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刑制度

中国死刑制度（通用9篇）

中国死刑制度 篇1

内容摘要：中国的死刑问题，历来就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死刑的多寡与存废、野蛮与文明、残酷与人道，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个法律问题，更不单纯是个刑法问题。死刑政策、死刑制度、死刑观念、死刑的理论与实践，蕴含着一个国家深刻的文化背景，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生命价值的认知态度。本文试图对我国的死刑问题作一深层次的反思和探讨。以期国人能对死刑问题有一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关键词：死刑立法存废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立即执行与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情况。由于死刑的内容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生命具有最宝贵的、剥夺后不可能恢复的价值，死刑即成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故被称为极刑。

一、历史的回顾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刑罚方法，死刑的历史几乎可以和人类的法律史一样久远。中国历史上死刑名目之多、执行方法之残、死刑范围之广、受刑人数之众，则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从古至今，死刑之名和死刑之法有：诛、族、戮、夷、焚、烹、炮烙、腰斩、生埋、定杀、沉渊、枭首、弃市、凌迟、具五刑、绞、枪杀等三十余种。历代统治者虽然无不标榜儒家的“仁义道德”，高唱“德主刑辅”的赞歌，而实行的却是血淋淋的暴政。在推行暴政、践踏人权、窒息真理、扼杀民主的专制主义统治中，死刑的作用被一再强化，以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一部中国死刑的发展史，对于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部难以忘却又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画卷。这一画卷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刑罚制度和刑罚死刑的历史轨迹，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愚昧走向文明、由专制趋向民主的艰难历程。

二、新中国的死刑立法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死刑立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刑法典颁布时始至1981年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之前。1979年刑法将死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刑法典之中，但是，规定了许多限制其适用的条件。体现在：（1）死刑适用罪种上，规定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2）死刑适用对象上，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使用死刑。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死刑适用程序上，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4）规定了死缓制度，它的设立可以说是1979年刑法的最大贡献。用今天的眼光来考察，1979年刑法对待死刑的态度比较适中，规定了比较全的死刑限制条件。但是，还有某些地方不够理想。主要表现在：（1）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问题上规定有矛盾之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是死刑的一种，对未成年人不使用死刑即包括不使用死缓的刑种。（2）死刑适用的具体章数和罪名相对较多。1979年刑法分则总共就有8章，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就有4章，占总章数的50％；1979年刑法的罪名总共只有114个左右（1979年刑法采用的是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方法，因此其罪名数量的统计难以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判处死刑的有28个，占罪名总数的25％。一部有一半分则章节极25％的罪名的刑法典，这个比例应该说是惊人的高。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死刑立法思路自始初现端倪。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时至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自从1981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之后，截止刑法修订以前，立法机关总共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增加的可判处死刑的犯罪已达46种，从1981年到1991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4.2个死罪，这23个单行刑法使我国的死刑立法朝着更严厉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1）死刑适用程序放宽。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和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2）出现了以死刑作为绝对确定刑的法定死刑条款。如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条规定的绑架妇女、儿童罪，绑架勒索罪等罪的死刑。（3）适用死刑的章数和罪名明显增多。随着23个单行刑法的陆续颁布，适用死刑的章数由1979年刑法的4章扩大到6章，增加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单行刑法对46个罪名规定可以适用死刑，从而这一时期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数达到74个，占罪名总数的26％。总之，这一阶段的死刑立法急剧膨胀，死刑的适用普遍增加。1979年刑法体现的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出现了一股泛死刑化的危险趋势。第三阶段是1997年刑法出台至今。1997年刑法对旧刑法中的有关死刑犯罪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1）修改了适用死刑犯罪的规定，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修改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规定，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3）修改了死缓变更条件。1997年刑法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缓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4）修改了分则罪名适用死刑的条件，一是提升死刑适用条件，如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二是明确了死刑适用的标准，如盗窃罪、强奸罪、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5）死刑罪名比例发生变化。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是68个，与以前的74个相比，在量上似乎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变化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死刑罪名的实际减少。总体来说，1997年刑法的实质死刑罪名数与旧刑法基本一致，纯粹量的减少是立法技术的变化所致，在实质上并无大的变化。仔细研究1997刑法关于死刑立法的修改变化，充分体现出其主导方向是限制死刑：（1）对死刑适用对象的修改，彻底实现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国际社会上的通行做法。（2）对死缓变更条件的修改，大大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与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刑条件相比，1997年刑法规定的没有故意犯罪的死缓减刑条件无疑宽松的多。（3）对分则罪名适用条件的修改，也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如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两种常见多发犯罪，以往他们判处死刑的条件较松，因而其在整个死刑案件中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中级法院审理的因盗窃几辆摩托车、几辆汽车而判处死刑的案件比比皆是。1997年刑法虽未能废除它们的死刑，但是通过严格限制这两种罪的死刑适用条件，大幅度的减少了死刑适用范围。强奸罪、抢劫罪亦然。（4）摒弃了死刑化与犯罪化同步进行的既往做法。虽然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数在实质上并没有减少，但是，1997年刑法比1979年刑法新增了100多个罪名的情况下，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增加死刑罪名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充分表明了1997年刑法限制死刑的态度，并彻底扭转了死刑立法的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的签署，充分说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与对话，为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权”。第2款规定：“本条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公约》并没有明文规定其所有的缔约国现阶段必须一律废除死刑，但是，纵观第6条的规定，无不蕴含了限制死刑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限制其适用。我国1997年刑法在总则和分则方面对死刑作了比1979年刑法更严格的限制，如进一步明确了死刑的条件，放宽了死缓减刑的条件、明确了一些分则条文适用死刑的标准，这是我国刑法在限制死刑方面作出的重要改革。通过对1997年刑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与《公约》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公约》设定的绝大多数死刑国际准则我国都得到了遵行。《公约》所要求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死刑废止道路，即各保留死刑的缔约国都应在其原有死刑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死刑，通过一步步的限制，最终消灭死刑。我国死刑立法的大方向也是朝着限制并逐步消灭死刑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相反。但是，在《公约》严格的监督机制之下来看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具体分析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还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死刑核准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死刑核准权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中国历史上，死刑历来是由最高司法当局掌握的。封建统治者深知滥施刑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鼓吹“恤刑慎杀”，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如“三复奏”、“五复奏”，“三司推事”、“九卿会审”、“朝审”、“秋审”，力避死刑案件出现差错。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死刑适用的情况来看，各国对死刑的适用都十分重视，死刑案件的最终确认权一般都是归属于最高法院。⑴第二，死刑核准权存在矛盾和冲突。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后来又将毒品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毒品犯罪严重的几个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上述《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的规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而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后者的效力应高于前者；《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在前，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公布在后，新法应当优于旧法。第三，死缓执行的规定还有待完善。1997年刑法规定，死缓的执行“可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刑法已经规定死刑的核准权属最高人民法院，死缓的执行似乎不应例外。因而，为了更好的履行《公约》规定的死刑适用的国际准则，我们应该及时修改相关规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罪名过多。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不少学者即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否应该设置死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主张废除这类犯罪的死刑，广泛适用罚金刑、财产刑等刑种。⑵学者们进一步指出，现阶段如果不能做到废除死刑，至少应该减少经济和财产犯罪的死刑。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不但未能做到减少死刑，死刑罪名反而增加。这可以说是我国死刑设置上的一个最需检讨之处。以经济犯罪为例，1997年刑法只有一个死刑罪名即贪污罪，随后的单行刑法中增加到14个（它们分别是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或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受贿罪，贪污罪。），1997年刑法更是增加到19个（它们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伪造货币罪，票据诈骗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推税、折扣税款发票罪，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受贿罪，贪污罪）。在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中设置过多的死刑罪名，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和死刑的适用条件。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虽然能取得有限的预防、威慑效果，但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允许国家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将为社会树立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合法的杀人的坏榜样，贬低人的生命价值，瓦解人的生命尊严至高无上的观念；同时也会窒息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削弱市场活动主体的积极性，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⑷这种无形的社会代价和有形的经济代价，将远远超过适用死刑可能产生的一时的、有限的预防、威慑作用。

