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兔的文化意义

中国兔的文化意义（共6篇）

中国兔的文化意义 篇1

文化视域里的中国兔所承载的精神内涵远远超过其本身的物质意义和生物属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兔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象征, 在诸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

在古人眼中, 兔可以通人神。古人通过祭祀表达对神的崇拜, 将祭祀视为国之大事。祭祀仪礼很讲究, 祭品动物要厚重美味, 还要有灵性, 即不灭的灵魂可以通神人、通天地。《礼记·曲礼》载祭品动物八个:“凡祭宗庙之礼, 牛曰一元大武, 豕曰刚鬛, 豚曰肥腯, 羊曰柔毛, 鸡曰翰音, 犬曰羮献, 雉曰踈趾, 兔曰明视。”兔列其中, 是人间神界的媒介之一。

兔能通天表人情, 也能在一定场合传的天意。罕见赤兔白兔 (古神州兔多灰色, 白兔鲜见, 今之白兔由地中海穴兔驯良而来) , 被古人视为吉瑞之物, “赤兔上瑞”而“白兔中瑞”。它们的出现有着特殊政治寓意:赤兔“王者德盛则至”, 白兔“王者敬耋老则见”, 即赤兔白兔昭示着上天对有德之君的称赞。故而赤兔白兔深得君王喜欢。翻阅史书, 赤兔兆瑞不见于册, 但民间进献白兔之事屡见不鲜。如汉代建平元年、元和三年及永康元年, 民间前后三次向朝廷进献白兔;《魏书·灵征志》里记载进献白兔之事近60次;唐太祖下诏在9次出现白兔的神山县建白兔观进行祭祀, 并将兵符改为银兔, 足见统治阶级对白兔的敬仰。

黑兔也曾被视为吉祥之兆。《艺文类聚》说“白兔为瑞”“黑兔曰祥” (卷九十九·祥瑞部下) 。《魏书》载有民间多次进献黑兔之事, 还记载了六国时前赵国君刘曜捕到一只黑兔, 以为天降祥瑞, 乃改年号为太和 (列传第三十八) 。《辽史·地理志一》言:“应天皇后梦神人金冠素服, 执兵仗, 貌甚丰美, 异兽十二随之。中有黑兔跃入后怀, 因而有娠, 遂生太宗。”黑兔入怀昭示着辽太宗是天命所然。

黑兔呈祥的观点来源于阴阳五行说, 《艺文类聚》说:“议者以为黑兔见, 水德之祥。”而白兔荣为吉瑞, 则与兔在月中的信仰有关。我国月神话出现得很早。战国时屈原《天问》就说月亮“顾兔在腹”, 汉代持杵捣药的白兔形象 (又称玉兔) 已经定型, 晋代月兔则抛开蟾蜍独自充当月魄。至此, 玉兔与月亮合而为一, 玉兔成了月亮的代表。北周庾信《齐王进白兔表》说:“月德符征, 金精表瑞。”唐代权德舆《中书门下贺河阳获白兔表》说:“惟此瑞兽, 是称月精。来应昌期, 皓然雪彩。”

“帝王者, 配德天地”, 天下昌明, 天降祥瑞, 人主失德, 上天将予以警示。“行失摇光则月出兔”, 月中隐隐约约的兔影一旦不显, 人间就会变乱。月兔不现暗示着灾异的出现。

兔示天命、兔应君德的观点荒谬无理, 但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却影响了中国官方文化两千多年。

二

兔在官方文化中是通天使者, 是祥瑞的象征。在民间, 兔依然是吉祥之物。

白兔是幸运之神, 能给人带来意外收获。佛教典故“逐兔见宝”讲述的是一个人追捕白兔, 白兔化而为人又化而为金的故事, 暗示白兔会给人带来幸运。《魏书崔浩列传》记载:“有兔在后宫, 验问门官, 无从得入。太宗怪之, 命浩推其咎徵。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 善应也。明年, 姚兴果献女。”兔作为“善应”给太宗带来了美丽贤德的妃子。元剧《白兔记》咬脐郎在白兔引导下, 与分散多年的老母团聚, 也是“逐兔见宝”母题的衍生物。丘桓兴《神州平易近俗采英录》言我国山东一些渔村至今沿袭着一个古老的风俗:谷雨清晨, 妻子往丈夫的怀里塞一白兔, 用以祝福亲人远洋平安, 捕鱼丰收。由此可知, 吉祥的白兔从神圣的庙堂走向人间俗世, 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祥瑞之征。

