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教师身份

国家与教师身份（共10篇）

国家与教师身份 篇1

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学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专业：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师范）学号：114130230 姓名：杨易

摘 要：跨境民族，其成员有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本国国民的公民身份两种身份。本文以有关人士对跨境民族这两种身份之关系的研究，展开论述。具体分析和论证了日常生活互致力与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之间的消长关系。调查内容涉及跨境民族的基本情况、基本行为和基本态度。关键词：跨境民族，民族身份，国家认同，实证方法

一、云南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现状

1.“国家认同”具体指标的试验性设立

在衡量国家认同这一具体指标时，调查人员设计了这样的指标进行测量：“您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否对本国居民有吸引力”？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的测量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在云南边境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往往会引发两国边境地区人员的迁徙和流动，一般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向经济生活较好的地方迁移。在调查人员所调查的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缅边境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我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加上经济状况不善，不少当时边境地区的居民举家迁移到了邻国。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状况的不断好转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外迁的边境居民又迁回到中国来居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壮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外迁居民的回归。同时也有一部分邻国的边境居民，由于他们看到我国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和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都举家迁入了我国的边境地区。这也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家实力增强，自然就有了吸引力。

在回答“您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云南省省长、咱们州州长（市长）、县长、乡长（镇长）、村长的名字吗”？基本上，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能说出国家主席和本村的村长，知道“两头”，不知道“中间”。“两头”就是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和最基层的领导——村长。“中间”就是介于这“两头”之间的省长、州长（市长）、县长和乡镇长。调查数据说明：有七成以上的访问对象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在一个哈尼族村子里，一位三个孩子的中年妇女还特意把电视打开，找到新闻频道，告诉调查人员“这就是胡锦涛主席”。另外大约有六成和九成的人知道乡长（镇长）和村长。能勉强说出省长、州长和县长的只是极少数当地有着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和知识分子。造成这一认识的因素，有边境居民的自身文化素质制约着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对国家主席和村长认知程度最高。对国家主席，是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对村长，是生活中经常常在一。这也反映了边境居民的经济条件有了提高——电视机比较普及，也反映了与群众直接相关的人最易被他们认识——村长就是这样的人。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调查人员曾主观地设想，边境居民对相邻国家的领导人是否也会知道？便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知道邻国领导人的名字吗”？回答“不知道”的344人，占86％，回答“知道”的21人，占5.25％。这又从相反的方面说明边境居民对自己国家认识程度。这不应仅仅看成是长期宣传的结果。调查人员宁肯将其看作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2.跨国婚姻的数据的意义

考虑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存在着跨国婚姻的情况，因此，此次调查也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从调查对象的配偶国籍来看，跨国婚姻在所调查的对象样本中并非主体婚姻模式，但比重较大，远远超出非边境地区。其中，配偶国籍缅甸为15人，老挝7人，越南3人，不明国籍33人。据调查人员从不同方面了解，“不明国籍”中，绝大部分是非中国籍，只是当事人过于“糊途”，连配偶的国籍都不知道就结婚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确实对于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是相当淡漠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跨国婚姻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边境地区加强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上述四组数据共58人，占调查对象的14.5％。如果调查人员将这组数据放到调查对象中已婚人数361人（包括“已婚”348，“离婚”1人，“丧偶”12人），除去“不明”1人，“未婚”38人，这样，跨国婚姻人数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达到16％。这种跨国婚姻，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应当引起调查人员关注的是，在调查中调查人员了解到，边境地区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非常突出。由这些非法婚姻带来的问题，包括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益保障问题、后代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家庭成员的户籍问题、相关的外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调查人员将另外写报告进行专题反映。

二、对云南边境居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些初步看法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性，即比较抽象。为了使这些比较抽象的、主观性的概念成为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并且得出可信的结论，调查人员课题组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制定的较为科学有效的数据获取途径，以及分析方法。以一处实证的手段进行研究，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初步提出一些研究看法。

在调查对象中距离国境线5公里以下的人家占调查对象中36.6%，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5公里—9.9公里的人家占调查对象的18.13%。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25公里以下的有309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77.25%。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较近，也体现课题调研选点的一个考虑：离国境线近，边民与相邻国家民族的互动条件较充分，这就便于调查者了解跨国境社会互动的真实情况，也便于了解和掌握边民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关系变动情况。

——自己的国家发展和壮大，就必然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这一判断是从边境居民的跨境民族身份来讲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并不适合内地的居民。

调查人员的调查中就有这样的题，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一题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这也说明边民对自己国家还是有一个客观认识的。联系到上述所分析的跨境婚姻问题，又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边民生活和态度的真实状况：一方面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抽象谈论和认识“爱国”问题。同时，也真实地体现了发展壮大中的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跨国非法婚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国家观念的淡漠（如不知配偶国籍），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如要求配偶与自己同一民族）。但另一个方面，调查人员也

——在与国家认同有着较强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台湾与大陆应当统一吗”？在回答者当中，选择“不知道”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176人，占调查总数的44%。这些回答者多数为中老年妇女；其次为“应该”的，共有139人，占调查总数的34.75%；再次选择“非常应该”的为71人，占调查总数的17.75%；选择“无所谓”的为5人，占调查总数的1.25%；选择“不应该”的为3人，占调查总数的0.75%。未作回答的为6人，占调查总数的1.5%。

选择此问题作为边境地区居民的问卷调查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境居民对台湾认识，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态度。但因为此问题与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人（农民，妇女，缺少文化），在调查中有4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另外约有一半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也都是中国内地陆续迁过去的，所以台湾与大陆应该是要统一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也是一家人。知道台湾的边民，都认为台湾应该和大陆统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起来的。这所以这样讲，是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外力和特殊原因的进入，边境居民的生活中是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的，更不存在此两者当中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提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有着理论上的价值，在实际研究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运用价值。调查人员在“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项目申请获准，以及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这种价值。同时，它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的作用正是产生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必要前提。将其作为科学方法来运用，就会产生科学的成果。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边民的“爱国问题”。“爱国”，作为一种对自己国家正面肯定的态度和行为的指称，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真正的爱国用不着刻意地去表现，而是在日常生活和最一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尤其对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而且还处于与另外一个国家最近的国境线附近的居民来说，他们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活动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自然热爱的态度。