（三）新刑法关于死刑绝对法定刑的规定有欠妥之处。第一，刑法总则部分关于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和刑法分则部分绝对法定死刑有矛盾。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121条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如果不满18周岁的人或者怀孕的妇女实施了刑法第121条、第239条所规定的必须判处死刑的行为，法官又该如何审判？第二，绝对法定刑的设置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大千世界，各类案件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同一罪名的案件又有这样那样的情形，在处理案件中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方能实现刑法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和“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的行为固然可恨，但不论具体情节就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刑——死刑，缺少一定程度的缓冲，生死之界限，理应慎重。

（四）没有规定死刑犯的赦免权。《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可见，要求赦免或减刑，是《公约》规定的死刑犯的基本人权。为尽快和国际社会接轨，减少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过多的责难，刑法应将要求赦免或减刑规定为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个程序。我国规定了死刑减刑制度，即死缓制度，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死刑赦免制度。增加死刑赦免制度，不仅是因为《公约》规定了死刑犯无条件要求赦免权，而且还有以下好处：第一，可以增设一道防止错杀的防线。我国法律规定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古代的“三复奏”、“五复奏”相比，仍有不及。增设死刑赦免制度，能进一步贯彻我国“慎刑”政策。第二，我国审判制度与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合议制进行评议，而且是采用多数票决定的方法，对没能全票通过处以死刑的案件规定死刑犯赦免请求权，可以留有余地，保留纠错的可能性。死刑赦免制度的具体规定，可以在现行刑法特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

四、对死刑制度的评价剥夺生命和心理威慑，是死刑所固有的两大主要功能。前者意味着用简单、最经济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彻底铲除重新犯罪条件；后者则意味着用执行死刑所产生的恐怖效应，阻止欲犯罪者走上犯罪之路。自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于死刑的评价已经争论了200多年。人们大多是围绕人的生命价值、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是否违宪、是否人道、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否助长人们的残忍心理、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是否容易错判、是否容易改正、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方面评价死刑的。其中一部分人得出应当保留死刑的结论，一部分人得出应当废除死刑的结论。⑸可以肯定的是，废除死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刑罚的惩罚性由重到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留死刑与废除死刑之争，实际上是应当何时废除死刑之争。我国新旧刑法都规定了死刑，刑法理论也赞成现在保留死刑、暂时不废除死刑。因为在现阶段，手段极为残忍、方法极为野蛮、后果极为严重的犯罪还大量存在，一些犯罪分子气焰相当嚣张、屡教不改，只有保留死刑，才有利于抑止这些极为严重的犯罪，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法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形势明显好转，但社会治安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不安定因素还大量存在，保留死刑有利于警戒社会上的某些不稳定分子以身试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人们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念、法律观念要求保留死刑，符合社会心理的需要。国外确实有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但离开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废除死刑的做法，并不可取。对死刑的评价不能离开本国国情。我们既不能立足中国的国情指责他国废除死刑，也没有必要因为有人立足他国国情或假借人权之名指责我国保留死刑，便对保留死刑产生抵触感或不安感。但是，保留死刑决不意味着可以滥杀、错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同样既是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也是人们的共识。因为我国对犯罪人一贯采取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大量适用死刑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以至最后消灭犯罪，而不是简单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不利于尊重人的生命、人权保障等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增强；犯罪现象错综复杂，犯罪原因多种多样，大量适用死刑并不能充分抑止各种犯罪；死刑存在消极作用，过多的适用死刑会引起恶性案件的增加。孟德斯鸠讲过：“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抢劫者经常杀人。他们说：死人是什么也不说的。”孟氏的话虽不是醒世警语，但也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如果对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故意杀人犯一律判处死刑，那么某个人基于某些特殊原因故意杀人后，他便成为“自由人”，因而往往连续杀人。另外，由于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生命一经剥夺便不可能恢复，故必须杜绝错杀，而少杀、慎杀也有利于防止错杀。从废除死刑的道路上来说，一般是先减少死刑条款，减少死刑的执行，最后从法律上与实际执行上完全废除死刑。现阶段，废除死刑虽不可能，但是改进死刑立法，严格死刑适用各项条件，减少死刑罪名，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则是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做到的。注释：⑴参见朱建华：《论死刑核准权规定的法律冲突》，《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⑵参见梁根林、张文：《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理性思考》，《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赵秉志等：《中国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⑶储槐植：《刑罚现代化：刑法修改的价值定向》，《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⑷参见梁根林、张文：《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思考》，《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⑸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赵芙蓉

