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对社会的影响

科技创新对社会的影响（共8篇）

科技创新对社会的影响 篇1

内部社会资本对组织创新的影响

本文以殊三角地区的145家企业为对象,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知识能量、组织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作 者：周晓 蒋嵘涛 作者单位：周晓(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150001)

蒋嵘涛(湖南大学,长沙,410082)

刊 名：统计与决策 PKU CSSCI英文刊名：STATISTICS AND DECISION年，卷(期)：“”(6)分类号：C931关键词：社会资本 知识能量 组织创新 组织绩效

科技创新对社会的影响 篇2

21世纪以来,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组织和个人面临的环境变化更加激烈和复杂,如何能迅速应对外界变化,保持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各方的首要问题。而知识创新因其具备的不可复制性和快速适应性已成为各主体追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个人作为知识创新的基本主体,探索其知识创新过程和影响因素的黑箱,将对企业和个人获取竞争优势产生重要的意义。

1 理论背景及模型建立

1.1 社会网络对个体知识创新影响机理争论

关于个体知识创新的研究早期多集中在个体特征方面,试图用个体异质性来解释创新绩效,且取得了颇丰的成果。Amabile考虑了内外动机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认为领域相关技能、创造力相关技能和任务动机是创造力的基本组成成分[1],三种成分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创新,交互的程度越高,个体创新水平也就越高。郭玮(2009)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也发现,内、外在动机均对创造力有正面影响,但内在动机与创造力的相关程度高于外在动机对创造力的关系[2]。虽然个体特征的各个方面与创新绩效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发展到空间,但知识创新研究仅仅考量人格特质是不够的,因为创新绩效不仅与人的内在条件有关,还要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制约。如Wolfe认为组织构造、组织创新环境与文化环境都对创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知识创新活动本质上是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化,组织内部微观互动的社会关系结构决定知识创新的绩效[3]。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网络理论在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学者开始关注个人知识创新的社会关系背景。复杂多变的环境要求创新的速度必须快于环境变化的速度,而单独依靠个人的知识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因此必须依靠个人所处的关系网络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机会。

当前关于社会网络与个体知识创新之间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存在的前提是学者们承认创新活动是对现有知识进行重组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对于什么样的社会网络才能促进知识重组,学者们观点不一,争论中存在以下两种主流观点。一方面,格兰诺维特等学者从关系强度的视角强调弱关系是由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个体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利于获得非冗余的信息,通常这种非冗余的信息都是显性的,同时由于弱关系占据桥的位置进而获取异质信息的概率更大,因此拥有弱关系的个体知识创新水平会更高。但有些学者对弱关系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弱关系中存在的知识对于个体来说或许是新颖的,但可能缺少产生创新的必要的多样性,所以只有当弱关系连接的是跨组织的不同的个体时,才能真正促进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4]。另一方面,基于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科尔曼等学者认为信任关系促进了网络成员隐性知识的共享,而强关系因其持续、频繁的互动、风险共担行为和共有的规范[5,6,7]、制度等促进了成员之间信任的产生,最终有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8,9,10]。但不能忽视的是强关系重复互动带来的还有知识的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创新性的想法产生排斥。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综合了以上的争论,认为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社会关系带来的权利、财富和声望等社会资源才是重点。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对不同的创新类型产生的作用不同,如闭合网络有利于改进型创新而稀疏网络则促进了探索型创新,因此可以说基于社会资本的不同分析视角和不同的任务导向,社会网络对个体创造力的不同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影响[11]。但需要明确的是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都是需要成本投入的,随着投入成本的增加,关系数量和关系强度的增强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却是递减的[12],即个体知识创新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状况。

1.2 理论模型的构建

在已有社会网络与知识创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Blumberg & Pringle的动机—机会—能力的行为理论框架[13],作者试图解释这种理论争论。本文认为,尽管个体占据优势的网络位置,具有大量潜在的知识创新机会,但个体仍需要具备一定的动机和能力才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来进行持续不断的知识创新。因此,本文同时引入网络构造因素(网络规模和点度中心性)和个体特质因素(能力异质性和动机),并考虑其交互作用,从而构建了社会网络与个体知识创新的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研究收集了国内某重点高校博士团队合著论文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希望能进一步厘清个体知识创新的过程。

2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

2.1 点度中心性与个体知识创新的关系

在社会网络中,如果一个节点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度,表示有大量的节点与之发生直接关系,从而使该节点在社会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获得较高的声望和权力,拥有着大量资源和信息。但是,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而个人的这些投入不可能是永无止尽的。因此,一个人拥有的高效的关系是有限的,并不是任何关系数量集对于个体知识创新都是最优的,也即建立和维持过多的直接关系将显著减少用于知识创新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本文假设:

H1:点度中心性与个体知识创新呈倒U型关系。

2.2 能力异质性与点度中心性的关系

Baum(2005)[14]认为,在决定建立网络联系之前,个体会考虑潜在伙伴的能力和绩效水平的高低。由于很难完全获得潜在伙伴的信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所以需要透过已有的成绩来判断其能力高低,减少未来合作风险。历史创新绩效的信号机制,可以帮助个体减少关系建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创新历史记录良好的人往往被认为是能力高的个体,也更易被选为关系建立的对象,最终拥有较大的点度中心度。故本文假设:

H2:个体能力异质性与点度中心性正相关。

2.3 能力异质性与点度中心性的交互作用

根据管理学中的经典理论“马太效应”,能力高的个体往往拥有某种累积优势,能更容易获得各种资源和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又根据能力异质性与点度中心性和创新绩效的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个体能力和点度中心性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即能力高的个体若能同时占据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其创新绩效会显著提升[15],因此,本文假设:

H3:个体能力异质性与点度中心性的交互作用与知识创新水平正相关。

2.4 网络规模与个体知识创新的关系

以往研究发现,个体网网络规模越大,其中蕴含的合作机会就越多,有助于个体寻求、和分配到更多稀缺资源[16,17]。因此,规模大的个体网络其创新产出会相应较多。

H4:个体网络规模与个体知识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5 动机与规模的交互作用

Amabile(1988,1996)认为动机是促使有能力创造的个体,愿意去从事某种创新活动的主要因素[18,19]。知识创新中更多的涉及到的是隐性知识,而隐性知识作为一种竞争性资源,若缺乏激励,通常个人是不愿意共享的。Blum(2000)、Martha(2001)、詹志禹(2004)等人均认为,内在动机较强的人,会有较高的创造、发明机会[20,21]。因此在知识创新过程中要考虑个体动机的影响,本文拟探究动机和自我中心网络规模的交互作用,希望有效地解释个体知识创新的差异性[22],故提出以下假设:

H5:动机与网络规模的交互效应与个体知识创新正相关。

2.6 点度中心性与规模的交互作用

自我中心网络规模较大,包含的个体就越多,那么每个个体与网络中其他个体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就越大,故本文假设:

H6:网络规模与点度中心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其共同对个体知识创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3 数据采集与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库收集了国内某“211”&“985”高校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师生团队(共63人)2001—2010年间合作发表论文情况的二手数据,并运用咨询法整理了作者的年龄、性别、进入团队时间等数据。借助Ucinet、SPSS等软件进行时间窗口的层次回归分析,希望通过案例研究进一步揭露合作网络影响个体知识创新的过程,为创新团队提供理论借鉴。

3.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

个体知识创新。计算个体每年的发表论文数,作为知识创新绩效。

(2)自变量:

1)点度中心性。

该指标衡量的是网络中与某特定个体有直接关系的成员数量。其计算公式为

$\text{C}{}_{\text{d}}(\text{n}{}_1)=\text{d}(\text{n}{}_1)={\displaystyle \sum _{\text{j}}}{}_{\text{i}\text{j}}{\displaystyle \sum _{\text{j}}}{}_{\text{j}\text{i}}$。

2)个体能力异质性。

用每个时间窗口内(以三年作为时间窗口单位)的发表论文总数衡量每个人的历史创新绩效,论文数高代表个人能力强。

3)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是指个体网络中成员数量的多少,

4)动机。

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有研究成果的要求,随着进入团队的时间增长,毕业的压力也就越大,这种内部压力会转化为知识创新的动机,动机的增强会影响个体知识创新水平提高。本文将最迟进入每个时间窗口的作者的动机赋值1,在此基础上每提前一年,动机加1。例如2001年—2003年的时间窗口内的A与B,A于2003年进入该团队,则其动机值为1,B在2002年进入该团队,则其动机值就为2,依次类推。

4 研究设计与结果讨论

4.1 相关性分析

表1包含了所有控制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双变量相关分析,从前两列可以看出,性别的均值较接近1且标准差较小,说明样本以男性为主,平均年龄较小但年龄跨度较大,样本中年龄最小为26岁,最大值为55岁。在网络特征变量方面,规模与点度中心性均与个体知识创新绩效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个体特征方面,能力异质性与点度中心性、动机与规模都是显著正相关。

N=348,*表示显著水平在P<0.05(双侧),**表示显著水平在P<0.01(双侧).

4.2 回归分析

首先对点度中心性与个体知识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行了检验。在以往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高中心性有利于提高个体绩效,而部分学者提出是负相关的[23,24,25]。表2中两个模型的VIF都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Model 1结果显示,点度中心性对个体知识创新有显著地正向预测效应(P<0.001)。Model 2同时考虑了点度中心性与其平方项,两者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平方项的系数在P<0.0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即点度中心性对个体知识创新绩效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随着中心性度数的增加,个体知识创新绩效呈现先增长后减少的现象。

a.因变量:个体知识创新绩效。

其次,验证能力异质性对点度中心性的影响。如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P<0.001的水平上,能力异质性与点度中心性正相关,表明历史创新绩效越高的人,越能吸引人与之建立直接联系,故假设2得到验证。

a.因变量:点度中心性

验证两个自变量的交互效应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主要是估计和检验交互项的系数,若系数显著则交互效应显著[26]。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能力异质性与点度中心性交互效应的偏回归系数在P<0.00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与假设3相反。本文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建立过多的直接联系占用了个体较多的用于创新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由于样本数据的特殊性,往往能力异质性越高的个体,越接近毕业离开团队的时刻,因此其创新产生会相应减少。但作者认为点度中心性与能力异质性间的交互效应理论上应该与个体创新正相关,即能力和中心性的水平都高时,其创新绩效会达到一个较优的状态。未来的研究应该用其他类型的样本数据进一步的验证。故本文的假设3不成立。

a.因变量:个体知识创新

如表5所示,在P<0.001的水平上,规模与个体知识创新绩效正相关,表明个体网络规模越大,其中蕴含的可用于知识创新的资源和机会就越多,故假设4得到验证。

a.因变量:个体知识创新

如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2由Model1中的0.493变为Model2中的0.598,考虑交互效应后R2增加了0.103,根据温忠麟等人的研究,△R2≥0.1就已经算很大了,因此动机与规模的乘积项系数显著,交互效应存在,即处在规模较大的网络中,若是个体的创新动机同时较强的话,那么其创新水平会提高。

a.因变量:个体知识创新

规模与点度中心性的交互效应对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如表7所示,交互效应的偏回归系数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规模较大的自我中心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个体,其知识创新水平要比在规模小的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个体高,因为规模的大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核心个体直接关系数量的多寡,进而其所获得的异质性知识等资源也会呈现差异。

a.因变量:个体知识创新

4.3 稳健性检验

在采用二手数据的前提下,时间窗口的研究方法较好地体现了自我中心网络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理念。本文分别采用了以2年和4年为单位的时间窗口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检验。验证结果显示,2年和4年时间窗口的研究结果与3年长度的结果相似,故本文的验证结果信度较高。

5 研究讨论

根据当前社会网络与个体知识创新的研究争论,本文从自我中心网络的结构特征和个体异质性及其之间的交互综合考察了其对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社会网络为创新提供了机遇和必要的资源,能力和动机则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人格特质,只有平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投入,才能最大化个体知识创新水平。同时,对于不同的管理层次(个人、团队、部门和组织),要保持持续的创新能力,首先在人才招录方面要采取综合、客观的评价方法录用能力较高的个体;其次,积极引导个人网络关系的建立,避免过多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维持合理的组织规模,保证个体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新研究中;最后,综合采取各种方式激励个体进行知识创新,并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尽管本文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首先,本文的数据仅仅包含了CNKI中搜索到中文文献,而随着个体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个体会选择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同时个体间的创新形式不局限于合著论文,而本文并没有考虑到其他形式的创新合作。其次,因为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无法做到通过面谈或者问卷的形式收集个体特征的数据,本文的能力异质性和动机衡量方法需利用其它数据来进一步验证。再次,样本量有限,时间窗口样本仅仅达到348个,,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仍需要其他大规模的数据进行检验。基于此,本研究未来还会应用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数据结合情境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利用国内外成熟的量表来测量人格特质,获取更加客观、科学的数据来进一步探索其他个体异质性与网络特征的交互效应对知识创新的影响。

摘要：针对社会网络对个体知识创新影响研究中存在的争论,建立包含个体特征的社会网络—个体知识创新理论模型,着重探讨动机、能力异质性与网络特征的交互作用对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点度中心性与规模均对个体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个体能力异质性与点度中心性、规模与动机及点度中心性与规模之间的交互效应均对个体创新产生影响。总结研究结论对管理实践的启示,为知识型团队提供借鉴和指导。

