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生成的背景

中国文化生成的背景（通用8篇）

中国文化生成的背景 篇1

内容摘要：

论文 关键词:仲裁 民族文化 尚和心态 论文摘要:仲裁作为一种 法律 调解制度，从西方植入我国只有短暂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却为仲裁在我国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 理学 为基础，阐述了 中国 国情下民族文化与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论文 关键词:仲裁 民族文化 尚和心态 论文摘要:仲裁作为一种 法律 调解制度，从西方植入我国只有短暂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却为仲裁在我国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 理学 为基础，阐述了 中国 国情下民族文化与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仲裁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该法律制度的产生、推行、应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文化效应，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别。法律制度的 发展，始终与该环境下的社会 经济 形态和文化形态相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传人我国大约才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单从制度来讲，仲裁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推行带有很强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特有心理，却为仲裁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提供了深厚而滋润的土壤。

一、特定社会 历史 铸造的中国人尚和心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型社会。农耕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不动的，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够长久稳定在居住地而有较少流动。只有在 自然 灾害或战乱时，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正如费孝通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稳定的生存空间中，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在群体规范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遵循着以和为贵的社会规则，这为中国人民的尚和心态的养成制造一个了良好的温床。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完全依赖着气候的变化，旱灾水灾的整治以及因时令限制而导致的高强度劳动，这些都是个人或少数人无法完成的，所以必须依靠多个人的齐心协力来共同完成。同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强化了人们的农本思想，轻视财富利益，并把安贫乐道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这种经济背景还使中国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态，使得中国人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尚和”作为平衡人我关系和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

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很早便确定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己与群。但己与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全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大道，即人相处之道。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社会重于个人，提倡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的社会取向成为中国人社会生存与适应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态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影响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处世之道。

二、中国人尚和心态的文化思想根源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历史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儒、释、道三家，同时它们对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自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家、道家、佛教三家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经过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彼此转化，融合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中国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一直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

在动荡的东周时代，诸子百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和的概念。推崇中庸思维的儒家将“和”字赋予了“和谐”、“谦和”、“和睦”等一系列具有中庸色彩的涵义。和，是处理人际关系及一切事物的最佳准则，也是人行动自律的内在原则。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于将个体视为一个成就圣贤积极主动的自我，因此儒家强调，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不断地自我修养以完成“自我”的超越与转化。自我修养的主要功夫在于“自制”，在于压制自我的欲念，以遵守外在的礼制和规范。而悟守规则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则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存在，营造了平和的社会环境，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了统治。

如果说儒家带有自上而下的 政治 色彩，那么作为儒家补结构的道家，则以自然为依归，崇尚“无为、不争”，“至虚、守静”，“寡欲、知足”及“安时而顺处”以达到精神自由的超越境界。让长期处在“克己复礼为仁”的心理紧张和裹足在社会关系和责任中不自由的中国人，获得一个消解内在冲突和紧张的处方。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文化要求产生了中国人的内在紧张，那么道家思想就是提供了每一个中国人可以继续忍下去的心理空间，透过它的“不争 哲学 ”而有了一个可以保持内在平衡的心理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思就是说，和是万物的本质与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道家强调出世、适意的人生观扩展了中国人的心理空间，其“正言若反”的朴素辩证法则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人谦忍、尚和的能力。

佛教的人生哲学则经由苦、集、灭、道四谛的精细论证，来说明人生是苦的判断，进而强调通过抑制自我、排除我欲，达到无我的状态，以进人涅架的解脱境界。佛教所宣扬的忍辱哲学，让中国人更能无条件地忍受他人诸般恶行，其心性学说，对极力主张禁欲的理学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更是佛教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影响。

总体而言，中华文明所重视的以道德修养为人生主要目标的禁欲思想，是中国人时时刻刻皆须要忍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历史文明从未断裂并顽强地传承至今仍生机勃勃的国家，它与这种国家至上、以和为贵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不无关系。正是在这种“和”文化氛围的几千年熏陶下，尚和心态深深浸润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给中国人的“和谐”气质烙下了一层重重的文化印迹。

中国文化生成的背景 篇2

关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 学者从时间上、内涵上对此有不同的解说, 比较一直的观点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化, 是一种“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政治性文化’范式, 归属于大陆连绵型文化、农业文化和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文化。以汉民族文化为主题, 融合了其他少数民族和周围地域文化, 以宗法家族礼教文化为核心, 将伦理道德作为维系社会道德的根本, 在思维方式上重和谐、整体、直觉、实用。”【1】在这种传统的家族文化笼罩下,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家庭关系模式与封建宗法制度一致, 是一种封建家庭关系模式, 其主要特征是父权、夫权至上。在这种家庭关系模式里, 家庭纵向关系是父母或家长居最高地位, 长辈在家庭里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 家庭横向关系是男尊女卑, 女性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 依附性很强, 地位卑贱, 这种横向关系又服从于家庭纵向关系。“家族法则”令人性失抑, 让人格萎缩, 导致人生悲剧。这种文化系统也是消磨人的个人意志与人生追求的精神麻药。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家族人物抒写中, 传统的家族训导导致的人格悲剧在“长子”这一家族子弟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长子作为宗法利益的体现者, 一生都在为家族的持存与发展克己齐家。尤其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中, 面对着新文化的召唤, 面对礼教对人爱欲的过度抑制, 致使心理淤塞, 精神不振, 造成人格扭曲的悲剧。弗洛伊德认为, 爱欲“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 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2】正因为爱欲对生命的发展与提升功能, 每一个生命体都对爱欲有着强烈的渴望, 并或隐或显地追求和实现它。也正是这种原始性的生命追求, 传统家庭中这一套封建枷锁有了被粉碎的现实冲动。面对新时代、新文化的召唤, 封建家族这座“大山”开始出现了动摇, 自觉反叛的灵魂进入了家族文化的视野, 成为家族“培育”出的自己的掘墓人, 构成了对族长意志和家族秩序的反抗。

2008年的开年大戏《闯关东》, 反映的是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三百年间, 山东农民为谋求生路从中原逃亡到东北大规模的迁徙这样一段历史。全剧以1904年山东大旱为背景, 描写朱开山一家因为战乱和灾荒, 从山东老家来到了白山黑水。他们淘金, 伐木, 种植庄稼, 与土匪, 官府, 封建把头周旋, 一次次死里逃生,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朱家一共有三个儿子, 其中以二儿子朱传武性格最为鲜明。朱开山为人老实忠厚, 其媳妇通情达理, 但本剧却树立了朱传武这样一个叛逆者形象, 血气方刚, 性情勇武, 不为家长所安排的婚姻所妥协。他的叛逆行为背后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与个体自由意志的矛盾冲突造成的。

西方家族叙事中的家族文化的瓦解力量更多来自于外部世界——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对“家”的干预。与西方家族文化的瓦解力量的来源不同, 中国家族文化的衰微则起因于内部世界——“人”与“家”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则是家族文化中消极因素与时代碰撞的结果。子女与家庭的冲突包括子女的出走所要解决的都是做“人”的问题, “宅门逆子”这是一个传统中国所必然面对的家庭问题。