兔是禳灾去病的保护神。古人认为兔神可保人平安, 于此有一些独特的民俗, 如正月初一门楹上挂面兔头镇邪禳灾、赠小孩兔画祈求福祉, 元宵节游兔灯传递幸运, 端午系兔香包祛毒保健康, 中秋供兔神去病消灾。其中兔能祛病的信仰与道家掌故玉兔捣药相关, 并又衍生出兔是神医之说。据说, 有一年京城瘟疫流行, 月兔化而为医解救苍生, 他时而男装时而女扮, 或骑鹿马或驾虎狮, 走遍京城每一个角落。瘟疫祛除, 月兔返回天上, 人们便用泥塑造兔儿爷、兔奶奶的形象加以纪念。

另外, 兔还是生殖神。在古人心中, “兔子者”即“吐子也”, 兔与生殖是紧紧相连, 此物种延续方式奇特, 即“兔望月而孕, 自吐其子”。此缪传暗合兔超强繁衍力的生命精神, 于是兔成为民间生育崇拜对象。古代女子中秋拜月, 未婚的祈求月神赐予佳偶, 已婚的祈求玉兔赐予多子之福。古人还想象出食兔求子的做法。山西古霍州俗信:大年初一, 未育女子定要吃下白面的双吉兔, 以求早日得子。兔脑催生则将兔与人间孕产的关系拉得更近, 李时珍《本草纲目》有“催生散”之方:“作腊月兔脑髓一个, 摊纸上, 夹匀, 阴干, 剪作符子, 于面上书‘生’字一个。”一个有“生”字的兔脑髓, 就是一方威胁性的巫术符咒, 人间生产之事有了颇多神秘色彩。1928年陕西《怀远县志》也录有此说:“腊八剥兔脑和面为丸, 名‘腊八丸子’, 临产催生最验。”可见此俗流行之久。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习俗:“怀胎者不食兔肉, 令儿口缺。”则表现出人们对兔神的敬畏。

三

兔是仁义道德的象征符号。唐蒋防曾作诗称赞白兔是“皎如霜辉, 温如玉粹。其容炳真, 其性怀仁”。其实早在商周时期, 兔就已被赋予了君子品德。在“君子比德于玉”的价值取向下, 古人玉佩造型多是具有良好行为的动物, 而兔是常用的形象。河南安阳妇好 (商王武丁王妃) 墓出土的平雕玉兔、西周佩饰玉兔的大量出土足以证明兔在古人心中的道德意义。

兔是应孝而生的动物。《后汉书》有两个孝行感动兔儿的人物, 一个是性情忠实的蔡邕, 他服侍久病在床的老母, 七十多天没睡过觉, 若非季节变化, 不曾解过衣衫。母死, 蔡邕依礼守孝。在蔡邕守墓的屋旁, 奇异之事发生了, “有菟驯扰其室傍, 又木生连理”。另一人是方储, 他“事母孝。除郎中, 遭母忧, 弃官行礼, 负土成坟, 种松柏奇树千余株, 鸾鸟栖其上, 白兔游其下”。隋时孝子华秋因白兔相陪守陵, 得到皇帝的嘉奖。兔彰孝道之意明矣。

以兔喻德, 在汉语兔词汇中很普遍。在汉语熟语中, 兔很少指代单纯的动物属性, 而是一种意象符号, 象征人的品性:或代表机智能干, 如“狡兔”在“狡兔三窟”中比喻藏身之地多的人;或代表动作迅速敏捷, 如“动如脱兔”、“兔起凫举”、“兔起鹘落”;或代表弱势之人, 唐李林甫、张九龄、裴耀卿并列为相, 李林甫高傲, 张裴卑逊, 当时人偷偷议论:“一雕挟两兔”, 后人便用“一雕双兔”喻指三人并列显位, 一人势盛而两人受其挟制;或代表邪恶之人, 如仓皇逃窜的恶人是“狼奔兔脱”、面貌猥琐之人是“兔头麞脑”。一些歇后语更是以兔典型的形貌动作特点, 生动准确地描述出人的行为特征。如:

兔子爬坡———往上梭

兔子的腿———跑得快

兔子的耳朵———听得远

兔子的嘴———三片儿

兔儿吹笛子———嘴不严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兔子看人———红眼了

兔子拉犁———心有余而力不足

兔子吃草———光哆嗦

兔子逃跑———不回头

兔子不吃窝边草———留情 (青) , 比喻不伤害乡亲邻里

意蕴丰富的中国兔, 反映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兔作为中国文化中富有表现张力的意象符号, 值得研究。

中国兔的文化意义 篇2

一大堆古代的思想文化也能得到集成，我个人比较喜欢老庄的思想，无为，不过我的看法很多人可能错误理解了无为的思想，觉得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去做，我个人的观点无为的思想就是顺其自然，就像汉初的无为，那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去干，而是休养生息，抹平战乱的伤痛，顺其自然，反而能收到好的效果，主流的当然是儒家思想，我个人看法，觉得虽然孔子被抬的很高，但是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变味了，孔子是个全才，他个人也是择主而事的典型例子，后来成了忠君思想家了，形象颠覆有点大啊，他是主张为官的，不过在官位上要能贯彻自己的思想，教化百姓，为百姓谋福利，现在的官员显然继承的不是很好啊，孔子最心底还是很喜欢简单的清净的生活的，但是好像这一点被忽略了，觉得孔子身上很多好的闪光点被继承了，但是更多的是被统治者用来传播忠君思想了，多少有点可惜，如果说影响大的话，应该说的更明确点，应该说是董仲舒重新定义后的论语对现在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不然是有歧义的，不过乱解读也错不到哪去，毕竟论语的书已经写好了，只是各人的看法不一样而已，觉得现代的社会还是应该去学那骨子里面的东西，而不是去钻那外面的牛角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观点我个人看法是觉得不科学的，什么叫糟粕呢?糟粕怎么定义呢?又是什么指精华呢?这个是很难说清楚的，至少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至少对精华和糟粕的分类不是很清楚，红楼梦是精华，金瓶梅那就是糟粕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觉得是那种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才能真正定义为糟粕，比如裹小脚，早就不和历史潮流了，给糟粕定义的应该是时间。更好的继承古代优秀文化肯定能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好的发展。

文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意义 篇3

最近，全社会都在关注文化问题，尤其是文化作为国家关注的焦点上升为战略的高度，更凸显了文化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示了中国社会面对未来长远发展的新视角和新战略。

中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都需要更加有力的文化支持，也需要更多文化的指引和激励。鲁迅先生1908年曾经认为中国文化的未来理想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行性。

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就不可能持续，也不可能完整。这就需要深刻地认识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总体的战略。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值得关注：首先，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从而提高人民对于社会的认同是一项重要的使命。它会为社会的各种心理焦虑和转型期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这就要求文化被普通人所分享，能够让民众更加充分地获得文化服务。其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转型，如何突破瓶颈，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也对文化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互联网时代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产业和社会变化的趋势，出现了文化和科技整合的走向。这就要求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有新的进展。第三，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高度，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意义，也需要在文化方面有新的发展。通过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通过“和而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对话，通过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持续传播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让中国发展和崛起的过程能够得到更有力的文化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些问题，当下的国家从战略高度做出了意涵丰富、具有战略眼光的解析，并指明了未来发展的路径，这些都为未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我们需要文化的自信、自觉和自强。当下所提出的中国成为“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正是在这一方面的关键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经典文化的传承发展方面有所建树，也要在大众文化的发展方面有所突破。

文化体制的改革就是要让我们整个社会的体制机制更好地适应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发展的需要。理顺体制机制，既要对于文化发展的路径有全方位的认识，也要对于当下出现的一些不适应今天中国的状况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和具体的解决办法。

