置。即使到了目前男女平等呼声如此高的情况下, 流在血液里的传统的文化心理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权力与女人的取舍。女性在男性的世界里被完全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的成份已极少了, 更多是被作为性资源的占有来看待, 与占有财富是同一心理基础, 只是表现形式有差异。爱情单纯地以男女双方情感为基础的“喜欢”在此文化背境下很难具有持久性, 爱情的前提是双方心理上是完全平等的两个人, 也即“人”的真正平等才有可能产生负责任的情感, 如果误以为一时之生理、心理之需而产生的“喜欢”是爱情, 就会使爱情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 只是当事人知与不知的问题。当在爱情中还夹杂着一些别的诉求组成的婚姻其风险性就不言自明了, 这可能是当下围城内外的男女们都极难有幸福感受的根本原因, 也是当今社会高离婚率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今的中国官吏如普运哲之流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 也接受一些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性解放之类的观念, 甚至也真诚地谈谈爱情。但这一切的基点是在稳固自己官位 (权力) 的前提下才谈的, 一旦这些和自己的官位 (权力) 相冲突时所有的一切情感、女人等立即变得可有可无, 甚至会立即烟消云散, 更有甚者会除之而后快, 其结果是不用预测的。小说里的其它人也都如此, 大家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同一性极高, 其价值取向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价值观是指个人自认 (或社会共识) 正当并据以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 合于标准即判为有价值, 不合标准则判为无价值。徐复观在回答“文化在本质上有没有中西之别”的问题时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两层去了解它, 就第一层说:无论文明、文化, 都是人造出来的, 人在本质上没有分别, 故文化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就第二层说:人的本质没有分别, 但人在成长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条件, 便出现许多形态不同的人。文化的本质没有分别, 但人性是个无限的存在, 有无限的可能性, 文化在发展中所遭遇的条件不同, 便会发展成不同形态的文化。有的发展偏向这一方面, 有的发展偏向另一方面。就第二层说, 中西文化有所不同。”近现代的中国人正处于文化震荡的时代, 文化震荡对人格及人的社会影响是多重的。一般说来, 受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和特定的心理因素的制约, 不同的个体对变迁的心理与行为反应也不尽相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在社会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转型人格即边际人。它是在新旧文化或本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碰撞、选择、冲突中导致人格分裂呈多变双重化的产物。边际人的心理处于一种失范状态, 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既急需选择又别无选择;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进行冒险, 又要为承受旧传统付出忍耐;在边际人身上痛苦和憧憬并存, 颓废和发奋同在。可以说, 铁凝小说里的人物就是一类典型的“边际人”群体。
小说里的人物中并没有令人崇拜的英雄或模范, 都是日常所见的平凡如邻居一般的人物, 偷情者副市长普运哲和女记者陶又佳“像是随意沦落在街头或者车站的一个普通市民的副市长原配夫人葛佩云、敲诈者白己贺、白己贺之女小学生白银、普家保姆、女记者的闺中密友丘华等, 都是小说里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这些人物在当今社会还有什么探讨的价值呢?
