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因素（共12篇）
中国文化因素 篇1
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得我国用命令和计划代替市场契约关系, 许多契约关系的原则被行政权力扭曲变形, 淡化了人们的信用意识。
在经济转轨阶段, 以契约化交易为基础, 以健全、高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适应市场经济的契约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而原先植根于人格化交易的信用维持体系因市场的扩大、人格化交易地位的下降以及观念的急剧改变已然解体。旧的已破, 新的未立, 信用体系出现转型真空, 信用缺失作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成为我国目前经济乃至社会整体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一、两种文化的对比
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 契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宗教传统。《圣经》中《旧约全书》的“约”就是上帝与人类订立的契约, 灌输了“约”的神圣性, 履约的强制性和义务性。契约关系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的产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 大量的世俗化的契约交易活动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使得契约的原则首先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原则。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卢梭从人性和自然法的角度出发, 强调契约对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及普遍性意义, 并用契约思想来构筑其国家理论, 使契约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法律乃至政治领域, 出现了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契约化, 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西方国家的契约文化是构成其现代信用文化的核心, 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孕育了丰富的信用文化。中国儒家学派非常重视信用文化, 著于2400多年以前的《论语颜渊》中就写到“民无信不立”;《论语》中的“信则民任也”,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言必信, 行必果”等诚信古训, 至今仍是被人们崇尚的美德。但是, 传统的诚信观的另一面在于它的“信”是与“义”结合在一起的, 或者说“信”随“义”走, “义”指向哪里, “信”就实践到哪里。所以, 对于信用在一部分当代中国人中“丢失”了的问题, 应从“义”的迷惘中去探求原因。因此, 在处理义、利关系上, 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义”, 强调信用关系是道德义务, 应自觉遵守。在信用问题上, 如果“义”、“利”发生冲突, 则应该舍利而取义。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 计划调拨和统购统销而不是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调节着人们的经济生活。因此,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范畴的“义”, 一直外在于“利”, 与“利”相对立。所谓“重义轻利”, 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义利关系的基本理解和价值界定。中国人传统的信用一直跟着“义”在“利”以外游走, 而在“利”的世界, 信用便失去了“义”的有力支撑, 变得苍白无力。当改革开放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基本范畴—————“利”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的时候, 传统与现实便在这里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二、道德化、人伦化的信用文化与现代契约文化的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信用建立在人伦、道德化的关系基础之上。这显然同主要依靠契约关系来调节权利义务关系的非人格性的、法制化的契约文化产生了悖谬。中国是礼仪之邦, 中华民族也有讲信用的传统, 可我国传统的信用文化却未能很好地转化为契约文化。传统的“仁义礼智信”, 是一种依附在“身份”关系前提下的道德约束, 是一种以义务而非以权利来划界的约束。而契约的精神就是独立主体间的平等, 平等意味着对于身份的排斥。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使我国商品经济缺乏充分发展的土壤, 根植于商品经济的契约文化基本上缺失。在封建专制下倡导的“三纲五常”使社会成员之间更多地体现为等级关系、发号施令和服从忠孝的关系, 而非平等、自由的缔约人关系, 身份等级是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长期的封建社会为近代中国实现从身份到契约转变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自然经济的超强发达又使商品经济在近代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 同外界很少联系, 契约化交易就不可能成为经济交往的基本方式。造成了近代我国民众的独立、开放的生活方式和平等观念极为缺乏, 民主观念和法制意识淡薄, 契约文化难以形成。
三、传统信用文化遭遇市场经济的尴尬
在现代化从启动阶段进入到转型阶段后, 整个社会还缺乏与大规模市场交换相适应的信用道德、信用文化传统, 在国民的观念、心态及行为取向等方面, 还缺少与现代化及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相衔接的契约意识和信用理念。中国原有的那一套传统价值体系必然要同新的经济社会规则发生冲突, 而冲突的结果就是出现市场道德秩序混乱, 并迅速蔓延到其它领域。民族传统的诚信文化还基本局限在社会个体的道德修炼范围内, 更多地是作为修身美德来倡导的, 较多地同个人道德生活而不是同社会经济生活挂钩, 因此, 其往往表现为个人的道德目标而非社会的行为规范。正因为同经济生活是脱节的, 这种朴素的信用文化只能适用于人际关系或行政关系大于市场关系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 而不能适应以价值规律和大规模市场交换为主导的现代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一旦遇到外界经济利益的诱惑, 这种缺乏社会规范、仅靠道德约束的个人“美德”就会很容易瓦解。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 由于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秩序规范, 因而制度上特别是文化上的缺陷所造成的影响往往并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 许多人认为, 市场经济就等于赚钱, 而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商品交换领域不断扩大以及现代化开始从追求发展数量向追求发展质量过渡, 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信用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特别是信用缺失已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市场道德秩序的混乱, 已经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瓶颈。
四、市场经济对诚信人格的诉求
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文化不仅仅表现为社会个体美德, 同时也体现为社会整体规则;不仅仅是人自身的道德追求, 也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诚信人格。因此, 信用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让每个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明白哪些东西是应该追求的, 哪些东西是应该鄙视的;哪种行为会得到奖励, 哪种行为会得到惩罚, 从而使信用意识成为一种习惯, 使信用意识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塑造诚实守信的人格, 对于信用文化建设具有必不可少的支撑意义。否定个人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 或是片面张扬个人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动机、漠视人的道德诉求, 都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完整的诚信人格。人既是自然主体, 又是社会主体, 既有自然的属性, 又有社会的属性。作为自然人, 他有生存的本能, 需要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 即利益, 这种需求是人逐利动机的自然基础;作为社会人, 他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 包括利益关系、交易关系、道德关系、情感关系以及政治关系等。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具有无法消解的同一性、依赖性, 反映到人的意识中, 就是良心、同情心、责任感、正义感, 就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 这两个方面如何组合, 既取决于他的社会存在, 又取决于他对自身社会存在的具体把握。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 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 帮助人们正确把握自己, 张扬人的积极、善良的方面, 塑造健康、完整的诚信人格, 形成普遍的信用自觉, 为信用文化建设奠定人格基础, 形成能够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高度规范和自律的诚信人格。
中国文化因素 篇2
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文化特征呈现多元化趋势，这其中包含诸多积极有力的因素，同时也伴随着一些不利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及文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 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简单的说也就是 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经济全球化： 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 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
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 总的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
文化(culture)没有具体而固定的定义，就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而言，文化是“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影响并作用于经济与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象征，所以自人类文化产生的那一天起，其呈现的一直是以地域特点或民族特色为代表的多元化发展局面，如华夏文化，希腊文化等。对各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的发生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地区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地区间文化逐渐走向趋同。在文化的影响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习惯以及不同的语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其他国家输送自己的文化，而且在其他国家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文化，而地区的本土文化，却退居成为非主流文化。如东南亚的菲律宾，现在已经是完全按照美国的社会文化方式来运行，而本土的历史文化，却退居成为次文化。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中国首先将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国际文化资本进入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外来文化对中国市场的强烈冲击、西方文化大举扩张，外国文化产品不断挤占中国文化市场，征服中国的文化受众，使中国文化面临削弱自身特色、倾向西化的现实威胁，在理论上对西方文化理论进行话语平移，在创作上对西方文化创作模式进行模仿和复制，由此甚至使西方文化对我国所进行的文化霸权得到部分实现，对当代中华民族精神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威胁，抑制了中国文化合理功能的充分发挥。全球化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压力还体现在中国文化进行国际参与、实现国际化发展方面的重重困难和阻力。
