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共12篇）

国家与社会关系 篇1

国家需要治理, 国家治理如果失效, 就会产生腐败和混乱。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国家在行使人民让渡的国家权力过程中, 即国家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 容易与委托人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和“利益冲突”等内生缺陷。这些缺陷的具体后果表现主要有三:一是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的滥用;二是国家治理活动缺失绩效;三是政府官员权力的异化[1]。所以, 国家治理系统必须有完善的运行机制尤其是监督机制作保障。201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审计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最高审计机关促进良治》, 明确提出促进国家良治是各国最高审计机关的重要任务和目标。1

一、国家治理需要审计监督机制

国家起源于人民根据自由意志所缔结的社会契约, 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国家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推动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国家治理是国家机关为了实现其根本目标,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 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和责任, 识别治理范围内的风险, 协同其他主体, 对社会实施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 各个国家的治理目标、模式、手段和方法各有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实现国家良治。

刘家义 (2012) 认为[2], 国家治理良治的标准主要有五条:一是有效的国家安全体系, 对外维护主权和对内维持政局稳定;二是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 遏制腐败;三是有效的法律规则和社会秩序, 实现公平正义;四是有效的民生权益保障机制, 促进摆脱贫困和增进福利;五是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 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从理论讲应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中国改革后的国家治理模式实质上是一个全能型政府逐步收缩, 社会和市场治理不断扩展的过程。但总体来看, 中国目前还属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治理模式, 社会和市场参与国家治理的力度不足。人民政府作为参与国家治理的国家机关, 具体的治理目标主要是构建责任、廉洁、高效、法治、透明的政府, 保证公共财政的公平分配, 为公平的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和法制环境, 维护社会公正, 逐步实现政府、社会、市场的共同治理。

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公共权力如何有效配置和运行的问题, 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职责, 因此, 国家治理的结构就表现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子系统, 这三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上述国家治理结构容易与委托人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和“利益冲突”等缺陷。这些缺陷形成的严重后果就是行政权力和财政收入的滥用、国家治理活动的绩效缺失、政府官员将手中公共权力私有化。这些后果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无法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所以, 为了实现国家职能, 实现构建责任、廉洁、高效、法治、透明政府的国家治理的目标, 需要建立权责对等和利益公平分享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奖惩问责机制、预算管制机制、行为与信息透明机制、监控机制等治理机制以弥补上述缺陷。

蔡春等 (2012) 认为[3], 国家审计通过监督、鉴证和评价等职能的发挥, 为国家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坚强的后盾, 才能合理保证和促进公共受托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

二、国家审计的产生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国家治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委托代理理论,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国家在行使人民让渡的国家权力过程中, 形成了公共受托责任关系。杨时展教授 (1986) 指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 又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4]。国家审计产生的动因是公共受托责任, 公共受托责任可分为受托财务责任阶段、受托管理责任阶段、受托社会责任阶段。

受托财务责任阶段, 国家审计关心政府财政资金使用合法不合法, 杨时展教授 (1997) 认为:“在民主制度比较不发达的情况下, 受托责任以合法性为主, 只要是依法支出的, 没有‘落入个人腰包’, 能够按照老套的封建标准, 做到‘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也就认为已经尽受托责任能事了, 不大注意所付货币代价大小的问题”[5]。

到了受托管理责任阶段, 国家审计除了关注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是否合法, 还要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 国家审计关注范围扩大了。

到了受托社会责任阶段, 受托责任扩展到对非特定委托人的社会责任, 国家审计开始超越传统审计业务领域, 关心政府责任的履行及其效能, 不仅包括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经济性、效率和效果, 还包括经济安全、资源环境安全等问题。

在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政府作为代理人拥有信息优势, 而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及其下级机关或人员可能试图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损害委托人利益, 因此, 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独立的机关, 对各级政府机关或人员的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监督, 这一独立机关, 就是国家审计机关。

在审计的起源意义上, “一开始, 政府就关心核算收支和征收税赋。体现这种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控制, 包括审计, 减少因官员不称职或欺诈所造成的错误和弊端。”[6]所以, 国家审计的产生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其核心是推动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 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 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利益。

三、国家审计的业务类型取决于国家治理问责机制的需要

审计是基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和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为什么会有合规性审计、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审计业务类型呢?这是因为审计业务类型由国家治理中的委托人问责内容决定。委托人的问责内容一般包括是否真实报告相关信息、是否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财产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使用财产等。其中, 前三项是最基本内容, 主要源于受托财务责任。委托人对问责内容与责任的不同关注度影响着审计业务类型。如果委托人主要关心财务责任, 则审计业务就是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如果委托人主要关注管理责任, 审计业务便是绩效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

不同国家审计业务类型的差异化也可用此原则来解释。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以绩效审计为主, 而目前中国国家审计以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为主。这就是由于问责主体对问责内容的需求不同形成的。发达国家的国家审计比较成熟, 问责主体对真实性、合法性等财务责任的问责需求和不满意程度已经较低, 因而更加关心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等管理责任。中国开展现代国家审计仅仅三十余年, 改革开放过程中还伴随大量的制度变迁, 因此, 对以真实性、合法性为主的财务问责甚至是财务责任的某一方面有较强的需求, 财务审计自然就成为主要的审计业务类型。然而, 公共部门的管理责任并非没有问题, 而只是在当前有限的审计资源条件下, 国家审计资源必须优先配置到最迫切的领域。所以, 中国国家审计要围绕国家治理的中心工作开展, 正体现出审计业务由公共责任委托人的问责需求决定。

四、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本职能是监督

在国家治理结构中, 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职权与责任, 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从理论上讲, 权力具有扩张性、自利性和腐蚀性等特征, 只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才能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才能捍卫社会公共利益。《宪法》和《审计法》赋予审计法定的监督职责, 使国家审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拥有较高的法律地位。

关于审计的职能, 主流观点是“三职能论”, 即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济鉴证。这三个职能中又有“侧重论”:国家审计侧重监督, 内部审计侧重评价, 民间审计侧重鉴证[7]。近年来兴起的跟踪审计强调“审帮促”, “免疫系统”论强调立足服务、坚持监督[8]。“国家治理”论认为, 国家审计的目标、重点和方式, 应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9]。因此, “国家治理”论是国家审计理论的高度凝练, 根据“国家治理”论, 国家审计应重点发挥监督职能, 关注民生、腐败和政府透明等问题。其中民生问题与人民幸福最为相关, 可以发挥审计的监督和评价职能;腐败问题是当前人民最关心和最紧迫的问题, 可以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政府透明是国家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基础, 可以发挥审计的评价和鉴证职能。

纵观中国国家审计职能的发展, 由“监督经济活动运行”相对单一的层次, 发展到了“免疫系统”论中“保障国家经济社会运行”较高层次, 再到把国家审计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审计是通过发挥揭示、抵御和预防的功能而实现其监督的职能的。1

1. 揭示功能。

指国家审计通过监督检查各项治理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情况, 在审计实践中证实被审计问题的客观现状, 即能够清楚地说明被审计对象存在问题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和“为什么是什么”, 从而起到有效的揭示作用, 促进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2. 抵御功能。

指国家审计提出切实有效的审计建议, 促进完善体制、规范机制、健全制度, 即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能够起到抑制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病害”的功能, 促进提高国家治理绩效。

3. 预防功能。

指国家审计凭借其震慑作用及独立、客观、公正、超脱、综合的优势, 从国家治理相互制约的机制建设层面, 提出切实有效的系统优化建议, 起到预防和预警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中的风险隐患的功能, 增强治理系统的“免疫力”。

揭示、抵御和预防是国家审计实现“免疫系统”功能的三种表现方式, 统一于审计工作的实践之中, 是三位一体的, 共同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其中, 揭示是基础, 没有揭示, 就不能进行抵御和预防;抵御是重点, 没有抵御就不会形成威慑, 就不会使揭示的问题得以纠正、发现的漏洞得以修补, 预防也便无从谈起;预防是目的, 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就是使经济社会少出问题, 这需要事前的预防, 预防的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审计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免疫系统作用的发挥是一个整体, 不能割裂开来, 没有揭露和抵御功能的充分发挥, 预防功能是无法单独实现的[5]。

五、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作用是建设

从根本上看, 中国国家审计发挥的是建设性作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6月视察审计署时表示:审计是我们国家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反腐的“利剑”、权力监督的“紧箍咒”、深化改革的“催化剂” (刘家义, 2013.10) 。1中国的国家审计从真实、合法性审计为主到效益审计的探索, 从重点揭露问题到重视审计整改, 全面反映了中国国家审计建设性作用的不断发挥。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监督权力运行———促进政府责任化。

权力和责任从来都如影随形, 享受权力的人, 理应负有责任。政府的责任至少包括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等。国家审计以经济监督为主线, 扩展到监督人民关心的各项政府经济活动, 从聚焦于经济活动层面的审查监督深入落实到问责制度层面。通过监督各项经济活动, 揭露经济责任履行中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形成责权对等的体制, 最终促进责任政府的建立。

2. 保证廉洁行政———促进政府廉洁化。

国家审计监督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 几乎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和政府机构, 最有条件发现国家财富被直接或间接侵吞, 也最有可能发现和揭露大案要案, 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合理保证政府廉洁行政。

3. 提高政府效能———促进政府高效化。

国家审计通过评价政府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 有助于发现财政资金使用中的问题,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有助于评价政府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考核政府及公职人员的业绩。还可以及时地揭露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性问题和政策性缺陷, 通过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推动国家改革中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规范, 促进政府的高效化。

4.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国家法制化。

审计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促进国家法治化:一是对政府部门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 揭露不严格执行法律的行为, 查处违法乱纪行为, 推进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二是通过发现法律法规制度的缺陷, 法律执行中的不足, 及时将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 推进法制化的建设和完善。

5.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政府透明化。

国家审计对于提高政府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审计信息披露, 通过及时和完整的信息披露与综合利用, 可以推动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

6.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开展国家审计可以及时发现、识别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公共风险隐患, 及时揭示潜在的风险, 提出预警信号, 并用审计结果引导社会公众理性接受、分析和判断风险程度,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推动国家良治。

参考文献

[1]李坤.国家治理机制与国家审计的三大方向[J].审计研究, 2012, (4) :20-24.

[2]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 2012, (6) :60-72.

[3]蔡春, 蔡利.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新发展——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初步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 (3) :3-10.

[4]杨时展.审计的发生和发展[J].财会通讯, 1986, (5) :8-11.

[5]孟焰, 张军.论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实施机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5) :81-84.

[6]杰里·D.沙利文, 等.蒙哥马利审计学 (上) [M].《蒙哥马利审计学》翻译组, 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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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 2008, (3) :3-9.

[9]刘家义.深入学习贯彻审计法实施条例, 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J].审计研究, 2010, (3) :3-4.

