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关系

国家关系（共12篇）

国家关系 篇1

一、国家治理目标的发展

国家治理就是针对政府、市场和自愿提供公共产品存在负外部性时,由政府对这些公共产品进行引导、加强和管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治理主要采用行政方式对经济领域进行调配,经济生活中会出现粗放式经营及政府行政效率不高等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现象。因此国家治理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各级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统治职能,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协同其他的立法、司法等组织结构,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治理的本源在于国家在社会中享有人民赋予的主权,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及政治领域的复杂性,公共领域治理范围在不断扩大延伸,不同利益主体对公共事务不断进行冲突和协调,需要不同层次的主体自行采取联合行动,对权力进行制度安排的持续治理活动。从而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治理系统。

为了切实贯彻国家治理目标,就必须有针对性的健全、完善、增强对各治理主体的权利制约系统,增强专门用于预防、揭示和抵御的权利侵害病毒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因此,国家治理就是由众多、功能各异的免疫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当然,国家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监督评价个治理主体的权力运行方式,约束公正财政的使用情况。随着国家治理目标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国家审计的目标层次由低到高,审计范围不断扩大,审计方法也在进行科学改革,同国家治理机体中其他免疫系统相互配合协调,促进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提升。

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整个机体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权力和公共财政制衡的工具—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监督、评价、鉴证工具。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国家审计的产生于国家治理对它的需求,国家治理整体目标的发展情况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未来走向。以国家治理发展目标为导向的国家治理审计,是新时期国家审计理念的进一步拓展,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对审计定位的重新审视和高度凝练。

二、基于国家发展视角的国家审计目标演变

关于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随受托责任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当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导致财产所有者不能独立管理经营好自己的财产时,才会出现委托第三人对财产代理经营者的受托责任情况进行鉴证、监督和评价,避免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对财产所有权人造成利益损害。所以,为了确保审计职能的正确履行,首要的特点是独立性,对财产的委托人负责。根据审计主体与审计客体之间的区别,分为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其中外部审计又包括国家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国家审计的本质在于委托受托责任前提,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历史条件,遵循审计本身的规律,审计的目标、重点、方法、任务也在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的一切权利和财产都属于人民,但并不是所有的人民都参与国家治理,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给委托人带来权利滥用的损害,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需求,对各级受托人国家职能的履行和受托责任的发展情况进行监督制约和权力制衡,在国家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国家的发展脉络阐述国家审计目标的演变沿革。

(一)古代国家审计:对账目进行详细审查

中国古代审计起源,审计史研究者基本达到共识,原始社会没有审计,萌芽应该在奴隶社会,具体在哪个朝代,并没有详实的资料予以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大禹时期产生审计,主要为诸侯治水、政绩考绩及娇女贡赋进行检验。有学者认为是在西周,主要标志是对宰夫执行的就地稽查审计,宰夫职掌的审计,不仅是中国审计的起源,而且对以后审计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发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政府审计起源于哪个朝代无法考证,但是古代的国家审计,主要是为奴隶主和君王负责,如在西周时期的天子之下,设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卿之职,大宰为天官之掌,大宰下有司会,小宰的属官宰夫具有审计职能。监官和部门史官也有一定的审计职能;秦汉设立的御史监察机构,审计除了具有政治监察外,还发挥管理的职能,开启了中央财计组织部门经济监察权力独立之先河。唐朝设立了独立的审计部门,比部从司法系统独立地对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府的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勾覆,进一步提高了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开创了中国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历史新时期。

由于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和局限性,国家的存在主要为统治者服务,而统治者具有独裁的性质,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没有意识到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运用暴力来维护政权。所以产生的具有国家审计职能的部门也直接向统治者负责,通过手工的详细审计经济账目发挥经济监督的职能参与国家的治理,成为以“统治者中心主义”为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大部分通过与统治者有相当血缘、地缘关系的精英人物来完成。参与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维护奴隶主、封建专权,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保证与统治者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权力运行的畅通。我国古代国家审计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过程,与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的兴衰和治理的效果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国家审计的产生发展与国家的体制是休戚相关的。

(二)近现代国家审计:借鉴西方审计思想,强调体制上的独立性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先进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对中国政府审计产生深刻的影响,进步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政治博弈逐渐意识到建立符合国情的审计模式的重要性,这种先进的思想同时受到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成熟审计模式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受托责任理论在西方国家发展的日臻完善,各国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社会环境形成和完善了立法、司法、行政、独立四种较为成熟的审计模式。其中立法型审计模式中审计机关隶属于立法部门,具有一定的惩罚权和审判权,独立性相对其他三种审计模式较高。司法型审计模式的国家审计机关位于行政和立法之间的独立机构,隶属于审计法院,审计具有一定的裁判权,能够合理保证审计的高质量和判决的合法有效性,审计建议的权威性。我国就属于行政性审计模式,审计机关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下属机构,受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领导和调配,行政上有利于统一领导,但独立性和权威性不高。独立型审计模式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在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独自发挥监督评价职能,审计结果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影响,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独立状态。

在近代社会,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崛起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权力和所有权结构日益多元化,形成不同层次的利益群体,多种多样的利益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受托责任关系,并产生了公共资源和公共财产以及公共利益等概念,这些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使得政府必须对公众承担一定的受托责任,公众通过代表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同时委托审计对政府部门履行的受托责任进行监督,将审计信息提交给广大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人民大众、政府机构、以及管理和经营各类资源和机构的企事业机构等等。不同的国家审计体制的选择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者期望国家审计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取得哪些整治效果和审计期望价值。立法、司法型国家体制中,国家审计强调对权力的制衡;行政型国家体制,国家审计更多注重行政政府的操作职能。但是由于在近代,封建传统仍有残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现实国情导致很多监督都是治民不治官,治上不治下,近代政府审计终于未能彻底完成审计组织、审计方法和审计制度的现代化,形式上完善和严密的审计机构和制度并不能发挥国家治理初衷。因此国家审计的作用发挥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

(三)当代国家审计:强调体制机制完善,拓展治理领域和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沿袭革命根据地的作法,审计曾经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发挥作用,但不久就被财政监察及监察取代,从1949年到1978年,弱化了国家审计职能。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滋生了很多违法犯罪、以公肥私、盲目投资等危害经济健康运行的不正常现象,内设的财政、税务监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坚强法制建设,依法实行审计监督制度。于是从1980年开始,各级行政组织对国家审计重新进行认识与互动,结合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化建设,就修改《宪法》的时机,将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列入宪法:我国建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1983年9月,成立国家审计署,隶属于国务院。2006年对《审计法》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了依法审计的重要性,不断发挥国家审计的重要性,逐步深化财务审计和金融审计,稳步推进国有企业审计,积极探索经济责任审计,积极贯彻公共财政运行到哪里,审计监督必须跟进的理念。国家审计工作逐渐融入到经济运行的每阶段,审计机关不断加强“人、法、技”的锤炼。国家审计不仅仅是发现问题,更多是对问题背后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国家审计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在当代中国社会,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归属于人民,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受托责任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推动人民大众、政府及工作人员和公共资源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良性循环发展,这些利益相关者共同选择的变化,推动现代审计的确立和变迁,同时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领域中,审计领域逐级扩大,职能不断拓展,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针对经济转型期各种矛盾纷呈现象,要求国家审计要严肃财经法纪,加强廉政建设。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经济变革方向,国家审计服务宏观调控,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深层次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审计机关要和司法机关、行政监察等为一体,明确国家审计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的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国家审计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即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进一步强调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监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三、构建国家治理审计,发挥多类型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大系统中,作为权力制衡工具服务于国家治理系统健康平稳运行,从国家治理的发展脉络看,构建国家治理审计,丰富多层次国家审计内容,实现国家治理良性审计,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国家审计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围绕构建和谐国家治理的目标导向和重点领域实施。

(一)重视环境审计,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循环发展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国家审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资源环境审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将大有作为。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和要求为出发点,资源环境审计应充分发挥揭示、威慑、预防和抵御机制的作用,应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探索并实施包括矿产资源、国土资源、林业资源、渔业资源和能源资源在内的资源管理审计,开展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废物管理、大气污染、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治理审计,明确资源环境审计目标,识别和评估人类行为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及相关风险,审计人员要了解政府缓解、预防和控制上述风险的机理;了解政府应对威胁的法规、政策和财政工具有哪些?关于资源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有哪些?他们的角色和责任是怎样的?相应的公共开支的情况如何等等,坚持以促进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为目标,及时发现、揭示和抵御资源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二)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推进民主法治的深入发展

经济责任审计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为了加强对干部管理和监督管理工作,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治理腐败行为,推进依法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审计工作的方式和理念,经济责任审计的展开方式、体制构建、审计实施内容蕴含在国家审计本质的范畴内,同时其独特直接的审计理念、审计对象又使其成为国家审计验证各级受托人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重要手段。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建设善治政府、有效政府、服务政府,树立广大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强调公民对广大政治的参与权和监督权。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审计模式,保证公民直接参与到国家治理的工作决策和执行环节。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有助于更好的从公共受托责任的角度解释国家审计的本质,具有中国审计特色的蕴含人、资金于一体的审计方式。挖掘经济责任审计科学的审计方法,促进国家治理审计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经济责任导向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良性作用,结合对责任人的审计,和相关的资金、政策、项目融合在一起。通过这些渠道和途径实现公民的参政议政,充分体现了社会公众的意愿,在降低治理成本的基础上削减矛盾,提高了国家审计机关的水平和效率。

(三)国家审计体制与国家治理结构顶层优化控制

新时期的国家审计已经明确为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但是,我国国家审计行政体制的设置使之缺乏独立性,欲达到国家治理审计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必须对国家审计体制进行改革和国家治理结进行顶层优化控制,解决国家审计为谁负责,归谁领导的关键问题,从权利制衡和监督视角发挥国家治理审计的独立性作用,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审计制度、规范和机构也需做出相应变动,当然,现阶段我国的行政型国家模式在设立之初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只在部分国家审计职能发挥的领域出现有损独立性问题,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完全改革国家审计也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考虑分两部走进行改革:第一步,维持国家审计署部门现状,更名为审计部,垂直领导;第二步,在人大下组建审计监督委员会,全面履行审计职责,发挥国家审计的独立监督作用。国家治理审计必须立科学的审计理念、创新审计体制、转变审计思路,在高层次、多领域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不断在经济责任审计、资源环境审计、廉政审计等多种国家审计领域开拓进取,体现对被审计单位的监督与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的审计监督氛围,预防、揭示、抵御经济社会的违法违规问题。

(四)以公共财政审计为主线,全面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在众多的国家审计类型中,公共财政资金审计是从事的时间最长,也是审计人员最为擅长的,能通过披露出的公共财政资金问题,追根溯源与资金相关的政府、项目所出现的问题,再把对人的责任审计、对决策的绩效审计融合在一起,达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改善国家治理水平以及提高国家治理效率的终极目标。所以国家审计在从事传统的审计及高层次政府审计领域中,以公共财政资金为主线,重点关注国土安全、国家财政、教育医疗等涉及民生及安全的重要领域。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机制以减少权利的寻租空间,加大违法成本,保证经济运行的真实、合法、有效。公共财政专项资金审计是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限制政府公共权力扩张、制衡公共权力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将财政资金及调配公共财政资金所需权利融合在一起对经济权力进行审计监控,关注国家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公平、环境、质量、风险等系列社会问题,突出公共财政资金审计,关注民生资金审计,加大资源环境审计,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建设性作用,对审计中发现的制度性问题进行修正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关系 篇2

第2课时 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

方向标

1.知识目标:(1)理解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2)掌握国家利益的重要性;(3)明确应坚定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2.能力目标:(1)提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政治现象的能力。例如,分析国家间的合作、竞争和冲突的表现和根源,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等;(2)采用多种方法搜集国际社会有关资料,提高学生的综合探究和实践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1)热爱和平,树立维护本国利益与维护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理念,培养世界眼光;(2)培养合作学习、团结友好的精神。

路线图

【自主学习】

一、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1.国际关系的含义: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①。

2.内容:②

,有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等。3.形式:是多样的,基本形式是③

。4.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 决定性因素:④。

(1)重要性: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利益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⑤。

(2)表现:⑥

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利益的对立则是引起冲突的根源。

(3)要求:任何国家都不应以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为理由,侵犯别国的主权和安全,干涉别国的内政。

二、坚定地维护我国的利益

1.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我国国家利益的内容:⑦。

3.我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其他国家正当的国家利益,维护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的疑问】

1、为什么说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2、如何正确理解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易错易混知识点】

1.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军事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提醒：应该是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

2.各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上的主张是一致的。（提醒：各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存在差异，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上的立场也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的焦点是搞强权政治还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3.对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我国政府的主张是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提醒：对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我国政府的主张是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

4.一国的经济越发达，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就越大。（提醒：不能这样认为，这是不科学的。）

【合作探究】

1、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7月3日在首尔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谈。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韩合作,全面总结中韩关系发展经验,规划新形势下两国合作,达成许多新共识。两国元首一致决定,进一步丰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使两国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

结合材料运用国家利益的知识说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原因。

2、2012年5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奥地利总理、外长会见**一事答记者问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见**,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利用**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要求奥方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反华势力,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奥关系的健康发展。

你如何认识我国外交部的言行?