“人”与“家”的冲突、家族文化中消极因素与儿孙们做“人”要求的对立, 构成了“逆子”角色性格产生的根据;走出封建家庭的牢笼, 打破传统观念的桎梏, 摆脱宗法纲常的束缚, 这些又成为了“逆子”性格的直接诉求。意志坚定、行动果敢、敢于违抗父母意志、个性鲜明、崇尚自由、追求个人幸福, 出走是他们最显著的叛逆行为, 同时又怀有朦胧的家族情结与意识, 这些基本构成了逆子性格的典型特征。

2、观念的激变与激变的时代

家族, 被称为“文化的千层饼”,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家族“分任了人类经验中的一切兴衰变迁, 它较其他任何制度更能明白地揭露人类从原始野蛮的深渊, 经过开化时代以至于文明时代进步的逐步阶梯”。【3】

在新旧思想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下,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便为我们塑造了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自觉反叛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叛逆者形象——“狂人”。但狂人的反抗只停留在精神层面指斥家族礼法吃人本质的自我发狂的悲剧阶段, 没有提供更多鲜活的生活内容。而巴金的《家》则着力刻画出了被注入“五四”时代精神的叛逆青年的形象。“与传统的告别, 对未来的憧憬, 个体的觉醒, 观念的解放, 纷至沓来的人生感触, 性的苦闷, 爱的欲求, 生的烦恼, 丑的现实, 个性主义, 虚无主义、人道主义……所有这些都混杂成一团, 在这批新青年的胸怀中冲撞着、激荡着”。【4】小说中的觉民和觉慧是那个激变时代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两个幼稚而大胆的叛逆者文学形象, 觉民的叛逆行动主要是逃婚, 觉慧的反叛性格集中体现在三件事:帮助觉民逃婚, 拒绝捉鬼, 离家出走。他的离家出走与贾宝玉的离家出走有质的不同, 他是在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下反叛封建家庭、摆脱桎梏而不仅仅是逃脱, 他是去探求新知, 寻找新世界而不是走向虚无。

如果说新时期下, 艺术创作中还存有对“逆子”角色的呼唤, 创作者更多借鉴的是“逆子”品格与时代精神的吻合以及“逆子”所独具的个性魅力在艺术作品中的审美价值。当下的家族电视剧创作, 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商贾题材。“宅门逆子”的角色也因此有了更大施展的舞台, 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伦理的范畴。人物个性的不羁使他们有了更多冒险的精神, 叛逆者的品格让其具有了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性格特点, 这些比起性格中庸的保守者, 更加符合商业社会的品质要求。在家族题材电视剧创作中, 创作者越来越倾向于家庭内部的伦理斗争与家族在商业竞争中的外部斗争这两条线索。内部的伦理“斗争”在家族创业的关键过程中会自然地让位给予社会存在的外部“斗争”。在家族事业的危难时刻, 具有性格优势的“逆子”形象, 也因此适时地扮演起了家族创业者的角色。

时代在发展, 思想文化在改变, 同一类型人物的角色定位也在变化。“逆子”出生在观念跌宕的“五四”时代, 跨世纪的历程一路走来, 形象愈发丰富鲜明。

摘要：文化传统中的家族文化, 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作为社会个体无不生活在一定的家庭之中,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它不仅承担着人类传承延续的作用, 而且正是每一个家庭的历史, 构成与记载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家族透视时代的变迁, 从时代的变迁窥视家族的兴衰。在家庭内部, “父——子”关系构成文学作品中冲突的一贯主题, 在电视剧创作的领域, 这个主题成为了家族剧中重要的影像表现。“逆子”形象 (叛逆者) , 一直是国内电视剧创作屡屡涉及的家族人物形象的一类, 它不断被利用为各种价值意义的载体, 同时作为创作者完成家族叙事建构的重要一环。诞生于上个世纪鲁迅笔下的叛逆者形象——“狂人”, 一直成长到今天电视剧创作中的“逆子”形象, 自身具有了更多的形象价值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宅门逆子,形象价值,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化通论》, 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427-433页。

[2]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55、144页。

[3]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1年版, 第85页。

中国文化生成的背景 篇3

关键词：“打棒”；运河文化；舞蹈形态

山东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其中一段，全长97.5公里，整个河段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码头，从北自阳谷流入境内，进入聊城的李海务、城关镇与梁水镇、向西北方向流入临清境内，其中梁乡闸就是一个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西北部的梁水镇的一个码头，因漕运的兴起，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为“运河伞棒舞”“拉纤号”等的形成孕育了丰富的温床。然而，“运河伞棒舞”中“打棒”的舞蹈形态又是如何过度的呢？

运河的开通，自然受益的是运河上的船只货运，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漕运，即粮食的运输，其他的运输形式还包括盐、竹子、米、煤炭等商品的运输。在漕船过坝时，有时单靠水流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时就需要纤夫的人力为船的通行助力。

“文化心理结构是人的心理中文化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结合。与自然因素——人的本能的知觉倾向、能力、个性等——直接有关的东西，一旦进入特定社会文化的氛围之中，便立即按照这种社会文化的特殊需要作出改变，而突破日常行为的普遍模式，创造出一个合乎内在规律的同时又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另一个境界——即审美的境界”[1]运河纤夫在日复一日的拉纤生活中，他们的身体对于拉纤工作的感知力，因自身的能力、性格对繁重的体力付出所作出本能的疲劳反应，置身于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他们强烈期望突破并改变日常行为的枯燥模式，此时，一种全新且符合自身身体规律、并未超出有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新的审美形式——“打棒”舞蹈形态从生活动作中“分娩”出来。

打棒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造成打棒之所以能区别于其他地区民俗舞蹈体态的重要原因，与其当地的地域环境、水神信仰、经济生产方式、运河文化等诸因素是无法肢解分开而论的。

第一，地域环境对“运河伞棒舞”形成产生的影响。“运河伞棒舞”发源地——梁闸村是运河聊城段的重要流经之地，梁乡闸则是位于梁闸村的一个码头，依傍于运河两岸而形成了特有的运河民俗。

聊城位于北纬35°47′-37°02′和东经115°16′-116°

32′之间，山东省的西部，被誉为“江北水城”，地处鲁西平原，为黄河冲积平原，整个市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均在27.5～49m之间。聊城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春季多干旱、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干旱，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正是由于这种气候，在水旱灾害发生之时，超出了人的能力，水神的信仰便在当地兴盛起来。

第二，风俗信仰。在漕运与旱灾治理的过程中，水神的信仰在居民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能起到安定人心、文化娱乐的作用，还能促进人的团结一致、共同战胜灾害的愿望。因此，水神的信仰不仅包括因运河兴起的运河水神，还包括面对水旱灾害时的治水神和祈雨神。

