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证明标准

程序证明标准（通用11篇）

程序证明标准 篇1

出口证明办理程序和标准

2005年11月14日 发布

一、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书依据产品是否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分为两种格式。

对于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产品，其出口销售证明书的主要内容为：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标准，已在中国注册，准许在中国市场销售，出口不受限制。（格式见附件1）

对于未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的产品，其出口销售证明书的主要内容为：产品未在中国注册，尚未进入中国市场，但出口不受限制。（格式见附件2）

二、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书的有效期为2年。

三、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书的申请者可以是生产企业或出口企业。

四、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产品，申请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书，应填写申请表（格式见附件3），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所出口产品生产者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复印件）

（二）所出口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

（三）出口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申请者的自我保证声明，保证所出口产品满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该产品生产和注册的法规要求，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

所提交的证书复印件需加盖证书所属企业公章。

五、未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的产品，申请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书，应填写申请表（格式见附件3），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出口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申请者自我保证声明，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

所提交的证书复印件需加盖证书所属企业公章。

六、医疗出口企业应保证所出口产品符合出口要求，在出口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出口企业自行承担。

七、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书的工作时限为15个工作日。

八、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程序证明标准 篇2

一、一般行政程序中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及其理论分类

我国一些法律法规对行政程序证明标准进行了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30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 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 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符合法定程序的, 判决维持, 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 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现行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都是案件事实基础、证据确凿。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相比, 我国行政程序的证明标准接近甚至等同于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充分”的证明标准。可见, 目前我国关于行政证据的证明标准的立法主要采取的一元标准。这是一种最高的证明标准, 但是事实上如果要求所有行政程序证明标准达到100%真实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的。

理论界有人将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分为:排他性的标准, 优势盖然性标准, 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标准以及合理可能性标准。由于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证据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中, 因此, 上述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分类也同样适用于行政程序之中。如果将这些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相比较, 那么, 排他性的标准是行政诉讼中最为严格的标准, 类似刑事诉讼案件的“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充分”的证明标准。优势盖然性标准和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标准类似民事诉讼案件的“较高盖然性”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至于合理可能性标准虽说一般是行政诉讼中中原告采用的证明标准, 但事实上在有的行政行为中, 行政机关也会选用这种比较低的证明标准。另外, 在行政程序中还有更低的证明标准存在, 有学者提出“排除滥用职权标准”。排除滥用职权标准是针对当场行政处罚的特点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提出的一个标准, 即行政机关证明当事人违法事实存在的标准是能够证明自己在对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未滥用职权。

二、审计证明标准的多元性特征分析

审计行政程序证明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证明标准上多元化, 上述行政诉讼的各种证明标准在审计行政程序中都会应用到, 这是由审计行政行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一) 根据具体审计行政行为性质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审计行政行为根据其性质及结论不同, 大体可以分为审计监督行为和审计处理处罚行为。当然, 除此之外审计行政行为还有审计行政指导行为、审计行政强制行为等等。下面仅以审计监督行为和审计处理处罚行为这两种典型的审计行政行为为例来论述审计证明标准的多元化问题。审计监督行为是指审计机关基于法定职权和程序, 依法对审计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等情况所进行监督和检查。而审计处理处罚行为是审计机关基于法定职权和程序, 对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实施的一种行政制裁。审计监督行为的结论一般以审计报告的形式出现, 而审计处理处罚行为的结论则是审计决定。这两类审计行政行为所采取的证明标准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审计处理处罚行为由于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行政相对人对审计处理处罚行为不服可以行使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请行政诉讼等救济权利, 所以审计处理处罚行为一般是采取类似刑事诉讼案件“排他性”证明标准。当然, 有时会根据案件的大小及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程度不同, 会采取稍低于该标准的“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相反, 对于审计监督行为由于它不像审计处理处罚行为那样能够直接创设、变更或消灭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 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是监督性的、指导性的, 因此它一般只需要采取“优势盖然性”或是更低的“合理可能性”证明标准就足够了。但是也不排除在审计事项性质非常重大的情况下, 采取排他性的证明标准。

(二) 根据具体审计事项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证明标准

无论是审计处理处罚行为还是审计监督行为, 对于不同的具体审计事项往往也是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不可能遵循一个标准一以贯之的。例如在对实收资本这一科目进行审计时, 由于该科目的重要性以及发生的不经常性, 对该科目的审计一般都是采取详查的方法, 将该科目所发生的每一笔经济事项都一一检查过去进行取证的, 所采取自然就是“排他性”的证明标准。而对于有的事项例如办公费用, 不可能也没必要将全年所有的办公费用一一检查过去, 只要确定一个重要性水平, 进行抽样取证就可以了, 当取证达到样本量所占金额比重达到该审计项目总金额的80%或是90%, 如果都没有发现违法违规的情况, 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该项目不存在重大错报与舞弊, 在总体上是合法可信的。此处对办公费用所采取的则是“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或是“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至于上述“排除滥用职权标准”的低证明标准, 在审计行政行为中也会碰到, 只是它一般不是在审计处理处罚程序中应用, 而是在审计监督程序中有时会使用到。例如, 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在执行费用报销制度时审批手续不完善, 这时只要发现一二笔这种情况, 证明有这种现象存在, 就可以在审计报告中提出“要求被审计单位严格执行有关费用报销制度, 完善审批手续”的审计建议。在此情况下, 审计人员没必要将所有的费用报销凭证一一检查过去, 计算出违规行为达到了一定的比例, 然后再作出上述审计建议。尽管该被审计单位或许就只存在这一、两笔违规的情况, 审计人员只要对这一、两笔违规业务进行取证, 就能证明其在审计报告中提出的审计建议未滥用职权。我们姑且也将这种证明标准称作“排除滥用职权”标准。

此外, 审计实践中还会根据审计目标、具体审计要求等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证明标准。可见, 审计行政程序中所采取的证明标准是多元的, 从排他性证明标准, 到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标准、优势盖然性标准, 再到合理可能性标准、排除滥用职权标准等各种层次的证明标准都有。证明标准选择得过高, 可能会影响到审计行政效率;证明标准选择得过低, 则又有可能影响到审计行政效果。因此, 审计人员应根据具体审计行政行为、审计事项等的不同, 结合重要性原则在审计工作中的应用, 选取适当的证明标准。

参考文献

[1]李金华.审计理论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5.

