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冲突

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冲突（精选8篇）

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冲突 篇1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8 参考文献：...................................................................................................................................................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

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冲突 篇2

跨文化传播在我国的表现

全面考察跨文化传播可以发现, 实施这种传播的主体常常有两种媒介集团, 一种是国家传媒集团, 一种是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

那么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国际传媒集团在我国的表现。

美国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于1996年10月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 在上海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 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体最高层会议, 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 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 默多克一再声明他支持中国申办奥运会, 并希望中国申奥成功。

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总裁雷石东表示, 他们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 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及演唱者, 经MTV国际化包装, 再通过MTV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这一系列行为显示着国际传媒集团对中国的重视和对中国市场的更大期待。

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的交往如此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并彰显着它勃勃的生机, 但是面对国际传媒集团在我国的运行手段, 我国的一些学者还是表示了他们的担忧。

前段时间, 美国好莱坞将我国民间传说《花木兰》改编成电影, 让花木兰从一个优雅、坚定、孝顺的女性变成了一个热衷打杀、热衷寻找男朋友的新女子;日本人也积极利用中国文化资源, 将《西游记》进行了近乎改头换面的包装, 改编后的《西游记》在日本市场掀起一片《西游记》热, 但同时也在中国民众中掀起了极大的讨论热潮。

有学者认为, 像《花木兰》、《西游记》这样的“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文化认同的节点和标志, 是维系民族社会存在的底线。”对此, 笔者十分赞同。但是接下来该学者又说“这样的底线如果在跨文化传播的商业逻辑掩盖下遭到毁坏, 不仅使民族历史延续的谱系失去, 而且将使民族情感失去着落点, 将为外来文化提供新的生长点”。

对此, 我们怎么看?当然, 对于美国或日本在没有征得我国相关群体的许可, 并且没有给予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就擅自使用我国文化资源, 笔者和这位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 即坚决反对。抛开这个问题不讲, 他国使用我国文化资源, 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 这是否会引起学者的极大反感呢?

谈到这个问题, 笔者联想到了近两年在国内十分红火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这档节目基本就是针对中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学者的解读。其讲解的内容基本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由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也由于某些商业运作的需要, 一些学者在“遗产”讲解中, 对于本已“约定俗成”的观点进行了些许修改。这让台下的学者们便有些坐立不安了, 有的更是在《环球时报》等媒体发表对于“歪”讲“文化遗产”的担忧。

笔者认为, 台下的学者不必对台上学者“歪”的评说表示担心。试想, 在台上学者讲解文化遗产之前, 都是哪些人在关注这些文化遗产?他们都关注到什么程度?但凡对文化遗产有所关注的人, 难道会因为台上学者的只言片语就改变自己曾经的认识方向吗?而对于之前根本就不曾关注文化遗产的人来说, 台上的学者, 至少起到了知识启蒙的作用, 尽管台上学者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成小孩, 极大地考验了中国广大学者的智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她的解说至少让那些整天只关注英语发音的孩子们知道了中国原来还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么一句古话。于丹讲《论语》后, 书店里《论语》的销售热潮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

笔者在这里啰嗦于丹和《论语》, 其目的还是想说明跨文化传播问题。抛开“跨文化”这个大框架不谈, 其实美国之于《花木兰》不正像于丹之于《论语》吗?如果真的把地球看成“村子”, 很多学者便不会那么紧张了。