运河的繁荣，虽然带动了粮食、盐、茶叶等漕船运输的发展，加之运河的决堤，同时还加重了运河对往来船只的承载能力。明人李流芳《檀园集》云：“济河五十闸，闸水不濡轨。十里置一闸，蓄水如蓄髓。一闸走一日，守闸如守鬼。下水顾其前，上水还顾尾。帆樯委若弃，篙橹静如死。京路三千余，日行十余里。迢迢春明门，何时能到彼”。[2]由于漕船的重量及体积过大，过闸时的困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乎，人们自然将过坝寄予水神之上，只有水神的佑护，漕船方能顺利通过，久而久之，对水神的崇拜依赖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据《清门考源》记载，漕帮 “粮船至三大闸时，先在大王庙内焚香唱戏谢神，人集如山，百官照料，而后过闸。过闸船由下而上，非神功不能做到安渡危境。”[3]在祭拜的过程中，无论漕军，还是运河纤夫，在运河文化的整体背景下，由于众人的情绪受到祭拜的鼓舞与振奋，运河“伞棒舞”在水神信仰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第三，经济生产方式。聊城段随着漕运的兴起，带动着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漕运不仅有粮食的运输，此外更是含扩了盐、茶业的繁荣。“卫河水枯期，会通河道高悬于卫河之上，卫河水丰期，浊流常倒灌会通河，泥沙淤塞河道，漕船至板闸口仍有拖坝之险。所谓拖坝，即水少时，船均由坝上拖过，俗谓之拖坝。拖坝之时，用壮夫牵挽，利用坝上滑泥顺势拖过”[3]船只的频繁往来，在通过水闸时，有时只借助河水落差的冲击力是不够的，人工拉船在辅助船只顺利通行时就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运河居民为了适应这种生存，选择了运河纤夫的职业，为打棒的舞蹈体态埋下了深刻的种子。

第四，运河文化。运河纤夫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由于船只与货物的重量，纤夫们不得不以上身前倾增加身体向前的动力，而且还通过膝盖的弯曲以保证身体的协调，以确保整个身体与地面的稳固，使整个船只顺利通行。

此外，在每次筑堤、清淤时，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抬土、下桩、打夯，“硪”就是用来夯土筑堤的工具，劳动号子不仅统一了人力的节奏，加上“嗨呦，嗬哩嗨”的歌词，还将劳累的苦力通过音乐发泄出来，形成了“硪号”，也称为“夯号”。他们在拉纤、打夯时，通过拉纤号、夯号的领与合的统一节奏，齐心协力将目标完成的同时也借助即兴的民歌消除疲劳，减少拉纤时的辛苦与乏味。在拉纤、打夯休息之余，还以运河秧歌的民间舞蹈形式解除乏闷，为日复一日地枯燥工作增添生活的乐趣。

“打棒”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交织、碰撞而形成的，它在长期植根于独特的鲁西文化土壤的发展衍变过程中，在鲁西的地域环境、水神信仰、经济生产方式、运河文化等诸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彰显着风丰富的运河文化气息。

独具特色、生动活泼的“运河伞棒舞”通过艺术的形式作用于当地居民，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当地居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有着强身健体、娱乐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占据着团结民族、为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角色。然而，這一伟大民间艺术的诞生，是由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文化。

参考文献：

[1]资华筠，王宁.舞蹈生态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126.

[2]李流芳（明）.檀园集（卷一·闸河舟中戏效长庆体）[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01.

[3]胡梦飞.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述略[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创新 篇4

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李 珍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它正在突破以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把世界的各个角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各国的经济技术联为一体，政治接触更加频繁，文化交融更加紧密。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作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无疑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文化创新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文化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范畴，是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识和观念形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纽带。可以说，文化乃国家之精神。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国际情况来看，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领域，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竞争领域，尤其是文化霸权主义者利用其在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将其创新的网络标准推广为全球标准，通过因特网向世界全方位、全时 空、全天候地倾销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迫使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创新能力方面形成对它的依赖，并借此进一步侵蚀、消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而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从国内情况来看，随着我国现代化全面、深入的进展，人们的现代观念、现代意识逐步确立，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审美观念等在内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系正在形成。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加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使文化发展也呈现出全新态势，表现为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激烈与频繁。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

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强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这个问题，不仅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且要使全社会都树立这样的意识。”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论断可以验诸世界文明史：凡是具有文化创新能力的国家和民族，就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反之，就要停滞，就会没落。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是一种“人化形式”,是人类在创造性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有关世界和自我的经验与知识,是有关生命意义的价值判 定及其表达。因此文化是发展的，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固定不变的。从历史的发展看，有的文化发展了，有的文化消失了，这就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历史学家汤比因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罗列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20多种文明，而今其中很多已经绝迹。在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中国外，其他三大文明都消失了，其文化原因在于丧失了文化创新的功能和能力。而当它们作为世界古文明发展的代表的时候，它们具有很强的文化创新能力。中国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发展并延续下来，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其间奥秘如同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所指出的，中国文化有一种吐故纳新的能力。这种文化创新能力，来自中国文化所固有的“自强不息、求变图强、日日维新”的文化精神。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文化自身能否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不断创新，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安全。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文化创新“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要求我们在保持其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通过全面的创新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建设先进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观察与思考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放在国际环境中来考察，放在人类发展的大势中来考察，反复强调领导干部“眼界要非常宽阔”，“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同样，江泽民同志还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提出，我们党尤其是新一代政治家要努力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使他们能够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文化创新，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二、全球化与中国的文化创新

（一）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交流、联系、影响的社会活动进程。文化全球化是由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决定的、以文化传播技术为媒介的、以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上的大规模交流与互动为内涵的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从文化的角度讲，全球化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各民族本土文化通过广泛的交流、相互的渗透和补充、交相融合，不断地突破民族本土文化各自的地域界限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民族本土文化固有的疆域并在世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上的认同，不断地将各民族本土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同享用的资源。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日趋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历史和现实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断的预见性和正确性。

文化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以来导致本民族文化突破地域上的局限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共性，构成人类共享的公共的文明财富和资源。而由于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全球流动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的出现，更使得文化产品及文化生产方式跨国界跨民族的传播与交流得到空前的扩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本身就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需求和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利益的问题，因而人类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创造便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一面。显而易见，文化全球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种必然结果，是人类共同体验、创造的结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客观上有助于 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以至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

事实上，当我们在国内畅饮着可口可乐饮料、品味着麦当劳快餐、欣赏着好莱坞电影、在同一时间内惊诧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崩塌时，当我们在国外穿行在唐人街上、走过洋大夫们所开设的中医针灸与按摩诊所、看到外国人认真地练习太极拳及国外电影中潇洒飘逸的“中国功夫”时，都会体验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悄无声息的文化全球化过程的参与者，因为在信息时代，许多经济产品、经济现象同样也是文化产品、文化现象，如图书出版、影视、音乐作品、传播技术与传播内容，直至餐饮、旅游等。的确，经济全球化本身蕴涵着经济与文化的不可剥离性。只是当人们再度回眸时才发现，原来与经济、政治的全球化相比，人们更为直接、也更强烈地感受到的还是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过程。

（二）文化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场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汇融合，彼此取长补短，一定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中国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华文明成果，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全面展示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的同时，拓展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使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它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胸襟，使我们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来考虑问题，而是积极思考、关注一些具有全球化或全人类的文化现象和课题；它促进了我们同其它不同文化的接触、对话和交流，使我们能够分享世界文化的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它也给我们提 供了更多文化参与的机会和更大文化创造的舞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文化全球化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使不同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消除伴随着文化交往和融合而来的文化冲突与矛盾。相反，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反而使这种冲突与矛盾更加复杂，更加激烈。事实上，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弱两极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文化全球化本身既是客观历史进程，同时又是西方强势文化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在这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与其他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在文化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它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等得到扩张，文化主体性得到张扬，是文化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它们作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凭借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优势，主宰了全球的文化生产和信息传播。随着文化产品的推销，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被输出到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其文化明显处于守势和边缘地带，甚至有失去自主性和生存空间的危险。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我们就有武器。”这就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中,必须高度警惕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文化霸权。但要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最根本的还不仅仅在于这种“警惕”,而 在于必须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潮头,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用发展的眼光，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否保持前进方向,不断增强吸引力和感召力,将最终取决于在竞争和选择的环境中的文化创新的能力。