[2]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徐继敏.行政证据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4]董大胜.审计技术方法.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5.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法制司.国家审计法规.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5.

刑事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方法 篇3

关键词程序法事实；自由证明；严格证明；诉讼条件；诉讼能力

中图分类号DF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3－0111－06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障人权，防止司法权力之滥用计，刑事实体法事实的查明及随后对于实体法规范的适用(乃至于具体执行)，均须遵循法定程序。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既包括作为定罪量刑之基础的实体法事实。也包括对于程序能否继续推进、推进的方式及其效果等“程序性问题”至关重要的程序法事实。用于约束事实认定活动的各项制度、规则不仅适用于实体法事实之证明，同样适用于程序法事实之证明。不过，对于程序法事实之证明，通常在“证明方法”上或可有更多自由。

一、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是由德国学者迪茨恩提出的概念，最初于1926年为德国法官在实务中使用，后来经过日本的小野清一郎结合构成要件论发展起来，这对概念在德国、日本、我国台湾等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受到重视。

(一)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差异

依通说之见，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差异体现在可以使用的证据范围(证据方法与证据能力)、证据调查程序、有罪判决中的心证程度(证明标准)①等三个方面。按严格证明之要求，只能以具备证据能力(可采性)的法定证据方法(证据种类)为基础，经历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之证明标准。而所谓自由证明，在可以使用的证据范围上，不受法定证据方法限制，准许采用通常情况下不具证据能力之证据，如传闻证据和品格证据；在证据调查方法上，“法院得以一般实务之惯例以自由证明之方式调查之……可不拘任何方式来获取可信性(例如以查阅卷宗或电话询问之方式)”，“自由证明的证据是否在法庭上出示，出示以后用什么方式调查，由法院裁量。”就证明标准而言，无须达到确信的心证程度，“在许多案例中只需有纯粹的可使人相信之释明程度即已足”。所谓“释明”即“当事人提出证据，使法院得生薄弱心证之行为”。

严格证明方法与自由证明方法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证明对象。对于实体法事实中的定罪事实，应为严格证明。而对于量刑事实(量刑情状)应当适用何种证明方法，理论上的认识不尽一致；不过，对于程序法事实，得适用自由证明之方法，在理论及实务上基本没有争议。

需要指出的是，英美法系并不使用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概念，但对多数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在证据可采性、证据调查程序及证明标准等方面，也与对实体法事实特别是定罪事实之证明存在着实际差异；因此，本文权且“借用”大陆法系的术语，称之为自由证明。

(二)完全的自由证明、相对的自由证明

对严格证明方法的各项内容，有既定法律的严密限制，但自由证明方法通常没有法律上的规定，甚至缺乏完整的理论详解。“自由证明”的概念经常是在与严格证明相对照的意义上被阐述的：“用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并且经过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作出的证明，叫‘严格的证明’；其他的证明，叫‘自由的证明’”；“自由的证明是不需要严格证明的证明。”因此，在实践中运用自由证明的时候，并非一定耍在上述诸方面与严格证明均有差异。换言之，自由证明的具体运用既可能在所有方面不同于严格证明——可以称为“完全自由证明”，例如对多数程序法事实的证明；也可能只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严格证明，而在其他方面与严格证明无异——可以称为“相对的自由证明”，例如对自白任意性、诉讼条件等重要程序法事实的证明。

自由证明并非丝毫不受法律约束。“所谓的自由证明，在程度上并非为完全的自由，只能认为属于免除严格证明要件之全部或一部分而已。”在自由证明的证据调查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保障诉讼参加人尤其是当事人的参与权和争论权。日本学者平野龙一特别着眼于简易审判和量刑程序两个方面，增加了“适当证明”的概念，认为在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之间存在“适当证明”的范畴。平野博士的主张是强调要尊重当事人的争论权，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所谓“适当证明”，也可以认为是用当事人的参与权和争论权对“自由证明”进行限制的方法；在笔者看来，这种限制，不仅适用于简易程序和量刑程序。也应当适用于普通程序中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此外，自由证明中之证据能力的自由度通常也受到限制，一般而言，通过严重违法行为(例如刑讯)获取的证据，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证据能力。因此，即使是“完全的自由证明”，也是“有限度的自由证明”(“谨慎的自由证明”)。

二、自由证明的功能

在严格证明背后，映射出程序法和证据法本身的权力制约功能。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杨云骅所言：“法官行使审判权，他可以判人生死、给人定罪，这是国家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权……在这里，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受到约束。所以，一定要提到严格证明程序，要求他的严格性。”换言之，对实体法事实特别是定罪事实进行严格证明，旨在通过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在罪责问题上恣意认定以保障被告人权，此乃正当法律程序的当然要求。

在自由证明背后，则表达了对诉讼经济的适当关照。用严密的规则限制国家权力与以适当的成本解决纠纷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关系。如果对于所有的实体法事实与程序法事实均进行严格证明，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角度而言，或许是最佳选择；但由于诉讼过程一方面必须追求迅速解决，另一方面又具备高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若对各种程序性事实皆以严格方式证明之，则会造成时间和经济上的巨大浪费；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证明，即使有不利于程序的精密保障之虞，但两相权衡。应是更为妥当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同时，对程序性事实适用自由证明在很多时候有利于被告人；强行要求严格证明，反而对被告人不利，无法实现严格证明所追求的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被告人的初衷。自由证明允许采纳不具严格形式与证据能力的资料，故更多有利于被告人的资料——无论这些资料是由被告人主动提出还是由法官依职权获得——才可能被作为程序性裁判之参考；一旦适用严格证明，这些资料则会被大量排除。此一实益进一步说明，自由证明并非全然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而更有其希望通过尽量扩大有利于被告人之事实资料的适用机会，以充分照顾被告人利益的一面。