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市场经济的时代洗礼，导致传统文化架构的崩溃和新的文化孕育和诞生自然经济的可控性、自足性、低效率，这与市场经济的非控性、开放性，高效率，是根本对立的。这种相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有各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中国人传统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受迅速变化的经济关系、社会生活的影响，发生变化，使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出现多元化和多极化。当今世界来势汹涌的全球文化一体化、同质化过程，其实质就是向现代西方高科技文化趋同、被西方高科技文化同化的过程。现代科技含量低的异质传统文化因为其自身缺陷，在一体化浪潮面前显得苍白软弱，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一败再败，有的甚至在短时间内灭迹。中国传统文化当今的命运，很让人有感慨。一些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反省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几十年来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缺少认真的总结，更遑论普及。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的心目中的忘却速度令人吃惊，对文化问题的质疑却日益弥漫，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无以为继的危机。
历史在演变，理论在发展，文艺的精典也在不断扩大、重构和完善，传统的审美内涵也在有着当代意识的当代人的重新阐释下而另具新意。中国文学艺术虽然在近一百年里深受西方影响，但因其固守自身规律而长期循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在理论方法上变化不大。经过历史的洗礼，国人借助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研究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艺术的方法逐渐扩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艺正处在东西方文化互动的冲突与融合当中，中国的文学艺术理论工作者肩负历史的重任，承担起了继承发展中国发展文化的重任，在理论上建构和完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之在世界大的变革之中立于不败的地位。
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才有，研究文化艺术史，便可以发现：全世界的传统艺术在当代，它们都程度不同的受到了这一冲击。中国的戏曲，西方的芭蕾舞、交响乐，日本的能乐，印度的戏剧等等，无不受到这一挑战，并对世界传统文化构成了威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历史，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全球化文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我们理性看待自身的文化传统，处理好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也需要我们理性的面对其他文明，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状态下如何应对文化多元化? 针对目前的趋势，提出以下三点： 1、寻找不同文化的相同之处 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它不是一个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的过程。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谐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所以，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倡导平等交往和对话，在沟通中取得共识，达到合而不同。
2、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独特的部分，其中所凝聚的生活、实践智慧、审美的魅力和情趣等，都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我们更需要发扬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3、创新传统文化
创新是进步的马达。传统文化不易被人接收，所以就要将其创新，但本质还是原来的。以适应时代，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失自身传统文化特色，却又与时俱进。要从全方位角度考虑，包括文化观念创新、文化策略创新等。但主要是以一个容易被接受、被关注的文化形式为最主要出发点。为了达到预期效果不能破坏文化本身的内涵，要从宣传角度改变策略，在纯粹的教育性意义方面有所改变。
中国文化因素 篇3
【关键词】中国文化因素 华裔美国小说 体现
一、中国文化因数在华裔美国小说中首先体现为被排斥
一些华裔作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他们发展，阻碍了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想极力摆脱传统文化的约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多元文化存在冲突，文化的差异很大。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儒家思想的积淀，它提倡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倡国家、家庭都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体现。而美国文化崇尚的是个人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相互冲突。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继承了父母的黄皮肤、黑眼睛和黑头发外，更愿意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他们说英语，受美国主流文化教育，头脑中充满了美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做了切割。对代表和谐、忠孝、诚信、友善等观念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排斥，对强调独立、平等、自由和个性的美国文化推崇备至。代表作如刘裔昌的《父与子》，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自己要融入美国社会，就要彻底和中国文化决裂。
二、体现对中国文化因素的接纳
美国华裔作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割裂中国文化并不能完全使其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开始反思，并且表现出了迫切归属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特别是90年代以后，华裔小说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华裔作家开始回头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开始在作品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在华裔小说中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伍慧明的《骨》。小说《骨》再现了华人后裔为祖先的悲惨历史所付出的是代价。用两代华人未得到安息的遗骨和灵魂谴责美国的排华政策，触动美国华裔的心灵。小说带有强烈的民族寓言性，《骨》中的人物梁家三姐妹的婚姻生活仍然恪守着中国传统美德，孝为先，当然，处在跨界之间的三姐妹，爱情、家庭由于文化差异，解决这些差异关系到家庭爱情的幸福。中华文化的因素在这三姐妹身上体现出来，根深蒂固，充分说明了中华文化深入骨髓，是不可能割裂的，无论你身处何地，这种文化因素都无法抹去。小说中屡次提到的单身旅馆极具象征意味，梁爷爷最后的日子是在这里度过的，利昂婚前在那里住，发现妻子婚外情及安娜自杀后，两次从家里搬出来住到这个旅馆，这个单身旅馆成了多灾多难的华人的避难所，是心灵的港湾。是几代华人难以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的象征。这部小说就是将个人、家庭及民族的历史问题和政治编织到一起的民族寓言。从头至尾贯穿找“寻家”和“归家”的主线。家对于漂泊在外的炎黄子孙有着刻骨铭心的意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这种“家国情怀”根深蒂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就像成龙的一首歌里唱的：家是最小的国家，国是千万家。这种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华裔是不可能彻底从脑子里清除，也必然体现在华裔小说里。
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华裔美国小说中融合的体现
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都格格不入，但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慢慢融入美国文化之中，两种文化出现相互接纳、相互融合的现象，首先是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中国人能吃苦耐劳，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这都是中国文化熏陶的结果，在中国文化因素里，就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中国文化因素中，传递的是宽容、大度、包容的思想观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相肚里能撑船。这些都传递出宽容和包容的思想。近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低调走访“六尺巷”，六尺巷的故事里同样包含着谦让和宽容的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这些因素，是中国文化因素能够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中国文化因素在华裔小说中的融合代表作应该是汤亭亭的《女勇士》，这部小说的创作借鉴了中国传统的《花木兰》的故事，花木兰替父从军，表现的是中国的“孝”道，而《女勇士》中体现了向父权挑战。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又有美国价值观念的体现，这本书已经发表，立刻在美国引起轰动，说明中美文化的融合，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当然，由于中美文化的差异，在融合的过程中，仍有碰撞、迷茫。《女勇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码，同时也揭示了生活在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华裔的迷茫、困顿、希冀以及寻求文化身份的艰难历程。谭恩美的《喜福会》同样刻画出了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融合的心路历程。
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的产物，是受社会大的背景影响的。随着中华民族崛起，中华文化不断地受到追捧、青睐，这为华裔美国作家在小说中揉进中华文化因素提供了信心。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已经很自然的融合到小说中。比如美籍华人作家刘墉。他的作品中，中华传统文化因素表现的十分突出，儒家思想、中国的传统观念都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来。比如《我不是教你诈》这部作品是作者“处世学”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时世间百相的揭示，告诉你不吃亏的学问。这是一本针对社会现象所写的书，每个故事都可能切中时弊，每个分析都可能深入人心。它的目的不在立刻“改变”什么，而是希望慢慢“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不是教你诈，是教你认清人性。”这些处事这些都有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子。 这些作品在美国受到喜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已经完全融入美国社会。
【文献参考】
[1]弥沙.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延续与断裂[J]，学术交流，2011（05），P181-183
[2]王楠.发展我国先进军事文化问题研究[D]，2012
[3]弥沙.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延续与断裂[J]，学术交流，2011（05），P181-183
中国文化因素 篇4
1 儒家“大一统”思想与乒乓“举国体制”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国传统协作的生活方式孕育了综合整体的思维模式。体现着最原始“以人为本”内涵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大多受到儒释道世界观的影响,实践的终极目的多是养生和健身为主。正因为这种社会本位的儒家群体意识,形成一种集体主义的文化特质,同时,这种意识对中国乒乓球价值观的选定有着自然固化的影响。
《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是儒家传统政治理想的综合体现。“大一统”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又是最为悠久而持存的重点内容。中国人追求国家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安定的内在价值观,“大一统”思想的文化内涵对这种价值观的构架有着核心和灵魂作用,这时也就凸显。“举国体制”是在政府主要指导下,统一动员调配组织国家有关力量,包括物资资源和精神品质,以夺取竞赛最好成绩为目标的这样一种体系机制。我国体育发展得益于举国体制,对我国乒乓发展提供了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保障。“大一统”思想从文化方面不自觉的影响国人对运动体制的建设,从而促进乒乓人思想及其技战术素养并进,塑造一大批思想觉悟高,有理想抱负,技战术优秀的乒乓健儿。