由上可见，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是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渗透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风和日丽，也有可能电闪雷鸣。但不论是友好的交流，还是激烈的冲突，中国文化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文化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就必须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事实上，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竞争的加剧，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重要，也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文化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文化的兴衰，全在于创新与否。中国文化的创新，就是这样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被鲜明地凸显了出来，成为我们无法回避也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三、中国文化创新的维度

建设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先进文化，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臶。按照江泽民同志的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讲文化创新，根本目标是建设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需要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宏观的理论思维和整体的战略目光来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的新问题，推进全方位的文化创新。

（一）推进思想理论创新

思想理论创新是文化创新的核心。发展先进文化，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重大变化和崭新课题，要使先进文化的发展不停顿，首先在理论上不能停顿。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灵魂，其指导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实践。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价值功能和凝聚作用。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世纪之初，为解决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时代发展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理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性问题。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思潮既有吸纳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争、既有渗透又有抵御的复杂形势，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将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二）推进文化观念创新

以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去迎接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哪一方面的创新，都是首先源于观念、理念的创新。因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面对经济方式多样化的趋势，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际、新要求，把丰富多彩、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生活实践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同生活保持着血肉联系，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倾听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心声与要求，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确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价值、新观念、新道德、新规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在新的实践中变挑战为机遇，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推进文化内容的创新

第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我们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实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在内容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社会主义文化产品成为鼓舞人、鞭策人、激励人的精神武器，无论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文化艺术作品，都应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以深沉的思想内涵和崭新的表现形式，去适应全球化进程的需要。第二，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和实践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和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 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第三，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为着力点，在全社会逐步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第四，要积极进行教育和科技创新。坚持教育创新，必须把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臵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还要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只有积极跟踪高新技术发展，及时运用科技进步最新成果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升级，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才能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夺取和保持优势地位。

（四）推进文化体制创新

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必须加强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积极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文化的发展虽由经济的发展所决定，但它又有滋生发展的规律。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体制的改革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当代中国先进文化要求、遵循精神产品创作生产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生 产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异质文化之间才具有交流、融合、更新发展的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界各民族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传入中国。中国要融入世界潮流，首先就要让世界了解开放的中国。全球化给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会。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在内的各种现代传媒手段，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把开放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同时，我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应多创作一些群众喜闻乐见，反映人们生活和传统道德，积极向上的文学艺术形象，大力发展影视产业，打入国际市场。认清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经济化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西方的一些大型国际传媒和娱乐业公司对中国的文化市场窥伺已久，面对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立足民族文化的创新来改变文化市场中民族文化产品的短缺，遏制音像制品盗版和非法出版物出笼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严禁资本主义文化垃圾的传入。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已越来越高，它必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四、文化创新中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一）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落后的传统，也有优秀的传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人合一的终级关怀，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想，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和而不同的文化胸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全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也存在着浓厚的官本位、等级观念、保守封闭心态、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思想以及迷信成分，对国民习性产生消极影响。长期以来，在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需要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弊端，也无论对传统文化持怎样的批判态度，我们都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母语，是我们承袭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创新的密码。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和负面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是必要的，但一味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和抨击，无疑是一种文化自戕行为。它不仅将使传统文化自身无法更新，而且也将使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破旧不能立新，只有承旧方可创新。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要以 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根。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发展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内在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对待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经过现代的诠释，给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创新，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二）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也就是说，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两面性。西方文化有其缺失的一面，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中国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个民族如果能发扬民族文化的积极方面，改变消极方面，该文化则有利于民族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则应予以革除。目前，在世界诸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无论是其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凡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是任何民族发展过程中都必然会受到的冲击，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种冲击和影响。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发展中国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面向世界。所谓立足本国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建设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民族习惯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进行，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所谓面向世界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不能搞文化封闭。近代中 国和世界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逐渐形成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我国作为一个文化传统极其深厚、哲学智慧十分丰富的文明古国，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那些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的仁人志士，他们行动的源泉就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中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它要迎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把自己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否则就不能自豪、自信、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西方各国或东方日本现代化的翻版，而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勇气、信心、智慧和力量的产物”。

我们在肯定民族文化意义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只能积极应对，主动迎战，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同其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才能更新和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对于我们来说，面对全球化的浪潮，要有现代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敢于正面对各种外来文化加以分析权衡，去取得 当，促使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在融合中实现创新。

（三）文化创新与文化安全的关系

中国文化生成的背景 篇5

摘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这柄双刃剑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承受着它狂风暴雨般的洗礼。在这场文化较量中，对于我们这个一向以自己五千年文明历史而自豪的中华民族，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措施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传统文化 机遇 挑战 应对措施

引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 然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这柄双刃剑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承受着它狂风暴雨般的洗礼。在这场文化较量中，对于我们这个一向以自己五千年文明历史而自豪的中华民族，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如十七大六中全会所要求的那样“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力量”。[2]

一、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传统文化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相对于外来文化而言是本土文化，即民族文化；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是指历史上形成并流行至今的文化。[3]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4]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要经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最终还要实现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是世界性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认同的发展趋势，它必然会对世界上所有的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构成破坏和冲击，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但总的来说，机遇大于挑战。

1.全球化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带来机遇

现在我国传统文化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很有价值，尽管有其落后、僵化、腐朽的一面，但更有它灵活开放，能够吸纳、适应、自我调节、获取新的生命力的一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它完全有能力在继承自己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有别于当今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东方文化体系，从而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1.1 融汇百家发展自我

一直以来，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排他性，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和交融性。自从汉代统治者推行“独尊儒术”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凌驾于诸子学说之上而成为经学，是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文化。[5]儒家学说能够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巨变而维持其主导地位不动摇，其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本身具有吸纳性，它不断地吸取一些新的、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因素，而使自身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可以如此。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西方文化，但它最终能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是因为其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最终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毛泽东思想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最佳结合，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产生出邓小平理论。这些无一不体现一种客观辩证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壮大其自身。1.2 去除糟粕提升自我

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中的反映，无论古今中外，文化并不都是先进的［6］，也有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全球化的进展，打开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要求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不平衡，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文化门类发展较快，而以精神创造为依托的文化门类则相对迟缓，全球化趋势有利于我们按市场规则发展文化产业，加大文化产业经营开发力度，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从而提升自我，使中国先进文化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7]

1.3 文化传播增强影响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必然发挥重要的凝聚和认同作用，尤其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阐发与完善，逐渐积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深深地融汇于全球华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因此，借助于全球化的平台，使得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自2004年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到2009年底，我国已经在88个国家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4所孔子课堂，还有50多个国家的260所机构提出了开办申请。[8]孔子学院的兴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作为国际汉语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的平台，孔子学院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将中国哲学、教育学、伦理学传输到世界各地，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1.4 文化归属外在动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基于历史、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一面。全球化带来的人群扩散与混居，使得同一地域的民众信仰着不同的文化，他们需要确定自己的文化归属。中国有着大量的海外移民，他们的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他们认同的文化也还是中国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出于文化上认祖归宗的需要而不断的探寻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海外游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外来文化也不断的进入中国，冲击着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化信仰。这种冲击曾经一度被我们，特别是年轻人视作一种时尚，将对传统的背叛视为自己进步的标志。但背叛带来的传统文化生存危机以及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等诸多的差异，使得他们从背叛传统走向了维护传统，从鄙视传统文化走向了重视传统文化，从而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复兴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5 国外关注国际支持