首先，文化发展需要人才的保证，没有在艺术创造、管理经营、创意策划和跨学科的人才的涌现，文化发展就难以持续。而改革体制，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第二，文化发展的标志就是文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充分展现，这需要有优秀的作品出现。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做出的努力。今天看文化体制改革还在探索之中，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中国姓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篇4

一、文化价值及意义

从基因学、遗传学的角度认同同为炎黄子孙的血脉相连。通过寻根问祖，既是为祀祖尊宗，求得祖先佑护，也是明白我们自身，传承祖德、光宗耀祖。我们与祖先血脉相连，祖先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一定会通过血脉，流传到我们现在。

二、历史价值及意义

作为姓氏文化中的家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是记载同宗同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谱，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部办公厅[2001]29号文件）。

三、现实价值及意义

传承华夏文明，推动国学发展，加强对子孙后代的教育，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和谐社会。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消失，大多都是通过姓氏家族得以保存，有姓氏而家庭，有家庭而家族，有家族而形成家族文化与家族精神。一姓有一姓之个性，一家族有一家族之传统，基因所在，教育所养。姓氏文化乃是中国民俗传统文化之缩影，在姓氏文化里，我们可以读到政治、经济、教育、道德，又可以读到祖先之生存状态、处世哲理、价值观念，还可以读到本族吾民之生灭盛衰、悲欢离合，可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通过姓氏文化和敬宗尊祖教育，继承祖先忠贞爱国、为国家为民族的英勇献身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崇拜祖宗和孝道为第一人品思想，维护和发展姓氏文化。

四、经济价值及意义

寻根问祖的姓氏文化有利于增进同姓氏之间的血缘亲情，相互扶持，守望互助，抚贫济困，发展经济；有利于发展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同胞亲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投资家乡，发展地方经济；有利于促进个人、家族、企业、民族的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简称国学）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是中华几千年可以用文字记载的历史过程；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文学、哲学、诗词等题材为代表的关于思想、心理、教育、天文、地理、生物、物理、化学、医学、美学、社会学、管理学、军事学、公共关系学、人际交往学等方面的文化知识。

它们包括了以姓氏文化为代表的民间习俗、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诗词歌赋、以古典名著为代表的文学小说……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百家姓》、《唐诗三百首》、《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孝经》、《礼记》、《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论语》、《道德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老子》、《孔子》、《列子》、《孟子》、《荀子》、《墨子》、《吕氏春秋》、《史记》、《四库全书》、《周易》、《厚黑学》、《易筋经》、《离骚》、《诗经》、《尚书》、《左氏春秋》等，是我们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孝敬父母，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为人处事的基础。

我们每一个人总是活存于历史长河中，昨天的你就是今天的你的历史，今天的你也即将成为明天的你的历史。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背叛历史，彻底的无视自己的过去。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部我们自己的历史，就是一部父辈和祖先们历经苦难及辉煌的历史。

因此，无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都没有最完美、最好的！也没有一种文明是超然于世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和令人尊敬的地方！区别的不是文明本身，而是一个人在文明中是否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内心世界！

二、文化断层，时代奋进的悲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就饱受了东、西方列强的蹂躏。诸多不平等的条约、残酷的战争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灾难，使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也使社会的各阶层对腐败的满清政府彻底绝望。从当时称之为民族精英的人们来看，大多数都是海外留学生出身（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当时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以西学为代表的变法成功地刺激着一衣带水的中华大地，使这些中国的民族精英们对西学推崇倍至。更有甚者提出扬弃传统，全盘西化。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充分学习和引用西方文化的邯郸学步之路。

其实，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产生，并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它既有着随社会进步（也包括了外来文化）发生变化的一面，又有超越历史时空相对稳定不变的一面。任何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都不是一样的，变与不变都不是由其自身决定，而是由产生它，需要它的那块土地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来决定的。