科技创新对社会的影响 篇3

关键词：企业社会资本 突破性技术创新

1 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突破性技术创新是指脱离原有技术轨道，暂时不能满足公司主流用户需求的一类创新，它在创新中引入全新的理念，其商业化的产品在性能上有巨大提升，或带来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开创全新的市场，它可能改变市场规则、竞争态势，甚至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重新洗牌。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技术创新活动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和重要推动力。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的技术创新逐渐由以渐进性技术创新为主转变为以突破性技术创新为主，许多在渐进性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成功的大公司陷入了新的困境，传统的渐进性技术创新已经不能跟上技术的更新节奏，导致企业的利润下降，甚至破产倒闭。突破性技术创新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经济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对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然而我国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则很少，大多数都属于模仿创新或在已有创新基础上进行改进。因此，在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产品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我国的企业要想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就务必要重视和加强突破性技术创新。

2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90年代后期，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管理领域，Nahapiet和Ghoshal(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个人或社会个体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简单来说就是，企业会与外部组织(政府、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行业协会，客户、供应商、科研机构、大学、科技中介、其他企业)建立各种联系，形成企业社会网络，企业社会资本就是指企业从这一网络中所获得和使用的资源，包括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集合。

3 本文研究模型

本文沿用Nahapiet and Ghoshal（1997，1998）的划分，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结构维、关系维和认知维3个维度。相对于渐进性技术创新来说，突破性创新更是一项风险高、不确定性因素多的创新活动，单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已经无法满足突破性技术创新的要求，企业需要寻求外部合作，通过与外部组织(政府、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行业协会，客户、供应商、科研机构、大学、科技中介、其他企业)的广泛合作，不仅可以获得所需的技术、信息和资金等，更重要的是新知识的获取。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涉及创新构思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等一系列活动。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新旧知识的探索、获得、利用、更替、淘汰的过程，因此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获取知识、利用知识和更替淘汰知识的过程。新知识的获取对突破性创新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新知识获取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社会资本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构筑和培育有利于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社会资本提供参考。

4 研究结论及解释

4.1 结构维社会资本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

联结强度是指网络内行动者间联系的力度，即关系强度。当企业与其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互动频率高，称之强联结。反之，当企业与其外部合作伙伴之间互动频率低，称之为弱联结。强联结的关系主体之间相互熟识度高，不同的主体所拥有的信息差异不大，因而在强联系的交流过程中，无法带来新的知识与信息，虽然交流互动非常频繁，但所增加的知识与信息大部分是同质的、冗余的，缺乏新信息和新知识，这不利于驱动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相反，弱联结的主体之间存在差异，导致其所拥有的知识和信息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不同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所传播的也是较为新鲜和异质的知识和信息，虽然弱联结所提供的信息不一定会比强联结所提供的信息多，但它提供的是具有更高价值的非冗余信息，这增加了企业的知识广度，能够驱动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企业网络成员联接数量的多少反映了企业的网络规模。企业通过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广泛联结，有助于获取最新、最快、广泛与全面的新信息、知识、创意与机会，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创新所必备的知识与信息，赢取竞争优势。突破性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全新产品、开拓全新市场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从企业外部网络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和各类资源。企业建立外部联系伙伴数量越多，就越可能从外部获取知识和资源，并且随着伙伴数量的增多，异质性的信息、知识等资源也将增多，这都有利于实现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网络位置中心性是指企业在外部合作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的程度，体现了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和权利。外部网络中心性高的企业，说明企业处于信息、知识交换的中心节点，网络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交换需要经过该企业，因此，企业有更多机会接触丰富的信息、知识和资源，这其中必定有相当一部分异质的，非冗余的信息、知识，网络中心性越高的企业越能争取到与优秀企业合作的机会，增强企业产品创新能力，从而有助于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4.2 关系维社会资本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

信任是社会资本关系维度的核心，本文用信任作为关系维度社会资本的分析变量。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伙伴间交易的信息不对称，企业不用担心合作伙伴会利用这些信息来危害自身，而且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真实而有价值的信息。合作伙伴间的相互信任，使得企业间更好协调，能够避免机会主义的发生，保证合作的双方配合默契，因此企业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促使伙伴间齐心协力向共同目标努力，对于高风险、不确定因素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而言，能从这种高关系质量的企业外部合作网络中获益。

4.3 认知维社会资本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社会资本的认知维指双方之间可通过通用语言、编码和叙述进行沟通的通用理解、解释和含义系统的资源，具体包括共同语言、相似的价值观等。Christensen（1997）认为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机会往往不被组织现有价值体系认可，往往被现有惯例所排斥，可见不同的价值体系碰撞得以激发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认知型社会资本水平过高，便在伙伴间形成较为单一的认知模式，这对企业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关系网络成员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变得不再多样化，会受到“群体思维”、“同质化思维”的负面影响，使得新想法、新方案的产生受到阻碍。并且，较高的认知型社会资本水平会使得企业外部合作网络成员间趋同的共同语言和价值观，使成员互动增加，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容易形成强联接，从而交流的知识与信息大部分是同质的、冗余的，不利于企业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

由此可见，企业在培育有利于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社会资本时，要与尽可能多的外部组织(政府、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行业协会，客户、供应商、科研机构、大学、科技中介、其他企业)形成伙伴关系，扩大伙伴联接数量，并且在网络中把握主动权，占据中心地位，与合作伙伴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而且要有意识的选择一些与自己价值体系、认知体系不太一致的合作伙伴，这样，企业才能获得源源不斷的异质的、非冗余的信息、知识，从而驱动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发生。

参考文献：

[1]Nahapiet J.,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 of value in fir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1997:35-39.

[2]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 al,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242-266.

社会调查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篇4

郭彦敏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学班 学号110802030

说起社会调查，我们不难想起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的确，他的社会调查对中国社会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我看来，社会调查是一定社会群体带着明确的调查目的，以科学的方法对具有社会意义的对象进行实地调查并讲究实效的活动。李景汉领导的社会调查中各种困难的解决使社会学研究方法等很多方面得到提升。

首先，各种数据的整理与保存为后来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那些数据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

其二，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

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根据当时中国实际情况实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为以后更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度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篇5

1科举制度的创立

隋朝初是以秀才、明经等科选拔官吏，到隋炀帝统治时期设置进士科，宣告了旧的以门第为 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的结束及新的以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制的诞生。唐代科举考试分制科和 常科。制科主要应试对策，也就是对时政的看法和建议。唐代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经、进 士、明法、明算等五十多种。进士科以考时务策为主，后来也考帖经和杂文。唐代参加科举 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个来源：一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 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在的州、县官府报考。在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试合格，才被授予官 职。选试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

2科举制度的发展

宋代在革除了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度，成为封建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解试（州试）、省试（礼部试）、殿试。解试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举人参加解试合格 的，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一定的名额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 廷，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凡登科进士，一律由吏部立即授官。宋代科举考试向 士大夫广泛开放，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只要文章合格，就可以录取。辽金、元朝时期 基本上沿用宋朝科举制度。

