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教育（共12篇）
中国文化教育 篇1
摘要：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 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 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 很多规矩、规范, 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 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 习惯成自然。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 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 而是问社会
教育再好, 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更多是要问社会, 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中国现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在全国各地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 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 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 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 但是负减得了吗?
2009年, 上海参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 (PISA) , 结果排名全球第一, 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震惊。2012年第二次的测试结果出来, 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说第一次测试有一定的偶然性, 第二次总不能再说是偶然的吧!这个测试不是上海自己搞的, 是国际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做的, 而且测试的对象是随机抽样, 包括最差的学校, 是一个全面的测试。测试的标准是公开的, 至今没有听到多少批评。我们一直在赞扬人家的教育怎么好, 但奥巴马在美国说中国的教育搞得好,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在国内发挥不了作用, 但到了国外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本科, 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 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 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任, 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 而是问社会, 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 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很幸运, 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者加入过美国国籍, 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是在19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者中美对抗的时代, 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钱学森回国之后, 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 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保证。与钱学森差不多同时回国的科学家中, 有的同样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是“两弹一箭功臣”。但也有人受到迫害打击。还有像邓稼先, 才华不在杨振宁、李政道之下, 起点也不低, 为国家的贡献足以与钱学森相提并论, 却因保密需要长期不为外界所知, 又没有能像钱学森那样安享天年。可见教育再好, 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更多是要问社会, 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社会不能过度干涉教育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 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 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 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教学是人对人的艺术, 是因人而异、因校而异的。世界上的一些名校, 往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 社会用不着去干涉, 学校如果什么都被社会干涉, 那这个学校是办不好的。现在我们校长规定学生不许带手机, 马上报纸就要讨论。实际上只要家长、学生签字同意, 不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 学校就可以做, 形成自己的传统。
韩国到现在为止, 还允许老师体罚学生, 一般是打到初中, 高中就不打了。日本规定, 幼儿园、小学、初中, 哪怕是冬天, 女孩子一律穿短裙, 男孩子穿短裤。到高中, 才可以穿长裙、长裤。我看小孩子的小腿都冻得发紫, 规规矩矩还站在那里, 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当然, 国情不同, 我们不应也不必生搬硬套, 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规律, 允许学校、教师在不违背法律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而现在, 学校禁用手机, 马上会引发轩然大波, 引起媒体的普遍批评。学生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 法院却判学校违法。北京某大学一年当了8次被告, 全部输掉, 因为法院认为原告都是学生或家长, 属弱势群体。中学不敢组织学生春游, 除非家长签下免责承诺。小学教师下课后会看着学生, 不许奔跑嬉闹, 怕万一引起伤害事故担不了责任。甚至连社会上的人跑到大学自杀, 学校也脱不了干系。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 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 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 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义务教育需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 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能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
首先, 学校的公正要靠政府。义务制教育是强制的, 孩子到了规定的年龄, 家长或者监护人就必须要送孩子上学, 在美国, 如果孩子不上学是要申请的。义务制教育对政府也是强制的, 政府必须要保证孩子有这样的机会, 比如说这个孩子家离学校很远, 那么就要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住宿。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 我说应该公布国家义务教育最低标准, 多少孩子要配一个教师, 餐厅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公布之后让我们看有没有做到。像美国、日本, 穷乡僻壤的学校和城市的没有多大的差别,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基本设施都是有的。2001年初我在中国南极长城站时, 参观了毗邻的智利弗雷总统考察站的小学。这所小学只有十几位学生, 但有两位由国家派来的专职教师, 配了好几台电脑, 还开通了互联网, 学生们每年还能回国参加活动。当时得知, 有两位学生即将升中学了, 政府已决定再派一名老师, 同时确定由一位有专业学位的考察队员兼任物理教师。
我们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 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说要办成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 绝对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样, 义务教育的质量已经是世界一流了, 只要在硬件设施上都能达到先进, 在地区、城乡之间做到均衡, 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即使是现在最贫穷落后的地区, 只要中央下决心调动全国的力量, 也不难使每一座小学、中学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师资数量或质量不够, 既可在本地培训, 也可以从外地招聘或从发达地区派教师轮流服务。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 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 今后能不能上大学、如何选择职业, 就靠你自己了。
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 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 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 很多规矩、规范, 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 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 习惯成自然。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 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例如一个人不能撒谎, 就是一种习惯, 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 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而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养成了撒谎的习惯, 长大了是很难纠正的。你告诉他不能撒谎, 他会说撒谎的人很多, 为什么我不能, 甚至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不撒谎的人。
现在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根子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从小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将一些全人类都普遍认同的美德当作工具和手段。“文革”期间我当中学教师, 眼看我的学生变得开口国骂闭口“沪骂”, 老师处于被批判斗争的处境而无能为力, 还得昧着良心赞扬“革命 (下转第17页) (上接第12页) 小将造反有理”。我们私下感叹:将来等到这些学生为人父母, 成为国家栋梁, 他们如何教育子女, 管理国家?
教师的作用能否发挥, 结果也不同。以往中国人普遍崇拜“天地君亲师”, 老师的地位很高。“文革”前, 我当教师时不满20岁, 到学生家去访问, 有的家长还以为是他哥哥的同学。但一旦知道我是老师, 立即非常客气, 有的家长年龄可当我父母, 但对我十分尊重。如果家长的说法、要求与教师不同, 学生就会理直气壮予以拒绝:“是老师说的。”家长就会让步:“当然听老师的。”但现在, 老师在家长心目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一方面有些老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从教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家长送的购物卡和礼物, 千方百计利用家长资源;另一方面, 不少家长以为只要有钱有势就要左右老师, 他们怎么会将老师当作孩子的行为楷模和灵魂导师?
其次, 义务教育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做到这一点, 就能纠正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强调不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不是将责任交给每一个家庭, 因为家庭做不到, 但是至少进入学校, 孩子们要在同一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 往往就在义务制教育阶段, 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挤。国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 不是创造一个一个所谓的教育奇迹, 我很奇怪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跑到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去, 为什么不能到一般的学校, 或者是比较贫困的学校?难道还要花更多的钱制造一个个远远脱离中国实际的超级学校吗?如果一个国家不从基础教育开始, 不是通过政府做到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 不是使孩子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 那么今后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国家稳定的发展?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 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 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
中国文化教育 篇2
摘要: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它与官方建立的士文化是并行的价值传播系统。官方价值代表了社会的、整体的、理论的力量对个体的要求与约束,而民间价值代表了个人的、灵活的、理想化的人生追求。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补充和融合,使中国人的生活有了选择的可能,也有了所谓内儒外道和儒道互补的境界。
关键词:英雄;中国文化英雄;价值系统;价值载体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023704
中国文化英雄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中举足轻重、无处不在的文化存在,但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正式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作用。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
一、英雄、历史英雄与文化英雄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英雄的解释是: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这个解释与一般人的直觉是接近的。美国传统词典对hero一词的解释却略有不同,强调英雄不仅仅要有业绩,还要有所牺牲。大多数英雄可能是在发生战争时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在国有危难之时,他们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振臂一呼,身先士卒;或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背景下被认为是英雄的人,一般是指那些有功劳和能力的,令公众敬佩和模仿的,特别是曾经对历史的发展变化(事件进程)产生了自己独特影响的人。
我们通常所谈论和讨论的英雄大都是历史中的英雄。最早的英雄是指那些以其传奇般的个人经历为氏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那些以其勇敢和力量而受到部落成员崇拜的人。民族、部落兼并过程结束之后,早期的氏族英雄渐渐演化为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继续受到人们的崇拜。此后,逐渐诞生了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历史英雄。
文化英雄这个词较少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在人们的下意识里,已经把文化英雄归并到普通的英雄范围里面了。一般情况下,人们把文化界的某些名人和有成就的人看成是文化英雄;而在比较认真和正规的场合,许多人又把文化英雄等同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或是直接把文化英雄看作知识精英,如将陈寅恪、顾准、金庸等人视为文化英雄。但笔者认为,这些认识与决定文化走向和文化结构的文化英雄无关。文化英雄不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英雄,也不是一个阶层、一个团体的代言人。文化英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价值符号和价值象征。人们可以通过文化英雄理解一种文化,学习一种文化,接受一种文化,融入一种文化。所以,文化英雄是人心中的英雄。
文化英雄与通常的英雄概念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一般所谓英雄,是指以其思想、意志和行动影响历史的人;而文化英雄则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文化英雄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由一些不同的个体形象在中国文化的时空中不断地丰富延伸,最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象征系统,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基本载体。
历史英雄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显示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的力量,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树立起生存的勇气和信念,使人们在这些英雄身上看到自己潜在的力量和价值;而文化英雄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代表和价值象征。历史英雄因为改变了历史,所以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文化英雄则是因为创造了人生的价值,创造了人活着的价值尺度,而成为人们行为的榜样。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文化英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构成。