三、对若干重要程序法事实的自由证明

诉讼进程中，会产生无数程序法事实：例如符合回避理由的事实，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事由而超过上诉期间的事实等等。多数程序法事实之证明毋庸讨论，本文仅择其重要者加以分析：

(一)强制性措施之事实条件的证明：以对逮捕理由之证明为范例

采取、保持或解除强制性措施须得具备一定事实条件。这些事实条件中既有纯粹的程序法上的事实即决定所谓“逮捕必要性”的事实，例如有逃跑或不能到庭受审之虞的基础事实(如没有固定住所的事实)；也有与实体法上的临时判断有关的事实即表明所谓“逮捕理由”(如“具备犯罪嫌疑”或者“对犯罪的怀疑有合理根据”)的事实。此类涉及到实体法上判断的事实，兼具实体法事实与程序法事实的双重功能；但对事实的实体法意义加以临时确认只是手段，决定是否采取程序法上的强制性措施才是目的，故其本质仍然是“程序法事实”。

就证明标准而言，由于仅为做出程序性裁判所需要，而非最终认定有罪，故各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或判例对于逮捕理由的审查均确定了低于实体法裁判的证明标准，此可谓自由证明的一个侧面。在英美法系国家，实施逮捕的条件是存在“合理根据”怀疑犯罪。早在1813年的Locke v.United State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就宣称：“‘合理根据’，依照其通常含义，意味着比定罪更少的证据要求”。在Brinegar v.United States(1949)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在处理有关合理根据的问题时……，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是可能性的问题。”这种“可能性”要求“不仅仅是单纯的怀疑”，但是“低于可以定罪的证明”。在英国，大法官戴夫林勋爵将作为逮捕条件的“合理怀疑”描述为：“在侦查刚一开始或邻近开始时缺乏证据的一种推测或猜测的状态”；因此，在还没有充分证据指控犯罪嫌疑人时，经常也会逮捕犯罪嫌疑人。日本法律也明确规定，在不同诉讼阶段，或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时，对于犯罪事实之证明标准有不同要求：具有“犯罪嫌疑”就可以开始侦查；如果有“相当的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有罪，就可以根据拘留令进行拘留，以及对其逮捕；如果有“充分的理由”，有可能进行紧急拘留；经过审理之后的定罪，则必须达到“任何人都对真实性没有怀疑程度的确信”。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条件之事实认定标准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第162条“有罪判决”的事实认定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两者显然也存在程度上的巨大差异。

就证据调查方法而言，对相关事实的审查，不必以对质和交叉询问等方式进行，在通常情况下，是由法官就书面材料进行单方审查并作出决定，这乃是典型的自由证明措施。就证据方法和证据能力而言，准许采用不具法定形式以及在普通审判程序中无证据能力的材料。例如，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申请逮捕令状时，“由于属于传闻而在审判中可能不可采纳的信息可以被用来证明合理根据，例如一个人的犯罪记录”(Brinegar v.United States，1949)。在其后的Spinelli v，United States (1969)案以及Illionis v.Gates(1983)案中，最高法院重申，传闻证据可以满足宪法规定的合理根据之要求，允许警官依据可信的传闻来确认合理根据；即使基于建立在纯粹传闻基础之上的宣誓书，法官也可以签发令状。而英国的判例也认可“在决定是否有根据逮捕时。警官可以将在以后的控诉程序中无法使用的信息资料考虑在内(如被逮捕人曾经因大致类似犯罪被定罪，或警察从黑社会处得到的‘告密’说他犯了此事)。”

虽然对强制性措施的基础事实仅要求自由证明。但鉴于强制性措施的采取及保持将剥夺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对其产生重大不利，故必须要在程序上加以限制。其中，多数的原则和规则(如令状主义、法定主义、比例原则，迅速接受司法审查或迅速带至司法官面前的规则、法定羁押期间、权利保释规则)旨在约束强制性措施本身，并不直接关涉对证明方法的限制。与对自由证明的限制直接有关的规则主要有：定期复审的规则，即定时对与逮捕的条件相关的事实进行复审；以及允许对逮捕的决定(或裁判)提起救济(上诉、抗告、即时抗告)的规则，即被采取强制措施者有权要求上级法院对逮捕条件的基础事实进行审查；作为这一规则的前提性保障，必须告知嫌疑人羁押的理由。前者立法例的典型是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该法对不指控拘留(即在逮捕后没有立即提起指控而继续拘留)制订了复杂的时间表，要求每间隔一段时间就必须进行自动复审；而后一种保障上诉权及知情权的做法，则为所有法治发达国家所采取。

(二)证据能力之证明：以对自白的任意性之证明为范例

各法治发达国家一致认可，不具有任意性的自白无证据能力。涉及自白任意性的事实，也是程序法事实，允许自由证明。德国的判例认为，对被告是否曾被施以法律禁止之讯问方式时，亦可以自由证明之方法认定之，因为此只关系一纯粹对诉讼程序错误(即违反法定程序——笔者注)之认定。日本的判例同样认为，“法院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调查自白的任意性”，允许使用传闻。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论通说也持同样见解，“大陆法系认自白之证据能力，本属程序的事实……既属程序的事实之证明，以经自由证明为已足”。判例上，法院以前运用严格证明的观念看待对“刑求自白”(即刑讯取得自白)的证明，不过，2005年通过一个著名的判决，开始直接适用自由证明法则。