3科举制度的鼎盛和僵化

明代至清代中叶前这一时期，科举制度走向鼎盛阶段。科举制度各方面的规定已经成熟，建 立了系统的法令法规，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无不重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成为了国家政治生 活中影响最大、最基本的制度之一。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科举制度与教育 制度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校教育成为应对科举考试的重要工具；考试内容与规则格式化，并与宋明理学相结合，严格限定出题、答题范围和格式，从而形成“八股文”；考试科目 也趋向于单一化，主要有进士一科；考试程序更加严密，实行四级制考试体制，即童试、乡 试、会试和殿试；科举考试与明清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完全融为一体，其 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中国，还播及海外。随着封建社会晚期的到来，科举制度渐渐趋于僵化，各种弊端日益突出，最终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到1905年8月晚清政府废止了这一制度。

二、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一）积极影响

1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

实行科举制度一方面把分散的人事选拔全完全回收中央，另一方面又使政权的社会基础 更为扩大，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 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使中国封建 社会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有利于传统中 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2为封建国家行政机器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管理效能。

自隋唐以来，历代有作为的将相辅臣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学而优则仕”者，如宋代的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明清的张居正、林则徐等等。在这些人才中，大多都意气风发，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由此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 批较有才能的人士，尤其是将广大中下层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充实到统治队伍中，它不仅提 高了封建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还为封建统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封建管理阶层的 新陈代谢，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3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

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人事选拔方式上的不足，彻底 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通过实行公开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 的原则，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途径，在社会上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 观念。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封建国家官吏队伍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能 以封建礼教约束自己，敢于抵制官场腐败现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吏治状况的改善。唐宋明 清各个朝代，凡国事隆盛、吏治比较清平的时期，都是科举考试制度与官吏队伍建设结合得 比较好的时期。

4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为广大学子提供了获取功名的机会，一方面大大激发了中下层阶级的 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隋唐以后，随着时势的不断发展，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学校，而学校主 要为培养应试士子而设立，学校教育的目的主要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所需的人才。“为应科 举而兴学重教”，在当时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如北宋时期就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即： 公元1044年范仲淹普建州县学；公元1068-1085年王安石创立太学三舍法；公元1102-1106年 蔡京增加太学名额，实行毕业授官。

5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记载，早在唐中宗时期，日本建立了模仿唐代制度的考试选官制度。16世纪以后，我 国的考试制度愈来愈受到世界的瞩目。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 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 学过去的”。胡适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时常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公开的客观的文官考试制度。没有一个国家的考试制度，能够像我们这样久远，严密 与公开。”“反观西洋国家实行文官考试制度，至多不上二三百年，而且都是受了中国的影 响的。”到1 9世纪中叶,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朝鲜和越南也曾长 期实行过科举制。毋庸置疑，科举制度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 献。

（二）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在其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考试内容

科举考试内容过分强调文学诗赋，而忽视了其他促进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文化知识，尤其是 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忽视，这对中国文化的畸形发展以及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不能不产 生消极的影响。

2考试形式

科举考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考试形式也日益走向僵化，因循守旧，漏洞百出，特 别是明清以后实行的八股文制度，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无法培养士子们的实际能力，反而强 化了人们投机取巧的考试心理，败坏了学风，腐蚀了心灵。3科举制度的价值导向

科举制度虽然达到了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也把人的思想束缚、禁锢于一定范式中，民 主意识被无情地扼杀了。同时，科举制度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贵族观念，引 导人们轻视社会各行业，轻视生产实践，使知识分子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造成中华民族 在表面的文化繁荣下日益空洞衰弱的颓唐之势。

三、科举制度对行政人才选拔的启示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历史发展表明,重视官吏培养有助于提 高统治阶级、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从而提高国力。在当前条件下，如何为国家不断选拔、培 养有执政能力的行政人才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之一。只有把优秀的人才汇集到各级行 政部门，充实到各项行政管理事务中，才能保证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在我们大胆引 进、吸收和效仿西方人事管理思想、制度和技术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曾经 影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一千多年并对世界做出贡献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

1考试选人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一种有效方式。

官员的考核和选拔自古就是一个难题,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在探求一种最能体现“公正、公平”、最能有效为国家选到真正有“德才”的管理人员的选人方式。回顾科举制度的发展 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考试选人是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中国封 建社会的几个主要的朝代，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尽管这种选人用 人的制度像古今中外任何一项制度那样，都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在以前一度受到 了来自于各方面的非议和批判，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这一制度其实有着非常合理和较为科学的 内核。首先，通过考试选人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他们有机会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其次，通过考试选人将大大扩大行政人才的选拔范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人才“入口小”的问题，弥补传统“委任制”的不足。最后，“考”而优则士符合“任人唯贤”原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任人唯亲，有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环境。

应该说，通过考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一个人的知识、能力与思想素质。因为通过考 试起码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人平时是否注重“讲学习”，是否注重对实践的观察与思 考。同时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关于这个人的修养、知识结构、性格气质以及看问题的视角、处理问题的方法与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历史也证明，通过科举考试所遴选出来的并不像人们 以前所想象的大多都是些高分低能、只知道之乎者也的“书呆子”，而事实是在一次又一次 的科举考试中，一批又一批有识、有志、有才、有为之士，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 石、范仲淹、寇准、包拯、张居正等许多后来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纷纷脱颖而出，走上了仕 途，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在肯定考试选人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 时，我们更要吸取科举制的经验教训，在现行的行政人才选拔考试中，要用科学的方式全面 地考评每个人，一定要警惕出现类似“八股文”那种脱离实际、扼杀创造力、培养考生循规 蹈矩能力的考试形式。 2完善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人才选拔的基础。

今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心平气和地打量我国从唐朝到清朝所实行的、牵动天下读书人的科 举制度，我们可以看到，科举考试是社会成员获取功名、地位与权利的重要途径，社会成员 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知识，不经过“十年寒窗”，没有较深的 学识，是不敢问津的。朝廷通过一次次科举考试使大批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为 国效力。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次人才选拔的成功，但如果没有背后长期、有效的教育、学习过程作支撑，人才选拔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能够认识到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与教育密切相关，而身处科学技术 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人，我们就更应该把这极有价值的理念发扬光大。对于担负 着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而言，行政人才资源能否得到科学的利用和开发，直 接影响着未来行政人员的总体素质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目前我国行政人员中，通过正规 教育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数并不算多，而且由于自身素质原 因而不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或不能领会、执行上级政策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我们衡量行政人 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掌握必要的管理知识、方法和专业技术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关注行政人才选拔的方法、程序和结果的 同时，更应该对行政人才成长的过程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在关注“考试择人”的同时，也 要把目光放到“考前育人”上来。没有专门、系统的教育过程是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结果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要想从质和量上获得所需的行政人才，仅为备选人员构建一个 竞争平台是不够的，还应该把眼光放到行政人才的“预备队伍”或者是“准”行政人才队伍 的培养上来。政府应在现有的人才培养基础上，制定长远规划，把行政人才的培养从“小” 抓起，从“学校”抓起，应确保在选拔行政人才之前使候选人员得到必要的正规学校教育，为将来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奠定充分的智力基础，使行政人才的发现、培养以及选拔形成一 个良性循环的系统工程。既然谈的是选拔，就得有被选对象，如果我们不能致力于培养相当 规模的备选对象，不能夯实行政人才选拔的基础，那么选拔的结果肯定难能如愿。