“大一统”思想强调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正所谓先“ 修身”才能“ 齐家、治国、平天下”。胸怀国家,集体利益至上,在国家需要时,蔡振华同志毅然决然放弃意大利执教优厚条件,扛起了中国男队重整大旗重任。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中,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个人对国家、民族甚至家庭有着重要义务及责任感。许多世界乒乓赛事中,为了维护集体荣誉,获得胜利,必须顾全大局,而常常会牺牲一些个人局部利益,尤其在乒乓赛事对外的排兵布阵上。“居安思危”的意识在中国饱经风霜后浸透到民族国民血脉之中,自强不熄、为国争光的主流价值观逐步在体育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兼具传统民族特色的中国乒乓文化,在整个乒乓运动实践和历程中无不打下深深烙印。中国乒乓球界在世界乒坛披荆斩棘历程中,形成了国家荣誉至上,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等等精神特质,这些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
2 “太极哲学、中庸之道”与乒乓项目制胜规律
运动的开展无不渗透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哲看待万事万物的核心是传统太极思想哲学蕴含的“阴阳之道”观,此观点延展出阴阳相生相克,互为其根的阴阳之理。这种思想在我国乒乓球运动中打下深深烙印。通过对竞技特点的长期实践摸索,中国乒乓球界总结出制胜因素为“快、准、狠、变、转”,就是一个如何完善提高某个体制胜因素能力及各因素相互间组合能力的一个进程;另一方面表述乒乓实践进程本质特点,是受制约于其内含的制胜因素。但是制胜规律完全是建立在稳的基础上,凶稳结合才是制胜的前提和基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始终是推动原动力。技战术在实践过程中恰当实施取决实践主题的意识水平,作为项目灵魂的意识影响着技战术的运用成败,而意识是由文化决定的。乒乓球技术和打法在“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中演进,庄则栋指出:“战术是在比赛前或比赛中知己知彼,运用技术和身体之长,遏制对方之短,夺得最终胜利的章法。”《孙子兵法》云:“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中国人懂得适时运用节奏,它是比赛技战术有效运用的重要手段,根据对方情况调整快慢节奏,打乱对方步调,掌握比赛主动。中国传统文化也讲求“ 中”,《 尚书 》中提到“ 允执厥中”,处理事物讲求“ 执两用中”,即看到事物的两极,讲求均衡、协调。受儒、道、释主体文化的影响,传统体育更讲求阴阳平衡的生命观,身体锻炼强调阴阳动静刚柔的统一,均呈现出这种“中庸之道”的独特气质,争而有礼,巧妙熟练而不浮夸,感情充沛而内敛、富有感染力和美的享受。而欧洲人个性张扬,富有激情冒险精神,表现欲强的特点造就了几乎都是横拍弧圈结合快攻打法,整体技战术打法过于单调,过于凶狠,过犹不及,且易受情绪影响,其结果必然是稳定性不足。乒乓球必须要讲“理”,这个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胜规律。中国球员善于对细节的处理,《 中庸 》:“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细节微妙所在往往是整体成败所在。“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故弱胜强,”老子借反复赞美水,隐约地说明了以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中国人的身体特点同西方人相比,在力量上不占优势,但刚柔相济的中庸之道观对技战术运用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庸之道讲究“ 变通”,“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治理国家必须采取堂堂正正的办法,指挥战争需要使用奇谋战术。中国乒乓球队善于用“奇兵”,特别在团体赛排兵布阵中以奇制胜的战例不胜枚举。比赛进程瞬息万变,错综复杂,虚虚实实所有的技战术布阵都是为对方设置障碍,如何运用控制和反控制策略,发现对方的强点和弱点,这样都是要求在临场实战中果断随机应变,迅速做出对策。孙子“兵无常形,水无常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直拍横打的变革取代推挡打法,这一创新的应运而生是在中国传统直板正胶快攻打法受到西方横板两面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的威胁的背景下,变则通,解决了传统打法进攻不力的弱点,王皓的成功也说明了这点。
3 “和而不同”“易”思想与乒乓技战术丰富性及创新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道德观念都有着极为广泛和深厚的影响,其糟粕不断被抛弃,精华绵延持久,中国体育开始振兴。这也说明中国文化有着多元并存的宽容性与开放性。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处处体现着“中和”精神,“和”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是统一的。《国语·郑语 》“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其内涵意指“和而不同”,不同性质的事和物相配合达平衡叫做“ 和”,“和”能孕育新生事物,持中而达和。“和而不同”思想很好的体现在实践中,中国队技术政策内涵是坚持自我的同时,博采众长,百花齐放,开创了通往长盛不衰的发展道路。《易传》认为,变化的根本要义是“生生”。世界是富育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是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也就是创新。《易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新月异是盛德的体现,生生不息是“易”的本质。中国乒乓球队早在60年代就发展了欧洲准备放弃的削球打法。吸收西方和国外的全攻、弧圈打法,创造了适合中国身体特征的近台快弧打法,中国乒乓球队的创新意识在国际乒坛处于领先的地位。乒乓运动技术、器材创新最突出的有46项,由中国原创的有27项,占创新总数的58.7%。我国创新发展了直拍横打、横板快攻结合弧圈、直板弧圈结合快攻等等多种技术类型,在对抗各种不同打法时,都有相应的克敌制胜的方法。运动员在实践中可以在符合规则和击球原理的前提下,创新符合自身特点的技战术打法,是不断不得佳绩的制胜钥匙。器材创新,张燮林首提长胶胶皮,并成功运用;训练方法创新,中国教练首提多球训练法,卓见成效;赛事编排组织创新,首创卡片自助式抽签方法,成功获得认可并普及;红双喜器材研究所研制一系列球、胶皮、球拍和球台广泛运用于各大赛事等等。正是这些创新推动着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发展。以我为主,百家争鸣,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着我们的乒乓政策对乒乓球运动的可持续长远的影响。“敌有我有,敌无我有”,使我们的技战术打法持续走在世界乒坛前面。强大的中国乒团科研团队功不可没,根据世界乒坛的现状进展,针对对手的动态特点,及时做出也研发和创新,在技战术打法和器材等方面,为中国乒乓发展提供理论技术保障,从而在控制反控制的矛盾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各种文化类型冲突及其交融互动是必然的,用辩证的思维,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正确理顺自身文化特质与世界其他文化特质的互动关系。在平衡自身乒乓文化系统的同时,兼与其它世界文化形态交触,正确校正本体乒乓文化的架构。
4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对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儒家文化“大一统”思想塑造了中国乒乓球队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爱国主义精神,由此产生的“举国体制”对乒乓球长盛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制度保障;“ 太极哲学”的“ 阴阳相生,互为其根”,“ 中庸之道”的刚柔相济等文化为运动员在竞技中更好的贯彻项目制胜规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而不同”,各种打法兼容并蓄,成为乒乓长盛的关键;创新是生命力,“易”而生新,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过程中,持续开拓创新“中国特色”,也是推动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动力。影响中国乒乓球运动长盛不衰的因素是多方面,文化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把它提炼出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摘要：中国乒乓球长期垄断于世界乒坛,是有多层要素影响的,其中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有着极大影响,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与乒乓“举国体制”;“太极哲学”,“中庸之道”的刚柔相济中庸之道观等思想与乒乓项目制胜规律;“和而不同”与乒乓技战术丰富性;“易”思想与乒乓项目创新等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该文利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乒乓长盛的影响,以期为乒乓长盛提供文化理论影响因素支持,应有一定研究价值。
企业文化及其影响因素 篇5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明确的价值观。是在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涵盖企业各个方面的管理准则和思想体系。
企业文化主要三个层次的主要内容：企业的精神文化、企业的制度文化、企业的物质文化。
一般来说，精神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精神、企业宗旨、经营理念、价值观念、管理哲学、道德准则、企业口号等；制度文化主要包括经营规模、运作方式、治理形式、人际关系、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利益分配等；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生产或服务、工作环境或厂容厂貌、技术装备、后援服务、人力资源、福利待遇等。企业文化作为一个观念系统，要传达到企业员工、社会和公众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将企业文化特质形成一个统一概念，必须通过个性化、鲜明的视觉形象（图形、图案）表达出来，在传导给社会才会更有效率、效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企业形象系统CIS。CIS主要由三个内容构成：企业理念系统MI、企业行为系统BI、企业视觉系统VI。
很多人认为，有了企业才会形成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成功之后总结才形成的自己企业文化的模式。其实，企业文化的萌芽不自觉地植根于创办企业及企业运作过程中的动机和观念中之中。
从企业文化的发展和经验总结分析，影响企业文化的因素众多，但至少有一下几个重要因素必须给予特别关注。
一是企业特征。企业主要属于哪个行业，哪个门类。那么该企业特征应反映在企业文化中。例如对制造业，强调“个人向上的资质”，即以人为本，自我实现，输出并实现技术、可信度、安全性、规模；对一般服务业，强调“对顾客的服务”；对传媒业、金融业强调“对社会的服务”。
二是企业家特质。实践已经证明，企业家对企业决定性作用毋容置疑。企业家特质、个人魅力、工作作风和经营哲学均对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三是国内国际企业文化新潮。国内、国际知名企业均具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模式，并形成了一些流行概念。不难发现使用较多的概念有和谐、诚实、努力、敬业、信用、服务、责任、奉献、创造力、创新力、安全、满意等，不一而足。
四是追求独特模式。企业文化最忌流于形式，趋于雷同。应在大同小异的大背景下，刻意追求自身特有的、特点鲜明的企业文化。
五是长期形成。企业文化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和渗透到心灵深处，通过不断培育才能成为企业员工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共同意志。
企业文化及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企业文化在企业的不断倡导下，以企业全体员工集体意识为基础，达到全企业的共识和认同，最终融合为全体企业人的默契、习惯和氛围才是最高境界。有时为了企业文化的深入人心，还必须进行“洗
挖掘文化因素，渗透文化意识 篇6
一、开展文化比较，渗透文化意识
想要让学生有意识、有效果地进行英语文化知识的学习，教师们首先要做的是在学生头脑当中建立起英语学习的文化意识。也就是说，首先要让学生们注意和认识到，文化因素在英语当中是真实普遍存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将英语与中文进行比较是一个简单高效的教学方法。教师在确定了将要教授的文化内容之后，可以在相应的中文表达当中找到两种表达方式的差異点之所在，并共同呈现给学生，让学生们得以清晰地看到英语所独有的文化迹象。
例如，在学习小学英语五年级上册Unit 1“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单元时，学生们接触了beside，between，in front of等表示位置关系的介词表达。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我将其同中文的表达方式进行了比较。中文中说“在她面前有三只熊”，英语表达则为“There are three bears in front of her.”，介词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