就证明标准(心证程度)而言，德国有判例认为，只要有导致违反刑诉法136a条的可能性时，该陈述即不得作为证据之用；不过，依德国的多数学说，“罪疑唯轻”原则并不适用于有关程序错误的证明，判例上也有这样的见解：如果违法的虐待无法被证明时，则需视为不利于被告。然而，罗科信教授反对通说的见解，认为：“在法治国家的标准衡量下，就被告陈述时亦应尊重其自由意志决定权的观点而言，罪疑唯轻原则亦应适用于违反刑诉法第136a条的案件”。笔者同意这一主张，自白任意性事实虽为程序法事实，但其对实体上的正确认定以及被告人权之保障关系重大，承认有非法获取之嫌疑(可能性)的自白具备证据能力，既有产生错误认定实体事实的现实危险，也不符合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正如有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自白任意性的保障直接关系到公民宪法权利，对认定犯罪事实也起着直接作用，故在非法供述的证明标准问题上，须采用严格的证明方式。英国更是以制定法的方式明确要求“自白具备任意性”必须由检察官“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2)规定，法院不应该允许将供认作为反驳被告人的证据，除非控方向法院超出合理怀疑地证明供认(尽管可能是真实的)并非用法律禁止的非法手段获得。

在美国，最高法院在Lego v.Twomey(1972)案中，

以4票对3票决议认为，仅以“证据的优势”即可成立认为出于自主意思，无须与认定犯罪一样达到“无合理怀疑”程度。其理由有：第一，调查认定“自主意思”的事实，并非被告的犯罪事实。第二，还有其他排斥自白的规则，例如，不能以自白为唯一证据，非真正事实的自白不得为证据，不合逮捕拘禁规定的自白不得为证据，这些规则也可以达到适当保障的目的，不至于因证据优势的证明程度而发生损害。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案的判决，确立了十分严厉的关于供认之可采性的“预防性规则”，从而在实质上改变了普通法为供认可采性确立的“自愿性标准”；在这一基础上，也许的确没有必要再以严格的证明标准加以强化。不过，这应当仅仅理解为是美国的特例，甚至也许可以将Lego v.Twomey案视为对米兰达规则的有意反动之一。

自白通常是证实罪行的直接证据，其内容与实体法上的犯罪事实密切相关，而非自愿的供述经常缺乏可靠性，如果以此为定案根据，极可能导致事实的误认。更为重要的是，保证自白之任意性还有诸如维护被告人权及尊严，保障法院的正直，威慑警察的违法行为等与查明事实真相无关的政策性价值。故对自白任意性的自由证明，应当加以相对严格的限制：除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证明标准之外，还需特别保障被告人辩解的权利；前述对传闻的利用，本身也有保障被告人利益之考虑；如果要求严格证明，也会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传闻证据，这样反而不利于被告人。

(三)诉讼条件(包括诉讼能力)之证明

诉讼条件是指诉讼的有效推进必须具备的诸项条件，如果欠缺诉讼条件(成立一诉讼障碍)，则该程序为不合法，诉讼进程将经由中止程序而告终结。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一些诉讼障碍，例如法院无审判权或管辖权、自然人的死亡及法人消灭、心神丧失(欠缺诉讼能力)、告诉乃论之罪欠缺告诉或告诉撤回、判决已确定、诉讼时效消灭、赦免等。

诉讼能力是诉讼条件之一。诉讼能力也称诉讼行为能力，是指合法进行诉讼行为的意思能力。诉讼能力中最重要的是被告人的诉讼能力。被告人的诉讼能力是指被告人能够理性地为自己辩护，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以可理解的方式来进行诉讼之能力，其核心是理解能力与防卫能力。

德国诉讼法实务及通说认为，对于诉讼条件(包括作为诉讼行为条件的诉讼能力)的确定，只要求用自由证明之程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理论也持相同见解，认为对于诉讼条件及诉讼能力，均可自由证明。

罗科信对于通说提出了批评，不认同对诉讼要件(条件)的确定只需自由证明之主张。理由在于：“其一乃因，对事关整个诉讼程序之许可性的事项用一不具形式且不甚可靠的证明程序来加以审核，实欠妥当。其二乃因，诉讼要件、客观的可罚性要件、或者个人免责事由，此三者极相似，有时甚至极易混淆，并且将一事况归诸实体法或形式程序法来加以处理，常常决定于历史性的偶然，因此此以自由证明程序来认定诉讼要件之主张颇值怀疑。”

对于第一点理由，笔者认为，从保障诉讼公正性的层面出发，罗科信教授的批判值得听取。不过，对程序法事实进行自由证明本来就有牺牲程序公正性的一面，是对程序公正性与司法经济之价值进行权衡后而作出的不得已选择。从法治国家的立场出发，当然有必要对公权力进行限制，要求诉讼的提起和推进具备法定条件，以保证诉讼程序持续建立在合格的基础之上；但是，通过对诉讼关系人特别是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异议权的保障，以及“罪疑唯轻”原则的扩张运用(即本来适用于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原则扩张到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活动中)，已经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这一目的。对于诉讼条件，如果皆以符合法定形式，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据，并遵循对证据调查的所有程序及规则进行严格证明——例如必须传唤证人出庭由法官进行口头和直接的审理，或者由控辩双方对证人进行对质诘问等等——将会给诉讼的推进造成过重的负担；从技术上讲，诉讼条件多以颇具真实性保障的文书形式表现(例如以前的定罪判决、赦免决定、精神病鉴定文件等)，没有必要对相关文书的提供者进行正式的“直接审理”。

对于第二点理由，笔者认为，诉讼要件(条件)、客观的可罚性要件和个人免责事由的确存在区分上的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做出区分。“诉讼条件”是诉讼有效成立并持续推进的条件，如果欠缺“诉讼条件”，则应当以形式裁判中止诉讼，诉讼条件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实体法上的裁判；“客观的可罚性要件”是实体法规定的处罚条件，如果欠缺“客观的可罚性要件”，应当做出无罪的实体判决。同是，时效消灭虽然导致实际上不会被处以刑罚，但因犯罪构成要件皆已具备，即已符合定罪条件，不存在“个人免责”的余地；从裁判的角度看，不会因为时效的消灭做出无罪判决，故时效的消灭不是实体法上的免刑事由而仅为一诉讼障碍。在德国，“较新的学说及判例见解认为消灭时效应只具有纯粹诉讼法之性格”。