中国死刑制度 篇2

死刑复核权下放至省高院的这段时间, 出现了诸如赵作海案, 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冤假错案, 极大刺激社会公众原本就敏感的神经, 公众甚至对我国司法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担忧,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鉴于此, 最高法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收回地方高院的死刑复核权。随着最高法将死刑核准权从地方高院手中收回以及死刑复核程序方面的改革的进行, 一些表层的制度构架似乎发生了变化, 但是深层次的体制设计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即延续千年的司法裁判行政化趋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具体来说, 就是最高法院现行的死刑核准程序仍旧是延续了司法裁判行政化的历史传统, 并没有真正摆脱行政化的复核方式。这种裁判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通过秘密、书面和间接的阅卷工作, 对下级法院的事实裁判进行“复审”。

死刑复核权在收回最高法之前的方案讨论中, 主流观点是希望控辩双方都可以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由法官作为独立第三方进行审核, 但这个方案最后没有被采纳。唯一被吸收的就是最高法死刑复核期间律师可以介入, 可以书面或者口头向承办法官表达自己的意见, 仅此而已, 但是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这个程序律师在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律师根本不知道法官是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操作, 最高法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一般无需听取检察官或者辩护人的意见, 更不需要在法庭上公开进行, 而直接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单方面接待或者直接审阅案卷笔录。在对待被告人权利方面则采用秘密提审的方式, 而不是在法庭上公开进行。即使在书面审查的过程中发现死刑复核案件可能存在事实认定方面问题, 最高法一般由法院自己去调查取证, 不会要求控辩双方再调查取证, 因为现行制度下, 最高法院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死刑复核的裁判过程, 而是将有关问题和疑点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的庭长、主管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以求得到终局的裁判意见。很显然, 这种制度的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 缺乏完善可靠的质证过程,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使得死刑复核程序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损害被告人的合法利益。[1]

二、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借鉴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萌芽于两汉时期, 正式确立于北魏, 发展完备于唐。唐律除了设立专门司法机关复核外, 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复核死刑案件的制度, 最典型的是由中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会同复核的审判制度———三司推事制。三司推事制可以分为大三司使和小三司使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在遇有死刑案件或者重大疑难案件时, 由皇帝召集三司委派大理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共同复核。[2]另一种形式是由三司委任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司官共同复核。[3]贞观三年, 唐朝统治者制定九卿议刑制。太宗诏曰“自今以后天下大辟罪, 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如此, 庶免冤滥。”[4]九卿会审在当时的法制体系下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避免冤假错案的作用。

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是我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 是唐朝统治者在礼法结合、慎重行刑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首创的三司推事制度虽然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设立, 但对于我们当代死刑复核制度的设计仍然存在借鉴意义。首先, 大三司推事和九卿会审制度的设计中, 规定死刑复核案件由三法司或者九卿共同审理, 相互制约, 相互牵制, 严防官员得威擅势, 避免单个审判机关滥用权力, 草菅人命。会省制度发展愈加完备, 各司法机关的权力也就因互相牵制而不断削弱。我国自从07年将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最高法院之后, 全国的死刑复核案件复核便全部收归最高法院单独行使, 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规定, 最高法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死刑复核的裁判过程, 也没有健全的与之相制衡的监督机制, 这样便使得最高法院完全独立行使复核权, 这显然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其次, 唐朝死刑复核制度重视直接言词审理的原则, 在复核程序中往往要求亲自重新取得囚犯的口供, “小三司推事”就是言辞审理的典型。对交通不便的地方中央可以派司法官员直接到案件所属省份提审, 复核案情, 防止冤假错案。反观我国现在的死刑复核程序, 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时一般不提审被告人, 而采用直接阅卷定案, 因此死刑复核程序往往会比侦查、审判程序要“高效”的多。虽然效率很高, 但是弊端也很明显, 按照这种程序操作将死刑复核程序在很大程度上置于走形式走过场的尴尬境地。

我国古代死刑复核, 即使也存在书面审理, 但统治者往往更注重言词审理原则的运用, 即使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明德慎罚。从汉代的帝王亲自录囚, 到明清时期的会省制度, 司法复核机关往往亲自临狱, 当面审问案犯, 尽量避免错杀无罪者。即使朝代更替, 言词审理作为死刑复核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没有废弃而且被世代沿袭并逐步完善。在现行制度下, 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工作人员在发现案卷有疑点时, 可以从古代法制中找寻方法, 针对押解案犯不便的地方, 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采取派遣司法工作人员到案件所在地调查复核的方式, 或者可以采取设置巡回法庭的方式, 虽然会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是与被告人的生命相比而言, 把死刑复核程序落到实处, 而不是单单停留在审阅案卷便可以一棰定生死的状态, 才更值得提倡。