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对象不是历史中的英雄,而是人心中的英雄;不是英雄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是作为文化概念的英雄形象与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文化英雄
中国文化英雄是价值观的代表,是人生的样板,包括人格、尊严、成功、贡献和理想几个方面。英雄这一称呼适用于两种人物:一种是历史人物,即那些以其个人行动和行动的后果而影响了历史的人;一种是文化英雄,即以其思想、著述、人格、道德影响了他人的信仰和行为的人。历史英雄仅指那些以其行动对特定事件或问题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人,而文化英雄虽然有时也可能兼具历史英雄身份,但一般说来,是以其人格或思想的影响而位居英雄之列的。例如:孔子、老子、屈原、杜甫、司马迁、诸葛亮、孔融、伯牙、大禹、周公、李白、陶渊明、关羽、苏武、越王勾践,等等。这些被看做文化英雄的人,每个人都有一篇感人的故事,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精神,每个人都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化身,每个人都是人生的一杆标尺。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成为中国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在处理实际生活境遇时的具体路标。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会做出与这些文化英雄同样的业绩或达到同样的人生境界,但却相信,做一个人应该有像文化英雄那样的情操、那样的理想、那样的人格。事实上,这些文化英雄一旦进入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他们就不但作为精神偶像,而且也作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而被接受了。在许多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仅把文化英雄看作学习的榜样,而是通过心理整合把这些英雄身上的特殊品格视为自己个人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自己在心理上成为英雄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文化英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只有文化英雄才有资格成为做人的样板。
中国人虽然承认历史英雄的功绩和才干,但他们对历史英雄的敬意远不如对文化英雄那么深广真挚。在某种意义上看,历史英雄是伟人、超人,而文化英雄却是普通人、凡人,所以,中国人敬仰文化英雄而不是那么羡慕历史英雄,这也正是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的智慧表现。
中国的文化英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也不是固定的由外部封赠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作为价值象征和人生样板而存在的非特定群体。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文化英雄很广泛地存在于生活的不同层面,有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的全民族性的文化英雄,有代表某一种人物性格或人生选择方式的文化英雄,还有代表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人生境界的文化英雄,等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化英雄并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存在,而是一些与生俱来的、听得着看得见的生活内容。文化英雄不是确定的官方的样板,而是具体地活在公众心中的生活样板,是老百姓的生活指南。文化英雄代表着多种人生理想、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这样,中国人就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英雄形象身上,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看到自己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前进方向。由此,通过榜样的作用,中国文化英雄使全体国人都进入到文化价值系统的建设进程中去。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传播渠道主要是士阶层。在中国两千年的君权统治过程中,士阶层传递着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而在实际生活中,与正式的儒家系统并行的,还有文化英雄这样一个价值传播系统一直存在着。文化英雄在树立和传播价值标准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时比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系统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文化教育 篇3
关键词：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区别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076—02
一定的文化形态是对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并对其以导向作用。因此，只有以先进文化来指导实践，才能使信念更坚定，理论更成熟，方向更明确，步伐更矫健。坚持什么样的文化，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做出了不懈努力，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文化理论一脉相承，不断创新发展。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从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上，我们丝毫看不出二者的差别。再加上，江泽民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加局限了我们的视野，限定了我们的思维。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即对立统一是普遍的，要求我们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统一才具有相反性；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对立才具有不可分性。本文就从先进文化在外延的不断扩大和内涵的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从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一中把握二者的对立。
一、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先进文化作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给人类文明传承以气势和神韵，更给人类的发展以方向和支撑。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无不汇聚着促使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涛声。然而，先进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它与具体国家的民族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自身的特点。中国的先进文化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现象，与我们国家、民族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它是反映中华民族进化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扬光大的文化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反映着中华民族发展的正确方向，又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一致。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先进文化是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这个先进文化是批判继承传统而又充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贯穿当代世界文明基本精神的现代新型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二、中国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区别
尽管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看到了二者的紧密联系，但作为两个理论不可能不存在差异之处。正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本文就从先进文化在外延的不断扩大和内涵的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从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一中挖掘二者的区别来拓宽我们的视野，加深我们的认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历史进程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表现
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截止目前经历了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新文化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第二阶段是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到社会主义文化。最后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只是这个进程的一个具体阶段，而不是先进文化的全部，具有过渡性。中国先进文化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如前面所述，中国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等同，只有在“当代”“当前”的限度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特定的阶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错误无非就等同于五四时期的“民主的、科学的”新文化就是中国先进文化所犯的错误。
(二)先进文化与落后腐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国外民族特色的文化
文化有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特色文化与普遍文化等的区分。因此我们所讲的先进文化正是与落后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的。纵观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历程，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先進文化都无不证明这一点。胡锦涛同志2004年一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先进文化之所以具有先进性就在于它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为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持久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荟萃一切优秀历史文化，升华时代精神，是相对于颓废、消极、愚昧、落后、阻碍社会进步的文化而言，并总是在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的冲突中体现出来。
有中国特色杜会主义文化，着眼于中国特色，相对于国外各国文化而言，它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积极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完全的中国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完全性。表现在：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腐蚀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还不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全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虽然在整体上优越于资本主义文化，但是作为文化重要内容的科学技术等许多具体的文化方面还落后于资本主义文化。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是这种不完全性得以存在的现实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种不完全性决定了其建设必须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努力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滋生的土壤，逐步缩小和消灭一切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落后文化的存在；必须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增强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比较优势和感召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凸显，将越来越多的人们吸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
中国文化教育 篇4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共同期盼。1988年, 76位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聚集在巴黎开会, 他们在宣言中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实现中国梦,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 要解决文化传承的问题:实现中国梦, 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精神家园, 还是以其他文化作为精神家园?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立国根基, 还是以别人的文化作为立国根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做出一致的回答:中国梦必须以中国文化作为价值内核, 以中国文化作为立国强国之本。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只有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才能充满自信的去迎接世界。
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文化是指一个国家的灵魂。是国家民族在历史长河发展中形成的悠久历史、民族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等人类发展的组合。对一个国家而言, 文化关乎立国、治国和兴国。
“当有一天, 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美国总统尼克松
那么, 近一百年来, 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近一个世纪来, 西方资本文化大举侵入中国, 且畅行无阻。中国社会目前的各种乱象皆来源于此。世界历史已经证明给我们看:凡是用别人的文化作为立国之本, 就意味着是别人的文化附庸, 进而很容易成为别人利益的附庸。如果我们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我们自身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就是在心悦诚服地为西方的利益服务。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和自信, 要扎根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在今天的世界上, 假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构成它最内核的‘自我’的文化, 它的自我认同必然出现危机。”——亨廷顿《我们是谁》
如果不去继承和发扬光大本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 也就失去民族文化的“根”, 失去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承载力, 也必然陷入文化的迷茫和文化自卑、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21世纪, 中国的硬实力在增强, 中华民族在崛起, 中国人对自己祖宗留给我们的5000多年中国文化在觉醒!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 作为中国人我们开始醒悟, 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唯有以华夏五千年文明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和灵魂。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 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必须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 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用本民族文化作为动力来源。那么, 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具有5000年博大精深的属于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呢?