国家与社会关系 篇2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心得

这本书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和建设之路。

与法国，俄国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爆发于独裁的，半官僚化的旧制度的崩溃，并且确立了更为集权的，大众参与的并在多个方面比革命前更加理性化和官僚化的新型政权。在中国革命中，农民不仅充当了革命的反叛的主要力量，而且成为巩固国家权力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中国的帝制国家垮台之后，乡村，城镇的士绅依然在农村保持着固有的特权，军阀支配着各省与地区的统治权。因此中国的革命者面临着难以逾越的强大的阻力。只有在某种领导人懂的发动占大部分人口的农民成为反叛，建设以及参与的巨大动力之后，中国的革命才能得以完成。

从以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便是本书独特的分析，共产党反动广大人民，建立了大众性新政权，以最终胜利的方式夺取政权。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革命形势：

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帝国权威的面纱即被揭开，中国的国家政权力量就被分散到区域，省份以及地方层面。这种以地区为基础的军事力量的政权组织，在当时的中国及其普遍，但这种政权存在方式却极为独特。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作为总统，控制着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支最具强大能力的军事组织以其强大的力量统治着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然而当袁世凯去世以后，这些原来的政治控制就落在了作用强制实力的地方军阀手中，他们一起独有的军事力量控制着地方，进行着区域性统治。宪法和议会等政治制度安排一直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实际情况是各种独立的军事集团，政治力量割据一方，相互掠夺资源。作为一种体系结构，他们只有地盘的大小，没有本质区别。这些政权是民事管理与军事争斗相结合的等级结构组织。

军阀制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旧制度的发展以及帝制国家的垮台方式。在过政府的最后数十年中，全国建立了包括兵工厂在内的许多现代运输设施与工厂。这些现代设施和兵工厂能够为地方政权提供强大的杀伤行性武器和新的财政来源。清政府积极鼓励创建的地方新军，以为他们把镇压太平天国而兴起的地方武装转化为正规军队，能够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新军冰没有成功的作为国防工具，反而与士绅结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新军成了清政

府自己的掘墓人。之后，当中国失去能够统一节制军事力量的人和机构时，这些军事力量变分崩离析，各自为政，成为军阀混战和割据的新工具。

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民党的兴衰：

国民党的兴起，主要源于1927年的北伐战争，依托各大城市的资源和民众支持。在相当长得一段时间里，形式上统一了全国。而几乎同时，共产党也意识到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在1927年后也开始了逐步创建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转向立足农村，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得到农村的社会，经济资源。最终的结局是共产党胜利了，成功取代国民党的统治。由此看出他们相当有能力，将自己的策略和思想渗透到广大农村地区，并且取代乡绅的势力。但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存甚至得到最后的胜利，还在于国民党的依靠城市来巩固国家政权的企图的落空。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独特的中国革命形式，两股主要的政治势力，在广大的农村的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的城市统治机构，这两种力量共同巩固了国家的政权，正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

共产党与农民：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共产党员认识到独立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在变化多端的军阀与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仅仅依靠个别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工人罢工，来组建党组织和领导权力，是徒劳无功的。

在此之前，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试图举行了多次的夺取大城市的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于是开始逐步探索出新兴的策略：以农村为根据地展开游击战。

难能可贵的是，共产党没有强迫农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织中，而是以农民的利益为根本，按照农民的习惯行事，采取较好的地区主义，说服并使他们自愿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服务。于是农民很愿意帮住红军，为他们提供农村的资源，使他们打好游击战争。这种战争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农村地方的安定，而且这种战争方式也符合农民的天性，更能充分发动和吸引农民加入他们的队伍。

国家与社会关系 篇3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国家 市民社会 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1-0164-06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作为一个亘古而常新的问题，是政治中最重要和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涉及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众多学科。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因而有必要培育国家与社会之间协作性的社会资本，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三种视角

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三种说法：一是洛克式的“市民社会高于国家说”；第二是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说”；第三种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具有协作性，即强调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的学说。

1.洛克式的“市民社会高于国家说”。洛克的思想发端于多元主义（Pluralism），以自由主义为主导。该理论不仅承认个人独立自主，而且在对待国家与公民关系方面，认为国家(政府)应当服务于个人，也就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国家存在的目的。该理论认为，由个人简单集合构成的社会产生了政府(国家)，政府与社会始终要保持一种信托关系，如果政府亵渎了社会的信任，社会具有重新选择政府的自由。对社会而言，政府的作用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它不能任意干涉社会的秩序，这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权力只是源于人民通过契约而让渡的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对政府是否违背契约而对社会造成致命的侵害由社会来做裁判者。因此，洛克理论的实质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对国家享有最高裁判权。

2.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说”。该学说发端于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c)，国家中心主义论者认为，“国家不必代表某一种社会力量，它有着自己的目标、利益、资源和执行组织，有着管制权力和使用强权的合法性地位，它通过一系列组织实现支配或权威，国家是一个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组织实体。”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2页。所以，国家权力具有整合社会伦理和追求公共福利的义务，而不仅仅是消极地维护一个安全的社会秩序。在黑格尔看来，政府的权力如果是有限的，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国家逐渐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意义，超越于个体的人而存在，并被逐渐物化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一般的个体公民相比，国家要高高在上，不受任何限制，国家是惟一的，既不可分，亦不可转让，更不受时效约束，对国家权力的任何限制都是不可容忍的。国家论者坚持，国家选择社会组织，并非是公民社会论者所认识的那样，完全是被动的，“它有着自己的目标、利益、资源和执行组织，有着管制权力和使用强权的合法性地位，它通过一系列组织实现支配或权力，国家是一个具有自主性行动能力的组织实体。”转引自黄亚玲：《论中国体育社团：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变下的体育社团改革》，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3.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说”。即强调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的学说。该学说主张通过一整套民主机制来制衡国家这个“巨灵”，解决社会现实中出现的危机和矛盾，提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并非对立的关系，要力图寻找一个恰当的支点，合理地划分公民的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范围，寻找使国家、社会和市场的积极性都能被发挥出来的途径，使得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可以相互促进。

因此，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它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制衡，或者说市民社会发挥不了制衡的作用，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种情况就可能完全由政治国家来统治，这就必然出现专制政治；另一种情况就可能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混乱，彼此没有清晰的界限，干预过多、秩序混乱或功能不健全。为避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危机，发挥市民社会的制衡作用，平衡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去寻求和建构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协作性的社会资本与社团组织，使得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可以相互促进。

二、市民社会的内在特质：公共精神、市民认同、信任与合作

“市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他们的利益或价值。”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7页。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它以私人领域、志愿性民间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以及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而展现着现代社会生活。何增科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1.公共精神。公共精神也称之为公民性或公民精神，都是指在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中，公民对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公共原则的维护。在帕特南的“公民共同体”概念中，它包含了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以及社团活动情况这四项内容。在这种共同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的平等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就构成为共同体的“公共精神”。⑥〔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0-104、100页。正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指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⑥公民意识、公民精神不是可以简单移植的，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迅速建设起来的，它是市民社会中由市民社团培育出的在密集的参与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广泛合作的精神,也即团结、信任和互惠等。

2.市民认同。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市民社会是高度复杂和分化的，它必然形成相应的市民文化或市民认同。市民认同(civility)是对构成市民社会的那些制度或机构的一种珍视或归依(attachment)，若无最低限度的市民认同，这些机构就不可能运作。市民认同“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被他的集体性自我意识部分取代时的一种行为”⑤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载亚历山大,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1页。它既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行为模式，又是一种美德。“它要求公民不仅维护他们自己的主张，而且认可政府的权威。它要求公民关心政治，但又不要太过分。”Larry Diamond,Three Paradoxes of Democracy, in LarryDiamondandMarcPlattner,eds, The GlobalResurgence of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 1996,pp227-240.市民认同还意味着对他人的信任与宽容，意味着把他人视为同一社会的成员。“即令他们属于不同的政党，宗教团体或种族群体”。邓正来等：《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3页。在建构社会时，每一种认同建构的过程都会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也就是一套组织生产合理化其结构支配来源的认同。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页。爱德华·希尔斯(EdwardShils)认为对一个秩序优良的市民社会来说,公共精神、市民认同的存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看来,若无最低限度的市民认同,市民社会的机构或制度就不可能运作。⑤

3 .信任与合作的能力。在帕特南的市民社会概念中,他尤其强调了市民社会中由市民社团培育出的、在密集的参与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广泛合作的精神,也即团结、信任和互惠等。他认为一个有力的、健康的市民社会必须具备如下共同的特征要素：(1)志愿组织和组织自治。(2)机构多重性，即社团组织的密度和多样性。他们认为社团生活密度越大、越趋于多元化，公民在公共生活中表达他们利益或要求的渠道就越多。而且，机构的多元化为公民提供了建立在不同的利益基础上的多重成员身份，从而超越了种族、阶级、民族、地区的界限。(3)专业化和分层化，这是市民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维度。一个健全的市民社会类似于一个金字塔，塔基是大量初级水平的组织，为公民向外界和上层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对话提供渠道；中间层是一组更少的充当媒介作用的社团组织，为初级水平的组织提供支持，提升它们的参与权；塔顶则是在国家舞台上回应那些较低层级的市民社会组织的要求的组织网络。同时，还有一群专业化的组织，提供政策分析、培训等其他服务，以增强市民社会作为治理伙伴的集体的发言权。(4)价值域，这是市民社会的规范维度。它建立在社会资本，或一套包括信任、互惠、宽容的价值规范和相应的行为的基础之上，它们保证了个人参与互利的交往或集体行动的安全感。其他的价值规范则包括志愿主义、慈善意识、公共精神等，增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健康的公共生活的社会的形成。Kumi Naidoo and Rajesh Tandon.The Promise of CivilSociety: CivilSociety at theMillennium, PublishedbyKumarianPress, 1999,pp9-11.可见，对一个真正的、健全的市民社会来说，它不仅体现为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社会空间的形成，而且更根本的是在这种自主社会空间中，促成人们合作行动达成的能力，也即社会资本所蕴涵的信任合作、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等。

三、社会资本：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

“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 R., 1993,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lTradition in ModernItaly,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pp167.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理解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主观世界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实现行动目标的特性。〔英〕肯尼斯·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转自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0页。综合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社会资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它包括：（1）合作性企业和自愿性社会团体组织；（2）畅通和谐的横向交往网络；（3）民主自治的社会契约；（4）互相信任的心理认同；（5）互学共进的合作创新心态。可以说，社会资本所蕴涵的信任合作、心理认同、横向交往网络等是市民社会运作的基础。

首先，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公民精神。

“社会资本使得公民有合作、信任、理解和彼此产生共鸣的倾向——互相以公民而不是陌生人、竞争者或潜在的敌人来对待。所以，社会资本非常重要，因为它组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

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必须在公民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加以贯彻，逐渐获得训练，积久成习，公共精神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思维、态度和行为方式。而社会资本有利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而这恰恰是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信任、规范与网络等社会资本有利于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合作与协调〔美〕罗伯特·帕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首先，公民参与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惯例，即我这样对你，希望你或者其他人能够相应地回报我。其次，公民参与网络也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且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密集的社会联系容易产生公共舆论和其他有助于培养声誉的方式，这些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必要基础。最后，公众参与网络体现了过去协作的成功，这些成功不但证明了公民参与网络在过去岁月中的价值，而且为实现公民解决集体行动的新问题提供了方法。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就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些社会有利于未来在完成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时的合作。

