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英雄

末路英雄（精选8篇）

末路英雄 篇1

冲向峡谷的女权主义

--------电影《末路狂花》评析

《末路狂花》,对于这部电影,观者大概不能缄默不语,尤其是女性。很有趣的是该片的英文名是:Thelma & Luise，这是片中两个女主角的名字，电影以其独特的方式讲述两个女主角的不凡故事。正如片名一样，这是众多女性中的两个个体，我们都曾在生活中看到过她们的影子：她们勤恳工作、相夫教子，不再觊觎命运女神那令人惊喜的眷顾。因为这即是生活，平心静气就足以应付得了的生活。她们活在这生活里，只可惜，影片的中译名把这种生活打破了，“末路狂花”，故事在这里悲痛见底，浓重的悲剧情结取代了平实的叙事风格。这种隔岸观火式的悲天悯人引发了一系列不可遏止的关于女性题材或者女权主义的评论，在义愤填膺的阵阵聒噪背后才是电影原初的声音，我仿佛听见两个女主角操着走掉的汉语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句古语此时的意义更加值得玩味。

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将公路电影列入女性的视角之中。作为餐厅侍者的路易斯与家庭主妇塞尔玛，她们疲于生活与家庭的奔波，对独自驾车出游充满向往。“公路”在两个为生活所累的女人眼里神圣如同自由，只是她们并不知道在自由的反面，等待她们的将是幻灭。简单的打理行囊之后，两个女伴上路了，镜头给了塞尔玛的那支手枪一个特写，这是一支为防身之用的手枪。塞尔玛的丈夫，她那个整天恶言相向、丝毫不能给她幸福与安全感的丈夫曾买给她这支手枪，对塞尔玛而言，甚至对所有女性而言，这是男人给她们的一种心理安慰，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绝妙讽刺，女人从未使用过这支手枪，它只是作为一种存在物给女性带来心理上的被保护、被允许拥有自由的权利等等幻觉。这就像所谓的女性（女权）主义一样，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这把花哨的阳伞被允许使用，可是一旦女人要举起它遮蔽风雨时，却发

现在这把陋伞之下，她们只会淋到更多的雨水。女性一旦要打响这支男权社会赋予的手枪，所射杀的不是别人而只能是她们自己。影片中，女伴路易斯在酒吧男人哈伦企图强暴塞尔玛之时愤怒的将其射杀，这原本单纯的正当防卫行为却由于没有其他在场证人而变得令人惶恐，于是两个女人的自由之旅瞬时幻化成亡命征程。

西方女权主义的领军人物西蒙娜-德-波伏瓦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社会塑造而成的女人们被要求具备纯洁、善良、诚实等等驱于完美却不尽人情的所谓“美好品质”，一如由丹麦导演拉尔斯执导的影片《黑暗中的舞者》中的母亲塞尔玛这一人物形象，有着“冰岛女神”之誉的歌手比约克将这一人物角色演绎出女性坚忍、善良的极致光彩。片中的塞尔玛善良着、快乐着，因为她生活在自己的歌舞剧世界里，一切凡俗的不幸都不能泯灭爱的倔强，于是她在黑暗中隐忍，直到心中的乐曲在生命的门口猝然而止。她的善良几乎征服了每一个观影者，可惜在这纷杂的世界中，善良就如同那些观影者的同情，终究无用，能见容于人情的那份善良却不能见容于人类社会的残酷事理。相比之下，风格迥异的《末路狂花》试图展现的却是女性智慧、果敢的一面。在女性应以阴柔为美的社会既定思维模式下，这两个女主角抛弃了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那些毫无平等可言的道德枷锁，回归到人性原初对于自由与平等的追求，此举可谓开辟公路电影中对回归人性自由要求的先河。不难看出，影片中的塞尔玛与路易斯代表了女性的两种类型，与经历过生活历练、对人对事有本能性的警觉的餐厅侍者路易斯相比，家庭主妇塞尔玛对社会与人的认知显得太过幼稚，对乡村酒吧的男人哈伦与半路结识的牛仔JD的毫无戒备，让这个被丈夫压迫太久，寻求心灵与肉体释放的妇女形象显得可气又可笑，她在哈伦面前的卖弄风情，在牛仔JD健硕外表与虚情假意面前表现出的贪慕，都毫不掩饰的表现出被压抑太久的女人所具有的劣根性。为了道貌岸然的绅士风度，为了毫无意义的甜言蜜语，为了自我放纵，她一次次的置自身于困境。

幸好，这个缺乏起码安全与自我保护意识的女人在被牛仔骗走全部钱财的时候，从自我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反抗。她那懦弱、屈从的性格底色上终于泛起女性应有的智慧、勇敢的光彩，当然这种光彩来的太迟，在道德的边界上最终演变为以暴制暴。她以从牛仔JD那里听到的方式抢劫了一家超市，此时毫不知情的女伴路易斯落寞的坐在车里，夕阳的余晖洒在它疲惫的脸上，她似乎在回忆，回忆曾经被欺辱的往事，又像是在畅想，畅想真正自由的生活。看着后视镜中自己憔悴的脸，路易斯下意识的拿出口红在唇上涂抹柔媚的一笔，这一抹红似乎点染了整个昏黄的傍晚，让人猛然意识到这个如此镇静、果敢的人其实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她有作为女人最基本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有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她希望得到的仅仅是男权社会的理解与尊重。而为什么尊崇自由、平等的美国社会竟不能容纳一个普通人最简单的生活追求？不仅如此，法律与公众道德不断将这种人性中的合理诉求推向危险的边缘，推向峡谷。此时路边小屋里有几个老妇在看着她，以一种无关痛痒的观望姿态，这些被生活的琐碎磨去棱角的老妇代表着一群观望者，在路易斯绝望的时候她们在隔窗观望，带着惯有的不解与不屑。影片中，随着塞尔玛的一声叫喊，她们驾车逃离了被劫的超市，也与从前那些美好的信仰渐行渐远。随后，塞尔玛与路易斯一起，抢夺了试图阻拦她们前行的公路警察的配枪，并且把对她们进行性骚扰的油罐车司机教训了一番，将他的油罐车付之一炬。在观影者的快慰与叫好声中，两个女主角的悲剧命运已成定局，这把怒火烧毁了一个男权社会的象征，也注定了她们要为此殉葬。