面对中国文化, “他文化”采取了如上的使用方式, 而面对“他文化”, 中国本土又是怎样的反应呢?麦当劳、肯德基的标志, 成为全球所有城市瞩目的标志, 也成为中国百姓奖励孩子和众多青年男女约会的首选;中国特色的饼干竟然也宣称:“真正的美国口味, 我爱吃!”流行歌曲、摇滚、肥皂剧、好莱坞影片等让西方人如痴如醉, 也让中国人乐不思蜀, 其实这与中国人的崇洋媚外都关系不大。谈到这儿让笔者想起了在2006年网络上十分流行的美国电视剧《越狱》, 其因环环相扣的情节和主人公超乎常人的智谋以及影片中俊男靓女的组合吸引了不少中国人的眼球, 在网络中红极一时。而令笔者哭笑不得的是, 最近某电视台居然推出了一部电视剧, 其故事情节甚至与《越狱》如出一辙。笔者并非一个崇洋媚外之徒, 但是面对这样的剧作者, 令笔者实在是感到可悲, 如此没有创意的“创作”其价值何在?既然没有创意, 其剧作者何不游说买其电视剧播放的电视台直接播放《越狱》岂不更加省力?笔者不反对学习, 而且还鼓励支持学习, 有学习才有进步嘛, 然而面对如此近乎照搬的模仿, 倒不如照搬了。

下面我们用数字再直观地看一下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1年中国图书、报纸、期刊出口额为1764万美元, 进口额为6904万美元, 进口是出口的4倍;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4倍。中国媒体产业的贸易逆差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究其原因, 从上文中, 我们也可见一斑。如此的差距, 其原因何在?又该如何处理呢?需要引起业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怎样看待跨文化传播

就我国来说, 我们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 “在任何正常的一天, 大约会有报刊读者5亿, 广播听众7亿, 电视观众8亿, 网民1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 受众队伍日益扩大, 且受众对媒介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他国家都企图在中国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们在中国的声音越大, 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吸引了中国的受众,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力量越大。所以, 某些国家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就此, 有学者提出“正确认识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的话语如果是在闭关锁国的年间说出来, 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现在看来, 这些宏大模糊的逻辑和脱离现实的说辞 (指跨文化传播在当下具有更多积极的作用) 似乎隐含着一个立足点的问题”, 认为跨国传媒集团主要的争夺目标就是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而这一点正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对于这样的观点, 笔者认为其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了。

西方的大众文化往往有两面性。

一方面因为西方率先进入全球化, 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的挖掘要远远早于我们, 也远远深刻于我们, 正是由于其对于人性深刻而更加准确地把握, 才使得其创作的作品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所谓: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另一方面, 西方人以自己的全球化想象去制作大众文化, 显然会有其自身的出发点。因为出发点不同, 难免会有接触中的误差和碰撞, 但我们不必就此放弃交流和沟通, 甚至产生了认为对方动机不纯的心理负担。哪怕是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想象令人遗憾, 我们也一定要知道, 一切只是戏说, 不必过于认真。

我们在打开国门迎接“客人”的同时, 也要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思想认识。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赞同文化交流的同时, 也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

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应有的态度

在所有的态度中, 首先需要的便是一个理解的态度。这不仅是对中国自身的要求, 也是对他国的要求, 所谓相互理解才能和谐相处。

首先, 通过国际谈判, 确立国际文化交流原则, 确保中国利益。前文中, 我们虽然提到不反对外国传媒机构对于中国文化的采用和改编, 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 即保证中国利益。这一点坚决不容置疑。之前的损失我们可以原谅, 但是之后的对策, 笔者还是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尽早采取行动, 在国际社会中与相关机构和国家进行谈判, 维护我国应有的利益。

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冲突 篇3

巴黎法兰西学院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历史教授雅克·格内特(Jacq－ues Gernet)撰写了《中国和基督教的碰撞：文化的冲突》一书，试图全面翔实而又深入精细地解答这种震撼心魄的“碰撞”及其飞溅的火花。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是根植在相冲突二者各自的文化传统中。作者正是基于此点来展开全书的结构的，比如，他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白了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也交代了自己的资料来源，接下来便在第一章里描述了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从同情到憎恶”——把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生动地摆在我们眼前，以后各章则是着重那些相冲突的观念的比较研究，如，伦理观，宗教观，以及“天”与“上帝”观念等。