通过公共事务的市民参与，能够促进成员间的交流和了解，增强公民的归属感，使社区公民从中获得鼓励、同情、理解和认可，通过公民之间长期、频繁、密切的交流和沟通，唤起一些有助合作的价值和创造一种群体的身份和意识，从而激发公民的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

其次，社会资本能够增进市民认同。

社会资本指的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社会资本作为存在于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中的一整套通行的习俗、惯例、规则、信念、价值观、道德标准、思维方式等。这些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行为习惯等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而制定的。这种社会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演生的秩序”，是以社会成员的自主交往行动及其社会资本的生产为基础的。它不仅促进了合作互动、提高了社会安全、增进了社会效率，也能够在缺乏正式管理控制的情况下规约人们的行为，达致相互的沟通、理解和协同，并在复杂博弈中形成惯例、规范、关系期待和遵规行动，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秩序。

随着社会资本积累，市民参与网络的增加，社会成员之间横向交流的增强，任何一个组织成员都可以自由地加入其他组织，跨组织、跨种族、跨文化、跨地区的合作受到社会的鼓励，公民在组织中能够修正甚至放弃自己的狭隘目标而与其他派别达成某种妥协，相互宽容和相互理解，从而达到价值认同与市民认同，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

最后，社会资本为市民社会的运作提供市民参与的网络，能够促进自发性的合作与协调。

帕特南认为透过一种市民参与的网络(networks of civicengagement)，特别是由市民自主组成的经济(如合作社)和社会团体(如福利互助组织与兴趣团体)，将促进市民间的合作：(1)因为当大量的市民参与这些社团，市民之间有持续性的交往，就形成“重复博弈”之局，倾向考虑长远利益而非短期的好处；(2)互惠交换的规范亦必须在稳定和重复不断的交往中慢慢形成，社团能提供这样的环境；(3)社团亦提供沟通的媒介，特别是个别成员以往诚信表现的信息，将有助人们选择合作伙伴，继而促进合作；(4)社团提供一种集体的记忆，将以往一些缔造公共物品的成功经验累积传递下来，有利改进集体行动的策略。〔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3-174页。因此，他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社会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7-168页。同时，著名政治学家汉斯·科曼也认定：“社会资本被看成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但是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四、培育社会资本：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

上述分析表明，结构维度的社团组织和价值维度的社会资本都是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社团是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社会资本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也是市民社团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首先，培育健全的市民社会。

社会资本的土壤和基石就是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反过来也普遍被看作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美〕弗朗西斯·福山：《公民社会与发展》，《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曹荣湘选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39页。

虽然国内学者对我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尚存在争议，但随着中国的改革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从改革前国家与社会同构，政治强大，社会萎缩的状态下走了出来，回归市民社会成了人们的共识。我国学者借鉴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并对中国国情加以考察，提出了富有我国特色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模式。如邓正来教授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也是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目标。就国家而言，对市民社会起以下作用：（1）国家承认社会的独立性并为其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2）国家对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为社会活动制定普遍法律规则，对社会无力解决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从市民社会方面看，对国家的作用有：（1）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使自己免受国家的干预和侵犯，这是消极方面；（2）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益社团，这为民主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这是积极作用。邓正来：《国家和社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唐士其教授提出了“强社会－强国家”模式，在该模式下国家和社会不是对立和冲突，两者处于相互制约、合作并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关系。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14页。这种模式要求：首先社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种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较为广阔的自主活动领域，国家行政性联系之外的其它社会联系方式在社会生活的协调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其次要求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在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法律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最后要求建立国家与社会，尤其是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

这些学者们的分析为我国培育健全的市民社会提供了思路，即寻求一种国家与市民社会双向的适度的制衡关系，国家既要对市民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同时也要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为其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市民社会也既要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捍卫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又要积极培育多元利益集团，为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这一过程需要在两条路径上同时展开：一方面是国家严格地限制自身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实行健全宪法统治及一系列制约权力的制度，防止官僚政治的独裁与专断；另一方面，社会要建立合法制度以及自我管理制度，公民通过参与其中实现自我管理。

其次，增强社团组织的自治性，寻求社会资本与社团的相互促进。

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二分的模式不同，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国家权力对社会进行渗透与控制的特点，这使得作为社会利益以及力量的社团不得不依靠政府来获得政治合法性，从而处于“半官半民”的尴尬地位。熊跃根：《转型经济国家中的“第三部门”发展:对中国现实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89-100页。陈健民、丘海雄等在对广州市的社团的调查中发现，有半数社团的理事候选人，全部或部分由主管单位提名。不少社团虽有权自由选任领导，却仍邀请官员加入理事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官员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有利于社团开展工作。陈健民、丘海雄：《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64-71页。

从“市民社会”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太多的官方参与将削弱社团发展社会资本的功能。当社团过分依赖这种官方联系，只会鼓励不同形式的“庇护”关系的发展，而忽略横向社会联系，这样，社团的存在便完全成为官僚权力的延伸。同时，官员会反过来通过这样的依赖关系，控制或操纵社团。结果是政府的决策层因缺乏反馈信息而拖延制度改革，社团亦错失了沟通与合作的机会。而这种横向、平等的沟通与合作又是建立平等交换规范和互信的基础，最终，社团无法形成市民社会，亦无法发展成为社会资本。〔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简要的说：政府的过分支持令人际之间的相互依赖减少，进而削弱社会资本。许多研究社会资本的理论家认为，政府正式的科层组织的扩大“排挤”非正式网络，却无法提供类似的价值和功能，使社会资本日益衰落。例如科尔曼所谈到的，政府支持的活动与社会资本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政府的卷入导致非正式网络的衰落，削弱了社会资本。〔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2l页。

这就要求增强我国社团组织的自治性和民间性，建立政府与社团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政府在对社团的发展方面，要真正实现从监督控制向培育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方向转变，为社团的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制度环境，并适时地推进社团自主性、自治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改变政府对社团的过分干预和直接控制局面，实现政府对社团的宏观管理和间接调控，促进中国官办社团向市民社团的转变，真正建立起政府与社团之间优势互补、平等合作的关系。而这种社团组织与政府、社团成员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将会大大增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进而起到提升我国社会资本的作用。而社会资本的增加又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市民社团的发展，从而使我国走上社会资本与市民社团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轨道。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公共管理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 篇4

国家治理就是针对政府、市场和自愿提供公共产品存在负外部性时,由政府对这些公共产品进行引导、加强和管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治理主要采用行政方式对经济领域进行调配,经济生活中会出现粗放式经营及政府行政效率不高等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现象。因此国家治理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各级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统治职能,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协同其他的立法、司法等组织结构,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治理的本源在于国家在社会中享有人民赋予的主权,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及政治领域的复杂性,公共领域治理范围在不断扩大延伸,不同利益主体对公共事务不断进行冲突和协调,需要不同层次的主体自行采取联合行动,对权力进行制度安排的持续治理活动。从而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治理系统。

为了切实贯彻国家治理目标,就必须有针对性的健全、完善、增强对各治理主体的权利制约系统,增强专门用于预防、揭示和抵御的权利侵害病毒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因此,国家治理就是由众多、功能各异的免疫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当然,国家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监督评价个治理主体的权力运行方式,约束公正财政的使用情况。随着国家治理目标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国家审计的目标层次由低到高,审计范围不断扩大,审计方法也在进行科学改革,同国家治理机体中其他免疫系统相互配合协调,促进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提升。

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整个机体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权力和公共财政制衡的工具—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监督、评价、鉴证工具。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国家审计的产生于国家治理对它的需求,国家治理整体目标的发展情况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未来走向。以国家治理发展目标为导向的国家治理审计,是新时期国家审计理念的进一步拓展,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对审计定位的重新审视和高度凝练。

二、基于国家发展视角的国家审计目标演变

关于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随受托责任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当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导致财产所有者不能独立管理经营好自己的财产时,才会出现委托第三人对财产代理经营者的受托责任情况进行鉴证、监督和评价,避免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对财产所有权人造成利益损害。所以,为了确保审计职能的正确履行,首要的特点是独立性,对财产的委托人负责。根据审计主体与审计客体之间的区别,分为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其中外部审计又包括国家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国家审计的本质在于委托受托责任前提,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历史条件,遵循审计本身的规律,审计的目标、重点、方法、任务也在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的一切权利和财产都属于人民,但并不是所有的人民都参与国家治理,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给委托人带来权利滥用的损害,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需求,对各级受托人国家职能的履行和受托责任的发展情况进行监督制约和权力制衡,在国家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国家的发展脉络阐述国家审计目标的演变沿革。

(一)古代国家审计:对账目进行详细审查

中国古代审计起源,审计史研究者基本达到共识,原始社会没有审计,萌芽应该在奴隶社会,具体在哪个朝代,并没有详实的资料予以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大禹时期产生审计,主要为诸侯治水、政绩考绩及娇女贡赋进行检验。有学者认为是在西周,主要标志是对宰夫执行的就地稽查审计,宰夫职掌的审计,不仅是中国审计的起源,而且对以后审计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发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政府审计起源于哪个朝代无法考证,但是古代的国家审计,主要是为奴隶主和君王负责,如在西周时期的天子之下,设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卿之职,大宰为天官之掌,大宰下有司会,小宰的属官宰夫具有审计职能。监官和部门史官也有一定的审计职能;秦汉设立的御史监察机构,审计除了具有政治监察外,还发挥管理的职能,开启了中央财计组织部门经济监察权力独立之先河。唐朝设立了独立的审计部门,比部从司法系统独立地对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府的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勾覆,进一步提高了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开创了中国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历史新时期。

由于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和局限性,国家的存在主要为统治者服务,而统治者具有独裁的性质,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没有意识到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运用暴力来维护政权。所以产生的具有国家审计职能的部门也直接向统治者负责,通过手工的详细审计经济账目发挥经济监督的职能参与国家的治理,成为以“统治者中心主义”为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大部分通过与统治者有相当血缘、地缘关系的精英人物来完成。参与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维护奴隶主、封建专权,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保证与统治者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权力运行的畅通。我国古代国家审计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过程,与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的兴衰和治理的效果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国家审计的产生发展与国家的体制是休戚相关的。

(二)近现代国家审计:借鉴西方审计思想,强调体制上的独立性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先进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对中国政府审计产生深刻的影响,进步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政治博弈逐渐意识到建立符合国情的审计模式的重要性,这种先进的思想同时受到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成熟审计模式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受托责任理论在西方国家发展的日臻完善,各国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社会环境形成和完善了立法、司法、行政、独立四种较为成熟的审计模式。其中立法型审计模式中审计机关隶属于立法部门,具有一定的惩罚权和审判权,独立性相对其他三种审计模式较高。司法型审计模式的国家审计机关位于行政和立法之间的独立机构,隶属于审计法院,审计具有一定的裁判权,能够合理保证审计的高质量和判决的合法有效性,审计建议的权威性。我国就属于行政性审计模式,审计机关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下属机构,受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领导和调配,行政上有利于统一领导,但独立性和权威性不高。独立型审计模式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在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独自发挥监督评价职能,审计结果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影响,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独立状态。