3“德”、“才”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

“德才兼备”几乎是从古至今所有国家选拔人才的统一标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现实 中评判和操作。和“才”的考核相比，对“德”的考核是最难把握的。现在的行政人才选拔 也非常注重“德”的考查，但主要是通过背书答题的方式考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时事政治等的掌握和熟悉程度。这与科举制度的区别只在于“背”和“答”的内 容不同。对一名行政人才而言，除了政治品德，还应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只注重政治品德而忽略其他三个方面起码是不完善、不科学的，是不能保证所选出的人才具 有用好权力所需的全面的“德”。因此，在对“德”的考核上，我们应该努力探索更科学、更合理的评价方式、方法和手段，加大量化比例及可操作性，使“德”的考核更加公正、更 加科学化。在选拔行政人才时，应该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德”、“才”要求 有所侧重。

4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机制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保障。

回顾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种种积极作用，结合目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我们仍 然可以看到，通过考核和竞争来选拔人才，毫无疑问是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模式，但如果 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它也只能是一种空的摆设，甚至有可能为“合法”滥用权力创造 条件和依据。所以，尽管科举制度具有较为完善的考场规则和防弊措施，但还是出现了相当 多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现象，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严格的 监督机制。因此，在进行行政人才选拔的时候，如果只强调有完善的考试方法、考试规则，而没有后续的管理措施，没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实行法治，同样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还是可能选出“庸才”或者“准贪官”来。因此，要保证考核的公平、公正、合理，就一 定要建立起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

5主动“猎才”是行政人才选拔方式的补充。

古代科举制度和现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即通过考 试，实行公平竞争，按“竞争择优”原则，力图从社会各部分的广泛来源中获取人才。纵观 古今中外的人才选拔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确实比其他传统方式具有更为科学、合理 的内核。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不管是科举考试制度还是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他们往往都是 通过发布考试信息、规定考试内容、制定录用标准等方式“静候”考生“主动”前来报名考 试，然后再在众多候选人中进行人才遴选，中国传统的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意识仍可从中 略见一二。毋庸置疑，通过这种选拔方式，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纷纷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国 家栋梁。尽管如此，部分“贤能”还是会因信息流通不畅、选拔层级过多、世俗偏见、自身 清高等原因而未能主动“抛头露面”，最终被排除在人才选拔范围之外。而在这部分人才中 往往藏有“兼济天下”、“扶社稷、安苍生”的优秀人士，如古代的姜子牙、诸葛亮就是例 证。因此，在普遍采用考任制、委任制和聘用制等方式进行行政选人、用人的同时，政府有 必要建立相应的“猎才”机制，“主动出击”，“有的放矢”，在最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选 拔有用的行政人才。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开发是第一开发”等观念已形成共 识的今天，我们应该本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用新的理念、新的模式去寻求在行政 人才选拔上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已经颇受企业界重视的“猎才”制度是值得借鉴的。

科技创新对社会的影响 篇6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大约从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秦公元前221年第一个封建王朝开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1912清帝退位，中国封建社会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崇尚和谐的中和理念、以德为本的文化理念、以农为本的经济理念、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它决定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决策，支撑了中国封建文明的长期繁荣，同时也对制度变迁的路径进行了锁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因。同时，这些理念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内部相对稳定，对外隔绝，避免外部力量的骚扰，客观上有利于封建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不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导致中国近代挨打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闭关锁国，封建思想，重视经济，与时俱进

鸦片战争的爆发，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时的中国不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科技，抑或是思想文化的发展上，都远远的落后于西方。两千年的历史文化沉积在爆发之后对近代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制度

从秦至清延续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建立和巩固，隋唐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完善，宋元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强化，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空前的强化。支撑专制主义的核心是皇权和官僚，在政治形态上，是以官僚而非贵族为主体；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也是中央集权，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体制，其承担着两方面的国家职能：一方面压迫、剥削、镇压人民，另一方面也起着组织公共事务的职能。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国家统一，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有利于民

族融合，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产生了高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也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活泼发展。这种制度又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政治品质的优劣，因为皇帝个人因素对政局影响巨大，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斗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外戚干政等)可以说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副产品。其消极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大，特别是明清以后，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这也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原因。

在封建王朝政策中，清政府的当值一提，闭关锁国政策推行了近二百年，清政府试图通过“闭关政策”，对内加固自身的统治，对外进行民族“自卫。但是,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先后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跨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清政府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即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这种政策作为一种消极防御的手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日益迫近和愈加狂暴，曾起到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更大的影响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严重阻碍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日益落后于西方；它“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

应该承认，封建问题曾经是个政治问题：为了革命的需要给中国社会定性。现在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就得由政治向学术转化，还历史以真面目。定性、命名是上世纪的任务，现在重要的是认识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封建论”的功劳。况且反帝、反封建只是一个大目标，后来还有更具体的目标、任务。抗战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类口号就起着更直接的作用。五四运动”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中国广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们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反思，正是中国文化文明、民族思想

意识的觉醒。她超越了政治层面的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对中国文化文明进行的一场文化思想的革命。在这个超越政治形态左右的文化革命的运动中，许多走在前面的思想者，都是深通中国文化的，有着深厚功底的文化人。他们甚至有许多人是从科举制度中走过来的人，深知封建儒家文化对国人的荼毒，深知被统治阶级“御用”、“帮闲”的儒家封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及其亡国亡种的危害。

经济发展 经济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行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的说法。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给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以顽强的抵抗，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狂潮面前，中国加快了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一方面，传统的手工业，其中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衰落，并且与农业分离。男耕女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开始显著瓦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历史的进步，它准备了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充足的货币财富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前提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

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从而逐渐瓦解了自然经济。正是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中国才深刻的意识到了要想彻底的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光是守着旧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有进步的，所以，在后来，在这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鼓励人民自己创业，进行实业救国的政策是民主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