因此，应当同意对诉讼条件进行自由证明的主张。不过，这里的自由证明是仅就可以采用的证据范围及证据调查方法而言，或是也包括对证明标准(心证程度)一并放宽，还有疑问。对于诉讼能力及其他诉讼条件之判断，德国判例认为，自由证明原则即可适用于这些行为能力之判断，因此对此之证明，无须用到“罪疑唯轻”原则。不过，依诉讼法理论多数说，“罪疑唯轻”原则可适用于诉讼前提条件；联邦最高法院在就消灭时效的案例中，也背弃了以前的判例见解；另有判例认为，在对被告的行为能力起质疑时，亦不得进行审判程序。尽管如此，联邦最高法院也曾明白表示：“罪疑唯轻”原则无法统一化地适用于所有诉讼的前提要件上，而只能依个案需要加以决定。

笔者赞成多数说的见解。首先，诉讼条件虽为程序法事实——因此可以适当的方法自由证明之——但其与实体法上的裁判联系殊为紧密：如果任何一项诉讼条件不具备，本来应该以形式裁判终结程序，被告人不可能受最终的有罪判决，故诉讼条件具有浓烈的法律强制色彩；对于是否具备诉讼条件尚存怀疑，就贸然允许程序推进，将使最终的实体判决建立在极不可靠的程序基础之上，有直接违反法律之强制性规定的危险。其次，刑事诉讼乃是由掌握公权力的控方主动发起，法官也有责任保证诉讼的推进建立在合格的程序条件之上，要求对于诉讼是否符合所有法定条件进行“证明”(而非“释明”)，并非过分的要求，反而是“法治国家原则”——意味着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必须依照法律办事——的题中之意。最后，由于诉讼条件必须全部具备才能适法推进程序，故难以通过“个案需要”加以区别对待；上述德国最高法院判例所表明的“依个案需要加以决定”之立场，很难得到赞同。

四、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强制性措施之事实条件的证明，各法治发达国家多采“完全的自由证明”，而对于自白任意性和诉讼条件(包括诉讼能力)的证明，实务与理论通说尚存争议；有的主张适用“完全的自由证明”，有的主张适用“相对的自由证明”。本文认为，对于自白任意性和诉讼条件之证明，应采“相对的自由证明”：基于诉讼经济与扩大有利于被告人资料的适用机会之立场，在证据方法、证据能力和证据调查方法上允许自由证明；基于保障程序公正(这里也当然包含着有利被告人的思想)之立场，对心证程度(证明标准)仍以“确信”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宜。

如前文所述，自由证明并非丝毫不受法律约束；即使是“完全的自由证明”，也是“有限度的自由证明”。在自由证咀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保障诉讼参加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和争论权。就此而言，应当充分树立平野龙一博士所称的“适当的证明”之观念。

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程序 篇4

及需要提交相关材料

1、需办出生证儿童父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

2、需办出生证儿童父母亲户口册复印件。

3、医疗保健机构外出生者需填写《亲子关系申明》书。

4、由婴儿父母写补办、换发《出生证》申请书；村委会签字并盖村委会章，谁盖章谁签字、按手印。

5、婴儿出生时的村医生的《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书》复印件。

6、接生医疗单位（或村医生）出示出生证明。内容（婴儿父母住址、父母姓名、是否符合计划生育相关政策、出生孕周、出生体重、身长、出生年/月/日/时/分，婴儿性别，出生时健康状况等。医疗单位医生或村卫生所村医生签名、盖公章。

7、到县妇幼保健院院长办公室签字审核盖章；

8、证件提交齐全并审核通过后，到县妇幼保健院住院部找办理出生证医生开具《出生医学证明》。

双柏县妇

幼保健院

201

程序证明标准 篇5

及需要携带之证件

1.河南省会计从业资格证省内调转和跨省调出的程序和需要携带的证件是什么?

会计从业资格证调转，应当完成继续教育。

请先在河南省会计管理系统提出申请，并提供调入单位工作证明和网上打印的调转单(一式三份)、身份证、会计从业资格证，到原发证机关办理调出手续。并自办理调出手续之日起90日内，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调转登记表和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证明，向调入单位所在地区的会计管理机构办理调入手续。(委托他人代办的，被委托人须提供有效身份证原件)

2.河南省会计从业资格证省内调入的程序和需要携带的证件都包括什么?

省外调入请先在河南省会计管理系统提出申请，打印调入申请表，并提供调入单位工作证明和调出省出具的调转单、身份证、会计从业资格证，到调入地财政局办理调入手续。

附件：从事会计工作证明

附件：从事会计工作证明

从事会计工作证明

现有同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档案号为：）于年月起正式与我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关系,并自年月起在我单位岗位从事会计工作。

（单位代码为：）。

特此证明。

单位负责人（签字）：

程序证明标准 篇6

一：非京籍人员通过公司办理暂住证程序及需要资料

准备资料：1，本人身份证；2，本人彩色一寸照片两张；3，公司开具的留住证明，盖公司公章；4，公司法人或人事主管或同事身份证复印件（最好是北京户口）。

程序：去公司所在地派出所拿上述四样资料直接办理。

二：非京籍人员自己办理暂住证程序及需要资料

准备资料：1，本人身份证；2，本人彩色一寸照片两张；3，房东身份证及房产证复印件

程序：去住房所在地派出所拿上述四样资料直接办理。

公司开具留住证明格式如下：

***派出所：

兹有本单位留住人员需办理暂住证,请予协助为感：

姓名： ***

身份证： *********

此谢.**********公司

****年**月**日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篇7

一、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1. 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对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采取“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低要求是“盖然性占优势”