作者描画世态人情, 从一般人身上发掘他们普适性的价值;虽然故事的背景放在改革开放的现代某市, 它所包含的意义却广阔而深远。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背境下的女性社会并没有给予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存在的价值, 延续至今的文化心理依然使大多数人不能重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真正应该具有的独立性, 也就是法律上是与男性平等的, 文化心理上是不平等的。男性与女性在责任和义务上的边界是混淆不清的, 女性应得到真正的尊重与期待是不够的。因此, 中国女人常靠外在的认同来证得自己存在的价值, 为人妻之角色 (位置) 、丈夫、孩子等都是体现自己价值的载体之一, 缺失载体就意味着失去了价值。
中国人讲究“夫荣妻贵”, 葛佩云本来与普运哲是贫贱夫妻, 其教育背景与思想观念皆更趋向认同保守的传统规则, 中国自古形成的超稳定的夫妻关系使她无视时代的变迁, 时来运转终于熬到“夫荣妻贵”成为副市长夫人后还保持着“像是随意沦落在街头或者车站的一个普通市民”艰难岁月里的形象, 不知如何与时俱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身份”的会谈恋爱的时髦太太, 不知祸由此生, 简单宁静的生活从此无宁日矣。其结果是让那些自认为合时宜的女人们 (陶又佳类) 有机可乘, 她悲忿之余也还是以传统的方式处理悲伤并没找普运哲吵闹争执, 为了维护“市长夫人”之位置, 不惜潜心学习照相技术, 拍下了丈夫暧昧的照片, 也是为了有机会为争取自己的权益做好准备的无奈之举, 是被动卷入斗“小三”的行为中的。她并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有“小三”威胁到她的利益而主动采取防范措施。当事情已经发生后也没有甘愿接受“为人刀俎, 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事实,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正室夫人主动给丈夫纳妾的“让夫”美德是有本质区别的。时代毕竟已经到了提倡一夫一妻制的现代法制社会, 在重大利益面临受损的事实面前, 她学会重新认识世界, 正确地作出反应, 充分利用种种手段自卫, 并且很清楚, 自己之荣辱成败的关键点在普运哲, 而普运哲的致命点却是官职之得失, 失去官职不仅一切尽失还有可能招致祸患, 至于是否能得到普运哲的爱情是从来都不用想的事情, 夫妻关系的稳定形式比情投意合对她而言来得更直接和更实惠。归根到底还是在争取物的层面上用功夫。现实的规则是我党的干部在升迁竞争考察过程中常常是一审定前途的, 考察的关键时期后院落起火, 结果对官员的前途是极难预料的。因此, 她不动声色地准备材料, 可惜出人意外地弄巧成拙, 授人以柄。此举虽是本能的反应, 但比之年轻美貌的记者陶又佳更厉害一层。真不愧是市长夫人, 到底比其它人更了解行规并且这种可进可退的安排为普运哲自己回家留有足够的空间, 可见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 经过学习可以改变。虽然事实上的花好月圆并不代表她获得了丈夫的爱情与尊重。正因为如此, 此时社会普遍认同的“花好月圆”心理期待就更加突显了事实上对“人性”的践踏与漠视。身处其中以物化的外在形式为生活准则的男女们就显得特别地可怜可叹了。
陶又佳美丽聪慧受过现代高等教育, 满心满嘴都是爱情至上, 向往着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男女双方只有死亡才能使恩爱夫妻分开的守一不移的忠贞爱情, 她浓烈忠贞爱情的落脚点却是有家室的普运哲也就是别人的“合法丈夫”她就是客观上的“小三”身份, 这本身就是有违西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的, 于理不合, 于法也不容;如果脱离现实的一切规则只是单纯地享受一对男女间的所谓“爱情”, 那么此类爱情也是注定了处于无根状态的, 因为任何宗教中的神都未见有护佑邪淫之事的记载;何况她骨子里还向往着能享受中国式的“夫荣妻贵”获得丰厚的社会合法分配利益 (情感、名、利) 。对她而言两者都无奈“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不可能有所得。可见陶又佳这样自认的新新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也与副市长夫人葛佩云也处于同一文化心理层面其实也脱不了“夫荣妻贵”的主导心理, 想“转正”成为市长夫人, 挤掉市长的原配夫人葛佩云的想法和做法原则上就是无法实现的;况且陶又佳以爱情为名进行的偷情行为, 客观存在着以损人利己的行为方式来抢夺别人的资源以满足自己所需的事实, 与神圣贞洁的爱情精神更是毫不相干的。最后她的爱情发展到自欺欺人的心神不宁时, 关于爱情的神圣面纱被彻底扯开, 她与普运哲也不过是与所有普通通奸男女一样为满足欲望而偷情的平凡男女, 并没有因为身份的高贵与借口的高尚, 偷情的性质有何不同。此时, 她也因为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事实而采用了黔驴技穷式的手段, 其技俩也不过一方面是普通“小三”们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想法设法缠着男人, 另一方面也视与副市长的私情为自己既得的利益, 提防着别的女人与副市长发生关系成为副市长的“小四小五”, 容不得别的女人与自己分享与副市长的亲密关系, 于是她的总方针是“对普运哲能拉就拉, 得粘乎就粘乎, 拉不过来再说, 反正不能让那个吃糖的臭X好。”“偷的锣敲不得”本就名不正言不顺的非正当男女关系也想“恃宠逞强”如此忘形, 矛盾产生与激化是必然的。这与副市长夫人为维护自己的权利所用的手段形式不同但心理基础完全一致, 只是市长夫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婚姻的合法权利更使人觉得可以理解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心理压力相对较小, 名正言顺的行为心理成本的付出也相对较少;陶又佳虽然是找到了“为了爱情”的借口看似更符合人性但于情于法皆处于勃理状态, 失败的风险异常地高且社会支持较少, 社会认同度会更低且名不正言不顺的强夺行为原则上权益更无保障, 她的行为造成的心理压力会更大。恋爱中的男女如果捆绑了太多的利益诉求很快会不堪重负并且必然波及到男女双方间的相处感受, 此时“爱”会立即消失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去之而后快。包括后来的“恃宠逞强”希望能得到完整爱情的种种做法与男人的需求及仕途规律是完全背离的, 发展到普运哲下决心甩掉陶又佳已经是水到渠成的心理定势了。因此, 在清冷孤寂的清晨陶又佳拖着受伤的断臂被普运哲赶下了皇冠车, “市长夫人”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幻泡影是预定了的现实。