客观的说，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十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可惜，从57、58年反右、大跃进开始，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华民族进行一场可怕的逆向淘汰。封闭的中华大地陷入疯狂的自我摧残之中，大量的知识分子（另人心寒的是这个里面有许多是抛弃了国外优裕物质生活想方设法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民主人士（这个里面有许多是党做了大量工作留下来参与建设新中国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明的民族资本家及企业家）、敢于坚持真理的中基层党员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包括政界、军界和企业界）受到批判、排斥与否定，被打倒，被剥夺基本的权利，甚至夺取生命！学校和工厂处于半停课、半停产状态，经济倒退、社会混乱、百姓困苦，官员流失导致政府职能得不到发挥，大量的军队干部受到牵连导致军队紊乱，最可怕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及有识之士的信仰危机（本段引自都梁的小说《亮剑》一书）。

文化大革命，砸烂了一切道德、法制，父母、子弟互相斗争，毁灭了一切科学、知识和经济，败坏中国传统的伦理，导致的是社会道德的彻底沦丧，导致的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断层，导致的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沦落，导致的是整个社会及有识之士的信仰危机。只有“以礼待人，以理服人”，才能净化一个社会的风气，一个教育、知识系统的师表，决定了一个文明可能的未来。既没有受过传统教育，又没有受过西方教育，如果不彻底反省文革的遗毒，所谓的造反、毁坏、谩骂、放纵、权欲、混乱的言论、思维、行为是一种“文革遗风”，根本就不知道批判、毁灭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明白一种体系、一个概念的含义，却论断、处决那个“词语”，那么，带来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危机。（本段主要引自中华儒商总商会商会文化之世界之仁政与儒商）

1976这一年间，在内忧外患中，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先后失去三位卓越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也由此引发了“四人帮”的彻底垮台。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走向新生。当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执政以后，拨乱反正、包产到户、发展经济等举措使共和国开始逐渐恢复元气。特别是1981年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经济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告别了物质匮乏时期，进入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良性发展轨道。

在改革开发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大量的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传入中国，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道德文化和生活方式，一些低级的观念和思想也随之而来，现代人的道德品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迷失了自我，西方文化终究还是显现出水土不服的另一面。

在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断代，西方文化的水土不服，社会产生了最大的危机：现代人自我迷失，普遍没有归属感，没有人生目标，没有信仰！只是单纯的崇拜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环境。尤其是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更是表现突出，生存的哲学就是吃好的、耍好的、用好的、穿好的！据统计，截至2005年，我国共有裸官（这种被称为裸官的官员早就以留学、投资等方式把子女和家人送出国）118万人，同样是截至这一年，共有4000名裸官外逃，共带走了500亿美元。更有2009年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930亿美元的资金被有钱阶层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海外，给本来就脆弱的民族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力。

而今，尤其是党的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明确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社会，和谐发展的大政方针。2008年以后，我们国家更是把“清明和端午”两个民族传统节日定为国家法定休假日，自此，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和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诚然，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都有权利以是非功过去评价那些创造历史的伟人，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国富民强！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毕竟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数千年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思想都一直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纵观中国历史，数千年来，广大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在统治阶级和地主豪绅的压迫下，老百姓只能勉强混个温饱（以杂粮为主，很少肉食）；要是遇上天灾人祸，百姓们只得吃糠咽菜（野菜），甚至买儿买女才能苛活。如果是战乱或者朝代更替，就会有人杀人、人吃人的惨状普遍出现，中国历代尤其是改朝换代，人口损失均达65%以上（附资料于后）。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个苦涩的笑话而已！

事实上，中华大地上就从来没出现超过5亿的人口。而今，我们的华夏大地却生活着超过14亿的人口，物质生活水平大家有目共睹。汶川地震、以云南为主的西部干旱、玉树地震和各地区经常性的洪、涝灾害，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做的，这些已经过去不久的事实充分的证明了我们的政府是好还是坏。

三、以“至圣先师”孔子为榜样

2500年前，为打破世家大族对知识文化的垄断，以孔子为代表的 “社会精英”们开始开馆收徒，把知识与文字传授给平民百姓。

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一根竹子经过三十余道工序，分隔成一片片简牍；为了让简牍文字能够长久流传，每片简牍打磨得非常光滑坚硬；还需要在竹简中打孔，以便让竹简串连成篇；每片竹简上最多写十二个字（一打，指一个竹简的一次打孔），最少写五个字，竹片坚硬，每片竹片上刻完字，需要一个壮汉工作半天；其中有一笔刻错，竹片就需要废弃或者重新打磨。

