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教育关系

国家与教育关系（精选12篇）

国家与教育关系 篇1

“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是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的本质问题”。[1]国家的视角被引入教育研究的视域中,这一方面是由于教育结构改革中市场调节带来的种种弊端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国家运行机制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热点。然而,研究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的,当代西方学者探讨国家与教育关系的价值取向何在?它可以为我国学者研究该命题提供哪些知识资源?本文对当代西方学者关于国家与教育关系的探讨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梳理和解释,力求回答以上问题。

一、新自由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样不可避免地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

1.国家公共教育神话论。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爱德温·G·威斯特(Edwin G.West)立足经济学的视角,运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Senior)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邻近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供应方效应”(Supply-Side effect)等理论考察了国家公共教育和私立学校起源等基本问题,其重点在于批判国家保护教育。国家对教育的干预意味着“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在教育领域被彻底打破,因此,他不遗余力地试图揭穿公共教育的神话,全面检视“政府教育对保护少数弱小者是必要的”和“政府支持公共教育可以获得邻近效应”两个理论命题的虚假性。所有学校教育,特别是国家支持和保护的公立学校教育,获取了从国家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新权力,它使学校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在国家教育制度和学校团体的自利原则下,学校拒绝向教育的消费者转移这种权力。国家公共教育更加关心组织化的教育利益集团,而不是非组织化的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代议制民主经常挫伤教育消费者的天性,因为它摒弃自由市场,主张国家垄断。“威斯特的这些主张全面控告了公共教育,更直接有力地驳斥了教育应当是一项由税收提供经费的政府服务思想”。[2]“他对国家和私立教育的起源以及经济学的先驱性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的经典”。[3]同样,作为教育券制度的思想奠基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显然反对国家教育权力的无限扩大,反对一切妨碍个人或家庭接受教育之自由的国家教育行为。因此,任何补助应该直接给予个人以“用之于他自己所选择的学校”,这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安排。

2.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二战以来美国的批判教育一直讨论教育民主问题,但是他们很少关注教育在民主国家中所扮演的道德角色。有些学者只是局限于以纯粹的政治和教育术语对此进行讨论。而且,他们采用的理论框架也不适合用来理解教育的角色”。[4]罗伯特·赫斯利普(Robert D.Heslep)从艾伦·格沃斯(Alan Gewirth)的道德理论出发,并辅以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分析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赫斯利普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对格沃斯的道德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修正,他不但提供了一种教育道德责任的普遍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运用到教育的具体方面,如课程、教育平等、道德教育和教育决策等问题。赫斯利普重点论述了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又呈现出问题和推理的层层递进,首先阐述教育实践作为民主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其次详细说明这种功能的哪些要素具有道德义务,最后确定这些要素在民主国家中具有的道德义务。[5]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三大重要思潮之一,亦成为西方教育学者研究国家与教育关系独特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知识资源。值得强调的是,更多的学者是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从批判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与教育的关系。

(一)北美批判教育学派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是批判学派研究国家与教育关系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分析了马克思及列宁与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国家、葛兰西与教育、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普朗查斯(Poulantzas)的国家与基础之间的机能关系。[6]同时,为了寻找殖民地教育在帝国主义结构中的合理定位,卡诺伊借用霍布森(John Hobson)和列宁的理论假设以及曼米(A·Memmi)和法农(F·Fanon)等后殖民理论,提出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教育作为帝国主义结构的一部分,将殖民者国家的价值目标传递给殖民地的各个阶级,使其为殖民者国家服务”。[7]卡诺伊从社会依赖理论和工具主义国家观出发,提出针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依赖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向德国学派奥菲的辩证国家观,认为教育国家机器是社会冲突的延伸。资产阶级对资本积累的追求与弱势阶级对公平民主的向往,构成了社会冲突的两种力量。国家是这两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教育变迁也受这两种力量的影响。因此,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教育面临经济再生产的压力,同时也肩负实现社会正义的理想。[8]

20世纪70年代,批判教育研究的中心是考察学校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教育经济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梯斯(Herbert Gintis)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著作中,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维度,解释了学校系统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了带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校经济再生产理论。围绕这一观点,批判教育学者展开激烈论争,进一步分析了学校教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批判教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阿普尔(Michael Apple)认为,“教育改革尤其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主要是由国家开办的,这就决定了学校教育的本质是一个政治过程。教育往往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而分析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离不开对学校教育中知识、课程与教学等方面的关注,其本质是探讨教育与权力之间的关系”。[9]毫无疑问,“学校是经济和文化再生产的机构。学校并不存在于政治真空中,学校的结构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10]因此,教育应该被看成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自身的行为,而应该关注教育是如何与阶级、种族、性别、控制生产和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相关的。[11]在《意识形态与课程》、《官方知识》、《文化政治与教育》等著作中,阿普尔采纳了葛兰西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身份政治”和“权力多元”、英国伯恩斯坦的新教育社会学、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等理论,同时还批判性地接纳女性主义和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资源,论证了学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功能,解释了美国公共教育制度改革背后所反映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结构性的差异,以及葛兰西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公立学校的改革运动,诸如择校、学券制、国家课程、全国考试等,都是右翼借改革之名,进一步强化精英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行动策略。新保守主义在认同新自由主义淡化国家控制、实行教育市场化的同时,转而又举起回归传统价值的大旗,强调要对国家课程和全国标准化实施质量控制,其本质是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建构强化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阿普尔强调要“戳穿霸权意识形态在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隐秘压制真相,强调多元文化与权力认同,唤醒教师、学生、社区成员和活动分子的自觉抵制意识,致力于反右翼的不懈斗争”。[12]

相对于阿普尔早期注重微观领域知识价值负载的传统,批判学派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吉鲁(Henry A.Giroux)则更关注教育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政治”,他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校文化研究提出,“学校教育是文化政治学的一种形式,学校是通过社会关系构建认同感、价值和意义的场所,这些社会关系使特定的知识形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合法化”。[13]对批判教育学者有过专门研究的托雷斯(Carlos Torres)认为,国家和教育的关系是教育政策和规划的根本问题,国家在社会再生产和教育政策中扮演关键角色。任何关于教育和国家关系的分析应该考虑关系的多层次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从而揭示多种张力和矛盾。

(二)“英国学派”的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英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为思想基础,论证了国家形成与教育发展理论。格林认为,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时序是同一的,国家的形成过程与时间序列决定了民族国家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国家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表明,教育是国家统一和推广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同时,他还用“发展性”国家理论分析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教育发展问题,认为尽管民族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下降,但教育和培训仍然是民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关键因素。与格林相比,罗杰·戴尔(Roger Dale)更侧重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遵循葛兰西反经济主义政治实践观的认识路径,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国家对教育具有最重要的影响,“我们只有抓住国家扮演的不同角色才能完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中教育改革的设想、意图和结果”。[14]通过界定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条件———资本积累、确保资本积累持续扩张的环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国家角色的合法化,并阐述这三个问题及其解决措施之间的矛盾,罗杰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国家机器,教育制度面临诸多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问题。

三、新保守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在当代西方,新保守主义作为与新自由主义齐头并进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曾经占据着重要的主导地位。西方学者关于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新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托马斯·默里(Thomas Murray)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东亚等国家教育发展规划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教育与国家的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所有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教育都处于中心位置。因此,教育应承担的角色是传授给学生基本的科学知识、交往技能和既有的社会价值规范,培养学生认同国家、效忠政府、维护现存秩序的道德品格,从而促进和维护国家的发展。胡安·特德斯科(Juan Tedesco)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对教育的态度,认为拉丁美洲教育的发展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的关系比与生产制度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些国家无法保证最低限度的教育,最关键的原因是国家否认全国课程及已有社会价值伦理和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在教育发展中引进自由主义的做法。因此,对于拉丁美洲部分高外债的国家,更加需要加强和巩固教育国家机器,重视民族传统,提高国家在教育发展中的决策、规划能力。[15]此外,还有学者论述了国家课程、传统价值和品格、标准化测试、基础教育中传统科目等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学校绩效,建立民族整合和国家认同,促进国家发展和国家稳定。

四、女性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性别”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话语之一。在当代西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中,社会性别也成为一种新的分析范畴。许多学者把性别取向作为分析该问题的重要视角,分析国家发展、教育、权力和性别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女性来说,国家、家庭和工作场所存在着交集,而当前国家中的官僚制度是不利于女性发展的。在分析社会再生产和教育,家庭、国家经济发展和教育关系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应该通过性别的概念化来发挥女性应有的作用。索卡·康诺(Sorca O’Connor)论证和评价了国家塑造儿童并为他们提供日常看护服务的正当性,主张国家应该重新界定女性抚养儿童的功能并在国家政策中有所体现。[16]在《挑战国家?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教育实践》中,希尔达·基恩(Hilda Kean)分析了1900~1930年间,英国大量位于教育一线的女性主义教师致力于以自身的方式改革国家教育,她们认为,教育会对国家政治态度产生重要影响,接受教育会带来启蒙和社会变革,因此,教师职业是她们自身获得完全解放的有利工具。而事实上,女性教师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由教育国家机器之外的政治因素构建的,国家会对女性主义教师采取相应的“回应”,所以,她们不可能从政治、组织等方面对国家教育发展政策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五、制度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国家教育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制度问题”。[17]约翰·丘伯(John E.Chubb)等学者借用政治研究中的制度理论,立足制度分析的视角,研究了美国中小学的教育制度,认为美国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制度本身,只有经过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因此,应该在择校、竞争和学校自主权等要素组成的新制度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公共教育体系。这种体系有别于由政府通过政治市场和科层制直接控制的学校体系,主要依赖市场和家长选择,由政府间接调控。同样,“在一个民主、公正的社会中,国家致力于发展学校教育已经是一个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18]有学者考虑市场———市民社会和市场———国家等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以国家为中心建立一个多维立体的制度分析框架,从而探讨国家在教育制度中的角色以及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复杂关系。《教育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更是以“制度”为中心,运用理性选择、组织规则、路径依赖等典型的新制度主义话语分析美国公立教育重建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美国学校的焦点是学校教育制度的重建,强调应该考虑教育与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相关性,通过公共选择来重建国家公共教育。

