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精选5篇）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篇1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属于身份犯, 在司法实践领域对该类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 一直存在不少的分歧, 尤其当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时, 其身份认定更是难点。这种分歧, 不仅是此罪与彼罪在罪名上的区别, 而且还影响着立案管辖, 以及查办职务犯罪的侦查方向和深入程度。

本文试着从当前的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经验出发, 首先对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进行厘清, 接着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界定, 进而对从事公务与委派等要点进行探讨, 以期解决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问题。

一、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

随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有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都改制成为了国有控股、参股企业 (公司) , 没有改制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越来越少, 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国家出资企业这一概念。相较于原来的国有企业, 国家出资企业这一新提法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特点, 其不仅涵盖范围更广, 而且更加突出了国家作为企业出资人的地位。

2008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一次在法律中明确了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 该法第五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出资企业, 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 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据此可以看出, 国家出资企业的形式有四类, 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是这四类企业、公司的共同必备条件。2010年11月,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第七条第一款, (1) 对国家出资企业作出了与《企业国有资产法》相一致的规定。

虽然在法律层面对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 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理解和认定国家出资企业, 目前仍有不同的看法,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严格限定为国有资本直接出资设立的企业, 对国有资本间接出资设立的企业, 比如国有资本直接出资设立的企业再出资设立的子公司, 甚至子公司再出资设立的子子公司以及之后出资设立的一系列公司等, 则不纳入国家出资企业的范畴。第二种意见认为, 除国有资本直接出资设立的企业以外, 应当有条件地将国有资本间接出资设立的国家控股型的企业, 比如国有资本直接出资设立的企业再出资设立的国家控股型的子公司等, 也认定为国家出资企业。第三种意见认为, 无论国有资本是直接出资还是间接出资, 只要企业中含有国有资本的成分, 不管份额大小, 都应当认定该企业为国家出资企业。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 因为只有不区分企业是国有资本直接出资设立的还是间接出资设立的、也不区分企业中国有资本的份额有无达到控股的程度, 才有利于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当然, 也有异议者认为, 如此理解和认定国家出资企业, 会扩大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打击面也会随之扩大, 其实异议者的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国家出资企业的认定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并不必然就是国家工作人员, 如此理解和认定国家出资企业, 并不会存在扩大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和扩大打击面的问题。

二、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一)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何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呢?《刑法》第九十三条作了具体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 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从中可以归纳出,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分为四种情形: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一种情形是标准的国家工作人员, 后三种情形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准国家工作人员, 这四种情形的人员都是“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1.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 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以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 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1)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能否对这类人员作出准确的认定, 关键在于能否准确理解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即国有单位的含义。笔者认为, 只有全资国有的单位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单位, 其他均属非国有单位。

以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为例, 其范围应仅限于国有独资企业与国有独资公司, 而不应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与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因为只有国家出资企业才既包括国有独资企业与国有独资公司, 又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与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而国家出资企业与国有公司、企业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这么说, 国家出资企业是上位概念, 国有公司、企业是下位概念, 国有公司、企业是国家出资企业的一部分。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可以得到印证, 200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 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规定实质上说明了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与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并不属于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

同样, 在认定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时也是如此, 即在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资本构成中只要有非国有性质的资本, 就一概不能认定其为国有单位。

(2)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 包括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为参与国有资本出资设立的非国有单位的管理而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 以及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为了加强对没有国有资本出资的非国有单位工作的指导、监督而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

对此类人员的认定, 重点在于对委派要正确把握。所谓委派, 即委任、派遣, 对其的把握, 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 委派是由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即委派单位作出的, 受委派者代表委派单位在非国有单位即被委派单位从事公务。 (2) 委派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事前、事中的提名、推荐、指派、任命, 也包括事后的认可、同意、批准等;既可以是书面的, 也可以是口头的;被委派单位的选举或聘任不能否定委派单位委派的性质。 (3) 受委派者不论来源。他们可能是原来就在委派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也可能是为了委派需要而由委派单位临时招聘或雇用之后加再以委派的人员。 (4) 受委派者必须是代表委派单位在被委派单位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等公务, 而非从事劳务性或技术性等事务。

(3)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一个兜底性规定, 具体指的又是哪些从事公务的人员?法律没有也难以一一作出规定。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作出了立法解释, (2) 但只是认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7项行政管理工作时, 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以下简称《纪要》) 也只列明了4种具体情形, 并且在最后一种情形中是以“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进行表述, 表明其也没有完全列明所有情形。不过相较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 《纪要》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范围更广, 比如, 立法解释只涉及到了农村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 而《纪要》还包括了城镇居民委员会等城镇基层组织人员、履行职责的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人民陪审员等。

(二) 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可以根据国家出资企业的类型, 一分为二的来看待。如前文所述, 国家出资企业分为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四类,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属于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范畴, 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属于刑法中的非国有公司、企业范畴。

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对于国有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 在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这一点是通识, 也没有什么争议。

同理, 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对于非国有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 只有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即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 在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点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分歧, 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委派的主体是否仅限于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 为此《意见》在第六条适度的将委派的主体进行了扩张解释, 明确把“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也纳入委派主体的范围, 解决了这一分歧 (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委派, 笔者在下文中另作论述) 。

三、从事公务与委派

从事公务与委派, 是探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问题时需要着重研讨的两个要点, 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论较多的两大难点。基于本文的侧重点和限于篇幅, 笔者在这里只对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从事公务和委派进行探讨。

(一) 关于从事公务

从《刑法》第九十三条可以发现, 无论哪类国家工作人员,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从事公务, 作为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同样也具备从事公务这一特征。那对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从事公务具体需要如何把握?

首先, 要正确理解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公务的含义。根据《纪要》对从事公务的解释, 所谓“从事公务, 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意见》第六条将受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所从事的公务活动明确为“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综合来看, 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从事公务应当定义为, 代表国家在国家出资企业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等工作。

其次, 要准确领悟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公务的内涵。判断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从事公务, 除了要看其是否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等工作以外, 还要看其从事上述工作时是否具有国家代表性, 即是否是国家权力或国家权力的派生权力的一种体现。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从事公务, 其本质内涵其实是为了对国有资产进行保值、增值, 是国家意志的一种显现。

再次, 要精确区分从事公务与从事劳务、从事私务的差别。劳务, 是指直接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或社会服务性的勤杂工作, 从事劳务与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等工作没有直接联系, 其不具有从事公务的性质。私务, 是指以个人名义, 代表个人并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活动, 从事私务有着明确的个人目的性。可以看出, 从事劳务与从事私务, 都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 都不具备国家代表性, 这也是二者与从事公务最大的区别。