全球并不仅仅是富国与强国经济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的融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改变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就在我们否定传统的时候，西方人却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从中发现了不少可以根治他们的社会弊病的方法。例如，他们从老子的著作中发现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生成说的初步设想，也从中找到了对当今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环境保护思想，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从中他们看到了现代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在全球化的带来的文化冲击下，一些植根于弱势经济的文化面临着生存危机；同时由于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文化冲突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保护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环境为中国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提供了国际支持，这对于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1.6 审视自己加强保护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对文化资源的争夺也日益激烈起来，人们不仅需要文化的认同，更需要对一种文化资源的合法拥有，从法律上确定文化资源的归属。正是基于这种心态，韩国人在2005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端午节列为韩国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而2006年又传出了日本人要在文化领域抢注三国等商标。这些都为我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之前不少人认为西方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中国传统文化是应该被淘汰的文化，是可以抛弃的文化。外国对中国的文化资源的抢夺，特别是国外对基于这种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价值，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由于韩国人抢注了端午节而引起了国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高度关注，进而推动了国务院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民间也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

2.全球化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挑战

江泽民曾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9] 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与好处: 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美国大片，可口可乐加薯条亦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然而，当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京剧、昆曲岌岌可危的发展困境，民间艺术的后继乏人，文化全球化富有侵略性的一面也表现出来，其带给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是无法回避的。[10] 2.1 思想观念倍受冲击

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多元化对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的冲击日益显现，西方敌对

势力凭借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以其文化强势，竭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鼓吹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有优势，使得依托网络传播的文化交流失去了对等性和相互性，变成了不对等的和单向的渗透，从而使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随着外来不良文化的入侵，国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都可能发生变化。

2.2 文化认同产生困境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对民族认同乃至国家认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全球化而被推销到全世界的不仅仅是牛仔裤或美国大片等实体商品，同时还有这些产品所附带的美国文化。[11]这一切，正在削弱中国的文化基础，使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和传统的破裂。面对美国影视文化不停顿的狂轰滥炸，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正在遭受严重的扭曲，甚至遭受一场严重的劫难。文化的侵略扩张使我国社会变得极度脆弱，抹杀我国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2.3 传统文化后继乏人

如今的年轻一代，对近代、现代、当代历史所知甚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所知了了。他们更关心消费的新潮，消费文化对他们是具体的诱惑。十几岁的儿童们亦是在这种大量广告文化、商业文化的影响下成长的。他们从小就受到了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几岁就开始学习英语，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如何无人注意，但却会因英语好而受到表扬。他们喜爱的是“麦当劳”、“肯德基”，他们醉心于“美国大片”。他们更加迅速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植根更浅，而他们却是中国未来的文化大军。面对这些严重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知识大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倍显重要。2.4 文化产业压力巨大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构成和创造财富的手段。文化产业是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复兴中的我国传统文化理应加强文化产业的建设，但是面对技术先进、经营成熟、市场竞争力强的西方文化产业，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产业规模上，西方已经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实力的巨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而我国文化企业则规模小、产业集约化程度低、资源分散、竞争力弱。现在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 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着。在技术上，西方文化产业已经广泛应用数字技术、仿生技术等高新技术，文化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相互融合，而我国的文化生产单位大多还停留于传统技术手段，停留于一般文化产品的制作和开发。因此，在全球化竞争中，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二、全球化背景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应对措施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自古以来，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的文化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在全球化这个 大背景下，要做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传承及发展，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应对措施：

1.突出民族特色，强化核心地位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12] 一个民族的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同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一样，都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原则，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和传承我们的民族优秀文化，这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一步。

2.吸收外来文化，做到兼容并蓄

西方文化中有些东西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不断地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全球化发展，并且通过自身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让自己在这个利弊兼有的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力争上游。[13]当然不仅经济、政治体制要变，我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也要变，我们的传统文化面对文化全球化这个趋势更要变，但这个变不是说丧失其个性，而是在保持自身积极因素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和特长，最终实现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并又回到自身，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以那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自身才能有所发展。

3.积极创新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江泽民曾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4]同样道理，创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灵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创新的原则，就要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充分体现时代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创造性地发展自身。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适应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振兴，这个民族首先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充满自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有利于传统文化发展的环境。当然，要重树这种自尊心、自信心，我们就要首先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面对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我们传统文化要以崭新的姿态去平等独立地参与到全球化过程去。

4.进行传统教育，提高传统素质

文化的复兴关键在人，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民族现代化的决定因素。我们应当通过国民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扎根于传统文化中的人，使他们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具有开放的胸襟和现代的思维方式，这样才可能将我们古老

[15]的文化带到世界面前，带来传统文化的复兴。还要培养他们拥有足够的现代意识和目光继续吸收外来文化的新成果，以繁荣自己的文化传统。

5.输出传统文化，共建和谐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深厚悠久，反映着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具有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形态和内涵，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其中许多合理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内容具有积极意义，它在解决一系列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此，我们在与各国交往中，应大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扩大我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使处于不同价值观支配下的西方日渐增加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并且通过扩大和提升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领域，使各国人民都有机会有渠道领略中国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我们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鼓励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倡导各种文明相互包容、求同存异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世界和谐。

三、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文浪潮中，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保持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培育中国文化的特色，进而显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机勃勃，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瑰宝之一，真正做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社会文化变迁与新型人格的生成 篇6

【作者简介】盛国军：中国煤炭经济学院

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社会文化变迁，引发出新型人格生成的话题。笔者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切重大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最深层次的人的问题。社会现代化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而人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最终目的。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新型人格的生成又是先决条件，因而，研究社会文化变迁时期新型人格的生成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社会文化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全方位的，略加疏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体制变革。以市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线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市场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使得社会经济生活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各经济利益主体都践履着同一条生产经营法则：利润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说复杂是因为一方面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并遗留下大量“后遗症”，另一方面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竞争的法则也不健全，形成一个特定的“磨合”转型期，矛盾与冲突层出不穷。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主体的人当然就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第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相适应，社会的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出现重新分化和组合，比如经济生活中的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大量涌现，各项新的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等。新体制确立中，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角色等，也要重组。这对于一部分人意味着既得利益的失落，对另

一部分人则意味着机遇和发展。

第三，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虚”到“实”、由封闭单一到开放多元的态势上；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由单纯的物质生活型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重的二元型转变。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往往是整个社会化变迁的先声。

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不仅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也直接改变着人们对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以几何级数迅猛倍增的科学技术成果，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如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核武器等。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社会的变迁和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也加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第五，道德与文化的变迁。道德与文化必然要随着社会变革而变化。一方面是原有的道德与文化与新的道德与文化在继承、融合、冲突的基础上发生变迁；另一方面，在道德与文化的转型期，由于旧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迅速失落，新的道德规范与文化积累尚未完全确立和成熟，因而，出现失序与缺乏认同似乎难以避免。“全盘西化”和抱朴守旧，则是在我国道德与文化变迁过程中两个极端的表现。