警方的直升机终于从峡谷中升起，强权对个体的压制无法逃避。塞尔玛与路易斯在“生命”与“自由”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生命与自由，这对原本不能成为矛盾体的概念在人类社会中可笑的存在着。她们驾车冲向了峡谷，在自由与主义的飞升中生命之星陨落，她们在捍卫的所谓女权其实不过是穿上女性外衣的人权。

她们成功了，但是却以生命为代价。尽管在她们整个的“自由”之旅中，调查员哈尔和路易斯的男友都曾在危难之时伸出过援手，但是个体的声音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显得如此微弱，最终淹没在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中。

不能否认，此部电影中调查员哈尔和路易斯男友形象的出现，已经表现出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某种理解与尊重。然而，在女性（女权）主义面前的终究是深不可测的峡谷。也曾有人向这峡谷勇敢的迈出了一步，于是成就了一部电影，也留下她们的芳名：Thelma & Luise。

末路英雄 篇2

一步错, 步步错。失去凤凰涅槃的最佳时机, 黄色巨人柯达终究难逃衰败厄运。

2012年1月10日, 柯达公司的股价为58美分, 此时已是连续30多个交易日低于1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 1999年1月, 处于巅峰时代的柯达, 其股价曾达78美元。

新年伊始, 柯达便接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退市警告。此时的柯达, 其账上有58亿美元资产, 而负债却达68亿美元。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表声明称, 该公司“不再适宜上市交易”, 柯达股票将被停止交易。1月19日, 柯达及其美国子公司向美国破产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和业务重组申请。

这个有着130多年历史的胶片巨头, 尽管历经挣扎, 还是走到了穷途末路, 接下来的日子甚至要靠卖专利“养家糊口”。从传统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 迟钝的反应速度、犹豫不决的战略转型, 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 最终导致百年柯达与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远。

错失良机

1880年, 乔治·伊士曼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成立了伊士曼干板制造公司, 利用自己研制的剂配方制作胶片。8年后正式推出柯达盒式相机, 和那句著名的口号:“你只要按下快门, 其他的交给我们”——从此以后, 柯达上演了百余年基业长青的神话。

胶卷时代, 柯达曾占据全球2/3的市场份额。最鼎盛时期的柯达, 拥有全球超过14.5万名员工, 俨然今天的苹果或谷歌。

接下来, 发现X射线、记录二战风云、随阿波罗号登上月球、第一时间拍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事件……柯达提供的光影与人们的记忆瞬间紧密相连, 一直扮演着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哈佛商学院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截止1975年, 柯达垄断了美国90%的胶卷市场以及85%的相机市场份额。直到今天, 柯达依然是胶片的代名词。

20世纪末, 民用胶片市场发展达到了顶峰。1996年, 柯达全年的营业额达到了160亿美元, 纯利润超过了25亿美元。1999年, 柯达民用胶片营业额为74.11亿美元。2000年, 这一数字是74.06亿美元, 实际上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在这一年, 数码相机在主流市场开始迅速普及。彼时, 自豪而霸气的柯达, 仍然对利润丰厚的胶片业务一往情深, 未曾预料到未来数码时代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力”。

事实上, 柯达并非没有意识到数码技术的潮流。早在1975年, 柯达工程师史蒂芬森·萨松就研制出了全球第一部数码相机。这部相机体重约3.6千克, 曝光时间为23秒。当时的柯达管理层看到这个产品之后说:“很漂亮, 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萨松事后回忆称, 作为一家靠着胶卷发家、兴盛的企业, 柯达高层看到数码相机时的心情是茫然、兴奋又担忧的。

柯达曾参与了数码相机崛起的每一个细节, 在其拥有的超过10000项专利中, 有1100项的数字图像专利组合, 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同行。

1991年推出专业升级数码相机, 像素数达到130万;1995年发布首款傻瓜型相机供非专业摄影者使用;1998年开始生产民用数码相机, 却只是把它作为热身运动, 缺乏长远而明晰的战略。

据了解, 1979年, 为柯达工作了20年的老雇员、罗彻斯特大学商学院教授拉里·马特森曾提醒老东家, 胶片市场将逐渐被数码产品取代。从政府勘测开始, 然后是专业摄影, 最后是主流市场。

然而, 柯达管理层依旧在胶片时代的成功之中无法自拔。然而, 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2000年底, 胶卷需求开始停滞。此后, 彩色胶片业务以每年25%的速度迅速下滑。但柯达仍然固执地认为数码产品成不了气候。

从2000年到2003年, 柯达传统胶片业务的销售利润从14.3亿美元锐减至4.18亿美元, 跌幅高达71%。柯达高层终于意识到, 数码影像的时代早已开启, 传统胶卷时代已经翻篇了。以每年10%的速度迅速萎缩的胶卷市场, 从柯达的财务数据上得到最为直观的体现:自1997年后除2007年外, 再无盈利记录。