敲诈者白己贺因为女儿小学生白银的一次拾荒行为极偶然地得到了市长夫人的作品, “认定它是政治和性的结合”。现在白己贺也开始追逐了, 他隐约觉得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什么正等着他, 这实惠不是政治也不是生殖器, 而是由这两种东西所造就的另一种实惠;于是以此为据最大限度地为自己争取利益, 成为女人们鹬蚌相争后的渔翁。
铁凝把人物限于不大的区域, 不多的人群范围内, 细事末节都不是偶然的。正是这平淡熟悉的故事, 使每个细节都令人关切牵挂。
参考文献
[1]威廉托德舒尔茨 (William Todd Schultz) , 《心理传记学手册》, (2011) , 广州:暨南大学出片社.
[2]郭齐勇, 《中国儒学之精神》, (2009)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圣严法师, 《禅的体验禅的开示》, (2003) , 上海:上海佛学书局.
中国文化背景 篇10
一、晚近三十年以来的文化变迁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坚船利炮的打击, 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没有的现代新观念进入到中国语词和文化中, 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消化、整合和重构, 经过政治运动的竞争性选择, 与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当代文化观念的底座。改革开放以后, 世俗的理性主义战胜了极左的革命浪漫主义, 这些或远或近、或中或西的文化观念再一次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化, 其变迁具体表现在:
(一) 悲情文化的衰落
近代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 是在西方武力交逼、民族救亡图存的危难形势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系列术语、概念、逻辑、范畴和观点的提出, 都是在“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的宪政文化范式下完成的。这决定了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时, 不可避免的悲情主义心态。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财富获得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综合国力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恢复。近年来的“国学热”等一系列传统文化复归的现象, 充分体现了走出物质贫困的国人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热情。引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1840”情结不再居于主导地位, 激进的反传统思潮也同样失去话语主导能力, 意味着“悲情文化”的文化共同体逐渐衰落。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构建, 多元文化的逐渐共容, 重新整合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 从而使政治合法性得以续接是迫在眉睫的命题。
(二) 多元文化的长成
在传统儒家为主的一元文化体系中, 对任何差异性文化的强调都会导致文化上的诘问, 为维护威权体制而存在的一元文化, 严重禁锢了人的思想, 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 从而使古代中国的创造力被严重遏制。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家之间与民间的文化交流均日益繁盛, 客观上对一元文化体制构成了冲击。同时, 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与文化交流的繁盛, 促成了文化选择上的多样性, 表现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诉求日益强烈, 亚文化、次文化群体的大量出现, 新兴网络文化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等一系列现象, 提示着当下中国多元文化的共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 物质文化的勃兴
晚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也造就了民众财富的迅速积累。与此同时, 传统中国守信用、轻利重义等基本文化精神在世俗的物质生活面前蘧然隐退,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文化蔚然成风。在经济的高速增长面前, 民众的物质性文化取向固然亦为时代所不可避免, 然而重物质、重休闲享乐的生活面貌, 与精神生活的萧索成截然对比, 亦是令人忧思的问题。
毫无疑问, 晚近三十年以来的改革, 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变革。从高度集权体制中走出来的中国, 文化血统中揉杂了古典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时期、革命时期的种种遗迹, 又同时遭遇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文化转型, 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化的复杂机理。与此相适应,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经历了漫长的百年历程, 迄今成为一个揉杂中西方法律文化观念、体现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法律适用中高度强制与法不责众现象并存的复杂样态, 再一次证明“法律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体现”的历史法学派观点堪称经典。