六、多元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在政治多元主义的影响下,部分西方学者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体现出多元主义的价值特征。海因茨·梅耶(Heinz-dieter Meyer)和威廉姆·博伊德(William L.Boyd)等学者探讨了多元化社会中的教育与国家发展问题,认为在西方社会从文化、权力的社会同化论转向文化、权力的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必须从市民社会、市场、政府国家和家庭的互动关系中来重新认识教育和国家政策的相关问题,强调在教育改革中需要平衡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等各方多元化的利益和力量。同时,在关于多元主义和公共学校的局限的讨论中,学者们侧重于从多元主义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分析了国家教育及其自主发展的不可兼容性,认为学校教育自主发展应该倡导多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提出一种能促进个人和学校发展的多元主义政治策略,反对共同的国家教育,追求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法格林兰(Ingemar Fagerlind)等学者认为,教育过程的参与者是多元化的,所有这些参与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要解决教育与发展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国家的角色。教育决策将代表谁的利益和谁的优先权,而国家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协调教育和发展的目标,这些是教育与国家关系的基本问题。

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是充满争议的棘手问题。当学者们立足各自立场和视角探讨该问题时,无疑会形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在研究倾向上呈现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多元价值取向;在研究路径上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特征。毋庸置疑,这些都将为我国研究国家与教育的关系,甚至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现实建构提供一定的知识资源和理论参照,但仍需我们批判性地甄别、筛选和运用。

本文责编:滕珺

国家与教育关系 篇2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我国沿海地区的水平之间差距日益拉大。东部地区在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投资环境等方面要比少数民族地区优越，资金大批向东部流动，导致东西差距的日益扩大。当少数民族面临生活困苦、社会就业的时候会面临极大的心里不平衡，从而导致民族间的冲突产生。少数民族地区对资源占有一大部分，但从开发利用上来看还远没有从中获得足以使经济飞速发展的作用。这也是经济上的不平衡之一。

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关系重大。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济发展迅速，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与进入社会主义之前的时期有了极大的好转。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但是民族问题依然是我国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以及我公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在转型期间，就难免会涉及到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民族矛盾。民族矛盾一旦产生，如不及时解决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在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伴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逐步解决的。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与社会发展总进程以及改造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问题是很多国家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各民族的人口、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是多样的。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有长达2.2公里的陆地边境线，约有1.9万公里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沿线边境分布的135个县、旗、市辖区中，有107属于民族自治地方。在沿边境线居住的大约2200多万人口中，有近半数是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与30多个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如果没有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的话，西方的反华势力与我国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加以勾结，会对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二，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民族问题经常不是单独出现的，它往往与宗教问题、城乡问题、地区问题交织在一起。例如我国的西藏问题。它是以十四**喇嘛为领导的，以宗教为指导的精神的一种分裂活动，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西藏流亡集团自1960年成立以来，已经有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来已基本适应了国际的环境，并集合西方现代政治体质及西藏过去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这就涉及到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另一个特点——国际性。我国有30多个跨界的民族，占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一多半，与别国的民族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在思想感情与民族心理上有着许多共同点，民族间往来频繁。在我国西藏，极少数的分裂分子无视历史，扭曲事实，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在国内制造骚乱暴动，破坏西藏的安定团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们和国际社会，制造所谓的“西藏问题”，企图使之国际化，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所不能答应和容忍的。我国新时期的民族问题还具有长期性。我国的民族问题有一部分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并且民族意识有时还在增强。民族利益的协调问题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民族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可以一下子发展起来的。因此就决定了民族问题还需要长期解决。民族问题还具有敏感性。民族间也许会由于风俗习惯不同，了解程度不深而造成不尊重对方的误会。“民族，宗教间无小事”说的正是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民族问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通常可以归结为这几个诱因。经济诱因是重要原因。政治诱因也是民族问题的诱因之一。在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是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压迫已被消灭。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一些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还在，危害着我国的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另外，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还在，国际反华势力还企图利用民族问题为突破口对我国进行颠覆、渗透、分裂活动。这些分裂活动有些以暴力事件的形式出现，暗杀、纵火、投毒、打砸抢一系列事件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安定。文化思想诱因也是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各民族由于各自的历史、生活环境等条件不同会导致某些方面的文化不同甚至会冲突，所以，在处理文化思想方面也会有矛盾。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对待我国的民族问题国家应该要做到一下几点才能使民族与国家关系更加稳定繁荣和昌盛。

基础设施的落后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优先发展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从而改善民族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最主要的是交通，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断地被贫困地区的发展所验 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倾向于民族地区，给予民族地区和谐发展最有力的政策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的投入和税收的减免。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于渔”，一词国家可以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等搞好旅游事业，也可以将东部发达地区好的发展思路引入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

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使我国各民族和谐发展。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受国家领导管理体制的绝对制约。但由于受到政治体制方面某些外部或内部条件的限制，民族自治常常难以得到完全贯彻落实，因此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加强完善和调整。

加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制的重要手段。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的目标是，使民族地区自治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多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各重点高校可以适当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录取比例，重点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科技、管理人才，尽可能做到人才的合理使用和科学管理工作，使其充分发挥才干。要多宣传对民族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树立民族英雄形象。民族地区要有领导、有计划的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基层、上级领导机关和综合部门挂职锻炼，考察学习，交流经验，开阔视野，增长才能。在少数民族中选拔培养高层干部，保证各民族在中央都有自己的代表和发言人，切实保障各民族的权利得以实行。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论文题目：论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班级： 嵌入式121 姓名： 姜鹏

学号： 124112010

评分标准：

1、论文中心思想明确。

2、结构完整，论据（论述）充分。

3、理论联系实际。

4、语言通顺、连贯、逻辑性强。

20分）得分: 50分）得分: 20分）得分: 10分）得分: 总分:

解读司法与国家的关系 篇3

关键词:司法程序;路径;司法系统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2-0175-01

1 核心概念

《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从比较法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了程序的结构和原则。作者首先分析了国家权力和政府的角色,然后讲述了他们与程序形式和结构的联系。作者利用他丰富而极负深度的知识,介绍了古代和当今的程序知识,展示了他对理论和现实相互关系的关心。对于学习诉讼法无论是学习民事还是刑事程序的学生来说,达玛什卡的著作有着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使得如今迥然不同的司法程序能够得以比较和分析,他的分析路径使得我们深刻地理解到:程序的结构和实践是特定的政府结构以及政治和经济观念的产物。这本书探讨了所有的程序在基础层面都因为两种考虑而被塑造和区分:①法律秩序是官僚制的还是协作制的。②正义的目标是被视为对法律的执行(能动型国家)还是对争端的解决(回应型国家)。理论上,这样两种并行的观点将导致四种范例:科层型权力组织的政策实施程序;科层型权力组织的纠纷解决程序;协作式官僚组织中的纠纷解决程序;协作式权力组织的政策实施程序。一种程序可能折射出多种以上范例的特征;而它其余的特征则有可能属于特定的一种程序。从第一和第四种范例中衍生出的程序安排差别是最为显著的。然而,在重要的相似点在迥异的程序安排中仍然可能会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必须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寻求理解。

2研究路径分析

2.1权力的组织形式

达玛什卡教授首先讨论了权力的组织形式。他把其二分为科层式理想型和协作理想型然后探索了每种理想形式的程序含意。对于每种模型来说,区分和决定彼此差别的要素是:①运作系统的是职业的、永恒的官员还是没有经过训练的、短时间的个人;②系统里的成员是否被安排进了严格的科层之中;③决定是依照技术性的标准制定的还是无差别的普遍的社会标准。

科层式理想型的官僚体系,达玛什卡教授讨论到,是这样一种体系,它以一群在严格的科层制度下的职业化官员作为标志,这些官员根据技术化的标准来制定决定。协作式理想型从另一个方面,鼓励依靠世俗的官员,水平状态下分布的权威,在决定争议时寻求实质正义的标准。作者提出的结构分析和理想类型是在领会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冲突与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基础上,达玛什卡分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关于司法的管理方式的历史内容,他认为前者与科层制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而后者则对应协作式理想型。这些亲和力似乎产生并且维持了与理想型相联系的特征。