在近代社会,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崛起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权力和所有权结构日益多元化,形成不同层次的利益群体,多种多样的利益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受托责任关系,并产生了公共资源和公共财产以及公共利益等概念,这些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使得政府必须对公众承担一定的受托责任,公众通过代表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同时委托审计对政府部门履行的受托责任进行监督,将审计信息提交给广大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人民大众、政府机构、以及管理和经营各类资源和机构的企事业机构等等。不同的国家审计体制的选择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者期望国家审计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取得哪些整治效果和审计期望价值。立法、司法型国家体制中,国家审计强调对权力的制衡;行政型国家体制,国家审计更多注重行政政府的操作职能。但是由于在近代,封建传统仍有残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现实国情导致很多监督都是治民不治官,治上不治下,近代政府审计终于未能彻底完成审计组织、审计方法和审计制度的现代化,形式上完善和严密的审计机构和制度并不能发挥国家治理初衷。因此国家审计的作用发挥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

(三)当代国家审计:强调体制机制完善,拓展治理领域和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沿袭革命根据地的作法,审计曾经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发挥作用,但不久就被财政监察及监察取代,从1949年到1978年,弱化了国家审计职能。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滋生了很多违法犯罪、以公肥私、盲目投资等危害经济健康运行的不正常现象,内设的财政、税务监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坚强法制建设,依法实行审计监督制度。于是从1980年开始,各级行政组织对国家审计重新进行认识与互动,结合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化建设,就修改《宪法》的时机,将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列入宪法:我国建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1983年9月,成立国家审计署,隶属于国务院。2006年对《审计法》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了依法审计的重要性,不断发挥国家审计的重要性,逐步深化财务审计和金融审计,稳步推进国有企业审计,积极探索经济责任审计,积极贯彻公共财政运行到哪里,审计监督必须跟进的理念。国家审计工作逐渐融入到经济运行的每阶段,审计机关不断加强“人、法、技”的锤炼。国家审计不仅仅是发现问题,更多是对问题背后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国家审计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在当代中国社会,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归属于人民,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受托责任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推动人民大众、政府及工作人员和公共资源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良性循环发展,这些利益相关者共同选择的变化,推动现代审计的确立和变迁,同时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领域中,审计领域逐级扩大,职能不断拓展,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针对经济转型期各种矛盾纷呈现象,要求国家审计要严肃财经法纪,加强廉政建设。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经济变革方向,国家审计服务宏观调控,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深层次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审计机关要和司法机关、行政监察等为一体,明确国家审计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的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国家审计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即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进一步强调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监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三、构建国家治理审计,发挥多类型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大系统中,作为权力制衡工具服务于国家治理系统健康平稳运行,从国家治理的发展脉络看,构建国家治理审计,丰富多层次国家审计内容,实现国家治理良性审计,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国家审计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围绕构建和谐国家治理的目标导向和重点领域实施。

(一)重视环境审计,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循环发展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国家审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资源环境审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将大有作为。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和要求为出发点,资源环境审计应充分发挥揭示、威慑、预防和抵御机制的作用,应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探索并实施包括矿产资源、国土资源、林业资源、渔业资源和能源资源在内的资源管理审计,开展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废物管理、大气污染、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治理审计,明确资源环境审计目标,识别和评估人类行为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及相关风险,审计人员要了解政府缓解、预防和控制上述风险的机理;了解政府应对威胁的法规、政策和财政工具有哪些?关于资源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有哪些?他们的角色和责任是怎样的?相应的公共开支的情况如何等等,坚持以促进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为目标,及时发现、揭示和抵御资源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二)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推进民主法治的深入发展

经济责任审计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为了加强对干部管理和监督管理工作,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治理腐败行为,推进依法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审计工作的方式和理念,经济责任审计的展开方式、体制构建、审计实施内容蕴含在国家审计本质的范畴内,同时其独特直接的审计理念、审计对象又使其成为国家审计验证各级受托人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重要手段。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建设善治政府、有效政府、服务政府,树立广大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强调公民对广大政治的参与权和监督权。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审计模式,保证公民直接参与到国家治理的工作决策和执行环节。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有助于更好的从公共受托责任的角度解释国家审计的本质,具有中国审计特色的蕴含人、资金于一体的审计方式。挖掘经济责任审计科学的审计方法,促进国家治理审计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经济责任导向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良性作用,结合对责任人的审计,和相关的资金、政策、项目融合在一起。通过这些渠道和途径实现公民的参政议政,充分体现了社会公众的意愿,在降低治理成本的基础上削减矛盾,提高了国家审计机关的水平和效率。

(三)国家审计体制与国家治理结构顶层优化控制

新时期的国家审计已经明确为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但是,我国国家审计行政体制的设置使之缺乏独立性,欲达到国家治理审计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必须对国家审计体制进行改革和国家治理结进行顶层优化控制,解决国家审计为谁负责,归谁领导的关键问题,从权利制衡和监督视角发挥国家治理审计的独立性作用,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审计制度、规范和机构也需做出相应变动,当然,现阶段我国的行政型国家模式在设立之初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只在部分国家审计职能发挥的领域出现有损独立性问题,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完全改革国家审计也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考虑分两部走进行改革:第一步,维持国家审计署部门现状,更名为审计部,垂直领导;第二步,在人大下组建审计监督委员会,全面履行审计职责,发挥国家审计的独立监督作用。国家治理审计必须立科学的审计理念、创新审计体制、转变审计思路,在高层次、多领域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不断在经济责任审计、资源环境审计、廉政审计等多种国家审计领域开拓进取,体现对被审计单位的监督与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的审计监督氛围,预防、揭示、抵御经济社会的违法违规问题。

(四)以公共财政审计为主线,全面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角色与中国社会政策转型 篇5

判断题部分(每小题4.0分,共20.0分)

第 1 题.我国现在人口红利一直处于下降状态。（）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 2 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支出占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 3 题.改革开放以来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成下降趋势。（）

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 4 题.1986年我国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的暂行规定，它要求在国有企业里边的职工，都要逐步地推行劳动合同制。

第 5 题.计划经济时期，个人不需要为养老保险缴纳任何费用。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6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加深，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百姓对政府的公共需求和福利需求正在不断减少。

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 7题.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人口红利慢慢失去，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的社会。

A.正确B.错误答案：A

第8题.养老保险当中的个人账户不具有累积性，子女不能继承。A.正确B.错误 答案：B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成上升趋势。（）A.正确B.错误 答案：A

单选题部分(每小题12.0分,共60.0分)

第 1 题.2008年，按照行业细分，城镇就业收入差距为（）倍。A.10倍B.13倍C.15倍D.20倍 答案：C

第 2 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从1990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呈现（）的趋势。A.下降B.上升

C.先上升再下降D.先下降再上升 答案：B题.（）部门主管农村五保供养工作。A.民政部B.财政部C.机械部D.农业部 答案：A

第 4 题.下述描述中不属于新时期国家角色变化的特点的是（）。A.国家回归B.责任共担

第 1 题.普惠型社会政策是我们新时期追求的目标，所谓普惠是指（）。A.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B.与现有条件和地方实际相结合 C.覆盖全社会成员 D.涵盖居民生活主要方面 答案：CD

第 2 题.适度的普惠型社会政策是我们A.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B.与现有条件和地方实际相结合 C.覆盖全社会成员 D.涵盖居民生活主要方面

C.多元保障体系D.个人负责 答案：D

第 5 题.1998年后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是（）。A.下降B.上升

C.先上升再下降D.先下降再上升 答案：B

第6题.农村五保供养标准不得（）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根据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A.等于B.高于C.低于D.大于等于 答案：C

第7 题.下述描述中不属于基尼系数的影响因素的是（）。A.宗教B.经济发展水平C.文化传统D.政治制度 答案：AB

第 3 题.在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下述哪些群体可以通过责任共担，提高社会政策的效率。

A.政府B.市场C.社会D.家庭 答案：ABCD

第 4 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所推行的“旧农保”之所以不成功，重要原因在于 答案：ABC

第 5 题.新时期，国家角色在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从（）进行改进。A.强化国家责任

答案：A题.农村五保供养供养内容不包括（）A.供给粮油、副食品和生活用燃料 B.提供旅行补贴

C.供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D.提供符合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 答案：B

第 5 题.下述描述中不属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养老保障措施的是（）。A.《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B.《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

C.《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D.《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 答案：A

多选题部分(每小题4.0分,共20.0分)

B.使政府作用与其能力更好匹配 C.弱化国家责任，发挥市场作用 D.发挥社会组织的参与 答案：AB

第 6题.下列选项中属于我国社会政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的是（）。A.社会发展不均衡B.就业不稳定 C.家庭功能失调D.人口结构转变 答案：ABCD

国家与社会关系 篇6

[关键词] 国家与社会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 政府与社会两手抓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Shb0031）“江苏社会管理创新体系研究”和校重大招标课题“推进管理重心下移与江苏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中间成果。

自从我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重视社会管理创新问题以来，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民生幸福安康的重大战略，并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本文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对社会管理创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自从有了社会就有关于社会的管理问题。西方社会学家们始终围绕“社会秩序何以可能” 展开了艰难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众多闪光的理论流派，近代西方社会产生了以霍布斯、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取向理论和以洛克、亚当·斯密和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社会取向理论。当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则更加丰富，主要涵盖了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理论。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取向”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国家取向的主要理论流派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政治社会学说。其价值的归依是国家。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即把国家视为一种抽象的公共权力的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马基雅维利将国家利益看作是政府行为合法性的源泉；君主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手段要为目的服务，目的可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而国家可以依据“国家理由”行事。[2]

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国家主义理论。他在《利维坦》中给国家下了一个定义：“如此联合在一个人格里的人群就叫做‘国家’。这个人群就是国家的本质，他是一个人格，一大群人通过相互约定使他们自己每一个都成为这个人格的一切行动的主人，为的是当他认为适时的时候，可以使用他们大家的力量和工具来谋求他们的和平和公共的防御。”霍布斯指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让渡了全部权利，而主权者却没有参加契约，因而后者不受契约的约束，其权力是绝对的、至高的、无限的。但是，主权者的权力也是有底限的——为权利让渡者保留保卫自己生命而抵抗他人侵害的权利。霍布斯的国家主义思想虽然坚持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但当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发生对立时，他却倾向于国家权力。他所追求的俨然是国家的安全。但是在当时，与还处在萌芽状态下的社会相比，人们发现，透过国家权力运作的大幕可以发现一个“无限国家”的黑影，这一黑影牢牢笼罩在脆弱的社会之上。按霍布斯的理论，社会确实能够受到国家的保护，但事实上除了那些国家承诺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的自由之外，社会更多受到的是国家权力的支配、侵扰、渗透和控制。霍布斯使国家拥有了保护与支配社会的角色与使命，同时国家也就拥有了相对于社会的绝对优势，从而开创了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一个价值取向，即国家主义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深深地影响了后世。