(二) 关于委派

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委派, 只存在于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 对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委派进行界定时, 主要的参考依据是《意见》第六条。根据委派主体的不同, 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委派可以分为两类, 即直接委派和间接委派, 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1. 直接委派

《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 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 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该条款规定的委派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对照《刑法》第九十三条以及《纪要》 (3) 中有关委派主体的规定, 可以看出这类委派与通常意义上的委派在含义上是基本相同的。

这类委派, 暂且称之为直接委派或一次委派, 在对其界定时, 除了要准确把握委派的主体, 还要正确理解委派的形式。《意见》第六条第一款中, 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委派的几种形式, 如“提名、推荐、任命、批准”, 同时采用“等”来表述, 说明委派的形式并不仅限于条款规定的这几种, 尤其是条款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 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可见对于委派形式的理解, 我们不能拘泥于陈旧的思维, 也不能僵化地从字面意思上去解读。不妨这么认为, 在直接委派中, 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是事前、事中的提名、推荐、指派、任命等, 也可以是事后的认可、同意、批准等, 可以是书面的, 也可以是口头的。也就是说对这类委派的界定, 不能依据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这一形式, 而是应看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这一实质。

2. 间接委派

《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 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 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该条款规定的委派主体是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 在实践中该组织的成员经常是直接委派类的国家工作人员, 故对于这类委派, 可以称之为间接委派或二次委派、转委派。

结合直接委派来看, 《意见》在第六条第二款中对委派主体作了适度的扩张解释, 明确肯定了间接委派在法律上的意义, 这是《意见》对委派主体问题的一大突破, 不仅平息了之前在此问题上存在的争议, 而且对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见》之所以对委派主体作适度的扩张解释, 承认间接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 也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是考虑: (1) 仅仅将受直接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这种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过于狭窄, 不利于对国有资产的保护。 (2) 根据党管干部的组织原则, 改制后的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一般设有党委, 并由本级或者上级党委决定人事任免。 (3) 以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作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延伸和行为人在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的行为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之间有无关联性的联结点, 既反映了当前国家出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实际, 又体现了从事公务活动这一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实质要求。 (4)

对于间接委派的界定, 关键之处在于要正确解读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含义, 根据《意见》起草者的解释, 这里所谓的“组织”, 主要是指上级或者本级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的党委、党政联席会。 (5) 笔者认为, 如此解释比较符合现阶段国家出资企业的实际情况, 改制后的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 一般都设有党委, 并由本级或上级党委决定人事任免, 公司中的管理人员, 虽然形式上是以公司或董事会的名义聘任、任命, 但其任职实质上是由党委或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的, 所以, 将上级或者本级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的党委、党政联席会作为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组织, 既符合《意见》的精神, 也便于操作。也有观点提出, 在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都属于公司资产, 管理、监督公司资产的组织如董事会、监事会同时对国有资产也进行了管理、监督, 理应同党委、党政联席会一并作为间接委派的主体。其实, 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董事会、监事会考虑的只是企业自身和股东的利益, 其虽然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从事了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活动, 但这只出于对公司资产管理、监督时的附带行为, 在其主观上缺乏党委、党政联席会那样从事公务的意识。

摘要：文章从剖析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入手, 结合对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问题的分析, 以及对国家出资企业中的从事公务与委派等关键点的阐述, 为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国家出资企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

注释

1《意见》第七条第一款“本意见所称‘国家出资企业’, 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 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2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3……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 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4刘为波:《<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篇2

1,国家计划内大中专毕业生(以派遣证为标志，包括计划内统招、定向、自费、委培)

2,2001年以前经地市级政府人事部门批准录用为国家干部的人员(以<录用干部审批表>为标志.3,军队转业干部(以军队任职转干材料以及<军队转业干部审批表>为标志)

4,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担任干部职务的人员.(以相关档案材料为标志).5,解放初自然形成的干部(以任职材料为标志)

6,经公务员考试录用为公务员的原不具备干部身份的人员(以<公务员录用审批表>为标志.7,被转为公办的原民办教师(以民办转公办审批表为标志)

8,70年代末经地方革命委员会批准招录的教师(以教师录用审批表为标志)

凡是没有经过以上程序，那么你就不具有干部身份，你即便是自学取得博士学位也是个工人身份！

现在要说的就是职称评定了。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篇3

一、媒介身份识别与角色分析

作为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并且是很有影响力的部分,媒体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具有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媒介在营运中也会产生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和认可,并通过其传播行为反映出来。

1、公众的媒介依赖症要求媒介身份识别

研究媒介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权利与责任,首先是基于媒介对社会公众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背后的理论支撑点是“媒介依赖理论”,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提出了“媒介依赖论”。(1)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有两种情况:一是日常依赖,为满足一般信息需求而习惯使用某些媒介;二是异常依赖,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不明,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依赖明显增加。在危机事件中,公众处在一种非常态的集合行为中,容易受到群体暗示、群体感染等传播机制的影响而产生非常态行动,因此,他们更需要对媒介的依赖。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媒介的身份与其所承当的角色相混淆,认为媒体所承担的这些角色包括政府喉舌、经营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传播角色等。但角色并不等于身份,这些媒体的基本角色和功能角色要求背后的具体物质现实基础和媒体自我认同的倾向(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将决定媒体身份性质。就“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这个概念来说(2),角色要求的真实物质现实基础就是“其所是”;媒体的自我认同倾向就是认为它“是其所是的意识”,两者合一构成媒体身份。如果媒体自我意识能够和角色的物质现实基础协调一致,那么媒体的身份就是统一的;如果媒体的自我意识和角色不统一,那么媒体的身份就是分裂的、就会产生身份危机。这种危机必然会蔓延在媒介作为社会组织的作用释放中,导致其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缺位与失语。

2、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的内涵与角色分析

媒介一方面要监控社会,履行自己作为社会瞭望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介作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又必须追求利益最大化,因而,为平衡社会利益既得者各方的需求而平衡政府、媒介、公众之间的关系生态,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传媒市场必定是由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构成的互补与共生的和谐整体。媒介的角色就是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的功能作用,虽然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各具身份识别,但它们的共性都是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彰显价值点,所以,从媒介的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出发,三种传媒都需要在社会生活中承当共同的媒介角色,正如拉斯韦尔所提出的:监视社会、教育孵化、传承文化以及娱乐功能。

而个性角色是媒介在承当共性化的传播功能之外,由其身份内涵决定的自我个性。从身份识别来看,国家传媒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社会言论的主渠道,是为维护现行制度服务的。所以,国家传媒的身份决定了其首要角色就是“社会工具”。