一、儒学拯救世界
中国必须要以中国传统主流精神文化——儒家文化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价值依据。华夏文明绵延五千年, 长盛不衰, 傲立于人类文明史。诸子百家, 三教九流, 中华民族选择了儒家, 这条路一走就是两千多年,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康乾盛世”, 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历史无容分辩地证明, 中华民族对儒家的选择是正确的;近百年的历史也铁证如山, 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也是正确的。纯正的儒家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原动力。
世界四大文明, 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 长盛不衰。五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中华文化的治世瑰宝, 护佑华夏子孙生生不息, 和谐共处, 长盛不衰。
近代一百多年来, 社会动荡, 争战不断, 持续不断的颠覆性、毁灭性打击, 致使引领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被说成是封建、迷信, 这样的文化瑰宝被中国人自己踩在脚下, 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呜呼哀哉, 一百多年, 不要祖宗, 崇洋媚外……一百年后, 我们幡然醒悟: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首先应该是观念的进步, 而社会观念一定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 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 就没有民族的立足点, 就缺少民族的自立与自信, 从而难以真正吸纳世界上其他的优秀文化成果。2013年11月, 习近平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他提出, 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坚持古为今用,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因势利导, 深化研究, 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 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孔子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业已沉淀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从隋唐开始, 就有以儒治国, 以道治身, 以佛治心, 儒释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1989年, 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会上, 联合国教科文卫生组织干事泰勒博士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 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多年里, 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 或者缺少进步也好, 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 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属于过去并照耀着今天和未来。”
中国学者的认识更加深刻。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 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 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 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 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 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 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 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 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主流媒体责无旁贷, 当披荆斩棘, 勇立潮头!为天地立心, 为百姓立命。为往昔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承传华夏文明, 媒体应该一马当先, 当仁不让。在五千年中华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方面, 主流媒体应该担当起振兴中华文明的急先锋。
我们欣喜地看到, 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之下, 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努力创导和不懈努力之下, 当今社会, 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的觉醒和喜爱。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论坛遍地开花, 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弟子规》夏令营, 传统文化夏令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学习热遍布大江南北, 学习传统文化的组织更如雨后春笋, 在神州大地建立起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益网站越来越多, 以上种种, 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希望。
二、小结
通过上面分析, 我们明白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 功在千秋, 造福子孙后代, 宣传和弘扬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 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主流媒体作为大众传播机构, 可以说播什么内容的节目, 就是在教人们什么。所以说, 媒体能救社会, 也能毁灭社会、毁灭世界。今天的媒体, 影响力和范围之大史无前例, 如果媒体播出去的内容是暴力、色情, 是杀、盗、淫、妄, 那么就在教人们恶, 毁灭世界。如果播出去的内容是劝善的, 是弘扬仁义礼智信的, 是劝善的, 是伦理道德教育、是因果教育, 那么就在教人们善, 那么就救了世界。因此说, 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体, 承担着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弘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如此迫在眉睫, 可是,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电视频道专门宣传优秀传统文化, 这种现状急需改变。在国内几十家卫星频道和数千家地面频道中, 通过每日节目单我们看到, 这些频道的节目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内容:新闻, 电视剧, 娱乐节目等。在这些节目中, 教中国观众向“真善美”的有多少, 教人们“百善孝为先”的有多少?而是潜移默化的在教人们“不以淫为丑, 反以淫为荣”, 老祖宗告诫后人“万恶淫为首”, 可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在教观众什么?
作为媒体, 国家的喉舌, 应该告诉观众儒释道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正统, 应该把中国老祖宗能够化解世界灾难, 促进和平的方法告诉世界。响应习主席号召, 大力弘扬中华文明。主流媒体应该承担起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21世纪, 媒体传播的速度、传播的广度、影响的范围和深度, 媒体的教育力量之大前所未有。有人会说, 教育是学校的责任, 媒体可以袖手旁观。可是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 是学校对人的影响大, 还是电视网络等媒体对人的影响大, 答案一目了然。今天, 媒体的影响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 影响终身。
借助当今的媒体, 尤其是主流媒体,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传播正能量, 是媒体人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现在婴儿扎根的教育是什么?是电视教育。从前是父母家长教育, 现在是电视。从一出生到长大, 先是电视然后是电视和网路在影响他们。这些电视网路在教人们什么, 我们都知道了, 这是可怕的危机呀!
媒体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借助电视和网络等媒介, 把千万年来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圣贤智慧, 留下来的千年不变的真理, 留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方法等等一切优秀中华智慧传给中国的下一代。
中国的媒体到了拿出行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了。据了解, 2014年7月开始, 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的中小学将开始全面开始学习《弟子规》。这个消息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 不光是中国人的, 它更是世界的, 是永恒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作为华夏子孙, 这样的宝贵财富一定要继承呀!
中国新一代国家领导人, 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描绘了富强崛起美好光明的蓝图, 正带领全国人民高高举起实现中国梦, 继承和振兴中华文明的大旗, 作为媒体, 作为对人民进行传播、教育的大众传播机构, 理应担起历史的重托, 扛起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 时不我待, 即刻行动。
摘要：主流媒体,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传播正能量, 是媒体人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习近平说, 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他说, 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 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 养浩然之气, 塑高尚人格, 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必须以中国五千年文明所创造的民族文化作为文化之本, 作为民族复兴的灵魂。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中国梦。
关键词：中国梦,主流媒体,弘扬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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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教育 篇5
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很多时候，我愿意保持深深的沉默，但是，我又真的担心自己会在沉默中迷失方向，担心自己在长期的沉默中丧失立场，担心自己会在沉默中死去。我写此文，不为扬名，也不为图利，只为我们的教育，只为我们的孩子。
每一年的高考，每一年的中考，都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尤其是语文考试中的作文题目，永远都是无可避免地成为热议的焦点。在所有人的眼中，作文题几乎就没有让人满意过，总是会有人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说话。这些人当中，有高层领导干部，有基层教育工作者，有底层市井老百姓，沸沸扬扬，热热闹闹持续升温。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在这里剖析一下各个阶层的内心世界，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有雅之士多多包涵。
每一年，人们都在期待高考与中考作文题的出炉，在期待中，他们已经事先准备好了吐槽的内容，毕竟不满意已经成为了一种定势。一旦作文题出来，吐槽立马就会铺天盖地。当权者之所以会吐槽，那是因为这样的吐槽可以凸显出他对教育的理解与关注，这样的吐槽可以彰显出他对教育认知的高度，同时可以赢得手下人的追捧，因为他是一个很懂教育的人。教育工作者吐槽，因为他们有的身处教育第一线，他们刚好带着毕业班，如果此时不吐槽，那么成绩出来后就找不到学生考不好的借口了。他们吐槽的目的并不在于作文题的本身，而是在为自己所任班级考不好提前做好铺垫。等到成绩出来后，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全部责任推至命题上了，很高明，也很下作。老百姓之所以吐槽，无非就是跟风而已，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很懂，别人说不好，他们就跟着说不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考生家长，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作文命题的本身，他们真正关注的是自己孩子在考场上的发挥。你们说作文题出得不好，那么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相信并附和，同时做好面对孩子考不好的心理准备，这是一种无知，更是一种悲哀。
是不是每年的作文题都出得不好呢?我坚决不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我会说得如此坚决呢?理由如下：
一、高考和中考的命题人肯定不是一般人，如若不然，那些专业吐槽人士都可以去参加命题了。邓野先生很想去参与这样的命题，但是因为能力和知名度不够，我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简单地说，能加入中高考命题组的人，绝非一般人，他们有经验，有实力。但是，他们绝非圣人，他们不可能出一套能够使所有考生或家长满意的试卷，任何人都做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众口难调。
二、中高考的命题难度是相当大的。你试想一下，中高考已经实施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有多少人在研究中高考的试题呢?老师在研究，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研究，有多少试卷被分析?有多少试题被解除?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命题人不得不反过来研究老师和学生，不得不在被围困得水泄不通的境况下突围。在这种情况下，命题势必会发生偏差，势必会出现些许的出人意料。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切都能如你所料，如果一切都能如你所想，那么还需要考试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大家照样可以吐槽，会说命题没有质量，没有水平。
三、考试的根本作用就是选拔，它是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说，中高考是相对公平的，我说的是相对而不是绝对。既然是公平公正的，那么，所有参考学生面对的同一套试卷，不管这套试卷是好做还是不好做，大家都是一样的，要么都好做，要么都不好做。如果你是优秀的，那么，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题，你都能脱颖而出领先他人，如果你什么都不会，无论什么样的题，你照样会落后于人，如果考试的区分能够得到正常体现，那这就是正常的考试。既然是一样的，既然是公平的，为什么还要吐槽呢?我认为，吐槽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有些人天生喜欢吐槽，天生喜欢挑剔，而那些喜欢吐槽的人往往自身并不优秀，但凡有修养、底蕴深厚的人是不会吐槽的，因为他们懂得尊重，懂得理解。
四、吐槽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并不是正义感的存在，而恰恰是正义感的逐渐缺失。无聊之人定有无聊之举，戚戚小人定有戚戚之态，指责和谩骂并不能解决问题，正视和思考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搞好教育，教好学生，夯实基础，苦练内功，让孩子们学有所得，学有所成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如果吐槽可以解决问题，那么邓野先生非常愿意加入吐槽的行列。埋下头来，潜心研究，认真工作，这才是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的教育并不算优越，中国的教育及考试的形式并不是无可挑剔。在当前，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之殇并不是体现在考试命题上，而是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们的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对于人才的选拔与定位还不够精准，对人才的选拔形式过于单一，忽略了个性及专业的凸显，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与改进。
二、我们的教师队伍良莠不齐，很多不专业的人站上了讲台，误人子弟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少人有教师之名，而无教书育人之能。有些不懂教育之人，却又谋着教育的重任，这是教育之悲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源是我国的教育制度还不够强硬，我坚信，整顿教育管理者团队及教师队伍的举措应该很快会着手实施。
三、教师的职业道德正在逐渐丧失。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是从教人员的职业道德准则，是务必坚持的职业操守。而今，这种道德正在日渐丧失，这种道德的丧失，才是真正的教育之殇。没有了操守，就没有灵魂，没有了灵魂的教育势必严重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及时出台解决方案。
四、我们的教材及教学内容过于拘泥，也过于单一，我们忽略了许多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学科设置，我们过于看重应试教育而忽略了孩子们个性的发展空间。素质教育始终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并没有得到彻彻底底的推行，这就导致了高分低能者占领了高考市场，而那些有思想，有见地、有能力的孩子被考试分数拒之门外。
五、我们的教育格局出现脱离，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出现了维度崩塌。社会教育环境每况愈下，学校教育质量出现下滑，家庭教育跟不上时代教育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总体质量出现滑坡，不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不爱岗、不敬业的老师也越来越多，不懂教育的家长更是多得惊人。于是，教育的大格局出现问题，教育的一线出现问题，教育的后方同样出现问题，诸多问题的累计就是中国教育之殇。
六、教育不规范，不系统，教育水平严重失衡。教育不规范，是因为那些不懂教育的人在整天瞎咆哮、瞎指挥，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让人无所适从;教育不系统，是因为我们的随意更改，肆意妄为，你唱你的歌，我跳我的舞，种种迹象表明，中考也好，高考也罢，花样在不断翻新，而形式却又一成不变，虽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实际上只是换汤不换药。这是教育的悲哀，这是教育的无助!