社会文化的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以上社会文化变迁诸因素对新型人格生成的影响，可以用下面的模式图加以直观显示：

如图所示，新型人格的形成与价值观念和道德与文化显示出强相关，依次递减，与自然环境显示出弱相关。自然环境对新型人格生成的影响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等若干中间变量来实现。由弱相关到强相关，中间变量依次递减。

二、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正面影响

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有双重影响或称双重效应。我们先来分析正面影响：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与运行，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主要表现在：泯灭已久的独立人格意识作为人的尊严受到重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开放意识、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强化了，等级意识、封闭意识、依赖意识弱化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大大激发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困挠了我们祖祖辈辈几千年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随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主选择（如自主择业、自主消费、自主交换等）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无数次的得与失交错出现的对比中，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风险意识也强化了，敢冒风险就意味着某种机遇，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简直不可思议。要在竞争中取胜或处于有利位置，还要具备创新意识，创新既是对原有东西的突破，又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近年来许多青年人不满于现状，其中相当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成为令人羡慕的“儒商”，即使那些多次“跳糟”、寻求人生最佳座标的人，也无不充满了朝气和创造性，这都体现着人们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张扬。

第二，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相伴随，人们的经济意识、法制意识强化了，政治意识、人治意识弱化了。“学而优则仕”，不再是青年人的唯一选择，“学而优则商”甚至成为某种时尚。遇到纠纷和麻烦，人们更多的是想到要“讨个说法”，而且是借助法律而非人情。优化劳动组织合、人事管理中一些人下岗，另一些人被重用或提拔，已是寻常事而不再有轰动效应。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蓬勃发展，人们不能不做出重新判断与评价。

第三，价值观念的变化是诱导新型人格生成的重要因素。从虚到实、从单一到多元的价值观念，造成了绝大多数人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以名正实到以实正名；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从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向现实主义的价值目标转变；从一元价值观到多元价值观的格局；从生活的慢节奏转向快节奏等。就人格的个体特征来看，往往表现为注重个人物质利益，追求自我实现，用时下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第四，科学技术发展对人格的影响需要通过价值观念等中介才能实现。科技越发达，人对科技的依赖感就越强，与其说是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倒不如说人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越来越科学化、理性化。人的能力，包括认识自然与社会，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随着科技的大发展而不断提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第五，道德与文化的变迁对人格的影响最为突出。社会道德风气变化中最深刻、最有力的变化，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务“虚”到务“实”，由被动顺从到主动创新的转化。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繁荣”，一个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古为今用，如“国学热”和“新儒学”等；一个是大力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批判地借鉴吸收。道德与文化的这种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意义不言而喻，在确立独立人格的基础上，为形成人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奠定了基础，对于培养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三、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果，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的生成也有负面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在激发人的主体性精神方面无疑会有积极作用，但过份沉溺于功利，也造成了一系列人格失落的现象，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至上等，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人的主体意识在觉醒的同时，再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落。

第二，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之后，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由于缺乏规范和规则，竞争失序，一些人投机意识浓厚，造成了一种浮躁、侥幸的社会心理，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人好逸恶劳、不安本职、投机取巧的行为，甚至有少数人不顾社会公德和基本道德准则，唯利是图、巧取豪夺、为富不仁、花天酒地、生活奢糜。道德建设中的“滑坡”迹象清晰可见，人格在某些方面出现异化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现出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比如通俗——媚俗——恶俗乃至反动的图式，就是大众文化发展中的某些负面现象的表征。严肃、高雅、健康、向上的文化受到冲击和排挤，许多青年人的低级趣味、玩世不恭、缺乏教养，甚至拒斥传统文化，就根源于这种通俗而有毒的东西。通俗并非不好，但走向内容乃至格调的反动则应当批判。文化发展中的这些不健康现象，对新型人格的生成起的是解组的破坏作用。

第四，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是迅猛的，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人原先操守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迅速瓦解和离析，而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又难以立即生成并发挥作用，于是一部分人信仰迷失，道德虚无主义，心态紊乱，行为失范，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能力。社会生活中的所谓追星族、傍大款，迎合粗鄙、低格调的社会趣味等现象，乃至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不择手段的经营行为等，都是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衰减的写照。

四、新型人格的品质特征

社会文化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新型人格的生成依赖于社会文化变迁，但新型人格生产也并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有其相对独立性，而且会对社会文化变迁起积极促进作用。具体说来，新型人格至少应包含下面十个方面的品质特征：

第一，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人格中的优秀因素，告别顺从和依赖的品性，在思维方式上从单向的求同向立体的、开放的、求异的方式发展，敢于践履新的行为方式。

第二，对社会文化变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改革触及到自身既得利益时，能识大体、顾大局，而不是以一叶“私利”障目。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第三，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竞争中能耐受失败、挫折、逆境的考验与磨炼，善于向旧观念挑战，勇于创新，充分挖掘自身的创造力与智慧，从“守业型”人格向“创业型”人格迈进。

第四，要有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个体意识，这是独立人格形成的基本条件。

第五，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到协调，确立公民意识，尊重他人，履行社会义务，维护自然环境。

第六，确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即功利而超功利”，不为功利而失去人格。第七，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能独立分析问题和进行逻辑思考，重视专门技术，凭“真本事”吃饭。注重实干、实效和实绩，有较强的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第八，具有较强的法制观念、规章制度观念和纪律观念，依法办事，循章而行。第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和文化，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以充实自己。

第十，理想和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在关注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更注重理想的塑造，还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对未来生活、对民族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始终充满信心。

中国文化生成的背景 篇7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校,篮球,文化,创建

前言

培养和发展篮球文化关系到篮球运动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1]。篮球文化的诞生,篮球运动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竞技游戏,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文化本身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高校作为人才培养重要基地,充分利用篮球运动这一文化载体,将篮球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以充实校园文化实现育人的目的。为了使中国高校篮球文化更大程度上发挥育人的作用,我们在明确中国高校校园篮球文化发展背景下,提出创建一种属于中国特色的校园篮球文化,我们主要把高校篮球发展的人文化、绿色化、和谐化、科学化作为中国高校校园篮球文化的创建的主要内容,从而为进一步推进高校校园篮球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1 篮球文化概念

篮球运动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体育运动项目,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篮球文化是:世界各地域人群,通过从事篮球活动过程,围绕本体特征不断总结、创新、发展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物质与精神的内容与形式方法的总称”[2]。随着崇尚人文精神到来,我们积极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校园篮球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主要把人文化、绿色化、和谐化、科学化作为中国高校校园篮球文化的创建的主要内容。