【展示点拨】

◆学生展示 ◆归纳梳理

【应用拓展】

1.国际关系的形式多种多样,基本形式有()。①竞争 ②合作 ③冲突 ④战争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2.当前,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国家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是各国()。

A.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 B.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C.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D.处理国际事务的依据

3.2013年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双方决定,相互尊重,互利合作,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这表明()。

A.中法之间不存在利益分歧 B.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之一 C.中法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D.多极化是当今世界发展趋势

4.国际关系是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

A.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 B.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C.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D.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5.“没有永久不变的敌人,也没有永久不变的朋友,永久不变的只是我们的国家利益。”这说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

①变化不定的,这种变化仅与国家利益有关系 ②变化不定的,这种变化与国家的性质无关 ③经常变化的,这种变化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 ④经常变化的,因为各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力量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6．2014年是中俄建交65周年，两国不断加深政治互信，在经贸、能源等领域展开务实的合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进一步。这主要是因为()①中俄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②中俄两国人民存在着传统友谊

③我国一贯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 ④我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7．“事物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表明在当代国际社会中()A．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是竞争、合作与冲突

B．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多个方面 C．国家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相悖的利益 D．国家之间交往的方式有贸易、文化、外交等

8．在观察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关系的种种现象时，包括签订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协定、停火协定、联合声明以及各国领导人的互访等时，必须坚持一个这样的观点，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即()A．国际社会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B．众多主权国家构成了复杂的国际社会 C．世界经济、政治趋向一体化

D．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

9.在国内稀土产业长期无序开发和价格恶性竞争下,近几年全球95%以上的稀土金属都由我国生产供应。如再不进行有效管理和治理,未来一旦成为稀土净进口国,我们就会在战略上被西方国家所钳制。加强对稀土严格监管,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请问在对稀土的监管中应如何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思维导图构建】 第2课时 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 检测站

一、选择题

1．国家利益仍是当前国家间博弈的核心。各国为了在博弈中占据上风，最大限度维护本国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在当代国际社会中，我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对此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我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是相同的

B．我国在维护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也维护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C．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具体利益 D．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五次峰会上，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化保持警惕，以减轻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动过度波动的风险。这表明()A．竞争与冲突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 B．维护共同利益是各国对外活动的出发点 C．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 D．国家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

3．“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这一论断表明()A．我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 B．维护本国利益与尊重他国的利益是可以统一的 C．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考虑他国的利益 D．不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4．苏丹盛产石油，但自2003年以来，达尔富尔地区的部族同政府之间的矛盾升级。联合国派出了维和部队，中国向该地区提供了8 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而美国则对苏丹加紧了经济制裁，以压服苏丹政府，获取石油财富。这说明()①处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

②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实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④联合国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面前无能为力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③④

俄罗斯曾对北约的东扩持强烈反对态度，但自从北约与俄罗斯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罗马宣言》后，北约与俄罗斯这对昔日冷战的“宿敌”开始向盟友关系转变。据此回答5～6题。

5．北约与俄罗斯由“宿敌”向“盟友”的转变说明()A．国际关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B．国家间的根本利益趋同

C．国际关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D．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6．北约与俄罗斯双边“新型关系”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获得北约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北约减少东扩的阻力。这一事实说明()A．国家性质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

B．国家力量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C．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

D．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目的

7．在叙利亚问题上，各国的态度大相径庭。中俄等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反对外部干涉，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非要让叙利亚改朝换代。这表明()A．竞争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 B．国家力量决定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 C．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 D．国家共同利益决定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

二、非选择题

8．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最主要的磋商机制。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4年7月9日－10日在北京举行，达成了约300项合作成果。双方同意加强在反恐、执法、反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习近平在致辞中说，双方应该善于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

(1)结合材料，分析中美两国既合作又斗争的原因。

(2)你认为中美两国如何才能调解纠纷，加强合作。参考答案；第2课时 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

【自主学习】

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②多方面的 ③竞争、合作和冲突

④国家利益 ⑤出发点和落脚点 ⑥国家间的共同利益 ⑦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

【我的疑问】

1、为什么说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权益,从内容上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以及国家的荣誉和尊严等。

.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利益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关系。国家利益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而利益对立则是引起国家间摩擦和冲突的根源。各国的国家性质不同,利益追求、对外政策也不同,使得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国际关系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协调国家间的利益,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国家间的矛盾。

各国在国际活动中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无可厚非,但必须尊重别国的国家利益。以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为借口侵犯别国的主权和安全、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是非正义的,我们必须予以谴责和反对。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2、如何正确理解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1)原因: 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利益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

(2)主要内容: 安全利益,如国家的统一、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利益,如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巩固;经济利益,如我国资源利用的效益、经济活动的利益和国家物质基础的增强等。(3)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的举措: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中国必须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坚决捍卫国家的统一、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别国的侵犯。

我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其他国家正当的国家利益,维护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合作探究】

1、(1)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利益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利益对立是引起冲突的根源。中韩双方希望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坚定在对方关切重大问题上的支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寻求广泛的利益交会点,有利于推动中韩关系在高水平上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2、在国家交往上,我国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任何国家都不应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的正当的国家利益。

【应用拓展】

1.A 战争是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 2.A 本题是基础试题,选A。

3.C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中法合作是因为双方有共同的利益,C正确;各国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不同的,A观点错误;B、D与题意不符。

4.D 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5.C 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是国家利益,但是国家性质、国家力量都对国际关系有一定的影响。故①②错误。

6.答案：C解析：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共同的国家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国家间只有利益是永恒的，而非友谊，故①正确，②不合题意。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④正确。此题强调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故③不合题意。

7.答案：C解析：“求同存异”是指国家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不同利益，应该寻求共同利益，谋求共同发展，因此C项正确。而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内容和交往方式，材料没有完全体现，故A、B、D舍去。

8.答案：D解析：国家间出现的分离聚合诸多形式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利益与力量不同。

9.(1)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权益。稀土资源事关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加强对稀土严格监管,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2)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对稀土资源开发必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必须禁止无序开发、恶性竞争。

第2课时 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检测站

1.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对我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认识。A项错误，各国利益有交汇点，但不是相同的； B项正确，2.答案：C解析：国际关系的内容有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等，竞争与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形式，A错误；维护本国国家利益是各国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B错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D错误，C正确。

3.答案：B解析：一国在国际活动中的主张和做法不能只顾本国利益，更不能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理由，侵犯别国的主权和安全，干涉别国的内政。这样的行为，是非正义的，从根本上、长远上看，也是会损害本国利益的。B项符合题意。

4.答案：B解析：④说法太片面，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实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无能为力，因此排除④；①②③正确。

5.答案：A解析：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由两者之间利益决定的。

6.答案：D解析：俄罗斯与北约之所以能建立“新型关系”是由双方的共同利益决定的，故D项符合题意，A、B、C表述本身错误。

7.答案：C解析：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排除B、D两项。竞争、合作和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排除A项。

8.答案：(1)①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②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面临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所以在经济上加强合作已成为共识。

③利益对立是国家斗争和冲突的根源。中美两国都立足自身国家利益，出现摩擦和斗争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体现。

(2)①中美两国要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做到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侵犯别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②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国际组织推动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与合作。中美两国要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的沟通与合作。

解读司法与国家的关系 篇3

关键词:司法程序;路径;司法系统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2-0175-01

1 核心概念

《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从比较法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了程序的结构和原则。作者首先分析了国家权力和政府的角色,然后讲述了他们与程序形式和结构的联系。作者利用他丰富而极负深度的知识,介绍了古代和当今的程序知识,展示了他对理论和现实相互关系的关心。对于学习诉讼法无论是学习民事还是刑事程序的学生来说,达玛什卡的著作有着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使得如今迥然不同的司法程序能够得以比较和分析,他的分析路径使得我们深刻地理解到:程序的结构和实践是特定的政府结构以及政治和经济观念的产物。这本书探讨了所有的程序在基础层面都因为两种考虑而被塑造和区分:①法律秩序是官僚制的还是协作制的。②正义的目标是被视为对法律的执行(能动型国家)还是对争端的解决(回应型国家)。理论上,这样两种并行的观点将导致四种范例:科层型权力组织的政策实施程序;科层型权力组织的纠纷解决程序;协作式官僚组织中的纠纷解决程序;协作式权力组织的政策实施程序。一种程序可能折射出多种以上范例的特征;而它其余的特征则有可能属于特定的一种程序。从第一和第四种范例中衍生出的程序安排差别是最为显著的。然而,在重要的相似点在迥异的程序安排中仍然可能会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必须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寻求理解。

2研究路径分析

2.1权力的组织形式

达玛什卡教授首先讨论了权力的组织形式。他把其二分为科层式理想型和协作理想型然后探索了每种理想形式的程序含意。对于每种模型来说,区分和决定彼此差别的要素是:①运作系统的是职业的、永恒的官员还是没有经过训练的、短时间的个人;②系统里的成员是否被安排进了严格的科层之中;③决定是依照技术性的标准制定的还是无差别的普遍的社会标准。

科层式理想型的官僚体系,达玛什卡教授讨论到,是这样一种体系,它以一群在严格的科层制度下的职业化官员作为标志,这些官员根据技术化的标准来制定决定。协作式理想型从另一个方面,鼓励依靠世俗的官员,水平状态下分布的权威,在决定争议时寻求实质正义的标准。作者提出的结构分析和理想类型是在领会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冲突与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基础上,达玛什卡分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关于司法的管理方式的历史内容,他认为前者与科层制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而后者则对应协作式理想型。这些亲和力似乎产生并且维持了与理想型相联系的特征。

2.2政府的职能

考虑到司法的管理结构和权力组织形式之间紧密的联系,达玛什卡教授讨论了关于政府职能:回应型国家和能动型国家。前者仅限于提供支持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每个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它管理的手段肯定是由自然生成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管理。国家不会期望存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截然分开的情况;没有国家所固有的问题,只有社会和个人的问题。能动型国家则相反,它的作为不仅仅限于实行几项具有推进性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它推行或者朝着一个全面的理论去努力,这个理论认为应当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这个理论也被国家用作一种包含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改善的基本概念。

2.3对实际程序系统分析的应用

在第六章“权力和司法的类型”达玛什卡教授讨论了一个广泛的司法系统,这四种模型(如前文)既包括了历史上的也包括当代的。这段讨论显示了利用纯粹模型来分析复杂人类事务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社会主义的形式诉讼程序是一种显然的能动主义的科层制系统,这种系统对案件类型的限制以及文革时期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都是对此很好的应证。专制普鲁士以及苏联设置的民事诉讼程序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但是特征却并不明显的事例,这些事例是政策实施型科层制度的很好例证。接着两种纠纷解决程序被考量:一种包含于科层的官僚制中;另一种包含于协作式体系中。在这里,文章比较了大陆法系的欧洲的民事诉讼程序与英美法系在历史以及当代中的类似情况。欧洲大陆法系程序安排的特征可以被理解为反映了在这些体系中科层制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当代的协作式官僚体系促进了英美程序的形成。

参考文献:

国家关系 篇4

一、国家治理需要审计监督机制

国家起源于人民根据自由意志所缔结的社会契约, 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国家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推动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国家治理是国家机关为了实现其根本目标,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 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和责任, 识别治理范围内的风险, 协同其他主体, 对社会实施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 各个国家的治理目标、模式、手段和方法各有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实现国家良治。

刘家义 (2012) 认为[2], 国家治理良治的标准主要有五条:一是有效的国家安全体系, 对外维护主权和对内维持政局稳定;二是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 遏制腐败;三是有效的法律规则和社会秩序, 实现公平正义;四是有效的民生权益保障机制, 促进摆脱贫困和增进福利;五是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 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从理论讲应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中国改革后的国家治理模式实质上是一个全能型政府逐步收缩, 社会和市场治理不断扩展的过程。但总体来看, 中国目前还属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治理模式, 社会和市场参与国家治理的力度不足。人民政府作为参与国家治理的国家机关, 具体的治理目标主要是构建责任、廉洁、高效、法治、透明的政府, 保证公共财政的公平分配, 为公平的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和法制环境, 维护社会公正, 逐步实现政府、社会、市场的共同治理。

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公共权力如何有效配置和运行的问题, 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职责, 因此, 国家治理的结构就表现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子系统, 这三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上述国家治理结构容易与委托人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和“利益冲突”等缺陷。这些缺陷形成的严重后果就是行政权力和财政收入的滥用、国家治理活动的绩效缺失、政府官员将手中公共权力私有化。这些后果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无法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所以, 为了实现国家职能, 实现构建责任、廉洁、高效、法治、透明政府的国家治理的目标, 需要建立权责对等和利益公平分享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奖惩问责机制、预算管制机制、行为与信息透明机制、监控机制等治理机制以弥补上述缺陷。

蔡春等 (2012) 认为[3], 国家审计通过监督、鉴证和评价等职能的发挥, 为国家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坚强的后盾, 才能合理保证和促进公共受托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

二、国家审计的产生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国家治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委托代理理论,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国家在行使人民让渡的国家权力过程中, 形成了公共受托责任关系。杨时展教授 (1986) 指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 又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4]。国家审计产生的动因是公共受托责任, 公共受托责任可分为受托财务责任阶段、受托管理责任阶段、受托社会责任阶段。

受托财务责任阶段, 国家审计关心政府财政资金使用合法不合法, 杨时展教授 (1997) 认为:“在民主制度比较不发达的情况下, 受托责任以合法性为主, 只要是依法支出的, 没有‘落入个人腰包’, 能够按照老套的封建标准, 做到‘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也就认为已经尽受托责任能事了, 不大注意所付货币代价大小的问题”[5]。