中国文化教育 篇6
盘点一下过去两年里的文化娱乐大事，对于东亚乃至整个亚太文化圈来说，将文化与商业结合得最为紧密、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化现象，恐怕除了《大长今》，无人能出其右了。作为一部讲述古代韩国女医官故事的电视剧，在中国的一些卫星电视台反复播出后，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电视剧的意义。从2005年开始，在《大长今》的推动下，韩流加快了对亚太各个国家的文化影响。韩国料理和泡菜全面进入北京、广州等城市的餐饮业，与各国美食一争高下。从北京新东安、上海淮海路上的时装店，到广东小镇上的鸡毛店，到处都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韩装，为各个阶层的女性所追捧。而作为家电业从业多年的市场人员，我不仅在中国的CCTV上频繁看到李英爱代言的LG广告，也在马来西亚的电器商场里，在越南的街头灯箱广告上，在泰国的报纸广告上，不断巩固着李英爱与LG亲密接触的印象。
显而易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消费电子企业通过工业设计和人性科技在全球范围获得产品领先优势之后，如今的韩国企业以韩剧为先锋，伴随着韩流时尚文化的广泛渗透，开始向世界各地贩卖文化！毫无疑问，以三星、LG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将掀起一场针对世界的“文化革命”，并借此推销韩国商品。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的中国企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确立以低成本和大规模制造为核心的竞争优势之后，现在也纷纷踏上国际化征途，其中，联想、华为、TCL、海尔是中国品牌国际化的先锋。但是，目前除了华为靠扎实的技术在国际通讯设备市场上杀开一条血路进入市场主流外，其他面向终端消费市场的企业先后遭遇挫折，先是海尔收购美国家电品牌美泰克遇阻，在美国市场上长期以来是高投入、低回报，无法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投入产出严重失衡；然后是收购IBM PC业务之后的联想在美国遭遇DELL阻击，美国人对LENOVO品牌缺乏信心，联想在美国市场的PC份额持续下滑；更为严重的是TCL收购阿尔卡特、汤姆逊之后重组失利，整个TCL集团震荡不断，出现巨额亏损。
那么，是何原因造成了韩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国际化截然不同的遭遇？或许，我们可以从品牌和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为中国品牌的国际化求解。
国际化三部曲：产品输出，文化输出，品牌输出
考察多数经济强国及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必然要经历产品输出、文化输出、品牌输出三部曲。尤其是对于消费电子企业，由于其产品与个人消费、家居生活具有高关联度，消费文化的影响对于电器产业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企业，还是90年代的韩国企业，在其起步的第一个阶段，与欧美企业相比，它们所拥有的竞争优势只是成本和价格，“物美价廉”是当时日本货和韩国货的代名词，向世界输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是当时日本及韩国企业的使命。
伴随着产品输出，日本和韩国开始崛起，成为新兴的工业强国，它们不满足于扮演OEM角色，还想获得世界各国的好感和认同，于是文化牌便成了它们的必然选择。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日本以“世界工厂”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一代日本人所思所想的就是让世界接受、喜欢日本的产品。当时日本的文化输出─动漫攻略就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如著名的《铁臂阿童木》，几乎就是日立公司的形象代言人。这个“十万马力、七大神力”的机器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人们在记住阿童木的同时，也记住了日立品牌。
进入90年代，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推向世界的卡通形象所代表的已不仅是一个商标，或一种特定的产品，更多的是日本独有的生活方式，甚至尝试着推销更深层次的日本文化理念、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例如《机器猫》、《七龙珠》、《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在日本文化输出的同时，日本品牌也随之征服了世界。
日本人选择了动漫，而韩国人则选择了韩剧。2000年以来，从《蓝色生死恋》开始，韩剧逐渐替代日剧，成为中国媒体娱乐版的热门话题，而《大长今》便是其巅峰之作。韩国的文化输出势头是如此之强劲，以至于众多追逐时尚的年轻人迅速从“哈日”一族变成“哈韩”一族，娱乐界的“韩流”劲吹引发了更多的人们对韩国文化的兴趣，乃至“爱乌及屋”，进而追捧韩国产品。2000年以后，以三星、LG为代表的韩国品牌开始全面占领中国的手机、数码、IT等时尚消费电子领域。
文化输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文化的系统输出能够消除经济全球化给本国企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为企业的全球化添加动力。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除了对产品的功能性价值进行比较之外，心理上的文化认同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而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实就是国家品牌效应，因此又被称为“国家品牌”或“国家背书”。从韩剧所引发的市场效应可以看出，文化输出能够很巧妙地在文化输出国的品牌与文化输入国的消费者之间形成“心理认同”，提升商品的内涵，于无形之中赋予品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品牌国际化：借“中国热”扬帆出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虽说贸易额位居全球前列，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企业仍处在产品输出阶段，习惯于商品交易，习惯于简单的价格竞争，而不习惯于经营品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输出，要么缺乏系统规划，要么只着眼于政治和外交，而非经济与商业。在媒体对中俄文化年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位中国出口商人说：“我在俄罗斯从来没有看到过电视台播出一部中国电影或者电视剧。”另一位在俄罗斯市场上打拼的温州鞋商更是断言：“中国企业输出产品的同时并没有文化输出。”
不过，我们很幸运，如今这一切都在改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现在，国际化转型期的中国企业面临一个新的机遇，中国文化输出面临着一个新的契机，在“韩流”之后，“中国热”开始在全球升温。
近年来的“中国热”首先源自好莱坞电影文化的渲染。2001年，华人导演李安以一部全明星阵容的《卧虎藏龙》，真正实现了华语电影直接面对西方观众的历史性跳跃。此后，中国演员、中国故事、中国风景、中国功夫、中医等中国元素在世界银幕上频频亮相，2005年，中国元素甚至成为好莱坞大片乃至世界电影产业的一个新看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王牌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杀死比尔》，这部片子不惜花费大量篇幅刻画中国武功高人，让“中国元素”
的价值得到最直观的演绎。
由于好莱坞电影文化对全球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商业影响力，中国文化通过好莱坞电影得到了全球普罗大众的认同，“中国热”在海外迅速升温。当然，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已经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全球有3000万外国人在学中文，仅美国就有8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汉语热的升温表明了一个事实：世界迫切需要了解中国。
“中国热”的持续升温为中国品牌走向全球提供了绝佳的“借船出海”机会！
寻找文化符号：到底是章子怡，还是孔子？
德国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对“符号”所作的定义是：“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形式。”在他看来，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都是“符号活动的组成和生成”，都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塑造“文化人”。而中国符号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它通过“符号活动的组成和生成”塑造中国式的“文化人”。在全球化的图景下，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中国符号背书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文化符号可以是人，可以是动物，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但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人在各种符号中最鲜活、最具有故事性，也最具传播力和影响力。
米老鼠是美国商业文化的符号，阿童木是日本商业文化的符号，《大长今》是韩国商业文化的符号，那么中国品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符号呢？到底是章子怡所代表的娱乐文化、世俗文化，还是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精英文化？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评论家张颐武指出：“现在都讲20世纪全球文化输出中心是美国，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20世纪是一个美国梦的时代……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也很好，这个高速成长也可以打造出一个中国梦，要创造出一套对中国梦的文化想象，章子怡就是。这个小姑娘小时候看电影肯定也觉得那些好莱坞明星不可企及，但现在，所有的大明星都在电影节上跟她平起平坐，这些大明星们都对她说：‘你是未来之星。’这就是中国梦。世俗文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低端、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
他甚至认为：“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论语》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文化打通的一个例子。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
张颐武的观点引起了激烈争论，很多人认为章子怡和孔子不在一个层次上，无法相提并论。对于符号选择的问题，从企业的角度看，唯一的选择标准是企业和产品的属性。如果是消费电子产品，由于其与人们的家居生活密切关联，以及消费电子产业与个人享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应该选择娱乐文化的代表章子怡这样的电影明星；如果是传统产业，比如高档白酒、茶叶、中国字画、工艺品等，就应该选择具有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文化名人，以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提高品牌的文化附加值。但是，进一步分析，从商业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对于品牌国际化的需求，很显然，娱乐文化比传统文化有着更为强大的商业影响力和价值，这也是章子怡、巩俐、张曼玉、成龙等华人影星在国际广告舞台上知名度越来越高的原因。
毫无疑问，中国品牌，尤其是消费电子品牌，要成为全球范围的知名品牌，与本土娱乐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必不可少的。本土娱乐文化不仅限于电影，可以是电视剧，也可以是体育，甚至是动漫（在针对年轻人群的目标市场上，动漫有着远大于电影和电视的影响力）。作为本土娱乐文化的符号，可以是一个电影明星，也可以是一个体育明星，甚至是一个卡通形象。
然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本土娱乐文化和娱乐符号属于稀缺资源。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立足于企业品牌和产品属性，结合自身的国际化需求，研究中国娱乐文化的发展趋势，对娱乐符号资源进行认真发掘，选择合适的品牌代言符号，并进行系统规划，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中国画与中国文化 篇7
但是,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 中国画必然面临诸多的文化关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想要原封不动的保持民族传统已没有任何可能, 所有排斥外来文明的社会必将陷入历史的死胡同。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接受了“师夷长技”“西体中用”“洋为中用”, 这在中国的近代、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已经表现得十分充分。但是, 如果没有思想文化上的转型, 社会的现代化必然是不彻底的, 在文化上、观念上拒绝现代文明的整合, 以历史情绪、保守文化和狭隘思想主导社会的主流意识, 将严重地阻碍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病源, 主要来自于儒、道思想。
孔子的思想产生于春秋与战国的过度时期, 封建秩序解体, 封建道德崩溃, 群雄并起, 战争频发, 各种思想竞相产生。在思想的交锋和实践当中, 孔子的“复辟周礼”“君子仁政”等理想, 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他对旧时代强烈的依恋情怀, 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危机的反映, 成为儒家思想产生的本源。其思想孕育出的中国文人, 不可避免的带有这种思想烙印。这种怀旧的思想形态,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回归与复古情结, 使整体文化趋于保守, 从而失去了进取开拓的精神张力, 导致文化激情和社会创造力的萎靡。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史, 始终在一个超稳定结构中周而复始。从思想文化看, 自汉以后,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儒家学说, 成为统治帝国的工具, 孔子被奉为“圣人”, 成为整个民族膜拜和不可逾越的精神偶像。从社会伦理看, 在儒家思想统御下的宗法制度, 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君臣”、“父子”“夫妻”“嫡庶”“长幼”等关系, 构成帝国的人伦法理。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其结果是, 孔子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思想的高峰。
中国艺术以文人画为主导, 更多的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儒道两家, 虽然皆有怀旧与复古情怀, 但老庄的出世思想, 较之于孔子, 更具有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儒家强调入世的社会和生活规范, 使它难以成为艺术精神的指向。表现在审美上, 追求格调高古。或闲云野鹤, 或世外桃源。纵观中国画史, 与社会史的特点极为相似, 表现出超稳定的特点, 讲求传承, 沿袭古法。是典型的承接性、叠加式发展, 经过上千年的积淀, 在技术水平上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而在艺术思想方面则几无建树。
儒家的道统地位不仅得益于皇权, 反过来也促进了皇权的格外强硬。统治者一方面推行儒家思想, 另一面打击和摧残知识分子, 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令人发指。例如:明代的科举考试, 举子必须依照“圣人”的言论答卷, 自己是没有资格发表言论的, 这叫“代圣人言”, 你只能模仿“圣人”的言论说话。这种对人的思想的禁锢, 对人性的摧残, 我们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再看清代, 君臣关系, 已经变成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为打击汉族知识分子, 统治者大造文字狱, 仅乾隆一朝有记载的文字狱案达一百二十余件, 涉及人数少则数十人, 多则数万人。这种对文化的摧残, 彻底禁锢和摧毁了知识阶层的思想和性格。