通过这样的比较，学生们明确地看到，原来，英语与中文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不同之处，这也引起了学生们关注热情。也正是在比较的过程当中，该不同之处会给学生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也更加便于学生对相应的文化内容进行理解与记忆。与此同时，这样的不同之处也让学生们的学习视野不仅仅停留在知识本身之上，更将西方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等内容带到了学生眼前。
二、加强词汇学习，渗透文化意识
小学英语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词汇、句型、语法等，而在这些形式多样的内容当中，词汇教学往往能够成为文化意识渗透的一个最为有力的切入点。以词汇学习带动文化意识的好处在于，词汇与其他知识内容相比，短小精悍，易于操作。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当中随处插入对某个带有典型文化色彩的词汇的教授，既不会占用过多的课堂教学实间，又能够在文化教学当中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因此，巧妙选择代表性词汇，并以之为入口，挖掘蕴含在英语当中的文化因素，便成为了教师们设计课堂教学的一个重点工作。
例如，在小学英语三年级上册Unit 7“Would you like a pie？”单元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食物的词汇。其中，我重点围绕pie，hot dog等词汇进行了介绍，因为这些是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食物。通过这些词汇，我还向学生们进行了西方人生活模式的介绍，同时结合中国较为常见的dumplings，noodles等食物词汇进行了拓展讲解。
通过在课堂教学当中巧妙加入词汇教学，并重点强调其背后的文化因素，英语教学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第一，这样的方式极大激发起了学生们对于英语文化的学习热情。在很多学生看来，词汇是英语知识内容当中十分不起眼的部分。然而，正是在一个个不起眼的词汇当中，蕴含如此巨大的文化内涵。英语在学生们的眼中一下子变得神奇与厚重了。第二，以词汇为抓手，学生们对于英语知识的学习效率也显著提升了。对于教师在课堂教学当中所选取出的代表性词汇，学生自然会实现快速记忆。在这之后，很多学生还会模仿教师的样子，有意识地在其他词汇当中寻找文化的影子，词汇学习的路被有效拓宽了。
三、借力歌曲练习，渗透文化意识
在小学英语教学中，除了要以教学内容为重点，还需要针对小学生的自身特点进行特别的活动设计。小学生的年龄较小，不适合对其采用过于死板和僵硬的教学手段，否则容易拉开学生与课堂之间的距离，造成小学生们学习热情的降低。因此，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当中都会适时地运用小游戏等活动形式，以达到活跃课堂、吸引学生的目的。实际上，除了小游戏之外，歌曲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形式。同时，歌曲当中还能够反映出很多西方的文化现象。
例如，在学习小学英语五年级上册Unit 8“At Christmas”单元之后，教材中提供了一首名为“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的歌曲。这首歌的曲调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因此，我利用很小一部分课堂教学时间，带领学生们学习演唱了这首歌曲。与此同时，我向大家介绍了这首歌的文化背景，即在圣诞节当中，这首歌会在何时被演唱，大家在唱歌时候都会进行哪些活动来庆祝节日等。在歌声当中，圣诞节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与鲜活了，英语当中的文化内容也生动了很多。
在当前的小学英语教材当中，出现了不少简单而又动听的英文歌曲，为教师借歌曲练习来渗透文化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基础资源。很多教师都没有对于教材中的英文歌曲引起足够重视，总是认为歌曲环节可有可无，而忽略了对之的应用。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很多英文歌曲当中都自然而然地散发着西方文化的气息。当然，教师也可以从课外寻找合适的歌曲进行教学。
四、融入现实生活，渗透文化意识
在很多时候，“文化”这个词总会给人高端的感觉，在英语文化教学当中也不例外，似乎如此高深的知识是不适合小学生来学习的。其实并不尽然。文化存在于生活当中的每个角落，教师需要做的就是将生活中的文化剥离出来，展示到学生眼前，注重点滴渗透与引导，让他们看到文化的存在，从而靠近文化，接纳文化，全面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例如，在学习小学英语四年级上册Unit 3“How many”单元时，学生们学习了一些数字的表达方法。数字当中也是蕴含着西方文化的。尤其当大家学到“thirteen”这个数字时，我将其同大家在生活当中常会提到的幸运数字联系到了一起。平时，我们总会将6和8视为幸运数字，避免使用4，而在加拿大，人们的幸运数字是7，在英美，“thirteen”则是最被大家所厌恶的数字。随后，我向学生讲述了这个文化现象背后的故事。
在教师的引导之下，学生们发现，在实际生活当中，处处都有文化的身影。这样一来，学生们内心当中与英语文化因素的距离顿时拉近了不少，英语对于学生们的影响也扩大了很多。既然英语文化在实际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学生们在生活的过程中自然也会联想到文化知识。因此，只要教师们勤于在学生生活中加强文化意识渗透，对于推动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也是很有好处的。
五、举办主题活动，渗透文化意识
在西方的课堂教学当中，常常可以看到教师在课堂当中开展各种主题活动，让学生们仿佛在过节一样。其实，这并不是时间的浪费，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让学生感受文化的魅力。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多次采用主题活动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学习小学英语六年级上册Unit 8“Chinese New Year”中，课后内容里介绍了西方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Christmas。学习过后，我专门利用一节课的时间，在课堂上带领学生们举办了一次圣诞主题活动。活动当中，不仅加入了圣诞树、帽子、袜子等道具，还播放了圣诞音乐，学生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戲，气氛十分热烈。活动结束后，学生们很自然地写出了“People decorate the Christmas trees before it comes.”“Christmas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in the West.”等句子进行描述。
在主题活动当中，每个学生都被活动气氛所吸引，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也正是这种参与热情，让学生们的注意力十分专注，能够最大程度地吸收活动当中所包含的文化知识内容，提升了学生的文化意识。另外，很多活动的主题本身就是根据西方文化而确立的，因此，学生们在参与主题活动时，本身就是对英语文化的感知。
英语在其存在的同时，便与生俱来地带有文化的痕迹。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其交流工具的这一属性便被决定了，它的变化是随着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而展开的。英语当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积淀，记录了历史的痕迹与西方的理念。因此，如果能够在小学英语教学当中将隐藏在英语背后的文化因素向学生们进行渗透，那么，学生们在课堂学习当中所收获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个零碎的知识点，而是整个平面的语言体系。与此同时，学生们对于与英语相关的文化知识内容往往具有很大的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当中适当加入文化内容，对于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激发也是很有好处的。总之，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加强文化渗透，既是全面学习英语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英语教学方式创新的整体趋势，应当引起每个小学英语教师的重视。■
中国文化因素 篇7
一、英美文学教学中进行中国文化因素渗透的必要性
当前, 英语语言专业的学生在中国文化方面普遍缺乏相应的了解。学生在英语专业学习时只有《大学语文》这样一门中国文化相关课程, 而《大学语文》还是一门选修课程。由此看来, 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只有一门选修课程上, 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在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一个不了解自己国家文化的学生, 很难将其他地域的文学文化做深入的了解。只有在吸收和发扬本国文化的前提下, 才能够积极的吸收和融入他国文化。
在“英语热”日益高涨的今天, 有很多学生对于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耳熟能详, 甚至还能够说出这些西方节日的典故和由来, 但是对于中国的传统节日却知之甚少。由此可见, 很多学生对于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渐渐淡而远之。因此, 在英美文学课堂上, 必须将中国文化因素有意识的穿插进去, 来增强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
二、英美文学教学中进行中国文化因素渗透的可行性和策略
优秀的文学和文化是全世界共同的财富, 因此在教授英美文学相关课程时, 完全可以大胆的将中国文化因素渗透进去, 这样不光可以使学生对西方的文化和本国文化相串联, 得到加强学生理解的效果, 还能使学生提升对于学习英美文化的兴趣。本文根据英美文学的教学实际, 提出三种中国文化因素渗透的策略。
1.从中西文化互相的影响关系入手。从中西文化互相影响的关系入手, 寻找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互相影响的例子, 并且在此之上进行阐发。国内外学者都有在这方面表明, 欧美许多的文学巨匠和思想家, 例如列夫·托尔斯泰、伏尔泰、歌德、孟德斯鸠、艾默生、席勒等等, 都有受到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上的中国文化影响。英语专业普遍使用的是吴伟仁教授编写的《美国文学史及选读》, 其中第一册第三章介绍了美国两位重要的超验主义作家艾默生和梭罗, 其中收录的梭罗的《瓦尔登湖》第二部分《我的住址和生活目的》中, 梭罗引用了商朝成汤王所镌刻的“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并把洗澡和精神追求相比。这充分说明了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力。在教师进行教授的时候, 就可以将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力进行穿插讲授, 让学生提升民族自豪感, 并且更加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内涵。
2.从英美文学的内容上入手。人类的情感都是相同的, 即便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 其拥有的情感都是一致的。在不同时空中的作家经常能够有类似的真挚情感表述在作品当中。英语专业的教师在教授英美文学作品时, 可以选取具有同样感情、同样主题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对比讲授。引导学生展开丰富想象, 从而更加全面的了解英美文学, 并且在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也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例如, 英美文学的小说题材当中, 航海冒险占了很大一部分, 英美两国的作家都很善于宣扬主人公的冒险精神;我国也有同样的例子, 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出海事件, 在教授的时候就可以将英美的文学作品和我国典型的冒险故事作为对比。郑和下西洋, 是带着“联系友好邻邦”和“追查建文帝的下落”两个任务去的, 而西方的航海家就不一样了, 他们每到一处地方都是先建立起自己的营地, 而后用武力将这处地方占为己有。无论是哥伦布还是麦哲伦, 他们的本质都是如此。通过对比, 让学生了解航海在国家实力中的重要性, 因而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的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
3.从传统节日上入手。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先辈对于人伦礼法、四季交替和自然宇宙的观察和认知的结果。现代节日是对新中国的建设、历史和发展的纪念和追忆。利用节日对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中国文化的教学是一种可行的策略。教师可以将中国的传统节日和英美的传统节日作为对比讲授, 并且鼓励学生去了解这些节日的发展、典故、形成等历史资料。以对比上来说, 比如春节和圣诞节、七夕和情人节等, 它们之间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特点的, 可以让学生在节日的共同点以及不同点上加深理解。
三、结束语
当今时代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时代的发展给英语专业带来了机遇, 也同样带来了问题。有效的渗透和传播中国文化, 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李伟.浅析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渗透[J].陕西教育 (高教版) , 2012.