到了受托管理责任阶段, 国家审计除了关注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是否合法, 还要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 国家审计关注范围扩大了。

到了受托社会责任阶段, 受托责任扩展到对非特定委托人的社会责任, 国家审计开始超越传统审计业务领域, 关心政府责任的履行及其效能, 不仅包括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经济性、效率和效果, 还包括经济安全、资源环境安全等问题。

在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政府作为代理人拥有信息优势, 而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及其下级机关或人员可能试图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损害委托人利益, 因此, 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独立的机关, 对各级政府机关或人员的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监督, 这一独立机关, 就是国家审计机关。

在审计的起源意义上, “一开始, 政府就关心核算收支和征收税赋。体现这种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控制, 包括审计, 减少因官员不称职或欺诈所造成的错误和弊端。”[6]所以, 国家审计的产生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其核心是推动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 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 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利益。

三、国家审计的业务类型取决于国家治理问责机制的需要

审计是基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和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为什么会有合规性审计、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审计业务类型呢?这是因为审计业务类型由国家治理中的委托人问责内容决定。委托人的问责内容一般包括是否真实报告相关信息、是否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财产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使用财产等。其中, 前三项是最基本内容, 主要源于受托财务责任。委托人对问责内容与责任的不同关注度影响着审计业务类型。如果委托人主要关心财务责任, 则审计业务就是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如果委托人主要关注管理责任, 审计业务便是绩效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

不同国家审计业务类型的差异化也可用此原则来解释。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以绩效审计为主, 而目前中国国家审计以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为主。这就是由于问责主体对问责内容的需求不同形成的。发达国家的国家审计比较成熟, 问责主体对真实性、合法性等财务责任的问责需求和不满意程度已经较低, 因而更加关心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等管理责任。中国开展现代国家审计仅仅三十余年, 改革开放过程中还伴随大量的制度变迁, 因此, 对以真实性、合法性为主的财务问责甚至是财务责任的某一方面有较强的需求, 财务审计自然就成为主要的审计业务类型。然而, 公共部门的管理责任并非没有问题, 而只是在当前有限的审计资源条件下, 国家审计资源必须优先配置到最迫切的领域。所以, 中国国家审计要围绕国家治理的中心工作开展, 正体现出审计业务由公共责任委托人的问责需求决定。

四、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本职能是监督

在国家治理结构中, 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职权与责任, 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从理论上讲, 权力具有扩张性、自利性和腐蚀性等特征, 只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才能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才能捍卫社会公共利益。《宪法》和《审计法》赋予审计法定的监督职责, 使国家审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拥有较高的法律地位。

关于审计的职能, 主流观点是“三职能论”, 即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济鉴证。这三个职能中又有“侧重论”:国家审计侧重监督, 内部审计侧重评价, 民间审计侧重鉴证[7]。近年来兴起的跟踪审计强调“审帮促”, “免疫系统”论强调立足服务、坚持监督[8]。“国家治理”论认为, 国家审计的目标、重点和方式, 应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9]。因此, “国家治理”论是国家审计理论的高度凝练, 根据“国家治理”论, 国家审计应重点发挥监督职能, 关注民生、腐败和政府透明等问题。其中民生问题与人民幸福最为相关, 可以发挥审计的监督和评价职能;腐败问题是当前人民最关心和最紧迫的问题, 可以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政府透明是国家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基础, 可以发挥审计的评价和鉴证职能。

纵观中国国家审计职能的发展, 由“监督经济活动运行”相对单一的层次, 发展到了“免疫系统”论中“保障国家经济社会运行”较高层次, 再到把国家审计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审计是通过发挥揭示、抵御和预防的功能而实现其监督的职能的。1

1. 揭示功能。

指国家审计通过监督检查各项治理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情况, 在审计实践中证实被审计问题的客观现状, 即能够清楚地说明被审计对象存在问题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和“为什么是什么”, 从而起到有效的揭示作用, 促进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2. 抵御功能。

指国家审计提出切实有效的审计建议, 促进完善体制、规范机制、健全制度, 即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能够起到抑制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病害”的功能, 促进提高国家治理绩效。

3. 预防功能。

指国家审计凭借其震慑作用及独立、客观、公正、超脱、综合的优势, 从国家治理相互制约的机制建设层面, 提出切实有效的系统优化建议, 起到预防和预警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中的风险隐患的功能, 增强治理系统的“免疫力”。

揭示、抵御和预防是国家审计实现“免疫系统”功能的三种表现方式, 统一于审计工作的实践之中, 是三位一体的, 共同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其中, 揭示是基础, 没有揭示, 就不能进行抵御和预防;抵御是重点, 没有抵御就不会形成威慑, 就不会使揭示的问题得以纠正、发现的漏洞得以修补, 预防也便无从谈起;预防是目的, 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就是使经济社会少出问题, 这需要事前的预防, 预防的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审计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免疫系统作用的发挥是一个整体, 不能割裂开来, 没有揭露和抵御功能的充分发挥, 预防功能是无法单独实现的[5]。

五、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作用是建设

从根本上看, 中国国家审计发挥的是建设性作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6月视察审计署时表示:审计是我们国家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反腐的“利剑”、权力监督的“紧箍咒”、深化改革的“催化剂” (刘家义, 2013.10) 。1中国的国家审计从真实、合法性审计为主到效益审计的探索, 从重点揭露问题到重视审计整改, 全面反映了中国国家审计建设性作用的不断发挥。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监督权力运行———促进政府责任化。

权力和责任从来都如影随形, 享受权力的人, 理应负有责任。政府的责任至少包括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等。国家审计以经济监督为主线, 扩展到监督人民关心的各项政府经济活动, 从聚焦于经济活动层面的审查监督深入落实到问责制度层面。通过监督各项经济活动, 揭露经济责任履行中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形成责权对等的体制, 最终促进责任政府的建立。

2. 保证廉洁行政———促进政府廉洁化。

国家审计监督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 几乎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和政府机构, 最有条件发现国家财富被直接或间接侵吞, 也最有可能发现和揭露大案要案, 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合理保证政府廉洁行政。

3. 提高政府效能———促进政府高效化。

国家审计通过评价政府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 有助于发现财政资金使用中的问题,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有助于评价政府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考核政府及公职人员的业绩。还可以及时地揭露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性问题和政策性缺陷, 通过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推动国家改革中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规范, 促进政府的高效化。

4.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国家法制化。

审计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促进国家法治化:一是对政府部门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 揭露不严格执行法律的行为, 查处违法乱纪行为, 推进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二是通过发现法律法规制度的缺陷, 法律执行中的不足, 及时将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 推进法制化的建设和完善。

5.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政府透明化。

国家审计对于提高政府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审计信息披露, 通过及时和完整的信息披露与综合利用, 可以推动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

6.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开展国家审计可以及时发现、识别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公共风险隐患, 及时揭示潜在的风险, 提出预警信号, 并用审计结果引导社会公众理性接受、分析和判断风险程度,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推动国家良治。

参考文献

[1]李坤.国家治理机制与国家审计的三大方向[J].审计研究, 2012, (4) :20-24.

[2]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 2012, (6) :60-72.

[3]蔡春, 蔡利.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新发展——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初步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 (3) :3-10.

[4]杨时展.审计的发生和发展[J].财会通讯, 1986, (5) :8-11.

[5]孟焰, 张军.论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实施机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5) :81-84.

[6]杰里·D.沙利文, 等.蒙哥马利审计学 (上) [M].《蒙哥马利审计学》翻译组, 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6-7.

[7]廖洪, 李德文.中国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审计研究, 2002, (3) :32-37.

[8]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 2008, (3) :3-9.

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作文 篇5

春去秋来，早早地，秋天的第一缕寒气降临，抚落木叶，为这个疫情过后百废待兴的世界增添了一抹萧瑟。不过，其中也夹带着星星点点的希望和憧憬，孕育着新的生机。

今年春季，新冠疫情陡然爆发，武汉告急，整个世界突然间变了模样。所有社交媒体尽是关于疫情的报道;搜索引擎也被“新冠疫情”“口罩”等关键词覆盖;朋友圈内都在转发着不要出行的提示。看着屏幕上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人们不住地在心底默问：“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随着形势的愈发严峻，我们也变得愈发不安。出于安全原因，既定的开学计划被迫改为线上教学。这个消息让本就沉重的心情愈加沉重，疫情期间原本的计划都被打乱了，面对着未知的未来，层层阴霾笼罩在心头，彷徨又心悸。打开屏幕开始上课，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我们，也面对着空荡荡的教室，面对着点点寂寥星光，显得有些落寞无助。屏幕里，是一张张熟悉的亲切面孔和笑颜。在着一方狭小的空间里，融汇了无尽的温暖。屏幕前的我们，化身成一个个孤独的沙漠旅人，相聚在一起，彼此慰藉，传递着孤独的爱和关切。这份爱打破了时空的禁锢，伴随一缕轻风，跨越无尽的距离，来到我们身边，将我们的彷徨紧紧包裹，驱散了层层迷雾。月光温柔，净化了迷惘与不安，只余你在我耳边轻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于是我闭上眼，伴着一窗洁白沉沉睡去，一片宁静。

迷失者不再迷失，孤独者不再孤独。有了生活的动力，压抑的环境变得舒缓。每天的学习成了必修课，同时，我们也会在课余之时浏览新闻资讯：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奔赴在抗疫前线的医疗人员;坚守在岗位捍卫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捐献物资不留姓名的热心人士，从边境到内地，从抗疫一线到普通家庭，14亿中华儿女劲往一处使，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团结一心，死死地扼住了新冠恶魔的咽喉。

于我们而言，经历了许多，也学会了不少。平时普普通通的生活被陡然打断，那些早就习以为常的点点滴滴变得弥足珍贵，亲情、友情、消遣玩乐、学习新知。经过疫情的考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每一样都来之不易。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初探 篇6

关键词：劳动力商品 劳资关系 劳动力价值

随着科技进步与时代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已由最初资本主义制度刚确立之时的劳资对抗，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大致默认时期的趋于和谐。究其缘由，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制度刚代替封建主义制度而登上历史舞台时，是颇受世人诟病与质疑的；而且科技不发达，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惜加大对工人的剥削；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更是充满了血腥与镇压。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凸显，工人的工资水平有大幅度提升，更是有教育及企业培训，品质人格、历史、道德等劳动力价值的附加增殖因素，大大提升了工人的工资水平；而且随着现代先进管理模式的演进，不少工人也成为企业持股人，可以分享企业红利，参与企业管理，因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趋于平和融洽。然而，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本质是不会变的。本文的立意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础上，深挖理论的演进发展，形成劳动力商品理论的现代表现形式，并运用这一理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现状，把握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发展脉搏。

一、劳动力商品理论的简要表述

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最初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然而，货币只有在特殊的运动中才能转化为资本。商品的流通公式为：商品—货币—商品（W—G—W），也即商品生产者先出卖自己的商品，赚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换取自己所需的商品。资本流通的公式为：货币—商品—货币（G—W—G），资本家先用货币购买商品，再卖出商品，换回货币。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货币充当中间环节；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商品充当中间环节。

在商品流通中，买卖双方相互交换使用价值，通过商品交换满足需求，获取使用价值。在资本流通中，最初给付的货币与经流通收回的货币是不同的，收回的货币的量大于当初给付货币的量，资本流通的目的为获取更多的货币。因而，资本流通的公式应写为：G—W—G’。G’=G+ΔG，在原付货币额上有个增值额。这个增值额即为剩余价值（m）。这种增殖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产生了剩余价值。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为等价交换，在商品流通中，商品将与等于其自身价值的物品进行交换，但这一过程中却发生了价值增殖。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商品等价交换与价值增殖并存，资本总公式出现了矛盾。剩余价值的产生不在流通领域，又离不开流通领域，价值增殖只能发生在资本流通过程中间的商品上，但不可能发生在商品的价值上，因而，“商品的使用价值产生了价值增殖，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购买到一种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通过对它的使用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①。那么，这种商品即是劳动力。

“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是存在于人身体中的体力与脑力的总和”②。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为，劳动者必须是自由的；劳动者是纯粹的无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作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力价值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的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③。它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者生儿育女所花费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可持续性利用；三是劳动者用以提升个人素质和技能的花费，以确保能够满足由于科技文化发展造成的对雇佣工人自身技能的高要求。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需要，不只为了满足自身生理需求，还为了能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在消费中实现的。劳动力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不仅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货币所有者必须购买到这种特殊商品，才能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④。

二、劳动力商品理论的简要述评

劳动力商品理论对货币转化为资本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对于资本家剥削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反驳，因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巩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然而，学界对这一经典理论提出了质疑，劳动力可否成为商品，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否站得住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怎样构成的，以及劳动力商品理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何意义可言。针对以上质疑，我将在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做简要述评。

（一）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首先，学界认为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的一个重要论点为，商品都是劳动产品。判断一个物品是否可以成为商品，一般情况下，是看该物品在商品流通中是否经过交换，是否能够满足人的需求。不可否认，矿藏、自然资源、土地等稀缺的资源也可满足人的需求，但是却不是经过人的劳动过程创造出来的。

其次，劳动力是经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产物。前文已述：“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是存在于人身体中的体力与脑力的总和”⑤。因而，劳动力不是人生而具备的，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培养，深造学习，历史道德条件的感化、约束等等，潜移默化的生成的。一是双亲不辞辛劳的养育、教化；二是劳动者自身多年夜以继日的寒窗苦读，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三是教师的润物细无声的教诲所创造的价值。