三、清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借鉴

清朝的审判制度中, 秋审制度是最有特色的。秋审制度集历代死刑复核制度之大成, 是明朝朝审和会审制度的延续与发展, 是封建历代会审制度发展到顶峰的体现。秋审是对各省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程序, 秋审程序有三:首先是地方秋审程序。各省在前一年已早做准备, 一般规定5月中旬前必须上报;其次是刑部各司之秋审程序。各司“看详”后汇总造册;再次是秋审大典。秋审大典过后, 刑部领衔以全体官员名义向皇帝具题。朝审是对京师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程序。朝审是将监候犯人押解至当场审录, 审录完结后呈报皇帝裁决。秋审中对于情实犯则按照秋审还是朝审分别的处理, 秋审情实不复奏, 皇帝勾决后立即执行;朝审情实则需三复奏, 以此来体现对京师案件的慎重。从本质上说秋审制度标榜慎重行刑, 加强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有利于平反冤案, 及时修正立法与统一执法。繁复严谨的复核程序加上治理官吏的重刑主义, 使得一般司法官员在日常决议断罪中不敢草菅人命。每年开展秋审对加强中央和地方司法的沟通, 及时修正立法与执法的统一。

秋审制度作为封建死刑复核制度的集大成者, 在以下两方面值得我们借鉴。首先, 死刑复核的过程必须受到有效监督。秋审制度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实行有效的司法监督, 防止冤假错案, 但是秋审毕竟是以维护封建皇权为目的, 生杀大权必定是由皇帝掌握, 且秋审沿袭了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传统, 因此清王朝的秋审制度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司法监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体系, 在完善死刑复核制度过程中, 我们需要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工作, 否则会导致权力滥用, 司法腐败现象难以彻底根除的局面。纵观当今世界, 各个国家的司法独立都是相对而言的, 在现行体制下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 盲目学习“三权分立”下的权力制衡, 我们应该从立法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同时, 更应该强调从体制设计上加强司法监督, 强化和细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运行机制, 确保司法权正确行使, 防止独断专行, 枉法裁决。

其次, 我们可以借鉴秋审制度的审判机构设置, 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为防止地方机关擅权, 秋审繁复的程序、隆重的典礼使一般官吏在日常司法中不敢视人命如草芥, 进一步增加死刑案件的严肃性和透明度, 同时也加强地方司法机关和中央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上的交流, 确保死刑适用的准确无误。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 死刑复核程序相对来说是较为封闭的, 死刑复核权主要掌握着最高人民法院手中, 除了辩护律师有一定的参与权外, 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司法民主是我国立法司法所坚持的原则, 所以在死刑复核制度设计上应当让辩护律师, 最高检和被害人共同参与, 保障诉讼主体的参与权, 维护被害人和被告人合法的言词权, 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和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作用。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制度, 使其从封闭性走向开放式, 让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辩护律师再一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陈述和辩论, [5]这样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更加可靠的保障。同时, 开放的死刑复核程序也有利于社会的监督, 保证司法权的正当行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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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嵇璜, 刘墉.续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95.7.

[3]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 2003.59.

[4]刘昫.旧唐书·刑法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38.

中国死刑制度演变 篇3

朱元璋颁布《大明律》，本着“明礼导民”等儒家传统精神，但对反逆、强盗等罪则处刑较重，强盗罪明律规定得财者首从皆斩。

清朝力推重刑高压

清朝入关以后，极力推行重刑高压政策，加重对谋反、谋大逆和强盗等罪的处罚。杀人纵火、奸污人妻女等行为，不分得财与否，一律枭示（悬首示众）。

民国时期逐渐轻缓化

1911年1月，第一部现代刑法《大清新刑律》被民国继续沿用，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废除，死刑就变为枪决一种，且规定必须秘密进行而不能示众。

1979年之前“杀人愈少愈好”

1948年，毛泽东强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保留死刑是为两方面的目的：特殊预防和平息民愤。

1979刑法让死刑“有法可依”

1979年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规定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1980年代，社会治安形势混乱，死刑被较多使用，1990年代逐步得到纠正。

2002年《刑法修正案》可注射执行死刑

规定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才适用死刑，且明确“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

2013年我国取消13个现有死刑罪名

中国的大贪官为何没有死刑 篇4

近几天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也顺便带出来死刑存废的话题。从我观察，除非意外，这次刘志军的案件看来似乎不会判处死刑。

死刑存废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论，这种争论在法学界尤其热烈，存废双方从各自角度去论证，其中主要观点可以参见赵秉志教授主编的《外国刑法原理》一书。

站在历史的角度，我希望废除死刑。就如同我希望法治完善一样。因为谁都无法否认，生命对一个人来说最为重要。但我反对废除死刑从贪官开始。

国内很多专家在研究废除死刑，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呼吁。这些研究以及呼吁确实发生了效果，其中很多贪污腐败分子直接受益。我曾经在2008年对近千起腐败案件进行过研究，发现从统计的案件看，从1996年至2008年的十二年间，受贿犯罪死刑的平均受贿金额约上涨了105倍。在统计分析的案件中：

1993年至1996年，因受贿而判死刑的4件，受贿金额在17万至60余万之间，平均受贿金额为40万余；

1997年至1999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4件，受贿金额在170余万至520余万之间，平均受贿金额为320万余；

2000年至2002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11件，受贿金额集中在500余万至900余万之间，另外受贿金额在200万余至300万余之间的有4起，受贿金额达4100余万的1起，平均受贿金额在880余万左右；

2003年至2005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8件，受贿金额集中在500万左右至3000万之间，比较特殊的是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受贿4744万余元，平均受贿金额1500万余；