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传媒,指的是为执政党服务的,以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组织目标,在思想上与执政党保持高度一致;在舆论上代表着社会的主流,把控着社会信息传播的宏观方向的特定媒介群。它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团体所属的机关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它们的官方网站。它们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角色主要表现在教育者的角色、危机化解的角色与形成社会主流意见的角色,同时,它还必须对商业传媒与公共传媒进行正确引导。

我们认定的商业传媒首要职责是传播信息,也充当着社会嘹望哨的职能,但从组织结构上看,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人,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组织目标,在内容的生产上远离意识形态,在运作中遵循市场规律,经济属性超过政治属性。这类媒介群体包括:都市类报纸、财经刊物、娱乐传媒以及各种商业网站等。它们虽然分属不同类型的媒介,但是共同的特定是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采取的是企业化运作,以迎合与满足传播对象的信息需求为生存的立足点,在市场扩张中呈现明显的资本营运的特点。

商业传媒的问责主要在表现在人为危机事件的传播管理中,由于这类传媒与组织、公众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利益联系,一方面充当者组织,特别是赢利性组织与外界沟通的窗口,将组织新情况、新变化、组织结构变迁等信息及时传播给与组织有关的公众,以树立美名与形象认知;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公众的代言人,随时将社会公众对组织的态度、看法、认识反馈给组织。它的这种直接参与性赋予其个性角色,就是商业性传媒在人为危机事件中必须承当如何化解危机的责任。当人为危机事件发生时,商业传媒的责任应该是首先帮助企业组织识别危机,通过信息的深挖掘分清危机的性质与相关公众的类型与利益表达,然后,将企业组织解决危机的方法、策略、态度变化及时传递给有关公众,消解企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最后,通过信息的不断双向传播,恢复公众的组织的信心,为企业组织重塑形象发挥作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所谓公共领域是指“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3)

在此平台上,平时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意见,在重大危机事件发生时更是如此。各种意见共存、碰撞,这是一种正常状态,所有类型的媒介都具有作为公共领域的角色功能,只是这种功能释放的程度各一,但公共领域并不等于公共传媒。我们认定的“公共传媒”指的是不以赢利为目的,在传播内容上寻求各种意见、观点的交融,在形式表达上偏重“个我”的空间话语,是一个开放的、平等的、单纯的意见集汇地。这类媒介大都是依傍新技术的“个媒”,如“博客”、“BBS社区”等。之所以将它们认定为“公共媒介”,首先是这类媒介的传受是平等的,没有门槛设置,参与者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每个具有行为责任的“理性人”都可以参与言论的传播与生产,由于没有特定组织身份的背景预设,所以,媒介场的参与者可以就各类事件阐述自我的观点。其次,媒介载体是公开的,新媒介的特点就是它的公开性,它可以免费向社会不同层级的人群开放信息空间,通过意见的交融,成为社会的一种影响言论。

公共传媒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就是必须广开言路,保证公众基本的表达权利,形成没有级差的意见空间。但正是由于公共传媒的意见交融且在平等的空间里传播,所以如果我们缺乏“理性人“的合理建构,也容易因为言论的广开与无顾及而导致媒介的失职。因此,三种传媒必须互相协作与交流合作,才能保障和谐的传播生态。

二、危机传播管理中媒介问责

危机传播管理的第一要务就是在最恰当的时间通过最恰当的途径将最佳的信息传递给最需要此信息的群体成员。突发性公共危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传播等,如SARS和汶川地震;另一种危机是由于人类社会活动不适当所引发的冲突和灾难,如由于利益失衡导致的经济危机、食品中毒事件、物质泄露、桥梁倒塌等。由于此类危机主观性强,涉及不同层面的利益群体,因而,在危机传播各方由于自身所处的利益位置,必定要对信息加以取舍,营造利己的舆论与管理环境。媒介的不同身份很明显地在此类危机中释放张力。

1、从危机传播的信息博弈中解读媒介问责

在发生公共危机时,信息成为组织、媒介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信息的控制与管理、信息的识别与筛选、信息的接受与传播,组织、媒介和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博弈关系。组织是危机事件的责任人,危机传播管理的执行者与利益的既得者,他们掌握着信息的源头,把控着信息流动的进程。正是由于利益攸关,他们往往会主动“屏蔽”或“刻意营造”舆论导向。以突发性危机为例,一些自然灾害性发生前往往会出现种种先兆,出于社会稳定和多方面的考虑,政府很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信息暂时不公布,而在危机爆发后,出于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的考虑,倾向于对关键信息进行筛选,尽量防止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传播或在特定的情况下,对某些信息视而不见。而公众是危机事件中最直接的利益受害者,他们处在信息源的下端,迫切希望获得最完整的最新动态发展变化的信息。

媒介最基本的职能是监控社会,要求它如实、客观地展现现实生活实景。然而,中国媒介天生的政治依赖性使它不能实现独立、公正与信息的完全开掘与释放。这种组织、媒介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博弈消解了媒介作为化解危机的责任。以2005年黑龙江省水污染事件为例,(4)《黑龙江日报》、《吉林日报》、《北京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严重缺位,11月13日发生爆炸事件,在11月14~18日间,这四家媒体的报道仅限于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件本身;第二阶段,11月19~21日,因无新的新闻源,四家媒体处于共同的沉默期,其中《吉林日报》的沉默持续到11月23日;11月22~28日为第三阶段,三家媒体的报道对象由吉林转向哈尔滨,关注哈尔滨宣布四天停水的事件,并逐渐与吉化公司的爆炸联系起来。《吉林日报》在这一阶段报道主题是吉林的环保和支援哈尔滨的情况。12月3日公布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后,报道进入第四个阶段,关于松花江污染段的流向和沿途的防范情况逐日公布,信息基本公开化。

2、从危机管理成本的分摊上解读媒介问责

人类社会的很多重大灾难和危机都是由于公共危机传播管理的缺失所造成的,而危机管理缺失与失败的主要原因往往是由于人们不愿意承担公共危机管理成本尤其不愿意承担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的成本。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和成本分摊机制,那么就必须对危机传播管理中涉及的组织、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责任与摆位厘清。