这里只就本书第一章的内容作些粗略的介绍。

意大利的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和利玛窦(P.Matteo Ricci)作为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在一五八三年来到中国南方，并在那儿具有确定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遭到驱逐，但尽量克制不去为此寻找任何借口，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极为仇视外国人的”(罗明坚)。不过，使中国人皈依宗教的最大困难却是：“他们遵一些人屈从于另一些人的法则，依照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行事，且一切以君王为至极。这就是万物何以依赖于君王的最后欲望并希望能召唤教父出面的原因了”(罗明坚)。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虑，利玛窦才格外谨慎，凡事遵从中国的法则，以避免使基督教的教义同中国的法则相冲撞。他自己不仅在“四书五经”方面学到了基本的知识，而且还穿戴儒生的服饰。他懂得，如果他希望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厚待，那么，他就要首先改变自己的身分：不是作为一名宗教人士，而且作为一名俗人和一名“西方信使”，即道德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他曾尝试着与中国文化精英在书院进行交流，但并不想显露自己的本来面目：一名来自西方宣讲“上帝真谛”的牧师。他写道：“我们不打算开办教堂……因为通过交谈来布道比单纯布道要更为优越，更为有效。”

由于利玛窦蓄着长须并身穿儒服，他便广泛得到相识人士的好感。他的谦虚和判断力，他对中国习俗的尊重，他使用汉语的说、写能力，他的“四书五经”知识，他的一些道德著作，他的有关外国哲学的长文大作，以及他的数学知识，这一切都使他在中国学界和政界不断地取得成功。他被称为“奇人”，并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善意。而且，他的世界地图和他的数学与天文学的传授，以及进贡的钟表和绘画，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他甚至把西方自己的观念归因于中国，特别是归因于古代中国：他以儒家经典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源头活水。

但是，在利玛窦于一六一○年谢世以后，一些传教士对他提出了大胆的诘难：在基督教的上帝与中国经典的至上君王之间所确立的等价智慧是否可能呢？他们制造了许多可悲的混乱和错误；另外，他们担心：假如典籍因注解而被阐释成具有不同意义的东西，那么，“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没有读过多少他们的书，或者不曾把握他们的思想真谛”(洛戈巴德可，Logobardc)。随后，展现在面前的是这样的情景：“争辨的氛围”，包括在经典中寻觅真义，以及反对佛教徒的攻击，等等。

不幸的是，在利玛窦死后的一些年里，早期与中国学界和政界建立的友善关系被逐渐产生的怀疑和憎恶所代替。这种恶化的气氛无疑能被解释成诸多原因，比如，他们所奉行的教会政策渐渐变得僵化；教父们急于求成，多怀有立竿见影的心思；传教士人数的剧增以及他们在大众场合内的频繁活动。事实上，如今的文化精英们同对传教士们的道德教诲、反佛活动以及科学知识的了解相比较，更加了解传教士们本人。

显然，在中国，儒家显学就意味着一切。“从同情到憎恶”，这便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受到的礼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宽容精神。只要思，考一下中国人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文化的“同化意识”以及这种认同性的深长意味了。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作者在扉页如是引喻其意——“真正的奇迹不会高扬于长空或阔步于水上：它正行走在大地上呢。”

雅克·格内特教授完全对文化敞开来，并把自己投入进去了。

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冲突 篇4

发展和改革局 2012年7月13日

我局通过完善制度，从源头上建立防治腐败工作机制，着力规范发改人员的从政行为。目前，我局**名干部职工全部填写了家庭信息登记表，对其中**名相关人员发放了防止利益冲突回避温馨提示书，该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工作情况

（一）建立信息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我局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全局的利益冲突工作动员大会，并在局网站、公开栏等大力宣传，做到干部职工人人知晓防止利益冲突工作。在召开的全局大会上专门下发家庭信息登记表，采集干部职工的工作履历、兼职情况、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经商办企业等情况，全面掌握情况。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专人负责、建立台帐、动态管理。在建立利益冲突回避信息档案库的同时，明确纪律，规定工作人员对须回避的关系应主动向所在单位报告；对隐瞒不报或者不如实报告的，责令改正并予以批评教育；拒不执行回避决定的，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