2 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创建背景

2.1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篮球文化发展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围绕“和谐”这一文化核心构成的,具有“平衡性、整体性、封闭性、守常性”等文化特征民族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谦和忍让,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讲究忠义服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数千年,力量之巨大、绵延久、影响力深远。“在体育运动,在篮球运动中同样伴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中国篮球历来讲究整体的配合,追求整体实力的提高,欠缺那些有某些专门技巧的球员,这样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篮球技术水平的发展。不提倡个人能力的培养也影响到了球员创造能力的发挥,使中国球员缺少张扬的个性。[3]”“中庸”、“仁义”、“和谐统一”与“礼让”的道德规范,实质上就是公平、和睦、不相竞争,反映出明显的非功利主义色彩。当今我国的篮球文化形式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上仍然以不同形式显示出它的承袭性。这种非功利主义色彩,在中国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已经在我们民族中根深蒂固,形成了我们独有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但是我们的篮球运动要创新要赶超,我们必须还要借鉴西方的优秀的篮球文化。在中国篮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去粗取精、丰富内涵,向多元化、时代化方向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篮球文化发展现状表现在:在篮球价值观念方面,通常注重篮球的健身、教育和修心功能;竞技比赛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观念;在运动规律上注重攻守平衡,有条不紊的比赛;在战术指导思想上,强调集体配合,协调统一;在队伍管理上注重整体行动的统一化管理;从队员价值观上,则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运动形式与行为方式上,注重传统性风俗,不强调个性的张扬等。

2.2 中国传统文化对高校篮球文化发展影响

篮球在中国校园里是最受欢迎的运动方式之一,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高校篮球文化已经成为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高校篮球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影响也是及其深刻的。中国教育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并受其深刻影响,许多教育内容、教育理念得到了新的继承与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现代高校中的校园文化或多或少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利于学生个体创造性的发展上。自孔子时代,儒家文化就把教育同社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必须要统一的道德规范下学习与生活,个体与社会要保持高度的统一。同样在学校,我们的教育理念很多还沿袭了传统的教育理念,“灌输性”教学或是“本本式”教学现象在很长的时间内还存在,学生听从老师的安排,缺少主动学习能力与欠缺自我学习的精神,严重束缚着学生自由创造性的发挥。在这种环境下,学生的自信心、主动性、独立性、进取精神差,缺乏主人翁意识和创新意识。而在篮球场上,面对瞬息万变的场上形势,审时度势的战术安排,传球、投球时机的把握,无不要求队员的高度自信、主动性与独立性。中国传统文化从某一方面限制了校园篮球文化构建主体自由创造性的发展,从而不利于高校篮球文化的整合与构建。

3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篮球文化创建内容

3.1 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人文化

篮球运动作为一种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不仅具有健身的功能,而且使用得当,在校园能充分显示它的教育价值。高校把篮球作为人生价值的教育手段与方式,学生通过在球场上的运动,达到人性教育和人格塑造,是一种人文篮球理念。根据篮球文化对人的可塑性的特质,我们把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人文化,作为中国高校校园绿色篮球文化构建主要内容之一。为全面实施高校绿色篮球文化建设,我们应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对篮球文化进行宣传。学校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手段,灵活多样的方式,举办校园篮球文化教育活动,拓宽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心灵,打破以往一位追求篮球技术为主导的旧的格局和篮球教育理念,树立“健康第一”,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和篮球文化价值观。坚持高校校园篮球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等素质的全面发展,从而激发学生从事篮球运动的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对于实现教育目的,培养高素质的社会合格人才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3.2 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绿色化

绿色是植物的颜色,在中国文化中有生命的含义,也是春季的象征;性格色彩中代表和平、友善、善于倾听、不希望发生冲突的性格。绿色是现代体育与健康的结合点,是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必然。绿色篮球文化是在篮球活动过程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大和谐在内的整体动态和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首先,在高校绿色篮球文化建设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破旧创新是体育的特性,篮球运动中在创造人与人和谐的精神价值方面,体现出重要的价值。在高校篮球文化建设中要体现篮球在促进人与人和睦的重要作用,参与篮球比赛遵循和平目的及友谊、团结、竞争、公平精神,把它作为高校校园绿色篮球文化建设的重要宗旨。其次,在高校绿色篮球文化建设中强调人的自我完善。高校篮球文化就是要体现人性自身的完善,人格健全,人体完美,获得人自身的和谐。正如萨马兰奇所说,“由于体育运动有助于将身体置于为心智服务的位置,它在任何文明需求中都值得居有一席之地”。因此,我们把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绿色化,作为中国高校校园绿色篮球文化构建主要内容之一。

3.3 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和谐化

“办大学就是办一种氛围”。一所高校的校园文化若是和谐的、积极向上的,那么,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校园篮球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构建一种和谐、积极向上的校园篮球文化环境。所以,我们把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和谐化,作为中国高校校园绿色篮球文化构建主要内容之一。建设一个良好的和谐的校园篮球文化环境,将是一个复杂而又细致的工程,需要全校师生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在物质层上,在学校总体规划的氛围内,建设好开展篮球文化必要的场所、设备,使高校篮球文化环境的使用功能和审美需求和谐统一,更好的发挥校园篮球文化对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这就需要体育工作者及校园篮球运动者发挥文化建设主体的作用,自觉的构建内外相协调的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在制度层需要创建一种宽松、民主、生动、活泼的篮球文化环境,形成激励学生独立思考、能够发挥学生自由、独立创造性学习的篮球文化氛围与篮球学习机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自我教育、自我规范行为的习惯与学习理念。在精神层,应该从本校的培养目标出发,建设具有本高校特色的篮球文化,如在体育馆、健身房、棋艺室的墙上挂篮球明星的画像以及名人谈关于练习篮球的方法;在校园宣传栏中贴有篮球球星的格言等。这样的篮球文化可以潜移默化的改变学生的思想观念以及学习态度。

3.4 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科学化

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存在两种观念,一是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观念,二是对主观世界的人文观念[4]。篮球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有科学和人文两种观念集合而成,这两种文化因素即相互独立与相互联系。科技为篮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人文为篮球运动的发展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所以,在高校绿色篮球文化的建设中,既要重视科技在篮球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又要符合正确的人文价值与人文观念,这样方可促进高校篮球文化的建立与发展。特别是篮球技术的改进,篮球文化的宣传,更加需要现代化技术的支持。比如:信息时代,篮球文化的建立离不开信息媒体的应用。现在生活中文化的宣传主要依靠大众传媒,其中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互联网等是主要的传播媒介,这些都是科学技术在高校篮球文化建设中的应用。在高校校园里,我们通过校园广播、校园宣传栏、校园电视、学院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促进高校篮球文化的建设;学校成立专门负责校园篮球文化建设和宣传的组织,构建合理的宣传与管理体制,有利于校园篮球文化的整体协调的发展。可见,要实现校园篮球文化的推广、实现校园篮球文化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建立有利于中国高校篮球文化发展的科学化平台。因此,我们理应把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科学化,作为中国高校校园绿色篮球文化构建重要内容之一。

4 结语

目前,高校篮球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逐步成长。为使篮球运动更加符合我们社会与高校的发展需要,在高校校园我们积极构建一种属于中国特色的篮球文化。我们把高校篮球发展的人文化、绿色化、和谐化、科学化作为中国高校校园篮球文化的创建的主要内容。篮球文化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中国高校篮球文化的发展在中国正处在探索改进和提高阶段。在中国高校校园篮球文化的创建过程中,需要全校领导和师生共同努力,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积极建设与本校发展相适应的高校校园篮球文化。

参考文献

[1]欧阳柳青等.论体育人文精神与体育现代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3,(4):36-38.

[2]李颖川,孙民治,于振峰.新视角下的篮球文化内涵、现状与趋势的再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6):727-730.

[3]刘玉华.中美篮球文化的差异与中国篮球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4,(8):35-37.