毫无疑问, 传统中国画作为文化认同、民族身份、审美惯性, 在中国具有普遍的认同和广大的市场, 作为艺术历史的延续其意义不可否定。但在全球化的今天, 思想文化的碰撞, 艺术的交融, 呈现出多源的文化艺术生态, 为中国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参照性、整合性的文化和艺术资源。在这种文化语境中, 中国画不应当只是满足民族的认同, 而应当具有艺术的文化全息功能, 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思想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
“中国画”这个名称首先标明了民族性、地域性, 同时也具有局限性。在学术层面, 从理论到实践基本没有脱离这个局限。仍然陶醉在关起门来, 自说自话的状态之中。以民族自身的能力, 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抗拒外来文化的影响, 是不可能走出这种局限的。就象中国的历史, 改朝换代不过是旧有秩序和就有文化的循环, 直到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 其内在的危机才全面的暴露出来。今天, 在国际化的平台, “三流国家出原料, 二流国家出技术, 一流国家出文化”, 这一认识已被世界主流文化所认同。要发展民族的文化, 建立现代化的文化理论体系, 使中华文化成为影响世界乃至引领世界文化的主流, 必须放下那些盲目的自大, 先学会与其他文化的对话。而艺术毫无疑问地应当是这一实践的先锋。
参考文献
[1]胡树华.产品创新管理[M].科学出版社, 2000.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篇8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精神,天人合一
一、中国哲学
宗教因畏惧生, 科学因适用而生, 哲学因探求万物存在之因而存在。中国哲学产生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 最初是为了为政治国、治水平土, 即最早的政治哲学。中国哲学鲜明的民族性,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认知结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等。简言之,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伦理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在《周易》中蕴涵着了中国诸家哲学思想。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 其哲学基本倾向是“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注重伦理道德, 崇尚礼乐仁义, 主张德治仁政, 充满实践性伦理和政治哲学。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 它的哲学倾向是崇尚自然为主的天道观, 强调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认识上主张“绝圣弃智”, 在人生上追求超脱和逍遥。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 其哲学倾向主张法制、重农抑商、以战求强, 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佛家则是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 即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 特别是与中国道家的结合, 其主要代表是禅宗。
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文简而义丰, 一语而多义。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如何做人, 如何做圣人, 探究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是一种现实哲学, 是一种现世哲学, 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人物我的通感, 整体和谐和动态圆融, 就是所谓的天人和一思想和和合精神。中国哲学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为和建功立业, 强调学以致用。
二、中国文化精神
所谓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它包括自然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门类, 内容丰富多彩。中国文化绵延流传, 通古贯今, 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方面来说, 中国文化既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 还有儒释道的结合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地、人三才, 人居于中心地位。天人之间, 人为主导。在儒家学派中, 一贯反对以神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的重要特征与表现体现在道德实践中。强调个体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肯定了人的价值, 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贵和尚中”是指崇尚和谐, 追求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宇宙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尤其是人与人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 提倡重和去同的思想, 肯定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 表现出了有容乃大的宏大气魄。中庸之道是在“和”文化下的体现, 是为人处世的具体准则。
刚健有为, 是中国人积极态度的体现。它凝聚了民族的向心力, 具体表现为日新和革新的思想观念。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是坚持独立人格思想的体现, 正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哲学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发展历程中复杂的实践关系, 它是对思维、社会和自然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是人类性的伟大事业。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形式、性质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特征, 这些时代特征通过中国哲学内涵所体现出来。因此, 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首先,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在折射。哲学理论反映文化精神内涵, 在宇宙观上中国哲学植根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儒家博施济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仁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要求人们生活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人类道德的最高准则与自然规律之间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 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并不是简单的“合一”。它是一个对立而又统一的, 双方有着密切联系的“合一”。因此, 这一过程早就了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辩证发展、整体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观念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成己成物, 人我交融的现实人合格和品质, 不断效仿自然界万物发展之大道, 尤其是天地之间的刚健日新和厚德载物, 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和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其次, 中国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的发展。哲学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断地构建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人的行为。在中国哲学的熏陶下, 中国文化精神形成了中庸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也被视为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孔子认为, 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品德, 它是长久发展的真谛之所在, 也是达到和谐境界的有效方法。中庸之道的价值取向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指引了社会发展的向度。
最后, 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哲学对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它规范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人离开了正确的指导, 就会受到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的惩罚和制约。因此, 只有在辩证法和唯物史论的指引下, 人类文明才会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哲学对于人类的进步具有向导作用, 同样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的进步。
总之, 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晶, 中国文化精神丰富了中国哲学内涵。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哲学思想对时代文化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它总结提炼了文明成果的结晶与精髓, 可以说它是文明成果的核心与灵魂。反之, 离开了中国文化, 哲学思想也就不复存在。没有文化的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我们只有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 对中国哲学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才能理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关系, 才能进一步的撷取文化中的哲学基因, 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我们更应该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 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文化教育 篇9
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传统文化教育是每个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能轻易被削减。尽管传统文化中有一些落后或过时的成分, 但传统文化中同样也蕴含着很多精华, 仍值得今天去继承并加以创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提升民族自豪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都不能轻易削减
西方保守主义者认为, 传统文化是人类在千百年来的生活中经过无数次试错而形成的, 既然传承下来就有存在的理由, 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保守主义者还认为, 彻底打破传统也是不理性的, 因为它使人类在短期内失去了指引。同时, 针对自由主义认为人类是完全理性的的观点, 保守主义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在打破传统的同时, 人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很快创造出一个完美的新传统。这样一来, 结果反而会更加糟糕[1]。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传统的作用, 即使进行改革, 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的改革。
既然传统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能轻易削减, 传统文化教育也就自然不能轻易削减。如果被迫削减, 人类就会在短时期内出现价值迷失。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 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市场经济对人们观念的冲击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在新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 对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过早抛弃和对传统道德观念教育的削减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传统文化教育观念中, 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个人不仅要认真学习做事, 更重要的是学习做人, 即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这一观念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埋头做事, 而忽视了如何做人, 严重忽视了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造成了一系列的悲剧。
2. 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成分值得我们今天继承
由于受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些人很轻率地把传统文化一概斥之为封建糟粕, 全盘否定了。可是传统文化中的确有很多仍然适应今天社会需要的东西。从宏观上看, 清华大学曹德本教授把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归结为和谐文化模式, 和谐文化模式包括天人和谐、群体和谐和人际和谐[2]。在传统文化中, 对如何维持三大和谐有非常经典的论述, 而这三大和谐仍是我们所努力实现的目标, 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可以借鉴的资料。
从微观上看, 传统文化中对家庭的重视、孝道文化等对今天的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但它只能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而对每个人更重要的精神抚慰仍需要家庭成员互相提供。更何况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 家庭保障仍然是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在这种社会现实条件下, 我们应该更加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和孝道文化。
3. 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提升公民民族自豪感,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
每个公民对祖国的热爱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本国的历史;二是本国的现状。如果当前的政府是一个非常优良的政府, 每个公民都生活得非常幸福, 他们会理所当然热爱自己的国家, 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同时, 每个公民对祖国的热爱还基于对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如果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每个公民也会自然而然具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对祖国的热爱也会油然而生。即使社会仍然有很多阴暗面, 绝大多数公民也会基于历史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二、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独特性