爱国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但边境居民的生活，如果不是特别涉及政治道德方面的事件，他们的爱国就不是外在地表现在一些政治口号和抽象的表达上，而是内在地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前文所述及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存在的问题，本身就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而同时也证明了跨国婚姻（非法、合法）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如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这就提出一了个任务：加强边境地区的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抽象地宣传“爱国主义”。如果只是抽象宣传“爱国主义”，会给人一种假象：政治上好像接受了“爱国主义”，而实际上，有大量的现实生活问题是与“爱国主义”无关的，边境居民会以自己最常见的方式和最真诚的态度去决定自己应当怎么去做。

当然，一些边境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根本原因是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真实生活。在这样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没有没有出现让他们的国家观念得到强烈表达的机会。因此，不能简单地由边境居民的跨国婚姻现象来判断当事人是否“爱国”。因为“爱国”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婚姻本身并不是政治态度，也不是政治行为。在这一点上，就象一些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加入某国国籍，不能由此判定其是否“爱国”；也不能以是否购买中国商品来判断是否“爱国”的道理相似。

调查人员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题，调查“咱们这里有人与境外的人结婚吗？”回答“有”的292人，占到调查对象总数的73％。这样高的一个比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跨国婚姻在边境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调查人员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在边境一线有一定的普遍性，不论在中老边境，还是在中越边境、中缅边境，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有两点：一点是空间位置所决定的边境居民的生存环境，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境外同一个民族的成员频繁往来，交流互动的内容已经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点，因为边境两侧都同属一个民族，“同文同种”和共同的历史，造成他们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经常性的生活认同一致。使他们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上有一种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选择，而在宪政认同／国家认同方面显得较为迟钝和淡漠。以上这两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点必要的说明：这种情况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交通和通讯条件相对缺少的农村更为明显。而在经济文化较发达，通讯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则不明显。《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大量数据也能够证实这一点。

参考文献：李立纲《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

国家与教师身份 篇2

一、我是老师—按部就班

仍然记得第一次走进校园, 听到学生喊 “老师好”时自己羞涩的样子; 依稀又看到自己为适应角色, 做好工作努力拼搏的影子。 入校第一年我承担了一年级数学兼六年级信息技术课程。 六年级的孩子个头有的比我都高, 对于新来的老师他们很热情, 所以课堂纪律很难把控。 那个时候总是担心他们的热情让我的课堂纪律收不住, 所以我努力克制不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虽有点不尽人情, 但感觉很无奈。一年级的同学, 虽比较容易 “唬住”, 但他们的自控能力很差, 课堂上除了要传授知识, 更要关注他们学习习惯的养成和知识的掌握情况。 特别是对学困生, 我常为简单的题目讲多遍还不会而苦恼, 每次测试我班的学困生最多, 为此我常利用课下时间给他们“开小灶”, 虽付出了很多, 但效果不明显。

二、当上妈妈———多了宽容和理解

2012 年我当上妈妈, 有了自己的宝宝。 休完产假回到学校我还是接手原来的班, 还记得当时校长看到我回来说:“你一回来, 你班那几个捣蛋鬼明显老实了。 ”我知道这是校长对我的认可, 心里很高兴。但同时我也发现问题了:几个月的时间不见, 班里那些平时我表扬多的同学非常喜欢我的回归, 而从那些平时受我批评多的孩子眼神中我看到了一丝恐惧。 我在伤心失落之余思考:自己就那么可怕讨人厌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于是我开始反思自己, 是不是自己的一些做法让他们感到恐惧呢? 回想到在家对儿子的溺爱, 包容他的缺点, 赏识他的行为。 但在学校, 我却无视那些同学们的优点, 而是一再放大他们的缺点。 虽说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 但孩子们也是有自尊的, 他们也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

我想所有学生在家都是受家人百般宠爱的, 我对儿子的赏识我的学生们在自己的父母身上也能得到, 于是在自己从那刻起, 我学会了俯下身子与孩子交流, 聆听她们的心声。 对那些调皮的同学们, 我会多和他们接触, 用行动表示老师是关心爱护他们的, 让他们不要抵触老师, 慢慢地, 他们便能接受老师的教导了; 学习有困难的同学, 我会更关注他每节课的知识都学会了吗? 而不是测验完后对他的指责和失望。 没有不想学好的孩子, 只是他们在前进的路上遇到了困惑, 只要我们给予理解和指导, 相信他们一定能行!

三、成为家长—注重家校合力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我的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时间了, 我又多了一重身份———家长。 每天看到儿子不太情愿地去上幼儿园, 我心里除了不舍, 更多的是担心, 担心孩子的吃饭、睡觉、安全。 一个多月的煎熬, 孩子在幼儿园老师的关心帮助下, 完全适应了新生活。 我感到欣慰和感谢的同时, 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深刻体会到所有家长的良苦用心。 家长把一个毫无生活经验, 在家需要专人看护的孩子, 送入学校大家庭中, 不仅希望他们努力地学习知识, 更希望他们适应学校生活, 健康快乐地成长。 老师身上肩负的是所有家长的希望和信任。 想到这一点, 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 我会设身处地为孩子和家长着想, 与他们交流, 建立良好的家校关系。 我也慢慢理解了, 原来很不喜欢的现象, 比如放学队伍还没解散时, 就有家长赶来队伍中帮孩子拿书包和水壶, 在我看来他破坏我的规章制度, 但在家长看来, 那是对孩子一种出于本能的爱。 虽然现在我仍不允许这种情况, 但我会改变策略了:去引导而不是一味地去批评。 相信同学们和家长理解了老师的用心, 定会慢慢去改正! 同学们越来越好,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象征事件与国家、企业的身份识别 篇3

神六的成功的确让中国的国家身份识别悄悄地发生了转变。在神六发射的第二天，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赫然写道：“太空胜利可象征性地证实这么一种说法：中国才是亚洲真正的经济与技术强国，这一地位上个世纪多由日本占据，并不愿拱手相让。”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神五升空的时候，一位久居德国的华人这样描述了他的感受：清晨，长期不相往来的德国邻居主动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并表示祝贺。而此前，很多德国人甚至还认为中国是一个像非洲一样的国家。他们突然发现中国人做了一件德国人没有做过的事。

是的，人们对一个事物新的认证就是从这样的象征性事件发生后开始的。

事实上，利用象征性事件进行国家形象公关，往往比国家形象广告更为有效。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曾经耗费大量资金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投放国家形象广告，但收效甚微。而同期的南非却迅速地通过象征性事件改变了自己的国家识别——白人世界对曼德拉重返政治舞台的南非普遍存在顾虑。而从1992年到1995年的5届世界小姐太阳城选美，南非通过各种肤色的小姐们受到曼德拉接见这样一次次的象征性事件，让全球—12亿(1995年达到18亿)的观众强烈感受到工一个新的南非种族和谐的政治理念。全世界逐渐淡忘了南非种族矛盾，让南非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其旅游业迅猛发展，占GDP的比例已达7％，被誉为是世界旅游业的奇迹。