人类在突发性自然灾害面前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抗拒性,但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一定的预兆,如果我们建立良好的预警机制,就可能把灾难扼杀在萌芽期或降低可控限度内,在这样的事件中,政府是最大的责任人。预警机制的缺失是印度洋“12·26”地震海啸灾难悲剧的主要原因,由于地震震中在海底,震波传递到海岸一般需20~120分钟,而那次海啸从劳门达腊到斯里兰卡用了30分钟,到泰国60分钟,到印度用了90分钟,到马尔代夫120分钟。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跑到安全的地方只要几分钟。所以,如果印度洋海啸沿岸各国建立有效的海啸预警机制或与国际海啸预警系统发生密切的联系,就可以获得预警信息、可以挽救30余万人的生命。(5)很明显,要减少自然危机损害,让民众的认识跨越传统危机应对的思维惯性,要使危机管理的重心“前移”,让预防为主、准备在先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就必须形成危机教育管理的理念。而这种危机教育的管理成本支出应由媒介特别是作为公共资源的国家传媒来承当。也就是媒介必须利用其时间和版面,投入人力资源普及危机教育,他们的教育传播是投入成本进行社会有效管理的行为表达。很遗憾,现实媒介似乎淡忘了自身作为社会组织细胞的要责,不是义无反顾地参与到社会危机预警管理的建设中,而仅仅单纯地在事件爆发后以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出现,这种对危机教育管理的缺位是媒介失责的一种表现。

媒介规避自身社会危机管理成本承担者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人为危机传播管理中,媒介通过巧妙的语言编排与角色置换,在有意、无意中主导舆论,使社会公众淡化当事者的责任力。以前不久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因食用毒奶粉,有的孩子还在医院检查,有的孩子还找不到医院检查,有的孩子根本还没有查出来。但所有媒体都有意将毒奶粉的后续报道或完全撤消,或轻描淡写,或干脆用铺天盖地的篇幅报道“神七”,以重新燃起接替奥运51块金牌之后的民族主义热潮。这种刻意屏蔽信息的传播导向也是媒介失职的一种表现。

3、从政府——媒介——公众的关系生态平衡中解读媒介问责

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媒介处在政府、媒介、公众的关系生态中,西方学者秉承“天赋人权”的哲学逻辑,认为媒介作为社会组织由“天赋”,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则是对立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媒介天生的责任就是监督政府。而在中国,政府、媒介、公众之间利益是同构的,认为政府的权利是民主赋予的,媒介监督民权,秉承的是社会学上称为“自然委托”的哲学理念。

政府可以利用媒介管理社会,从而降低自己管理社会的成本,所以,“工具论”是这种思想的显著表现。社会结构决定价值取向,中国是典型的政治主导性结构,媒介的身份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取消与漠视,而以角色论代替了身份识别,因而,在危机事件中,媒介无法界定自身的市场定位而导致另一场危机的爆发。2005年可以说是中国食品卫生的危机年,一系列的食品卫生问题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中国食品卫生监控的质疑,不同类型的媒介从各个角度了报道了食品卫生的缘由、危机的解决过程以及公众的态度反映,基本上履行了作为信息传播者的角色。虽然媒介尽可能地揭示了危机事件的信息过程,但媒介的集中报道却引起了另一场关于国家形象的危机,中国食品卫生屡屡出现问题,引起了美国、英国、泰国等国的恐慌,它们决定限制对部分中国食品的进口,大量的中国食品因此而被迫撤柜。这说明媒介在解决一个危机问题时又制造了新的危机。因此,媒介的身份角色必须细化才能在危机传播管理中释放应有的价值能量。

三、国家传媒在突发性危机传播中的到位与缺位

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一个国家首先是一个为其成员——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国家传媒的身份决定了这类媒介群体是社会的公共资源从而化解危机。因此,我们将围绕国家传媒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危机化解责任与舆论引导责任解析其在突发性危机传播中的到位与缺位。

1、国家传媒在突发性危机传播管理中的到位表现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这种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合法权力: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由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超凡权力(Charis m 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法定权力(Le gal Authority),由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我们从组织理论的视野考察国家传媒的定位,正好契合了社会公众对这三种权利的心理期待。国家传媒首先是政府授权的,所以它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其次,它与政府利益的同构性,代表了社会主流,是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种权利是社会机制赋予的,是一种社会既定,因而,国家传媒的责任与力量成为社会守则必须尊重,是一种习俗。另外,由于国家传媒的权威性,被国家赋予的超越地位,是社会言论的主要表达地,所以,这种至尊地位,决定了公众对它的崇拜与追随。

突发事件性因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后果的严重性等特征,更需要国家传媒在危机处理中处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扮演好自己肩负的责任,善用权力。2001年7月31日,《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以“任桂瞻”为笔名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发表了原创性报道《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揭开了广西南丹矿透水事件真相的第一幕。广西南丹矿透水事件发生以后,矿主和当地有关部门企图隐瞒灾情、掩盖真相,但死难矿工家属坚持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说法。如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社会怎么可能稳定?在透水事件发生以后,人民日报社记者亲临事故现场,排除阻力、克服艰险,深入调查采访,在此基础上对事故作了如实报道,从而产生了巨大反响,促成了危机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网友纷纷在强国论坛上贴帖子发表对此事的看法,表达对《人民日报》记者的敬意和对舆论监督的厚望,国家传媒在化解该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知,这是一起人为原因引起的危机事件,事件的责任主体是少数利益熏心的矿主,因而,作为国家的权利媒介与法定媒介,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传媒理所当然地站在事件的第一线,以其独有的影响力揭示事件真相,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信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家传媒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责任到位是政治与媒介利益同构所向。

2、国家传媒在突发性危机传播管理中的缺位表现

面对不同的危机,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是复杂的,当双方形成某种共识时,会表现出高度的合作和默契,当双方的立场和出发点存在差距甚至相互对立时,双方会相互掣肘甚至成为对手,因而,作为社会主流的国家传媒常有缺位表现。

2006年6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在安徽某地失事坠毁的军用运输机上的40名人员不幸全部遇难。安徽“军机失事”是一则典型的突发事件,不仅引起国人公众的极大关注,同时,境外媒介纷纷发布消息。遗憾的是综观整个事件的发生,媒介的语言特别是国家传媒的报道几乎是千篇一律。首先是报道的规模很小,能够找到的就是两三条消息,而且都是新华社的通稿,文字极其俭省,新闻要素不全;其次是报道的内容单薄,人们能够看到仅仅是军机失事、主席通电吊唁、召开追悼会三则消息,而看不到对事故现场的描述、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对事故责任的追究,以及各个方面的看法和评论。国家传媒在此次重大突发事件中的集体失语,不仅是媒介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失职,也是它作为社会主流话语丧失舆论导向的表现,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失败。因此,在一个阶段内,社会公众纷纷利用自有的渠道,发表对事情的态度、看法与猜测,言论四起。这种言论渠道的失语现象增加了风险社会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媒介的身份识别来分析,在“军机失事”事件中的缺位不难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整个事件关系国际事务与国家形象,其传播信息的选取必定在政府认可的尺度范围内进行,所以作为国家形象工具的媒介当然要选择国家利益作为参与危机传播的首选标准,而公众的利益需求必定要为此让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政治之手遮住了媒体之门。