想想看，一部十万字的著作需要砍尽一个山的竹子制作竹简。想想看，知识与文字是多么地昂贵与奢侈，也惟有富裕的世家大族才能专享。然而，惟有“至圣先师”他不愿把知识与文字作为自己的特权，他打破了知识的壁垒，把文明的火种传播给黎民，每当想到此情此景，忍不住让我们涕泪交加，五体投地。“千古第一师”的名号，惟我“至圣先师”配享，他是天下读书人的第一师长，只要你识字，圣人即汝师。

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会常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圣人传播文化的本意是什么？难道他打破枷锁，将知识传授予平民百姓，是为了若干年后自己成为文明与进步的禁锢与障碍吗？

知识与文化的本质就是冲破一切禁锢，追求真理的本质，将知识传播给大众，将事实的真相告诉给每家每户的黎民百姓。“至圣先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丰碑，为我们奠定了文明的基石，他绝不会要求我们后人把他当作不可逾越的障碍，当作新的文化壁垒，当作新的枷锁，这决不是“至圣先师”传播知识的本意。

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时光流逝，当时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圣先师”所说的理论，时过境迁，不见得百分之百正确。我想，我们否定、革新、更正“至圣先师”的部分理论，绝不是对“至圣先师”人格的否定。相反这种行为正是体现了真知的行为：打破一切可锁，追求知识的进步、真理的本相，这正是„至圣先师‟教导我们的。

中国兔的文化意义 篇5

[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高潮，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基金项目

横向课题：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主持人：辽宁医学院外语部 马丽娣

资助单位：锦州日报社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发展现状，[J].徐辉，张贞，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J].王慧博， 《理论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众文化教程，陶东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4]Raman Selden， Practic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作者简介

中国兔的文化意义 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和”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2-0024-05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harmony”

culture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SHEN Gen-hua

（Department of Army Political Work, Nanjing Army Command College of PLA, Nanjing 210045, China）

Abstract：Reality is the continuance of history; history is the background of reality.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we should excavate the idea resources and derive spirit nutrition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harmony” culture. 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armony” culture so a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from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e to propel the activity of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harmony” culture；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historical culture

中国传统“和”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历程中积淀而成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孕育并生长的深厚源泉。历史从哪里结束，现实就从哪里开始。若割断了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质进行有效沟通和自然传承的历史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努力从中国传统“和”文化中充分挖掘精神资源，汲取精神营养，并结合时代特点与形势任务给予新的阐发和诠释，不断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注入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精神基因。

一、中国传统“和”文化所蕴含的“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有利于从立德树人的层面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201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既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和文化所蕴含的“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也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

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同时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比如食品造假、扶人反被讹、坑蒙拐骗、投机倒把等一些社会道德层面出现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当今社会整体道德状况的担忧，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产生了疑问。鲁迅先生在《学界三魂》中说过：“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2］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又直书：“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鲁迅先生讲这些话的目的就是呼吁要重视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人格。一个社会的道德沦落，这个社会就会没有希望。而培养具有道德情操和道德人格的国民，就是培养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之路和复兴之路的脊梁。今天面对社会道德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培养、树立民魂？如何培养民族复兴的脊梁？基本渠道就是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有利于从国家安定团结、民生幸福的宏观层面凝聚起众志成城聚力民族复兴伟业的正能量，形成不给道德滑坡现象得以产生并扩散的社会大气候。在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有利于从社会环境建设和社会制度构建的中观层面防止各种道德沦落现象的发生。而在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有利于从修身立德的微观角度逐步铲除各种不道德现象滋生的思想土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的明确提出是在整个社会树立“崇德向善”的良好导向的第一步。要在全社会真正确立“崇德向善”的鲜明导向，还需要做好“三个倡导”的入脑入心和实践转化工作。汲取中国传统“和”文化中的相关资源并结合时代特征加以创造性转化是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中国传统“和”文化在长期演变发展的历程中，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立身之道，确立了“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的人生哲学，形成了“吾日三省吾身”的律己之法，孕育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气节，积淀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情操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等。这些精神财富归结到一点就是“崇德向善”，“崇德向善”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原生色彩，也是当代中国每个人都应当恪守的道德底线。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和”文化所蕴含“崇德向善”的价值导向，可以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对当前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借鉴。比如，中国传统“和”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讲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从国家层面为立德树人提供思想支撑；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里隐含着要大力破除阻碍下层平民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的决心和勇气），可从社会层面为立德树人提供思想支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里主要从“天下之事、必作于细”的层面讲日常养成对于培养理想道德人格的重要意义），则可从公民层面为立德树人提供思想支撑。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和”文化中的相关资源，有利于从立德树人的高度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为在全社会树立“崇德向善”的鲜明导向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