二、文化变迁中隐藏的冲突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的法治建设从晚清开始变革中华传统法制、全面引进西方法典算起, 至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一百余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大抵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清廷全面改革法制, 由沈家本等修律大臣“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 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 以“不戾乎中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底线, 全面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第二阶段是孙中山创制“五权宪法”, 建立起民国的现代宪政体制, 此后, 民国政府又移植和制订了一套“六法体系”齐备的西式法律体系。第三阶段, 从建国初期开始, 全面移植苏联的法律制度, 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及其相关的法典。第四阶段发轫于1978年改革开放, 一套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结构严谨的法律制度又得以重新建构起来, 直至2010年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在这一历时性的建设过程中, 法治文化中既包含了近代启蒙知识分子“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的价值转换, 也体现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工具理性, 更经历了意识形态立法的宏大叙事, 然而百年法治建设的辗转浮沉, 却一再彰显了文化本身的自主性。尽管经由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体制的强势推动, 意识形态或主义宣教在文化面前所遭遇的无力感却依然显明。诚如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 (F.C.V.Savigny) 所言, 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 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 渊源于该民族的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 法律由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所决定, 而绝不是立法者可以随意制定的东西。
因此, 对于法治建设的反思必然伴随着对当下文化变迁的重新认识, 尤其是其中所隐藏的冲突构成我们检讨当下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法治建设移植与传承的困惑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法治思想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贫矿, 因此才有了百年来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活动。然而, 西方的法治思想深植于西方的历史传统之中,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缓慢变迁方始有今日之成就。即使被评价为以理性建构产生的《美国宪法》, 其历史渊源亦必须追溯到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和殖民地深厚的自治传统, 其产生过程与其说是设计, 不如说是妥协——理性建构与既存社会文化的妥协。因此, 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所带来的只是一系列新的语词、范式与逻辑, 其是否能与本国文化相融合才是法律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然而, 中国当下的法治发展所依循的仍然是政府主导, 自上而下的推进体制, 普法运动、普法宣传与教育看似轰轰烈烈, 却在三个层面隐含着悖论:一政府是真理的拥有者与法治的怀疑主义传统之间的矛盾;二自上而下推进体制与法治自下而上成长体制之间的矛盾;三是改革所要求不断试错、不断挑战既有规则的冲动与法治要求的规范性、普遍性与稳定性的矛盾。这种体制本身构成了当下中国法律运行的客观环境, 建构了一种潜在的当代“本土文化”, 并且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如何挖掘传统文化的法治资源, 挖掘哪些传统文化资源,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都必须经过此种“地方性知识”的筛选。可见的后果是法律移植形式多于实质, 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容乐观。故此, 传统文化所能提供的法治资源本已有限, 外来文化所能提供的正向资源又被体制所消减。双重夹击之下, 法治建设便只能留于口号, 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二) 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对主导法治文化的影响
现代国家之所以不同于古典国家, 其主要的标志在于对国民主权的确认。国民在国家生活中成为主权者, 能够参与国家生活, 判断国家事务, 并以此来行使国民权利以及履行国民义务。然则在人的主体性被发掘, 自由意志被释放的前提下, 每个独立的个体对生活、事务的理解必然不同, 因此, 在国家主导的主流文化之外, 必然出现诸多亚文化、次文化圈, 从而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的格局。应该说, 多元文化的形成, 是历史的必然。对之只存在国家是否宽容, 是否允许其共存的问题, 不存在中国当下有否形成多元文化的问题。多元文化的出现, 必然对传统主流文化构成挑战, 但这也是捍卫和扩大民权运动的成果, 同时是对已经出现的经济和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的一种文化上的严肃思考。它改变了对本国历史和传统的认识, 在历史领域内建立了新的知识结构和内容, 强调文化平等, 反对区分文化的优劣, 反对以欧美文化为标准尺度来对各种文化进行优劣排序, 是对普遍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霸权主义理论提出的严峻挑战。