[2]覃承华.论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教学[J].语文学刊 (外语教育与教学) , 20090
中国古建筑中的文化因素浅探 篇8
其一:中国古建筑受文化影响与制约的首要因素便是建筑中包含礼制规范。《礼记.曲礼》认为:“礼者, 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左传》说认为“礼, 天之精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他们均认为礼不但用于治理国家, 稳定社会秩序, 更用于决定人民的人伦关系, 制约着他们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乃至生活习惯。
而中国古建筑中的礼制规范具体可从大建筑、小建筑、居室建筑、宗庙建筑, 公众建筑、私人建筑、贵族建筑、平民建筑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研。
建筑之大者概指城市建筑, 包括城市布局、护城河乃至城墙、城门建筑等等。《周礼·考工记》中详细的记载了西周城市建筑的规制:西周将城邑分为天子的王城、诸侯的国都和宗室与卿大夫的都城三个级别, 三个级别建筑有着不同的规范。其中, 王城的城墙高九雉 (每雉为一丈, 共高九丈) , 诸侯城楼高七雉, 而宗室与卿大夫的都城城楼只能高五雉。三个等级的城邑的道路宽度也各有不同规定, 王城的经涂 (南北向道路) 宽九轨 (九辆车的宽度) , 诸侯城的经涂宽七轨, 都城道路则宽五轨。古籍记载完全表明不同等级的贵族所居住城市以至私人居室建筑均有着不同的礼制规范的要求。
《礼记·王制》记载:“ (礼) 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 诸侯七尺, 大夫五尺, 士三尺。”这里的“堂”, 指的是“台基”。台基又称基座, 本系中国古代高出地面的建筑物底座, 其目的为承托建筑物, 并使其防潮、防腐, 同时可弥补中国古建筑单体建筑不甚高大雄伟的欠缺。而随着台基高度的不同, 其建筑材料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普通台基用素上或灰土或碎砖三合土夯筑而成。而更高一级台基, 则常在台基上建汉白玉栏杆, 用于大式建筑或宫殿建筑中的次要建筑。再高一级的台基便是俗称的须弥座台基, 用于宫殿、坛庙、陵墓和寺庙这样的高等级建筑。“须弥”一词来源于佛教, 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山名, 相传此山位于世界中心, 三界 (凡界、仙界、神界) 亦依傍它层层建立。因此, 须弥座一般常用作佛像或神龛的台基, 用以显示佛的崇高伟大。而建筑须弥座的材料一般为砖或石, 上有凹凸线脚和纹饰, 台上建有汉白玉栏杆, 以显示其尊贵不可侵犯。也因此, 须弥座常用于宫殿和著名寺院中的主要殿堂建筑。最高一级的台基则为多重的须弥座, 它由几个须弥座相叠而成, 从而使建筑物显得更为宏伟高大, 常用于最高级建筑, 如故宫三大殿和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
同时, 古代建筑物依据礼制而言, 屋顶的等级限制也十分严格, 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分别为硬山顶、悬山、攒尖、歇山、庑殿、到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 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等级系列, 这对于不同建筑的等级面貌, 起到了十分触目的标志作用。
除了实体建筑形体存在礼制规范以外, 古代的建筑装饰也依循礼制规律而设定。社会等级不同则居室装饰材料、装饰纹饰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如龙、凤形纹路是普通人家万万不敢问津的一种装饰。否则, 便有僭越之嫌。
其二:中国古代建筑受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 多包含与自然融合的因素, 显现的特点便是简约的美、自在的美与自然的美。
中国古代建筑在:“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德经》) 、“天地与我并存, 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 的思想影响下, 无不体现出古人热爱自然, 尊重自然的特性, 其突出表现便是古建筑与堪舆学相结合。古代, 从居室建筑、宫殿建筑到陵寝建筑无不注重风水的影响,
古代西南地区干栏式建筑便是古人建筑依循自然的一个典型例子。《旧唐书南蛮传》记载:“山有毒草, 虱腹蛇, 人并楼居, 登梯而上, 号为干栏。”其大体意思为西南潮湿多雨, 虫兽很多, 人们就采取栏式竹楼居住。楼下空着或养家畜, 楼上住人。而这样的竹楼空气流通, 凉爽防潮, 大多修建在依山傍水之处。直至现在, 这样的建筑方式仍为当地人所广泛采用。干栏式建筑所选用的材料集轻巧、坚韧、易于加工为一身, 恰恰与古代中国人相切合。因此, 干栏式建筑无论从它的建筑方式还是建筑材料而言, 均是我国古人“顺应自然”, 与自然相契合的思想的反映。
应该说中国古代建筑注重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 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 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 在规划设计和施工之时, 设计者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 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 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 从而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至于园林、民居等建筑, 也都是随着地势起伏转折, 高低错落, 相宜布署。而寺观一般建在依山傍水之处。古建筑比较看重大环境的影响, 从大环境观察小环境, 以此了解小环境受到的外界影响, 诸如水源、气候、物产、地质等。古人相信, 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 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 只有形势完美, 宅地才完美。这样的因地造型, 便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 体现自然之美的特征。
其三: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纹样、装饰色彩甚至装饰材料无不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意蕴。
首先, 装饰纹样在表现传统文化的同时, 更反映了当时代的审美风尚与审美意趣。古建筑中的装饰纹样与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观念、宗教意义都有很大的关联, 多以祥瑞、风俗、佛道、伦理为主要题材。在传统民居装饰中盛行“八宝图”。所谓建筑中的“八宝图”, 是指松、鹤、磐、和盒、玉鱼、鼓板、龙门、灵芝八种吉祥物。它们多用于装饰古建筑的门扇、窗牖、挂落、屏风等物件。“八宝图”中的每一件吉祥物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应该说蕴含着文化意蕴的装饰纹样分布于古建筑的各处, 从屋顶、屋身到基座都有着这些文化装饰纹样的痕迹, 这些装饰有的是简单加工的线脚, 有的是造型复杂的动、植物形象, 它们既满足房屋建筑各部位构件的实际需要, 又是装饰物, 在表明居室主人审美取向的同时更起到提升居室主人的文化品位的作用。
其次, 就色彩而言, 中国古建筑装饰色彩的运用与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学说有着极大的关系。依循五行, 将颜色分为青、赤、黄、白、黑, 五大主色, 不同的颜色各自特定的意味。大体而言, 黄色是帝王之色, 庶民不能滥用, 所以除皇家建筑外, 普通民居的主色调不能用黄色。白色一般用作外墙颜色, 赤色作为富贵与庄重之色, 一般用于宫殿及寺观的主体, 而黑色多用于轮廓的描绘。
再次, 就装饰材质而言, 大体有木、石、砖三类。建筑等级不同, 建筑用途不同, 建筑性质不同都是装饰材质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的材料有着不同的制作方法, 这便形成了风格各异、韵味丰富的艺术效果, 符合古人对美的追求与认同, 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决定的审美意识的充分体现。
总体而言, 中国古建筑是美妙的, 它不但有着作为房屋的实际价值, 更有着丰富的审美价值, 透露着古人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纵观中国古建筑, 无论从微观到宏观, 还是从装饰到主体, 都是形式美与内在美的完美结合, 都深深的渗透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意蕴。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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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熹年.中国古建筑大系[J].中国图书评论, 1996 (4) .
[4]周永卫.漫谈中国古建筑的特征[J].华夏文化, 2001 (1) .