同样，我们可以想起美国共和党精心策划的布什驾机迎着灿烂的晚霞在航空母舰上降落并向官兵发表演说、普京的驾驶战斗机在大选前视察车臣、英国的“创意英国”等一系列情景。

利用象征性事件进行公关也广泛运用于企业改变自己的身份识别上。

IBM研制开发了深蓝计算机。在1997年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上，深蓝击败世界象棋冠军Garry Kasparov，引起全球轰动。就在人机大战进行的前后，IBM的网站成了全世界人竞相访问的热点，高峰时达到日7800万人次的访问量。尽管人机大战只有15分钟的时间，但计算机战胜世界冠军的信息却牢牢地印在了人们脑海中。虽然从长远看，深蓝计算机研制的成功并不能直接为IBM带来商业效益，但它树立了IBM在高科技领域的权威形象。

同样不能带来直接商业利益的，是欧莱雅和宝洁宣称的、长期进行的对亚洲人皮肤和头发的研究。欧莱雅(中国)科学事务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和中华医学会定期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群头发的最新研究报告。这些研究同样可以理解为用于传播的象征事件，这些报告不断提醒着消费者和企业的合作伙伴，要改变原有的身份识别：不要认为我们是西方人的公司，看我们对亚洲有多么了解，我們对亚洲消费者有多么重视!

当然，中国企业也不乏运用象征性事件改变企业身份识别的经典案例，从张瑞敏砸冰箱、潘石屹在山里盖房子，到复兴主动申请“体检”，无不是精心策划的象征性事件。在这些纷繁多样的案例中，我们无意中注意到：一个手法高端和运作系统的案例，竟然来自一家已经倒闭的企业。

2004年，德隆系轰然坍塌，成为当年媒体关注的热点，分析德隆失败的各种文章纷纷出台。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德隆在2001年就面临了严重的危机，是它运用象征性事件进行深度的战略公关才推迟了危机的全面爆发。2001年前，德隆被相当多的分析人士和管理当局认为是“证券市场的害群之马”，是一个典型的二级市场炒家的身份认定。然而．就在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之际，德隆高调传播了由麦肯锡等国际咨询公司参与的战略规划内容，详细诠释了德隆的战略：在中国有全球优势的传统行业中进行产业整合，并在整合中打通全球的技术与市场渠道，引入新的团队与管理模式，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行业前三名的并购。德隆进行的这轮传播，借用了国际咨询公司严谨的战略思维，通过专访、对话、学者案例、图书等整合手段完整地呈现给了高端受众，比较成功地将“二级市场炒家”的形象扭转为“传统产业投资价值的发现者和整合者”。连一家国内知名商学院的院长都认为，德隆是比联想还有前途的中国企业。这种象征性事件运用导致的身份识别转化有力地改善了德隆的企业环境，推迟了危机的全面爆发，创造了战略传播改变企业识别的又一精典案例。

然而，对于走向全球的中国领先企业来说，身份识别的混乱又让他们屡屡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

联想在收购IBM之后发生过著名的“邮件门”事件。戴尔公司的销售人员在邮件中称：“要知道，联想公司是一家中国政府控制的企业，最近刚刚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联想的收购，大家必须明白一点：现在客户们每买IBM的一美元的产品，都是直接支持和资助了中国政府。”显然，在这里，作为联想的竞争对手——戴尔，其员工正在为联想塑造他们认为合适的身份识别。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尤尼科的过程中。为了改变美国主流社会对中海油的身份识别误区，中海油聘请了三家投资银行、三家律师事务所、两家媒体战略集团，还有一家与中国政府关系深厚的得克萨斯州游说机构。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也亲自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并接受《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采访，进行了一系列公关活动。然而，这些公关活动除了反复说明外，缺乏任何象征性事件的支持。美国社会对中海油固有的身份识别——“一家代表中国政府的非纯粹性商业机构”始终没有改变。最后，中海油不得不停止了收购行动。

然而，如果把中海油对尤尼科的收购当作一个整体的象征性事件，它却给中海油赢得了巨大的全球知名度，赢得了欧洲及美国主流财经媒体的广泛同情，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国企的实力形象。紧接着，中海油与英国BP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公司成功合作，就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尤尼科事件对中海油的企业品牌贡献了巨大的影响力。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你是否情愿，大到国家、小到企业甚至个人，身份识别在决定着你的外部环境，决定着你拥有多少支持、多少资源。对于成长中的中国企业来说，是否知道外界对自己的身份识别，是否满意现有的身份识别？改变自己身份识别的策略和象征性事件又是什么?这是需要反复思考的一个战略问题。(作者系上海君策顾问公司总经理)

国家与教师身份 篇4

2014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二代身份证的缺陷 申论是报考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必考的科目，也是相对重要的一门考试。因此考试在艰苦备战阶段应该多多关注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以便申论考试中应用。

大量遗失、被盗身份证正通过网络进行非法交易;现行二代身份证缺乏必要的密码等基本防伪功能，若不法分子掌握与自己外貌相近的他人真实身份证，则可“分身两人”„„二代证漏洞，日前备受热议。

当下，包括公安部在内的多数人已经对“公民申请补领丢失身份证”的行为达成了合理共识：除了补办身份证本身外，还有两层附加含义：一是意味着公民告知了公安机关证件丢失的事实，不需要再办理挂失和登报声明。二是意味着原证作废。

如果说，第一层含义还可以从现行《居民身份证法》没有单独规定挂失程序推出的话，第二层含义在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依据。曾经的《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有过规定：“申报补领新证的，原证作废。”“补领新证后找回原证的，应当将原证交给户口登记机关。”可是，这项规章随着新法实施已失效，而新法并没有将这些合理条款吸收。

所以，第二代身份证补办漏洞最先面临的不是最近爆出的技术漏洞，而是个法律疏漏。有些“人户分离”的居民为方便用证，确实有着拥有数证的需要和实践，也很难认定他们“骗取”了身份证，因为他们可以辩称，“先丢了，后找到了”。目前法律面对这个群体，认定“原证无效”将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而二代身份证挂失后仍可用的技术漏洞，其危害性更是毋庸置疑。13日，公安部就此进行了回应，将加快推进年初开始启动的居民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工作。