尽管法治表现为一种规则文化, 但是法治的发展始终与自由、民主体制联系在一起, 始终与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发展联系在一起。正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所宣称的:“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因此, 基于人的多样性, 法治的文化基础实质在于宽容的文化品格。只有秉持宽容精神, 允许国民决定自己的精神生活, 承认其自由选择的权利, 保护少数人与弱势群体的权利, 尊重和维护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表达自由;只有在真理不是被奉为真理, 而是可以被检省、可以被探讨和被竞争性选择的社会, 未来的文化发展才有空间。然而在中国, 传统社会不宽容的文化历史和体制上不宽容的至上法权安排依然存在, 对亚文化、次文化圈的成长缺乏必要的支持, 这无疑将会扼杀多元文化的发展空间, 窒息民族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最终埋葬法治的生成土壤。
(三) 公民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冲突———法治是谁的信仰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人的社会属性, 压制个人的个性成长。近百年的内外交困、国难当头, 更加强化了中国人的国家观, 以至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被奉为圣经。晚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计划经济的松绑连带着国家在众多领域内放松管制, 对于中国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培养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 这一切, 依然是国家掌控之内的国家“放权”, 只是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逐渐退场, 让位于技术官僚式、经营管理式的公共生活治理方式。置此情形下,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始终以国家主导的方式进行, 立法的正当性未被充分追问, 违宪审查机制依然没有确立, 国家法简单地被认为应当是被信仰的。此种意义上的法治, “放逐了对于公共生活的批评性反思, 消隐了对于‘共善’和‘良善生活’的自由主义政治追问, 斩断了有关政策、法律和国家的德性之维的自然法考察, 甚至于着意模糊民族理想和基于公民理想的政治热情, 满足于让整个社会安于生产和消费。”在公民理性日益发达的今天, 因此产生了公民文化和国家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最典型的例证乃在于日益发达的网络媒体和网络语汇, 以虚拟空间的自由言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对国家文化的强势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可见, 国民并没有简单满足于经济、军事与科技的可观增长, 并不是没有声音地生活在执政者所宣称的自由民主的国度中, 法治的信仰依然需要求得理性公民的内心认同。
三、法治文化的形塑:文化之于法治, 法治之于文化
法律之于文化, 是否只能是依变项, 或者可以作为自变项, 向来是法律文化学上的一个重要争论。一方面, 正如哈特所言:“法律的基础不是法律的, 法律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法本身。法律赖以建立的基础, 是经验政治以及社会、文化上对法律统治的接受”, 文化构成了法治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 法治的推行, 自身也构成一个新型的文化内容。“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 在本质上是一个以法治文化精神重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当然, 从中国近百年法治发展历程来看, 文化与法治的互动却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法治建设必须关注文化的接受度, 并且不断加以调适, 方能改变西方法治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不适应性, 型构出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另一方面必须以已经被实证检验为有效的法治文化精神, 来影响和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法治建设不相适应的部分, 重构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 中国当代文化与法治建设的共同任务不啻于是整合一个新的法治文化共同体。