2.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 一般说来证据法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基本没有区别, 可以概括为“盖度盖然性”, 这与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较为接近, 要求可能性接近必然性。

二、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

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案件事实要达到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简称为客观真实。这一理念是在批判西方国家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实事求是为理论依据, 客观事实是可以被认知的, 认为法律真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长期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 追求客观真实是不可取的, 理由是:

1. 追求客观真实是形而上学。

2. 追求客观真实违背了诉讼规律。

3. 客观真实不等于裁判事实, 而是法律真实。

4. 追求客观真实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

5. 追求客观真实导致诉讼效率不高, 违背了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

以法律真实来取代客观真实并不表明两者是绝对对立的, 相反, 法律真实不排斥客观真实, 两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法律真实始终以客观真实为最高的理想和追求, 诉讼证明活动力求使法律真实接近客观真实。科学的民事诉讼证明目的应该是法律真实, 也就是说裁判认定的事实要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 应当达到从法律角度可认为是真实的程度。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和完善

长期以来, 我国出于对客观真实的孜孜追求,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奉行同一个证明标准, 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论证表明, 民事诉讼要追求法律真实, 这就意味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能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等同, 应该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理由如下:

1. 诉讼目的不同。2.承担证明责任主体的能力差异较大。3.法律规定的内容差异很大

由上分析,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盖然性占优势”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值得我们借鉴以解决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 于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 其中第73条就是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 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 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 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这一规定, 要比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要求高, 简称为“高度盖然性占优势”。显然这样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是既考虑到我国立法发展的延续性, 也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有益做法。但是存在着以下不足:

1.立法层次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理论最基本的一个理论问题, 仅仅有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 民事诉讼法本身却没有规定, 导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存在不同的理解。

2. 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与之矛盾。

3.“高度盖然性占优势”仍没有完全脱离客观真实的追求,

对法律真实存有疑虑, 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 是不够彻底的改革。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根据以上分析, 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追求法律真实,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用“盖然性占优势”

这一标准, 具体地说就是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一款中“明显”2字删除。

2. 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而不是依托于司法解释, 据此可以全面改变立法体系中与之矛盾的内容。

3. 全面修改与“盖然性占优势”这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矛盾的内容。

建议删除民事诉讼法第2条中“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一语;将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和“查清事实后”删除, 本款修改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或者依法改判。”

“盖然性占优势”这一标准符合民事诉讼效率原则和诉讼经济规律的要求, 不会造成大量错案发生, 它依然强调证据是证明标准的基础, 2002年以来的审判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摘要：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目的是追求客观真实, 这种错误的理念导致民事诉讼一直奉行与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立法和实践经验, 明确民事诉讼应该采取比刑事诉讼较低的证明标准, 并分析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证明标准,法律真实,盖然性占优势

参考文献

[1]陈一云, 证据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115页.

[2]李学灯, 证据学比较研究[M].台湾五周图书出版公司, 1992, 393页.

[3]常怡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4]江伟主编, 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篇8

关键词：证明标准；刑事诉讼；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无论在诉讼理论还是在诉讼实践当中，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任何诉讼都必须对证明结果作出判定，法律和法学理论必须要给出一个判定的尺度和标准。然而我们很难给诉讼证明一个明确的界定，很难厘清一个统一的概念。

在美国，法律很少对证明下明确的定义。在《联邦证据规则》、《统一证据规则》均未见到有关证明的定义条款，只有《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加利福尼亚州民事诉讼法典》等少数州法规有相关规定。德国证据法上的证明是指职权机关和参加人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方式和标准探明、阐明或者说明特定的事实的行为。在各种诉讼中，法院都承担探明义务，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一切对裁判有意义的事实。在职权原则和探明义务的范围之内，法院是证明的主体。当事人或参加人是最重要的证明主体，他们承担证明责任。

尽管我国学者们各执己见，对证明标准的涵义有着不同的见解，但绝大部分都承认证明标准反映的是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或尺度。我们可以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表述为：是在按照法律规定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诉讼证明过程中，证明主体主观上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所应达到的程度，这一程度根据诉讼阶段不同、证明对象不同，所体现的标准、要求、层次不相同，对于诉讼主体判断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也不相同。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

在我国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定的国情、历史背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中国式的刑事证明标准。但是，随着审判方式和诉讼制度的改革，人们注意到法院认定的事实并不一定与实际发生的事实相一致；人的认识能力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难以客观还原实际发生的事实。因而也有学者对传统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提出了质疑。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修订。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十三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一对于“确实、充分”所作的解释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即“定罪量刑应当具有哪些证据（证明对象）、如何对证据查证属实（查证方式）以及证据应当证明到什么程度（证明标准）。”解释有利于办案人员准确理解和掌握刑事证明标准。

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缺陷

2013年《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明标准的修改有着一些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刑事证明标准在我国仍存在一些缺陷。

（一）证明标准多元化的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坚持了一元化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根据不同的证明对象、不同的证明主体等对证明标准予以区分。

（二）证明目的与证明标准混淆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有将证明目的和证明标准等同起来的现象，人们经常将证明目的所追求的理想强加于证明标准所要达到的要求上。按照何家弘教授的观点，明确案件的客观事实，是司法证明过程中应该努力的实现的目标，但如果简单的以客观真实为绝对标准强加于司法工作，将适得其反。在具体的案件证明过程中，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必须具体化，具备可操作性，最重要的是可以实现的，在刑事诉讼证明体系中实现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诉讼真实观是绝对可行的。

四、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我们发现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理论有了理想化倾向，刑事证明标准体系需要完善。

首先，证明标准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刑事诉讼的证明活动不仅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再认识过程，更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的活动。舍弃、抛开法官这一判断主体的主观活动，强调证明活动的纯粹的客观的活动，必然导致认识论上的纯粹客观主义，才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证明非工伤证据的证明标准 篇9

作者：王艳丽 出处：法律图书馆 日期：2012年8月1日

裁判要旨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所举证据的证明效力要比职工或其直系亲属所举证据占有优势，本案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据此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案情