时至今日, 柯达已成负债高达68亿美元的末路老人, 其市值已从历史峰值310亿美元, 降至今年年初的1.75亿美元。十余年间, 市值蒸发超过99%。

在柯达申请破产保护之前的1月5日, 国际三大权威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 给柯达打出了Caa3的级别。

转型失败

“有了数码相机, 消费者还愿意花钱买胶卷吗?”其实, 早在1993年到1999年间, 时任柯达CEO的费舍尔曾公开承认数码时代已经来临, 他的计划是出售廉价相机业务, 并希望消费者继续为昂贵的胶卷埋单。这也是柯达迟迟未能坚定地向数码业务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 数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没有像柯达所希望的那样停滞不前。尽管拥有不少技术专利, 柯达却没有推出强有力的产品, 依然躺在传统胶片上做着白日梦。上世纪末, 数码潮水汹涌而至, 佳能、尼康、三星等企业在数码影像的狂潮中筑坝扎营, 争相分食数码市场的一杯羹。

直到2003年, 在被迫关闭了12家工厂, 并将业务由相机制造转为打印机制造后, 柯达管理层犹豫许久, 终于被动决定实施转型计划。

这一年的9月25日, 柯达集团宣布, 公司的业务重点将从传统胶片业务向数码领域转移, 并且今后将不再向传统胶片业务进行任何重大的长期投资。柯达希望其数码业务到2006年能够占到总销售额的60%, 而传统胶片业务将下降低到40%。但是, 当时在传统胶片市场的巨额投资成了柯达转向数码市场的大包袱。

不得不提的是, 当时任柯达CEO邓凯达宣布柯达要削减72%的红利派发额度并向新兴的数码技术投资30亿美元时, 该意见遭到部分股东的强烈抵抗。

这个时候, 数码行业第一波分割市场的浪潮已经结束, 几大数码巨头都已经有了自己稳定的市场和相当牢固的品牌认知度。

2004年, 柯达推出6款姗姗来迟的数码相机, 但其数码相机业务利润率仅1%, 其82亿美元的传统业务收入萎缩了17%。此时, 柯达的股价暴跌, 并被驱逐出了道琼斯70指数行列, 品牌价值也从2003年的78亿美元暴跌至58亿美元。

在更换了4位CEO后, 彭安东进入柯达, 并在2005年成为公司的CEO。柯达之前, 其曾为惠普效力25年, 其率领的惠普打印机部门每年的盈利高达100亿美元。

对于这位前惠普高管挽救柯达的能力, 人们充满了期待。随后, 他不仅明确提出公司的未来业务重点必须转到数码业务, 还规划出柯达转型的路线。

紧接着, 柯达关闭了全球超过40个大规模的照片洗印厂, 大规模裁员, 并将股息大幅降低, 以筹集数码化所需的资金。

2005年, 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柯达的数码相机业务曾一度攻克强敌成为美国本土销售量冠军。但是快乐犹如昙花一现, 接下来的年份, 美国数码相机市场老大位置持续为日本企业所占据。而且, 在东亚、欧洲为首的海外市场, 柯达几乎一败涂地。

2006年, 柯达依然更换公司标识, 去掉了自1971年开始就使用的“黄盒子”和“K”图形。这个具有革命性的举措表达了彭安东要带领柯达进行彻底变革的决心。

为了实现从传统影像向数码影像进行战略转型的目标, 柯达展开了大规模的收购, 在2007年前就已经花掉约25亿美元巨资, 并购了6家数码印刷巨头, 还于2006年末将旗下的医疗影像部门以23.5亿美元出售给了加拿大的投资公司。

但是, 这次转型并没有为柯达挽回颓势, 柯达管理层开始反思企业结构。

2007年12月, 柯达在彭安东的带领下实施第二次战略重组, 这是一个时间长达4年、耗资34亿美元的庞大计划。这次重组过程中, 柯达裁员2.8万人, 裁员幅度高达50%。重组的目标很明确, 把公司的业务重点从传统的胶片业务转向数码产品。为此, 柯达甚至炸掉了自己的胶片大楼。

不过, 危机不合时宜到来的到来, 终结了柯达短暂的复苏势头。

2008年金融危机, 导致了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 柯达母公司在美国本土受到极大影响。由于上述原因, 柯达公司在2009年的财报中表示, 该公司数码和传统胶片产品销售双双下滑, 2008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 该公司营收分别下降了24%和29%。

2010年, 全球数码成像市场翻了差不多两倍, 但柯达的数码业务收入却基本与1999年度持平, 只占营业额的21%。

从2003年开始至今, 柯达战略转型之路, 目标一直就是从传统胶片业务向数码产品的转型。不过, 公司执行层面业务体系上的迟缓和犹豫, 再加上一点坏运气, 长达7年多的转型最终还是将企业拖向了“破产重组”的深渊之中。

断臂求生

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 当一个公司临近山穷水尽之境地时可以通过“重组”业务争取再度赢利, 破产公司仍可照常运营, 公司管理层继续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 其股票和债券也在市场继续交易。