因此，当务之急，应在将“原证作废”明确再度入法的前提下，全面完善身份证挂失申报系统。通过技术升级让我国公民的身份证具有更强的防伪、防盗功能，如根据若干次的登记信息，使丢失后的身份证失去磁卡功能，在读取旧身份证信息时可以通过系统显示已注销，给相关部门以提醒，才能标本兼治，最终在根本上堵住二代证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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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教师身份 篇5

证明人诚信承诺和责任保证书

我叫，性别，身份证号码，系单位公职（离退休）人员，联系电话：，现住址：。

我承诺：本人与被证明人之间无亲属关系，本人所提供证明均情况属实，无弄虚作假，若所证明不实，本人愿承担以下责任：

1、自愿接受“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依据《社会保险

法》第88条规定）；

2、愿接受党政纪相关处分：

（1）是党员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24条）；

（2）不是党员的公务员，给予记大过以上处分，直至开除处分（依

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2条）；

（3）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直至开除（依据《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19条）;

（4）已退休的行政、事业人员不再给予党政纪处分，但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相应降低或取消其享受的待遇。（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附则中的规定）

3、若受到党政纪处分，工资待遇愿按《关于执行党政纪处分决定的暂

行办法》规定执行;若受事业单位纪律处分，工资待遇愿按《人事部关于国家机关工勤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行政纪律处分工资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规定执行。

本保证书一式三份，证明人留存一份，交市、乡认定领导小组各一份。证明人签字（指印）：被证明人签字（指印）：

国家与教师身份 篇6

一、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概述

通过阅读分析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国内主要研究视角有：一是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如洪丽芬（2008）研究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变化对华人的影响，房建军（2012）探讨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规划及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二是从宏观角度研究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如陈兵(2012)论述东盟国家语言状况及广西的外语战略，江健（2011）分析了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特征及趋势；三是比较马来西亚语言政策与其他国家语言政策的异同，如陈兵（2009）对比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语言政策研究的异同。

通过分析以上的研究视角，我们对国内研究特点做了小结：侧重从宏观角度研究“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主要使用质化研究方法；侧重比较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异同；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与语言政策研究紧密结合；尚无关于“信息通讯技术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的研究。

论述国内研究概况后，我们对国外研究视角也做了相关的分析。首先是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区分研究，如Kaplan&Baldauf(1997）关于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政策的区分影响当前的研究（前者指政府职能之一，涉及社会各方面；后者特指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cf.Gill,2005)；其次是研究不同阶段的语言教育政策，如Sua(2013)阐述从1950至1970年间华语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历程；分析语言教育政策变化及其原因，如Zaaba(2011)研究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调整及原因；语言教育政策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将新技术应用于语言教育所带来的新变化（这将在下一版块详细阐述）。

由此，我们归纳了国外主要研究特点：注重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实证研究；研究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样本分析法和侧重语言教育政策的跨学科研究。

二、信息通信技术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

马来西亚于1957年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亟需通过语言的统一获得身份认同和身份认同统一，以维护统一的局面。因而，马来西亚政府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巴萨马来语是国语，英语是第二语言或通用语言，其他广泛使用的语言是华语、泰米尔语和泰语等（陈兵，2012）。

在教育领域，马来政府颁布的《国语法案》规定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学用语逐渐从英语转为马来语，马哈蒂尔博士1981年出任首相执行的语言政策达到了马来化时期的高潮；2002年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出现了逆转，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数理英化；但几年后又改为在小学阶段使用马来语作为教学用语讲授数理课程。这一系列的逆转体现了政府旨在用语言政策促进马来语的地位和作用（陈兵，2012）。

而从2007年开始，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强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马来政府更积极地践行“展望2020”的规划，以期在2020年跻身于发达国家队伍。在此影响下，马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技术推广活动，以将技术应用到语言教育实践中。

当前国内尚无学者对“信息技术在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实践”进行研究。而国外已有部分学者对新技术在马来西亚各个阶段的语言教育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分析新技术对语言教育实践的影响及其优缺点。其主要的研究视角有：新技术对中学教育实践的影响，如Akma(2014)研究马来西亚的新技术推广项目“每个学生一台上网本（the1Malaysia Netbook programme)”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二是新技术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如Lye(2013)分析采用“技术教育学科知识模式”的机会和挑战，Ali(2013)分析英语作为教育用语成为普遍现象的影响；三是探讨应用新技术的优点和不足，Akma,Lye和Ali均提及应用新技术的优点和不足。

由此，我们总结国外对信息通信技术在马来西亚语言教育的实践研究特点如下：注重实证研究；多采用量化分析法和样本分析法以及关于“信息通信技术对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尚无宏观整体研究。以下详细分析这些政策对中学和大学语言教育的影响。

（一）“每个学生一台上网本”推广活动对中学语言教育的影响

马来西亚教育部于2010年在全国推行了“每个学生一台上网本”的活动，其目的是让更多低收入家庭拥有笔记本，并提高他们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意识和网络知识。

有学者认为这一举措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有积极影响，并认为这一举措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认可。拥有上网本后，学生能更便利地接触网络，接触到更多原汁原味的英语材料。此外，在语言教学（如听说教学）中应用新技术新媒体后，教学手段多样化促进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语言综合能力（Akma,2014）。

但有学者认为这一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效果大小。因此，Akma Mohamad在2014年通过使用调查问卷和采访等方式，专门研究学生用上网本学习英语的情况。结果表明学生对这一计划仍然抱有积极态度并尽量利用网络学习英语。然而，由于相应的技术支持不足，电脑维修不及时，网络覆盖面不够等问题，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达不到预期计划。

（二）英语作为教学用语（EMI）在大学得到推广

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伴随着语言的传播，尤其是英语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英语作为学术语言的趋势也不断增强。为了应用新技术，提高学术领导力，马来西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逐步扩大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比例。

Ali在2013年对马来西亚公立大学的EMI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在公立大学EMI得到了更多的认可，是学生掌握英语和前沿学术知识的有效方法，甚至是必要途径。

Lye于2013对私立大学的“技术教学学科知识”(TPACK)模式进行了研究。在这模式影响下，私立大学的教学人员人手一台配备了教学软件的笔记本，此外，学校里的教室全部安装了用于语言学习的音像设备。研究表明在此模式下，学生学习的合作性提高，反馈积极，这相应地提高了他们的语言学习。