2006年至2008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4件，受贿金额在2200万至1亿之间，受贿金额较小的是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受贿649万余，2007年判死刑，平均受贿金额在4200万左右。

这些年来很多贪污很严重的官员也都没有被判处死刑。但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人权不仅是死刑本身，人权的关键是公平公正。如果在一起修建大桥的工程中，负责修桥的政府官员受贿100万元，而因为资金减少不得不偷工减料的修桥公司没有按着要求的标准将桥建好，已经受贿的政府官员将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大桥验收合格。最后因为大桥垮塌导致几十人从桥上掉下而失去生命，在一个还认为死刑是最严重刑罚的国家，是应该对这位受贿的官员处以死刑呢？还是应该处以轻一些的刑罚呢？我赞同处以死刑。

死刑-司法考试刑法答疑 篇5

死刑-司法考试刑法答疑

考生问：司法考试对于死刑的掌握有何要求？

法律教育网司法考试解答：

重点注意禁止适用死刑的人员：

1.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以及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1）审判时：指从羁押时开始。

（2）怀孕：只要自被羁押时开始，发现怀孕或在此期间曾经怀孕的即视为怀孕，即使已自然或人工流产。

2.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注意：

1.即使是违反计划生育的，也不得适用死刑。

2.不适用死刑包括不适用死缓。

（12年）11.《刑法》第49条规定： 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 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 的除外。下列哪一选项与题干空格内容相匹配？（D）

A.犯罪——审判——犯罪——故意犯罪致人死亡

B.审判——审判——犯罪——故意犯罪致人死亡

C.审判——审判——审判——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

D.犯罪——审判——审判——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

（11年）9.2009年1月，甲（1993年4月生）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011年3月20日，甲以特别残忍手段故意杀人后逃跑，6月被抓获。关于本案，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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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本案不适用《刑法修正案

（八）》

B.对甲故意杀人的行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C.甲在审判时已满18周岁，可以适用死刑

D.甲构成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10年）9.甲女因抢劫杀人被逮捕，羁押期间不慎摔伤流产。一月后，甲被提起公诉。对甲的处理，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A）

A.应当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B.应当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可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C.不应当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因甲并非被强制流产

D.不应当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因甲并非在审判时摔伤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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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练

死刑案件刑事上诉状 篇6

同年7月中旬，李××与好友林×(男)共同吃晚饭，晚饭后林×提出去歌舞厅，被李××拒绝。李××将此事告诉了张××，张××因前夫有外遇而与之离婚，故对此事深感疑虑，并怀疑李××有外遇，为此二人发生争吵。争吵中李××提出此事可向林×了解情况。7月22日上午，张××给林×打电话，要求当面核实此事，因李××外出，张××与林×商定待李××在家时再谈此事。当日下午1时左右，李××去河北省卢县接张××的女儿。下午2时许，林×来到李××家中，当得知李××外出未归时，遂对张××进行调戏并强行亲吻、搂抱欲行强奸。张××表示反对。林×仍继续纠缠。张××借口喝水而脱身，去另一房间取出一把小宝剑(金属制工艺品)，藏在身后回到原房间。当林×再次调戏时，张××手持小宝剑朝林×的胸部猛捅。在林×反抗过程中，张××又朝其腹部、背部等处连捅二十余下，林×因心脏被刺破当场死亡。张××行凶后，委托李××之嫂报警，同日天津市××区公安分局将等候的张××抓获。8月2日，经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天津市××区公安分局将张××予以逮捕。8月5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张××犯故意杀人罪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10月30日作出判决认定张××防卫过当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1月4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张××故意杀人不具有防卫性质为由提出抗诉。张××也于11月5日以无罪为由提起上诉。?

一、根据上述案情，撰写刑事抗诉状。?

二、假定你是被告人张××，请据案情撰写上诉状。?

三、就本案案情撰写二审判决书。?

四、假设二审法院采纳公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张××不服，于8月24日提出申诉。请就此情形为被告人撰写申诉状。

对我国死刑制度的思考 篇7

根据1980年联合国第六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处遇大会的报告和其他资料, 资本主义国家中, 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1个, 相对废除死刑 (即废除普通型犯罪死刑而保留有关军事犯罪死刑) 有18个国家, 而保留死刑的资本主义国家共有119个;截止到2000年10月, 在世界上全部19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6个对全部犯罪废除死刑, 10个相对废除死刑, 37个实际上废除死刑, 保留死刑的有71个。实然, 随着近些年来法制化理念的普及和对人权观念的重视,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以剥夺人之生存权利的刑罚方法正在日益接受挑战, 限制或废除死刑的做法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一种潮流和趋势。

二、关于死刑的价值分析

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 死刑的存在是以一定的社会作用为基础的, 而我们在死刑问题讨论中的存废之争也正是以死刑的价值为基点的, 因此, 对死刑的现实选择应建立在死刑的价值分析之上。就目前理论研究成果来看, 对死刑的价值认识主要是以死刑是否符合刑罚的公正性、效益性和人道性三大价值标准, 即死刑是否公正, 是否可收到预防犯罪之功效与是否人道。