彭安东说, “考虑到此次破产保护法第11章的益处, 柯达董事会和整个高级管理层团队一致相信, 申请破产保护是非常必要的一步, 是为柯达未来做出的合适决定”。

随后, 柯达又选择了“断臂疗伤”。近日柯达宣布, 2012年上半年将逐步退出包括数码相机、便携式摄像机和数字相框在内的影像采集设备业务, 以消减成本。

为何斩断数码相机业务?柯达方面的解释是, 退出上述业务市场将产生约3000万美元费用, 但每年可节省超过1亿美元的运营开支。

一位数码相机领域的业内人士表示, 柯达数码相机业务发展至今的市场占有率并不出色, 在细分市场的中高端市场, 佳能、尼康把持牢固地位, 而卡片机和入门级单反相机逐渐势弱, 因此柯达叫停数码相机业务其实不失为理智之举。

同时, “柯达剧院”也正式寿终正寝。因柯达已无力承担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冠名费用, 当地一家法庭作出裁定, 柯达公司与好莱坞柯达剧院所有方CIM Group之间于1999年签订的20年冠名权合同正式终结, 柯达因此每年节省了360万美元的冠名费。

申请破产保护后, 柯达公布了重组的时间表。据悉, 目前柯达已经获得花旗银行9.5亿美元的贷款额度, 以保持公司的正常经营, 期限为18个月, 用于改善流动性以及运营资本;并预计在2013年完成其美国业务重组。

柯达方面除了计划将前述的业务重心转向授权以拓展品牌授权外, 公司将继续提供在线及零售图片打印业务, 以及桌面打印机。不仅如此, 公司还将在消费者业务部门外, 力推负责企业服务、绘图、娱乐和商业胶卷的新商业部门。至于其剩下的消费者服务 (涉及全球10万多个照片打印亭和烘干实验室系统) 则将保留。

1月23日, 柯达已经任命詹姆斯·米斯特哈姆为新任首席重组管, 他带领的业务部门规划将获得柯达管理层的授权和帮助, 其工作进展将直接向柯达董事会汇报。

此后的业务旨在增强公司的流动性, 着重经营最有价值的业务。彭安东说, “柯达将变为一家依赖于单一盈利业务模式的‘小’公司, 专注于消费数码影像和商业图文影像两个领域。”前柯达公关人士、捷信顾问执行董事李意欣认为, “破产是可以避免的, 这家公司会越来越小, 在很专业的市场领域, 成为摄影发烧友们喜爱的小众公司。”

不过, 花期银行给出的融资期限是18个月。届时, 如果柯达业务仍未能走入“上升通道”, 将很有可能依据美国《破产法》第七章申请破产, 即公司全部业务完全停止, 进入彻底清盘程序。

未来18个月, 对柯达而言, 生死攸关。

柯达警示

此前, 北电消失了, 摩托罗拉移动卖了。尽管破产保护并不意味着柯达从此完全丧失重生的希望, 但公司的黯然离场却值得引起思考:下一个倒下的品牌会是谁?

与柯达一样, 诺基亚在2007年前的“黄金十年”里, 也察觉到了当时的转型信号, 但是, 却雪藏了智能手机、触屏技术和应用程序的在线商店。

在诺基亚将资本用于市场吞并时, 苹果、三星、HTC已将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制造智能手机。随后, 苹果正式推出了第一款i Phone手机, 成为诺基亚的终结者。

一位科技行业的观察人士称, 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一家企业所处的行业日新月异, 那么它一旦陷入困境, 就需要足够的运气和非常雄厚的财力才能恢复生机。如果理性的解法之道是重组或出售, 那么管理者们就不应耻于为之。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IBM演绎的“大象能跳舞”。长期以来, IBM一直以“硬件制造商”的形象来给自己定位。这家有80年历史的IT巨头, 曾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甚至被盖茨预言“必将破产”。但是, IBM以超强的决心启动全面转型, 最终完成了从制造商到服务商的完美转型。

《英雄》穷途末路 篇3

作为当年代表内地和台湾地区电影界的顶尖人物，张艺谋和李安大约在1996年以前基本上旗鼓相当，两人荣膺的国际认可基本相当。从内地来看，能与张艺谋比肩的非陈凯歌莫属，但整体上张艺谋稍胜于陈凯歌。

然而今非昔比，李安凭《理智与情感》、《与魔鬼同骑》讨得了好莱坞的入场券，继而《卧虎藏龙》又在西方大放异彩，以至于奥斯卡舅舅都谋划着用中文颁奖，又特批了一段中国杂技和武术临场凑兴。陈凯歌则以《刺秦》让西方尤其是好莱坞看中，排出几沓美金让他玩一把好莱坞巨制《温柔地杀我》。昔日的三人两个已打入好莱坞，只有今日的老张仍在电影世界的此岸作痛苦地徘徊状。

《幸福时光》在上海不幸成为今年以来当地票房最差的影片之一。甚至有观众说，该片本身就是不伦不类的电影，充其量是编糟了的都市童话，很多人为此不解，张导演莫不是江朗才尽？虽然目前尚不能表明张艺谋在电影方面已江朗才尽，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张氏电影，自《活着》以后基本上已停滞不前。因此正如上海电影界人士所言，《幸》片败走很正常。《活着》稍后面世的《一个都不能少》，在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市场就和票房不利挂钩；《一》片当时票房近200万元，一脸纯朴的魏敏芝没能回报中影以千万元天价购买版权的热度，这部片子拿着效仿当原创，应制大于思考之作；《有话好好说》则是张艺谋向城市文明投降的仓皇应付；而《我的父亲母亲》收入仅50多万元，章子怡看似煸情其实矫情的狂奔令上海人倒了胃口；此次的《幸》片更是跌到谷底，赵本山的小品化表演被批评为编糟了的都市童话，该片成为张氏艺术生涯中的滑铁卢。