2.2政府的职能

考虑到司法的管理结构和权力组织形式之间紧密的联系,达玛什卡教授讨论了关于政府职能:回应型国家和能动型国家。前者仅限于提供支持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每个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它管理的手段肯定是由自然生成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管理。国家不会期望存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截然分开的情况;没有国家所固有的问题,只有社会和个人的问题。能动型国家则相反,它的作为不仅仅限于实行几项具有推进性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它推行或者朝着一个全面的理论去努力,这个理论认为应当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这个理论也被国家用作一种包含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改善的基本概念。

2.3对实际程序系统分析的应用

在第六章“权力和司法的类型”达玛什卡教授讨论了一个广泛的司法系统,这四种模型(如前文)既包括了历史上的也包括当代的。这段讨论显示了利用纯粹模型来分析复杂人类事务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社会主义的形式诉讼程序是一种显然的能动主义的科层制系统,这种系统对案件类型的限制以及文革时期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都是对此很好的应证。专制普鲁士以及苏联设置的民事诉讼程序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但是特征却并不明显的事例,这些事例是政策实施型科层制度的很好例证。接着两种纠纷解决程序被考量:一种包含于科层的官僚制中;另一种包含于协作式体系中。在这里,文章比较了大陆法系的欧洲的民事诉讼程序与英美法系在历史以及当代中的类似情况。欧洲大陆法系程序安排的特征可以被理解为反映了在这些体系中科层制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当代的协作式官僚体系促进了英美程序的形成。

参考文献:

国家与教育关系 篇4

一、激进的排斥模式

这一模式是指在公立学校中禁止开设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课程,禁止一切带有明显宗教性质的活动,包括佩带有明显宗教属性的标志。法国是这一政策模式的典型代表。

法国将宗教教育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主要由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所倡导。尽管法国天主教教会及神学家极力反对,但在涂尔干和他的学生的推动下,法国终究推行了世俗的道德教育。1882年法国《贝尔法》规定,公立初等学校不再进行宗教教育,允许学生家长在假日期间在学校之外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取消教会对小学的监督权;对6～13岁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该法律将宗教教育排除在公共教育之外,每周留给它一天(休息日)的校外教育时间,确立了宗教教育与公共教育的关系。1886年《戈布莱法》17条规定,只有世俗人员才能在公立学校任教,以法律的形式将所有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的所有成员都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1905年,法国通过关于宗教与国家(政教)分离的法律,规定共和国保证信仰自由,保障宗教仪式的自由进行,但国家对任何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既不给予承认,也不给予资助。[1]意味着将宗教排除在国家之外。

在此基础上,法国在1946年《宪法》序言中规定,在所有阶层进行“免费的世俗化公共教育”,以宪法的形式对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给予确认。在1958年《宪法》中又明确规定,法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共和国”,将世俗化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这也成为法国维护公共教育世俗化的根本法律依据。

近年来,随着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新兴及外来宗教的迅速发展,新的宗教文化不断冲击着法国政教分离原则,特别是宗教与公立学校相分离的原则。其中引起法国各界颇为关注的事例就是穆斯林移民孩子就读于法国公立学校时他们在学校的穿戴问题。为此,1994年,法国教育部发布了禁止教师和学生在公立学校校园穿戴“政治化和宗教化”的指令。2004年2月10日,法国通过《面纱头巾法》,禁止学生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包括伊斯兰的头巾、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和犹太教的小帽等,学生违反此法的,可能被学校开除。[2]这些政策和法律依据法国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鲜明地反映出法国对公立学校宗教问题所持的激进的排斥态度。2004年11月19日,法国最高法律机构宪法委员会对政教分离原则第一次做出正式解释,即“禁止任何人利用宗教信仰摆脱管理公共单位同个人关系的公共规则”。[3]这一解释明确确认了法国政教分离原则的排斥性,承认政教分离的公共规则高于个人宗教信仰自由,坚持了公立学校对宗教自由的拒绝。

从上述法国处理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的法律、政策中可以看出,法国极力将宗教严格限制在教会、家庭和私立学校等这些“私领域”中,把所有带有宗教性的活动、标志完全排除在公共教育之外,体现了法国的民族特性和法国人在处理问题时强调理性的“普遍原则”。

二、温和的分离模式

这一政策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正式的宗教教育课程,禁止在公立学校举行宗教活动,但却允许在公立学校的课外活动时间,学生在自愿的前提下举办和参加宗教活动,承认学生的宗教自由。美国是这一政策模式的典型。

1791年,美国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其中涉及宗教问题的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就是著名的设立分句和自由实践分句,它确立了美国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两个根本原则,即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也成为后来美国解决宗教和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关系问题的主要宪法依据。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本着教育乃是地方性事务,最好留给教育工作者自己处理的原则,很少关注教育问题,即使是州级法院也极少审理有关教育的案件。自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最高法院把第一条修正案用于公共教育,就如何处理公共教育中的宗教问题形成众多的判例,从而以司法的途径确立了美国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政策模式。1947年最高法院在“艾沃森诉教育委员会案”中,首次把设立分句用于教育案件中,并对其含义作了解释,认为政府不得确立州教或国教,不得参与宗教事务,不得以立法偏护或歧视宗教,不得干涉个人宗教信仰自由,不得征收任何数量的税收以支持任何宗教活动或机构。用杰弗逊的话说,设立分句反对用立法确立国教条款,旨在树立起一道“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墙”。[4]这一要求政府保持中立态度的判例成为以后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准则。例如,“麦克勒姆诉教育委员会案”(1948)禁止将宗教价值观列入公立学校的课程和教育计划,认为如果在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州政府就有支持宗教的倾向。[5]“恩格尔诉维塔尔案”(1962)和“阿宾顿诉谢普案”(1963)禁止在公立学校每天早晨上课前的公开祈祷和读圣经活动,认为课前的公开祷告和读圣经活动违反了宪法修正案政教分离的原则。[5]

然而,学校教育的世俗化绝不意味着宗教完全被排除出公立学校,政教分离并不是绝对的。正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Chief Justice Burger)在“雷蒙诉库尔兹曼案”(1971)的裁决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以前的裁决未要求完全的政教分离,从绝对意义上说,完全的分离是不可能的。是否牵连、目的为何以及影响范围是判断是否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三项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一概排斥公立学校中的宗教。[7]因此,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在坚持政教分离、禁止公立学校支持宗教原则的基础上,也在一系列判例中体现出其在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上的温和性和对个人宗教自由的尊重。如“威德玛诉文森特案”(1981),最高法院裁定该所州立大学不让学生团体利用大学设施“从事宗教礼拜和教学活动”不合理,认为学校借场地和设备给学生在课外办这类活动并没违宪。[8]“华莱士诉贾弗里案,,(1985),最高法院在判决亚拉巴马州“授权学校可开辟一段静默时间作为默念或自愿祈祷之用”的法律违宪的同时,却判定该州另一项“授权州内的公立学校举行一分钟的静默时间‘作为默想之用””法律的有效性。[8]1990年“西部社区学校教育委员会诉茉珍斯案”宣告《公平准入法》合宪,并纳入作为判决的依据,判决在公立学校成立“宗教性社团”是合法的。[8]2002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规定新生必须阅读哈佛大学塞尔斯(Sells)教授的著作《认识古兰经》,并举行讨论会共同研讨。一个保守基督教团体和三名新生宣称这个规定是在推广伊斯兰教,违反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应予以禁止。他们要求法院向北卡罗来纳大学发出禁令,北卡罗来纳大学则辩称在“9·11”恐怖攻击之后,要求学生阅读这本书,是因为全球有10亿伊斯兰教徒,而美国学生对伊斯兰教思想却很陌生。校方律师也特别强调,这项阅读规定和随后的分组讨论是提供学生宗教方面的通识性教育,与传教无关。结果,法官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认为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宗教方面的通识性教育并不违宪。[11]

在美国,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问题主要是通过司法的方式解决。综观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司法系统严格执行在公共领域中施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时在有关诉讼中阐明政教分离并非反宗教的实质,从而体现了美国在宗教问题上的中立。

三、积极的包容模式

这一政策模式是指在公立学校设置以宗教知识为主的宗教课程,把宗教课纳入到公立学校课程体制中,并允许学校从事尊重学生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有合理规范的宗教活动。英国是这一政策模式的典型代表。

与法国、美国的政教分离、宗教与公共教育相分离的原则不同,英国在处理宗教与公立学校关系时不是力求互不干涉、界限分明,而是一种积极的包容模式,宗教被纳入到公立学校课程体制中。英国在1944年通过一项教育法案,规定在中小学必须教授宗教课,而在此之前,宗教教育在中小学是可有可无的。这项教育法案还要求每一个学校每天都要举行集体礼拜。英国教育当局将法案所指的宗教界定为基督教,宗教课则是圣经研究,[8]这在当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时85%以上的英国人是基督教教徒。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英国民众宗教信仰的组成产生了变化。在一些都市地区,亚洲、非洲和欧洲移民带来了多种不同的宗教。于是都市地区的一些教师认为,宗教课程不应只限于基督教。同时,英国人对许多外国宗教也开始感兴趣。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的情况下,英国人对各种宗教的看法渐渐更为平等和尊重,也比较能从不同信仰者的角度去对待各种新传入的宗教。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有些地方教育主管机构正式重新规范宗教教育,即将宗教教育范围扩大到基督教以外,也强调宗教教育是教宗教知识而不是促成学生的宗教信仰。