第三，《资本论》第1卷里曾指出“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决定的。”⑥“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⑦。“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由活劳动创造的，也具有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⑨。

最后，学界质疑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另一条论点为，劳动力不能独立于人体而独立存在。我认为，这条论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货币持有者通过购买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满足自己的需求，完成交换，而不是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使自己具备像劳动力出卖者一样的劳动能力，劳动力独立于人体存在。劳动供给者提供劳动力，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货币持有者只是支付货币，这与一般的商品交换并无异处。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必要条件

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劳动者是自由的、劳动者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才意味着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条件已满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至今，已有百余载。我们在学习理论知识时，要做到“扬弃”，即接受并改进。

首先，劳动者并不必然拥有“纯粹的”人身自由。在原始社会以及奴隶社会，有些奴隶、战俘等，是不具备人身自由的，但他们的劳动也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产生了极大价值。奴隶、战俘是可以进行交易的。奴隶主通过商品交换，出卖奴隶、战俘而获取货币。他们出卖的其实是奴隶、战俘的劳动力。在奴隶社会中，奴隶是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奴隶主出卖劳动力商品获取货币。

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社会生产力较低，也正处于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因而，社会中有大量失去生活资料的劳动者。他们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货币，购买生活资料，维持生计。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发达，劳动生产率较高，企业的劳资关系相对和谐，也出现了大批劳动者持有公司股票，参与企业分红，参与企业管理的例子。在战后的美国与日本，更是有大批公职人员受到企业红利的诱惑，纷纷放弃公职，去非公企业供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劳动者。劳动者并不必然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第三，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必要条件有二，一是劳动力由不同的人占有。只有不同的人占有劳动力，才能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从而各取所需。二是无论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还是劳动力的占有者，都不能独立完成生产。只有这样，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才需要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劳动者才必须供给劳动力，从而换取货币，维持生计。

（三）构成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四要素

根据劳动二重性学说，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既包括具体劳动，也包括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劳动力商品的价值”⑩。具体劳动是在劳动者运用一定“生产资料”的前提下，采取的具体形式的劳动；而抽象劳动则是一定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力的价值应由四个要素构成，一是劳动力供给者用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育儿育女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劳动力供给者用以提升个人潜质、修养、能力的花费的价值。二是养育劳动力生产者的父母的心血与花费的价值。三是劳动者自身研学苦读的精力花费的价值。四是教师教育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

（四）劳动力商品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义重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究互惠互利，人人平等。因此，劳动力商品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义重大，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是劳动力商品理论讲究劳动者人格独立，劳动者自己具备劳动力的所有权、支配权、交换权。劳动者的人格、情操、口碑、技能、知识素养等等，都是劳动力商品价值增殖的附加值。如果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无可替代，或替代率很小，那么很多企业会提高劳动力商品的购买价格，劳动者也会因之获取丰厚的利润。这无疑对劳动者形成一种正向激励作用，鼓励劳动者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与人格的完善。二是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择业，那么能否就业就成为劳动者自己的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如果劳动力商品理论在市场经济中起到促进竞争的作用，就会增加劳动者就业的紧迫感。如果劳动者生育的子女较多，那么在对子女教育上分摊的经费就不足，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女将来就业就会相对困难，这势必会对劳动者施加一定压力，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劳动者的生育观念，促进社会优生优育政策的推行。

三、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现状

回顾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演变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自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确立到二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一直是“资强劳弱”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劳动法律，一向是偏袒资方的“一边倒”的制度设计模式；工会力量薄弱；工人的维权意识薄弱。甚至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还会出现工人罢工游行被血腥镇压的历史悲剧。随着时代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趋于平和，“三方体制”有效制约了资方的市场力量，政府不再一味“一边倒”向资方，而是相互牵制制衡，平衡劳资双方的势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合作趋势，劳资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同分享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红利。法律制度提高了工会的政治地位，工人维权意识强烈，更是有大批工人加入工会，依靠工会提高工资水平，增强社会福利。

“三方体制”采取集体协商谈判和工会制度，有效充当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润滑剂”，及时缓和了劳资冲突。进入21世纪后，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出离了弱势地位，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抗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使资产阶级得以重新审视劳资关系，劳资关系的发展形成“新合作主义”的趋势。

基于劳动力商品理论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演变规律，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至二战的时期，劳动者的技能水平、知识文化水平较低，文盲率较高。劳动者大多为男性，他们提供的劳动力大多技术含量较低，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在出卖体力。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的兴起，机器大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劳动对体力的要求相对降低，妇女和儿童加入生产，成为新生劳动力供给大军。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仅限于会操作机器，能熟练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所以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附加值较低；劳动力商品的替代率很大。

二战之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劳动生产率有了质的飞跃。工人阶级的维权意识强烈，劳方逐渐抬头。与此同时，“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深入人心，劳动者纷纷开始注重自身学习提升，资本主义国家也重视发展教育。各领域涌现出大量高学历、自身素养过硬、基本功扎实的新型劳动者。劳动力商品价值增殖的附加值增大，因此劳动力商品的可替代性差。劳动力供给者有很强的与资本家谈价议价的能力，自然可以使资本家提高工资待遇，甚至劳动者分享企业红利，参与企业的管理。

四、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

下文主要研究美国，日本和瑞典这三个有代表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许多企业需要依靠知识创新与员工智力，企业劳资关系逐渐演变为合作式的成员关系。美国的知识创新型企业都是极大地激励员工的创造性劳动，在办公环境中营造轻松、亲密的组织氛围，逐渐模糊了员工与经理之间的界限。美国的工会组织以企业工会为主。然而，在一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工会组织的势力较弱，劳资关系较为松散，不稳定，属于资本所有权主导型。在目前美国劳动者就业市场中，有近乎五成的比例为临时工，临时工基本没有加入工会组织。他们与资本家议价的能力较低，劳动工资向下刚性较弱，任由资本家压低工资水平，降低福利待遇，一个典型的例子为“血汗工厂”沃尔玛。

日本的劳资关系主要为“利润分享型”，企业红利除被股东占有外，还会以工资以外的附加模式分发给企业员工，如与劳动贡献挂钩的奖金、退职金、职工住房、保健设施、旅游度假、教育培训等等。利润分享制的目的为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效率，降低代理成本。在日本的企业中，存在内部职工持股会，企业职工出资形成持股会，企业给予一定补贴，企业员工得以积累资金，拥有企业股份的持有权。利润分享型的劳资关系使劳动者持有资金，形成企业稳定的股东，增强劳动者的企业归属感与主人翁感，更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瑞典，工会组织的社会地位较高，市场势力较强，主要以行业工会为主。瑞典工人组织化程度较高，劳资关系较稳定。瑞典的劳资关系为利益共享型。“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中，瑞典劳资关系属于共享程度最高、最为稳定的类型”11。“瑞典的劳资共享模式是通过企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和社会层面的公共政策合力实现的”12。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面对实体经济的疲软，面对危机与失业，瑞典的劳资双方展开协商与谈判。劳方坚持涨工资以应对通胀，资方主张降低工资水平，甚至在最低工资线以下雇佣劳动者，工会最大限度保障劳方权益，声称加薪可延期，但不能降低工资水平，更不能在最低工资水平下雇佣工人。利益共享模式的劳资关系在瑞典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

五、在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发展演进下，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变化

（一）资产阶级利用“人民资本主义”的外壳粉饰太平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控股的股份企业，通过向劳动者发行小额股份，为企业发展融通资金。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便大肆宣扬，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人民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红利由劳资双方共享，股份企业由劳资双方共同所有。

首先，劳动者占有股份的收入与其对生活资料购买的需求相比是杯水车薪，根本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资本家通过吸收社会少量游资，完成资本积聚，统一由资本家所支配，扩大股份企业的规模生产，而少数垄断资本家仍然控制了企业的大量资金和管理权，控制股份企业小额股票的劳动者的势力仍然很弱小，从而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能力增长了。

其次，劳动者购买了垄断企业的小额股票，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社会本质，造成了劳资双方拥有“共同 ”利益，甚至“劳资一家”的表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使劳资关系走向合作，有利于资本家利用劳动者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心理，增强劳动者归属感，调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从而加深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

（二）民主管理模式的劳资关系只是假象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民主管理”依据的说辞无非是，企业吸收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生产管理决策、劳动者加盟企业的管委会、企业实行劳动者合理建议制度、开展劳动者广泛参与质量管理的活动等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较为发达，企业需要知识型、技能型的劳动者的脑力劳动，也即劳动力商品价值增殖的附加因素，创造更大的商品价值。民主管理模式的劳资关系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商品质量，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商品生产成本，从而增加剩余价值。民主管理模式的劳资关系有利于缓和劳资冲突。而且，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也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果实。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长期实行的残酷血汗压榨制度，谋得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

民主管理模式的劳资关系蒙蔽了劳动者的双眼。劳动环境条件的改善，调动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必然有限，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权仍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丝毫没有改变劳动者被剥削、被压榨的命运，只是资本家为获取更大剩余价值，愚昧劳动者而使出的“障眼法”而已。

（三）“弹性工作日”并没能改变劳动者被剥削的地位

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中，流行劳动者“弹性工作日”制度，也即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缩短了劳动者的工作日。首先，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质的提升，资本家缩短劳动者的工时，以缓和劳资矛盾，但是企业丰厚的利润与产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分毫。其次，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对劳动者脑力的要求更高了，需要掌握更高深的生产技术，劳动力再生产需要耗费较多培训与学习的时间与精力，以适应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强度、高难度、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活动。第三，2008年的金融危机横扫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开工不足，劳动者失业严重。

劳动者“弹性工作日”制度实行的前提条件为，科技进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必然导致劳动力价值的降低，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延长，从而大大增加了资本家所获取的相对剩余价值”13。资本家缩短劳动者的工作日，就必然会加大劳动强度，在有限的劳动时间里，要求劳动者紧锣密鼓地生产，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因此，“弹性工作日”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被剥削的地位，只是资本家为提高剥削程度、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所采取的一种更为隐蔽的压榨方式。

六、结论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力商品价值理论进行了理论剖析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现状及其变化。

总结全文内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当代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商品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演进，应尊重历史规律，更清楚地看到，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为劳动力被不同人占有，以及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拥有者对资料的不合理占有。二是劳动力商品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义重大，不仅优胜劣汰，增强竞争，还会产生积极的人口效应，从而改变劳动者的生育观念。三是劳动者应努力提高劳动力商品价值增殖的附加值，拥有高尚人格、优良口碑、先进技术的劳动力商品是可替代性低的，也是劳动者能与资本家谈价议价的唯一资本。四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趋缓是工人阶级维权意识增强，不断与资产阶级抗争的结果。五是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趋向平和，资本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缓和劳资冲突，但是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本质没有改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会改变。

注：

①引自《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0版），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②引自《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0版），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③引自《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0版），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④引自《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0版），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⑤引自《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0版），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⑥引自《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⑦引自《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⑧引自《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⑨引自《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⑩引自《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劳动力商品理论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论纲》[J].刘凤义，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1）。

12引自《劳动力商品理论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论纲》[J].刘凤义，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1）。

13引自《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0版），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6]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杨酥，冯晓莉.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品质构成现实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8]孙蚌珠.关于劳动力商品的几个问题[J].经济评论，1998（1）

[9]胡新宇.劳动力商品价值理论的再认识[J]. 商业时代，2004（27）

[10]程延园.劳动关系（第3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1]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阿伦特（著），孙传钊（译）.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6]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0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7]刘凤义.劳动力商品理论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论纲[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1）

浅析当前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 篇7

关键词：中拉关系,政治合作,经贸交流,软实力建设

一、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拉丁美洲是指美国之南以拉丁语系语言为主要官方用语的美洲大陆及附近岛屿地区, 共由33个国家组成。在地理上, 拉美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地区, 但其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却不容忽视。

拉丁美洲历史上曾长期经受列强的殖民统治, 各国独立后, 对政治自主与经济独立十分重视, 在当前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推动世界多极化等方面与中国有相同追求。并且, 拉美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 同处第三世界, 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随着自身实力发展, 拉美国家逐渐谋求改变由少数国家主宰世界政治经济议程的局面, 希望联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此外, 拉美国家地处美国战略大后方, 发展和巩固中拉伙伴关系, 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扩展中国外交空间, 对美国的对华遏制包围策略也会起到牵制作用。

拉美是资源蕴藏丰富, 市场前景广大的希望大陆。拉美国家盛产大豆、玉米、咖啡、甘蔗、热带水果等作物, 以及牛肉、羊毛等畜产品, 近海和淡水渔业资源也极为丰富。拉美的石油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20%左右, 委内瑞拉更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为丰富的国家。拉美的铜、铁、煤、银、硝石、铝土等矿藏也产量不菲。拉美国家共有6亿人口, 人均GDP在发展中国家处于最高水平, 民众又有高消费习惯, 因而市场潜力巨大。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 而深度工业化所需的能源, 矿产等进口需求逐年猛增。显而易见, 拉美以其庞大的资源储量和市场潜力, 无疑会成为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地与商品销售市场, 双方经济合作潜力巨大。