文化思想体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中国文化思想学说中，儒家学派是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现实的人本立场出发（“儒”：人，需），继承古代文化观念中“仁”的思想，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在政治上提倡以德治国，实行普遍的教化。成为中华文化步入封建时代的文化现象的重要的一支，并且成为历代统治者倡导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政治正统学说的显意识形态的主流。并且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服务。儒家以“仁”为主的思想，对当今的领导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影响的。例如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领导人的行为就充分体现了仁政的思想，一切以人民为核心，人民至上。正是有这种思想的存在，在国家遇难时，人民才不会感到无助，国家才不会轻易倒下，这也是儒家思想给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积极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专制的工具，借孔子作为反封建专职的工具，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创造历史根据；再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专制，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民主和科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传统道德，它从意识形态领域深入地开展反封建斗争，以改造国民劣根性，推动了民主和科学的发展，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扫清了思想上、道德上的障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科技发展

生产力是社会的功能，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结构，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可见，科技功能的发展将推动和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科技与封建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具有强烈的封建特征，表现为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服务于生产和巩固统治的需要；中国古代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具有较强的经验性；在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时，古代科学理论的技术化倾向严重，而这些技术又不具有开放性，没有转化为普遍的生产力。封建社会的对待科技发展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近代科技落后。

（一）社会转型迟滞，影响近代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比较重视总结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概括和抽象，因此古代科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忽视抽象科学的研究。古代科技中的天文学、农学、医学成就比较突出，就反映这一特点。近代科技以实验事实为依据，并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与中国古代科技思想迥然不同。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由于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整体转型的迟滞同时导致科技思想转型也没有跟上世界科技思想的发展潮流。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

（二）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不够

古代中国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儒家讲求入世主张“学而优则仕”，大量知识分子醉心于科举考试对科技发展不重视。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对科技的发展重视不够，直到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依旧将西方的先进科技称为奇技淫巧，即使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也只是对西方的部分实用技术感兴趣，对西方的科技缺乏全面的认识。政府对科技的漠视使中国古代的科技人员社会地位低下，历史上能够青史留名的科技人才寥寥无几。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方，早在1624年英国的议会就通过“专利法”鼓励和保护私人发明。这极大的推动了近代英国的科技发展。

（三）落后的教育体制制约科技的发展

宋代程朱理学产生，它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很大程度上压制人的个性发展，不利于科技进步。从明代开始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学校讲授四书五经，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目的，自然科学一片空白。相比之下自从1810年西方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柏林大学开办以来，很快成为全世界的大学样板。中国具有近代色彩的学校出现在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时期，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建立于

维新变法时期。单从学校建设来看我们就比西方落后将近100年，教育体制的落后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动荡影响科技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清朝晚期虽然有大批的有志青年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试图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政局不稳，吏治腐败报国无门。尤其是清朝结束后中国长期陷入战乱之中，中国的科技发展缺乏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科技的发展。

古代科学理论确立的一套体制和运行机制适应并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早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却没有进化到新的社会形态；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以领先世界多年的成果积累，也没能够向近代科学转型，近代自然科学最终产生在曾经长期落后于中国多年的西欧。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中国仍然是清朝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只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科学技术，并且很快失败；外国资本主义设备的引入，反而通过战争和资本输 出在中国继续掠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其缓慢；第三次科技革命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敌视、封锁、包围，中国没有发展科技革命的和平环境，也缺乏正常的交流；建国后受苏联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影响，“左”倾思潮泛滥，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教育发展经常受到冲击，科学技术失去了发展的好机会。中国自古以来在科技方面就有突出的成绩，至今为止，仍影响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让中国深刻了解到要想使本国的地位在世界上有所提高，就必须注重科技的创新和发展。所以，要大量的发展科技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就要注重教育的发展，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实行“科教兴国”的政策。正是经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冲击，才让中国有所觉悟，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若想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得先从科技教育入手，这是进步的根源。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才能从封建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中有所改变。

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统治者们对皇权和中央政权的的不断地加强，重农抑商政策随着各朝代换汤不换药的实行着，儒家思想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科技从发达到远远落后于西方。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沦为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从鸦片战争、洋务

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了一个新中国。在这期间，中国不再是泱泱大国，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东亚病夫”。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带给我们令人骄傲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堪回首的百年沧桑历史。唐太宗曾经说过：“与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更应当以史为镜，珍惜和平，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89页。

企业创新对社会责任履行影响分析 篇7

企业经营为社会创造财富, 提高了社会生活水平并获得盈利。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多个层次, 首要责任是保证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广义责任扩展到雇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责任。由于资源、能源及生态环境的制约, 仅仅关注数量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 造成资源匮乏、自然环境破坏等问题。因此, 企业必须树立社会责任理念, 在创新中履行社会责任, 发展方式由外延粗放型转为内涵集约型。Sheldon (1923) 鼓励管理者应积极主动地通过节约资源使用来提高经济活动的伦理水平和社会正义, 即节约使用资源和提高资源组合的效率, 使经营持续及扩展新的市场以获取利益。吴家喜 (2009)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学习承诺和共享愿景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精神是技术创新的源泉, 对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作用, 而技术创新必须以社会责任为导向, 实行生态化技术创新, 才能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现有文献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技术创新的效应以及定性分析两者之间关系较多, 针对技术创新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应的实证研究很少。在理论上,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进行变革, 技术创新是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 企业可持续发展产生技术创新机会, 社会责任和技术创新之间具有双向促进关系。本文拟通过收集我国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分析技术创新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应。首先, 论述企业社会责任类型和演变, 从理论上分析企业创新种类及其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其二, 构建模型、提出假设, 分析数据和验证假设。最后, 针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履行提出政策建议。

二、企业社会责任内涵演变及企业创新功能分析

(一) 企业社会责任内涵演变

企业社会责任经过了演变和不断发展。Archibe B.carrol (1979)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利益相关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层次。美国商会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符合法律、满足公众期望和社会需求、考虑社会新的需求并做出反应、在社会新标准担任领导等层次。企业经营中涉及多种利益主体, 企业资本或股东利益是企业经营赖以支持的资本责任;雇员利益是企业的人力资本责任;企业产品或服务是企业按照潜在契约交易必须履行的消费者利益责任;企业使用公共资源、享受公共服务是企业经营利用广义范围资源而必须向政府缴纳税收责任;企业对经营地环境保护是因使用土地、环境资源的潜在合约责任;有剩余财力对社会上弱势群体或受灾害群体进行救助, 则是企业作为人格化社会主体的广义责任。无论具体企业对每种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和层次如何, 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进程中, 企业都必须在经营中坚持创新才能不断承担社会责任。按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象不同, 从企业内部延伸到企业外部, 企业责任的主要对象分别为股东、债权人责任;雇员责任;消费者、政府和环境责任;待救助的弱势或受灾群体。企业各种社会责任内涵演变如表 (1) , 企业基本责任如资本、债务保值和增值, 雇员就业薪金, 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要求, 缴纳政府税金和维护经营地生态环境等是合约或法律范围内的责任, 对弱势或受灾群体捐赠救助及动态延伸责任是企业基本责任的延展, 是企业在更高程度实现经营价值和社会贡献, 是法律或合约之外的社会责任。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好, 社会大众反过来对企业关注和支持的回馈, 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 企业创新功能分析