在霍布斯之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用更加开放的视野将社会看作历史的产物，展开了他的国家理论。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人类的第二种道德组织形式。由于社会是以个人私利为根基的，因此社会中充斥着无休止的冲突与斗争。黑格尔认为，社会的这种天然缺陷只能通过国家才能克服。在他看来，国家不仅代表了一种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同时还能保证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殊利益。因此，黑格尔指出，不仅不应该将国家置于社会的对立面，还要使国家控制社会。黑格尔的国家观把国家路线发展到了极致，以更理论化的言语表达了对国家的崇拜。这种国家理论视野下的国家本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个人和社会都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

（二）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的“社会取向”

近代西方思想家沿着社会取向展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阐释，社会路线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路径。这种理论视角对国家持消极态度，通过社会契约论来倡导社会的先在性，同时又试图通过论述社会在经济领域存在的合法性来证明社会的外在性。这一理论视角的主要代表是近代大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等。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国家之前是人类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所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都占有因自然法而产生的自然权利。因人们滥用自然权利，而使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得不到保障。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人们慢慢地经过明示或暗示的同意，订立一种契约以建立足以保障自然权利的国家和政府，这样，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1]显然，社会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只有工具身份。以契约建立的国家，任务是遵守自然法，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如果统治者违背契约，人民有权推翻政府，由此得出主权在民的结论。他主张，国家基于契约委托所产生的立法权与司法权要对社会负责，国家应采用分权制。

随后阐发相似观点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并通过“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论述了独立的、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经济领域存在的合理性，为“社会外在于国家”的思路注入了实质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与黑格尔提出国家路线的极端理论相似，社会路线的极端理论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主张立即取消国家和政府，建立没有任何政治权威的、绝对自由的社会。近代第一个提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是英国的戈德温。此后德国的施蒂纳、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等学者，也相继提出过各种无政府主义主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蒲鲁东。总起来看，无政府主义者抨击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认为这些弊病的产生是由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他们认为，政府是一种强制力量，会造成人们的屈从，而屈从是产生一切邪恶的根源。人们只应该受自己意志的支配。因此，必须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联合为基础的、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不设立国家政府的绝对自由社会。

20世纪以来的当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归纳来看，主要是从以往“强国家—弱社会”的理论观念，转向以培育和加强“社会”为主要出发点，逐渐形成了做大做强“社会”，限制国家权力，从而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均衡的“国家—社会”的理论走向。围绕这一走向，产生了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新共和主义理论。

其一，自由主義。与近代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不同，自由主义在取向上则走在了前两者的中间。由于自由主义从近代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无法把自由主义的古典理论与当代理论割裂，我们将自由主义放在当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集中呈现，以展现这一理论的完整逻辑与理论脉络。

自由主义作为近代的意识形态，出现于十七世纪。通常而言，当人们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时，一般都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为起点，特别是以约翰·洛克作为第一个真正具备自由主义特征的思想家。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名词起源是比较晚。现在比较通行的看法是，“自由主义”这一称号到十九世纪才第一次被用来称为一种政治运动。自由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倾向，是西方社会的一面思想旗帜。自由主义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信念和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它把自由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把自由看作是社会的组织原则，把自由看作个人与社区的生活方式。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其价值诉求也是多元主义的。

其二，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社群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新集体主义。这种理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发展中是一种新的国家取向，其主要代表有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沃尔策。社群主义是在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逐渐产生理论的。社群主义者认为，自我不能优先于目的和价值，而是目的和价值优先于自我并规定自我。因此，正义就不是优先于善，而是善优先于正义。正义原则是用以规范个人平等选择的权利的，它属于权利的范畴。所以，善优先于正义，也就是善优先于权利。这是社群主义者从社群优先于自我和个人这一立场出发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社群主义倡导集体权利，这里所说的集体就是社群。在他们看来，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的，离开个人的权利就没有集体的权利，而实现了个人权利，集体成员的权利也就得到实现。社群主义者承认个体的权利，同时也强调集体权利的存在。社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但具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而且也具有一致的认同和情感。这样的社群本身就具备了某种生命有机体的性质，从而也就具备了作为权利主体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国家是最重要的政治社群。社群主义认为国家不能中立，要为了“社群的共同的善”这一价值倾斜，而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是实现自我的重要途径。可以这样认为，社群主义是一种“强国家”的社会政治理念。

其三，新共和主义——第三条道路。在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针锋相对论辩的同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又产生了一种新共和主义理论，被形象地称为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新共和主义所倡导的政体是一种混合均衡政体，并且认为这种政体才是人类所能构建的政体中最好的政体，是一种强调平等、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政治模式，它不同于以个人取向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和包含着威权政策的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认为，自由的国家先于自由的个人而存在。对国家自由优先性的强调，充分肯定了个人自由与国家政体之间的逻辑联系，这就是说，离开自由的国家，自由的个人便无从说起。自由的国家是个人自由得以展现的公共空间。[1]

二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我们崇尚的是国家主义。国家垄断所有资源，政府管理所有社会事务，社会没有自主的空间。为了使政府能够包办一切、成为全能型政府，我国在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管理体制。狭义的单位仅指城市中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三种形式：机关单位包括党的系统，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系统及政府系统的各级机关；企业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包括以非物质产品为产出物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组织。[2]而广义的单位除了城市中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外，还包括农村中政经社合一、工农商学兵齐全的人民公社。在这里我们探讨的是广义的单位。这一社会管理体制可以称之为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

（一）产生的原因

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社会管理目标要求的产物，单位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全能型政府需要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三位一体的功能，以行政性、封闭性、单一性为特征。国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从而实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控制和整合，达到了稳定社会和巩固政权的目的。这一体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是经验的惯性。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之后，面对如何将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党只有从自己过去的军事组织经验中去寻找。在战争年代，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管理体制，即“公家人”管理，对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公职人员，包括党群团体、军队、政治机构和公营企事业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个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的供给标准。这套管理体制使党和军队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取得了全国斗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将实行多年的供给制逐步改成了工资制，但“公家人”管理模式却通过单位制度得到了延续。不仅如此，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还将这一社会管理形式推广至全国：在城市，通过政府下属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将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外的零散居民组织起来；[3]在农村掀起人民公社运动，将所有的农村居民都纳入集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为一体的新型社会组织——人民公社之内。

其次是现实的压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从晚清时期开始整个中国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相结合的“总体性危机”。一方面，晚清之后，中国陷入外强入侵与军阀混战连绵不绝的混乱境地，中央政权日渐式微，现代化的步伐步履维艰；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民众处于“一袋马铃薯”（马克思语）或“一盘散沙”（孙中山语）的状态，既不能得到整合，更遑论凝聚和团结起来。要结束混乱状态，恢复社会秩序，使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步入正常轨道，首要的工作就是将全社会组织起来，构筑有效的组织体系，因而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就成为当时选择的最佳方式。

再次是理想的要求。经过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新生的中国满目疮痍，资源稀缺，人口又众多。但是，为了急切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执政党和人民政府背负着沉重的赶超压力。因此，全国自上而下要“一盘棋”，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要实现快速发展，要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当时，这既是党和政府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将全国庞大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于国家最重要的目标任务。所以，选择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存在的问题及后果

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在发挥历史所赋予的作用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形成了“总体性社会”；二是就社会的个体而言，产生了依赖性人格。

孙立平等人指出，1949年以后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1]。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而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单位制这个组织中介而实现的。具体地说，首先，借助严密的单位组织系统，国家的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达到某一特定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目标。其次，由于单位制的高度组织化，社会结构由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这种三层结构变成了现在的“国家—单位—民众”这种新的三层结构，国家可以通过单位将各种讯息迅速传达到民众手中，但民众却没有有效的形式实现自下而上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沟通，社会秩序完全依赖国家控制的力度。再次，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使得全部社会生活呈现出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由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而促成的总体性社会，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式的总体性危机，但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到来，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总体性社会也走到了尽头。

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通过资源垄断和空间封闭，实现了单位成员对单位的高度依附，造就了单位成员的依赖性人格。首先，在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控制的资源都通过单位来调配。对于单位成员来说，单位是生活福利的唯一來源，不仅工资收入来自于单位，而且诸如住房、副食品补贴、退休金、救济金、医疗保障等等都来自于单位。由于体制外没有自由流动的资源，单位成员一旦离开了单位，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单位不仅控制着经济资源，还掌握着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例如，单位控制着转正、提干、入党、出国进修等机会；单位是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合法性的界定者，没有单位出具的证明，就不能登记结婚或申请离婚，就不能外出旅行，就不能购买飞机票乃至投宿住店；单位还负责解决职工及其子女的就业问题等。其次，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还限制了其成员的生活空间。一方面，单位通过提供各种福利设施，如学校、医院、食堂、浴室等，满足单位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大单位还有专门的单位大院，单位人员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这种单位内部的自足性，大大降低了人们在单位之外进行交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单位成员更没有自由流动的空间，单位将每个成员牢牢地固定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调动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整个社会流动是少之又少，因而每个单位成员的生活空间都是相对稳定和封闭的。总起来说，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形成了对单位成员的支配关系；通过严格控制单位成员的社会自由流动，造成了单位成员空间的封闭。没有自由流动的资源，缺乏自由流动的空间，单位成员只有全面依附单位和政府，最终造就了依赖性的人格。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从传统封闭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变化，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取代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都使得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不得不进行创新。其主要动因有：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改革以前，我国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确保了把所有的职工都纳入“单位制”之中。改革以后，这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被逐步打破：党和政府从一开始承认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继而鼓励非公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并存发展；再到支持非公有经济与公有经济进行公平竞争；最后承认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经济本身的实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从而积极推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企业实行改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1]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多样化，都使得原先体制之外出现了社会自由流动的资源，单位不再能全面控制其成员了。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手段主要是行政手段，使企事业单位成了政府的工具和附庸。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市场经济强调市场规律、效率至上。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带来了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国有企业普遍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纷纷改革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以及“事社分离”。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使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的运行基础不复存在。

（三）社会流动的加剧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是对内“关闭”、对外“闭关”；改革开放以后，则是对内“放开”、对外“开放”。所谓对内“放开”，就是指随着流通体制、劳动人事、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的改革，我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在城乡之间，原来附着于土地上的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出现了全国规模的“民工潮”，僵硬的城乡二元格局出现了松动。在单位之间，职员的流动已司空见惯，出现了大量国有企业职工流入外资企业，大量内陆省份人才如教师、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流入沿海城市，单位几乎不再有任何措施可以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正因为如此，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不得不走入历史，必须创新社会管理，这已形成共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创新社会管理，这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笔者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以国家与社会既相互需要、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为理论依据，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政府与社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