二、中国传统“和”文化所蕴含的“仁者爱人”的君子情怀，有利于从执政为民的层面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建国前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建国后为亿万民众谋幸福是我们党的不变追求。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我们一切工作价值的根本尺度，我们党兴利于民、造福于民的伟大实践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对我们党全心为民丰富实践所蕴含的根本价值理念的概括和提炼。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是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4］有了一个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精神上文明、社会上和谐的国家，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和全面发展必将得到最可靠的保证，这是就国家而言。就社会而言，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发展个人潜能、实现人生价值、推动社会进步的环境保证。一个社会的良序运行，直接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生存质量和发展空间。而国家发展目标和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需要具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品格的公民来推动。由此可见，只有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的三个维度来推进全体国民的价值观建设，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才会有深厚的思想道德基础。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中国传统“和”文化具有“爱民亲民”的文化传统，“仁”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核心。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和”文化中“仁政”“亲仁”思想，可为从执政为民的角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提供思想资源。“仁”，位于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范畴的封建道德体系的首位，本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帮助、同情等。《礼记·经解》将其解释为“上下相亲谓之仁”，不仅指相互之间的关爱，而且特别指涉执政者对下层民众的仁爱以及由此而来的下层民众对执政者的拥戴。抛开其所蕴含的封建伦理因素不谈，“仁”与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具有相似之处。“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重要范畴。“仁”由孔子提出后为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并确立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核心道德，进而演变为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健康运行的人性基础。“仁”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出现了百余次，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多次郑重地对“仁”进行讨论，并结合不同语境作出了不同回答。比如，在仲弓问“仁”时，孔子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又当子贡问仁时，孔子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而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樊迟问仁时，孔子则答：“爱人。”（《论语·颜渊》）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出“仁”在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也能看出“仁”对于不同人群道德实践的广泛指导意义。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孔子对“仁”的解释，既有用上古贤人道德（“礼”）来修身养性的意思，又有推己及人的道德情感的意思在内，但最根本、最深刻的应该是主动关心他人、救助弱者以及体恤百姓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具有相通性。这种相通性，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党提出执政为民价值理念的深厚文化背景，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价值，从而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中国传统“和”文化所蕴含的“家国天下”的宏大视野，有利于从民族复兴的层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着三个方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中国传统“和”文化从个体、家庭、国家、天下四个层面强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就内含着把个人的道德实践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联系起来的致思取向。虽然中国古人提出的“修齐治平”思想已有两千余年，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变换，人们的社会活动方式、价值理想追求也已发生了极大改变，但中国“和”文化中的“修齐治平”思想和现如今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思想，在把个体的人作为讨论社会和国家层面价值问题的逻辑起点上却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个体的人，是一个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元素，也是一个社会构建主导性价值观的逻辑起点。对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提炼，离不开对这个社会中所有个体价值共识的把握。这是因为，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能否真正得到确立并发挥主导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中每个人对它的自觉践行和执著坚守。因此，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必须以社会个体为原点，只有在提炼出存在于不同社会个体之间的最大价值公约数之后，才能由此而及社会和国家。每个社会个体只有在自身道德人格的塑造有所建树之后，才谈得上社会交往中的友善、诚信和社会履职中的敬业、进取，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责任担当以及对整个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道义执守，个人的道德实践经由家庭、社会为中介而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个人的道德实践更是经由家庭、社会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产生直接推动作用，个人道德实践也因此超越个体而具备社会价值、超越家族而具备民族价值，个人道德实践的价值在更为宏大和广阔的社会领域和历史时空中得到拓展和确立。