媒介问责并不是问责媒介,而是希望通过对媒介身份识别厘清传媒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定位与作为,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传媒的角色作用,协调与平衡社会。当然,制约传媒责任的因素是很多的,本文没有一一阐释,只是希望就媒介身份识别的一个点入手,阐述应对传媒主体分层的必要性,特别以国家传媒为典型例子分析其在危机传播中的作为与不作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政治、媒介、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解释在中国现有的传播机制下,我们应对媒介的多重角色给予更多的包容。

注释

1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绪论》,新华出版社,1990,P.251

2邵培仁、邱戈:《论当前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2007-2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96页

4陈力丹、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篇4

(外交学院 科研处 , 北京 100037 [摘要 ]冷战结束后 , 中俄关系迅速发展 , 从 1992年双方 相互视为友好国家 , 到 1994年确 认两国已具有 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 直至 1996年宣布发展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四年内两国 关系上了三个台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模式规定 :伙伴之间的关系平等 , 本着相互信任的精 神来解决一切问题 , 这是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 献。

[关键词 ]中俄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家身份;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3489(2008 05 0054 06 在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中 , 中俄两国的国家身份

都发生了变化 , 中国从国际体系的 挑战者 变成了 参与者 , 在不断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同时 , 致力于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建立务实的 伙伴关系;俄罗斯同样改变了自己冷战时代力图通过建立 社 会主义阵营 最终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 观念 , 先是对西方 一边倒 , 随后又奉行了东西方平衡的 双头 鹰 战略 , 然而不管 在手段上 如何变 化 , 成为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一员 的目标始终没 有发生改变。随着中俄两国国家身份的变化 , 两国 越来越注意到 中俄两国的团结更有利于实现各自 的国家利益 , 在发展 务实合作 的外交过程中 , 中 俄最终结成了 战略协作伙伴。本文将对冷战后 中俄两国国家身份的变化、外交方式的调整进行梳 理 , 从而揭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巩固和不 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冷战后中俄国家身份的转变

1、中国从 挑战者 到 负责任的大国

近代中国经历了大国地位被剥夺的过程 , 不得 不接受由中心 到边缘的现实。在强国林立 的世界 里 , 中国渴望重新成为一个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 的大国。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新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时 , 基本上是一个国际体 系外国家。首先 , 中国的自我身份定位具有明显革 命性。1980年代之前 , 中国提倡反对帝国主义 , 支 持无产阶级革命 , 力求改变西 方主导的国际秩 序。其次 , 从权力结构上看 ,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 , 中 国一直是霸权国家的主要挑战者之一 , 一边倒 和 一条线 都是如此。第三 , 中国的国家身份特征包 含高度的斗争意识;尤其是 1962年提出 以阶段斗 争为纲 之 后 ,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 对抗性斗争的意 识得到了进一步认 可。[1](P 257-258 基 辛格把这 种对

外部世界的对立态度上升到中国文化的高度 , 他认 为 :(追求 地位平等 , 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 , 在 中国领导人心目 中 , 不只 是战术 , 更 是道德上的必 然。[2](P 770 因此 , 中国对国际社会 , 尤其是西方大 国一直充满警觉。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歧后 , 这 种意识发展成极端的中国自主论 , 不相信任何外部 力量能够帮助中国 , 即使是盟友也不例外。1970年 代中国以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重返联合国 , 尽管身 份上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体系的重要一员 , 然而这 种意识仍然没有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 , 中国逐渐改变了对现存国际体 系的看法 , 充分意识到外部环境与自身发展的重要 联系。邓小平率先提出学习西方 , 他认为 社会主 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 就必须大胆吸 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 吸收和借 鉴当今世界各国 , 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 映现代社 会化生 产规律 的先 进经 营方 式、管 理方 式。[3](P 373 此后 , 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 , 与世界 的经济联系也不断增加 , 2001年 12月 11日 , 中国 最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世界银行!2001世 界发展指标 ∀ 报告显示 , 从 1990年到 1999年 ,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 7%。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以后 , 中国经 济更是获得了 长足发展。[4] 2006年 1月 , 中国国家统计局核算 2005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 达到 182321亿 元人民币 , 约合 22257亿美元 , 人均 1700美元。中国在全球最大经 济体

排名中从第六位跃升到第四位 , 超过了法国和 英国 , 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可以说中国已经 是一个经济大国。

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日趋紧密 , 中国开始全方 位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 ,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 各个方面。从加入国际公约的数量明显可以看出这 一点。1949~1979年中国共加入多边国际条约 39个 , 1979~2004年则为 210个 , 数量 的增加不仅表 现了一种参与量的剧增 , 也表明了认同程度的提高。在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过程中 , 通过不断认知、学习和 反馈 , 中国更加了解国际规范 , 中国的行为也更多地 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 , 即使在对于自己没有实际利 益的方面也会比以往更加注意遵守国际制度的原则 和维护自身的国际声誉。参与的活动越多 , 中国就 越会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5]实践也证 明了这一点 , 199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 越显示出 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在经济方面 ,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 中国面对压力 , 坚持人民 币不贬值 ,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在政治方 面 , 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明显增 强 , 1990年代中期以前 , 在有关地 区冲突的国际事 务特别是涉及援引联合国 宪章第七条的有 关决议 中 , 中国经常投弃权票 , 因为该条款赋权使用武力。近年来 , 中国 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关注明显增 强。2002年 11月 , 对于在伊拉克实施武器检查的 1441号决议 , 中国投了赞成票。2006年 , 中国更是在涉 及朝鲜和伊朗的四个决议中投下了赞成票。中国还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 自 1990年开始参加联合 国维和行动以来 , 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国已成为联合 国安理会 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 家。

从总体上 看 , 改革开 放以来 , 中 国外交已 经以 改良 的方式替代了 革命 , 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 稳定的同时 , 以和平与理性的方式推动改革不合理 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003年 ,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 理王毅在解释新秩序与加 入现存体制的关 系时表 示 : 我们 提出新秩 序 , 不 是要抛弃 或否定现 行秩 序 , 而要对其中不 合理、不公 正之处进行调 整和改 革 , 使之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 , 推 动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提倡新秩序 , 不是要排 他 , 而是希望实现开放、包容和共赢。我们重视发展 与美、俄、欧等大国的关系 , 重视与他们就亚洲问题 加强对话与协调 , 愿意看到他们为本地区的和平、稳 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6]中国

对国际体系 的态度由 坚决对抗 到 积极融入 的转变 , 是中国 国家身份变化的结果 , 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巨大变化。

2、俄罗斯力求成为西方世界的平等一员

冷战结束后 , 苏联解体 , 俄罗斯依据自身国家实 力的变化 , 努力寻找在世界中的定位 , 在经济上积极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 在政治上力求成为西方世界的