中国文化因素 篇9
“翻译伦理” 首先由法国当代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提出。而后, 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借鉴德里达、安东尼·皮姆进一步延伸, 将翻译的焦点集中在 “译者伦理” 上来。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则总结出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再现模式、服务模式、交际模式、规范模式之后, 切斯特曼在四个模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伦理模式———承诺伦理模式。这一标准为规范旅游英语翻译提评判依据。本文结合切丝特曼的五个模式, 分析海南省著名旅游景点旅游手册中国文化因素的翻译。
二、再现模式和服务模式
再现模式, 再现原文或原作者的意图译语中的信息是否与原语信息等值, 即明晰。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即译文译者是否完成了以翻译说明为基础的翻译任务, 即真实。旅游翻译的理想境界就是同使满足这两种模式, 既要忠实于原文, 又要满足委托人的需要和读者的期待。例如将 “天涯海角” 翻译成 “Tianya Haijiao, the edge of the sky and the corner of the earth”。译文先用拼音翻译天涯海角这个词, 然后采用意译加解释, 不仅忠实于原文, 而且很好的传递出里面蕴含的文化因素。这样可以帮助外国友人更好的了解这个景区的文化背景, 也为其后面的观光做好了铺垫。再如, 将 “五脚猪” 翻译成 “five-leg pigs (so named as their long snout could almost touch the ground) ”。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文先把”五脚猪”翻译出来, 然后适当的增加备注, 这样可以让外国游客直观的了解这种食物, 以免产生误解。这样不仅符合再现模式, 而且也符合服务模式, 满足委托人和读者的期待。
三、交际模式
交际模式实现与”他者”的交流、沟通译者是否以促进交际双方获得跨文化的理解为己任, 即信任。交际模式主要目的是促进跨文化、跨语言交流, 译者的责任就是搭起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例如将”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为了救度芸芸众生, 发了十二大愿” 翻译成 “Guanyin Buddha, the Bodhisattva of Mercy who is believed in by all Buddhists, vowed twelve oaths to save all living beings”。例中提到了佛教中的观音菩萨, 佛教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熟悉, 观音菩萨大家更是耳熟能详, 不过原文中还是出现了”救苦救难”这样的修饰词。如果在译文中译者仅仅是用 “Guanyin Buddha” 这样直接音译, 对于普遍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游客来说并不合适, 因为他们对观音无甚了解, 也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感情共鸣, 从而无法认识到南山在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采取解释性增译的方法。
四、规范模式
规范模式满足特定的文化期待翻译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与译入语读者的预期, 即理解。因此, 译者负有”双向的伦理道德”, 既要尊重原语文化, 同时也要尊重目的语文化规范。例如将 “日月石” 翻译成 “Romance Rocks”。原文中提到了天涯海角两块石头上的刻字, 在翻译成英文时我们就不能直接用拼音翻过去扔给读者就完事了, 做出简单的解释说明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只看拼音外国游客是永远不可能懂它背后的意思的, 解释说明能够帮助他们理解这些景区的内涵。这样才达到了我们翻译这些景区介绍的真正目的:我们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 让游客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才是我们的期望。
五、承诺模式
承诺模式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与誓言译者是否遵循翻译行业准则, 即责任。例如将 “海南八音是海南主要的本土器乐, 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采用八大乐器演奏而得名”翻译成 “Hainan Eight Tones, listed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combination of eight local instruments’ music, including yehu, trichord, surna horn, pipe, flute, gong, drum and cymbals.” 原文并未对”八音” 为哪八音做出解释, 而译文却考虑了其文化背景, 增添了大段对这种演奏方式的描述。促进文化交流是一位译者的责任, 履行职责的表现。
六、结语
安德鲁·切斯特曼的这五种模式对于规范海南著名景点旅游手册的翻译和提高译者的素质有十分重要的依据。根据这一理论, 不仅可以提高翻译的质量, 而且可以在中西文化之间搭起桥梁。
摘要：旅游宣传文本既是对外旅游宣传的载体, 同时是国外游客借以了解中国旅游信息的媒介。海南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过程中, 提高国际知名度, 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十分重要。文章结合切斯特曼的基本翻译伦理模式从五个方面探讨了海南著名景点旅游手册翻译中译者应遵循的伦理模式, 探讨差异性文化的最佳翻译方式, 实现自身伦理道德向促成特色词汇翻译任务的顺利完成转化, 并提出在旅游宣传文本的英译中应采取的相应策略。
中国文化因素 篇10
一、我国影视产品的出口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呈爆发式增长。2015年,国内电影票房收入达到44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而在电视剧方面,2015年我国生产了395部,1.65万集。如此大规模的影视作品的推出丰富了居民的娱乐文化生活。但是,影视作品在走出去方面却一直不如人意,具体表现如下。
(一)我国影视产品出口规模小
近年来,我国影视产业发展十分迅猛,然而影视产品的出口规模却发展缓慢。如表1所示,从电影的出口规模来看,国产电影海外票房收入从2010年的35.17亿元人民币下降到2012年的10.63亿元人民币。2012年后,虽然国产电影海外票房收入逐年增长,但是增长较为缓慢。截止2015年底,其海外销售额仍没有回到2010年的水平。而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对电影的消费也不断打破记录,国内电影票房不断创出新高。两方面的因素直接导致国产影片海外票房收入占全国票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近三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10%左右。
而在电视剧作品方面,我国很早就开始尝试走向海外市场。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游记》等经典作品就在海外开始播出。但是当时的国产电视剧主要是针对海外华人,很少外国观众观看中国本土电视剧。直到近几年,国产电视剧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一部分热播剧出口海外,如出口到美国的《甄嬛传》和《咱们结婚吧》,出口到韩国、泰国的《还珠格格》和《楚汉传奇》等等。但是相比较国内以万为单位的电视剧集数,出口海外的电视剧仍然规模很小。
(二)影视产品贸易逆差大
与较小的影视出口规模相比,我国从欧美日韩等国进口的影视作品却数量庞大,影视文化贸易逆差很大。从电影方面来看,表2给出了近6年我国的电影产业贸易逆差情况。我国电影贸易逆差额从2010年的8.83亿元扩大到2015年的141.63亿元,五年时间里贸易逆差扩大了16倍。如此高的贸易逆差额反映了我国娱乐消费市场对高品质的电影作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电视剧市场上,贸易逆差同样存在。虽然近几年,国产电视剧大量走出国门,但是与进口的海外电视剧相比,数目仍然较小。近年,我国从韩国进口了《来自星星的的你》、《太阳的后裔》等热播电视剧,从美国进口了《越狱》、《绝望的主妇》,从英国进口了《憨豆先生》、《神探夏洛特》等。此外,还从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进口了大量电视剧。
(三)出口市场集中
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出口市场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文化有一定渊源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地区。此外,还包括与我国经济贸易往来较为密切的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地。国产电影除在本国放映外,在海外市场主要是在北美地区播出,我国大部分电影海外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而电视剧的出口市场相对而言要丰富一些,如《琅玡榜》、《甄嬛传》在美国热播,而《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家喻户晓,《何以笙箫默》在韩国也取得一定成绩。然而,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我国出口到欧洲市场的数量都非常小,2014年我国出口到欧洲市场的影视作品只占总出口额的5%左右。
(四)出口作品题材单一,产品竞争力弱
中国在海外上映的影视作品题材较为单一。电影方面,在北美享有较高声誉的国产片除了动作片还是动作片,如《一代宗师》、《精武门》、《卧虎藏龙》等。而在内地享有较高票房的喜剧片如《人在旅途之泰囧》、爱情魔幻片《美人鱼》、妖魔奇幻片《捉妖记》在北美地区一概受冷,海外票房和国内票房相差甚远。电视剧方面,海外播出的国产电视剧主要集中在古装片,近年来,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都市家庭电视剧开始受到海外观众的喜欢,如受到较高评价的《蜗居》、《媳妇的美好时代》等。
我国影视作品出口规模小、海外遇冷等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产品竞争力较弱,在海外市场认同度不高。如在国内取得二三十亿票房的《美人鱼》、《捉妖记》在北美只收获了两千万左右的票房收入,如此大的反差让人瞠目结舌。而电视剧方面也一样,在国内大热的《琅玡榜》、《甄嬛传》均以白菜价买到海外,而韩剧版权价格在我国2014年破单集20万美元的记录,《太阳的后裔》更是以单集23万美元的版权价格卖给中国视频网站爱奇异,与国产电视剧形成鲜明对比。
二、我国影视文化出口的阻碍因素
我国居多影视作品在国内大热而在海外遇冷,就其原因,从宏观层面来讲,主要在于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影视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融资、发行等各种体制机制均不成熟。从微观层面来说,影视作品创意不够,制作手法落后,营销渠道狭窄,文化折扣现象严重等。本文主要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我国饮食文化出口的制约因素。
(一)影视作品创意不够
我国影视作品的创意不够,不仅表现在题材的重复,还表现在故事内容、叙事手法等都缺乏创新。影视作品的题材种类很多,有受大众欢迎的题材也有偏冷门的题材。由于影视作品的商业性,只要有一部作品受到市场欢迎,同类题材的作品就会层出不穷。例如,当年穿越大戏《寻秦记》火遍大陆、香港两地,此后穿越题材的电视剧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红了之后,市场上就出现了一堆亲子真人秀节目,如《爸爸回来了》、《超人归来》等等,如此跟风,作品质量自然良莠不齐。电影方面,近年来,受市场欢迎的影片主要是喜剧片、动作片、爱情片,这三种类型的影片共同撑起了国产大片近70%的票房。而深受北美观众喜欢的科幻片,日本观众喜欢的恐怖片寥寥无几。国内影视作品不仅在题材上重复雷同,缺乏创新,在故事内容和叙事手法上也缺乏创意。创意是一部影视作品最核心的部分,是区别于其他作品的根本。我国影视行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包括好的导演、好的演员,但是由于故事内容不够有创意,也没有文化底蕴,最后很多作品总给人一种荒诞、怪异的感觉。因此,选对题材,讲好故事,用巧妙的手法表现出来,这样的影视作品不仅能获得国内观众的认可,也会受到海外观众的认可。
(二)制作手法落后
影视作品想要赢得海内外观众的认可,除了故事内容的巧妙构思,演员的高超表演外,还需要先进的后期剪辑制作。当今,推动影视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高科技打造出的精彩视觉体验是影视作品吸引观众的巨大魅力之一。精彩的视觉效果依赖于后期的特效制作,需要专业的团队采用数字化的处理技术和巧妙的剪辑手段。在后期制作效果上,好莱坞的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是《阿凡达》中精美、奇幻的潘多拉星球还是《速度与激情7》中的保罗复活过程,这些后期制作技术都让观众感受到由于高科技带来的独特观影感受。而反观中国的电影市场,由于电影产业起步较晚,我们在这些技术上面都没有优势。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电影公司也开始学习和采用这些3D特效技术。只是由于前期基础薄弱,我国的电影特效和数字技术水平还太低。
(三)文化折扣现象严重
所谓文化折扣,是霍斯金斯·米卢斯在1988年提出的,具体指由于观众对进口的影视作品中蕴含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等缺乏了解,从而认可度不高,难以产生共鸣,由此带来的商业效应和影响力大打折扣。我国很多影视作品在国内爆红在海外遇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折扣。比如在国内赚取超高收视率的《甄缳传》在美国市场反响一般,主要是美国观众对中国的历史,社会制度等的不了解影响到了对作品的认可度。因此,我国在海外受欢迎的大多是功夫片,因为功夫片主要是台词少,动作多。观众不受语言和文化背景制约,通过形体动作即能较好的理解影片内容。由于功夫片的文化折扣现象不大,国内口碑较好的《一代宗师》、《卧虎藏龙》等影片在海外也获得不错票房。
(四)营销渠道狭窄
以前,我国的影视作品在海外营销主要渠道是参加电影展,电影节以及中外合拍。虽然这些活动有助于扩大我国电影作品在海外的能见度,但是这些渠道都比较被动和单一。目前,美国影视作品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并且他们在营销宣传上都花费很高。如《阿凡达》制作成本2.87亿美元,其营销成本也高达1.5亿美元。韩国影视剧很多是通过出售版权的形式进入到中国的视频网站。在当今互联网运用如此广泛的今天,我国也应该学习韩国通过互联网渠道将中国的影视作品传递到海外的千家万户。值得庆幸的是,国内的影视公司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开拓海外营销渠道。如万达集团收购美国最大院线AMC公司,华谊兄弟与博纳影业集团合作建立北美华狮娱乐制片公司。这些国际化的尝试都为我国影视产业的海外营销渠道拓展树立了好的榜样。
综上所述,要想我国的影视作品走向海外,提高国际竞争力,就需要影视公司在故事创意上不断突破、后期制作技术上不断提高,并且仔细研究海外观众的观影偏好尽量减少文化折扣,同时拓宽海外营销渠道,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不断成为影视大国更能成为影视强国,通过影视作品的出口传播我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让世界多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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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茜茜.中国影视文化贸易的现状和对策分析[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