三、信息通信技术在语言教育应用存在的问题与研究趋势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初步推测信息通信技术在马来西亚语言教育的研究趋势。在全球化影响下，马来西亚积极在教育领域，尤其是语言教育中大幅度应用ICTs来提高国民应用新技术的能力。马来政府和教育部推行的新技术活动，如“每个学生一台上网本”和“技术教学学科知识”(TPACK)模式等，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应用新技术和网络的能力，使得学生能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借助英语这一通用语言来获取最新的资源，并不断提高学术能力和学术地位。但使用ICTs也存在一些问题，如ICTs不断推广后，英语的地位上升，巴萨马来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地位削弱，如何确保学生熟练掌握官方语言———马来语并提高马来语在ICTs中的使用成为一个难题；此外，其他语言如华语和泰米尔语的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些问题值得马来西亚语言决策进一步考虑并适当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

因此，我们认为马来政府对新技术在语言教育投入力度将逐渐加大，利用新技术跻身于发达国家队伍雄心不变。其次，对信息通信技术在语言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呈上升趋势。最后，研究信息通信技术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具有可行性。

四、总结与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国内关于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分析语言教育政策的特征，比较语言教育政策的异同，侧重语言教育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且多采用质化分析法。

而国外研究虽然关注了语言教育政策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新技术对语言教育实践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使用样本分析法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新技术对某一个阶段的语言教育实践的影响，缺乏从宏观上分析新技术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的分析。

因此，从宏观上研究信息通信技术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并采用量化分析法，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

此外，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已经积极将新技术应用于语言教育中，国外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新技术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而国内对新技术在语言教育应用的研究远远不足，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并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在语言教育中以提高竞争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摘要：文章首先阐述国内外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视角和特点,重点概述信息通信技术在马来西亚语言教育的应用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通信技术在马来西亚教育应用的研究趋势。基于以上综述讨论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进行“信息通信技术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语言教育政策,信息通信技术,马来西亚

参考文献

[1]Akma,N.,&Abdul,N.The Use of 1Malaysia Netbook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4,118,302-309.

[2]Ali,N.L.A changing paradigm in language planning: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policy at the tertiary level in Malaysia[J].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13,14(1).

[3]Gill,S.K.Language Policy in Malaysia:Reversing Direction.Language Policy,2005,4(3),241-260.

[4]Lye,L.T.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Using the TPACK Model in Malaysia[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3,91,294-305.

[5]Sua,T.Y.Decolonization,educ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1950-1970[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13,33(1).

[6]Zaaba,Z.,Ramadan,F.I.,Niane,I.,Anning,A.,&Umemoto,K.(2011).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A Study of Policy Adjustment Strategy in Malays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5(2),157-165.

[7]陈兵.东盟国家语言状况及广西的外语战略研究[J].外国语,2012,35(1).

[8]陈兵.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语言政策的对比研究及其启示[J].东南亚研究,2009,(6).

[9]房建军.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规划及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25(4).

[10]洪丽芬.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变化及对华人的影响[J].八桂侨刊,2008,(3).

国家与教师身份 篇7

关键词：小学；班主任；农村

一、作为教师的农村小学班主任工作

1.学生情况分析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思想品德终生受用，而行为习惯和思想品质的形成，是小学阶段一个关键的时期。目前，农村的小学生大部分都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但是，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管理，有些学生就会有误入歧途。

2.作为教师的班主任工作

作为教师的班主任工作应该包括：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欣赏学生微小的进步；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行为；强化对学生能力的训练；注重班级德育教育制度建设五个方面的工作。

二、身兼父母身份的农村小学班主任工作

1.学生情况分析

当前相当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导致留守儿童大量出现，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亟须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留守儿童一般由爷爷奶奶带着生活，很容易养成娇生惯养的不良习惯，也容易形成儿童的不良习惯乃至人格缺憾。然而有的家长即便在家，因为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不高，对孩子过度溺爱，或粗暴教育，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2.身兼父母身份的班主任工作

作为教师的班主任工作应该包括：充分了解受教育主体的心理特征；树立民主平等的教育理念，克服偏见；开展多样的班级活动；及时家访，适时召开家长会。

时势在变，教育在变，学生在变，作为班主任一定要不断学习有用的东西，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

参考文献：

陈光.农村小学班主任工作浅谈[J].时代教育，2013（4）：206.

国家与教师身份 篇8

论文摘要：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而心理教师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者，他们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目前我国中小学心理教师身份认同模糊，甚至出现偏差，主要表现在专业认同、功能认同及自我评价等方面存在着误区。

论文关键词：心理教师；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在我国教育界，由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起步比较晚，受传统思维习惯和教育制度的影响，心理教师的身份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从而导致了心理教师身份认同感模糊甚至偏差，这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效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研究我国中小学心理教师身份认同感的现状，提高心理教师的身份认同感，对提高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专业认同状况、功能认同状况、自我评价状况等几个方面对我国中小学心理教师的身份认同感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一、心理教师的专业认同状况

在学校心理学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在中小学工作的心理学者的专业身份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为专业性的培养、严格的资格证书或执照制度、统一的从业标准和道德准则以及职业发展所必须的继续教育等等。

而在我国，心理教师的身份还存在着许多争议，导致了心理教师身份认同感模糊甚至偏差。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对我国京津冀地区中小学心理教师的抽样调查，尽管大部分受调查者都有学校专门安排的心理健康教育场地（如心理咨询室），但六成多的心理教师觉得自己与学校中的其他教师相比，“任务不明确，可大可小”、“好像介于行政与教学之间”、“跟高考学科无法比，有时被冷落到角落里”、“工作变化性太大，随领导和上级的需要而定”等等[1]。可见，我国中小学心理教师大多数未能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他们在学校教育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角色意识，出现了专业角色的混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教师与管理者角色的混淆

我国一开始就是从学校管理的角度而不是服务的角度来看待心理辅导的必要性的，缺少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一些学校安排学生管理人员兼任心理辅导教师，学校心理咨询室的教师就是学生工作处主任、德育主任或团委书记,由此出现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矛盾。

因为管理者会从学校大局出发看问题,要维护学校的声誉和正常运行的秩序；而辅导者的角色则要求从学生的人格和心理健康角度出发看问题。这种混淆，一方面把管理者推向了尴尬地位,妨碍了他们作为管理者处理学生问题的客观性、果断性,妨碍了他们对纪律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心理辅导的进行。心理辅导要求较少考虑制度与管理,而主要从学生的人性和发展看问题,尊重学生的权利和隐私,与学生平等相处。心理辅导教师与管理者的混淆使心理辅导工作的信度和效度大打折扣，使得学生不相信心理咨询者,更不敢向其倾诉。