（二）严格执行防止利益冲突各项规章制度

关于防止利益冲突的“回避”、“从业限制”等相关事项也不断被纳入制度中，近年来，与我局相关的“回避”制度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与我局相关的“从业限制”制度主要有《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劵投资行为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中的52个不准，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规定，内容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职中利益冲突的很多方面。我局通过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下发相关制度、文件材料，集体学习，提高认识，要求全体领导干部职工严格遵守执行防止利益冲突各项规章制度。

（三）强化机制创新，巩固工作成果

围绕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全覆盖”这一目标，结合支部“168”工作机制，对全局4个属股室中各个岗位进行了职责梳理，做好定岗、亮岗，做到所有公职岗位、公职人员风险防控工作“不漏一岗、不缺一人”。通过梳理岗位职责，查找岗位风险点，建立健全以岗位为点、程序为线、制度为面、监控为主的岗位廉政风险防范机制，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

（四）健全党务政务公开机制

通过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确保党务公开运行、阳光透明。全面公开我局日常工作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领 导干部的权力运行也时刻处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同时依托局网站、**反腐倡廉网, **县政风行风热线，开展全方位的民主评议工作，建立意见反馈机制，收集群众对利益冲突工作的意见建议，针对群众的意见建议整改到位。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标准不统一,由于全县各部门具体情况的差异，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的标准成了一个难以解决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是制度不健全、程序不严密导致防止利益冲突缺乏可操作性。

三是贯彻不得力。没有一个明确的机构对防止利益冲突负责，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执法不严的现象。

三、对策建议及下阶段工作安排

充分认识开展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特征。如果不有效防止利益冲突，任凭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现象滋生蔓延，最终将导致丧失政府公信力、破坏公共政策公正性，导致脱离群众、失去群众的支持。

（一）加大防止利益冲突教育力度。一要加强防止利益冲突规范教育。将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贯穿于公务工作人员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的一系列教育过程中。二要抓好防止利益冲突的先进典型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开展向先进典 型学习活动，注意发现、培养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先进典型，并充分发挥他们的导向作用。利用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使广大公务工作人员增强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观念，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三要建立公务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为民服务的政府诚信教育。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强化工作人员的信用意识，提高政府公信力、局公信力，树立重诺守信的形象。

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的冲突 篇5

【摘要】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1．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1.1 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1.2 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1.3 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 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2．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 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2.2 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 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2.3 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无上。2.4 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3．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 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3.2 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3.3 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 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参考文献】

[1]许果、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卷第6期，121-123

[2]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2001年第22卷第4期，279-282 [3]华厚坤，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153-154

[4]吴锋针，中西习俗文化“冲突”。《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90-92

文化冲突对我国古代管理的影响 篇6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一直面临一个文化上的难题：一方面，他们对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十分仰慕，尤其是对儒学及其相关的治国理论钦佩不已。顺治、康熙、乾隆都是汉化的倡导者，有些举措，说他们对汉族文化五体投地也不过分。但问题在于，作为满族统治者，他们不得不强调满族文化的优越性，在内心里，一直存在着对汉族文化的某种恐惧。从清初血淋淋地推行“削发令”，就可以看出这种忧虑和担心。

统治者的忧虑和担心，肯定会反映在国家治理方面。顺康雍乾时期，尤其是康乾时期，国家政策中的文化冲突随时可见。对不属于满族原有的文化体系，他们要大力接纳，吸收汉族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成分，利用汉族文化提高自己的品味，不仅开动国家的宣传机器倡导儒家学说中的君臣大义和天命神授，而且在生活中也处处向这种文化靠拢。康熙的读经，乾隆的写诗，都表现出这种对汉族文化的崇拜。

但反过来，他们又要不断提醒自己，满族文化中的尚武、淳朴，要远远优于汉族文化。正如乾隆所言：“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汉族文化上的优雅和奢华，正是中原政权灭亡的本因。所以，他们在政策上又要极力排斥汉族文化，防止汉族文化侵蚀满族的自信心，并告诫八旗子弟不得效仿汉人恶习，甚至为了防范这种文化上的渗透而把满族与汉族隔离开来。这种对异族文化的二重心态，造成了治国方略的严重冲突。