中国文化因素 篇11
中国经济总量的名次上去了，公众舆论表现得欢欢喜喜本来无可厚非，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曾有人想过，在这些诱人的数字背后，其实还掩盖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与忧患：中国经济总量提高的同时经济质量提高了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安全是否有保障？
“中国因素”不属于中国
从GDP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进出口贸易来看，中国已成为一个外贸大国；从外汇储备量来看，中国也成为一个货币大国。但我们并非经济强国、贸易强国、货币强国，在“大国”的盛名之下，中国经济质量不高令人堪忧，而这一问题最为激烈的表现是：“中国因素”被恶意炒作，国民经济陷入“高速低质”增长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逐步走高，2003年外贸依存度为62％，2004年为70％，即使调整汇率的2005年也达到64％。在这一背景下，粮食、有色金属、能源等大宗原材料进口越来越多，被国际上称为“中国因素”。但“中国因素”并不属于中国，我国大宗原材料进口陷入了“一买就涨”的怪圈，“中国因素”反倒成了国际炒家疯狂掠夺财富的工具。2002年至2004年，大豆、原木、纸浆、羊毛、棉花、铁矿砂、锰矿砂、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纸及纸板等11种主要进口初级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而进口价格也明显上涨，其中8种产品这三年中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均为两位数(从13％到99％不等)，而铁矿砂、铬矿砂、氧化铝三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竟高达三位数，分别为146％、154％和111％；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了进口铁矿石价格71．5％的涨幅，使得钢铁冶炼业大受其害；2005年1～9月，我国铜进口额就已经达到120亿美元，逆差103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逆差总额，我国已成为高铜价的最大受损国。
于是，戴着“世界工厂”高帽子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在用廉价的生产要素价格补贴发达国家。我们进口高价的原材料，再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出商品出口，由于商品极少凝聚本土品牌与核心技术，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由此便形成了“高进低出”、“赔本赚吆喝”的局面，很多企业不得不“悲惨式增长”，成本高涨，利润下滑，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造就了中国经济总量大、质量低的现状。
“客场”被宰，危机重重
中国经济要高速增长、经济质量要提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得到保证，一旦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创造的经济财富就有可能顷刻之间被发达国家通过市场的手段掠夺。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市场对能源、粮食、有色金属等基础原材料的依赖越来越高，但国内企业缺少用于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工具，只能选择国外通道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而我国缺乏熟悉国外市场、经验丰富的期货人才，缺失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缺少对国际期货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了解和研究，“客场作战”的我国企业自然很容易被经验老到、资金实力雄厚的国际投机基金抓住把柄。2004年，国内企业“高价买石油”使得我国为进口石油多支付近100亿美元的成本，2005年又遭遇价格上涨多支付了150亿美元。未来几年，我国要建立石油储备系统，如果依旧受制于人，石油储备将再次“被人宰割”。与此类似，2004年国内大批榨油企业进口大豆，因为“买涨不买落”，造成了所谓的“大豆风波”，进口大豆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对我国大豆榨油产业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情形在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市场上不断涌现，凸现了我国粮食安全正受到巨大的威胁。另外，随着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利率、汇率风险正在危及国内银行业，金融安全形势颇为严峻。
因此，近几年发生的“中航油事件”、“中储棉事件”、“大豆风波”、“铁矿石涨价事件”、“高价买石油”、“国储铜事件”等一系列风险事件已向国人预警：中国经济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危机重重。
定价权旁落的幕后——期市发展滞后
为什么中国经济质量与经济安全受到挑战？为什么“中国因素”不属于中国？因为我们缺失国际商品定价权。而国内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又是造成定价权落入人手的最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中，作为加工制造业原材料的铜、原油、大豆、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是按照该商品“主要期货交易所的基准期货合约价格+各类升贴水”来计算的。如国际原油价格由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新加坡纸货市场原油价格加权而成。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棉花价格确定于利物浦，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尿素、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石脑油价格由东京交易所确定。这些交易所几乎都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国际化程度相当高，集中了某种商品全球最大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机基金；交易制度相对完善，交易量、交易额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市场。因此，要想获得国际商品定价权，必须要广泛地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必须拥有经验丰富、规模庞大的期货行业，必须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易中心。
然而，国内期货市场的现状却让人心寒。当我们审视中国期货市场时，我们悲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毒瘤般依然缠绕在其身上，束缚了它前进的步伐；当我们与走在前面的欧美期货市场比较时，我们感叹，国内期货市场与“老大哥”们的差距竟然越拉越大；当我们瞧瞧当年还来大陆学习经验的韩国、台湾地区期货市场时，我们惊叹，这些“小老弟”们突飞猛进，早已把我们甩在了后头；当我们将期货市场与国内证券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对比时，我们慨叹，几乎同时出生的兄弟市场的规模和成长速度已远远高于期货市场。当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得失的时候，我们哀叹，一系列风险事件已昭示：期货市场的发展滞后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时束手无策。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直接导致了国际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快速、安全增长，阻碍中国经济质量的提高。
其一，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与监管体制严重滞后，成为其发展的“绊脚石”。中国开办期货市场十几年来，《期货法》迟迟不能出台，期货市场依旧在重复“无法可依”的悲剧，现行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规定》严重滞后，期货市场发展缺乏最基本的制度保障；
其二，品种结构单一，大大影响了期货市场交易规模。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的只有11个商品期货品种，与国际期货市场上的269个商品期货品种相比，品种实在太少；近几年期货交易额才逐步与GDP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持平，而美国的期货、期权交易额是其GDP的十倍还多，我国期货交易量和交易额与国民经济总量相比，规模实在太小（参见图１）；
其三，期货经纪公司规模小、效益差。我国期货经纪业有180家期货公司，但所有公司总注册资本仅有60亿元，整个行业保证金总量不到150亿元，期货经纪公司利润微薄、常年全行业亏损，即使在利润总额最高的2003年，全国18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的平均利润也不到80万元，离现代金融企业的标准还相距甚远（参见表2）；
其四，对外开放步履艰难且频频受阻，市场功能发挥受到制约。至今我国仅有 31家国有企业获得境外套期保值资格，期货公司代理外盘业务尚未起步，境内投资者投资外盘，境外投资者投资内盘的闸门都没有打开。期货市场国际化程度太低，导致所形成的期货价格缺乏影响力；
其五，投资者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期货市场功能发挥。我国期货市场上近95%的交易者是中小散户，只有5%的是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资金量小，无法承担市场上套期保值着所转移过来的风险，从而影响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功能发挥。另外，期货投资基金还处于“地下”状态，得不到监管层和法律法规的承认。
总而言之，中国期货市场品种少、规模小、国际化程度低，期货经纪行业力量薄弱，期货交易所无法发挥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作用，同时，国内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的企业又太少，受到诸多政策限制，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这些是造成定价权落入人手，中国经济质量低、经济安全缺乏保障的根本原因。
期待“中国力量”的崛起
“中国因素”应当属于中国！在国际商品定价权的争夺中，作为世界原材料需求大国，我们本不应当受制于人，成为国际期货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对象，更不应当让“中国因素”成为提升经济质量和维护经济安全的阻力。我们的出路在于，通过期货市场的发展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把“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力量”。
首先，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们应把期货业提高到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来发展，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中国期货业，将期货经纪公司培育成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还应当通过立法构建发达的期货市场体系，为国民经济各产业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改革当前的交易所管理体制，在国内孕育出一个或几个国际商品定价中心。我国期货市场的功能已经在大豆、小麦等农产品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行业中初步显现，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市场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国际竞争力。“十一五”期间，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们应当通过构建商品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外汇期货四个市场组成的发达的期货市场体系，为国民经济各产业提供风险管理工具，使期货市场能成为中国经济真正的“助推器”和“避风港”。
其次，要承认“期货投资基金”的合法身份，并加以积极的引导与鼓励。市场上已经大量存在类似于基金的组织形式和投资方式，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因势利导，积极推动期货投资基金的发展，并从一开始就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的屡屡败北，均与那些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大型国际投资基金有关。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因素”愈来愈成为基金炒作的对象，国际基金利用“中国因素”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一方面，我们要给予国内基金以合法地位，使其成为稳定的机构投资者；另一方面还要组建自己的基金来参与国际市场，如大豆基金、石油基金和金属基金等，以增强谈判能力，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
再次，加快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使有需要的原料生产和加工企业都能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了解并熟悉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引进国外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为我国成为国际商品定价中心创造条件。“十一五”期间，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定位于“世界加工厂”的中国要想摆脱“高买低卖”的命运，必须抓住这关键五年，完善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努力把我国期货交易所打造成为世界性的期货交易中心，从而赢得国际商品定价权。首先，要按照期货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来修改相应的法规，使其能够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现行的法规都是在清理整顿的条件下形成的，带有管制色彩，因而严重阻碍了期货市场的发展；其次，要将改革交易所的管理体制，改革一些交易制度，将我国的交易所办成有良好信誉的国际影响力的交易所；第三，要使期货经纪公司成为真正的期货公司，能够自营、代理、咨询和经营投资基金，而不是功能残缺不全、被动的代理机构；第四，要培养机构投资者，发挥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优势、团队管理优势，使机构投资者成为期货交易的主体，更好地发现供求关系，形成对市场价格的理性预期；第五，加快我国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使国内有需要的原料生产和加工企业都能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了解并熟悉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并引进国外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为我国成为“国际商品定价中心”创造条件。