创新是利用知识 (已存在或新的知识) 创造新的产品或服务或工艺获取经济或其他利益。在企业经营中, 创新通过新产品或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获取经济收益, 也涉及到企业内部组织的创新过程, 对现有资源更有效使用。Joseph Schumpeter (1914) 将企业创新分为五类:引入消费者不熟悉或新品质的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 即在生产环节尚未试验, 需要建立在科学发现基础上并以一种新的方式加工的商品;开辟新市场, 企业进入以前没有经营的市场, 不论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对原材料或半产品新来源的控制, 不论该来源是已存在或是新创造的;实施新的组织, 如垄断地位的形成或被打破。因此, 创新是设计、发明发展和实施新的或变化的产品或服务、工艺、制度、组织结构或经营模式, 以图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和为企业获取高效经济回报。研究和调查表明创新引入新产品和服务, 旨在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在当今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环境中, 呈现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企业面临许多挑战, 差异化成为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就需求不断地创新。企业实行不同类型的创新有利于保持核心竞争力,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保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作用如表 (2) 所示。表 (2) 中, 各类创新的直接影响是扩充企业收益途径,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 提升资源、能源使用效率, 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提高企业获利水平和员工薪酬水平, 增强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从而, 可强化企业纳税和保护环境生态的能力, 也增强了企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能力。因此, 理论分析可以得到假设:企业积极地创新有利于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分析企业技术创新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之前, 简要分析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以企业无形资产、研发之和与总资产的比率作为企业创新的力度:收集的样本企业该比率分布处于0.003~0.175之间;企业履行各种责任总和与营业收入比率绝大多数年别处于0~0.4之间。因此, 整体上来说, 我国资产总量所包含的无形资产 (包含技术) 所占比例较低, 企业履行利润、费税、薪酬和股利等主要社会责任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非常低, 说明企业经营收入中的附加值低, 经营效率低, 上游原料、能源等刚性成本占比重较大。

注:表 (4) 中edv, eyv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lr, xc, gl, sf分别表示利润、薪酬、股利和税费;zc, yy, wx分别表示资产、营业收入、无形资产;lgsf, lgzc分别表示税费、资产的自然对数。表中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都是5%以内。

三、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模型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企业创新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 构建模型如下:

csr=f (x) …… (1) 。公式 (1) 中, csr为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 是企业一定期间 (通常为1年) 内履行的各种社会责任的分量或总量。x分别为企业创新投入或创新投入存量, 以资产增长、经营收入增加或无形资产增加量来表示创新投入的中间结果。企业创新存在多种类型, 企业创新投入可以是技术研发投入、市场拓展投入、组织管理创新投入。技术研发投入形成新产品或服务、新材料、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软件等, 增加企业资产总量和无形资产总量;市场创新投入形成品牌价值和企业声誉等增加企业无形资产和经营收入, 组织创新投入整体提升企业的营运效率, 形成企业积极创新文化和核心竞争力, 提高企业经营收入和经营利润。企业创新与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 从逻辑上分析, 存在三种可能:两者之间没有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了实证分析企业创新与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 选取我国上海证劵交易所100家上市公司的历年年报数据进行分析。样本是2007年至2012年间分布于饮食饮料 (30个) , 纺织服装 (20个) , 石油化学 (20个) , 电子 (20个) , 机械设备 (10个) 等行业共选择100家上市公司数据, 分析企业历年资产总量、收益总量、无形资产总量的变化对企业利润总量、员工薪酬、缴纳税收、应付股利等的影响。通过对企业数据进行观察, 发现绝大多数企业的无形资产总量逐年增加, 但是有10%的企业无形资产总量却是在波动中下降。首先, 分析资产总量、经营收入、无形资产总量与利润、薪酬、股利等之间的相关关系, 对应的相关系数如表 (3) 。观察表 (3) , 发现企业创新导致的结果资产总量、收入和无形资产与社会责任变量利润、薪酬、税费、股利互为正向相关关系, 其中, 创新结果与薪酬、税费、股利等呈强正向关系。但是, 资产、收入、无形资产与利润的相关系数虽说为正数, 却低于0.5, 可见, 创新结果对企业所有者利益———利润激励动力不足。其次, 运用平板数据回归分析资产、收入、无形资产分别对利润、税费、股利和社会责任总量的影响方程。通过比较总量数据、对数数据方程, 选取最佳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企业创新结果——资产总量、营业收入和无形资产总量——对企业经营利润变量的解释程度较低, 但是对薪酬、股利和税费的变量解释程度较高, 达到50%以上甚至80%.可见, 因为创新刺激企业资产扩张、收入增大和无形资产总量增加, 促进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利润、薪酬、税费和股利的增加。其中, 资产总量增长1%, 能够促进企业的利润、股利和薪酬分别增加接近0.0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提高1%, 可以分别提升利润0.04个百分点、薪酬0.06个百分点、股利接近0.05个百分点和税费0.085个百分点。无形资产增加1%, 分别对利润、薪酬、股利和税费产生的正向影响为0.19%、0.317%、0.235%和0.418%.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收集上市公司历年数据分析, 企业创新结果———资产扩充、收入增大和无形资产增加———对企业社会责任如利润、职工薪酬、政府税费和股利发放的产生正向影响, 得到结论:其一, 我国制造业的90%以上的企业较为注重创新, 尤其重视市场开拓、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 促进了企业资产规模扩大、经营收入增加和无形资产增大, 但仍有一些企业仅注重资产扩充、市场扩张, 忽视技术研发等无形资产的增长。其二, 我国企业整体上技术创新投入不足, 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非常低。我国企业对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小, 造成企业经营的产品和服务附加值低, 经营效率低, 对原料、能源等使用效率低, 产值中原料和费用成本高, 降低了企业履行薪酬、利润、费税、股利等主要社会责任的能力。其三, 企业创新对其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如促进股利发放, 增加雇员薪酬增长, 提高企业利润。虽然企业经营创新有利于促进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完善, 但是, 由于企业经营获利能力弱, 经营总收入中绝大部分是刚性成本如原料、能源支出, 履行薪酬、费税、股利和利润等社会责任的能力不足。其四, 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淡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体制调整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 执行偏向于经济增长的激励政策, 如为了让企业减轻负担轻装上阵, 实施去企业社会化运动, 具体表现为削减企业税负, 降低企业土地使用成本, 放松对企业遵守使用劳动力的法律法规的监督, 特别是放宽企业资金融资股票分红、贷款本利偿还等方面约束,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许多企业忽视社会责任的倾向。随着我国经济进程深化, 劳动力素质上升、数量逐渐趋紧, 自然资源短缺、价格升高、污染加重, 能源使用效率过低, 经济运行表现为产能过剩、效率低下、污染严重和收入不均加剧等, 经济发展中亟需升级技术和优化产品结构, 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必须通过企业创新以实现社会创新。正如德鲁克 (2002) 指出, 过去的四五十年中, 经济是主导力量;而未来二三十年中, 社会问题会变成主导力量。每一个组织都必须对雇员、环境、客户, 以及对所涉及对象产生的影响承担起全部责任, 那就是社会责任。而且我们也知道社会将越来越期待主要的组织, 无论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 来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当前, 以创新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完善和社会和谐发展显得尤其迫切, 实现公民积极创业和企业主动创新非常必要,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的现状, 提出如下建议:首先, 破除经营中人为或制度造成的不合理经济租金, 鼓励公民与激励企业创新, 提高创新对企业获利的贡献。我国企业经营缺乏创新是历史发展的使然, “双轨制”经济体制改革, 一方面, 虽然减缓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冲击, 但另一方面, 在经济运行中人为地制造了制度租金, 加上企业设立的门槛高、规制多, 企业在数量上的竞争较弱, 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的, 企业往往更习惯和倾向于寻求体制不完善状态下的各种制度租金, 而忽视提升企业内在能力的各种创新。改革法律和企业管理制度, 从源头上减少制度租金, 调整不合理的经济优惠政策, 加强对技术创新激励和结果的监督, 降低商、官之间腐败, 引导企业走内涵创新道路。实行创新竞争机制和奖励政策, 激励企业扩大创新投入, 提高技术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获利贡献, 实现创新、盈利、社会责任三者相互反馈的良性循环。其次, 理顺资源价格决定机制, 促进经济资源高效利用, 转换经营模式, 促使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在以片面追求经济数量扩张为主要目标的环境中, 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降低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管, 如减轻土地使用成本和降低自然资源开发使用成本, 放松企业经营对环境破坏的约束, 放宽企业在雇佣劳动力时不严格遵守法律等, 弱化了企业经营的社会责任, 这样导致各行业产品技术低端化, 产品结构单一化, 生产技术低层次化, 环境污染加重, 人力资源低效使用和劳动报酬过低, 不能实现人力资本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理顺各种资源价格, 让企业经营承担法律、合约规定的社会责任, 才能促进经济创新与社会进步。引导企业经营由追求价值的商业经营模式向重视文化、社会、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价值模式转变, 使企业不仅承担货币资本责任, 还要积极承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责任。其三, 完善市场竞争秩序, 合理规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济发展责任, 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企业, 以国家的资金为主要来源形成的, 肩负着国家安全、核心技术攻关和进步的责任, 在履行一般企业社会责任基础上、应承担超过民营企业的而成为国有企业的重要责任。通常状况下, 应制止国有企业降低责任要求, 忽视承担技术进步和国家安全的责任, 而以履行低层次的社会责任为借口, 利用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参与民营领域经营和竞争, 这样就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合理竞争, 对国家对企业发展都不利, 非常不利于全体企业创新风气的形成。国有企业必须摒弃以扩大经营规模为主要导向, 应以追求核心和尖端技术创新为责任, 在承担国家安全和核心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实现高效发展。在我国经济所有制多元状况下, 这是理顺市场竞争和促进企业创新的必须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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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家喜:《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的视角》, 《工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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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彼得·德鲁克:《下一个社会的管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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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chumpeter, J., 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Press, Cambridge, Mass., 1934.