(一) 法治文化共同体的基点:国家与个人的共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直接来自于追求国富民强的现实冲动, 在中国经济已跻身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今天, 由经济的飞升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尽管仍然相当重要, 但是正如前面所谈道的, 悲情文化已不再是鼓舞民族士气、凝聚民族力量的法宝, 反倒是个人的解放与发展成为现代中国公民的重要诉求。“仓廪实而知礼节”, 作为自然个体的国人已经逐渐脱离了“自然的洞穴”, 而转化为作为公民个体的人。对此, 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了充分的肯认。因此, 当代中国文化共同体的整合基点恰在于对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同等尊重的基础上。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 其发展历程恰恰表明:不是国家对个体发展所采取的压制技术的高度发达促成了法治繁荣, 而是国家在保障个体发展的技术安排中促成了法治的繁荣, 而最终形成了国家与个人的双赢局面。因此, 在经济规模日益宏大、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 法治所提供的是一整套稳定和可预期的规则体系, 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可以形成文化变迁中恒定的力量, 因而对于当代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有着支柱性的作用。
(二) 塑造宽容的文化品格
文化的发展史表明, 个体基于对整体的需要将自己“奉献”给一个政治体, 并不意味着他应当被“同质化”, 恰恰相反, 个体只有在蕴含多样性和差别性的整体中才能获得其完善性。现代的法治文化与其说是规制文化, 不如说是选择文化。在古代自然法 (万民法) 向近代自然法转型的过程中, 自由成为人被发现与被解放的思想原点, 与文化相关联的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思想与良心自由等等都通过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固定下来, 成为个体可以选择的自由;民主体制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定所提供的毋宁说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机制, 不如说是肯认了一种少数与多数共存的局面, 以及证成了公民对不同意见的选择权。因此, 文化的宽容品格经由法治得到了确认。反过来, 宽容的文化又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贮备、选择机会与发展空间, 从而使良法之治成为可能。
(三) 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体系作为自主的系统
现代法治主义的理念, 便是要借由一定程度自主性的宪法去维护稳定的国家秩序。宪法所控制的规范体系不尽然只反映社会变动的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能基于其自身的正当性与原动力去引导社会的变动。因此, 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体系必须作为一个自主的系统, 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等国家系统, 方能达到控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否则, 宪法所制定的国家发展蓝图, 其自主性的欠缺, 就未必能对实际的国家生活发生引导的作用, 也使得人民最大可能自我实现之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法基本原则保障, 无法实际地从人民本身的思想养成及由其共同生活中所形塑的文化获得落实。
摘要：移自西方的现代法制不适宜于中国的本土环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 在原因的探寻上学界或诉诸传统文化的固执, 或归因于移植者的理想主义, 不一而足。以对晚近三十年文化所隐含的、渐近的变化为切入点, 指出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法治建设体制在回应当下文化中所隐含的冲突方面所表现出的困境, 指出应塑造宽容的文化品格, 构建法治文化共同体以弥补原有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消耗, 重构民族文化精神。
关键词：法治,建设,文化,共同体,宽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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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背景 篇11
路径依赖理论是指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通俗的说法，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就是符合路径依赖原理的。第一个明确提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路径依赖最早是用来解释技术演变过程的，但在文化传承上也有这种趋势。文化一旦步入一种强势路径，后面的一切都将依赖这条路径走下去，难以改变。我们的英语教学就在英美文化的强大路径下走到今天。
二、英语教学的国际背景及英语帝国主义
“语言帝国主义”一词，是丹麦学者Phillipson在1992年的同名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英语使用范围扩大到如此地步，原因在于英语国家的“外援”，很多用于“支持”第三世界的英语教学。他认为这是个大阴谋，因为越“支援”越“依赖”，英语霸权结构化。语言帝国主义的背后是文化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根据Burchfield，语言剥夺是一个不易觉察的情形，但无论如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语言帝国主义把一种语言文化置于核心地位，诱使外围语言文化向核心语言文化的标准看齐。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的弱势将导致民族的弱势。随着英语及其标准的输出，英语国家成功实现了文化扩张，其宗教、习俗、文学、艺术、体育，特别是青年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英语国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价值取向。
三、我国英语教学现状