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 杀人罪也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 生命与生命在价值上是对等的。因此上死刑与杀人罪具有一种等价关系, 这也使得死刑作为一种刑罚而具有明显的公正性。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 死刑都是具有公正性的。死刑作为最原始的刑罚方法, 它的产生本身便是原始的、本能的、公正要求的结果, 在原始的同态复仇的背后潜在着一种本能的朴素的公正观念, 这也是刑罚公正性的原始形态;此外, 剥夺生命的杀人罪普遍存在, 而与杀人罪等价的刑罚方法, 也仅有死刑这一种刑罚。比较而言,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因具有最大的社会效益而具有正当性, 求生欲望是人的一种本能, 犯罪的人在将要犯罪的同时, 必然对作为犯罪结果的死刑产生畏惧心理, 并为避免丧失生命而不敢犯罪, 故而死刑有着一种一般预防的功能, 同时对于死刑而言, 它所具有剥夺罪犯再犯罪能力的彻底性, 是其他任何刑罚方法都无可比拟的, 仅就个别预防的角度而言, 这就赋予了死刑其他刑罚方法不可代替的功用。另外, 死刑是否是一种人道性的刑罚?实际上我们正是以死刑的适用来保证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命的。也正因为刑罚人道是指对犯罪人以外的社会成员人道, 所以死刑是为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侵害所必需的, 是人道的。死刑完全符合了这些价值的要求, 因此上保留死刑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 随着死刑的负面作用的逐渐显露而影响巨大, 我们却不能认为死刑是可以长久存在的, 这不仅是由对死刑的世界性现状得出的大势所趋之结果, 而且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物质文明的提高, 死刑的废除也仅仅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三、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关于死刑的存与废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在学术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 死刑废止, 是刑罚人道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 但它也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不是一蹴而就。

首先, 死刑的废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死刑并不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 更不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的。相反, 死刑作为人类从未开化时期继承下来的遗迹, 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走向没落的。可以肯定地说, 无论在哪个国家, 死刑都是从原始社会以血复仇制度演变而来的, 它绝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扬光大。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大趋势,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 死刑误判难纠。一旦被误判, 受刑人的生命便不可挽回。另外, 死刑具有不可补偿性。死刑以恶报恶的报应性使民众在心理上得到慰藉, 但却不能为罪犯所侵害的利益给予任何的补偿、修复, 只不过是在社会上产生双重损害而已。

四、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及相关思考

中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尚不具备, 而运用死刑惩罚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则是切实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

从防止错杀、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推进刑罚的文明与进步以及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等诸方面看, 尽量减少死刑的立法, 应当成为我国现行刑法完善死刑制度的一个主导动向;事实上, 死刑并非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 更不是最佳、最必要的手段。正视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立 (下转第81页) (上接第121页) 法过于宽泛的局面, 尽可能地限制和减少死刑罪名及其适用数量, 不仅符合当今世界限制死刑适用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废止死刑的先进刑罚思想和发展趋势。刚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删除了在司法实践中不常用的13个死刑罪名也正体现了这一趋势。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 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遏止犯罪, 但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死刑威慑力的减弱甚至公正性的丧失。

从具体的完善上, 我们可以从增加死刑规定的可操作性、调整死刑的适用范围、完善死缓制度几个方面入手:法律作用的体现在于实际的执行, 只有可以有效地执行的法律才是成功的法律。死刑的规定同样也应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增强其可操作性, 以利有效执行。从我国情况看, 废除死刑并不是朝夕之间的事, 应通过总则与分则规定相结合的方式, 逐步消除障碍, 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同时, 死缓制度是贯彻“少杀”行之有效的政策, 使判处死缓的罪犯得到改造, 化消极因素成为积极因素, 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和正确认识死缓制度。但不可否认, 在实践中也为舞弊提供了一个缺口。众所周知, 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虽同属死刑的一种情况, 但事实上有着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被人为地任意操纵, 赋予了法官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任意裁量。死缓也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通过严格的程序去从制度上堵塞这一漏洞。

五、结语

浅议我国死刑制度 篇8

关键词：死刑 保留 废除 人权 有限制保留死刑

一、死刑的概念和死刑存废的争论的由来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又称生命刑。由于死刑是刑罚体系中诸刑罚方法中最重要最严厉的一种，因而又称极刑。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防卫社会的刑罚方法。

在中国，从古至今，“杀人之死”、“杀人偿命”这样朴素的刑罚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即使是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死刑制度是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所以，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最早始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发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1764年贝卡里亚在其发表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发出了“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真的有益和公正？”的质问，并积极倡导限制和废除死刑。由此引发了近现代刑法学界一场轩然大波，死刑存废不仅引起了刑法学界的争论，更受到了政治家、立法者、司法者、学者乃至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这场争论不仅促使人们开始对死刑制度理性思考，而且推动了各国限制和废除死刑的步伐，这对整个人类的社会文明和司法文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当今世界各国死刑限制和废除的具体现状

委内瑞拉于1863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而在当代，由于各个国家愈来愈强调对人权的发展和保护，死刑制度在很多国家均遭到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很多国家跟随者保护人权的大潮而废除死刑。随着限制和废除死刑的运动在世界各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截至2010年，全世界已经约有76个国家完全废除死刑，具體情况分以下三种：

（一）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即通过宪法和法律明确宣告废除死刑，或者在所有的刑法规范中没有规定死刑的刑种，多数集中在欧洲大陆，如法国、德国、荷兰、卢森堡，部分集中在拉美。

（二）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死刑，但是对叛国罪、军事罪、海盗罪保留死刑，约15个，如意大利、以色列。

（三）属于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这些国家法律上有死刑条款，但是在过去连续10年内没有执行过一例死刑或者没有被判处死刑，如土耳其。

三、我国死刑制度的具体现状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语有皋陶作“五虐”之刑，包括“墨，劓，剕，宫，大辟（死刑）”，即早在上古时代就有死刑这种刑罚。在漫长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死刑首当其冲作为第一刑罚予以使用。进入新中国后，我国为了打击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在政府制定的一些法律中也规定了死刑。刑事政策则从来未对死刑真正开过“绿灯”，死刑也同样充斥着我们的刑法典，并且实践中大量的重刑犯人被判处死刑。