二、中国与拉美国家合作现状评估

在政治关系方面, 2004年和2008年, 胡锦涛主席两次访问拉美, 2013年5-6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3国, 拉美21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曾来访。频繁的高层往来, 极大拉近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距离, 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 为双方的深入合作打下牢固基础。中国已同合作关系密切, 合作质量良好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秘鲁6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外, 中国与本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巴西、墨西哥建立了制度化, 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中巴、中墨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和副外长级战略对话, 以发挥巴、墨的影响力进一步带动和促进中国同本区域其它国家的合作关系。此外, 中国同拉美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里约集团以及新近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也建立了良好互动关系。中国与拉美国家虽然政治经济制度不同, 但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发展道路, 视对方为可靠的政治伙伴, 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彼此支持、相互借重。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成果也令人瞩目。目前, 中国已同秘鲁、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巴西、阿根廷、古巴等12国签订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30%, 2012年中拉贸易额达2612亿美元。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 对华贸易额占拉美地区外贸总额的11.27%, 中国成为拉美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机电、纺织、轻工制品行销拉美, 而拉美的能源、矿产、农产则源源不断出口中国。由于临近美国、加拿大市场以及内部存在联系广泛的自贸协定网络, 拉美也备受中国投资者青睐。截至2011年底, 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为540亿美元, 成为拉美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中国奇瑞汽车投资7亿美元在巴西建立汽车组装厂, 联想在墨西哥建立了电脑生产厂。中国对委内瑞拉, 阿根廷等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数额也十分可观。

三、推动未来中拉关系发展的政策建议

首先, 处理中拉关系时, 要正视美国因素的存在。美国一向视拉美为自己向全球扩展势力的战略后方, 通过政治军事干涉和经济渗透谋求对拉美的绝对控制。由于近年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全球反恐和夺取中东地区主导权, 对拉美有所忽视, 加之拉美对其政治单边主义做派和强加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反弹, 各国对美国离心力加大, 左翼政府在多国掌权, 希望引入中国来制衡美国影响并搭上中国经济腾飞的快车。这触发了美国内“中国渗透美国后院”的惊呼, 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实际上, 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 中国目前在拉美的影响力仍很有限, 无意挑战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地位。因而有必要通过各种渠道, 向美国明确传达中国的善意, 避免战略误判的出现。

当前, 中国与拉美间经贸合作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讲,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摩擦和冲突。拉美各国存在担心, 中国会同历史上其它殖民者一样, 将拉美变成其单纯的资源供给地与商品倾销市场, 认为中国进入拉美目的只在掠夺石油和矿产。此外拉美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与中国相似,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轻工、纺织品等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因而, 有必要改善中拉贸易结构, 减少其贸易逆差, 增加对拉美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以及拉美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的进口, 打造更加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中拉经济关系。

最后, 文化交流和合作是中拉关系中的短板。中国文化与拉美文化差异性较大, 缺乏交流, 加之冷战时期的长期负面宣传, 导致拉美国家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了解有限, 误解和成见尚未完全消除, “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依然很大。中拉文化关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因而, 要着力提升中国软实力, 密切中拉文化交流。中国的媒体要“走出去”, 在拉美传播和树立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要依靠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各种层次的政府和民间组织机构, 加强双方人文、教育、旅游等交流合作, 厚植和培育中拉人民友谊。

参考文献

[1]沈安.关于中国未来对拉美外交战略的思考.拉丁美洲研究, 2009 (8)

[2]张昆生.对新形势下加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几点看法.国际问题研究, 2012 (5)

[3]汪巍.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逐步扩大范围.中国经济时报, 2013-5-31

拉美国家劳动关系现状综述 篇8

劳动力供给方面体现为劳动力人口激增, 主要原因是女性加入到劳动力供给中来。这一情形与正规部门的低岗位供给相结合, 产生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兴起和失业率上升。地区失业率在这十年里上升到10%左右。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 失业率有所下降, 但是90年代末期却急剧上升。在拉美国家, 形成了大量的非正规部门就业, 同时对于广泛存在的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失业却没有保险金, 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拉美国家中, 非正规部门就业从1992年的52%上升到57%, 今天已经快接近60%了。

在拉美, 劳动法的制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一局面。拉美劳动法主要包括劳动主体的确认、劳动合同的执行、强制执行具体的劳动标准等。其只保护为政府工作的男性的一家之主, 以及大企业或中等企业的雇主。随着女性加入劳动者的行列, 很多劳动者都没能列入劳动法保护的行列, 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立法和劳动实践中的冲突。在经济的多边化和社会的求稳性的压力下, 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不满达到了顶峰, 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一些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手段来尽心改革。

一、职业保障立法的改革

职业保障立法 (job security legislation) 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相同的特点是:限制临时雇用, 与终身雇佣有关的离职金。这些规定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谴责, 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改革已经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

20世纪90年代经济通胀有所下降, 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一时期, 通胀是调整工资的一项重要指标, 但到后期, 通胀的降低, 工资又具有刚性, 使得劳资关系尖锐, 人们不得不寻找正规部门就业的替代机制。同时竞争的激烈也凸显了这部劳动法的弊端。商品市场要求市场具有灵活性, 而劳动力市场追求稳定, 导致在劳动力不能够自由的流动。这样的结构会推迟转型的进程。刚性的劳动法促使了人们发展非正规部门就业。社会改革越来越困难。1996年秘鲁进行改革, 降低了强制的离职金, 但是很快在国内引起骚乱, 最后离职金的标准不降反升。正是因为改革的困难, 所以在拉美, 26个国家中有23个进行了经济改革, 签订了24个双边协议, 却只有6个国家对劳动立法进行了改革, 他们分别是:阿根廷 (1991、1995、1999) 、巴西 (1988) 、哥伦比亚 (1990) 、巴拿马 (1991) 。但是改革是否取得进步很难下定论。

(一) 临时雇佣合同

为了促进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拉美26个国家中有14个都选择了限制临时雇佣关系的发展。临时雇佣仅仅允许存在于一定自然期间, 比如说收获季节。1990s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家制定了新的合同规则, 对临时雇佣的范围有所扩大, 设定了临时雇佣合同, 在这类合同里, 雇主只需要很低的离职金。

但是政府对于临时雇佣合同管制虽然有所放松, 但整体上还是很严格的。阿根廷1991年的改革指出, 除了政府特别指出的明确的部分可以使用临时雇佣, 其余部分均不能使用临时雇佣。临时雇佣合同不能持续五年, 而且规定有离职金。同时阿根廷1991年改革是提出一种新的合同为促进在改革中失业的人的再就业。但是, 签订这类合同需要等到工会的批准, 也需要到就业委员会去注册登记。这就大大的影响了这类合同的推广。1995年, 又推出一种合同, 这种合同规定, 如果企业雇佣员工超过40年, 可以不支付离职金, 同时雇主要缴纳的劳动税也将减少。同时设法规定, 劳动合同有3个月的审查期, 这3个月, 雇主不用支付离职金。雇主可以随意的适用这些促进就业的合同, 而且不用工会同意, 不用到政府部门去登记。然后这项策略是到1998年才开始在市场上显现出来。但是这项策略在政府层面却不受欢迎。1998年阿根廷政府废除了大部分免除劳动税和离职金的规定。

在秘鲁, 临时雇佣合同是在70年代引进的, 但是此类合同没有法律对其进行保护。但是政府对于临时雇佣的管制成本是很高的, 因为他们需要取得劳动管理的主导权。1991年的改革降低了这一成本, 扩大了临时雇佣的适用范围。因此扩大了对临时雇佣人员的需求, 1991到1996年, 国家对临时雇佣人员的需求持续上升。使得正规就业部门人员的薪资减少了近80%。

在哥伦比亚, 临时雇佣合同只要是在约定的时间内终止的, 就不需要支付离职金。同时又有1年的实习期。但是1990年的改革将这个实习期的期限减小了。同时终身雇佣合同也变得灵活, 可以商议。比起终身雇佣合同, 临时雇佣合同降低了劳动法的刚性, 如果没有这一方法, 企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逃避法律责任。

(二) 离职金

强制性的离职金往往与终身雇佣合同联系在一起, 这个概念在拉美国家被得到广泛的承认。劳动者工龄越长, 就能够得到越多的离职金, 离职金的计算是每一年的工龄换一个月工资。在拉美国家中, 有的国家在改革中降低了离职金的要求, 但有的国家却提高了离职金的标准。哥伦比亚、秘鲁等在改革中降低了对离职金的要求, 但是巴西、智利等国家却提高了其标准。哥伦比亚在1990年改革时, 引入临时雇佣合同, 却同时降低了劳动者能够从解雇中得到的好处。这样做以后, 专家调查发现, 哥伦比亚等地区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人数有所下降。

拉美地区的职业保障立法更像是一种指标, 来表示员工与企业契合, 双方互相选择, 而不是用职业保障立法来解决不公平的解雇。调查显示, 秘鲁的有离职金保护的员工获得的薪水较少, 工作时间较长。因此, 保护员工不受不公平解雇不应放在保护员工的第一位。而非正规部门经营本身具有难度, 离职金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导致非正规部门转化为正规部门的区间变大, 使得, 无法为正规就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面对非正规部门就业, 一些国家采取过一些行动, 来阻止其发展。1991年阿根廷改革, 建立雇主处罚机制, 如果雇主没有及时登记雇员信息, 将受到处罚。1991年智利政府制定大量的立法来保护低收入劳动者。1998年巴西收紧职业保障立法, 同时增加了处罚机制。

离职金将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分化。在秘鲁, 有资格领取离职金的劳动者是少数, 而且是比较富裕的劳动者, 贫穷的劳动者大多都不能拿到离职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国内收入差距较大, 产生贫富差距。同时离职金太高, 不但分化了非正规就业者, 也会影响正规就业部门的其他劳动者, 在政府的促进就业政策里, 有很多劳动者是排除在离职金范围内的, 如年轻人、女性等。离职金的适用, 需要劳动者在企业里工作时间较长, 而这些员工, 除了违纪之外, 企业是不能将其开除的。1990年哥伦比亚的改革中提到:10年以上的员工被解雇, 企业只有证明自己是公正解雇, 此解雇才生效, 否则企业要继续雇佣劳动者, 并负担劳动者退休后的养老金。同样的做法巴拿马和秘鲁的法律中也有体现。同时, 企业为了避免支付离职金, 会雇佣工龄短的员工, 比如年轻人, 而此时, 在企业里长期工作的老员工就将面临很大的解雇风险。在秘鲁1990年改革中, 数据显示, 年龄大的劳动者出现在非正规部门的可能性较大, 而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则出现的可能性较小。

二、失业补偿

在拉美, 一开始没有失业保险, 只有一些国家建有一些特殊的失业扶助计划, 通过发放失业补助的形式来帮助失业者。阿根廷、智利等国家, 雇员只有出于经济原因或公平解雇的原因方可享受补助。这些补助的覆盖面很窄, 在巴西, 劳动者要证明是处于经济上的需要才能申请补助。总体而言, 拉美的失业保险系统还是很脆弱的。阿根廷和巴西的系统更多的是支持中产阶级而非低收入人群。

拉美国家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困境, 经济改革与劳动关系改革方向相背离, 使得国家陷入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

摘要：拉美国家在20世纪后半段社会进入了转型期, 在这期间, 劳动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总体而言, 政府对劳动关系采取的是一种超越社会现实的高标准的保护的策略, 这就导致社会不断衍生出新的不受法律调整的劳动关系, 如非正规部门就业等来适应社会需求。而在这些利益博弈里, 劳动者的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

关键词：拉美,劳动关系,国家保障

参考文献

[1]胡里奥·迪奥.拉美劳动的非正规化与左翼政府的劳工政策[J].国外理论动态, 2010 (1) .

[2]李庆堂.当代拉丁美洲工人运动概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J], 1991 (2) .

国家关系 篇9

人们感到适应不了这个突然变得更加广泛更加危险的世界, 人们变得越来越麻木沮丧、困苦愁烦。这是因为人们没有学会根据历史的变迁和制度的冲突来界定他们所遭遇的困惑。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时期转型的过程, 全能主义的政府逐渐放开了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控制, 主要表现为经济市场化, 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权力下放和职能转变, 私人利益的承认和鼓励、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些变迁不仅意味着个人活动空间的明显增大, 也意味着公民作为一个个体与国家的分离和对立, 更意味着一个连接国家和个人的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逐步出现。

要理解和解决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惑,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而依靠公民社会就是个人实现与国家良性互动的有效手段。

一、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特征

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三种不同的译名, 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译名的不同表达, 代表了学者们对这个术语的不同理解:从公民政治权利的偏好层面使用“公民社会”, 从社会经济生活的偏好层面使用“市民社会”, 从国家和家庭、企业的关系偏好层面使用“民间社会”。

笔者研究的Civil Society强调它的政治学意义, 即对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强调其“民间性”, 即公民社会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和独立自主的地位, 主要是指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和机构。当代国内学者在公民社会的研究中, 大多持“三分法”观点, 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 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本研究也持以上观点。

公民社会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诸如团体、工会、合作组织、服务组织、社区组织、青年组织以及学术机构等都属于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公民社会组织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简称CSOs) 是公民社会的主体, 离开公民社会组织就无所谓公民社会。作为公民社会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组织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营利性, 公民社会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 它们致力于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服务需求, 把维护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务作为主要目标;其二是独立性, 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 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市场, 在政治、管理和财政上, 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三是自愿性, 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 而完全是自愿的, 因此这些组织也叫公民的志愿性组织。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家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规范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 转变了对公民社会的态度, 为公民社会的兴起提供了制度条件。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使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一些专家学者估计, 在中国至少有200万个以上的公民社会组织, 有的估计高达800万个。虽然学术界的数据存在差异, 但这也足以说明一个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正在我国逐渐形成。