自打《大红灯笼高高挂》冲击提名以来，张氏电影已赢取了大大小小影坛奖项一河滩。但他却乐不起来。老谋子可以不在乎金熊，无所谓戛纳，但好莱坞和奥斯卡之于他，不仅难以抗拒，更是个郁结于心，挥之不去的结蒂。

令老谋子不得不在乎的是，原本和他一个重量级的李安已进了好莱坞，又在奥斯卡获10项提名，陈凯歌也在好莱坞长了脸，他俩都是凭武侠片获殊荣的。张艺谋怎能甘心平庸，他不想让人说他江郎才尽，也不认为李安和陈凯歌高明得让他茫然，他知道武侠也许是除了三寸金莲、压抑情欲之外最好的晋身好莱坞，迎合西方口味的捷径或者载体。

《末路狂花》观后感 篇4

末路狂花让我看到了两位不羁的女性。

一位是备受丈夫欺压单纯善良的家庭主妇塞尔玛，另一位是烟不离手的小混混似的单身女服务员露易丝。两人都无法忍受现实带来的无奈和压抑，制定了一个周末出游计划，塞尔玛瞒着自己一直低声下气的丈夫同露易丝一起踏上了旅途。整部作品围绕着强奸这条线索展开，先是路上塞尔玛问露易丝关于之前在德州她受侮辱的事，露易丝对此事极为反感，不愿提起。接着，在酒吧里，一直被关在家庭围栏中单纯的塞尔玛受到图谋不轨的卡伦的欺骗，企图将她强奸，幸好露易丝及时赶到，制止了卡伦拙劣的行为。露易丝对卡伦的言语是对卡伦的警告，警告他别再做这等侮辱女性的事，没有想到卡伦仍然死性不改，面对着漆黑的枪口说出“给我口交”。这彻底的激怒了露易丝，多年前她受到的侮辱和痛苦在此刻终于爆发了，为了维护好友和自己，她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从此，她们两人的愉快假期成为了逃亡之旅。露易丝和塞尔玛对男性对女性尊严漠视的仇恨更加深入。接下来，在两人的逃亡过程中，影片不断的探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问题，塞尔玛的丈夫对塞尔玛的态度，塞尔玛再次被一位长得英俊帅气的男人欺骗，骗走了她们所有的路费，露易丝砸在考虑到男友不能被牵扯进来的情况下，忍痛拒绝了男友的求婚，而当她得知一生所有的继续都消失了以后，她彻底无路可走，她崩溃了。恰好在此时，单纯柔弱的塞尔玛觉醒，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刚毅坚定，忍耐已久的野兽终于爆发，这种爆发是最为惊人的，她抱着报复天下所有男人的决心，拉着露易丝继续她们接近穷途末路的旅途。如今的塞尔玛已经今非昔比，从对丈夫的低声下气到面不改色的抢劫银行，她的个性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这股改变的力量源自于她对自由生活、对自己尊严能够受尊重的时代的向往。在此，我深深佩服这样一位敢于向整个社会体制和风气挑战的女性。塞尔玛的觉悟感染了露易丝，虽然她们的罪行不断增加，但是她们的路却越走越宽，不再受到男性社会的压制，不再受到社会传统的束缚，她们像孤独的革命者一般，向不公的男女关系发起挑战，向自由生活发起追求，伸张自己的正义，企图拷问天下所有的男性。就像他们拷问那位卡车司机一般，“若有人对你母亲或者姐妹这样做，你会感到怎样，或者是对你太太？”，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这是什么？这是公平。她们追求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平等，仅此而已。

另外，在逃亡的途中，她们俩遇到了将要惩罚她们超速驾驶的男性警官，当警官面对她们的枪口也就是死亡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懦弱和向她们求饶，这是有意安排，导演故意突出该男性角色在面对死亡时候的退缩，于最后两位女性驾车逃离的英勇举动产生明显的对比，男性的人格也有比不上女性的部分。

最后分析一下影片的结尾两位主角驾车飞下悬崖的时刻，当时她们的脸上是挂着笑容的。在经历了许久的逃亡生涯之后，被警方军队包围穷途末路的两位女性终于找到了最后的道路，通向天堂的道路。这个结局虽然像大部分的犯罪类型电影一样以主角的死亡来作为故事的结束，并不出人意料，但两位女性最后时刻做出这个走向死亡的决定的方式让我相当震撼。没有路可以走了，那就抬起头往前走吧，就算前方有千辛万苦刀山火海，也不会回头，也不会向违背自己心中平等杠杆的世界低头。这一举动着实让我感动。仿佛革命烈士一般的执着和坚定，视死如归，可谓维护女性尊严和权力的先驱。

她们最后的这个飞跃，越过了男女不平等的现在，抵达公平的未来；越过了

无法回头的教育末路[小编推荐] 篇5

…“剧场效应”下的教育没有未来

中国经济学人

作者：周老师

来源：魔都语文课代表

疯狂的作业、如潮的补课、尴尬的教师、霸道的名校……“剧场效应”正在中国教育泛滥成灾。中国教育被恶性失序绑架，在每况愈下中加速坠落！

什么是“剧场效应”？

百度关于“剧场效应”的解释有两条。

第一条是大学者卢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当时的巴黎成了一个大剧场，每个巴黎人在巴黎这个剧场中观剧，同时又主动被动的参与演出。所有人既是观众，又是参与演出的演员。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人们完成了自我的异化。

第二条是个经济学概念。大意是说，如果剧院突然着火了，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每个人都选择快速奔跑出去。导致的结果是大家拥堵在大门口，形成了集体的悲剧。寓意是指：个人最求利益最大化会导致集体秩序失衡，最后形成整体悲剧。