当前, 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需求也很强烈, 但相关领域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依然不够, 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播途径依然很少, 且传播给受众的内容过于浅显和有失偏颇。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专业理论课程, 其中所包括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精神内涵。在学习中国政治思想的同时, 可以使学生同时学到一些传统文化的精髓。
1. 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目前, 中小学的语文、历史等学科涉及了传统文化的知识, 但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这些课程中涉及的传统文化知识大都是通过教师讲授的方式灌输给学生的, 然后要求学生以背诵、记忆的方式加以理解和掌握。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只能停留在了解的阶段, 并没有理解和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日常生活中, 发达的传媒也提供了很多传统文化的资讯, 但由于受收视率等因素的制约, 传媒传播的传统文化知识大多停留在保健养生的层次, 有些甚至传播了一些落后、过时的内容。对保健养生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这些知识在传统文化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当然不能全面体现传统文化的理论深度和精神内涵。除了保健养生内容以外, 很多古装影视剧大都聚焦于皇帝、英雄等人物的历史, 里面渗透的是皇权至上等专制思想, 而这些内容不仅不能为今天所继承, 恰恰是应当予以摒弃的。
再者, 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大量的外来文化也通过发达的传媒占据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大脑, 使他们对外来文化了解甚多, 而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 这就进一步挤占了国人接受和消化传统文化的空间。当前很多年轻人热衷于过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 而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国传统节日却没什么兴趣。每到春节,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拥挤的春运, 而不是这个节日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
2.《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特殊性
首先, 虽然《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讲述历史上各派政治思想发展历程的一门课程, 但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政治学并不是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 政治思想与哲学、伦理学等融合在一起, 在讲授政治思想史时不可能不涉及传统文化, 这就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过程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行性。
其次, 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政治思想比较偏重于对国家本质、起源、目的等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 而中国政治思想主要侧重于治国之道的总结与探索[3]。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从整体上讲, 是一个完善的学术系统, 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 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4]。为了提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很多思想家都首先展开对天道、人性的研究, 这些理论中的很多内容对于今天的国民提高自身道德修养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学生学到政治思想史知识的同时, 又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三、如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在这门相对较为特殊的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首先要有自觉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 能够很自然地把传统文化的教育渗透到教学过程中去。通过让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经典著作和亲身践行传统文化, 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
1. 任课教师要有传统文化教育的自觉意识
在全球化的时代, 教师和学生都不可能拒绝外来文化, 但作为担任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教师, 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 把在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也作为自己的一种使命。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认识到每个人更应该了解和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 不能一味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 现代人应该全盘接受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固然更加适合现代人的胃口, 但现代文化也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 很多人都在呼唤传统的回归。国内近些年来兴起的国学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教师要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应该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 而不是一味地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只有这样, 中国文化才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对话, 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 引导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的经典
首先, 确定要求学生阅读经典的范围。教师给学生选定的都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包括《论语》、《孟子》、《老子》等经典著作。其次, 给学生介绍阅读经典的方法。在大学阶段阅读经典, 一定要摒弃中小学阶段仅停留在死记硬背的模式, 而是通过诵读, 用心灵去体悟传统文化中的内涵。最后, 根据自己的阅读, 写出一些相应的心得体会, 并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进行交流。不需要统一的格式, 也不限定字数的多少, 但一定是结合自己的体悟, 真实地总结自己的收获。只有通过认真的品读, 用心灵去和这些思想家去对话, 才能真正体悟到传统文化的精髓。
3. 通过亲身的实践, 切实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
传统文化教育既不能仅仅停留在饮食和养身上, 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 最后还应该把传统文化教育与现实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传统文化中的礼仪、修身、养性等内容既是理论的精华, 也是指导每个人开展实践的指南。通过阅读经典的体悟, 要让学生把这些体悟应用到实践中去, 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结合对儒家的仁爱思想的体悟, 让每个学生从自身做起, 从建立和维持与父母、老师、同学的良好关系开始, 扭转存在于亲人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不良关系, 从而进一步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结合道家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等理论, 积极践行环保、低碳生活方式。通过这些亲身实践, 学生会真正感觉到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今天并没有过时, 只要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 仍然能给当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持。
在短时期内, 我们不可能期望每一个专业都专门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 但可以通过在相关的课程中开展传统文化的教育, 并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 同样能取得相应的效果。在此基础上, 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会更加成熟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2]曹德本.和谐文化模式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
[3]丁小萍.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中国文化教育 篇10
关键词：韩流,文化,文化建设
“鸟叔”的江南style引领的全球文化娱乐盛宴刚落下帷幕, 长腿欧巴便紧随其后, 大放异彩, 而真正把这股“韩流”文化推向极致的是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其热播掀起了一股如火如荼的“星星热”, 该剧播出后被议论为“中国拥有社交媒体最被热议的韩剧”, “韩流”文化的影响力在我国娱乐版图中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就在刚刚结束的《太阳的后裔》, 其受追捧程度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韩流”文化在我国会如此盛行呢? 国人对此现象或羡慕记恨或淡然漠视, 这些态度皆不可取, 我们要冷静思考分析, 从中吸取借鉴韩国文化发展的优秀经验, 同时思考我们中国的文化建设之路该走向何方。
一、“韩流”文化在中国盛行的原因
所谓“韩流”, 是中国媒体提出来的, 指韩国的大众文化商品在以中国、日本等东亚地区被部分阶层所接受并成为一股流行趋势的现象。我认为“韩流“文化盛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 韩流文化的迅速崛起及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韩国政府的积极推进。从20 世纪60 年代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的开始,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韩国历届政府都推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1972 年韩国政府制定《文化艺术振兴法》标志着韩国文化政策的起点; 1998 年, 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 再到现在朴槿惠政府 ( 2013-) 的“文化隆盛”目标。虽然历届政府的文化政策侧重点略有不同, 但是总体推动韩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方向是没有变的, 由此其文化的发展越来越繁荣。
( 二) 现代社会已由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 消费成为社会的中心。而在消费社会中, 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 还有符号价值。消费社会的文化中心由知识精英型转向大众消费型, 大众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韩国娱乐公司在消费型社会中极力制造形形色色以身体幻象为核心的形象符号, 被打造成为娱乐界的男神女神成为大众膜拜的偶像。这时身体连同时尚被纳入符号逻辑之中, 形成了符号拜物教, 大众被这种符号所吸引, 明星“被按照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方式组建起来, 成为时尚与消费的对象”。
( 三) 文化的同源性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 文化上具有同源性, 所以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具有天然优势, 而韩国正好利用这种优势, 使其文化产品更具亲和力, 更易被中国人接受。除此之外, 韩国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也为其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二、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
“韩流”阵阵来袭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文化或者经济现象, 它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政治现象。文化是政治经济的集中表现, 国际中产业文化的流动虽然增进了人与人之间更为深远的连接和互动, 有助于对权威的怀疑和对压制传统的质疑, 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比如在不经意间一定程度上侵害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等。
( 一) “一种文化对于它所属的群体成员的行为往往具有预知和导向功能。”在进行中国文化建设时, 一定要坚守我国文化主体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文化是民族的根, 是魂, 文化的力量在国家综合实力的衡量中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文化产品是文化借以传播的载体。而影视剧及综艺节目等作为一种文化产品, 其本质特征在于它带有精神文化的符号意义, 还具备某些特殊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属性, 能对观看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下以韩国文化精神为标杆的崇韩媚外思想的萌芽, 以及我们自身文化建设出现的一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坚守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性, 坚持和坚守道德文化传播的正确方向, 警惕韩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损害到中国主流文化所构建的文化价值观。