目前状态下，我国的英语学习急剧升温，已成为世界上英语消费的第一大国。这主要是人们对“英语帝国主义”的危害认识不足，对路径过于依赖，英语地位被非理性抬高。例如，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教师和技术人员晋升职称、干部和公务员录用或提职，不管其工作是否需要，都必须通过相应的英语考试。正是这种导向，使英语在我国的地位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在其他非英语国家中是很少见的。
理论上讲，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社会就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简单说这两种情况就是自我强化和自我锁定。我国的英语教学存在着很强的路径依赖。英美国家经济的强大导致文化的入侵，我们在学习目的语文化的一切。而现在国家对英语的重视度及各种英语考试，都在强化着英语学习的这条路径。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知道他们的见面问候语、了解他们谈话中的禁忌、也清楚他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甚至不出国门可以用英语畅谈西方人早餐吃的食物，而面对我们自己天天早餐吃的馒头稀饭却哑口无言。所以我们现在的英语教学存在着博弈现象：一些人懂英语却不懂中国文化，一些人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却英语不过关。这两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学习英语多年的人无法向西方人介绍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我们用英语跟西方人交流的都是他们的文化，而他们却不能从我们的交流中了解到中国传统老庄哲学、孔孟之道等文化。中西文化不能很好地交流沟通，跨文化交际也是单方面的。
这说明中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本土文化的缺失。交际交流应该是双方的，双方都能从-交谈中获得各自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单方面的我说你听。西方人更感兴趣更想了解的是中国文化，而并不期待着我们用英语跟他们侃侃而谈莎士比亚和圣经。外语教学是为民族与民族间的双向交流服务的，绝不是摈弃一种文化而吸收另一种文化，更不应该排斥本族文化而去接受另一种文化。我们目前的英语教学偏离了方向，有点厚此薄彼，太过强调学习目的语而忽视了本族语。简而言之，我们现在的英语教学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以目的语为主导的英语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和学习西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是起促进作用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的现实。从长远来看，这种英语教学是会阻碍文化交流的，也与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是会妨碍我国在国际上进一步发展的。
四、中国文化传承
1传承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路径依赖过程是“刻点均衡”，制度创新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变化只有在“临界点”上才能发生。改变现行英语教学的路径就必须出现这样的临界点，而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世界在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今世界一些问题也很有帮助。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睿智地发现：“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被全世界吸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当全世界转向中国文化来寻求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作为中国人还有什么理由忽视自己的文化呢?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国家将中国传统的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定为法定节假日。这是一种转变，是我们快被漫天铺地的洋节日淹没时所听到的中国文化的声音。
2通过英语教学传承中国文化
要传承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必须打破现行英语教学的模式。要改变英语教学模式、传承中国文化，首先要从大纲和教材进行改革。要在大纲和教材中增加母语文化的内容。教学大纲和教材是英语教学的指挥棒。只有在大纲和教材中体现母语文化，广大的英语教师们才能在教学实践中传承中国文化；其次，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确定母语文化的主体性。教师必须让学生意识到，英语学得再好，其主体身份都是一个中国人。中国文化才是自己立足之本。用福柯的话讲，话语从来都不是中性的，话语是权利的象征。由于话语由语言所承载，在文化的发展、阐释和交流过程中，语言的重要性及其权力是不可忽略的。当我们与某种语言接触时，我们必定是在接触某种文化；再次，采取措施转变即得利益。英语教学以目的语为主导，教学的检验标准———各类英语考试—一相应地也只考核目的语文化。以中国本土的英语考试为例，我国四六级英语考试和硕士博士英语入学考试都没有考核中国文化。学生以目前的方式学习英语，四六级获得高分，容易找到好工作。硕士博士入学通过，人生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这些都是英语学习者的即得利益。在中国，考试是教学的风向标，可以指引教学方向、强化教学效果。如果我们不改变教学的检验标准，传承中国文化就没有实质性的体现。所以，在四六级和硕士博士英语考试中增加母语文化考核也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国文化。
更何况中国人用英语对外交流是国际性的，而不仅仅面向英国和美国，因此中国英语教材中的文化背景也应该体现多样性，目前来讲既然包含一定的英美历史文化知识外，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也应该有所涉及。