在这两个概念中，共同点是个人角色和社会环境的失衡。

当每个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会破坏其他人的利益。大家都这么做，最终结果是谁的利益都不能最大化，甚至可能出现整体利益的最小化。

这就是“无序”局面。

“无序”的结局通常是“双输”“多输”甚至“全输”。到最后，往往没有一个赢家。“恶序”的结局通常是“单赢”，一般至少有一个赢家。“无序”导致的结果比“恶序”还要坏。

这就是，为什么“坏秩序”比“无秩序”要好一些的解释。所以，秩序就显得重要了，法律就显得重要了。“良序”的出发点不是维护局部利益（不管是弱者，还是强者）的最大化，而是维护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糟糕的是，当下教育从未建立过“良序”，一直在各种“坏序”中沦陷，然后终于无可挽回

/ 12

的坠入了“无序”的深渊。

另一种“剧场效应”

来说一种又相似，又略有不同的“剧场效应”。

一个剧场，大家都在看戏。每个人都有座位，大家都能看到演员的演出。忽然，有一个观众站起来看戏（可能是为了看的更清楚，也可能因为身高较矮），周围的人劝他坐下，他置若罔闻，求助剧场管理员，管理员却不在岗位。于是，周围的人为了看到演出，也被迫站起来看戏。最后全场的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

有什么区别吗？

先站起来看戏的人在短时间内看的更清楚了，等到大家都站起来了，所有人看的效果和原来几乎相同。

只是，所有人都成了站着看戏，所有人都更累了。

所有人，比原来付出了更多的体力成本，得到了和原来一样的（甚至更差）观剧效果。

更悲剧的是，虽然大家都更累了，但不会有任何人选择坐下来看戏。

因为，谁选择坐下来，谁就啥也看不到。

相反，还会有人开始站在椅子上看戏，引发更多的人也站在椅子上看戏。

于是，一种空前的奇观出现了，某处的椅子不是用来坐的，而是用来站的。

结果，破坏秩序的人没有得到持久的收益，而遵守秩序的人则是受害者。

表面上，要怪那个破坏秩序，先站起来的观众，是他，首先破坏了秩序。

实际上，真正的责任人，应该是剧场的管理员，毕竟，他是秩序维护者。

/ 12

“剧场效应”绑架教育举例

“剧场效应”正在中国教育泛滥成灾。中国教育被恶性失序绑架，在每况愈下中加速坠落。

举例一：不断延长的上课时间。

学生应该每天有多长时间的学习时间？国家有规定，生理也有规律。然而，“剧场效应”却一再突破国家规定和学生健康的底线。

以普通人口大省的高中阶段为例，其逻辑演变如下：

第一阶段（坐着看戏）：所有学校都按国家规定执行，比如一周上五天课，每天上8节课，没有早晚自习，挺和谐的。

第二阶段（个别人站起来看戏）：突然，有个学校改成一周上六天课，每天上10节课，结果取得了较好的办学成绩。赢得了家长的好评和追捧。

第三阶段（所有人站起来看戏）：于是，其他学校迫于业绩考评和家长的压力，也被迫跟进。一段时间后，学校都成了六天上课制。一个学校不守规矩必然演变成所有学校都不守规矩（除了那些自己放弃竞争的所谓“烂校”）。于是大家的办学时间达成了新的平衡。

第四阶段（站在椅子上看戏）：某些学校索性失去下限，改成两周休息一次，加上早晚自习。更有甚至发展到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才休息。于是，其他学校也被迫跟进。

如此愈演愈烈，甚至有的学校一个月才休息半天，尽管骇人听闻，但比比皆是。

尽管有部分学校迫于压力，没有完全跟进，但再也没有任何学校（尤其是重点学校）胆敢回到五天上课制、不上早晚自习的起始状态了。所有学校都退不回去了。

当大家都变本加厉的延长了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后，所有学校在这个恐怖的节奏下达成了新的平衡：先延长时间的学校在一小段时间内取得一定优势（如某些县中），但随着其他学校的迅速跟进（市中、省中也在上课时间上“县中化”），这些先发学校的优势也逐渐丧失。各个学校与原来五天工作制的情况下比较，办学成绩和排序没有本质变化。不同点是：所有学校、学生、教师都更累了，但得到的仍是原来那个排名而已。只是，谁也不敢再回到五天工作制，3 / 12

谁也不敢退回去了。

举例二：愈演愈烈的补课。

上述举例说的一般是高中。高中，似乎是政策监管的特区。初中和小学，国家政策还是卡的比较严的，毕竟，对这么小的孩子们下手，大多公办学校还是略感不好意思的。于是，另一个替代品上场了：补习班。

第一阶段（没有人上补习班）：班里同学们学习成绩有好有差，好在老师和家长们并未特别在意孩子们成绩好坏，几乎没有人会为了提高分数上补习班。这是起始状态。回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校，那时社会上几乎没有补习班这种鬼东西存在。

第二阶段（个别人上补习班）：突然，有同学利用周末时间补课，或者是上的补习班，或者是找的一对一的家教，短时间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排名，引发了其他家长的效仿。

第三阶段（大部分人上补习班）：于是，竞争愈演愈烈，别人上补习班成绩提升了，你不上补习班就相对落后。班级里几乎所有同学都上了补习班。结果大家的成绩排序又回到了起始状态。