社會管理创新要坚持政府与社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决定的。当然，强调政府在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要走老路，重新成为全能型政府，而是要求政府适应我国改革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准确定位，加快有限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法治政府建设。 要按照服务政府的要求，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形势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政府职能定位，在继续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坚持以人为本，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有机结合，通过强化公共服务来达到加强社会管理的实效。健全社会政策体系，将社会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措施，正确处理社会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灵活性和适用性的关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建立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系。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健全科学民主决策程序，特别是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建立社会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社会矛盾。

除了上述政府这只手外，还要充分发挥社会这只手的作用。这需做两方面工作：

其一，加快基层社区的发展。要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完善居（村）民自治，发挥驻社区单位、社区民间组织、物业管理机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区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城乡基层社区自治组织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其二，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要鼓励和支持各种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通过社会组织可以解决好的、不必由政府承担的事项交给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运用财政金融手段调节和引导社会组织活动，通过税收优惠和减免税鼓励社会组织开展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项目购买、项目补贴、项目奖励等方式，发挥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引导作用，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动态管控，规范社会组织运行过程，充分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发展龙头、服务平台作用，推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加大社会组织人才建设力度，规范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行为，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增强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论国家发展与社会体育关系 篇7

社会运动在他们的空闲时间是指公民自愿参加的以增强体质有趣的心身, 增加交流为主要目的的自主运动活动。社区体育管理是体育组织在社会资源的整合, 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管理, 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体育的发展目标进行规划, 组织, 管理, 控制新的综合活动。

随着国家的发展, 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居民强身健体的意识进一步提高,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显着增加, 改善城市和农村公共服务的健身房以及健身器材使其拥有更强大的系统。经常锻炼的居民人数进一步增加, 在城市和农村地区, 进一步提高体能, 更大的发展, 体育和健身设施, 健身丰富的活动, 全民健身更加的丰富, 健身指导和服务队伍志愿者进一步发展;科学健身指导, 继续改善服务, 增加全民健身服务。社会的日益发展, 带动了现在各个行业的兴旺, 人民收入的提高, 从而使人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使人们的目光关注在体育健身这一行业中, 国家也更加注重体育设施以及体育行业的发展。

二.社会体育以及体育社会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 社会体育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的普及和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在国家体育事业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中国, 社会体育是健身, 娱乐, 休闲, 医疗及文体活动指定范围内体育活动为目的。在一般情况下, 社会体育就是公民自身提高身体和心理健康为目标的群众性、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它的参与者主要是广大的群众, 进行其他形式丰富多样的活动, 跨越广阔的领域。从理论上讲, 社会体育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繁荣和改善人的生活标准。老人与残疾人也有具体的体育设施, 城乡体育组织的体育机构和企业, 以及传统的民间体育体育蓬勃发展。然而, 社会的实际质量和运动性能的角度来看, 它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公民个人以提高质量的要求, 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不否认社会转型期,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体育社会发展有消极的一面。它应该指出的是, 在我们的社会是由体育事业的发展缺乏理论也是体育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体育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我相信运动的原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社会化理论作为中国体育的逻辑起点, 作为一个社会的基础体育, 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三者相互关联, 相辅相成的。

三.发挥宣传和导向作用, 为社会体育发展提出支持

社区体育发展应该真实地反映全国设立了体育的概念, 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健身和其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 社会运动模式下的操作灵活性, 并在一定程度上的随机性, 影响效果。当然, 发挥作用的社会运动面临的一个问题, 外部条件是有利的。目前, 我们必须加强传统体育, 民族体育的宣传, 传播现代体育理念, 提取的公共政策因素, 体育法及相关法规, 以加强社区体育发展的建设, 以确保支持和保修政策。同时, 克服虚假宣传运动的社会现象, 形式主义, 完善相关政策, 量化之间的体育管理各方面的政策, 保护和管理额外的约束机制, 相辅相成的。此外, 它应该理顺劳动关系, 认真落实合同制度, 劳动就业制度根据有关规定, 参与社会运动的操作措施, 提供及时的休息时间。

四.坚持走向社会体育产业化之路, 带领社会体育为其提供经济依托

社会体育的活动和长期效应的发挥, 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经济条件的改善和优化环境,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运动性能体育产业手法被广泛采用。目前, 中国的群众体育, 体育产业, 社会体育也不容乐观。例如, 社区体育和竞技体育属性是不明确的, 面临极大的困难, 在社会体育管理, 体育和娱乐已经成为主流的社会体育, 体育基础设施不足, 现有设施的开放, 使用足够的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并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运动的作用油然而生, 社会体育应努力探索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我相信, 我们的社会运动产业加以克服和解决的一些困难。基础设施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布局, 适应社会需要的运动。在发展社会体育, 社会体育海外分散和杂乱无章的体育事业和体育组织成为主力军。社会体育, 群众体育和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品味, 提高其他方面发挥作用。总之, 社会体育, 增强造血功能,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概念, 我们必须创建体育产业在其发展。

五.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并为此作为社会体育的长期发展目标

1995年6月28日, 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社会体育的发展。在实践中, 全民健身计划的时间, 地点和广泛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实施, 体育的社会功能。由于经济条件和地域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差异违反了国家计划的实施。成为阻碍社会体育的整体发展的巨大障碍。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任务比较重要, 范围较广, 我们应该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 社会发展领先的体育和运动。全民健身计划以事先的全国人民为对象而实施, 专注于青少年和儿童。关于这方面的需求,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体育的发展, 体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一部分。健身计划, 创造一个不一般的中学体育与社区体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过社会体育学校的渗透, 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 社会体育健身应该是科学的指导和认真审查, 健身意识的行为带动的社会角色的扩展漂移运动的决定性因素。

六.大众体育的发展将会为社会体育毕业生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十二五”规划将更加关注有关生活方式的问题, 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策略计划, 和城市化, 人口较为集中, 和不同的公共服务, 文化体育和娱乐行业将有很大的发展。实践证明, 全民健身活动的表现超过十年的时间里, 社区体育, 体育广场, 娱乐, 体育, 休闲体育, 户外运动俱乐部, 健身中心和其他形式的体育活动, 组织运动等无处不在的形式, 而随着消费者的逐年曾加, 还将设立一个健身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中国最优秀的和最迅速的, 有钱有闲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体育欲动也将成为公共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体育多元化, 体育生活, 运动的个性化将成为健身的发展趋势。在追求各种形式的身体活动和运动的过程中, 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和培养体育人才的人群单独或集体, 指导和辅导。不用说, 社会体育专业的培训计划, 培训目标只有现实训练学生的需求, 具有很强的能力, 以适应社会, 毕业后在很宽的区域, 而提供一个广泛的, 就业机会将更加乐观。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些老的职业生涯会消失, 而一些新的就业机会, 将正式脱颖而出。如家庭健身指导, 康复, 运动假期, 学习时间, 运动技术技能教学, 传统的健康指南, 减肥健身, 体育教练旅游, 户外运动, 休闲, 运动, 休闲, 等等。总之, 社会的进步, 经济发展是要改变人们的态度, 表现之一就是他们积极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的人, 健康状况改善, 更好地享受幸福, 快乐, 高兴。在社会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但也为未来体育和社会未来的国家, 充满光明和希望。

参考文献

[1].李新建:论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的方向体育函授通讯

[2].李实等:社会体育专业人才需求状况及模式研究[J].体育成人学刊, 2005, 21, (2) :18-20.

[3].荣俊杰等: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的分析与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8, 29, (4) :74-78.

[4].浅谈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看社会体育专业发展前景源于网络

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内涵及其关系 篇8

一、什么是国家

国家一直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任何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行为的影响，同时人们的集体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的意志。在古希腊，“国家”一词用于指城邦;在古罗马，则指一个城市的主体居民。在我国的古籍中，也曾出现过这一概念，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统治的疆域称“国”，大夫统治的疆域称“家”，后来便统称“国家”。到底什么是国家?不同的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学者对国家的解释来认识和理解国家。

（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必须通过集体劳动才能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物品，出现了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原始公有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者除了生产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之外还出现了劳动剩余，这种剩余促使了私有制的形成。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从而“整个氏族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1](347)因此，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这就是国家。”[1](347)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认为，国家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最终消亡，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2](294)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定义仅限于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暴力工具”[3](376)，当然，这并不是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全部含义，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现代国家的界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国家的新的意义。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4](69)“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4](69)在这里，国家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还是保障财产和利益的组织。

（二）西方思想家关于国家的定义

西方学者一般将国家理解为一种公共权力组织形式，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是把政治的动力组织起来并使之形式化的机构。国家包括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制度和权限、原则和权力，它是结构化的关系网络。”[5](42-43)有学者认为：“国家是一种政府结构，通常是独立自主的并有足够的权力来大力贯彻它的法令。”[7](30)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就是一种社会共同体，是实现‘善’的追求的组织形式。”[7](140)这些观点都表明，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秩序和保障而相互订立契约、让渡部分权利而形成的组织形式。

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来定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和洛克。他们关于国家的定义建立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国家是摆脱自然状态的有力工具。”[8](7)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生活是“孤独的，贫穷的，险恶的、野蛮的和不稳定的。”[9](112)为了避免这种生活和由人类竞争本性带来的混乱，人们需要政府。但为了便于管理，人们须放弃在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寻求幸福的自然权利，这意味着个人意志要服从于共同意志，这种共同意志最终转化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从这个理论中可以看出，人们愿意服从国家的领导，将自己的管理权交给国家，是因为他们可以在有序的社会中获益，而不是被迫受制于国家的统治。

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国家是人们之间通过签订契约而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但他同时强调，人们在签订社会契约时，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政府，但他们没有同政府订约，如果政府的行动同大多数人的意志相矛盾时，人们就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

由此可以看出，霍布斯和洛克给国家下的定义均认为国家是建立在人们让渡自己权力的基础之上，但两者也有区别，霍布斯论述的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具有绝对的权力，而洛克则提倡国家的权力是受限的，即国家的权力是为它的成员提供福利的，如果其与大多数人的意志相矛盾，则人们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

以上两大思想发展系列对国家的规定体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把国家看作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另一种是把国家看作是公共权力的集合，是超越阶级的共同体。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揭示了国家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政治统治，二是社会服务和管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不尽一致，其属性的体现主要基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因此，我们不主张把国家单一地看作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或社会管理的组织，事实上国家是两者的融合体、统一体，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体现不同而已。在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国家更多地体现为政治统治，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国家逐步由政治统治向社会服务和管理过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均衡点，这是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政府：国家主权的执行者

在阐释什么是政府之前，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国家的本质。只有清楚了国家的本质，才能理解政府的产生及其本质。