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可以看做是这种文化冲突的物化承载。一方面，模仿江南的园林，追求文化的雅致，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诗词对联的汉风唐韵，恨不得把汉族建筑中的优秀成分全盘生吞活剥地拿过来；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绝不允许触犯满族传统的神威，都要为更重要的“木兰秋狩”服务。在这里，皇帝的首要使命是率领满洲贵族以打猎的方式，重温自己驰骋疆场的雄姿，唤醒满洲血统中的战神本性。

在这种文化的矛盾心态下，治理国家的举措就难免疑神疑鬼。“文字狱”就是这种心态酿成的。其效果，恰恰是不同文化优势的互相抵消，而文化劣势却无法有效遏制。这种有选择地对汉族文化的模仿和学习，使汉族文化的价值核心被排斥，而表面的奢华则毫无阻碍被接受，很快造就出了一批堕落的八旗子弟。连乾隆也不得不承认，满族“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几与汉人无异”。

而对满族文化的强调和维护，又加剧了汉族的对立情绪，使受到排斥的汉族文化成为反抗统治者的思想基础。政策和举措上的冲突，使清朝对满族“特色”的强调，最后却加速了满族“特色”的丧失。其中的寓意，值得深入探讨。

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冲突 篇7

关键词：《喜福会》,中美文化,母女,冲突,融合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品。她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血管里却流着中国人的血, 她不仅对美国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 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独特的出身和经历注定了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她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在书中展现了两种文化的交织和冲突, 两代华人妇女的不同遭遇和欢乐痛苦, 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喜福会》是一部表现中美文化隔阂、冲突与融合的小说, 通过对四位移民母亲及其四位女儿两代人之间的误解、冲突到沟通、理解的描写, 艺术地展现了中美两种文化。

在小说中, 她呈现给读者的是中国移民母亲与她们女儿之间的故事。这四位母亲都有着自己的世界观, 她们的世界观又是立足于她们的中国生活经历。她们想把自己的经历一一讲述给女儿, 并努力通过母爱的表达在她们与女儿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从本质上说, 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实就是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 起初女儿们不能理解她们的母亲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女儿们开始理解她们的母亲, 同情她们母亲的悲惨过去并最终接受了她们的母亲, 两种文化在这些特殊的家庭中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融合, 事实上, 正是《喜福会》中母亲给予女儿们无微不至的母爱才最终使得女儿们理解了她们的母亲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因而, 《喜福会》中的母爱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母女理解与沟通的桥梁, 而且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一、母亲的困扰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都来自解放前的中国, 她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 但当她们踏上美国这片新大陆时都怀有着相同的梦想:脱离过去的苦难, 开始全新的生活。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她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但是新的、完全陌生的环境和蹩脚的英语却使她们感到困扰和迷惑, 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喜福会的成立, 一个四个家庭每月一次的聚会, 而主要内容就是打麻将和聊天。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误解和矛盾贯穿整部小说, 她们之间相距并不遥远, 她们也都深爱着对方, 但是她们却彼此无法理解。因此, 母亲总是惊讶于女儿如此的回答:“你根本不了解我。”这种思想上的隔阂和感情上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代沟,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冲突造成的。母亲们生长在中国, 传统的中国式的思维不是一朝一夕能磨灭的, 在她们看来, 孩子们应该随时随刻表现出顺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儿女是父母的附属品, 当然后者给予前者的爱也是无处不在, 但是, 他们往往忽略了孩子们的思想和感情, 往往把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强加在孩子们的身上, 为了赢得所谓的快乐, 母亲们可以做到一切;然而这些ABC (在美国出生的华人) 们却不欣赏甚至不能理解她们母亲的所作所为, 在左右中国母亲的眼里, 孩子就分为两种:“孝顺的和不孝顺的”, 但是在这些喝着可口可乐长大的孩子们的眼中, 这中想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美国社会教给他们的是美国式的伦理和道德, 四周的空气中也充斥着民主和自由, 正因为如此, 两代人之间经常为了不同的价值观而发生争吵,