有别于中国传统“和”文化以“家、国、天下”为路径阐释核心价值观，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个人、社会、国家”的层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原有意义上的宗族教化与家族治理方式逐渐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家”的功能作用逐渐被各类“社会”组织所取代。而历史上“国、天下”概念的提出，则有着春秋战国时期豪强争霸的历史背景，后来随着秦统一中国后社会大一统的局面出现后，“国”与“天下”逐渐趋于同化，并随着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最终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与中国传统“和”文化强调家国意识不同，从封建专制和近代殖民体制中走出来的现代文明在社会层面上更加重视确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导向，而近代以来饱受磨难重新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则对国家寄予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深厚价值承载。同时，处在全球化浪潮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之中的中国在公民个体层面则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应当适应国家政治文明与民族发展愿景的发展，挖掘中国传统“和”文化中家国意识的有益成分并加以合理改造，汲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道统积极因素并加以因势利导，以此引导民众生发和形成个人道德实践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密不可分的价值认知，并在启发和强化民众致力于民族复兴伟业实践自觉的过程中实现民众道德人格和精神世界的自然提升。

四、中国传统“和”文化所蕴含的“协和万邦”的睦邻之道，有利于从世界历史层面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协和万邦”是中国传统“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尚书·尧典》里讲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这里讲的意思是，只有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使之团结和睦，上下一心，才能由此形成对其他国家的辐射效应，进而实现天下一家亲的大同状态。天下一家亲，就不能允许有无缘无故的战争与兼并现象的出现。中国传统“和”文化反对国与国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与战争，提出了“兼爱、非攻”思想。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要求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强调人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共谋民生发展大计。他认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 《墨子·兼爱中》），要求以“相爱”“互利”“平等”为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与邻为善、以邻为友。《左传·隐公六年》里讲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仁善邻”不仅要亲邻、仁邻，而且要善邻。这就是说不仅要以邻为亲，对邻保持仁爱之心，而且要善待邻邦，尊重邻邦，由此才能达成协和万邦、四海安宁的和谐状态。“协和万邦”思想所内含的国与国之间和谐融通的意蕴，不是指把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而实现的“和”，而是指通过尊重不同国家文化和模式的个性而实现的互补共生的“和”。“同”不等于“和”，“和”也不要求保持同一，“同”与“和”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国语·郑语》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是不同之中的“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是实现和谐的先决条件。这既反映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和”文化海纳百川的胸襟和高远博大的眼界。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在世界其他地方频繁发生血腥残酷的宗教战争时，中国却没有发生过一起因文化冲突和宗教教义冲突而导致的战争行为。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和”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有容乃大”是其鲜明特征。

中国传统“和”文化所蕴含的“协和万邦”的重要思想，对于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效应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用无产阶级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必然要求。任何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都是该社会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在精神价值领域的物化和体现。西方“民主、人权、自由”等核心价值观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以及基督教文明的物化和体现。而一种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够展现出其应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既取决于该核心价值观赖以奠基的上层建筑是否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同时也与该核心价值观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一个社会某一特定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和确立，既是该社会现实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反映，也与这个社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毛泽东就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中国传统“和”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根源，其以“协和万邦”为睦邻之道，体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这样一种文化特质，反映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就是一种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是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成功实践和优越性的客观表达，也是对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固有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不是要求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与自己趋同，而是要求充分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同核心价值观背后独特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不是以君临天下的狭隘心态要求其他价值体系的臣服，而是以“协和万邦”的宏阔胸襟对其他价值体系保持一种欣赏和尊重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会在中国社会形成众志成城、团结共进的精神正能量，同样会在国际领域形成不同国家、民族和睦共处、互利共赢的溢出效应。换句话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因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从而具有民族历史意义，还会因其对促进各国和平发展、和谐共处具有推动作用从而超越国别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山东考察时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3-11-29（1）．

［2］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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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1）.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