为了揭示国家的本质，恩格斯将国家与原始社会的氏族作了对比分析：氏族和国家均是覆盖社会整体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方面具有一致的内在属性，但国家毕竟不同于氏族：一是国家按地域划分居民，而不是依照血缘关系来划分的。氏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之间血缘关系的不同，而国家则只是按地域划分它的居民。二是特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在原始社会，氏族组织中存在着直接的人民武装组织，这是组织是由氏族成员自发组成的，目的是维护氏族的共同利益。对于国家，构成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有监狱、法庭等物质的附属物，这些东西是氏族社会所没有的。三是税收的形成。向居民征税是氏族社会所没有的，通过征税形成的国家税收保证了国家机构运转的费用，维持了公共权力的运行。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分析认为，上述三个特征并不是国家的本质特征，而是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国家是公共权力的集合体，所以国家要运用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在面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时，它的身份不是某个阶级、某个社会成分的代表，而是整个社会的代表。社会成员之所以肯于接受国家的管辖，就是因为国家具有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的这种身份。[8](9)然而，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在对整个社会实施管理时，国家的权力到底交给谁来具体行使?这个问题无法避免。意即公共权力必须以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为依托，否则这种权力就会悬空。事实上，自从阶级产生以来，国家的公共权力总是掌握在一部分人的手里，是依托于社会中的某个阶级的。进一步来讲，并不是任何一个阶级都能够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只有在经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才有力量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从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当中选出代表，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由这一部分人和相关机构及其形成的错综关系就是政府。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家与政府虽在公共权力的行使方面具有相通之处，但国家毕竟不同于政府。

国家与政府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国家是特定社会中享有主权的政治组织，而政府则是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主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家包括政府，政府只是作为国家要素之一的国家主权的执行者，国家与政府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10](18)国家享有主权，而政府则不享有。关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美国政治学家里普森用一个非常简单、直观的图示表示了政治、国家和政府的这种关系[5](43)(见下图)。

领土、人口和主权是构成国家的三大要素。主权在于国家具有特殊的公共权力，是“某个共同体内存在的一种强制的权力”，[11](382)因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不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2](170)领土和人口是国家权力的作用对象，国家发挥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作用，建立和维护了社会处于一定的“秩序”状态。国家享有主权，意即国家拥有管理自己领土内的人口的绝对权力，那么在实践中由谁来执行国家主权呢?是政府。

前文对政府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已有讨论，那么，到底何谓政府?达尔将政府视作是“在一特定领土内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以事实法规的任何治理机构。由这一领土内的居民和政府组成的政治体系就是国家……政府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对武力可以合法使用的限度作出规定。”[13](28)换言之，国家主权必须通过政府得到执行，如果失去了政府的执行，“国家主权就只能停留在象征层面”。[10](19)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罗斯金等认为政府也是国家的要素之一，[14](34)即国家要素包括领土、人口、主权和政府。国内学者朱光磊等认为政府作为国家主权的执行者，已经包含在主权这个要素中，为避免前后重复，就没有必要将政府单独地列为国家的一个要素了。但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在对国家与政府包含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政府是国家的代表，国家与政府是委托代理关系，国家委托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治理公共事务，政府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因而政府只能在受委托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就是违法。

三、“社会”的概念

“社会”是当今政治科学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但人们往往都不去考虑含义而不加限定的使用它。“社会”是什么呢?马克思在国家及国家本质问题上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的思路。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程度上的产物”，[15](166)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15](166)这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国家萌发于社会，但国家一旦超脱社会又要反过来驾驭社会。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认识，即社会有机体理论，是理解社会概念的重要思路。[16](99)他在批判普鲁东时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呢?”[4](109)从马克思的这段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有机体不仅包括“社会的各个环节”，而且包括“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切关系”。同时，马克思还认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出于变成过程中的机体。”[17](208)这表明，社会有机体包括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层次，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涵盖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关的自然环境(资源)，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以及在生活活动中结成的生产关系，“有机”强调了处于整体当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联系，也强调了整体是一个发展的系统，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中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看来，国家产生于社会，又高于社会，但无论怎样，国家不可能脱离社会有机体，而是处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组织体系和矛盾运动之中。“所以，社会有机体对于国家来说是基础性的，国家处于社会有机体的控制之内”。[16](100)上图也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摘要：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趋同性, 但国家、政府和社会各有其形成的机理和条件, 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对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界定因社会发展阶段、政治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等的不同而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是特定社会中享有主权的政治组织, 而政府则是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 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国家产生于社会, 又高于社会, 但无论怎样, 国家也不可能脱离社会有机体, 而是处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组织体系和矛盾运动之中, 处于社会有机体的控制之内。

对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几点思考 篇9

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由于各个阶段的社会特点差异很大, 也就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的关系模式。

1. 自然经济社会:弱国家-弱社会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 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不发达, 人们之间的宗法血缘关系是构成社会的纽带, 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这种家与国一体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国家与社会功能的弱化。一方面, 社会由各自分散的家族组成, 家族成员对政治等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另一方面, 国家对社会调控能力不强, 不足以调控众多分散的家族。因此, 自然经济社会造就了“弱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2. 计划经济社会:强国家-弱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 我国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全盘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国家掌握着几乎全部社会财富, 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权, 全面干预社会和个人事务。“民间没有任何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 因而也不可能形成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 社会民众只是国家配置资源的被动接受者。”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的社会整合和调控能力, 但致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 社会的自治力量严重不足, 出现了“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

3. 市场经济社会:强国家-强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 国家逐步让渡权力给社会。一方面, 国家控制的具体范围在缩小, 政府对于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企业微观运行等方面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小, 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加强。另一方面,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社会提供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社会力量获得较大发展, 大量民间组织涌现, 人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增强。和谐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在逐渐形成。

二、当前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存在的问题

1. 公民素质不高, 公民意识淡薄

一方面, 我国民众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家文化的服从观念, 例如所谓的“三纲五常”, 使民众在思想上始终以臣民自居, 造成了他们对自身权利的漠视, 对公共权力的敬畏甚至盲从, 对参与公共事务的冷淡。另一方面, 传统社会的家国一体影响仍很严重。导致个体与群体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仍旧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一种从属关系。个体总是通过家庭和亲友等社会关系的支持获得力量和权势, 并想方设法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建立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2. 社会缺乏自主性, 自我管理水平急需改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国家不断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 社会自治权扩大, 社会自主性得到加强。但是从深层次而言, 社会的自治仍然局限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 只是在一个不痛不痒的区域有着相对的自主, 而对于真正能体现自主性的领域反而处于模糊状态。社会对国家权力的下放仅仅持一种无条件接受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社会仍然处于弱势, 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和达到完全自我管理的水平。

3. 国家缺乏公信力, 执政合法性基础降低

“国家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公共权力执掌者能够运用公共权力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能否和谐的关键。”但是,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 消极腐败、慵懒散奢等现象大量存在, 这就大大降低了社会对国家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特殊情况下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危害社会稳定, 最终导致国家执政合法性的降低, 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和谐状况, 国家也就无法起到规范和调节社会的作用。

三、构建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

构建一个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即“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既能保持社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又能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与控制, 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大力发展生产力,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一般来说, 生产力发展快、市场经济发展早的地区, 其社会文明程度高, 公民自治程度也较高。首先, 为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必然要求政府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转变政府职能, 继续简政放权。其次,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能促进人们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等观念的形成。最后, 经济的发展还能带来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发展, 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增强行政管理活动的透明度, 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2. 构建公民文化体系, 增强公民意识

首先, 既要吸取传统文化之精华, 又面向世界吸纳世界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和现代社会的成功经验, 形成显现公民主体意识参与的独特模式。其次, 政府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大教育投入, 转变教育方式, 加强公民主体意识的培育, 建设公民文化, 使之对自身享有的法定权利和义务有自觉的认识。最后,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 塑造独立的政治人格, 在加强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同时, 促进政治行为文明的协调发展。

3. 完善中国社会组织, 增强社会自主性

“中国所迫切需要的事一个自主的和健全的社会, 一个与国家形成适度平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社会。”这就要求健全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体系, 发挥他们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即国家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大的自治空间, 建立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 实现其成员的自我管理, 并确保其正规性、非盈利性和参与性。也就是说, 实现“强社会与强政府”的结合, 在社会能够自治的地方, 国家绝不能积极挺进, 在社会不能够自治的地方, 则必须由国家出面干预, 这时国家才能进入社会。

4. 健全法律法规,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方面, 贯彻依法治国的原则, 把公共权力关进宪法和法律的笼子里, 以完善的市场法规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制约规范权力运行和政治行为。另一方面, 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 简化行政审批, 转变行政管理方式, 将公共管理的权利下放于民;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是群众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健全基层民主制度, “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促进各政党、团体、阶层、群众就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以恰当方式进行协商并形成均可接受的方案, 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摘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问题。本文梳理了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 指出了目前我国目前国家与社会关系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我国构建以“强国家-强社会”为目标的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国家,社会,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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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增科.廉洁政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 (1) :912.

[3]刘京希.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研究概述[J].文史哲, 1997 (3) :104-105.

农民养老:社会公平与国家责任 篇10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日前曾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要以中华民族的孝道做重要的道德保障。”此话一出，引爆民间孝道与国家责任一番辩论：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养老，孝道真的能成就中国特色吗?

反方认为，老有所养，是过去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现实中的福利国家也做到了，中国政府没有理由达不到。更何况，现在60岁的老人都是年轻时奉献了青春，在改革开放中，丧失了国家曾经承诺的所有福利，或者像农民从来就没有什么福利的。基于这个现实，中国当前养老问题的解决之道就该是国家。

正方认为，养老实行政府全包的本就是少数，而且还逐渐被抛弃，比如2004年前的瑞典。中国人口基数大，国力并不富裕，要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遗留的养老问题，还得有中国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千百年来的传统———孝道。

以下，让我们来看看两方观点：

反方(中国青年网)：孝道，当然应该提倡，但不能带有功利的色彩，变成政府拖延或不履行责任的手段。中国这些年财政殷实，社会保障却长期薄弱，目前我国社保基金仅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2%，离国家“十五”规划提出的15%～20%距离不小。养老首先是政府先偿还欠账。

正方(北京青年报、珠江晚报)：除了财力因素之外，我国的一个国情是，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而农村养老保障目前覆盖人群范围窄、水平低，靠政府投入无异于临渴掘井，必须依靠家庭，提倡“养儿防老”度过这个阶段，坚持到政府能够负起责任的时候。

反方(华商报)：孝已撑不起中国的养老。民政部数据显示，我国目前99%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但老人获得福利却呈下滑趋势。50%的子女没法顾及老人的感受，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孝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 远不如政府手段见效快。

正方 (中国青年报) :正因为稀缺, 才更要培育。家庭结构一旦被破坏了, 要想再恢复那几乎是不可能。如果社会保障和服务机构没有发展起来, 传统家庭结构又被破坏了, 那必将发生一场悲剧。幸好, 我们目前还有孝的文化因子。