二、个人与公民社会

正如前文所言, 现代世界达到了极限就会自我反省,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将逐渐意识到“现代性的生产主义逻辑”中隐含的危险和局限性。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为不确定性”, 其中就包括在文章的开头提到的那些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困扰我们自己的种种风险。这种“人为不确

定性”增强的政治后果影响极为深远, 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发展就是它的积极影响之一。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依靠公民社会的力量来面对日益强大的现代国家。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分别是农村和市民的自治组织, 它们是由城乡居民自愿组织参加的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这两个中国农村和城镇最广泛的民间组织, 正是中国最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在保护村民和市民的利益、管理农村和街道事务、协调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组织公民参与政治选举等方面, 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 公民通过参与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和培训因而具有一定的技能, 能够得到和处理信息, 从而有能力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另一方面, 公民社会组织力量的真正发挥还需要每个公民的参与。在公民社会中, 公民的身份并不是由年龄决定的, 而是首先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来标志的。公民社会里的公民应该追求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 受法律保护的自我利益, 在更广泛的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 有远见的而非短视的自我利益, 有助于促进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

公民社会里的公民身份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义务。所以, 公民不光要争取自我利益, 更重要的是, 要关注整体的福祉或较大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是, 公民社会也必须实现民主化, 参与精神必须取代精英主义者所坚持的那种寡头政治的信条, 只有这样个人才拥有选择的机会和能力, 个人权利才能够得到保障, 民间首创精神才能得到鼓励和发扬。

三、个人、公民社会与国家

社会发生迅速变化的结果, 使国家和公共社会之间本来相互应该适应的关系变得问题重重。致使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紧张的、经常充满矛盾的关系。这些矛盾不仅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 而且广泛体现在以性别、族群和代际划分等为基础的各种斗争中。为了解决这些争斗, 个人和群体纷纷根据各自的社会基础、服务对象、活动方式而建立和塑造了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的公民社会组织。在个人处理与国家的关系中, 公民社会具有以下的几个作用:

1.让个人通过集团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公民社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尤其是政策制定过程, 在此之中, 公民合理的追求自我利益, 同时他们的自我利益又是同他人的自我利益以及公众利益相协调的, 是可以长期保持发展的。由此可见, 公民社会的兴起必将使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向纵深发展, 与此相适应的政策制定范式也必然要求政策制定过程具有容纳公民或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诉求的机制。

公民社会组织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游说、宣传、支持民主选举活动、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表明其在政策制定中的态度和意见, 并以自身所掌握的民意和特定群众的支持对政府施加压力, 迫使公共政策反映该集团的利益诉求。

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国家行政主体的相对方, 不仅有服从和协助管理的义务, 还能够在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 有申请救济的权力, 甚至还可以以拒绝执行的方式来修改甚至废除既行政策。

2.让个人以协商民主的形式促进国家角色的转变

公民社会可以使个人按照民主的方向进行社会化——个人得以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人们不仅关心“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还关注“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由此推动法治、民众参与、民主型政治文化和中产阶级等因素的形成, 最终形成一个独立于市场与国家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格局标志着双方的对峙状态, 对峙状态的形成意味着公民社会趋于成熟和稳定。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格局实质上意味着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权威、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对峙。这意味着, 公民社会具有制衡政府的力量, 亦即公民社会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捍卫自由, 使自己免受国家和政府的超常干预和侵犯。因此, 在公民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的范围内, 国家及其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全知全能、完全理性的实体, 政府组织本身只具备有限的理性, 政府不会成为治理过程中的唯一权威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公民社会以能动政治、协商民主的形式促进国家角色的改变。

3.让个人以自治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

公民社会在个人处理与国家关系中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通过社会自治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的过分侵蚀。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外, 当前中国的社会自治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行业自治。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群体所领导的社会自治, 又可以统称为基层群众自治。基层群众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自治形式, 它具有广泛群众自治基础和社会自治基础, 人们通过参与公民社会组织能过解决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在公民社会组织内部, 组织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 在共同利益和共同行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团结有机地将单个的人联系起来。在公民社会组织外部, 个人能够通过组织有效而富有意义地把自己与政治体系联系在一起, 通过组织构成的密集网络进行利益表达, 整合诸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总而言之, 公民社会应该成为联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桥梁, 组织个人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家职能的转变, 引导个人通过自治的方式促进社会和谐。而国家则应在承认和尊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公民社会,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 进行必要的、有限度的干预、调节和支持。

在公民社会中,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再是“一边倒”的态势。公民社会组织作为个人与国家的中间力量, 能够有效的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蚀和危害, 能够有利地帮助个人更广泛更有深度地参与国家事务, 能够让国家政权组织从琐碎的个人事务中脱身出来, 能够帮助个人壮大自身的力量以应对日益危险的社会。总而言之, 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壮大能够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困惑。

然而, 如果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上述风险, 无论对个别的个人与国家关系进行了多么富有成效的民主改革, 治理都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所以, 这也是研究的不足之处, 还需进一步探讨跨国治理的进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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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代月.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评述[J].教学与研究, 200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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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关系研究述评 篇10

(一) 国家形象

1965年, Schooler正式引入了国家形象概念, 此后来源国及来源国效应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国家形象包括“品牌来源国”、“产品设计国”、“产品制造国”以及“产品组装国”等概念 (Batra, etal, 2000;Chao, 1993;Cordell, 1992;Han和Terp Stra, 1988) 。

来源国、原产国、原设计国 (设计来源国) 能够引起消费者心目中的来源国联想 (Aaker, 1991;Keller, 1993) 。国家形象 (跟品牌形象类似) 是一系列关于该国联想的集合 (Keller, 1993) 。在国际市场营销研究文献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形象概念定义。国家形象在国家层面 (宏观) (e.g., Martin and Eroglu, 1993) 和产品层面 (微观) (e.g., Agarwal and Sikri, 1996) 进行了不同的概念定义。

(二) 品牌资产

品牌资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诊释:消费者基础的, 产品——市场基础的以及财务基础上的 (Keller and Lehman Ln, 2006) 。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Aaker (1991) 和Keller (1993) , 将品牌资产定义为消费者 (或者营销) 视角, 而不是财务视角的品牌资产。从营销角度来说, 研究者通过消费者感知 (如Yoo和Donthu, 2001;Pappu etal., 2005) 或消费者行为 (Kamakura and Russell, 1993) 来度量品牌资产。

从产品——市场角度来看, 一个强势的品牌更够增强广告效应, 将品牌从竞争品牌中区分开来, 同时促进品牌延伸 (Hoeffer和keller, 2003) 。

最后, 从财务角度来看, 品牌是可以频繁地购买和出售的无形资产。Russell (1993) 则将品牌资产定义为公司牌而增加的效用;Srivastava and Shocker (1991) 也认为品牌资产是由品牌名称所带来的产品增值。

二、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关系的研究

(一) 国家形象对品牌资产的影响

现有文献对国家形象和品牌资产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国家形象对品牌资产的影响。许多学者 (Baldaufetal, 2009;Leilaetal., 2010;pa Ppuetal, 2006;Fetscherin etal., 2010) 认为国家形象应该是品牌资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对品牌资产进行测量的同时, 应该加入国家形象这一变量。

Baldanfctal (2009) 证实了产品国家形象和零售商感知的品牌资产之间显著的正向关系, 并且产品国家形象也是品牌资产的一个外在影响因素。

Pappuctal (2006) 研究了品牌来源国对消费者基础的品牌资产的影响。作者认为品牌资产包括品牌认知、品牌联想、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在调查了澳大利亚中心城市的消费者之后, 作者运用多变量分析后得出结论, 消费者基础的品牌资产因来源国以及品牌和产品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只有当消费者具体感知到不同国家之间不同产品种类的不同时, 来源国对品牌资产的影响效应才会显现。

Rothetal. (2008) 将品牌资产结构建立在国家背景下, 测量国家名称加于品牌或者产品之后消费者感知到的价值增值。作者认为国家品牌资产包括三个维度:国家品牌忠诚、感知的国家品牌质量以及国家品牌意识/联想。

(二) 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维度之间关系

1. 国家形象与感知质量的关系

现有的研究同样提出国家形象与特定品牌资产维度之间存在关系, 如品牌感知品质和品牌联想维度。例如, 一些研究者指出消费者对品牌品质的感知受到国家形象的影响。Haubl and Elrod (1999) 发现消费者对斯洛文尼亚的ELAN品牌的品质感知存在此种现象, 消费者对ELAN品牌在斯洛文尼亚生产的认可程度高于在德国生产。Lee and Schaninger (1996:234) 进一步指出, 即使对于全球知名品牌, 消费者对该品牌的品质感知以及购买决策不仅受到品牌来源国形象的影响, 也受到该品牌产品生产国和组装国形象的影响。

Leilaetal. (2010) 研究了品牌来源国以及制造国的宏观形象和微观形象对品牌资产的两个主要维度, 品牌形象和品牌质量的影响。

2. 国家形象与品牌联想的关系

以前的研究也表明, 消费者对品牌形象的感知受到该品牌产品生产国的影响。例如, Han and Terpstra (1988) 发现日本汽车品牌形象受到生产从日本转移到韩国的不利影响。类似的, Nebenzahl and Jaffe (1996) 发现索尼品牌同样受到了“美国生产”的品牌负面影响, GE的品牌形象因为生产转移到日本而得到提升。Kim and Chung (1997) 也提出国家形象和品牌形象之间存在联系。这些研究都表明消费者存在国别基础的品牌形象感知。更进一步说, 一个国家在特定目标国市场的形象受到该国主要品牌表现的影响 (Kim, 1995) 。因而, 有些市场营销研究文献指出国家形象和品牌形象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双向关系。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关于该品牌的一系列联想的集合 (Keller, 1993) , 从而也证明了国家形象和品牌联想之间有关系。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来源国为品牌形成了第二联想, 因而影响消费者的品牌联想 (e.g., Aaker, 1991;Keller, 1993) 。

3. 国家形象与品牌忠诚的关系

此外, 研究发现国家形象能够在产品类别间进行转移。例如, Agarwal and Sikri (1996) 发现消费者在某个熟悉的产品类别上建立的对一个国家形象的认知和信念, 能够转移到该国家其他产品类别。他们指出国家形象转移的影响类似于品牌名称的影响。既然这些信念能够扩展转移到品牌上, 那么消费者应该对具有良好国家形象的品牌更加忠诚。

然而, 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国家形象和品牌忠诚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研究暗示 (或提到) 了国家形象和品牌忠诚之间的联系。例如, Kim (1995) 提出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导致该国品牌更容易被接收和认可、更加流行, 从而强化品牌忠诚。最近, Paswanet al. (2003) 的研究表明消费者也会像对一个品牌那样, 产生对一个国家的忠诚。以前的研究指出国家形象产生“光环效应”, 特别是当消费者对该国产品缺乏认知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e.g., Erickson et al., 1984) 。

三、总结与研究展望

国家形象以及品牌资产是当前市场营销的两个重要研究领域, 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其研究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理论上, 而且其对全球营销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展望未来, 当前, 有关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文献主要是针对西方市场特别是少数发达国家市场进行的。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开始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市场以及转型国家市场, 但相比较而言, 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文献还非常缺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语言文化甚至社会制度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极大的差异,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也明显不同, 在发达国家市场适用的国际营销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这也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专门研究, 以探讨国家形象对发展中国国家品牌资产的影响。

摘要：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是两个重要研究领域, 二者之间的关联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针对国家形象与品牌资产的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与评价, 并对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方向阐述了笔者的观点。

关键词：国家形象,品牌,感知质量,关系

参考文献

[1]Kim, Chung Koo, Chung, Jay bung (1997) .“Brand And Popularity Country Image And Market Share:An Empirical Stud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28 (2) , 361-386

[2]李东进, 周荣海, 安钟石, 吴波.基于Fishbein合理行为模型的国家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向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 2008 (11)

国家关系 篇11

关键词：清代习惯法；习惯；国家；社会；断裂；整合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30-03

引言

在看梁治平先生的《清代习惯法》时，不知为何我总想起另一本看似不大相关的书——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说其不相关一是因为研究领域的不同，前者被认为是是习惯法研究的开山之作，后者被评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二是因为两本书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和手段不同）：黄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以传记体的方式描写了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宰相张居正、模范官僚海瑞等，但不管这些人个人德行高下、能力和治理手段高低，总而言之明王朝已经在内部开始朽坏必将走向灭亡——在黄仁宇看来，明朝必将走向灭亡，不在于后期倭寇的进犯，不在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雄起，实际灭亡的种子深埋在甚至从万历年间就开始的明王朝内部结构上——整个明王朝实施治理与统治的机制从那时开始就已经慢慢坏死了。

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我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清代习惯法》从研究清朝的习惯法入手、并以此作为分析材料和論述载体，但其实质关注点和落脚点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梁治平看来，从习惯法的运行以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可以看出，在清朝时习惯法和国家法各行其是、沿着各自的逻辑和知识传统在进行运作，两者之间在知识传统上缺乏一种内在和有机的联结在社会制度和架构方面，缺乏一种“从事于国家法和习惯法探究和说明分工的（职业人）群体”，因此以法律作为视角来观察清代国家不难发现当时国家与社会已经“断裂”开来，这种从内部结构开始散架的国家最终将往何处去——与黄仁宇笔下的明王朝殊途同归是不难想到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联想是容易理解的。