平等一员。

在冷战时代 , 苏联是世界两 大超级大 国之一。1985年苏 联的 GDP 为 13900亿美元 , 居世界第二 位 , 高于 日本 的 13280亿 美元、德 国 的 6250亿美 元。[7]然而 , 苏联的解体 , 俄罗斯的经济在整个上世 纪 90年代持续下降 , 2002年俄罗斯的 GDP 下滑到 世界第 16位 , 人均 GDP 排名在世界的第 78位。有 学者不禁惊呼 ### 俄罗 斯退出了大国行 列 , 后退 了不是 100年 , 而是 200年。[8](P 379 为了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 ,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 将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作为明确的目标。俄罗斯 与世贸组织的关系 , 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7年成立的 关贸总协定(GATT。在 当时 , 作为 非市场经济国 家 , 苏联没有加入 GATT。苏联认为 , 在未来的国际 贸易体系中 , 资本主义国家将处于主导地位 , 如果苏 联参加 , 将威胁到其计划经济体制和在东欧地区的 主导地位。因此 , GATT 成立以后 , 苏联对其采取了 敌视态度 , 把它视为美国经济扩张的工 具。[9]1949年苏联组织成立经互会(C MEA , 通过建设另一个平行市场 与美国为 首的 GATT 对抗。随着冷战 进入尾声 , 苏联对世贸 组织的态度也 发生了变化。1993年 6月 17日 ,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文件 , 决 定正式申请 加入 GATT, 受到了 GATT 理事会成员 的热烈欢迎。1994年 4月 , 乌拉圭回合!最后行动 纲领 ∀ 签字 , GATT 的使命被新成立的 WTO 所取代 , 原有的 GATT 申请 程序也改 成了 WTO 申 请程序。1994年 12月 , 俄罗斯又递交了加入 W TO 的正式申 请 , 要求 WTO 筹备委员会以发达国 家地位处理俄 罗斯的申请程序 , [10](P 26 筹备委员会同意了俄罗斯 的要求。尽管 1995年开始的俄罗斯入世谈判至今 仍未结束 , 但是俄罗斯融入世界贸易机制已经是大 势所趋。从对抗到积 极加入 , 对 WTO 态度的变化 反映了俄罗斯国家身份的巨大变化。普京在!向俄 罗斯联邦议会提交的 2000年国情咨文 ∀ 中认为 , 建 立强大而稳定的经济

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强国的基 础之基础。[11](P 80 基于发展经济的根本目标 , 2000年普京提出强国战略 , 2003年又提出争取十年内经 济总量翻一番的任务。保障国家的稳定发展 , 并积 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 在俄罗斯务实外交中居于主 导地位。

在政治方面 , 俄罗斯力求成为西方世界的平等 一员。俄罗斯人有整体亲西方的倾向。[12](P 287 自彼 得大帝以来 , 融入欧洲 是很多俄罗斯人所追求的 一种共同理想。俄罗斯独立以后 , 与西方融为一体 的观念仍然萦绕在外交决策层。以俄罗斯首任外交 部长科济列夫为代表的 大西洋主义者 认为 , 民主 的俄罗斯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国家利益上与美 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一致的 , 俄罗斯外交的 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西方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来建 立一个 民主、繁荣的俄罗斯 , 并 作为一个伙伴全 面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际政治经济和 安全体 系。[13](P 461 俄 罗斯激进改革 派代表人物盖达 尔认 为 : 俄罗斯完全有必要同北约建 立紧密的联盟关 系。无论从意识角度来看 , 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 看 , 都没有任何根据证明俄罗斯不能同民主大国建 立牢固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一联盟在军事、经济和 地缘政治方面对俄罗斯都有利。[14]按照这种思想 ,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尽快加入西方 文明国家 大家庭 , 在民主化、非军事化和对外政策的非全球 化标志下 , 使俄罗斯同西方结成 伙伴和盟友 , 成 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俱乐部中的成员。[15] 从俄罗斯的外交实践看 , 1992年上半年 , 俄罗 斯总统叶利钦旋风般地遍访西欧的英、法、德、意等 国 , 并在一年中两次访问美国 , 致力于与这些国家建 立 战略伙伴 和 同盟关系。1994年俄罗斯坚持 以 发达国家身份 加入 WTO。1997年 , 在丹佛峰 会上俄罗斯正式成为八国集团成员。2006年提前 14年偿还了巴黎俱乐部的 216亿 美元重组债务从 而将身份由 债务国 转变成 债权国。所有这一 切中 , 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成员最能说明问题 : 集 团成员资格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皇冠上的宝石。它比 任何其他单项成就都更能体现这个国家从苏联的对 抗主义向新俄罗斯的转型 , 旨在准备好同其他大国 一起来缔造一个更好的世界。[16]十几年来 , 尽管争 论始终不断 , 俄罗斯始终 没有放弃成为 西方世界平等一员 的目标。

二、冷战后中俄两国的 互动和身份认知

冷战时代 , 中苏两国是西方主导国际关系体系 的挑战者 , 在国际关系领域力图对西方主导的国际 关系体系进行根本上的改变。尽管在中苏论战过程 中 , 两党在 暴力革命 还是 和平过渡 问题上存在 分歧 , 但是目标是一致的。冷战结束后 , 中俄两国在 实践中对自身的国际身份做了调整 , 对于当代国际 体系来说 , 两国共同目标是 融入 和 参与。在这 一过程中 , 中俄两国认识 到双方存在共同 利益 , 是 战略协作伙伴。

1992年 12月 17日 , 叶利钦总统访 华 , 这是俄 罗斯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访问期间 , 双方发 表了!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 ∀ , 宣布 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 9月 , 江泽民主席对 俄罗斯进行了 回访 , 从面 向 21世纪的战略高度 , 共同探讨进一步发展两国睦邻友 好关系的途径。在会谈中 , 江主席对叶利钦总统说 ,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 后 , 我们两国的关系 逐步走向成熟。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从战略高度看 待和处理两国关系 , 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精心培育 和发展下去 , 带入下一个 世纪 , 传给 我们的子孙后 代。[17](P 55 这次访问十分成功 , 双方签署 了!中俄 联合声明 ∀、!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武器 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 ∀ 和!中俄国界西段协定 ∀ 等重 要文件。两国领导人宣布 , 中俄两国已具有 新型 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 即不对抗、不结 盟 , 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 互利合作关系。双方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互 不把战略导弹瞄准对方的声明 , 象征两国已彻底结 束了冷战时的敌对状态 , 相互信任正进一步增强。1996年 4月 , 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这次访问 的重要成果是将两国的 建设性伙伴关系 进一步 提高到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外 , 中俄两国领导 人还决定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 , 并在北京 和莫斯科之间架设保密电话通讯线路。