这场争议本不该出现。就中国传统而言, 孝敬父母, 天经地义。从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而言, 老有所养也是其基本价值之一, 它们本不冲突, 如果制度调配得当, 甚至相得益彰。之所以最终引发这么大争论, 恰恰是政府长期欠账, 又有人突然强调孝道, 让人产生了政府想“继续推卸责任”的怀疑和误解。历史证明, 凝聚国家与社会力量, 实行共同负担、共同受益的现代养老保险制度迄今仍是最成功的制度设计。从政府开始给农民发养老金, 我们能够看到政府的努力。如果有孝, 无疑更能锦上添花。

辩论背后的历史渊源

48岁的老张是来自湖北的农民工，在福州一建筑公司当“小工”已经7年了。虽然每月收入仅1000元，但他还是觉得城市比农村好，在农村也许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靠身体吃饭的他唯一担心的是：现在年轻有力气，但老了怎么办?习惯了城市生活不愿回农村，但城市没有他养老的可能。

老张的担心是眼下农民工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隐忧——农村无法养老、城市拒绝养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农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子女赡养，或依靠土地收入。然而这两种传统的方法难让农民工养老，由于几十年实行计划生育，“四二一”家庭格局加上抚育子女，实在难以承受。农村人多地少，即使是壮劳力，完全依靠土地也难维持温饱，老年人想依靠土地养老更加困难。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承包地，依靠土地养老也不现实。

近年来，许多省市制定相关政策，对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提出要求，但制度设计上存在缴费门槛高、异地接续困难等。多数企业主能躲掉不买就不买，实在躲不掉就少买一些。现阶段推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存在较大矛盾。有的市社保部门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后，城市居民可以个人名义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农村居民则不行。有的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单位，只有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即使务工期间月月缴费不止，也很难跨越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这道门槛，晚年还是与养老保险无缘。

“终于进了看守所:我在这儿挺好的, 已经胖了10斤。”《法制晚报》2008年12月22日报道的一篇题为《69岁老人为进监狱养老抢劫》的文章广为流传，同时也颇引起社会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69岁的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持刀连抢两名旅客，与其他抢劫犯不同的是，他抢劫完了不逃跑，反而在等待被抢者喊叫，以便引警察来抓。接受审讯时，付达信要求办案民警把罪行写重些，当法官宣布因犯抢劫罪付达信被判决2年有期徒刑时，他竟认为判得太轻了，要求法官再好好审审。之所以想让法官多判几年竟然就是为了在监狱“养老”!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一直是一个数量极其庞大但却相对特殊的群体。其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农民对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 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形成的价格“剪刀差”中提供了巨额的工业化资金, 以低廉的工资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但与此同时, 我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建立之初走的就是一条城乡分割的道路, 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险的项目、覆盖率及保障水平等方面均大大高于农村。从目前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实际来看, 只有免费义务教育是全民的, 其他的都主要体现为与身份相联系的救助和福利项目和与正式就业相联系的社会保险项目。

及早谋划, 让老年人口大国养老无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出现了很多“留守老人”、“空巢家庭”。目前，我国农民工达到2.2亿，60岁以上农村老人已经超过1.2亿。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养儿防老”的意义日渐衰微，尤其是对于那些既无劳动能力、又无人赡养的贫困老人来说，晚景更堪忧。上文提到的69岁老人来到北京当众抢劫，就是为了入狱养老，享受监狱的“福利”。这虽然只是一起令人心酸的极端事件，却折射出我国农村养老制度的困境。让亿万农民实现老有所养，不仅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乎国家的公平正义。

新农保指导意见的出台，意味着我们将实现从“养儿防老”到“国家养老”的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中国正在重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亿万农民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长期以来，这个群体义务多权利少，负担多福利少，付出多回报少，在很多方面被排除在国民待遇之外。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却难以与城市人沐浴同一片阳光，同享改革与发展成果。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和农民的期盼出发，我国政府适时推出新农保制度。它强调了国家对农民养老承担的责任，明确了政府投入比例，这与过去农民自我储蓄式养老有很大区别。因此，新农保不仅是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更是整个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步骤。

如果说市场天然追求效率，社会福利则天然追求公平。这种公平性意味着，社会福利作为国家对公民的应尽的义务，国家必须承认所有公民在充分享有社会福利保障上的权利，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中，没有理由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外。以往社会福利制度设计上的“分而治之”的状态，直接以受保障状态将公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国家政权一直深入到了农村基层，但社会福利却没有随之到达。不仅国家未对农民承担起足够的养老责任，农民也不被认作是一种职业，在职业保护等保障上也处于空白。在农民与国家关系上，基本陷入了义务多而权利少，责任重而福利轻的境地。

将所有的公民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不仅是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在完成国家对国民的承诺。随着国民基本福利到达农村，农村社会发展、农民观念变革也将深入，例如仅就农民养老金这一项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要求每一个农村家庭破除“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和意识，但要农民彻底摆脱老无所养的担忧，就必然要求国家切实担负起对农民的养老义务，确立长久的制度保障。

国家与社会关系 篇11

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根据历史经验的教训，比如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放弃了党的领导，反之，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正是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现在面对着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在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及重大事宜时。社会主义法治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法治的过程中要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人民的权益。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将法律凌驾于一切人的权利之上，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

坚持党的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各自的运行范围和规则，但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来保障，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这也标志着党的领导、执政方式的法治化。

党的领导需要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执政兴国，为人民的幸福安康谋福利，维护社会的安定都需要依靠依法治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水平需要依靠依法治国作为基础。当下，面临新形势新情况，中国共产党需要将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协调好社会各方面利益，组织社会关系、使人们在井然有序，安定的社会环境下达到最好的生活状态，促进综合国力的发展，政治稳定，环境友好的战略目标。要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必须推进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依法办事，是衡量国家政治制度的水平的关键。

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脱离法治，就无秩序可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将名存实亡，国家社会的稳定也无从谈起。面对新的世情、党情，党的领导不能像西方那样绝对“民主”去拉票，需要稳扎稳打，才能获得人民的依赖和信任，从而提高权威性，巩固领导地位。依法执政实际上就是用法律的崇高权利约束和规范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约束在各个国家都是重要议题。我国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意识到只有通过法治的才能实现。因此，依法执政成为党领导的最重要战略方针。各级人民政府掌握着公权力，是国家的行政部门，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重大使命，对于宪法和法律的落实也有责任，所以，各级政府的权利是否受到制约，是否按法律办事，是否做到公平公正，都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各级政府如果能够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人民的利益，严格执法，那么一定能够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各项政策的落实。

此外，绝对的权利就可能导致腐败，所以为了避免权利的滥用，党员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坚决惩治，防止以权牟利，只靠说服教育是不行的，还得在党的领导下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也就是依靠法治。只有坚持公正立法、严格执法才可能全面肃清腐败现象的发生。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贯彻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在顶层规划和末端协调方面需要发挥党的协调领导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此外，在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还应该改善党的领导。首先，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领导，确保将党的意见和主张上升到国家意志，通过合法程序将其贯彻实施，帮助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和完善法律，最后通过国家机关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其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需要人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有正确的舆论，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这一些列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宣传和引导，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关系国家命脉等重要议题上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作为执政党，广大党员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法治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发挥思想领导。再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领导。执政党的组织领导主要就是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依法治国的顺利实现，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必须保证党员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始终坚持遵守法律，坚持法治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依法执政时还要摈弃不合时宜的思想，从传统的体制中释放出来，不断与时俱进，树立创新思维，不断推进制度创新，领导和执政方式创新，在法治过程中使党的领导符合时代意义，不断巩固地位。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研究 篇12

一、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简称东盟, 其前身是由马来亚 (现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截止2011年东盟由最初的5个成员国发展为10个成员国, 除了2002年才正式成立的东帝汶为东盟候选成员国外, 东南亚地区其他10国家全部是东盟成员国, 其人口达6.01亿, 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近年来, 东盟积极开展多方位外交,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历史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历史悠久。早在汉代, 随着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的提高,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东南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朝廷派遣黄门 (汉代皇帝近侍内臣的衙门) 中官, 率领招募来的商人水手携带大批黄金丝绸, 远航海外购买海外的珍珠宝石和各种珍奇异物, 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贸易正式开始。

在随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里尽管中间经历了明朝的海禁和清代的闭关锁国等情况, 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一直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 战乱频仍, 东南亚成为中国人大批迁移的目的地。在很多描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影视作品中,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某某又去南洋发财。”新中国成立后,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原因,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中断。1975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总额仅为5.23亿美元,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到七十年代末,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关系的改善, 双边贸易得到迅速发展, 到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创历史新高突破4000亿美元, 同比增长10.2%。

三、中国与东盟经贸现状

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到2011年, 东盟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第一大市场, 其中中国与东盟十国中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是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

与此同时,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向投资也快速增长。由于东盟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相邻, 文化背景相似而且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促进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 同时也引进了许多东盟国家的优质企业。TCL集团、海尔、力帆、长虹、华为等中国著名企业均在东盟一些国家组建生产线或分支机构, 成功进入东南亚市场。同时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也逐渐的进入中国市场。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先后投资入股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股权。新加坡港务集团在大连福州和广州投资经营集装箱港口。还有众所周知的百盛连锁商场是由马来西亚金狮集团投资建立的并成为中国最大的时尚百货之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也是由马来西亚的郭氏集团投资运营。

四、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的阻力

1.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议。

中国南海大部分岛屿被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占领, 并时常发生逮捕中国渔民的事件, 这对双方政治关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双方人民的相互敌视, 极大的阻碍了双边贸易往来。比如,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 到2012年4月黄岩岛事件将南海问题推向顶峰, 这些都严重伤害了两国人民感情和正常的经贸关系。由于菲律宾对我国领土的侵犯。中国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由于中菲关系紧张, 中国国家旅游局为保障人民安全, 发出公告:“中国游客应暂缓前往菲律宾旅游。”各旅游公司都暂停赴菲旅游项目。各大旅游网站也下架了菲律宾旅游线路。赴菲游停摆后, 菲律宾股市连续大幅下挫。同时菲律宾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减少。

2. 西方某些国家利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

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是东盟的主要出口和投资国。其跨国公司基本上垄断了东南亚的经济。对于我国企业进军东盟国家产生不小的阻力。

3. 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

由于国别不同, 东盟国家有各自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些难度会使双方经贸往来产生一些问题, 使经贸往来便利化程度大大降低。

五、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前景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 双边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将更加紧密, 尤其是在服务业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领域, 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正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的市场进一步开放, 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将为包括东盟在内的国外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商机。依据中国与东盟WTO成员国的谈判承诺, 对东盟产品的关税水平在5年之内将削减34%~47%, 快于中国关税平均削减的速度。其次是2010年l月1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加快建设无疑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经验与参照, 进而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第三, 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上台, 一定会合理的解决南海问题, 改善双边政治关系。

随着双边的共同努力,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会把握走势, 积极合作, 加大经济合作范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持续稳定繁荣。

摘要：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双边经贸往来愈加密切, 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阻碍, 面对持续低迷的世界贸易, 中国与东盟应加紧联系排除阻碍, 加大经济合作范围, 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繁荣。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林钰.涉外经贸关系—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