当然，以上这些在英语教学中传承中国文化的方法还存在一些的问题。比如，这对英语教师的要求就更高。英语教师一方面要有很强的母语文化主体性意识，另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而且这也给教师的英语教学和学生的英语学习提出更大的挑战。但是，教无定法、学无定法。教师和学生是有无限创造力的。也有很多论文专门介绍和探讨课堂教学中传承中国文化的具体办法，例如以研究性学习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有关中国文化的专题讨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穿插介绍中国文化，在讲授西方节日的同时比较中国传统节目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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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基安，警惕“英语帝国主义”侵蚀中华文化，上海宣传通讯，2005(23)
中国文化背景 篇12
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在中国梦的大背景下, 我们希望国家繁荣富强, 希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希望我们的教育事业在爱的文化环境下, 一线教育教学工作能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教育教学工作者。
在中国新生代, 或者说是在中国独生女在学生众体中所占比重的越来越大, 在各类学校, 特别是在中小学阶段的学校中, “学生有法, 老师无法。”的现象有着越演越裂之势。这在中国法制社会进程的不断推, 在教育系统中, 教育教学法律法规的颁布与改进, 在以人为本的大理念下, 一些家长助长部分学生的无法无天行为比比皆是。
这当中, 一个爱的理念, 一个保护学生的“教师不得体罚学生”的理念, 在以人为本, 在于关爱青少健康成长的, 与时俱进的人文关爱下的理念, 为所有青少的健康成长张开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这是法制时代, 法制社会, 法制强国, 依法治国体现于现代教育事来中的一个明显又让人欣喜的事情。
可是, 一些家长及时学生, 特别是独生子女学生比重较大不尊重教师, 以为有法律保护他, 就无视学校规章制度, 无视教师人格, 肆意行为, 无端辱骂一线教师。这样的现象, 除去部分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除去部分教师经验不足, 一些教学行为不妥当等因素之外。就整体现象而言, 师生间的一些不和谐现象还是不得不让人为之担忧的。
在这样的时代, 在这样的, 或者说是在这样的局部的, 却也是一个教育系统中确实存在的教育现象的面前, 爱教育, 爱的文化教育环境的形成, 就成了一个教育教学工作, 甚至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认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 他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 只要一句话, 就是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教育教学工作者必需具备良好的个人修养和师德, 特别是一线教育教学工作者更要具备。
教育教学工作者说粗话, 对学生不是打就是骂, 那我觉得这个教育教学工作者是违背师德的, 个人修养更不用谈。一个温柔的教育教学工作者, 她的学生也是温柔的。一个粗暴的教育教学工作者, 他教出来的学生也一定是粗暴的。所以教育教学工作者的言谈举止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平时孩子学生向你问好时, 你不理睬他。时间一长, 他就不会向你问好。教育教学工作者是一个开朗大方的人, 教出来的学生也会是开朗大方的。
学生都喜欢有素质有涵养的具有为人师表的教育教学工作者, 同样学生都不喜欢没有素质没有良好思想素质的教育教学工作者。高尔基说, 教育教学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是说教育教学工作者不仅仅是教书, 教育教学工作者必须重人格、作风、道德等方面的培养。教育教学工作者只有树立远大的理想才能在教育、教学中不断地完善自我教育,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烛成灰泪始干”应是一个优秀的教育教学工作者的写照。不管怎么说教育教学工作者对学生的重要, 作为教育教学工作者必需具备一颗爱学生的心。
爱, 是一个美丽的字眼, 对于还是孩子的学生来说, 教育教学工作者的爱是一种神奇而伟大的力量, 爱是滋润学生心灵的甘露, 爱是灌入学生心田的清泉, 爱是洒向学生心房的阳光。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教学工作者只有热爱学生, 才能打开学生的心扉, 学生才会向你倾吐心里话, 教育才会成功。”陶行知先生说过:“小孩子的体力与心理都需要适当的营养。有了适当的营养, 才能发生高度的创造力, 因而教育应当充满爱。”
“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 也是我们教育教学工作者的梦。在新时期, 在中国梦的大背景下, 教育教学行为中, 不论是从教育教学理论的高度上来看, 还是从教学行为中, 师生的相处、互动与成长的实际上来讲, 教育事业, 它都是一个需要爱的事业, 它更需要一个社会性质上的更为宽泛的爱的文化教育环境的形成。
这样的爱的文化教育环境的形成, 却是一个社会化的巨大工程。从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的角度而言, 教育教学的法律法规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 它保护了学生的健康成长的同时, 是否也保护了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的人生安全与人格尊严?或许有人会说, 人格尊严是自己给的, 人的威信是自己树立的。可是, 具体到教育系统内部, 这种“学生有法, 老师无法”。教育乱象却不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