1988年英国国会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方案,这个法案的目的在于提升“学生在心灵、道德、文化、心理和生理上的发展”。这个法案明确规定了宗教教育是中小学课程中的主要科目,宗教教育必须反映英国以基督教为主的事实,但也一定要考虑到在英国境内其他各种主要宗教的存在,把过去的宗教教育范围扩大,由主要进行基督教教育扩展到几大宗教知识教育。宗教教育课的具体内容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进行,可以体现各宗教传统在当地生活中的位置(当然是以基督教为主),但对小学生进行的宗教教育不得带有教派特点,尤其不能向小学生传教。所有的学校必须每天做基督教的集体礼拜,但不能是特定的基督教教派的礼拜。此外,如果校长认为这样的礼拜仪式对全部或部分学生不合适,学校经过地方咨询委员会的同意也可以举行不同的宗教礼拜。[8]更重要的是,学生家长有权提出申请让他们的小孩不上宗教课和不参加宗教礼拜。这对少数派宗教信徒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学校的宗教教育不可能照顾到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特点。1991年3月18日,教育科学部在致教育主管官员函中指出,在教学大纲中,必须明确指出基督教及其他主要宗教是可被教授的范围,也必须说明宗教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英国宗教教育何以不能将之摒除的原因。2004年10月27日,英国教育大臣查理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公布了英国第一份全国性的中小学宗教教育指导大纲,要求学生不仅要了解诸如耆那教、波斯教等不太熟悉的宗教,还要学习各宗教间的共性和冲突,目的是增进对世界的理解。同时,要通过宗教教育来推动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4]

由此可见,英国本着经验主义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教育活动的社会实际出发,合理吸收宗教教育的成分,并依据现实的变化逐步扩大非国教徒的政治权利,在教育领域力图维持国教会——非国教会——政府这三者之间一种包容的、非激烈冲突的模式,达到促进不同信仰者间的相互尊敬、了解与包容的目的。

四、协调的伙伴模式

这类政策模式是指在公立学校设置广泛的包括传教性质的宗教课程,并允许公立学校进行尊重学生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有合理规范的宗教活动,达到宗教与公共教育的相辅相成。德国是这一政策模式的典型。

德国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教会与国家、教育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虽然德国在1919年《魏玛宪法》中有不设“国教”的规定,但是宗教的庞大力量足以让它在宪政体制下享有一定的特权,从而在《魏玛宪法》中有应保留宗教在公共教育中的地位的规定,而且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和教会就此问题达成妥协,即公立学校将宗教课程纳入正常教学体系,教会则扮演辅助的角色。这种宗教与公立学校的合作模式又在1949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得到了确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整个教育制度应受国家的监督;子女教育权利人有权决定其子女是否接受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是公立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但无宗教信仰的学校不在此限;宗教教育在无损于国家监督权的情况下,可按不同的宗教教义进行;不得违背教员意志而令其承担宗教教育的义务。[8]

除了宪法上的强制性保障外,在法治的原则下,教会与州政府还签订契约,作为双方在宗教课程上共同合作的基础。这些契约主要规定:宗教课程是公立学校正式授课科目之一,不得排在边缘时间或受到不平等待遇;宗教课程指基督教宗教课程、天主教宗教课程或其他宗教团体的宗教课程;学校有义务为宗教课程免费提供空间及设施;课程计划、教材和教科书等宗教课程教学资料需得到教会或宗教团体的同意才准予使用;主要由教会或宗教团体的神职人员担任宗教课程的教师;宗教课程的教师在不妨碍国家监督权的前提下,接受其所属教会或宗教团体的教义与规定的制约;学生的宗教礼拜仪式是教会或宗教团体的活动,学生与教师并无参与义务,其仪式原则上须在课外时间举行,只有传统的在课堂中进行的祈祷仪式及学年开始和结束时的宗教典礼不在此限。[8]由这些约定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契约化”。国家承认教会在宗教课程方面有特定的责任范围,教会则需遵守“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得在宗教课程以外干预国家的教育管辖权,从而形成了德国宗教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合作关系。这是现代德国在宗教教育上与其他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

不过,近年来,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宗教本身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下,抵挡不住日趋世俗化的社会变迁潮流。学生们已经缺乏共同的宗教经验,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受到挤压,在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程的正当性也不免动摇;另一方面因为东德和西德的统一,原东德地区长期受到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灌输,对于引进西德式的宗教教育极不愿意,甚至反过来促进新型伦理课程取代宗教课程。这些现象反映出,德国长期实施的宗教教育已受到种种质疑。

结语

教育世俗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西方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般都遵循了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的原则,并以此来处理公共领域中的宗教问题。不论是哪个国家的何种模式均顺应了政教分离的历史潮流。就宗教教育而言,如果一种宗教或一个教派在“私领域”(教堂、寺院、私立教会学校等)内进行,这种宗教教育无论何种类型都不会有问题,但放在“公共领域”的各级公立学校中,就会产生极大的争议。作为公共领域的公立学校不能违背政教分离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不能强制学生接受某种或某个派别的宗教教育。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文化的提升、国民精神修养的熏陶有积极贡献。尤其是世界诸多制度性宗教对人类社会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国家不论采取哪一种宗教与教育关系的政策模式,都应考虑到宗教与文化传承的密切关系。当然,宗教也并非不可或缺。尽管宗教还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的力量,但现代社会许多重要的伦理道德却并不必然与宗教有关。因此,西方各国在允许学校开展通识性宗教知识教育的同时,在以宗教实施道德教育和信仰教育的问题上却保持谨慎。

一个国家具体实行什么样的宗教与教育关系政策,受该国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制约。西方各国宗教与教育关系政策模式的多样性,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国家对宗教的价值与功能的看法以及宗教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种政教关系和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的政策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和诸多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因此,不可空想一种所谓永远适用的政策,而应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结合社会现实和宗教问题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教关系及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的政策模式。

如何具体处理好宗教与公共教育的关系也是当今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西方国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应对这一问题的有益经验,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学习和吸收。

参考文献

[1]郑菘.国家、教会与学校教育: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研究(从旧制度到1905年)[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21.

[2]何农.法国要求学校“非宗教化”说明什么[N].光明日报,2004-2-20(C1).

[3]莫里斯·巴尔比埃.关于法国式政教分离的定义[DB/OL]. http://www.fulei.org/revue/archieves.ip? locale=zh_CN & date =octobre_2005.

[4]Kern Alexander and M.David Alexander,American Public School Law.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2,pp.124-125.

[5][6]Warren A.Nord,Religion and Rethingking American:A National and Education Dilemma,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p.115-116.

[7]Adams,A.Is the Supreme Court Making a Significant Shift in Church-state Jurisprudence?D.M.Kelley.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Religious Affairs,ⅡNew York:Pilgrim Press,1986,pp.69-78.

[8][9][10][12][13][15][16]瞿海源等.宗教教育之国际比较及政策研究[M].台北,188-194.153-155.

[11]释恒清.宗教教育辨义——兼论宗教研修机构体制化的问题[A].内政部.宗教论述专辑:宗教教育及宗教资源应用[C].台北:内政部编印,2002.273.

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作文 篇5

七十二年前的那一天，中国发生的巨变，我只能在历史书里看见。可是这十六年间的每一天，变化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我没有经历“非典”，却经历了新冠肺炎;我没有看见万隆会议上的“求同存异”，却目睹了“一带一路”上的温情流淌。七十二年对于我来说太过漫长，我错过了我的祖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但在我有记忆的这段时间里，我用心记录了她的点点滴滴。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智能手机了如指掌，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从不知道网络上有那样多的新鲜事物，不知道什么是流行，不知道作业里的难题在手机上就能得到解答，更不知道校园以外世界的模样。到了三年级，第一次接触了网络，我才终于睁开了蒙昧的双眼，见到了更广阔的天空。初中，我们新增了“人机对话”。这是我此前从未尝试过的。我终究是不知，电脑是怎样审查那一份份各异的音频的?高一这一年，我第一次上了网课。和在教室上课完全不同的感受，又一次震撼了我。如今，我再一次回想起曾经的无知与幼稚，想起那些尚且狭隘浅薄的日子。我知道我的祖国和我一样，有过跌跌撞撞的时期，我也知道，我所感受到的变化，正是来源于她的成长。我的祖国，我想知道，面对着未来的机遇与挑战，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有着期待与不安?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我想知道，我的感受，你是否也感同身受?