我国目前对死刑适用的基本立场是“保留死刑、限制死刑、慎用死刑”。但现行刑法有多项条文涉及死刑，死刑罪名多达几十种，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多的。在实体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终于对我国学者谈讨多年的死刑存废问题作出实质性回应，该案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设置，占我国现行死刑罪名总数的19.1%；在程序法发面，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该案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等涉及死刑方面的具体程序都有了新规定。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死刑制度的理性选择，是且只能是“有限制地保留死刑”。同时，需要众多法学人士在《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奋斗，继续为中国死刑制度的未来探寻出路。

四、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死刑制度，问题颇多，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还存在不合理因素。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立法方面，死罪罪名过多

虽然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存在着死刑的扩张与限制之争，但是基于“不增不减”的立法思想，刑法分则体系设置的死刑罪名虽较修订前的刑法有所减少，但与保留死刑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位居榜首。所以，我国的死刑制度在在立法层面首先应当作出理性的变革。

（二）在适用条件方面，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设置未达到完全对应

有些犯罪行为的性质难以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对行为方式较为轻缓，尚未至极的罪种设置死刑，至少在犯罪的客观层面上难以体现与具有暴力性质的抢劫罪的区别，背离了刑法公正。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的。

（三）在执行方面，司法实践中死刑被执行人数过于庞大

死刑适用的报复色彩非常浓厚，在不少刑事案件中，有时被害者仅有一人，但是却判处数人死刑，死刑远远超出了报应甚至报复的极限，死刑适用难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的精神要求。

五、关于完善我国死刑制度的建议

（一）进一步缩减死刑罪名

死刑制度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死刑罪名的缩减问题。随着立法上死刑罪名的缩减，司法领域死刑适用的减少以及随之而引起的人们死刑观念的进化，进而促使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或者在司法上使之悬而不用。

（二）重置死刑适用条件并对其予以严格规范

作为“罪行极其严重”的具体体现，刑法分则大体上是从犯罪性质、危害结果、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等方面规范死刑个罪标准的，这样的标准与条件无疑应当与总则规范相互应照。死刑适用条件的分则设置应该以“罪行极其严重”为指导，综合犯罪性质、危害结果、行为手段等因素，全面考虑、协调控制。

（三）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排除对老年人、妇女等的死刑适用

在死刑的适用对象上，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死刑不得适用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并且刑法总则也对精神病人、聋哑人和盲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或者减免刑事责任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此类人的死刑适用是否一概减免，却并无明确规定。此次刑法修正案八规定7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得适用死刑，立法需要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并考虑在刑法总则条文中增加如下规定死刑禁止适用于精神病人和精神障碍者，死刑禁止适用于正在哺乳的妇女以其其他特殊人群。

观《一个死刑犯的遗嘱》有感 篇9

学院：食品科技学院专业班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升本1202姓名：胡秀杰学号：2012242010205联系方式：1520008618

1前些日子，在常用法律案例课上观看了《一个死刑犯的遗嘱》之后，对我国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感触颇多，下面我就此次案件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评析，评析如下：

一．案情介绍

辽宁省黑山县八道壕镇旁边的一片耕地上，有一个不大的清淤口，只有1个多平方米，17年前的1996年，少女张晓静的遗体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警方通过尸检确认，张晓静是被人掐住脖子，造成窒息死亡的。很快，工人刘凯利被认定是真凶，并被判处死缓，但这个33岁的男人刘凯利被刑讯逼供,被迫承认杀死一个15岁的少女。后来真凶刘铁军因为抢劫杀人落案,刘铁军供出了自己杀害少女的犯罪事实,并在被处决前写了遗嘱再次承认自己是真凶,呼吁为为刘凯利翻案.但是结局却是悲惨的:17年过去了,刘凯利仍然被关在监狱里。

二．案情法律分析

司法机关认定的刘凯利杀人动机有些牵强。

首先，存折上总共只有1000多元，刘家人又在银行做了挂失也不算丢，犯不着因此要一个人的命，就算是一时冲动失了手，刘凯利供述的失手理由也不符合常理。刘凯利在警方所做的笔录，上面写到：“因为我怕她喊，叫人听见不好，我是一手捂嘴，一手掐脖子。”刘凯利是在抓“小偷”，巴不得别人听见，有什么怕别人听到的呢？

第二，刘凯利作案时间不充分，刘凯利妻子最初向警方所做的陈述，当天晚上刘凯利外出大约15分钟，肯定不超过半个小时。而刘凯利供述当晚他是在家门口遇到张晓静的，他将张晓静掐死后，在离他家大约在2公里左右的清淤口抛尸，一个来回就是4公里，快走也得将近半个小时，考虑到刘凯利还要背尸体，因此他当年所用的时间，至少应该在一小时左右，如果真的是刘凯利杀的人，他要和张晓静理论厮打，再到动手掐死一个人，还要背着尸体到2公里外的地方抛尸，在返回家，在15分钟不到半个小时内，刘凯利根本不可能完成。

第三，警方指证刘凯利杀人的证据链条有问题。警方原来的证据链是这样的：娱乐城老板证实，死者张晓静生前给她看了刘凯利的驾驶证，张晓静被害后，警方在刘凯利的家中搜出了他的驾驶证，而刘凯利自己供述这本驾驶证是他将人杀害后，从死者身上取回来的，这本来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后来到了检察院，娱乐城的老板的陈述出现了变化：他不能确定警方从刘凯利家中搜出来的驾驶证，就是死者张晓静生前手中的那本驾驶证。原因是“时间太长记不清了”。这样一来，死者张晓静生前手中的驾驶证是不是刘凯利的，刘凯利家中的驾驶证是不是刘凯利杀人后从死者身上取回来的，这都达成了疑问。