2.心理教师与德育教师的混淆

受师资力量的限制，许多学校的心理教师多是从德育教师转过来的,没有受过正规的心理学训练，加之品德教育的模式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使得他们在工作中不自觉地运用德育的方式和方法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使学生对心理辅导失去了信任,甚至引起学生的反感。另外，许多学校安排德育教师给学生上心理健康课,这样，在无形中会使学生把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混为一谈,认为心理辅导不过是德育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3.心理教师与普通教师的混淆

目前在我国,心理教师与普通教师的区分并不十分清楚。心理教师多是兼职,大多数心理教师往往更加认同自己的普通教师角色，认为心理辅导是业余工作。

二、心理教师的功能认同状况

目前我国中小学心理教师的功能认同存在着一些误区：

（一）心理教师就是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的教师

有人认为，心理教育的提出是为了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预防或减少心理障碍。因而心理教育就是心理健康教育。这种对心理教育的理解和界定是片面的。

心理教育的内涵非常广博，有关心理教育的定义很多，目前还没有定论。班华教授在《心育论》一书中提出：“心理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其心理机能，充分发挥其心理潜能，进而促进整体素质提高和个性发展的教育。”《辞海》中的解释是：“心理教育是以培养心理素质和解决心理问题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教育部指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根据中小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运用有关心理教育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活动。”由此可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的功能也就不仅仅是维护学生心理健康这么简单。

（二）心理教师就是传授心理学知识的教师

有一些学校开设了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一些教师把心理健康教育当作心理学教育来对待，把心理教师当成了纯粹的传授心理学专业知识的学科教师，在认识和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在课堂上大量讲授系统的心理学基础知识，甚至像其他学科一样进行严格的考试。应该肯定，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设来丰富学生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技能是必要的，但是把它当作单纯地传授心理学知识的“工具化课程”是不可取的。仅凭一张试卷是考不出学生真实的心理状态、心理品质和心理能力的，从分数上也看不出学生的心理问题是否真正解决、心理健康水平是否真正提高、心理潜能是否得到开发。

（三）心理教师就是帮助少数有心理疾病的学生解决困惑的教师

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从心理咨询入手，较多地关注和解决少数学生的心理问题和行为，目标处于防治性的层次。随着对心理健康教育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应为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服务。因此，在学校心理教育策略上，人们的教育共识是面向全体、发展为先、预防为主、防重于治，即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首先着眼于发展全体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注重维护与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三、心理教师的自我评价状况

心理教师是近年来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具有其特殊性。无论是在他人眼中，还是心理教师自身，对这一身份的特殊性都有着不同的看法。那么，心理教师的自我评价是怎样的呢？

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心理教师能够主动按职业道德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但是，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咨询技巧很充分的竟然没有一人，大多数心理教师对自己的“理论知识”、“咨询技巧”和“工作满意度”感到一般。由于缺乏专业的训练，大部分心理教师对自己的角色发挥效果和工作能力并不满意。六成多的心理教师觉得自己与学校中的其他教师相比显得有点特别。可见，心理教师在学校中还没有明确的位置。

四、心理教师身份认同感不高的影响

由于心理教师身份认同的混乱，目前已经导致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主要表现为：

第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无法有效开展。由于心理教师在学校教育中难以得到学生和领导的认可，在工作中没有成就感，逐渐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在这样的情形下，构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网络，让心理健康教育在各个学科中得到渗透的目标就难以达成。

第二，心理教师队伍不稳定。许多心理教师觉得自己与学校中的其他教师相比显得有点特别：一方面是工作性质、内容和方法不同；另一方面是任务不明确，可大可小，其他教师总是在遇到难解问题时才想到找心理教师试试，工作随领导和上级的需要而定，变化性太大，在学校中没有明确的位置。因为身份不明，从属关系不独立，常常兼顾其他事务性工作，工作待遇、职称评定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接导致了心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

国家与教师身份 篇9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自查工作的通知》（粤教师[2016]11号）的精神，五华县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自查认定工作小组对我县陈武炬等原民代教师的身份和工作年限进行了审核(含外县户籍本县任教人员)，现将审核情况予以公示（详见附件）。

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对象的身份、工作年限等有异议的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向五华县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自查认定工作小组反映。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提倡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反映的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得借机诽谤和诬告。

公示时间：2016年11月23日至11月29日

受理单位：**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自查认定工作小组（设在教育局218室）

地址：*******北路345号 电话：******

******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

自查认定领导小组

国家与教师身份 篇10

摘 要

从2001年开始，课程改革已过去了很多年，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新课程体系也日益成熟起来。近年来关于新课改中学生情绪、学生学习等问题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于同样参与课程改革的教师关注却比较少。本文基于此，从教师身份认同及情绪问题的角度来了解教师在课程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根据一些基本的理论依据通过分析案例，找出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课程改革 教师身份认同 教师情绪

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经历了8次课程改革。第8次改革从2001年至今，是一次以课程为核心的波及整个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系统改革，是一场课程文化的革新，是教育观念与价值的转变，涉及课程的理念、目标、方法、管理、评价等多个方面。此次课程改革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它不仅对学生提出了要求，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改革中，创生出了许多新式课堂，教师的教学更加自由、灵活，这对教师来说是一种挑战。新课堂打破了原有的传统教育观念，比如“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需有一桶水”，“教师讲授的永远是正确的、标准的”等。现代科技发展之迅速，使得教师与学生有了同样的身份——“学习者”，因此给部分教育工作者造成了困惑，难以适应自身身份的转换，因而影响到了正常工作的开展。另外，教师的情绪问题也较少受到关注，大部分人只是把教师作为一名“授课者”、“学生知识的给予者”来看待，其实教师作为个体的人他的情绪也是应当受到关注的。一旦教师的情绪处于低谷时，那么他的工作效率、工作热情都会大打折扣。

一、相关概念的解析

课程改革是传统学习方式的“被动性、依赖性、统一性、虚拟性、认同性”向现代学习方式的“主动性、独立性、体验性、问题性”的转变过程。课程改革注重改变理念、观念，打破传统“授之以鱼”转向“授之以渔”，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学会学习，从而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人。但是，同样参与课程改革的教师却从传统的“掌控整个教学活动”变为“辅助者”，他们难免在心里会产生落差。

身份认同是人们对我（们）是谁以及他（们）是谁的理解[1]。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个体的身份，二是作为群体的身份。作为个体这一身份具有差异性，而作为群体这一身份又具有同一性。