1. 母亲是无私的。

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愿意付出一切。但是Suyuan却在抗日战争中, 在逃亡到重庆要与丈夫团聚的路途中, 抛弃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双胞胎女儿。当时她自己身染重病, 把身上所有的财物放在了襁褓中, 祈望好心人能够养活这两个孩子。没有想到她意外地得救了, 但在以后的日子里, 她都在深深的愧疚和忏悔中度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她把自己全部的爱, 也包括对那两个被她遗弃的孩子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女儿的身上。

2. 母亲是智慧的。

母亲能在昏暗的世界中, 用自己微弱而仅有的力量, 力求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份幸福。Lindo的母亲是这样做的, 同样Lindo也这样努力为自己的女儿这样做。Lindo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女儿生活得好, 让她嫁入了富人家里, 可是现实不是如她母亲所料想的那样。然而Lindo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并且凭借自己的智慧逃脱了。当她面对自己任性的女儿时, 她用自己的智慧, 让她的女儿自己意识到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3. 母亲是冷静的。

母亲知道什么时候要争取, 什么时候要放弃。Ying年轻的时候为爱痴狂, 但却不想自己的丈夫是个负心汉。在痛苦的折磨中她企图以忍耐换回爱人的顾盼。终于在恍惚中她铸下了大错———由于自己的失误, 亲手断送了自己孩子的性命。此后的生活, 她总有一个人静坐流泪的时候。经过悲伤, 她学会了冷静, 知道了什么时候要放弃, 什么时候要争取。也正是如此, 她让自己的女儿在历经不幸的婚姻之后又获甜蜜。

4. 母亲是勇敢的。

母亲敢于用自己的一切来捍卫自己的孩子, 以及自己的尊严。An的母亲在冷酷的世界里是如此的柔弱, 即使是自己母亲也没同情她的不幸, 还对她落井下石。但是她没有怨恨, 对母亲却愿意用自己的血肉来呵护, 对自己的女儿却敢用生命来守护。An也从她的母亲身上学到了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真正价值的重要性。当她的女儿遭遇到婚姻的不幸的时候, 她让女儿知道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也因此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幸福。

二、女儿的迷惑

和母亲一样, 女儿们也有自己的困惑和烦恼。从一个方面来讲, 她们深陷与母亲的“斗争”中无法自拔, 身上背负着双重的文化, 这就使她们很难像普通的儿女般和母亲相处, 在一场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中, 她们两代人相互折磨着对方, 母女间一系列的误解和冲突在小说中随处可见, 这是美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间的冲突, 是中国母亲的期望和美国女儿的自由之间的冲突, 当然也是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

从另一个方面看, 除了和她们的母亲之间的矛盾外, 自身也是一个个矛盾的综合体, 她们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的美国人, 但社会却不能完全接受她们, 最好的例子就是Rose和Ted的婚姻, Rose的母亲An-mei反对这桩婚姻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Ted是一个美国人, 尽管Rose一再强调她也是美国人, 但在她母亲的眼里和思想中, 像她这样的ABC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还是异类, 很难摆脱社会的偏见, 也很难获的母亲的理解, 她们一方面想做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国人, 一方面又改变不了自己黄皮肤、黑眼睛的事实。在女儿们的眼中, 结婚或离婚完全可以由她们自己决定, 没有必要事先通知和取得父母的同意,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麻烦或困难, 她们第一想到寻求帮助的对象是心理医生, 而不是自己的母亲, 因为在美国, 隐私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把这一切与外人讲似乎更加安全些。但是, 她们的这些行为是绝对不能被自己的母亲接受的, 而且还会深深伤害到她们的感情。