我在一天天长大。我以为“两个一百年”离我很遥远，可是今年，就已经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以为你所制定的那些宏伟的计划，都太过漫长，可是那些数字、那些年份，已然向我越靠越近。在20__年，我竟是初次体会到，我们之间并不存在隔阂，我们浑然一体，我们休戚与共，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景，面对共同的挑战，我们同样地努力拼搏，我们共同成长。

我正值青春，而你亦是少年。

你有着五千年的厚重积淀，沧桑却不苍老;你有着无与伦比的勇气与赤诚，恰似少年，恰似骄阳。你像少年一样地拼搏，像少年一样敢想敢做，你像少年一样地做梦——中国梦，梦里是腾飞的巨龙!你是早早肩负起重担的少年，你的双肩比其他人更宽阔，你的胸襟比其他人更旷远。你的目光坚毅，昂首阔步，如我，如千千万万中国少年!

国家建设与乡土社会信仰关系研究 篇6

关键词：乡土社会信仰；国家建设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17-01

乡土社会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伴随着改革的推进与社会的转型，乡土社会信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活跃的状态，尤其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研究乡土社会信仰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有了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生活往往占据首位，而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乡土社会信仰在这种世俗的理性中相对弱化。

一、国家建设

西方语境中的“国家建设”存在“nation-building”与“state-building”之分，前者强调国家认同构建，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而后者更加强调国家制度体系建设，表现为一个“技术过程”[1]。而“state-building”又存在多种译法，“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形成”、“国家建设”。在国内，许多学者将前者对应为“民族国家构建”或“现代国家建设”，而将后者对应为“国家政权建设”。有研究者认为国家建设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国家权力日趋集中化和对社会的有效渗透”、“高效官僚体制的确立”以及“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兴起”等维度[2]。

本文在使用“国家建设”一词时，将同时涉及国家认同、政治合法性构建以及围绕国家政权所进行的各项制度体系建设等多重内涵。作为国家形态的历史转型过程时期，国家建设同时囊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本文的分析框架将“国家建设”与“乡土社会信仰”关联在一起，就两者的内在关系而言，特定时期下国家建设是乡土社会信仰的宏观情境因素。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二重性造就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命题—权力控制的重新诊释。

通过对以国家建设理论为基础的我国国家政权与乡村关系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国家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情景下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和完成路径，历史的发展则赋予了国家构建理论新的元素，并使之不断地发展、完善。

现代国家建设不仅仅体现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上，还体现在“民主—国家”构建上。“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所要解决的是统治权行使范围问题，“民主—国家”则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所要解决的是现代国家根据什么制度规则来治理国家的问题。建构“民主—国家”的目的就在于能以法律制度的方式确认其本国国民为享受法定权利的公民。公民权利是主权在民原则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主权在民和公民权利可以说是现代“民主—国家” 的两个基本准则， 并体现在国家基本法律制度之中[3]。

我国还未成功完成对“民主—国家”的构建，国家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公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民主和法制还没有深入人心。社会发育只处于初期，行政对市场的放权还不到位，公民权利的实现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别，在有些落后的农村地区甚至得不到保障等等。

二、乡土社会信仰

乡土社会信仰，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具有抽象的特征，具体化为空间的物质形态，如雕塑、建筑等，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关系、结构、秩序等。

在我国乡土社会中，既存在民间信仰、象征、仪式等小传统，也存在儒、道等大传统，也存在从西方引入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制度化宗教。小传统和大传统构成我国的本土性信仰，而制度化宗教属于外来信仰。外来信仰有明确的传人、严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其仪式性上。我国的本土性信仰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而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信仰具有明显的扩张性。这是我国的本土信仰和外来信仰最大的区别之处。民间信仰、象征、仪式等小传统具有地域和地方特色，都是在漫长的地区发展中形成的，具有保守性。儒、道等大传统，虽然被政治化到全国范围内，但其自身仍不具有内在扩张性和外在进取性。而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信仰却具有明显的扩张性，鲜明体现在其传播方式上，它们采用主动说教、劝诱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在我国的本土性信仰中，民间信仰、象征、仪式等小传统是最体现特色的一部分。民间信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种全民性的信仰。据调查我国农村有70%以上村民具有这样的或那样的传统世俗信仰现象。民间信仰与象征、仪式共称为我国的“民间宗教”，如王铭铭教授所言“中国民间的宗教文化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三大体系[4]。

三、国家建设与乡土社会信仰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消解和重构，传统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失落与重建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如今农村地区的民间信仰，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出现，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行为为经济利益驱动，尤其在农村地区，信仰者更多的是带有功利的目的去信仰，为发财、为保平安、为身体健康等等，信仰方式仍是传统性质的。

信仰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作为人们心中对某种象征完美高尚对象的信服、崇拜和期望的一种精神信仰，一方面是对周边生存环境和发展状况作出反映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影响着民间信仰者的思想活动和行为方式。

在乡土社会中，由乡村信仰产生了民众与国家和基层政权、民众与国家宗教制度、民众与民众、基层政权与国家权力等各种交织的复杂关系系统。为构建“民主—国家”并使之与“民族—国家”构建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而努力。

参考文献：

[1]Lun， Mary. Reconnecting Joined-up Approaches： Nation-building through State-building. SPIRU Working Paper 25，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9： V.

[2]韩奇：《国家建设：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第 49-50 页.

[3]徐 勇.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J].东南学术，2006（4）：18- 27.

[4]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J].学术动态，2002（3）.

农村青少年教育关系国家未来 篇7

八十年代初期,对全社会青少年来说,高考似乎是阶层流动的唯一出口,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高考都基本上是公平的、公正的,考得上便意味着可以成为“公家的人”,吃皇粮,而考不上的城市孩子还有两条路:一是继承父辈的工作名额,招工;二是参军,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就只有参军提干一条路了。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高考对于很多城市青少年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仅高考的门槛越来越低,出国留学也逐渐从知识精英留学演变成中产阶层子弟留学。到国外“镀层金”,国内已经有父辈安排的好工作虚席以待。然而对于中国农村青少年来说,高考几乎仍然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通往中上层社会之路,他们仍然得主要依靠高考实现人生理想。

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农村子弟就开始面临城乡歧视:第一,大多数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只有学前班,有的甚至连学前班都没有;第二,不少农村小学教师资源匮乏,一些地方多个班级只有一两个代课教师;第三,农村教师的知识整体水平偏弱,即便涌现出少数有点能力的教师,也迅速被城镇学校、城市学校挖走,农村教师人才呈现从农村向中小城市、从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流动的倒流现象;第四,农村也没有什么素质教育的基础,一个连教师、教室都无法保证的地方,还能指望素质教育吗?这必然使得农村学生在与城市学生的竞争中,遭遇第一层歧视:教育水平的歧视。

即便有幸通过第一层歧视,进入大学,农村子弟也将面临毕业季所迎来的第二层歧视:就业歧视。对于诸多缺乏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的农村子弟来说,他们在获得实习机会、工作机会上的概率要小很多。而获得较好的实习机会,对于进入职场来说是一块很好的敲门砖,至于那些国家单位、事业单位的岗位,不仅需要较好的实习资历,很多时候还需要人脉关系的催发,农村子弟的天然弱势在招录潜规则面前暴露无遗。

近几年来被揭发的“萝卜招聘”就是典型,相当多的优质岗位都被关系生占据。就业歧视的存在,让农村大学生在进入社会时往往要比城市学生付出数倍努力。

参加工作后,农村子弟将迎来第三层歧视:婚恋歧视。中国民间对出身于农村又在城市从事白领工作的男青年统称为“凤凰男”。翻阅各大网站,不难发现充斥着对“凤凰男”的各种指责和谩骂,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即使在城市中谋得一份工作,也会面临住房压力、家庭压力。尤其是住房压力,让不少“凤凰男”捉襟见肘,在婚恋中处于劣势地位。

由于当下中国社会对于子女家庭背景的重视,无论是“凤凰男”还是“凤凰女”,都不得不承受农村背景所带来的被歧视。从“越穷越光荣”的文革时代到“权钱多寡决定社会地位”的拜物主义泛滥的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历经多次转圜,从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

这其中有的是政治病,有的是信仰病,都要治,不治这个社会就难以和谐,难以实现真正的稳定,难以有更多的希望。笔者必须指出,对于农村青少年发展机遇的政策性冷漠和社会性压制,将为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埋下巨大隐患。重新让农村青少年有最大的机会再度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这个国家才可能实现长期韧性的繁荣与稳定。

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共同出彩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必须给予弱势阶层更多的政策倾斜、更多的政策补偿,让每一位公民都能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城乡二元格局既是一种经济二元格局,也是一种人权、发展权的二元格局。中国有一亿多农村青少年,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之一,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

然而,中国约有2500万农村流动儿童生活在城市中,由于户籍问题,一部分儿童还难以入读城市学校,而打工子弟学校由于种种原因被限制,也难以满足农村流动儿童的读书需求,他们中的许多儿童不得不返回家乡,成为留守儿童。他们都是中国公民,他们理应享有和每一个城市儿童一样的读书机会,享有免费英语课教师、音乐教师、体育教师,他们还应当享有免费午餐,享有计算机教育,享有知晓外界、参与城市生活的平等机遇。

这必然需要国家财政向农村子弟倾斜,中国有的城市能够拿出数千万扶助政府机关幼儿园,为什么就不能鼓足勇气拿出更多的钱扶助农村子弟呢?