把“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力量”，我们期待着！
中国文化因素 篇12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集聚水平已经达到相对较高水平,并在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涌现新的特点。但若与发达国家比较,实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随着国际竞争力量由过去的“船舰炮弹”等“硬”力量转化为主要依靠科技、人才、文化等“软”力量上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是其繁荣的关键所在。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研究我国文化产业的区域集聚发展水平,对于提升我国文化综合实力,壮大经济发展驱动因素,提升国际影响,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然文化产业集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等各方面的意义都重大,那么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大小究竟受哪些主要因素的影响呢?这也将是文章接下来着重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内容。
1 文献综述
文化产业集聚在较高一个层级上属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范畴,最早涉及到产业集聚研究的是由Marshall提出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以及之后Alfred.Webber提出的工业区位经济理论。由于过于细分的“文化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则从产业集聚的理论入手,进而研究分析文化产业集聚这一特定产业,是较多数学者共同的做法。
诸多学者在对影响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因素研究中,首先强调了所在区域地理位置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如Henderson J.V[1]、Scott[2]和Graham Drake[3]。其他学者如楼彩霞[4]和魏鹏举[5]分别从政府支持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对文化产业集群的积极影响。不同的是汪德华等[6]在其研究中指出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规模偏大则会潜移默化地对产业的发展过度干预,最终阻碍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Chou Tsu-Lung[7]同样在其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中认为,政府对城市文化产业的干预最终并不利于文化产业集群的长远发展。
除了地理因素之外,其他学者从更全面的角度研究了文化产业集聚。如陈倩倩等[8]、王伟年等[9]、陈建军[10]等研究认为影响文化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有政策环境、专业人才、文化资源禀赋和文化市场需求。不同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方法,万丽娟、张变玲[11]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指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政府政策和文化企业的联合推动。其他学者如袁海[12]、黄永兴等[13]则集合了各种影响文化产业聚集的因素,并对其进行归类,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实证研究。
通过上述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关于对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而且大多数学者都是选取某一地区或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方法也多是定性分析,已有关于对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中,指标变量的选取也相对单一且缺乏一个相对完善的关于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但是随着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增强,国家软实力重要性的凸显以及全球范围内不断在地理空间上出现的文化产业集聚,加之已有产业集聚理论和实践的相关研究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也将会受到更多学者、政府和企业的关注。本研究试图设定一个模型,通过相关检验及回归的方法对影响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进行研究。
2 实证分析
2.1 计量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2.1.1 模型设定
为了更加科学真实地测算我国文化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关于诸多因素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主要参考陈倩倩等[8]、金煜等[14]、汪德华等[6]、陈建军[10]、袁海[12]、黄永兴等[13]、雷宏振等[15]、万丽娟和张变玲[11]、张变玲[16]等人的相关研究分析,将文章模型表达式设定为:
其中yit表示i省市在第t年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在第t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Geoit表示传统经济地理因素,主要包括地理区位qw和历史文化资源his;N-geoit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主要包括产业外部性firm、人力资本edu、城镇化水平urban和文化消费需求cons;Polit表示产业政策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发展fin、政府规模gov和财政支出fs;μit表示不可观测到个体效应;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同时,本文将参考上述相关学者的研究以确定所选取各变量的含义。具体各变量含义如下表1所示。
2.1.2 数据来源
由于缺乏西藏自治区的系统数据,本研究选取2005-2013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研究所用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4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级地方国民经济公报和省级统计年鉴。为了保证研究的连续性,对于个别省市个别年份个别数据的部分缺失,本研究主要采用内插法计算所得。同时为了尽量避免外来干扰因素对数据的影响、剔除价格因素对结果的干扰,本研究对涉及金额的数据指标都进行了相应处理。
2.2 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2.2.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出了有关文化产业各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中edu、urban和gov三个变量的标准差、最大值与最小值可知,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以及政府规模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观察其他变量如firm和fs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可以发现文化产业的外部性和财政支出的差异性在地区间不是很明显。
2.2.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分析
注:括号上数值为t检验量,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的p值。滞后阶数选取根据AIC与SC信息准则确定。
为了判定各变量数据的平稳性,本研究主要选用三种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的方法,分别为IPS、ADF和PP方法,各变量滞后阶数的确定依据AIC和SC信息准则。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通过IPS、ADF和PP水平值的检验结果没有拒绝原假设,而对各变量分别作一阶差分之后,由P值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各变量达到平稳。
紧接着采用Pedroni方法对它们作相关协整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通过表中多数统计量数据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各变量与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且Pedroni指出在对短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时,采用Panel、Group-ADF检验的实际效果相对于Panel-v与Group-rho检验的效果要更好一些。因此本研究可以进一步认为该面板数据模型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注:右上角加“*”表示结果通过了面板协整检验。
2.2.3 实证模型分析
方程(1)、(2)和(3)分别为只包括传统经济地理变量、新经济地理变量以及产业政策变量的回归模型。方程(4)为包含所有变量的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因为方程中含有虚拟变量,若采用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将会导致变量的消除,通过LM检验表明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具体计量结果如下表所示:
注:***、**、*分别表示显著水平是1%、5%、10%;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值表示(稳健)标准差。
通过方程(1)可以看到传统经济地理因素所选取的两个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水平,说明沿海地区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也说明文化资源的禀赋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当地文化产业的集聚水平。
由方程(2)可知新经济地理因素所选取的变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消费需求的拉动,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消费需求对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很显著,其通过了1%的检验水平,说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市场对文化消费的强大需求。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指标通过1%水平性检验,可见由于产业的外部性带来的溢出效应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城市化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正的相关性,从全球范围内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一理论验证有众多的现实支撑,一般较为发达的城市,人力资源集中,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也相应较高。
由方程(3)的回归结果可知金融发展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但相比较于传统实业产业,文化产业面临较大的风险性,缺乏金融链条上完成的风险分担机制体制,使得金融资源对文化产业的支持还处在较低水平。财政支出变量在1%显著水平下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是因为文化产业市场的调研成本相对较高,尤其像电视节目这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其向市场推广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市场的推广和通讯网络的建设维护。因此想要提高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水平就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以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的政府规模变量通过了1%的水平显著检验,且该变量系数为负,说明政府规模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有消极影响,即得出以政府规模衡量的市场管制力度不利于文化产业集聚的发展。
与单独对各因素进行回归估计进行比较,通过方程(4)的整体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传统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历史文化资源变量变得不再显著;新经济地理因素所选取变量的显著性基本没发生变化,系数差值也不明显,可以认为其结果是相对稳健的;产业政策因素所选取变量的显著性也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文化产业市场的过分管制有碍于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促成了我国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具体而言,传统经济地理因素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在加入新经济地理和产业政策因素后变得不再显著;新的经济地理因素如人力资本、城市化、消费需求和文化市场经营机构的数量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产业政策因素中的财政支出和政府规模指标显著性对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作用,而金融发展指标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其对影响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