Jing-Mei, Waverly, Lena, Rose这四位母亲的四个女儿, 与一般人的母女关系没什么不同, 她们也与自己的母亲有着种种的矛盾, 也有我们所经常提到的“代沟”。她们都自认为自己很坚强, 也都对自己的母亲有着许多的不理解。Jing-Mei认为自己的母亲对自己没有寄托期望, 没有给她以足够的信任。Waverly认为:“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能让她开心。可是她却始终没有真正的开心过。”Lena对自己母亲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偶尔独自呆坐回忆痛苦的往事。Rose则从没有发现自己的母亲有着那么多不为她所知的故事。当她们一天发现了母亲的秘密, 了解了自己母亲的过去;当她们的母亲利用自己的冷静、勇敢和智慧使她们从困惑中摆脱出来的时候, 她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伟大的母亲。

三、从冲突到融合

毫无疑问, 正是这种文化差异和冲突所营造出的与众不同的感觉使得《喜福会》这部小说登上了1989年全美书籍销售榜首的位置, 事实上作者想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两种文化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让每个读者知道化解这一切矛盾的最终力量是爱, 是母女之间与生俱来的爱。

《喜福会》中的母女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这是由她们的年龄、生长环境等因素造成的, 但是她们之间的爱是毋庸置疑的, 也正是这种爱将两代人紧紧连在了一起, Jing-Mei直到母亲去世才体会到母亲给她的关心和爱护, 当她重新打开那一架被她认为是毁掉她童年快乐的钢琴的时候,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具备母亲所说的音乐方面的天赋。

美国尽管只有短短200年的历史, 却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自身博采众长的文化;中国, 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更无疑拥有独具魅力的文化, 谭恩美, 这位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用她独特的视野在她的代表作《喜福会》中发掘了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共同之处, 而能够填补空缺, 抚平创伤, 架起沟通桥梁的力量是来自世间最原始、最淳朴也同时是最伟大的母女间的亲情和爱, 尽管这两代人之间不断出现误解、矛盾和冲突, 但是爱化解了一切, 她们最终理解和包容了对方, 使得两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和谐和统一。

参考文献

[1]谭恩美著.程乃珊, 严晓薇译.喜福会.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2]王恩铭.口译知识.美国文化习俗杂谈.

“文明”与“文化”的冲突 篇8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有“人文化成”和“天下文明”的词句，但近代以来中国人所使用的“文明”与“文化”两个词是从英文Civilization或Cul-ture翻译而来。这两个词在词源学的意义上是有区别的。英语Culture与德语Kultur同由拉丁语Cultura演化而来。Cultura的原意，兼有神明拜祭、土地耕作、动植物培养以及心灵的修养等方面，既有物质的因素又有精神的因素。Civilization的原义，与政治法律生活相关，拉丁语Civis系指市民之事，由此转化而来的Civilis(形容词)或Civilisation(名词)均不过指市民的地位、市民的权力以及市民的品格、教养诸义，所以Civilization与社会的政治的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安文指出，文明的现代用法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它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主题，文化的现代用法要稍晚一些，应追溯到原型浪漫主义或有时所称的反启蒙主义文献。这两个概念在整个十九世纪经常互相替代，没有人从根本上加以区别。不过在二十世纪初，它们第一次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到斯宾格勒那里，“文明”成了“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一具“文化”的“僵尸”。

在中国，“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也经历了类似在欧洲的遭遇。辛亥前后的报刊杂志都喜欢用“文明”一词而很少使用“文化”一词。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青年杂志》时，也是开口闭口“近代文明”“西洋文明”，而很少谈及“文化”一词。后人用“新文化运动”来称呼《新青年》所发动的新思潮已多少有点不合原意了。二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发表后，谈“文化”的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取代了“文明”一词，然后又有人用“文化”观批评陈独秀等人的“文明”观。比如杜亚泉、梅光迪、吴宓等。于是，一方固守十九世纪流行的带有启蒙时代特征的“文明”概念，一方固守二十世纪流行的带有反启蒙时代特征的“文化”概念，展开争论，你来我往，演成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