道教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篇8

道教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坎坷却依然蓬勃，这就充分证明了它的历史存在是一种时代需求，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哲学、一种文化脉流对现代社会还有影响和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及社会意义何在？

每一种宗教从诞生伊始，都尝试着对宇宙观和人生意义构建一套学说，为人们创建一种认识世界并认识自己的理论解说体系和身体力行的人生行为规范。随着时代变迁，人类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不断发展，各大宗教都随之升华或衰灭。道教作为华夏大地上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自然也受到本土经济文化的影响，同时它又反哺本土文化。难怪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在道教。”

纵观道教发展历史，可以这样认为，它从两个层面对社会发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1.民俗、民生、文化方面。比如，我国几乎所有的民俗节日（传统节日）都与道教信仰的内容有关。甚至连“道德”这个辞汇也源于道家，类似的印迹俯拾皆是。

2.哲学层面。它独特的认识论（世界观）、自我体悟式（甚至超验式）的思维方式及其精妙绝伦的结论，都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无可比拟的作用。比如“无中生有”已为科学发现所验证，再如“无为而为”，这与古希腊“我要”或“我想要”的哲学截然相反，“我不想要”但“我真想要”，这种不同的智慧早在二千年前就初现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分野，为后来两种文明的巨大差异埋下了伏笔，也注定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弊病，略去政治经济等方面外，最让人忧虑的是信仰缺失、道德失落、功利思维与浮躁心态泛滥。社会的富足是空前的，同样道德失落也是空前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实出发（事实求是）用道教思想的精粹与现实结合，从新的历史角度对道教思想精粹加以阐发诠释，使它能赋予人们新的生命与人生意义。认真领会“德”的阐述，对于现在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对于不甘平淡的焦虑人心无疑是一剂清醒剂。认真体会道家思想从事物流变、从全局、辩证地认识世界与人生的哲学思维，这对于培养人们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都富有积极意义。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道理，真正具有“上德”的人完全是顺其自然的无为而为，从不刻意表现出“德”，也从不自认为是秉“德”而为，这种自然的作为才真正体现了“道”的特征。

在道教的思想内核中，还有不少类似的正向精神与观念值得弘扬。比如，道教虽然在理论上强调“仙道贵生，无量渡人”，在思想上却不信“命由天定”，而是相信“我命在我，不属天地”（《西升记》），人的生死存亡、寿命长短不是由上天来决定的，也不是仙鬼所决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自我的意识与修为。她鼓励人们不屈服天命，要循道修炼性命，争取长生——即便是坚信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也需要有这样不屈服的追求精神。又如：道教所主张和追求的理想境地是双重的，首先便是世俗的现实的世界上要按照教义建立一个和平、无争、平等、共有的太平社会。“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太上感应篇》），视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们为至亲，这种理想世界和境界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吗？

类似的教理还有许多，如养生、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道法自然、无为无不为、柔弱不争、虚怀若谷、至公无私、为而不有……

总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弘扬并践行之，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道教人士的历史责任。“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须应斩万杆”，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抑制人性中贪婪的一面，从教化信众的角度，将大大有益于辅助国家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达到净化、消除社会腐化产生的土壤，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是功在后代，利在千秋的“大德”！

道教思想本身正如它所提倡的“无为无不为”“无为不以为”一样，春雨润物细无声般浸润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暴烈行为，也没有开创生产方式的产业革命，却以自身独特的观念、独特的方法、独特的思维方式“自然”地影响着历史进程，影响着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影响着人心最深处的追求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