从 1992年中 俄 双 方承 认 相 互 视为 友 好 国 家 , 到 1994年确认两国 已具有 新型的建设性伙 伴关系 , 直至 1996年宣 布发展 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 , 四年内 , 两国关系上 了三个台阶。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 的特征是目标长 远、内涵广阔。两国要 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各个领域的长期合作 , 包括 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

化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中 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建立 , 体现了冷战后中俄 两国外交的巨大变化。

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建立的动因及发展前景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不是偶然的 , 它 不仅体现了冷战后中俄两国国家身份的变化 , 更是 两国外交政策调整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1、中国方面 ,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建立 是中国总体 伙伴外交 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 ,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以合作为目的的 外交 , 目的是促进双方各自利益的实现 , 不是为了共 同对付第三国 , 也不是对第三国的排斥或对抗。中 国与伙伴方不签署任何条约 , 彼此不受结盟条约、义 务、时间的约束。中国与伙伴方合作关系的确立一 般以双方元首的联合声明为标志 , 在声明中都确定 了一定的合作领域 , 还建立了一定的交往和磋商机 制来保障伙伴关系的发展。

其次 , 伙伴的基础是平等和互信。中国与伙伴 方建立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在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中 , 中国与伙伴国不是谁领导 谁、谁控制谁 , 而是在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发展互信 , 实现互利与共赢。

第三 , 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中的伙伴关系是一种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关系。强调共同利益 , 寻求相 互间的合作 , 同时坦率承认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 的分歧。但是 , 当相互之间因分歧而关系紧张的时 候 , 双方不应忽视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 , 应在追求共 同利益基础上 , 通过对话和磋商处理相互间的摩擦 和分歧 , 防止因为局部的分歧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大

局。

第四 ,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不是一种只发挥权 宜之计功能的策略性外交 , 而是一种长远的、战略性 外交 , 是面向 21世纪的长期性构想。

2、俄罗斯方面 ,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建 立和发展是俄罗斯外交思路调整的必然结果。俄罗斯独 立以后 , 认为 ∃ 民主 国家之 间不打 仗 %的观点在俄罗斯日益增长。[18](P 155 然而 , 尽管 俄罗斯采取了亲西方的政策 , 力图使自己成为西方 发达国家中的平等成员 , 美国并没有将其看作平等 的伙伴。从 自身 利益考 虑 , 美国 对俄 罗斯采 取了 接触加遏制 政策 , 一方面 , 希望推动俄罗斯融入 西方主导的制度架构 , 以巩固俄国内的民主成果 , 培 植亲西方力量;同时坚持北约东扩 , 巩固冷战胜利的 地缘优势。独立初期 , 俄罗斯迅速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 加入了七 国集团 , 然 而形式大于实 质 , 其他众多方面都令俄罗斯大失所望。

首先 , 在经济方 面 , 西 方口惠 而实不 至。1992年 4月 1日 , 美国总统布什提议对俄罗斯进行经济 援助 , 7月西方七国在首脑会议上宣布对俄罗斯予 以 24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援助 , 但实际上到位的 只有 150亿美元 , 且绝大部分是允许延期支付前苏 联的债务和 购买西方商品 的短期出口 贷款。1993年 4月 14日 , 美国推动西方七国给予俄罗斯 434亿 美元的经济援助 , 然而最终到位的资金只有 50亿美 元。

其次 , 在政治上追随西方损失巨大。冷战后 , 由 于追随西方参与对伊拉克、南斯拉夫和利比亚的经 济制 裁 , 俄 罗 斯 遭 受 了 160亿 美 元 的 经 济 损 失。[13](P 484 然而 , 西方并没有把一个经济实力不断 下降和国内政治混乱的俄罗斯视作自己的平等伙 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表示 : 俄 罗斯已经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一个第三世界的仍具 有重大核潜力的地区大国。莫斯科仍同华盛顿分享 着超级大国地位的说法只是一种幻想 , 美国不会同 俄罗斯分享全球的权力。[19] 对西方的 失望促成了俄罗斯外交从对西方的 一边倒 到 新欧亚主义 的转变。欧亚主义认为 ,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状况是由地跨两大洲的独特地理 位置决定的 , 俄罗斯注定既属于欧洲 , 又属于亚洲。1992年 3月 , 叶利钦总统的高级顾问、新欧亚主义 的代表人物谢尔盖 &斯坦克维奇 撰文指出 , 今后 许多年 , 我们将充其量被(西方 分派充当一位低级 伙伴的角色 , 我们 应该不予以接受。他强调 , 在欧 洲的地缘政治中俄罗斯已经被边缘化 , 因此必须特 别注意考虑发展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

关系 , 应该从 诸如美国和西欧之类的发达国家转向发展同俄罗斯 地位相同的 第二阶层 国家之间关系 , 这样的重点 转移将有助于俄罗斯最终恢复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 位 , 并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13](P 485 外交观念的变化推动了俄罗 斯外交战略的调 整。1996年!总统国家安全咨文 ∀ 明确表示 : 俄罗 斯不打算同任何国际力量中心对抗 , 也不打算单方 面依赖任何国际力量中心。俄罗斯对待这些中心的 战略将是 ∃平衡接近%。!俄罗 斯联邦国家安 全构 想 ∀ 也表示 : 俄罗斯不希望与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 集团发生冲突 , 也没有霸权主 义和扩张主义野 心。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欧亚大国 , 俄罗斯将与国际社会 中所有感兴趣的国家保持伙伴关系。[13](P 496 全方 位的伙伴关系 , 意味着俄罗斯外交的重点是致力于 与世界各主要力量建立平等、务实的伙伴关系。

四、结语

中俄结成战略协作伙伴以后 , 两国关系继续发 展 , 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上协作日益密切。1997年 11月 , 叶利钦总统访华 , 中俄两国领导人发表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 明 ∀。1998年 11月 , 江泽民主席访俄 , 两国领导人 发表了!世纪之交中俄关系的联合声明 ∀ 和!关于中 俄国界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9年 12月 , 叶利钦总 统访华 , 两国领导 人在联合声明 中进一步强调 , 在!联合国宪章 ∀ 和现行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推动建 立多极世界 , 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 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 国际社会的所有成 员应平等相待并享有同等安全 , 相互尊重对方的发

展道路和选择, 相互尊重主权, 互不干涉内政, 建立 公正、平等及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001年 7 月普京总统首次访华, 两国领导人发表!北京宣言 ∀ 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 ∀。!北京宣言 ∀宣布, 中俄将继续保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和经常 交往, 以多种方式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的重大问 题交换意见。2001年 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 与普京总统发表!中俄元首莫斯科联合声明 ∀, 并于 7月 16日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将 中俄两国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以法律的形式确定 下来, 以 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为 核心把两国关系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2002 年 5月 30日, 普京总 统在接受!人民日报 ∀社长许中田采访时