( 二) 历史告诉我们, 在文化发展中要吸收借鉴别国的优秀文化, 但也不能忽视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传播。青少年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希望, 如果他们忽视了自己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 总是一味地去追求外来流行文化, 这将不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因此, 一方面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当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进行积极引导, 增强其辨别对错的能力, 更好的由知到行。另一方面, 青少年接触韩剧、韩国流行音乐以及其他相关附属产品大多都是通过网络这个平台, 依据英国文化理论家丹尼斯·麦奎尔提出的“媒体效果理论”来看, “媒体不仅直接影响个人, 而且还影响文化、知识的贮存、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媒体提供了一系列的形象、观念和评价以让受众成员们从中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由此看来, 大众媒介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媒介, 传媒的引导可以使青少年的价值观悄然发生改变,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决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使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遭到破坏。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对建设网络这个平台给予很大重视, 要加强管理, 正确引导, 趋利避害, 使大众传媒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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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尹京子, 杨柳青.韩国文化外交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启示[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01) .
中国文化教育 篇11
中国现代教育文化的生成
源自人文主义传统的西方教育，首先与近代发育出来科学教育，然后在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两个方向上发展，于20世纪初形成现代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的两重价值、目标和二元结构。作为现代教育的两翼，这两种教育价值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从而保持教育协调健康地发展，防治教育的失衡和异化。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凸显教育的主体性；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培养，凸现人的主体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教育新文化的重建，首先是教育理念的重建，教育哲学的重建。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现代教育理念开始得到传播和生长。
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国家振兴“首在立人”的理念，从科技、器物、制度到人，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和起点。认为西方列国之强盛，“曰非物质，曰重个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第一次强烈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1920年代，深谙西学之道的蔡元培热情洋溢地鼓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其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 [1]蒋梦麟认为，教育的产出是造就“活泼的个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生产的个人”。[2]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学进入20世纪之后，超越知识本位、“学科中心”的传统立场，确立了“儿童中心”的价值。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主张的“儿童中心”，是对西方18世纪之后建立的规范教育学的反动，它打破了“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本中心”的金科玉律，主张依据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非知识体系——来组织教学，使儿童重新成为教育的中心。而五四运动的新教育观的引进和形成过程中，现代的“儿童中心”的教育观也被这一时期的教育学者所广泛接受和倡导。
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是杜威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五四”教育文化联系的典型代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脱胎自杜威“儿童中心”的教育哲学，却是在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形成的。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就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主张“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书本为中心，是“为了生活而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主张培养活生生的人。
另一个杜威的学生，陈鹤琴倡导的“活教育”，目的是教学生“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具体地，他认为“现代中国人”应具备五个条件，即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要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为人类服务。
近代教育脱旧入新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922年新学制。它反映了社会发展对新教育的要求，并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运动接轨。新学制确定的“七项标准”是：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伸缩余地。[3]从其中“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条款，不难看出“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表现。1922年确定的美国式“六三三” 基本学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一直沿用至今。在新学制制定过程中，本土教育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建立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此后，包括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国立大学，南开、复旦等私立大学，以及金陵、沪江等教会大学均以欧美大学为模式，基本确立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大学制度，以及实行通才教育、选课制、学分制等教学制度。这一变革的突出成就，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本土扎根生长的实践，显示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其所具有的普适性，而且不存在所谓水土不服的问题。
1949年《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但是没有真正实行过，在后来全盘移植苏联、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变革中，这一方针很快就被遗忘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劳动者”的提法，是具体针对当时大量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鼓励他们回乡务农而提出的。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5]
随着阶级斗争的升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到1960年代初“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最后在文革中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6]在1950～1960年代形成“党的、阶级的、政治的”教育文化。教育的高度政治化，完全背离了教育教化陶冶、树人育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功能和使命。
1980年代教育的恢复重建，大致是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翻版。伴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教育价值也发生了宏观的转变。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新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7]显然，它是对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否定和替代。强调教育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教育仍然只具有一种服务性、从属性，而且明显偏重人力资源开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是两个时代教育价值的折衷调和。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在规模、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使教育更具有全民教育的价值；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变迁中，民办教育的兴起，消失已久的学在民间、社会办学的传统开始恢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空间正在逐渐形成和发育之中。与此同时，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并没有改变，甚至出现官本位价值的回潮。在实现国家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教育的行政化和“市场化”并举，“官场”和“市场”的价值并行，人的目标乃至国家的目标在现实的运作中逐渐模糊，教育价值观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异变。教育乱收费、炽烈的应试教育和择校热、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新的“上学难、上学贵”，使得教育成为严重的问题领域。
2003年以来，“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的提出，将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以及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教育公共政策发生了宏观的转变，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正在成为新的价值。但是，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远未形成共识。教育不仅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也面临方向不清的危险，亟待构建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
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教育文化与教育哲学
一、传统教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最重要的是孔子怀抱“人皆可以为圣贤”的道德理想，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形成儒教社会的一种特质和精神面貌。与此相连的，是著名的科举制，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知识优先的准则，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学习水平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分配社会资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另一个特别值得认识之处是书院制度。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功利主义、陈腐刻板，成为富有活力的学术和研究中心。
传统教育的弊病也很突出，如教从政出、教育的政治化与伦理化，读书做官的功利主义价值，以考试为中心，死记硬背、僵硬刻板的教育方法，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离，劳心与劳力相脱离等特征，它们都成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1960年代，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激烈批判，集中在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对满堂灌、填鸭式、死记硬背、考试至上等刻板僵硬的教学方法十分不满，主张少而精，启发式，减轻学生负担，保证身体健康。这些改革教学的主张基本是与现代教育的理念大致合拍的。
80年代以来，全民族高涨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应试教育”的强大动力，而且失去了批判和制衡的力量。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一是应试教育的现实，一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价值和教育政治化的遗留。它提醒我们，未经更新转换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必须补上的一课和不容忽视的现实任务。
当下继承优秀教育传统，最重要的是恢复教育的人文性，即教育的“人性化”。 从而将人格陶冶、道德养成、文化传承等放在教育的中心地位，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它所要制衡和抵御的，是强势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价值，以及行政化、商业化等对教育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侵蚀和伤害。
“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下，真正被打倒的是以礼教为中心的宗法伦理；而非以“仁学”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价值，后者正是今天我们足以珍惜和传承的。在各级学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培养青少年对祖国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传承“文化中国”的特质，培养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人，确立文化立国的概念，促进形成多元一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
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不仅是学习古代经典，而应转化为一系列操作性的安排，如提倡书法、象棋、京剧、民族乐器、国画、武术、中医，乃至剪纸、对联、灯谜之类的传统技能和艺术，以增强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归属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是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能够与当代生活合拍、或者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获得价值的生活传统，包括重视家庭和亲情，重视道德和人格养成；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有益于健康的低脂肪的饮食结构，等等。从而使“中国人”具有一整套的生活习性和文化特征，使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文化家园，而非商业化的、恶俗的“世界公园”。