一、内容与观点

（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梁治平在《清代习惯法》的导言部分就开章明义地指出了自己接下来的研究所遵循的学术传统（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表明了自己的研究范式）：一种不同于传统法学研究视野下的、更接近法律社会学研究视域的“小传统”：在这种小传统之下，“法律被宽泛地理解为一种‘使人类行为受规则统制的事业”，梁治平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研究传统之下，只有在这样宽泛的法律定义之下，他才能得以去研究研究民间的法律，去研究习惯法。

研究习惯法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哪呢？梁治平也是在论述的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在‘小传统之下去研究习惯法，是否意味着背后有一个国家与社会背离的预设，是否假定了一个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的存在？”——研究清代习惯法与其说是为了研究清朝的法律制度，毋宁说是为了研究清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形态，即通过研究清代习惯法去证实或者证伪清朝存在一个国家与社会二元格局。那么再追问一句，研究清代的社会结构意义何在？梁治平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现代化过程，其中，对于传统国家的改造与重塑乃关键的一环”晚清社会所在的国家结构和社会形态既是我们这种改造和重塑的对象同时也是“它发生和展开的历史背景”。总而言之，研究历史始终是为了关照现在，对于历史的了解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现在所处的现状，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面对未来做出更加理性建设性的选择。（我们常常说，研究应该以小见大，本人认为梁治平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就是以小见大的典范——当然某种程度而言对整个清代习惯法的研究不能算是着眼小处，当对于就法律论法律的大部分研究来说，梁治平的研究之所以经典隽永，或者说相较于其入手点来说，他的社会关怀是非常大的、研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除了梁治平自己言明的研究意义之外，本人认为在《清代习惯法》出版以来，无论研究者个人有没有这个主观设想，从其出版发表20余年的实际被引用被综述的现状来看，《清代习惯法》的研究意义还有一层在于它成为了习惯法研究的典范，对于深刻阐明研究习惯法是要干什么有什么用、用自己的研究实实在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二）文献综述——相关研究传统和研究视角下别人所做的研究以及梁治平的述评。

试图通过研究法律去观察社会运作模式的理论家们，梁治平认为他们都关心一个著名的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浸染下产生的（科学、形式理性）法律秩序为什么会而且只会在西方国家产生，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法律秩序为什么不会在古代中国产生？——理论家们通过研究古代中国法律的运作方式去理解中国社会的自在逻辑，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精神不可能从中生发出来。

首先进入梁治平分析视野的是继马克斯·韦伯之后最可注意的一个尝试“将中国法律史的材料纳入社会理论框架内”进行思考的教授：来自美国的罗伯托·昂格尔，他通过提出“习惯法”、“官僚法”和“法律秩序”这三个概念来理解法律和社会形态的关系；他认为在古代中国（昂格尔具体研究的是公元前12至公元前3世纪）只存在缺乏“公共性”与“实在性”的“礼”，“礼”虽然规范着当时中国社会的秩序，但这种状态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秩序”——这表明了当时中国国家与社会尚未分离，或者说“国家尚未产生”。梁治平反对昂格尔的观点、分析工具和理论假设，他认为隐藏在昂格尔分析背后的理论预设是一个西方近代的社会理论模式：“它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重视‘公共的与‘私人的两个领域之间的界分。”梁治平认为，用西方式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来分析古代中国是没有解释力的，在西周时期一个与社会相分离的“国家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只是中国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这种亲缘的政治化和政治的亲缘化，造成一种家国不分、公私不立的社会形态”，因此虽然“法律与社会形态确实具有一种紧密的内在关联”，但昂格尔错解了中国的法律，错解了当时的社会形态。

昂格尔对西周时期中国法律问题的分析没有解释力（一是对中国法律本身理解不对，二是通过中国只存在“礼”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秩序来说明中国当时国家形态尚未发育），那么黄宗智的观点呢？黄宗智首先与梁治平一样，对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这对从西方近代历史经验中抽象出的概念来理解中国问题是并不合适的，他提出了“国家＼第三领域＼社会”的三元模式，黄通过研究清代的“民事法律制度”认为在社会和国家之间存在一个由二者共同参与形成的“第三领域”，这个领域存在的明证是“提交官段的纠纷有相当数量是在诉讼已呈之后和庭審判决之前了解，其方式是通过正式司法制度与非正式司法制度的互动。”但梁治平认为把自己限制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框架内”的黄宗智实际像他的批评者一样，是以“从西方近代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念去理解中国的现实。”梁治平认为黄宗智通过“过分突出和强调民间调解与衙门裁判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通过这种区分以照应其背后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理论预设。梁治平认为第三领域根本不存在，因为并没有“一套既不同于‘正式法又区别于‘非正式法的原则和规则产生。”那为什么黄宗智会由正确的材料分析得出错误的结论呢？梁治平认为其根源在于黄宗智对中国法律认识不清。梁治平认识到在古代中国社会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悖论“国家制定法里绝少关于私法（户婚田土钱债）的规定”但民间显然存在大量的私法纠纷，国家法中正式且具有实效的部分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8世纪“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但“此千余年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化却是缓慢而巨大的”这两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在梁治平看来充分说明研究古代中国法律制度必须将更多地精力和目光投向生长在民间的法律——“在‘天高皇帝远的日常生活世界，它们构成了秩序的基础。”梁治平认为黄宗智错认为“清代地方官在申理‘民事纠纷时非常严格地依循律例”，实际上更恰当地表达是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言的以合乎“情理”为最终的解决原则。民间法与国家法根本就不是界线分明、截然二分的二元，又何以可能存在一个通过二者互动产生的第三元？梁治平认为，黄宗智分析的“官府调处和民间调处相结合”只是表明“作为一项优先考虑的价值和目标，调处息讼无论在民间和官府均被奉为基本原则。”

经过分析昂格尔和黄宗智的观点，梁治平清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中国古代社会应该是一种“无论比较二元模式还是三元模式都不相同而且更加复杂的关系模式”，它更可能如梁漱溟所言，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界线不清，国家消融于社会，社会与国家相消融的状态”。2.那么如何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状态呢？借用何种分析工具或者理论预设能更加有信度有效度？梁治平认为有三组概念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家—国—天下”“公—私”以及“官—民”。梁治平认为“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既不是只受国家支配的非自立存在，也不是自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我完善的秩序空间，而是通过共同秩序观念而与国家体制连接起来的连续体。”

梁治平认为通过法律这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解决纠纷维持秩序的工具作为特殊透视点去了解社会形态是“可行的”“有益的”和“必要的”。昂格尔和黄宗智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误解了其据以观察和验证相关社会理论的法律”，在于他们的理论架构不能较好地适用于中国的历史，梁治平希冀通过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提供有关社会和国家理论的新构想”，提出更具有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现实情况的更好的理论模型。那为什么梁治平的研究能得以具有这种可能性呢？

（三）研究对象、范围、分析工具的界定。

1.研究对象的清晰界定。

毋庸置疑，梁治平的研究对象是清代习惯法，其对习惯法的定义在各种习惯法研究的总数或者教材中总能被看到，他认为：“习惯法是这样的一套地方性规范，它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大多数对梁治平定义的解读是这样的，他开创性地认为习惯法不属于国家制定法的一种，习惯法是具有社会约束力的一种“类法”社会规范。

实际上通过梁治平自己对“习惯法”、“习惯”、“民间法”“国家法”这样几组概念的辨析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

（1）国家法与民间法。

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已予以实施的法律”。在中国社会历史上，虽然“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但事实上“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因此在一个极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在国家法之外、之下，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他们不但填补了国家法一流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梁治平认为这其他的各种各样类型的法律可以统称为民间法——在持大传统观点的法学家看来，它们或许不是正式的法律，但他们确实在历史上的清代存在并与国家法共同维持着帝国的生产生活秩序。

（2）民间法与习惯法。

梁治平认为，中国的民间法具有多样的形态：“它们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是形诸文字，也可能口耳相传；它们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相沿成习；或者有明确的规则，或更多表现为富有弹性的规范；其实施可能由特定的一些人去负责，也可能依靠公众舆论和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清代之民间法，依其形态、功用、产生途径及效力范围等综合因素，大体可以分为民族法、宗族法、宗教法、行会法、帮会法和习惯法几类。”——这也就是说，在梁治平的研究中，习惯法是民间法的一部分，习惯法主要是民间调整现代意义上民事法律关系的“法语”“法谚”以及“契约中的套语”。

（3）习惯与习惯法。

习惯与习惯法的辨析是最为困难的， 梁治平从E·Ehrlich提倡的对活法（living law）中得到启发：“大量的法直接产生于社会，见于各种社会制度。”梁治平认为我们借此可以摆脱狭隘的法律观念，发现“一个从来就存在的更广大、更真实的法律世界”，《清代习惯法》中的习惯法应该是此种意义上“广大的真实的法律世界的一部分”。

在基本前提确定之后，梁治平通过对前人学者已有的对“法”的现成概念的 “甄别”、“印证”，通过在“概念”和“经验”中的反复运动，通过对“相关概念的限定、损益和创造性重复”界定了自己文中笔下对“法”的理解。梁治平与传统法学家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习惯法”之不同于“习惯”仅仅从社会控制形式上做出区分是不够的——“乡民社会本身就缺乏专门的司法组构”，“普通习惯只是生活的常规化、行为的模式化，习惯法则特别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彼此冲突利益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梁治平给出自己关于习惯法的思考和界定：“习惯法乃由乡民长期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地方性规范；他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习惯法并未形诸文字，但并不因此缺乏效力和确定性，它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实施，其效力來源于乡民对此种‘地方性知识的熟悉和信赖，并且主要靠一套与‘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有关的舆论机制来维护。”

2.研究材料和分析方法。

据此，梁治平对清代习惯法研究材料分为三类：民国时期进行的习惯法调查报告，清代官方档案，清代民间契约文书。梁治平认为真正的困难不在于史料的搜寻，而在于“对它们进行恰如其分的运用和处理”，也就是说，“选择明晰有力的概念，以之运用于材料，从而直接探明事物特性的分析方法”。这样做的原因之所以难是因为“今天通行的概念、术语及分析方法，完全出自西方法律学”，它们在运用于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时是否“自然、恰当和具说服力”。梁治平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法律制度的理解之下，选择了借用霍菲尔德的分析工具。

梁治平认为这样一个分析工具能展示“清代习惯法的一般面貌，再进一步去探究某些相关之理论问题”。结合这样一个分析工具所使用的是典型的史料分析方法。

（四）基本观点：断裂与整合——对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判断。

梁治平通过考察清代习惯法，发现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沿用不同的知识传统、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里发挥着作用，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知识以及其间缺乏的沟通和交流让梁治平从习惯法和国家法的“断裂”之中得出一个他最关心的结论：实际清代国家和社会也处于“断裂”状态，这是《清代习惯法》的一个基本观点。

与此同时，习惯法和国家法事实上共同存在于一个“内容上有分工”的社会里，当然必须肯定“习惯法对于清代经济增长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的和积极的意义”，虽然这个积极意义并不会实际促成产生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具形式理性的法律文化和制度，但它“建构的秩序，清代社会生活才呈现出如此丰富多彩而又井然有序的面貌”——也就是说，它同时不断整合着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维系清帝国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中国的习惯法研究者都应该注意到，梁治平研究中所提示我们的习惯法本身所固有的只能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中，运作的属性使得它一方面维护着清帝国的民间秩序，另一方面限定着形式理性的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今天我们在研究习惯法时，一个基本结论是，肯定习惯法的积极功能并认为“国家法应当做出适度让步，以吸收和认可习惯法”——但国家法为什么要让步？怎么让步？让步到何种程度？我觉得梁治平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启示，那就是今天的习惯法研究应该更加扎实一点更加注重实证调查，习惯法的固有本性是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中运作”，那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习惯法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否还在？多大程度还在？这是事关国家法为什么退步？怎么退的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何种论证方式得出的研究结论？

（一）夹叙夹议。

个人认为社会研究最忌讳的是材料的堆砌和理论与材料的分离，但这又是初学者非常容易犯的错误，究其根本原因，一是我们对自己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文章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思虑不周、没有完全考虑好，另一个原因就是理论的储备不够（看的书不够多）或者是对收集来的材料还没有完全理解消化。

梁治平在《清代习惯法》中的论述方式上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地榜样。研究清代的习惯法，梁治平收集的原始资料是1930年《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清代官方档案和清代民间契约文书，拿到这些材料后，梁治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严谨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拿到的材料本身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考察——哪些方面是对自己的研究主题有价值有意义的，哪些是材料本身存在的不足，自己在下结论时要注意谨慎判断。结合这些材料本身的特性和研究主题的特质，选择合适的分析工具也是梁治平着意看中的事情。

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上，言之有物、夹叙夹议，使材料消散开来能为观点所用，这一点是梁治平的论证特点。例如，在讲到习惯法的起源时，梁治平摆出自己的观点：习惯法出自自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史料上有“赎田以春前秋后为限的习惯直接产生于农作秩序，且体现农耕社会中之公正观念”。又如，“习惯法既生于人群之中，且用以调整人际间关系，靠人之行为体现和维持，自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脱离人、人的思虑、人的欲望、人的理性和人的情感。”此话怎讲？再结合材料进行论述，“起初，买主或因创办世业，又急于修饰，无暇纠缠，慨然与之；其后相沿日久，遂成惯例。”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摆明观点、梳理思路之后，梁治平很有一点知自己不足的自觉，“以举例的方式来展示习惯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适宜的”，但“面面俱到的列举容易流于浮泛。”对自己的研究有限性也会做出反思。