原告陈某系第三人用人单位职工，2010年12月18日下午18时许，陈某骑电动车沿国道105线公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国道105线388公里400米处被车辆撞伤，送医院救治。2011年5月13日，陈某向被告社会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经陈某补正材料后，被告受理于6月20日向第三人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2011年8月8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查明原告在国道105线388公里处被车辆撞伤，事故当天没上班，认定原告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原告系用人单位粘胶板工，下班回家路上被车辆撞伤，车辆逃逸。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应依法认定工伤。被告辩称，我局受理原告工伤申请后，要求用人单位举证。用人单位提交的考勤表中，原告举出的证人在原告发生事故时没有和原告在同一单位上班，没有采纳原告举出的证人证言。认为用人单位举出的考勤表和证人证言能证明原告事故当天没有上班，被告对原告作出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其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第三人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作为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原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主体上并无不当。关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当天是否上班，第三人的主张是原告没有上班，原告的主张是上班，在行政程序中原告举出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第三人举出考勤表和单位职工证明，被告采纳了第三人提交的考勤表，认为原告发生事故时考勤表中没有原告举出的证人名单，从而没有采纳原告举出的证人证言。由于用人单位没有严谨的考勤制度，职工上、下班都没有本人亲自签名，该考勤表由第三人单方掌握，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难以查明认定，原告和第三人在证据上都不具有优势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被告据此对原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决定属证据不足。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所作的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决定的行政行为。

评析

一、背景情况介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用工主体呈现复杂化和劳动者就业形式多样化，工伤事故屡有发生，而有些用人单位受生产条件、生产成本等的限制，没有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在伤亡事故发生后，想法设法逃避法律责任，由于用人单位的考勤情况、工作计划和安排等相关材料通常有用人单位保管，同单位工友担心得罪用人单位也不愿意为受伤害职工作证，受伤害职工举证存在困难，不利于保护受伤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明确了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体现了对弱者的倾斜。

二、裁判要旨的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受伤害职工事故当天是否上班，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都举出相关证据。社会劳动保障部门采纳了用人单位的证据，法院在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中认为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从而判决撤销了社会劳动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主要理由：

1、证据规则的运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确立了优势证据规则，“优势证据规则”是指证明同一事实而又相互矛盾的数个证据之间的证明力大小的比较规则，即按照制作人、形成过程等标准确定不同证据之间的证明力优劣的规则，这里的“优势”是指对事实的证明要达到50％以上的程度。在一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一方肯定该事实，另一方否定该事实，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有时也相互矛盾，双方当事人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需要法官依据法律程序，综合考量案件情节、法律的目的和原则、对双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等加以判断，进行合理的推定，对双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效力进行比较和衡量，以相对占优势的证据认定事实，作出恰当的裁判。本案从受伤害职工和用人单位提交的证据抗衡中，双方的证据均不具有优势，不易查明案件事实。《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要求用人单位的举证须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法院在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中以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判决撤销被告所作的工伤认定决定是证据规则的运用。

2、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法律适用中，执法者可以援引法律原则，以适用社会发展中不断提出的各种新要求。工伤保险法律制度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特有的法律宗旨，其基本原则除维护公平、正义等普遍原则外还包括不追究过失原则、与社会救济相结合原则、向受害人倾斜原则、工伤保险补偿与事故预防和职业病康复相结合的原则、社会化原则以及社会化与雇主责任相结合原则等。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时，在可认定可不认定，界限模糊不易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下，向受害人倾斜符合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原则，有利于调节社会关系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运用裁判要旨应当注意的问题

1、尊重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自由裁量。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在用人单位和受伤职工是否属于工伤问题上，将举证责任归给用人单位，但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仍要运用各种证据证明劳动者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最终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由此可见工伤认定过程存在自由裁量的可能，即使法定的工伤情形规定的再细也不可能完全与现实中具体的伤害情形相一致，主观判断存在偏差不可避免，法官应尽可能尊重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自由裁量。

2、受伤害职工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也应承担部分证明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虽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但是受伤害职工也应承担一部分证明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这些证据由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向法院提供。

3、不能以保护受伤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名义，任意扩大工伤的范围，针对个案应进行严密的分析认定。

程序证明标准 篇10

根据《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管理规定》（环指委[2001]2号），申请ISO14000认证的组织须到该组织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该组织在近一年内未因环境违法受到处罚的证明，简称守法证明。

企业因产品出口、股票上市的环保情况核查，参评环境保护标志或奖励申请，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的需要，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减免税或其它原因需要区环保局办理环境保护守法证明，亦适用本程序。

办理程序及要求：

1、武侯辖区内的组织申请进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或因为其他原因，向区环保局申请开具环保守法证明的，需填写《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守法证明申报表》，盖公章后报区环保局。

2、认证组织应向区环保局提供下列材料各一份：①组织基本情况简介及生产排污情况说明；

②工商营业执照（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文；

④三同时验收文件；

⑤具有法定资格的环境监测机构出具的该企业近期（1年内）各项污染物监测报告；

⑥ 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⑦建筑施工、装饰及其它工程公司需提交在建项目清单及开工环保申报表

⑧其它有关证明文件（详见《武侯区环境保护局ISO14001认证守法证明申报表》要求）

3、经核实，申请认证组织提供的上述文件资料齐全、真实，有效，能真实清晰反映申请单位环保情况，申请认证组织的环境行为符合有关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并且近一年内没有因为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的，区环保局为其出具守法证明。

4、书面材料不全或存在明显疑问，或申请企业属于环境监管的重点对象，区环保局污染管理科将到企业生产经营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核定