二、重温“五四”的教育文化传统。中国的现代教育从建立之初，一直有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非驴非马的批评；但融会中西文化，将外来的西方教育资源民族化、本土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早期的“中体西用”是一种模式；1920～1930年代蔚为大观的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乡村建设运动，以及1922年新学制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都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现实相融合的成功实践。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建的革命教育，则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格局之中，教育界形成了流派纷呈、思潮迭起、生机勃勃、多元的文化生态。“五四”知识分子开创的现代教育运动，奠定了与民主、科学、平等、发展个性等西方现代文明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文化，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现代教育理论，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等。民间社会和地方力量的崛起，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的形成，教育组织、教育社团成为教育变革的主体，构筑着现代教育新的生长机制和发展空间，实现了近代教育向现代的转型。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阵容强大，团体和组织众多，并且形成了一种可以辨识、具有共性的人格特质和价值系统，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重视躬行和实践的践行精神和平民性。在千年儒家教育的大传统之后，“五四”教育文化构成了一个晚近的“小传统”。重温和接续这一中断已久的“小传统”，对于21世纪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文化与教育哲学。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当然需要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另一方面，每一种区域的文明和民族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从自己特定的历史和传统出发并加以转化，并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而言，民族化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如果不同民族不是自觉地、强烈地保护和发展自身的文化，所谓文化多元化的局面并不会自动到来。
现代教育在“民族化”方向上的生长，可能有这样两个比较重要的源头：一是对传统文明、传统智慧的承继和借鉴，如上述的两个重要传统；二是对地方化、地区性、民间性的知识、经验、智慧的吸收，因地制宜和融会变通地使用外来文化，创造出新的实践。这对于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教育特别重要。
1949年《共同纲领》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方针的表述，尽管表述还可以完善和准确，但仍具有某种可继承性；因为它是为当时各种社会力量所共同接受的，而且此后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将这一对历史的补课作为当前新的出发的起点，不失为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
今天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文化？
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前述在“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融会中西教育理论，在中国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践中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
与许多更为微观的、分门别类的教育理论（如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生活教育理论是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教育哲学。它不仅是指一些具体的教育方法（如“教学做合一”），它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改造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基本问题，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实施民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活的教育、创造的教育，从而“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
与“素质教育”的概念相比，“生活教育”理论更具科学性、理论性，对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考试至上、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其理论基础是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的。学校教育应当转变为“学生中心”而非“学科中心”； 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组织教学，实行“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脱胎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但却是本土的、民族的教育理论，曾在中国长时间、大范围地实行过，不仅得到广大知识分子、教育人士的认同，也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与社会主义教育有很重要的“亲缘性”，曾被视为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8]
但是由于1950年代对陶行知、胡适、杜威的错误批判，使得这一“五四”教育文化和民族教育文化的瑰宝长期蒙垢，不为人所知，至今仍远没有成为教育理论的主流。这一局面需要改变，需要重新认识陶行知，认识生活教育，使之成为引领中国教育走向未来的教育哲学。
中国文化教育 篇12
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现象, 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 也不只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政治思想, “它应当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 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 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 它包括政治思想和一个政治体制的运行规范, 因此, 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态度集合形式的展示。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体史, 又是这个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的生活史的产物。”
中国政治文化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当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它时, 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几点特征:
(一) 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就是在坚持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前提下, 同各种错误的政治文化理念 (如只重视政治文化的时代性特征) 开展斗争的。政治文化的民族性突出表现在民族的爱国情结。这是人类最朴素, 最深厚的感情, 建国以来, 党和国家始终强调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并使之成为团结人民的最大凝聚力, 从而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今日的政治文化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 不仅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政治文化, 而且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合理成分, 成长起来的。在未来, 中国政治文化也将始终以这种开放的胸襟来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
(二) 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自新文化运动拉开中国变革思潮的序幕, 民主 (德先生) 和科学 (赛先生) 就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在它们的指引下, 彻底反对和摧毁腐朽没落的封建政治文化, 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起到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过中国政治文化的属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当然政治文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不是空中楼阁, 它必须需要一定的条件, 这就是一定的国民素质。
(三) 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平衡
我们党就一直十分重视主流文化的支配地位,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主流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价值观, 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 是全体人民的基本政治原则。
同时在坚持主流政治文化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 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利益要求的多样化也必然表现为主流政治文化与多种非主流政治文化共存的格局。因此, 在一元的主文化和多元的亚文化之间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即坚持和弘扬主文化的前提下, 也允许不同民族、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众多的群体和小群体合理地表达各自的亚文化。
二、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必须依靠先进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去扶门祛邪, 并且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去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
(一) 积极倡导中华民族精神, 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的民族特色
“文化是制度之母”,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凝结。一般说来, 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心态, 应是民族全体成员的共识, 是联结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纽带。民族政治文化是民族世代的积累,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定势, 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群体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选择。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必须坚持其民族性, 这样的政治文化才是有中国性的;才能更好释放中华民族的潜能, 成为具有号召力、人民群众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的旗帜。
(二) 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论内核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 100多年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 不可能完全符合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的一切具体情况, 更不会为我们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只有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思主义的那种“马克思精神”, 开拓新视野, 汲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认识成果, 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封建主义的影响, 有效抵制资产阶级一些腐朽思想的侵袭, 一言以蔽之, 才能为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精神核心和指导思想。
(三) 辨证看待最高政治目标与当前政治文化的问题
就像共产党的总体目标的最高纲领和当前纲领一样, 政治文化建设也存在着最高目标和当前目标的问题。撇开历史现实发展去论述发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建设, 只能是梦幻的勾勒和虚拟性预测。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选择:只能是最高目标和现阶段目标的统一, 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远大目标与社会主义当前实践的统一, 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与中国封建文化落后性、变革的现实性的统一, 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统一。
三、中国政治文化对新时期党的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启示
启示之一, 正确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正关系不仅是中国革命成败得失的关键, 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建设的保证。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关系, 毛泽东曾简洁地概括为“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 充分重视文化在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思想, 对我国现阶段党的先进文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启示之二, 与时俱进、勇于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 是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文化工作不断推进的源动力, 也是党的先进文化建设的鲜明特色。中国的先进文化从来都是时代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 就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始终使社会主义文化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与需俱进。
启示之三,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以先进文化立党、建党, 而且要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带动全社会的先进文化氛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7000万的执政大党, 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 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者, 带领全社会学习先进文化, 全面推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 树立中国先进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埃通加·曼格尔.文化的重要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