（二）先破后立。

在文章写作中，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现在不管是研究哪一个问题，前人基本都涉足过；无论是哪一个问题，随着学科交融的增加，能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范式下去探究，那么我们怎么开展自己的研究、摆出自己的观点？梁治平的方法是“先破后立”，面对同一个研究主题、同一个研究范式 ，前人已经有过哪些代表性研究，通过分析述评，哪些对、对在哪，哪些不对、错在哪，以此牵引出自己的观点和分析工具。例如在前面文献综述时已经提到过，梁治平通过研究清代法律来探析清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清代社会的实际运行机制，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梁治平先分析了该研究范式之下昂格尔、黄宗智、滋贺秀三等人的观点并加以述评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引出自己的研究观点，先破后立的论证方式在这体现的淋漓尽致。

再如，在学理上界定习惯法的概念时，哪些习惯何以能称之为“法”，通过树立别人的观点（立靶子），如E·Ehrlich对于活法（living law）的理解，P·Bohannan关于法律与习惯的辨析，霍贝尔关于法三要素的分析以及Roscoe Pound等人关于法是“通过系统实施政治上组织起来之社会的强大实现的社会控制”观点的阐述，分析各位前人学者定义之中合理成分，在摘除了其中不合理、不合适中国习惯法的成分之后，梁治平提出自己的关于“法”“习惯法”的学理上的定义。

（三）时刻保持的反思能力：对所运用的理论框架、分析概念时刻保持警醒能力。

如果同样去研究习惯法或者说一名入门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可以从梁治平身上学到什么？梁治平进一步考察了“国家”与“社会”这两个概念——这是他作为学者的过人之处，对自己所用的分析概念保有理论上的谨慎性和反思力，梁治平想弄清楚能否用这对概念来分析古代中国或者说多大程度上能够用这对概念。不假思索地运用司空见惯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常常就是巨大错误的开始。而梁治平在治学中不断提醒自己与读者，研究古代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思想传统和社会传统大相径庭的对象，能否运用或者说能运用到何种程度，对生长于纯西方知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这对概念，对于自己研究的概念保持清醒的反思能力、对自己分析框架和模型的理论解释力保持客观冷静的思考也许比盲目乐观更加难得、理性及具建设性。

参考文献：

[1]梁治平. 清代习惯法[B].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B].北京：中华书局，2002

[3]费孝通. 乡土中国[B].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B].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5][美]霍贝尔. 原始人的法：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B].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6][美]吉尔兹·克利福德.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B].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当代西方国家与教育关系研究述评 篇12

一、新自由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样不可避免地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

1.国家公共教育神话论。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爱德温·G·威斯特(Edwin G.West)立足经济学的视角,运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Senior)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邻近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供应方效应”(Supply-Side effect)等理论考察了国家公共教育和私立学校起源等基本问题,其重点在于批判国家保护教育。国家对教育的干预意味着“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在教育领域被彻底打破,因此,他不遗余力地试图揭穿公共教育的神话,全面检视“政府教育对保护少数弱小者是必要的”和“政府支持公共教育可以获得邻近效应”两个理论命题的虚假性。所有学校教育,特别是国家支持和保护的公立学校教育,获取了从国家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新权力,它使学校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在国家教育制度和学校团体的自利原则下,学校拒绝向教育的消费者转移这种权力。国家公共教育更加关心组织化的教育利益集团,而不是非组织化的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代议制民主经常挫伤教育消费者的天性,因为它摒弃自由市场,主张国家垄断。“威斯特的这些主张全面控告了公共教育,更直接有力地驳斥了教育应当是一项由税收提供经费的政府服务思想”。[2]“他对国家和私立教育的起源以及经济学的先驱性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的经典”。[3]同样,作为教育券制度的思想奠基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显然反对国家教育权力的无限扩大,反对一切妨碍个人或家庭接受教育之自由的国家教育行为。因此,任何补助应该直接给予个人以“用之于他自己所选择的学校”,这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安排。

2.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二战以来美国的批判教育一直讨论教育民主问题,但是他们很少关注教育在民主国家中所扮演的道德角色。有些学者只是局限于以纯粹的政治和教育术语对此进行讨论。而且,他们采用的理论框架也不适合用来理解教育的角色”。[4]罗伯特·赫斯利普(Robert D.Heslep)从艾伦·格沃斯(Alan Gewirth)的道德理论出发,并辅以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分析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赫斯利普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对格沃斯的道德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修正,他不但提供了一种教育道德责任的普遍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运用到教育的具体方面,如课程、教育平等、道德教育和教育决策等问题。赫斯利普重点论述了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又呈现出问题和推理的层层递进,首先阐述教育实践作为民主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其次详细说明这种功能的哪些要素具有道德义务,最后确定这些要素在民主国家中具有的道德义务。[5]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三大重要思潮之一,亦成为西方教育学者研究国家与教育关系独特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知识资源。值得强调的是,更多的学者是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从批判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与教育的关系。

(一)北美批判教育学派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是批判学派研究国家与教育关系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分析了马克思及列宁与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国家、葛兰西与教育、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普朗查斯(Poulantzas)的国家与基础之间的机能关系。[6]同时,为了寻找殖民地教育在帝国主义结构中的合理定位,卡诺伊借用霍布森(John Hobson)和列宁的理论假设以及曼米(A·Memmi)和法农(F·Fanon)等后殖民理论,提出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教育作为帝国主义结构的一部分,将殖民者国家的价值目标传递给殖民地的各个阶级,使其为殖民者国家服务”。[7]卡诺伊从社会依赖理论和工具主义国家观出发,提出针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依赖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向德国学派奥菲的辩证国家观,认为教育国家机器是社会冲突的延伸。资产阶级对资本积累的追求与弱势阶级对公平民主的向往,构成了社会冲突的两种力量。国家是这两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教育变迁也受这两种力量的影响。因此,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教育面临经济再生产的压力,同时也肩负实现社会正义的理想。[8]

20世纪70年代,批判教育研究的中心是考察学校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教育经济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梯斯(Herbert Gintis)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著作中,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维度,解释了学校系统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了带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校经济再生产理论。围绕这一观点,批判教育学者展开激烈论争,进一步分析了学校教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批判教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阿普尔(Michael Apple)认为,“教育改革尤其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主要是由国家开办的,这就决定了学校教育的本质是一个政治过程。教育往往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而分析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离不开对学校教育中知识、课程与教学等方面的关注,其本质是探讨教育与权力之间的关系”。[9]毫无疑问,“学校是经济和文化再生产的机构。学校并不存在于政治真空中,学校的结构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10]因此,教育应该被看成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自身的行为,而应该关注教育是如何与阶级、种族、性别、控制生产和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相关的。[11]在《意识形态与课程》、《官方知识》、《文化政治与教育》等著作中,阿普尔采纳了葛兰西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身份政治”和“权力多元”、英国伯恩斯坦的新教育社会学、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等理论,同时还批判性地接纳女性主义和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资源,论证了学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功能,解释了美国公共教育制度改革背后所反映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结构性的差异,以及葛兰西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公立学校的改革运动,诸如择校、学券制、国家课程、全国考试等,都是右翼借改革之名,进一步强化精英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行动策略。新保守主义在认同新自由主义淡化国家控制、实行教育市场化的同时,转而又举起回归传统价值的大旗,强调要对国家课程和全国标准化实施质量控制,其本质是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建构强化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阿普尔强调要“戳穿霸权意识形态在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隐秘压制真相,强调多元文化与权力认同,唤醒教师、学生、社区成员和活动分子的自觉抵制意识,致力于反右翼的不懈斗争”。[12]

相对于阿普尔早期注重微观领域知识价值负载的传统,批判学派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吉鲁(Henry A.Giroux)则更关注教育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政治”,他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校文化研究提出,“学校教育是文化政治学的一种形式,学校是通过社会关系构建认同感、价值和意义的场所,这些社会关系使特定的知识形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合法化”。[13]对批判教育学者有过专门研究的托雷斯(Carlos Torres)认为,国家和教育的关系是教育政策和规划的根本问题,国家在社会再生产和教育政策中扮演关键角色。任何关于教育和国家关系的分析应该考虑关系的多层次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从而揭示多种张力和矛盾。

(二)“英国学派”的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英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为思想基础,论证了国家形成与教育发展理论。格林认为,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时序是同一的,国家的形成过程与时间序列决定了民族国家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国家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表明,教育是国家统一和推广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同时,他还用“发展性”国家理论分析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教育发展问题,认为尽管民族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下降,但教育和培训仍然是民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关键因素。与格林相比,罗杰·戴尔(Roger Dale)更侧重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遵循葛兰西反经济主义政治实践观的认识路径,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国家对教育具有最重要的影响,“我们只有抓住国家扮演的不同角色才能完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中教育改革的设想、意图和结果”。[14]通过界定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条件———资本积累、确保资本积累持续扩张的环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国家角色的合法化,并阐述这三个问题及其解决措施之间的矛盾,罗杰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国家机器,教育制度面临诸多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问题。

三、新保守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在当代西方,新保守主义作为与新自由主义齐头并进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曾经占据着重要的主导地位。西方学者关于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新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托马斯·默里(Thomas Murray)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东亚等国家教育发展规划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教育与国家的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所有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教育都处于中心位置。因此,教育应承担的角色是传授给学生基本的科学知识、交往技能和既有的社会价值规范,培养学生认同国家、效忠政府、维护现存秩序的道德品格,从而促进和维护国家的发展。胡安·特德斯科(Juan Tedesco)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对教育的态度,认为拉丁美洲教育的发展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的关系比与生产制度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些国家无法保证最低限度的教育,最关键的原因是国家否认全国课程及已有社会价值伦理和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在教育发展中引进自由主义的做法。因此,对于拉丁美洲部分高外债的国家,更加需要加强和巩固教育国家机器,重视民族传统,提高国家在教育发展中的决策、规划能力。[15]此外,还有学者论述了国家课程、传统价值和品格、标准化测试、基础教育中传统科目等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学校绩效,建立民族整合和国家认同,促进国家发展和国家稳定。

四、女性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性别”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话语之一。在当代西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中,社会性别也成为一种新的分析范畴。许多学者把性别取向作为分析该问题的重要视角,分析国家发展、教育、权力和性别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女性来说,国家、家庭和工作场所存在着交集,而当前国家中的官僚制度是不利于女性发展的。在分析社会再生产和教育,家庭、国家经济发展和教育关系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应该通过性别的概念化来发挥女性应有的作用。索卡·康诺(Sorca O’Connor)论证和评价了国家塑造儿童并为他们提供日常看护服务的正当性,主张国家应该重新界定女性抚养儿童的功能并在国家政策中有所体现。[16]在《挑战国家?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教育实践》中,希尔达·基恩(Hilda Kean)分析了1900~1930年间,英国大量位于教育一线的女性主义教师致力于以自身的方式改革国家教育,她们认为,教育会对国家政治态度产生重要影响,接受教育会带来启蒙和社会变革,因此,教师职业是她们自身获得完全解放的有利工具。而事实上,女性教师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由教育国家机器之外的政治因素构建的,国家会对女性主义教师采取相应的“回应”,所以,她们不可能从政治、组织等方面对国家教育发展政策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五、制度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国家教育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制度问题”。[17]约翰·丘伯(John E.Chubb)等学者借用政治研究中的制度理论,立足制度分析的视角,研究了美国中小学的教育制度,认为美国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制度本身,只有经过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因此,应该在择校、竞争和学校自主权等要素组成的新制度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公共教育体系。这种体系有别于由政府通过政治市场和科层制直接控制的学校体系,主要依赖市场和家长选择,由政府间接调控。同样,“在一个民主、公正的社会中,国家致力于发展学校教育已经是一个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18]有学者考虑市场———市民社会和市场———国家等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以国家为中心建立一个多维立体的制度分析框架,从而探讨国家在教育制度中的角色以及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复杂关系。《教育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更是以“制度”为中心,运用理性选择、组织规则、路径依赖等典型的新制度主义话语分析美国公立教育重建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美国学校的焦点是学校教育制度的重建,强调应该考虑教育与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相关性,通过公共选择来重建国家公共教育。

六、多元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在政治多元主义的影响下,部分西方学者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体现出多元主义的价值特征。海因茨·梅耶(Heinz-dieter Meyer)和威廉姆·博伊德(William L.Boyd)等学者探讨了多元化社会中的教育与国家发展问题,认为在西方社会从文化、权力的社会同化论转向文化、权力的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必须从市民社会、市场、政府国家和家庭的互动关系中来重新认识教育和国家政策的相关问题,强调在教育改革中需要平衡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等各方多元化的利益和力量。同时,在关于多元主义和公共学校的局限的讨论中,学者们侧重于从多元主义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分析了国家教育及其自主发展的不可兼容性,认为学校教育自主发展应该倡导多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提出一种能促进个人和学校发展的多元主义政治策略,反对共同的国家教育,追求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法格林兰(Ingemar Fagerlind)等学者认为,教育过程的参与者是多元化的,所有这些参与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要解决教育与发展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国家的角色。教育决策将代表谁的利益和谁的优先权,而国家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协调教育和发展的目标,这些是教育与国家关系的基本问题。

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是充满争议的棘手问题。当学者们立足各自立场和视角探讨该问题时,无疑会形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在研究倾向上呈现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多元价值取向;在研究路径上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特征。毋庸置疑,这些都将为我国研究国家与教育的关系,甚至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现实建构提供一定的知识资源和理论参照,但仍需我们批判性地甄别、筛选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