第四，根据黑山警方的尸检报告，死者张晓静生前和男人发生过性关系，法医还从她体内检查出了男人的精液，通过DNA鉴定，这是一个A型血的男人，刘凯利被捕后，警方也曾经对刘凯利的血型进行过检验，结果刘凯利是O型血，并不是和死者发生性关系的那个男人，从这一点上来说凶手可能另有其人。后来一名死刑犯刘铁军说，张晓静是他杀的，但是检察机关并没有认真地查实，认为他们两个是串供，但是刘铁军的血型是A型血，与死者体内的A型精斑相符，再一

次说明刘铁军有可能是凶手，刘凯利是被冤枉。

三．案情后续和体会

（一）案情后续

刘凯利案后来复查受阻，并且案卷不翼而飞，这一点令人怀疑，当地的办案人员在掩盖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多年来，刘凯利的老父母，一直在为这个案件奔波着，房子被变卖了，如今老两口居无定所，四处流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是借住在一位亲戚家里的，虽然如此，两位老人却并没有放弃。

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认为，本案中认定刘凯利杀害了被害人的直接证据就是他自己的口供，但是他这个口供又有这样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只是在侦查阶段他有过认罪的供述，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以后，包括法院的审判阶段，他都始终否认自己是凶手；那么除了这个直接证据以外，剩下来的其它(证据)都是非常间接的，都没有办法去直接印证。

后来刘铁军在自己的供述当中，交代了自己杀害张晓静这件事儿。“且不管这件事儿是真是假，是不是他做的，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出现了，如果从立案标准来讲的话，必须对这件事要进行立案，因为现在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共同犯罪案件，凶手只能是一个人，那么我们说逻辑上讲，出现两个凶手这是不可能的，应该启动新的侦查程序来调查此案。”

（二）体会

1.我国的上访制度

信访原本是倾听百姓呼声，解决大众诉求的我党独创的亲民渠道。为此各级政府都设有信访部门，为了保障公民的信访权利还专门出台了《信访条例》。

上访不是新中国出现的新生事物，古代就有进京击鼓叫屈，拦轿喊冤的，如今的进京上访可以看作是继承古训。

法律的缺位导致上访老百姓上访，说明老百姓已经不相信法律能解决问题了。法律都解决不了问题了，只有两个途径解决了，一是暴力手段，二是跪求青天大老爷开恩，上访就属于后者,可见加强法制建设是多么重要。

2.“命案必破”的后患无穷

对于“命案必破”的最强烈批评是认为此举可能导致或者至少刺激公安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这种担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2006年国务院《信访条例》实施后，公安部做出表率，“开门大接访，人人都能见局长”。但在一些地方，则出现了另外的作法，如很多基层公安机关为了降低针对公安机关的上访申诉率，对于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轻伤害案件中被害人的金钱补偿，公安机关自己拿钱补齐被害人一方的要求和伤害人愿意拿出的钱之间的差价，以获得被害人的满意，减少上访。所以，不当激励的要求“命案必破”未必不会出现为了破案而刑求嫌疑人的现象，甚至可能出现作假案以其他人员顶替的现象，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出现。

3.错案的平反难于上青天

冤案的平反难，因为在口供定案的审判方式中，没有的事实变成了有口供，唯一的方式只有刑讯，屈打成招。也就是说，这样的案件一旦暴露，第一道公权力环节恰恰是罪魁祸首。而这些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一旦盖了大印，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这个机关的事。办案的人、审批的人、参加的人、签字的人，都要一起担责任。到了检察院，他有审查和监督的责任，他没有把好关诉过去了，他也有责任，而且不是一个人责任，公诉人、批捕处长、起诉处长、检察长也有责任。到了法院，主审人有责任、合议庭有责任、庭长有责任、审判委员有责任、院长有责任。再到二审，法院、检察院都有同样一群人有责任。这个案件如果是政法委讨论过同意过的，他们也有责任。因此，平反一个冤案，涉及的机关不下十个，涉及的有司法权的实权人士，不下几十个。集体负责能够防止错案，而错案一旦形成，则难以平反。因为后果影响面太大了。还有公权力的威信问题。为一个被告要损害这样一大片机关和有权人士的声誉，一般干脆不提起复查。牺牲一个，保护大家。有时复查了，为了掩盖前面的错案，不惜再制造新的错案。这就是围绕冤案的一种博弈，往往以在押人的失败告终，并且因为这类案件的证据，大多数都可以有多种理解，法官解释起来得心应手。

4.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应必不可少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支持和监督国家机关的方式，其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

在现代法制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为其提供必要的保障。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人权的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建构了一套严禁刑讯逼供的运作机制,为杜绝刑讯,保障人权设置程序制裁措施。

这一机制包括:一是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其第二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是出台了一整套保障依法讯问和审讯的措施。

以上三个方面的规定,即“权利——规则——措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严禁刑讯的科学机制,以解决长期以来禁而不止的问题。

但是这一套严禁刑讯逼供的科学机制，不应停在口头上，而应该应用于实际之中，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让老百姓正正的体会到我国的法律是公正的，这样有利于我国的社会稳定和谐。

6.对责任人的追究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布

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探索责任追究工作的规律，强化责任追究工作十分必要。

在加强责任追究的实践中：被责任追究的客体从个人发展到领导班子、党组织，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在责任追究的主体范围、形式和程序等方面也已开始了新的探索。

对责任人的追究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布，让社会大众及时的了解各个案件的详细进展情，增强了公众信度。

7.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学习

每个公民都应该学习社会主义法律知识。当今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我们身边的学多问题都要依法解决。所以，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是一个知法，懂法，且要守法的公民。要有法制观念，要懂法律知识。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每个公民不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有法律知识和守法观念，懂得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等道理，自觉依法办事。这样才能抵制各种不良影响，促进自己健康成长。如果不懂法，不守法，大家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那社会就会陷入极端混乱之中,那样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平发展。人们就无法生活，学习和工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权利就

无法得到保护。因此，知法、守法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