中国文化生成的背景 篇8

[关键词]文化强国 文化产业 传统文化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强国”，并对这一新时代国家战略理念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及实施途径作了阐述，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政策法规、中央部署、具体贯彻等方面作了进一步推进。

一、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

当代中国“文化强国”理念的提出，既是国外主要发达国家“文化立国”战略实施过程及其成效的促进，也是中国国内社会道德、环境生态及经济产业等领域现实问题的需求，更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呼唤。

美国“文化立国”战略是其政治、经济、军事超级大国的自然延伸。美国人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国家扶助与控制而使其成为世界传媒业的巨头，成为全世界许多报纸和广播电视机构的主要资讯来源，并凭借其经济、科技的优势，大力发展电影、音像制品、出版业等文化产业，通过承载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全球消费，不但维护其文化霸权，而且是其政治、经济霸权的一部分。

1995年，日本出台了“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战略”，明确提出了日本国21世纪的“文化立国”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提出重新评估日本的传统文化，鼓吹日本文化的优越性，提升日本国民的民族文化自信。二是提出大力发展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通过对文化产品的国内消费，提升国内民众的道德、审美和生活方式，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三是借助强大的文化产品输出，宣扬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文明圈，努力实现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1]P45-49日本“文化立国”战略是在日本经济于20世纪80年代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期，为解决经济至上主义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传统道德沦丧、文化生活贫乏等国內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政治大国诉求而提出的。日本“文化立国”战略实施三十年来，文化产业超过了传统的汽车和电器等传统工业而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中动漫画、游戏业约占国际市场的1/3比例，日本文化俨然成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奠定了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当代中国经济总量虽居全球前三位，但粗放型经济模式使得中国只能处于全球化生产的末端，中国人因为不拥有核心技术甚至只能凭借廉价的劳动获得微薄的加工费，但中国消耗了大量的不可再生的资源，产生了大量的不可逆转的环境毁坏与污染，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刻不容缓。在社会层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以GTP高低为各级政府绩效考核的主要标准，以经济收入和物质享受为评判人生成败的价值观，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及文明倒退，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四大不协调不但削减了物质文明进步所应带给中国人民的幸福感，而且可能会因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摧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与社会成果。随着中国在国际上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中国人近百来年来受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自信心逐步得到恢复，文化大国的崛起成为时代的呼唤。一个国家的伟大，首先在于文化的伟大；一个国家的强大，关键在于文化经济的强大。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核心内容，通过承载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国内外消费，不仅取得极高的经济效益，而且使消费者潜移默化地感受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价值观，提升国内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审美能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心，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并在国际上展示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奠定文化基础。

二、“文化强国”战略的基本内涵

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大致经历了政治立国、经济立国、文化强国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是1950年至1978年，中国社会虽然有建国初期几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70年代后期的经济恢复时期以及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蓝图，但整个社会生活以政治运动为主。第二阶段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发展战略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倡科教兴国，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水平和民族的文化素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422.20百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第三阶段大约始于2006年，成型于2011年，并延续至今。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决定》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法律保障、民营准入、并购重组、金融补贴等为主要手段，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精品品牌，走向国际文化市场。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当前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四大途径，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综合《决定》和十八大报告对于“文化强国”战略基本内涵的全方位阐述，我们可以认为：

文化强国，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深化文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通过文化产品的国内消费和国外输出，通过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辐射全球的文化交流项目，建设成具有较高的社会文明程度、民族文明素养、民族及民族文化自信心，较强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较深的民族文化国际认同的文化上强盛的大国。

nlc202309011807

文化强国的特征是文化上的强盛，文化上的强盛“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力先进、文化凝聚力巨大、文化软实力超强三个方面。”[2]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体现于文化产品中文化价值观的先进性及文化产业经济于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文化凝聚力体现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软实力体现为“一种吸引力，让别的国家不由自主跟随你” [3]P32-33的能力，一种让别的国家因为你的文化价值的高明而自发崇拜追随你并自动接受你的文化的吸引力。

文化强国的目标，参照《决定》及十八大报告，在国内，社会文化充满活力，文化人才辈出，文化产业规模大幅提升并力争占到GDP比重的8%以上，承载中华文明价值观的文化艺术高度繁荣，民众通过文化产品的消费而满足不同层面的精神需要，提高道德修养，增加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民族的凝聚力，提升社会的和谐程度。[4]在国际上，建成能与迪士尼、时代华纳等公司竞争的跨国文化产业集团，扭转我国文化产业贸易逆差严重的局面，通过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输出，展现中华五千年文明，奠定中国国际文化大国的地位，增强中国于国际议题的话语权，极大提高国际上中国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三 “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途径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文化强国”战略的根本途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资源。

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起步与探索、推进与展开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5]。时至今日，中国的文化产业虽得到很大发展，但仍存在着总量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水平低、文化经营人才短缺、文化贸易逆差大等不足之处，六中全会《决定》将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到“文化强国”战略之中，在问题意识、发展目标、文化特征、实现途径等方面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新方向。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强国”的根本途径，它以文化经济强国为目标，通过政策立法、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布局、文化资源整合规划等手段，从企业转制产权改革、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職能转变、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法制体系构建、文化产业绩效评估方案等方面入手，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经济的规模，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世界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已经占到GDP 总量的1/10 以上，而我国还不到5%。在当前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43%，欧盟占34%，日本约占10%，韩国占5%，中国仅占不到4%”[6]，中国要成为世界文化经济强国，仍将任重而道远。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民族的生命源泉。《决议》中说：“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因此，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更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当前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竞争通常表现为文化的竞争，文化的竞争又表现为文明价值观的竞争，作为后发性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更应该挖掘总结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的价值观，正如我们过去那样为现代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文化资源，确实我们世界文化大国的地位。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应该将文化产业与文化公益分开并齐重发展。承载着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及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爱国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与广泛消费，民众于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文化熏陶，提高了道德修养，提升了文明程度。文化公益是指为公众无偿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活动，包括媒体、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社区文化演出等方面，其活动集中而系统地传播文明理念，从广度和深度上同时促进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文化产品的国外输出与消费，对外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等国际文化公益活动，也是国际文化大国建设的重要方式。

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文化强国，虽有建设文化上强盛国家的目标，但更多是将文化当作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的手段，而“‘文化立国’是把文化当成真正发展的核心重点，表达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基础性的作用和持续性的状态。”[7]p86要真正地建设文化强国，应该将“文化强国”提升到“文化立国”的高度，虽以经济成果为目标，但更重视以经济成就促进文化本身的发展与自强，重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重新确立中国世界文化大国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彦辉：日本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图谋[J].高等函授学报哲社版，1996（3）.

[2]蒙一丁：文化强国内涵探析[J].长白学刊，2012（3）.

[3][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版.

[4]齐勇锋：“文化强国”的几个标准[J].人民论坛 2011（10） 下.

[5]杨琳、傅才武：二十年来文化体制改革进程评估[J].江汉大学学报，2006（2） .

[6]张璐晶：文化“零头”何时变“巨头”[J] .中国经济周刊， 2011（42）：16-16 .

[7]向勇：文化立国[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版.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项目“‘文化强国’理念下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成果之一，项目编号：NR2013021，负责人：戴传江。

[作者简介]戴传江（1967-），男，汉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