第四阶段（追求名牌补习班和名校老师）：上补习班已经不够给力了，需要上名牌补习班，找名校老师补习。“你家孩子报的哪个补习班？”，已经成了很多家长聊天的中心话题。某些“名牌补习班”一位难求，招生甚至比公办名校还牛气，放学时常常造成交通拥堵。一些“名校老师”更是炙手可热，大赚钞票。更有补习班或老师违规宣传，拉大旗扯虎皮者有之，李鬼冒充李逵有之，坑蒙拐骗者也不乏其人。

过去是学习差的上补习班，现在是学习好的上补习班。为什么好学生也上补习班？因为别的好学生也正在补习，正在变得更好，你不努力就会落后！至于学习差的，甚至连补习班也不收。好多补习班，要报名需要先考试，掏钱还不一定让你来上。

如此愈演愈烈，可苦了家长和孩子们了。

吊诡的是，如此恶性竞相上补习班的结果，得到的是和原来一样的排序和升学结果。不同点在于：家长们的经济负担更沉重了，孩子们的童年更加悲催了。而补习班和补习老师则大肆敛财，喜笑颜开。道理都明白：如果大家都想通了，都不上补习班，给孩子们减负，给家长们松绑，不好吗？但，谁也回不去了！因为谁也不敢也不愿先停下来！谁先停下来谁吃亏啊。

/ 12

举例三：疯狂的作业。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作业落九天。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班作业到客船。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

衣带渐宽终不悔，作业消得人憔悴。

……

关于作业的吐槽已经太多太多。

前一段微信朋友圈一篇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推文一度刷屏。文中提到：陪孩子写作业成了危险工种，陪写作业导致家长心肌梗塞。还开出了陪孩子写作业的必读书目：第一阶段《亲密育儿百科》、《孩子你慢慢来》、《让孩子做主》，第二阶段《莫生气》、《佛经》、《老子》、《论持久战》，第三阶段《心脏病的预防与防治》、《高血压降压宝典》、《强迫症的自我恢复》，第四阶段《活着》……

作业，又是如何理直气壮的在蹂躏学生的同时又折磨着家长呢？

同样，可以在“剧场效应”中找到答案。

第一阶段（作业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作业的童年时期，那时科目少，作业也少且简单，放学也早。完成作业都不是问题，写完作业还能愉快的玩耍。课余男生上树掏鸟窝，下河捉鱼鳖，女生跳皮筋，做手工，都是学生时代的常态。

第二阶段（作业变多）：某些科目或老师增加了作业，这门科目成绩立竿见影的提升，迫于考评的压力，其他各科纷纷跟进。

/ 12

第三阶段（作业变态）：只增加作业数量已经过时了，作业的种类和形态也与时俱进。除了老师改的作业，还有家长改的作业，除了课内作业，还有课外作业、展示作业、探究作业、网络教育作业、全程签字改错、微信打卡、拍照上传……。作业已经成了家庭和谐的头等大事。

第四阶段（作业发疯）：作业，重在落实，落实，关键在家长。写作业成了衡量学生学习态度和家长对学校支持力度的最重要维度。不写作业要罚站，甚至停课，在许多学校已成为常态；监督作业不力的家长被请到学校面谈也屡见不鲜。

同样悲剧的是，当每个学生和每个学校都多写了这么多作业后，他们成绩排序与作业少时并不会有显著变化。只是，所有的老师、学生、家长都更加疲惫不堪，日益心力交瘁。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多写了这么多作业后，学生们对学习这件事充满了厌恶，对学校这个东西充满了憎恨。学校？不存在的，只是一个集中起来被惩罚写作业抄作业罚作业的地方而已。尤为要命的是：谁也停不下来了，谁也不敢少布置作业，谁也不敢不布置作业。

君不见，高堂明镜写作业，朝如青丝暮成雪。

君不见，车辚辚，马萧萧，行人作业各在腰。

君不见，望长城内外，唯余作业；大河上下，作业滔滔。

君不见，作业正在侵蚀休息，驱赶娱乐，摧毁健康，破坏亲情，奴役未来。

孩子们未必能赢在起跑线，可能要先累死在作业本中。

举例四：尴尬的优秀教师。

疯狂的恶性竞争不但鲸吞着学生和家长，也蹂躏着教师，甚至使课堂生态发生逆向淘汰。

前几天和一个初中学校的老师聊天。她是一位有近二十年教龄的优秀政治教师，教学成绩一贯优秀，课堂有趣有料，深受学生欢迎，也在各类公开课竞赛中名列前茅。然而，这位公认的爱岗敬业的资深优秀教师却尴尬又无奈地成为了学校考评体系中的“后进教师”。

/ 12

究竟是发生了些什么呢？

事情是这样的，这所中学师资不够，学校让一个职员（完全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学的是体育专业，不是政治专业。）代理几个班的政治课。这位代理老师缺乏政治课的理论和专业素养，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课堂技巧，更没有什么情景化，探究化教学。上课先用十分钟时间让学生划一下重点，剩余三十分钟采取各种手段让学生背，人人过关的背诵。背不熟的同学下课后就到办公室接着背诵，完不成背诵任务的约谈家长。

一学期后，这个老师带的成绩遥遥领先。学校领导对代课的“外行教师”刮目相看，赞誉有加。批评政治学科其他老师是“假内行”，要向这位代课老师学习提高成绩的“先进经验”。

于是，这个学校的课堂也呈现出类似的“剧场效应”，老师们放下了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课堂不再采取信息技术，不再拓展课外资源，不再讨论展示，不再钻研教材教法，也无心学习什么课改经验，全部变成了背书+默写的教学方式。