高校实验人员身份认同浅析 篇5

一、高校实验人员身份认同的困境

身份认同旨在使处于某一群体中的个体, 主动建立一个认知和表达体系, 在自己是谁、自己是做什么的、扮演什么社会角色、遵循什么规范等问题上形成清晰的主体意识并表现出相应的主体行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是身份认同要解答的三个基本问题, 而高校实验人员在这三个问题的认识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 形成了身份认同的困境。

(一) “我是谁”——身份判断的模糊性

每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人, 必须要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 也就是明确地知道“我是谁”。但对于高校的实验人员而言, 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有些模糊, 原因在于:一方面, 由于高校的实验教学工作非常繁杂、艰辛、涉及面宽, 大多数实验人员不仅承担着实验教学、实验准备、实验技术指导的工作, 还担负着实验室管理、仪器运检及维护 (如设备申购、验收、清查、维护、报废等) 的工作。他们不仅是实验教师, 还是技术人员;既需要从事实验教学工作, 管理与维护仪器设备, 还需要负责实验室的环境安全与卫生。另一方面,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 诸多高校实验人员数量不足, 存在着许多实验人员身兼数职的问题, 既有理论教学工作, 也有实验实训教学与科研任务。于是, 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从工作性质上说, 他们从事了部分普通教师的工作;从制度的认定上说, 他们的身份依旧是实验人员。他们希望享有与普通教师同等的地位, 但又无法脱离实验人员的身份, 从而陷入身份分类的矛盾。

(二) “我从哪里来”——身份归属的矛盾性

归属感的寻求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从哪里来”“我属于哪个群体”?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最神圣的职业, 世人从不吝惜对教师的赞美, 把教师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的代表”“伟大的园丁”, 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 肩负着民族和国家复兴的重任。这种赞美和荣誉在高校教师身上表现得更甚, 可实验人员却很难体会到这种荣誉感。长期以来, 受传统教育观的影响, 实验人员一直被看作教学辅助人员, 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是打杂务、当配角、干下手。部分高校的有关政策对实验人员也存在一定的歧视性, 例如:在教学工作量核算上, 因认为实验人员从事的是重复性的简单工作而将其大打折扣;在津贴发放上, 实验人员也比相应职称教师拿的少;在职称评定上, 实验人员的名额编制遭到压缩;在技术培训上, 对实验人员缺乏长期规划、有力措施和经费保障;等等。凡此种种, 造成了实验人员与所在高校的疏离感、与职业的疏离感、与学生的疏离感。

(三) “我到哪里去”——身份寄予的焦虑性

“我到哪里去”是身份认同需要回答的第三个基本问题。一个有发展前途的职业才能吸引更多的人为其献身, 才能使人克服眼前的困难并坚守工作岗位。对于高校实验人员来讲, “我的前途在哪里”“我的未来应该如何定位”是困扰他们的一大问题。相关研究表明, 教师岗位是每年毕业生的热门之选, 而实验人员却是热门中的冷门。相当一部分高学历且能力强的年轻人不愿意到实验室工作, 即使去了实验室也很难真正安心下来, 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跳板, 尽力通过考学或其他渠道跳出实验室。而在岗的实验人员也因感觉前途渺茫, 积极性不高, 思想不稳定, 不能安心于本职工作, 一旦找到机会, 就会随即转岗或调离。

二、高校实验人员身份认同的建构

造成高校实验人员身份认同困境的既有传统观念、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也有实验人员自身的问题。因此, 实验人员的身份认同需要外界的支持, 如国家政策、学校规章、行政人员等, 但也需要从其自身着手。

(一) 群体认同:实验人员身份认同的环境支撑

要使高校实验人员拥有一种对职业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需要社会和学校为其减少各种障碍与阻力, 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

首先, 各级领导及职能部门应该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实验教学在高校工作、培养创新人才和实施素质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将实验教学看作理论教学的延伸与扩展, 而不是理论教学的“附属品”, 努力营造一种既重视理论教学, 又重视实验教学的良好氛围;也要充分重视高校实验人员的作用和地位, 大力营造一种尊重实验人员及其劳动的气氛,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为他们创造愉悦的工作环境, 使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安心工作、敬业奉献。

其次, 各级职能部门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 , 摒弃传统“见物不见人”管理观念, 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对实验人员的提职、晋级、培训、职称评聘、评优评先、课时津贴等方面实行与教师相当的待遇, 甚至在某些方面对实验人员给予适当的倾斜;实施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 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二) 他人认同:实验人员身份认同的情感归宿

一般来说, 他人认同主要是通过角色认同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工作过程中, 实验人员不只是管理员, 还是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实验人员必须扮演好这些角色, 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要顺利地进行角色转换。如若实验人员角色扮演成功, 就意味着获得了他人的认同, 否则就意味着认同的危机。

当然, 对于他人而言, 由于个体生活经验、教育水平、价值观念等的不同, 对实验人员所应扮演角色的理解与期望也是不同的。如果他人对实验人员的角色期望是合情合理的, 而实验人员却没有做到, 那实验人员需要通过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 增强个体的责任心以达到与其身份的同一。如果他人对实验人员的角色期望本身是不合理的, 甚至违背了人之常情, 那就会使实验人员倍感压力, 久而久之会产生身份认同失调与职业倦怠。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实验人员是教育制度中的普通一员, 与教师相比, 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他们应该像教师一样享受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

(三) 自我认同:实验人员身份认同的根源所在

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 实验人员自身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本钱”, 就很难改变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更谈不上形成一种良性的身份认同。

其一, 实验人员必须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正确认识实验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树立为教学、科研提供优质服务的思想, 热爱本职工作, 无私奉献, 甘当配角。同时, 实验人员也应该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敏锐的洞察力、敢于创新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等。

其二, 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实验技术更新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高精尖端仪器设备被大量引进高校实验室, 这就要求实验人员不仅需要具备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精湛的技能技巧, 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 以适应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 高校实验人员要严格要求自己,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关注相关学科理论的新进展, 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切从教学与科研的实际出发, 为教学、科研服务, 为教师、学生服务, 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地工作,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摘要：目前, 高校实验人员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身份判断的模糊性、身份归属的矛盾性和身份寄予的焦虑性, 这三个方面的困境。要想走出困境, 必须从群体认同、他人认同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下工夫。

关键词：高校实验人员,身份认同,困境,出路

参考文献

[1]张军凤.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J].教育发展研究, 200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