李克强总理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当一个国家正视农村青少年的发展机遇的时候,当一个国家愿意花大精力培养农村青少年的时候,当一个国家将给予每一个农村孩子平等的工作机会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够经由每一个贫苦百姓的机遇而获得国家的前途机遇。

国家与教育关系 篇8

一、国家治理需要审计监督机制

国家起源于人民根据自由意志所缔结的社会契约, 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国家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推动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国家治理是国家机关为了实现其根本目标,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 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和责任, 识别治理范围内的风险, 协同其他主体, 对社会实施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 各个国家的治理目标、模式、手段和方法各有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实现国家良治。

刘家义 (2012) 认为[2], 国家治理良治的标准主要有五条:一是有效的国家安全体系, 对外维护主权和对内维持政局稳定;二是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 遏制腐败;三是有效的法律规则和社会秩序, 实现公平正义;四是有效的民生权益保障机制, 促进摆脱贫困和增进福利;五是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 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从理论讲应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中国改革后的国家治理模式实质上是一个全能型政府逐步收缩, 社会和市场治理不断扩展的过程。但总体来看, 中国目前还属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治理模式, 社会和市场参与国家治理的力度不足。人民政府作为参与国家治理的国家机关, 具体的治理目标主要是构建责任、廉洁、高效、法治、透明的政府, 保证公共财政的公平分配, 为公平的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和法制环境, 维护社会公正, 逐步实现政府、社会、市场的共同治理。

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公共权力如何有效配置和运行的问题, 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职责, 因此, 国家治理的结构就表现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子系统, 这三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上述国家治理结构容易与委托人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和“利益冲突”等缺陷。这些缺陷形成的严重后果就是行政权力和财政收入的滥用、国家治理活动的绩效缺失、政府官员将手中公共权力私有化。这些后果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无法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所以, 为了实现国家职能, 实现构建责任、廉洁、高效、法治、透明政府的国家治理的目标, 需要建立权责对等和利益公平分享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奖惩问责机制、预算管制机制、行为与信息透明机制、监控机制等治理机制以弥补上述缺陷。

蔡春等 (2012) 认为[3], 国家审计通过监督、鉴证和评价等职能的发挥, 为国家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坚强的后盾, 才能合理保证和促进公共受托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

二、国家审计的产生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国家治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委托代理理论,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国家在行使人民让渡的国家权力过程中, 形成了公共受托责任关系。杨时展教授 (1986) 指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 又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4]。国家审计产生的动因是公共受托责任, 公共受托责任可分为受托财务责任阶段、受托管理责任阶段、受托社会责任阶段。

受托财务责任阶段, 国家审计关心政府财政资金使用合法不合法, 杨时展教授 (1997) 认为:“在民主制度比较不发达的情况下, 受托责任以合法性为主, 只要是依法支出的, 没有‘落入个人腰包’, 能够按照老套的封建标准, 做到‘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也就认为已经尽受托责任能事了, 不大注意所付货币代价大小的问题”[5]。

到了受托管理责任阶段, 国家审计除了关注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是否合法, 还要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 国家审计关注范围扩大了。

到了受托社会责任阶段, 受托责任扩展到对非特定委托人的社会责任, 国家审计开始超越传统审计业务领域, 关心政府责任的履行及其效能, 不仅包括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经济性、效率和效果, 还包括经济安全、资源环境安全等问题。

在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政府作为代理人拥有信息优势, 而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及其下级机关或人员可能试图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损害委托人利益, 因此, 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独立的机关, 对各级政府机关或人员的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监督, 这一独立机关, 就是国家审计机关。

在审计的起源意义上, “一开始, 政府就关心核算收支和征收税赋。体现这种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控制, 包括审计, 减少因官员不称职或欺诈所造成的错误和弊端。”[6]所以, 国家审计的产生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其核心是推动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 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 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利益。

三、国家审计的业务类型取决于国家治理问责机制的需要

审计是基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和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为什么会有合规性审计、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审计业务类型呢?这是因为审计业务类型由国家治理中的委托人问责内容决定。委托人的问责内容一般包括是否真实报告相关信息、是否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财产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使用财产等。其中, 前三项是最基本内容, 主要源于受托财务责任。委托人对问责内容与责任的不同关注度影响着审计业务类型。如果委托人主要关心财务责任, 则审计业务就是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如果委托人主要关注管理责任, 审计业务便是绩效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

不同国家审计业务类型的差异化也可用此原则来解释。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以绩效审计为主, 而目前中国国家审计以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为主。这就是由于问责主体对问责内容的需求不同形成的。发达国家的国家审计比较成熟, 问责主体对真实性、合法性等财务责任的问责需求和不满意程度已经较低, 因而更加关心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等管理责任。中国开展现代国家审计仅仅三十余年, 改革开放过程中还伴随大量的制度变迁, 因此, 对以真实性、合法性为主的财务问责甚至是财务责任的某一方面有较强的需求, 财务审计自然就成为主要的审计业务类型。然而, 公共部门的管理责任并非没有问题, 而只是在当前有限的审计资源条件下, 国家审计资源必须优先配置到最迫切的领域。所以, 中国国家审计要围绕国家治理的中心工作开展, 正体现出审计业务由公共责任委托人的问责需求决定。

四、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本职能是监督

在国家治理结构中, 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职权与责任, 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从理论上讲, 权力具有扩张性、自利性和腐蚀性等特征, 只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才能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才能捍卫社会公共利益。《宪法》和《审计法》赋予审计法定的监督职责, 使国家审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拥有较高的法律地位。

关于审计的职能, 主流观点是“三职能论”, 即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济鉴证。这三个职能中又有“侧重论”:国家审计侧重监督, 内部审计侧重评价, 民间审计侧重鉴证[7]。近年来兴起的跟踪审计强调“审帮促”, “免疫系统”论强调立足服务、坚持监督[8]。“国家治理”论认为, 国家审计的目标、重点和方式, 应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9]。因此, “国家治理”论是国家审计理论的高度凝练, 根据“国家治理”论, 国家审计应重点发挥监督职能, 关注民生、腐败和政府透明等问题。其中民生问题与人民幸福最为相关, 可以发挥审计的监督和评价职能;腐败问题是当前人民最关心和最紧迫的问题, 可以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政府透明是国家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基础, 可以发挥审计的评价和鉴证职能。

纵观中国国家审计职能的发展, 由“监督经济活动运行”相对单一的层次, 发展到了“免疫系统”论中“保障国家经济社会运行”较高层次, 再到把国家审计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审计是通过发挥揭示、抵御和预防的功能而实现其监督的职能的。1

1. 揭示功能。

指国家审计通过监督检查各项治理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情况, 在审计实践中证实被审计问题的客观现状, 即能够清楚地说明被审计对象存在问题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和“为什么是什么”, 从而起到有效的揭示作用, 促进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2. 抵御功能。

指国家审计提出切实有效的审计建议, 促进完善体制、规范机制、健全制度, 即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能够起到抑制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病害”的功能, 促进提高国家治理绩效。

3. 预防功能。

指国家审计凭借其震慑作用及独立、客观、公正、超脱、综合的优势, 从国家治理相互制约的机制建设层面, 提出切实有效的系统优化建议, 起到预防和预警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中的风险隐患的功能, 增强治理系统的“免疫力”。

揭示、抵御和预防是国家审计实现“免疫系统”功能的三种表现方式, 统一于审计工作的实践之中, 是三位一体的, 共同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其中, 揭示是基础, 没有揭示, 就不能进行抵御和预防;抵御是重点, 没有抵御就不会形成威慑, 就不会使揭示的问题得以纠正、发现的漏洞得以修补, 预防也便无从谈起;预防是目的, 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就是使经济社会少出问题, 这需要事前的预防, 预防的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审计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免疫系统作用的发挥是一个整体, 不能割裂开来, 没有揭露和抵御功能的充分发挥, 预防功能是无法单独实现的[5]。

五、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作用是建设

从根本上看, 中国国家审计发挥的是建设性作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6月视察审计署时表示:审计是我们国家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反腐的“利剑”、权力监督的“紧箍咒”、深化改革的“催化剂” (刘家义, 2013.10) 。1中国的国家审计从真实、合法性审计为主到效益审计的探索, 从重点揭露问题到重视审计整改, 全面反映了中国国家审计建设性作用的不断发挥。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监督权力运行———促进政府责任化。

权力和责任从来都如影随形, 享受权力的人, 理应负有责任。政府的责任至少包括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等。国家审计以经济监督为主线, 扩展到监督人民关心的各项政府经济活动, 从聚焦于经济活动层面的审查监督深入落实到问责制度层面。通过监督各项经济活动, 揭露经济责任履行中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形成责权对等的体制, 最终促进责任政府的建立。

2. 保证廉洁行政———促进政府廉洁化。

国家审计监督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 几乎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和政府机构, 最有条件发现国家财富被直接或间接侵吞, 也最有可能发现和揭露大案要案, 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合理保证政府廉洁行政。

3. 提高政府效能———促进政府高效化。

国家审计通过评价政府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 有助于发现财政资金使用中的问题,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有助于评价政府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考核政府及公职人员的业绩。还可以及时地揭露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性问题和政策性缺陷, 通过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推动国家改革中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规范, 促进政府的高效化。

4.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国家法制化。

审计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促进国家法治化:一是对政府部门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 揭露不严格执行法律的行为, 查处违法乱纪行为, 推进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二是通过发现法律法规制度的缺陷, 法律执行中的不足, 及时将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 推进法制化的建设和完善。

5.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政府透明化。

国家审计对于提高政府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审计信息披露, 通过及时和完整的信息披露与综合利用, 可以推动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

6.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开展国家审计可以及时发现、识别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公共风险隐患, 及时揭示潜在的风险, 提出预警信号, 并用审计结果引导社会公众理性接受、分析和判断风险程度,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推动国家良治。

参考文献

[1]李坤.国家治理机制与国家审计的三大方向[J].审计研究, 2012, (4) :20-24.