情绪是人脑对客观外界事物与主体需求之间关系的反应的一种心理活动。其中包含了三个成份，分别是：身体变化、有意识的体验、对外界事物的评价。教师情绪也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身体的唤醒状态，即教师对课程改革能否有一个饱满的精神、充沛的体力和积极向上的劲头；二是有意识的体验，也就是说教师能否在清醒状态下感知到自己的情绪状态；三是对外界事物的评价，就是说外界事物能否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一种体验。

二、理论基础

1.弗瑞德的教师改变的洋葱头模型[2]对教师身份认同过程的解释

从图1模型可知，外界对教师的影响和改变是分成不同层次的。首先是环境，其次是行为和能力，最后是信念、身份认同和使命。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是使命。在这个模型中，内层与外层之间相互影响，外层环境的改变相对容易，内层的改变相对较难。教师的改变最重要的还是要归根于内层的改变，即信念、身份认同、使命的改变。

2.关于教师情绪研究的基石

近几年关于教师情绪的研究比较多，本文的理论基石主要是：（1）建构—诠释取向的教师情绪。强调的是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情绪体验。简而言之，建构—诠释取向的教师情绪要求我们在看待教师情绪时超越个体心理的范畴，在特定的人际互动和社会文化情境中诠释教师的各种情绪活动，从而在整体上理解教师情绪蕴含的个人意义[3]。（2）Hargreaves提出了“情绪地理学”的概念，主张从社会文化、道德、专业、政治等方面分析教师与他人的情绪互动，从而加强教师与他人之间的情绪理解。所谓情绪地理，它是指空间和经验上的图像，尤其是指人类互动和人际关系的“远、近”，用以构造、代表和创造人们对自己、世界和相互之间的情感和情绪[4]。

三、课程改革中的教师身份认同

1.教师身份认同的发展过程

教师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分析：

案例：欧汉文：“泥腿”中职教师变身大学教授[5]

1989年，18岁的欧汉文从当地一所中师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偏远的永州柳溪石板村小学任教，成为该校唯一的一名公办教师。他用“几乎让人绝望”来形容自己去学校第一天的心情。办公室和寝室没有电，寝室还漏雨，地面有多处积水，“一踩一个坑”，水缸和杂物都被厚厚的灰尘覆盖。他不得不用一个半月的工资购买电器，重新整理寝室。

1990年，欧汉文调入柳溪乡中学任教。欧汉文说：“当我拿起上师范时学过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书本，才发现里面的观点多么精辟。”从那时起，他就养成看书隔一段时间再看第二遍的习惯，甚至是第三遍都是可能的。乡初中教学任务繁重，他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怎样既教好书，又能发展对电子专业的爱好？欧汉文说：“没有捷径，只有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

2002年，肯钻研、能吃苦、懂理论、会实操的欧汉文被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原永川松溉职中（现已并入永川职教中心）发现并顺利调入该校。在中职学校，欧汉文如鱼得水，很快又把眼光瞄上了快速发展的计算机产业。后来他又把关注重点放到既有难度、又有应用价值的电脑主板维修上。学校安排他参加重庆市骨干教师培训、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电子产品设计，去德国学习“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凭借突出的教学业绩和科研成果，去年欧汉文被破格评为正高级工程师，重庆文理学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欧汉文现在承担学校理实一体化实验课程改革，指导学生创新实验，非常敬业，大家都很认可他。

“洋葱头模型”中环境对教师改变的作用体现在欧汉文从小学到初中再到职中直到最后大学的岗位变换历程，这一教学环境的变化使得教师本身也发生了不少变化。然而，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的还是其对自身的思考，教师的责任感、使命以及自我的价值的实现。

2.影响教师身份认同的因素

（1）相关制度。首先，课程改革制度本身就影响着教师的身份认同。教师的改变包括“渐进性改变”和“根本性改变”两种[6]。大部分教师期望进行“渐进性改变”，而课程改革则要求教师进行“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对教师来说是一种挑战，往往导致教师身份认同困难。其次，教师的评价制度影响着教师身份认同。目前，国家对教师评价多从职称、学生的升学率等方面考虑，以此来评判一名“好老师”对教师的成长是一种负担。最后，教师培训制度也影响着教师的身份认同。学校规定教师要进行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培训却没有针对性，这又给教师增添了无形负担。

（2）校园文化。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教师生活最常接触的圈子就是学校，因此一个学校的文化对教师的影响不言而喻。一个学校的办学理念与育人方针与一名教师的追求目标、人生价值相符合的话，对教师来说他生活在这个圈子中就会感到舒适，若不相符的话，那么生活就会产生困扰。

（3）教师个体。教师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不同的。对于一名想在教育事业上大展宏图、实现个人抱负、努力做好教育工作的教师而言，新课程改革毫无疑问是一次机遇。而对于一名把教师当成一种职业、一种可以供给衣食所需的职业的教师来说，新课程改革对他们是一种冲击。

3.构建教师身份认同策略

（1）为培养教师认同提供有力的环境支持。首先，从改变制度的角度来考虑，要以教师的生存需要为基础来夯实教师职业规范。要合理地编制依法执教操作引导手册等来供教师阅读，以增强教师的敏感性与严谨性。学校可以请些名师专家来开展专题讲座，教师根据个人所需去学习。另外，学校定期开展教师对社会、对教育、对学校、对自我的认知，组织教师之间相互交流，增强自己的认知水平，增强教师信念。其次，从教师团队来考虑，依靠学科组为单位来巩固教师专业的思想深度。教师根据自己所教授的学科专业分组，相同学科之间探讨专业深度，而不同学科之间可以探讨教学模式、授课方式等。

（2）触发教师对已有的认同进行深刻反思。对于教师个体而言，就是要提高个人的价值，增强教师事业的信仰。首先，引导教师把学校与社会比较，让不再将自己局限于学校之中，而是放于社会之中思考自己的价值。其次，引导教师把自己所在学校与区域内外同类的学校比较，客观分析本校的所长与所短，增强自信心与危机感。最后，引导教师把学校的过去与现在比较，把现在的积累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比较，规划自己的发展，增强自豪感和使命感。

（3）培养教师的使命感。教师在改变过程中作用最大的还是自身的使命感。要促进教师的自我身份认同就要从教师的使命上做文章。第一，学校可以安排教师去向优秀的同行学习经验，提高自己的能力；第二，教师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第三，教师应该多多思考，为自己确立近期目标及长远目标，并且努力去实现它。