办理科室： 武侯区环境保护局污染管理科

逃逸致人死亡的证明标准 篇11

主题：逃逸致人死亡的证明标准

【基本案情及判决结果】

2011年9月8日21时许，刘某驾驶“桑塔纳”牌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本市朝阳区东苇路北马房路口南侧金楼路机动车道（063号灯杆处），车辆前部将行人彭某撞倒致伤。事故后刘某自称要送被害人去医院，请案发现场的货车司机帮忙将发出类似睡觉一样呼吸声的被害人抬上肇事车辆副驾驶座位，后刘某离开肇事现场。向北行驶几分钟后，刘某将被害人彭某置于东苇路东侧路边驾车离开。刘某自称被害人在车上突然大声重复“让我下车”，且闻到被害人身上有很浓的酒味，自觉被害人没有外伤又自行要求下车，便让被害人下车离开。当日23时许，过路群众在本市朝阳区东苇路金楼路030号灯杆处（即被害人被撞现场迤北1.4公里处）发现一女子侧躺在地上并报警，经民警现场检查确认该女子（被害人彭某）已死亡。现场勘验照片显示被害人没有穿鞋，手中攥有一把与周围一样的青草。

发生交通事故时，途经此处的出租车司机记下肇事车辆车牌号后报警。公安机关通过肇事车辆号牌的线索联系到刘某的朋友、妻子，刘某在得知有人举报自己交通肇事逃逸后拨打122报警说明情况。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彭某符合颅脑损伤死亡，其血液中检出酒精（含量为80.9mg/100ml）。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另，刘某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赔偿被害人家属人民币45万元，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

一审法院判决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检察机关以原审判决只认定刘某交通肇事逃逸但未认定逃逸致人死亡、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第一种观点：刘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理由：最高法《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第6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并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刘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本应将被害人送往医院，但两个小时后在距离第一案发现场1.4公里处发现被害人的尸体。只能说明被害人是被是被刘某遗弃的。刘某的遗弃行为极大的增加了被害人的危险，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刘某交通肇事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观点：刘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理由：刘某的逃逸行為导致被害人没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被害人被抬上肇事车辆时系活体，离开肇事车辆时亦为活体。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刘某的辩解，因此，我们倾向于采信刘某的辩解，即发生事故之初，在看到昏迷倒地的被害人时，刘某打算开车将伤者送去医院救治。根据刘某的供述，被害人一直不停重复“让我下车”而不与刘某对话，可见其神志并非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刘某仍然允许被害人下车，将其置于一条偏僻人少的道路，且刘某在被害人下车后也未打电话报警，这无异于极大增加了被害人的危险。也正是刘某的不负责任和不坚持抢救伤者的行为，导致被害人最终失去了生命。因此，刘某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第三种观点：刘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理由：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要求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根据《解释》第5条的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因此，如果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是因交通肇事本身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死亡，即使被害人在交通事故后没有马上发生死亡结果，也不能认定死亡结果与逃逸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法医鉴定北害人因脑干严重受损致使急性呼吸障碍而死亡，被救治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即使被害人被及时送到医院也不可避免发生死亡结果，因此，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与逃逸行为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能认定刘某的行为系交通肇事逃逸。

【裁判理由之法理评析】

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即刘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本案定性的关键在于：第一，被害人如何下车，换言之就是刘某的主观心态是否发生由过失到故意的转变；第二，被害人的死亡与刘某逃逸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

根据《解释》第6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交通肇事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行为人必须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并予以隐藏或遗弃的行为。（2）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至于该目的是否得逞不影响定罪。（3）被害人最终发生死亡或严重残疾的结果，且该结果系因被隐藏或者遗弃而无法得到救助所致。这包括两层意思：其一，如果被害人虽被隐藏或者遗弃，但因有他力救助或其他原因而没有发生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后果，或者发生的后果没有达到严重残疾的程度，对肇事者就不能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其二是被害人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后果在没被带离现场隐藏或者遗弃之前发生，不是由于被隐藏或者遗弃而无法得到救助所致，如事故当场死亡或因伤势过严重，被隐藏或者被遗弃前后不可避免要发生死亡结果，也同样不能对肇事者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1]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刘某的辩解，因此，我们倾向于采信刘某的辩解，即发生事故之初，在看到昏迷倒地的被害人时，刘某打算开车将被害人送去医院救治，半路上被害人在醉酒状态下强烈要求下车。我们不能认定刘某有隐藏或遗弃被害人的故意，因此，不能以故意杀人罪对流行定罪处罚。

本案法医出庭作证称，被害人脑干严重受损致急性呼吸障碍死亡，属于绝对致命伤，被救治的可能性不大。被害人被撞倒——被抬上车——下车，整个阶段时间很短，被害人的尸体是交通事故后两小时被发现的，无法证明被害人离开肇事车辆多久后死亡，所以不能排除被害人即使被送到医院也不可避免的死亡。在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死亡结果与刘某逃逸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认定被害人的死亡是交通事故直接造成的，故刘某的行为应为交通肇事逃逸。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要求被害人的死亡与肇事者的逃逸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从被害人的伤情看，即使及时送往医院也不可能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就不能认定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怎样判断“不可避免要发生死亡结果”？

目前，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凤毛麟角，按照现有对法条的解读方式，想要证明肇事者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极小。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机动车带来的危险也与日俱增，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刑法》第133条之所以将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作为该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也是为加强肇事者履行法定义务、及时抢救伤者的意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先进的医疗技术将濒危患者治愈的案例比比皆是。在被害人伤势较重的情况下，医生等专业人士对被害人的伤情常表述为“属绝对致命伤，被救治的可能性不大，但临床也存在特例”。既然掌握专业医学知识和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都不能给出确定的结论，我们更不应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草草作出结论。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肇事者在明知被害人重伤的情况下，不抢救伤者反而为逃避法律责任逃逸理应受到严厉打击。因此，笔者建议，对该加重情节的适用不应教条的适用刑法字面解释，应改变对该解释的理解，即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条件：第一，肇事者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第二，被害人确实发生了死亡结果；第三，有证据证明被害人在事故后仍为活体；第四，医学专业人士没有出具“伤重不可医治，死亡结果不可逆”的确定性意见。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