[2]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 2012, (6) :60-72.

[3]蔡春, 蔡利.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新发展——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初步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 (3) :3-10.

[4]杨时展.审计的发生和发展[J].财会通讯, 1986, (5) :8-11.

[5]孟焰, 张军.论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实施机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5) :81-84.

[6]杰里·D.沙利文, 等.蒙哥马利审计学 (上) [M].《蒙哥马利审计学》翻译组, 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6-7.

[7]廖洪, 李德文.中国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审计研究, 2002, (3) :32-37.

[8]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 2008, (3) :3-9.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研究 篇9

一、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简称东盟, 其前身是由马来亚 (现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截止2011年东盟由最初的5个成员国发展为10个成员国, 除了2002年才正式成立的东帝汶为东盟候选成员国外, 东南亚地区其他10国家全部是东盟成员国, 其人口达6.01亿, 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近年来, 东盟积极开展多方位外交,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历史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历史悠久。早在汉代, 随着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的提高,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东南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朝廷派遣黄门 (汉代皇帝近侍内臣的衙门) 中官, 率领招募来的商人水手携带大批黄金丝绸, 远航海外购买海外的珍珠宝石和各种珍奇异物, 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贸易正式开始。

在随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里尽管中间经历了明朝的海禁和清代的闭关锁国等情况, 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一直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 战乱频仍, 东南亚成为中国人大批迁移的目的地。在很多描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影视作品中,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某某又去南洋发财。”新中国成立后,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原因,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中断。1975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总额仅为5.23亿美元,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到七十年代末,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关系的改善, 双边贸易得到迅速发展, 到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创历史新高突破4000亿美元, 同比增长10.2%。

三、中国与东盟经贸现状

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到2011年, 东盟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第一大市场, 其中中国与东盟十国中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是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

与此同时,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向投资也快速增长。由于东盟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相邻, 文化背景相似而且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促进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 同时也引进了许多东盟国家的优质企业。TCL集团、海尔、力帆、长虹、华为等中国著名企业均在东盟一些国家组建生产线或分支机构, 成功进入东南亚市场。同时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也逐渐的进入中国市场。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先后投资入股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股权。新加坡港务集团在大连福州和广州投资经营集装箱港口。还有众所周知的百盛连锁商场是由马来西亚金狮集团投资建立的并成为中国最大的时尚百货之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也是由马来西亚的郭氏集团投资运营。

四、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的阻力

1.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议。

中国南海大部分岛屿被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占领, 并时常发生逮捕中国渔民的事件, 这对双方政治关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双方人民的相互敌视, 极大的阻碍了双边贸易往来。比如,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 到2012年4月黄岩岛事件将南海问题推向顶峰, 这些都严重伤害了两国人民感情和正常的经贸关系。由于菲律宾对我国领土的侵犯。中国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由于中菲关系紧张, 中国国家旅游局为保障人民安全, 发出公告:“中国游客应暂缓前往菲律宾旅游。”各旅游公司都暂停赴菲旅游项目。各大旅游网站也下架了菲律宾旅游线路。赴菲游停摆后, 菲律宾股市连续大幅下挫。同时菲律宾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减少。

2. 西方某些国家利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

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是东盟的主要出口和投资国。其跨国公司基本上垄断了东南亚的经济。对于我国企业进军东盟国家产生不小的阻力。

3. 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

由于国别不同, 东盟国家有各自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些难度会使双方经贸往来产生一些问题, 使经贸往来便利化程度大大降低。

五、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前景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 双边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将更加紧密, 尤其是在服务业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领域, 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正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的市场进一步开放, 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将为包括东盟在内的国外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商机。依据中国与东盟WTO成员国的谈判承诺, 对东盟产品的关税水平在5年之内将削减34%~47%, 快于中国关税平均削减的速度。其次是2010年l月1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加快建设无疑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经验与参照, 进而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第三, 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上台, 一定会合理的解决南海问题, 改善双边政治关系。

随着双边的共同努力,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会把握走势, 积极合作, 加大经济合作范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持续稳定繁荣。

摘要：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双边经贸往来愈加密切, 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阻碍, 面对持续低迷的世界贸易, 中国与东盟应加紧联系排除阻碍, 加大经济合作范围, 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繁荣。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林钰.涉外经贸关系—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浅析当前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 篇10

关键词：中拉关系,政治合作,经贸交流,软实力建设

一、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拉丁美洲是指美国之南以拉丁语系语言为主要官方用语的美洲大陆及附近岛屿地区, 共由33个国家组成。在地理上, 拉美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地区, 但其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却不容忽视。

拉丁美洲历史上曾长期经受列强的殖民统治, 各国独立后, 对政治自主与经济独立十分重视, 在当前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推动世界多极化等方面与中国有相同追求。并且, 拉美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 同处第三世界, 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随着自身实力发展, 拉美国家逐渐谋求改变由少数国家主宰世界政治经济议程的局面, 希望联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此外, 拉美国家地处美国战略大后方, 发展和巩固中拉伙伴关系, 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扩展中国外交空间, 对美国的对华遏制包围策略也会起到牵制作用。

拉美是资源蕴藏丰富, 市场前景广大的希望大陆。拉美国家盛产大豆、玉米、咖啡、甘蔗、热带水果等作物, 以及牛肉、羊毛等畜产品, 近海和淡水渔业资源也极为丰富。拉美的石油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20%左右, 委内瑞拉更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为丰富的国家。拉美的铜、铁、煤、银、硝石、铝土等矿藏也产量不菲。拉美国家共有6亿人口, 人均GDP在发展中国家处于最高水平, 民众又有高消费习惯, 因而市场潜力巨大。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 而深度工业化所需的能源, 矿产等进口需求逐年猛增。显而易见, 拉美以其庞大的资源储量和市场潜力, 无疑会成为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地与商品销售市场, 双方经济合作潜力巨大。

二、中国与拉美国家合作现状评估

在政治关系方面, 2004年和2008年, 胡锦涛主席两次访问拉美, 2013年5-6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3国, 拉美21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曾来访。频繁的高层往来, 极大拉近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距离, 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 为双方的深入合作打下牢固基础。中国已同合作关系密切, 合作质量良好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秘鲁6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外, 中国与本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巴西、墨西哥建立了制度化, 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中巴、中墨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和副外长级战略对话, 以发挥巴、墨的影响力进一步带动和促进中国同本区域其它国家的合作关系。此外, 中国同拉美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里约集团以及新近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也建立了良好互动关系。中国与拉美国家虽然政治经济制度不同, 但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发展道路, 视对方为可靠的政治伙伴, 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彼此支持、相互借重。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成果也令人瞩目。目前, 中国已同秘鲁、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巴西、阿根廷、古巴等12国签订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30%, 2012年中拉贸易额达2612亿美元。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 对华贸易额占拉美地区外贸总额的11.27%, 中国成为拉美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机电、纺织、轻工制品行销拉美, 而拉美的能源、矿产、农产则源源不断出口中国。由于临近美国、加拿大市场以及内部存在联系广泛的自贸协定网络, 拉美也备受中国投资者青睐。截至2011年底, 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为540亿美元, 成为拉美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中国奇瑞汽车投资7亿美元在巴西建立汽车组装厂, 联想在墨西哥建立了电脑生产厂。中国对委内瑞拉, 阿根廷等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数额也十分可观。

三、推动未来中拉关系发展的政策建议

首先, 处理中拉关系时, 要正视美国因素的存在。美国一向视拉美为自己向全球扩展势力的战略后方, 通过政治军事干涉和经济渗透谋求对拉美的绝对控制。由于近年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全球反恐和夺取中东地区主导权, 对拉美有所忽视, 加之拉美对其政治单边主义做派和强加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反弹, 各国对美国离心力加大, 左翼政府在多国掌权, 希望引入中国来制衡美国影响并搭上中国经济腾飞的快车。这触发了美国内“中国渗透美国后院”的惊呼, 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实际上, 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 中国目前在拉美的影响力仍很有限, 无意挑战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地位。因而有必要通过各种渠道, 向美国明确传达中国的善意, 避免战略误判的出现。

当前, 中国与拉美间经贸合作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讲,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摩擦和冲突。拉美各国存在担心, 中国会同历史上其它殖民者一样, 将拉美变成其单纯的资源供给地与商品倾销市场, 认为中国进入拉美目的只在掠夺石油和矿产。此外拉美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与中国相似,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轻工、纺织品等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因而, 有必要改善中拉贸易结构, 减少其贸易逆差, 增加对拉美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以及拉美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的进口, 打造更加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中拉经济关系。