（4）开通教师评价系统，提高教师自我认知。很好地对自己进行认知、评价，对教师的身份认同是有帮助的。首先，学校可以建立教师信息档案，在学校网站上开通教师评价系统；其次，每隔一段时间开展一些教师互评、学生评教的活动；最后，教师对照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了解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改进的地方等。

四、课程改革中的教师情绪

1.课程改革中教师出现的情绪问题

（1）极端敌对和过分热情。极端敌对和过分热情是情绪过分的表现。极端敌对的教师通常表现为无视改革理念，认为改革都是上面说了算，自己只是试验品，是被差遣的工具，改革只会破坏自己以前的教学方法。学到的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从不去运用，还是按照“老路子”来工作。而过分热情的教师则表现为对教学改革充满了希望，认为改革都是正确的、好的，无论什么样的教学模式都去学习、都去尝试，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只是一味地接受新东西，而忘记了加工，时间久了，对课程改革也就迷茫了。

（2）困惑与迷茫。困惑和迷茫是情绪偏差的表现。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措施对教师本身就是一次冲击，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由于受传统教学观念和教学习惯的影响根深蒂固，面对新课程改革，教师感觉其理念与自己的教学实践相差甚远，许多教师感到困惑和迷茫，甚至无所适从。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缺少必要的专业指导和引领。很多教师培训过于形式化，教师难以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这就使得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无法真正理解新课改理念。经过一段时间改革，一旦发生预期的变化，教师就会对课程改革失去信心和热情。

（3）冷漠。对于新课程改革这一新鲜事物，大部分教师都会抱有一些好奇和希望。但是由于对理念理解得不够深刻，以及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教育工作者失去了信心，从而变得冷漠。而对于一些积极参与的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改革之后，学生的成绩和升学率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这也使得同行开始变得畏首畏尾，慢慢失去了对改革的热情，继而对改革表现出冷漠的态度。

2.影响教师情绪的因素

（1）课程改革自身的原因。首先，我国教育变革的推行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的，这种变革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外部控制特性[6]。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往往要求教师在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要发生与变革相一致的改变，相反很少关注教师的内在情绪。其次，新课程改革从国外引进很多新的教学理念，而这些教学理念由于传达力度不够，教师的理解不够深刻，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因不能灵活运用而产生迷茫、困惑等不良情绪。最后，根据新课程改革理念编写的教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增加了很多学生的操作技能，更加注重学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教师来说，如何去引导学生学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运用新教材就会有些吃力。

（2）教师本身的素养。从专业素养来看，专业知识基础扎实的教师在应对新课程改革时能更加从容，他们更需要改变的是授课方式。而专业知识较薄弱的教师，他们一方面要去夯实自己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学习新的授课方式，对他们来说，任务比较多，自然负担比较多。从个人素养来看，适应性较强的、灵活变通的教师能更快地进入课改的角色中，他们能较快地接受新课改的理念，适时地改变、调整自己的心态，在自己原有的教学模式之下结合新的教学模式创新出属于自己的教学模式、教学风格。相反，适应性较差的教师，更愿意固守传统的教学方式，生怕新的教学模式、理念会冲击自己，让自己处于“不适地带”。

（3）新课程与原有评估体系的矛盾。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的技能掌握，它要求教师要教会学生“学会学习”，这是一种隐性的、目前还无法与之匹配的隐性评估系统。而传统的评估就是升学率、学生成绩的显性评估体系。教师所付出的努力、获得的成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时，教师就会失去信心，没有成就感。当这种新课程和原有评估体系产生矛盾时，教师就会出现困惑：到底是求升学率呢，还是要执行新课程的要求呢？

3.应对教师消极情绪的策略

（1）认真做好新课程改革中教师的培训和指导工作。一是要重视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培训，通过对现代教育理论特别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等方面理论的学习，进一步转变传统的教育思想和观念；二是要强化学科培训，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师要主动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导之中；三是要加强课堂指导，邀请课改专家、教研人员作现场指导，以此加深教师对新课程本质的理解，全方位提高教师应对新课程改革挑战的能力。

（2）做好教师情绪疏导工作。首先，让教师有积极的认知。新课程改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教师可以看到新课程改革的优势，积极地思考问题，那么就会获得快乐的体验。其次，要提升教师的抗压能力。教师要能适应新课程改革，主动去挑战、迎接新机遇，而不能逃避。最后，教师要学会有效地调控。面对新课程改革的不适和压力，教师可以通过转移注意、自我安慰、合理倾诉、自我宣泄、运动调节等方式来有效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3）培养教师的幸福感，提高教师的信念。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才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和最终价值。”教师的幸福感源于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其源于课堂。教师一旦将教育作为一种事业而不是一种职业，那么教师的工作热情、工作态度将发生巨大变化。教师与学生之间有更多的良性互动，教师能从中体会到被需要、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能为此感到幸福，那么教师的生活、工作都将会非常顺利。教师为自己是教育工作者而感到自豪，这样会增强教师的信念。

（4）丰富教师的业余生活，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丰富的业余生活不仅可以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而且还可以增进教师之间的感情。学校多组织教师进行一些活动，比如教师拔河、赛跑、歌唱大赛等等，教师在这些活动中可以很好地释放自己的压力，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感情也会增进不少，教师整体的生活环境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教师在一个轻松、舒适的工作环境中，心情自然会好很多。

（5）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净化教师的工作环境。教师的基本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因此，只有教师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保障才能更好的工作。首先，国家应该注重教师的薪资待遇，为教师的生存、生活做好保障。其次，学校可以对教职工的住房环境、工作环境进行改善，让教师处在温馨的工作环境中，以便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学校为教职工选择的居住环境要尽量避免噪音，让教师得到充足的睡眠。最后，教师应该积极地改善自己的工作环境。喜欢抽烟的男教师不要在办公室抽烟，女教师要注意自己的着装（不要穿太过暴露的服装），教师可以动起手来装扮自己的办公室。

参考文献

[1] 尹弘飚，操太圣.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身份认同——制度变迁与自我重构[J].教育发展研究，2008（2）.

[2] Fred，A.J.Korthagen.（2004）.In search of the essence of a good teacher：towards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in teacher education.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V01.20，77-97.

[3] 尹弘飚.教师情绪：课程改革中亟待正视的一个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07（3）.

[4] 李子建，尹弘飚. 教师情绪与课程实施[J].新课程，2007（2）.

[5] 胡航宇，欧汉文.“泥腿”中职教师变身大学教授[N].中国教育报，2015-3-21-（7）.

[作者：罗增让（1963-），男，陕西岐山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硕士；余巧（1993-），女，陕西西安人，宝鸡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