最后, 文化交流和合作是中拉关系中的短板。中国文化与拉美文化差异性较大, 缺乏交流, 加之冷战时期的长期负面宣传, 导致拉美国家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了解有限, 误解和成见尚未完全消除, “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依然很大。中拉文化关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因而, 要着力提升中国软实力, 密切中拉文化交流。中国的媒体要“走出去”, 在拉美传播和树立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要依靠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各种层次的政府和民间组织机构, 加强双方人文、教育、旅游等交流合作, 厚植和培育中拉人民友谊。

参考文献

[1]沈安.关于中国未来对拉美外交战略的思考.拉丁美洲研究, 2009 (8)

[2]张昆生.对新形势下加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几点看法.国际问题研究, 2012 (5)

[3]汪巍.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逐步扩大范围.中国经济时报, 2013-5-31

国家与教育关系 篇11

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病人，而在现今的医疗领域，诱导需求、过度用药、医代表公关的负面现象也屡禁不止，对于职业医生来说，一方面要在一线面对病人的抱怨与愤怒，另一方面又承担着问题医疗体系与政府不恰当干预对医生职业独立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梳理民国以来医生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认为职业自主性（法团自主性、临床自主性）的缺失，是导致目前中国医疗乱象的根源问题。建国以来，国家政权重塑了医生的职业伦理，医生逐渐从享有较高自主性的职业团体转变为被国家政权所驯化的社会主义雇员，对公立医疗机构也呈现出高度的依附状态，医生因而成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与执行者。改革开放之后，畸形的医疗市场化，使国家不仅继续垄断着医疗行业，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卸了医疗卫生服务的责任，个体医生不仅没有职业自由，并且还被要求同時肩负服务效率与经济效益，从而更严重的影响到医生临床自主性的发挥。国家对职业的干预最后导致医疗产品与医生劳动力价值的双重扭曲，为医患冲突和医疗体系的种种弊端埋下了隐患。医学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只有医学从业者本身才能够进行有效监控，因而在现今中国，只有重构医生职业与国家的关系，促进独立自律的职业团体形成，才能够有效改变目前中国医疗的尴尬处境，这也是新医改不可或缺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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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关系研究述评 篇12

(一) 国家形象

1965年, Schooler正式引入了国家形象概念, 此后来源国及来源国效应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国家形象包括“品牌来源国”、“产品设计国”、“产品制造国”以及“产品组装国”等概念 (Batra, etal, 2000;Chao, 1993;Cordell, 1992;Han和Terp Stra, 1988) 。

来源国、原产国、原设计国 (设计来源国) 能够引起消费者心目中的来源国联想 (Aaker, 1991;Keller, 1993) 。国家形象 (跟品牌形象类似) 是一系列关于该国联想的集合 (Keller, 1993) 。在国际市场营销研究文献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形象概念定义。国家形象在国家层面 (宏观) (e.g., Martin and Eroglu, 1993) 和产品层面 (微观) (e.g., Agarwal and Sikri, 1996) 进行了不同的概念定义。

(二) 品牌资产

品牌资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诊释:消费者基础的, 产品——市场基础的以及财务基础上的 (Keller and Lehman Ln, 2006) 。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Aaker (1991) 和Keller (1993) , 将品牌资产定义为消费者 (或者营销) 视角, 而不是财务视角的品牌资产。从营销角度来说, 研究者通过消费者感知 (如Yoo和Donthu, 2001;Pappu etal., 2005) 或消费者行为 (Kamakura and Russell, 1993) 来度量品牌资产。

从产品——市场角度来看, 一个强势的品牌更够增强广告效应, 将品牌从竞争品牌中区分开来, 同时促进品牌延伸 (Hoeffer和keller, 2003) 。

最后, 从财务角度来看, 品牌是可以频繁地购买和出售的无形资产。Russell (1993) 则将品牌资产定义为公司牌而增加的效用;Srivastava and Shocker (1991) 也认为品牌资产是由品牌名称所带来的产品增值。

二、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关系的研究

(一) 国家形象对品牌资产的影响

现有文献对国家形象和品牌资产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国家形象对品牌资产的影响。许多学者 (Baldaufetal, 2009;Leilaetal., 2010;pa Ppuetal, 2006;Fetscherin etal., 2010) 认为国家形象应该是品牌资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对品牌资产进行测量的同时, 应该加入国家形象这一变量。

Baldanfctal (2009) 证实了产品国家形象和零售商感知的品牌资产之间显著的正向关系, 并且产品国家形象也是品牌资产的一个外在影响因素。

Pappuctal (2006) 研究了品牌来源国对消费者基础的品牌资产的影响。作者认为品牌资产包括品牌认知、品牌联想、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在调查了澳大利亚中心城市的消费者之后, 作者运用多变量分析后得出结论, 消费者基础的品牌资产因来源国以及品牌和产品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只有当消费者具体感知到不同国家之间不同产品种类的不同时, 来源国对品牌资产的影响效应才会显现。

Rothetal. (2008) 将品牌资产结构建立在国家背景下, 测量国家名称加于品牌或者产品之后消费者感知到的价值增值。作者认为国家品牌资产包括三个维度:国家品牌忠诚、感知的国家品牌质量以及国家品牌意识/联想。

(二) 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维度之间关系

1. 国家形象与感知质量的关系

现有的研究同样提出国家形象与特定品牌资产维度之间存在关系, 如品牌感知品质和品牌联想维度。例如, 一些研究者指出消费者对品牌品质的感知受到国家形象的影响。Haubl and Elrod (1999) 发现消费者对斯洛文尼亚的ELAN品牌的品质感知存在此种现象, 消费者对ELAN品牌在斯洛文尼亚生产的认可程度高于在德国生产。Lee and Schaninger (1996:234) 进一步指出, 即使对于全球知名品牌, 消费者对该品牌的品质感知以及购买决策不仅受到品牌来源国形象的影响, 也受到该品牌产品生产国和组装国形象的影响。

Leilaetal. (2010) 研究了品牌来源国以及制造国的宏观形象和微观形象对品牌资产的两个主要维度, 品牌形象和品牌质量的影响。

2. 国家形象与品牌联想的关系

以前的研究也表明, 消费者对品牌形象的感知受到该品牌产品生产国的影响。例如, Han and Terpstra (1988) 发现日本汽车品牌形象受到生产从日本转移到韩国的不利影响。类似的, Nebenzahl and Jaffe (1996) 发现索尼品牌同样受到了“美国生产”的品牌负面影响, GE的品牌形象因为生产转移到日本而得到提升。Kim and Chung (1997) 也提出国家形象和品牌形象之间存在联系。这些研究都表明消费者存在国别基础的品牌形象感知。更进一步说, 一个国家在特定目标国市场的形象受到该国主要品牌表现的影响 (Kim, 1995) 。因而, 有些市场营销研究文献指出国家形象和品牌形象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双向关系。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关于该品牌的一系列联想的集合 (Keller, 1993) , 从而也证明了国家形象和品牌联想之间有关系。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来源国为品牌形成了第二联想, 因而影响消费者的品牌联想 (e.g., Aaker, 1991;Keller, 1993) 。

3. 国家形象与品牌忠诚的关系

此外, 研究发现国家形象能够在产品类别间进行转移。例如, Agarwal and Sikri (1996) 发现消费者在某个熟悉的产品类别上建立的对一个国家形象的认知和信念, 能够转移到该国家其他产品类别。他们指出国家形象转移的影响类似于品牌名称的影响。既然这些信念能够扩展转移到品牌上, 那么消费者应该对具有良好国家形象的品牌更加忠诚。

然而, 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国家形象和品牌忠诚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研究暗示 (或提到) 了国家形象和品牌忠诚之间的联系。例如, Kim (1995) 提出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导致该国品牌更容易被接收和认可、更加流行, 从而强化品牌忠诚。最近, Paswanet al. (2003) 的研究表明消费者也会像对一个品牌那样, 产生对一个国家的忠诚。以前的研究指出国家形象产生“光环效应”, 特别是当消费者对该国产品缺乏认知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e.g., Erickson et al., 1984) 。

三、总结与研究展望

国家形象以及品牌资产是当前市场营销的两个重要研究领域, 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其研究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理论上, 而且其对全球营销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展望未来, 当前, 有关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文献主要是针对西方市场特别是少数发达国家市场进行的。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开始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市场以及转型国家市场, 但相比较而言, 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文献还非常缺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语言文化甚至社会制度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极大的差异,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也明显不同, 在发达国家市场适用的国际营销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这也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专门研究, 以探讨国家形象对发展中国国家品牌资产的影响。

摘要：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是两个重要研究领域, 二者之间的关联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针对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的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与评价, 并对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方向阐述了笔者的观点。

关键词：国家形象,品牌,感知质量,关系

参考文献

[1]Kim, Chung Koo, Chung, Jay bung (1997) .“Brand And Popularity Country Image And Market Share:An Empirical Stud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28 (2) , 361-386

[2]李东进, 周荣海, 安钟石, 吴波.基于Fishbein合理行为模型的国家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向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 2008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