课堂生态彻底沦陷。

当所有课堂都沦为了背背背，练练练后，学生的成绩又回到了原来的排序，所有的老师业绩也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只是，学生们更累了，更厌学了，因为课堂变得“没意思”了。

只是，老师们更傻了，更倦怠了，因为教学变成了体力劳动。

你看，本应该读书、思考、讨论、滋养灵魂，激发思想，孕育智慧的学校正沦为制造背书机器，批量生产文盲，摧毁文化血脉，扼杀创造力的集中营。

这就是“剧场效应”泛滥的恶果。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

举例五：肆无忌惮的超级中学。

当“剧场效应”相互叠加，把封闭管理+集中补课+集中训练+违规招生等几种剧场效应形成组合拳时，一种人类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怪胎横空出世了，这就是：超级中学。

/ 12

其他国家皆无，唯我华夏独有。

历史从未出现，当下愈演愈烈。

第一阶段（没有超级中学）：各个学校按国家政策有序招生，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第二阶段（超级中学崛起）：某个中学采取超常手段，延长在校时间，周末补课，尤其是采取重金吸引外地尖子生源和外地优秀教师，升学率突飞猛进。并迅速扩大招生规模。

第三阶段（超级中学膨胀）：随着升学率上涨和招生规模扩大，超级中学对周边的优质生源和优秀师资形成虹吸效应，并通过“借读生”“分校生”“补习生”的高昂学费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然后再用雄厚的资金继续吸引外围甚至全省的优质生源和全国的优秀师资，形成办学规模扩大+垄断尖子生+资金链回报+声誉提升的滚雪球效应。

第四阶段（超级中学模式推广）：随着一两所超级中学的崛起，其他有实力的中学也步超级中学后尘；无实力的周边县区中学招生和办学水平快速下滑，甚至全省范围内的普通中学陷入大面积的崩塌。

结局：只要是有超级中学存在的地区或省份，所有学生的求学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其一、进入超级中学的尖子生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才能比拼过越来越高的分数线；

其二、单靠分数无缘进入超级中学的中等生，他们必须花费大把的高昂学费（高达几万甚至几十万）才能获得超级中学的学位，升学的经济成本剧增，事实上是扼杀了中下阶层子弟的上升通道；

其三、具备学习潜力，但经济条件较差的普通学生，只能在日益塌陷的普通中学读书，求学之路更加艰难，上升通道更加狭窄；

其四、至于原本学习成绩较差的一般学生，只能早早辍学打工。

/ 12

超级中学的存在并未真正提升所在省份的教育质量，也不会增加名牌大学在该省的招生量。只是让该省的学生更累，老师更累，普通中学沦陷，家长经济负担剧增。

而超级中学，实际上是超级中学的管理层，才是这种变态“剧场效应”的唯一获利者。

可是，你以为超级中学的滋味好受吗？

未必。

超级中学如同在刀尖上跳舞的获利者，风口浪尖，高处不胜寒，它时刻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它不敢有丝毫放松，它根本停不下来。只要它稍一闪失，略一失误，其他超级中学就会迅速取而代之。

谁也停不下来。

变态的陀螺要想稳定，只能加速旋转。

只要放慢了旋转步伐，就意味着崩溃。

谁是“剧场效应”的受害者？

“剧场效应”覆盖之下，人人皆是受害者。.孩子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本来他们不必写这么多作业，上这么多补习班，熬这么多夜。他们本来可以有充足的睡眠，有愉快的游戏，有郊游，有闲暇，可以发呆，可以跑步，可以读书，可以写诗，可以交友……。可是现在的孩子们真是太苦太累了。熬夜到十一点十二点的小学生并不罕见，通宵写作业的中学生也不乏其人。至于传说中的双休，不是在作业中度过，就是在补习班之间穿梭。可他们如此辛苦，得到的不过是和原来几乎一样的结果。在被如此单调机械枯燥的约束十几年后，他们离开学校时，往往对读书这件事充满了厌倦。你还能指望这一代人有什么创新精神？

家长们也是受害者。钱包被掏空了，身体被榨干了，亲子关系被破坏了。成功者永远是少数，大多数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希望也陆续破灭。为了孩子的未来透支了孩子的成长，为了所谓的分数摧毁了家庭的和谐，结果到头来才发现，所谓的高分并不能带来传说中的成功。当孩子身心破坏，当亲情残破不堪，即使少数孩子出人头地功成名就，这样的成功又有

/ 12

何意义呢？

老师们也逃不过。表面看某些老师从补习中获利不少，但大多数老师舍弃了自己的健康和家人，也未必能成就学生的辉煌。学生辛苦，家长心苦，老师命苦。工作时间如此之长，法律规定的双休日和寒暑假，对于中国的高中教师来时，一直是个遥远的传说。更为滑稽的是，在付出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后，他们终究会发现，自己培养的学生除了获得几个分数，在人格、道德、思想等方面几乎毫无建树。

从本质上看，“剧场效应”绑架了教育。在恶性竞争中，教育实现了自我异化。学校在制造文盲，教育在摧残文明。

往大了说，几代人全部沉浸在考试中不能自拔，如此成长起来的人才，其创新能力不容乐观。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我们的大部分工业品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了，可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水平又位居世界第几呢？

谁制造了“剧场效应”？

是学生吗？可是努力学习、出人头地并不是错啊。

是家长吗？可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不算错啊？

是教师吗？提升考试分数，就是教师的责任啊。

是学校吗？学校在种种压力下，要生存啊

秩序的破坏是集体合谋的后果。

人人既是秩序失衡的破坏者，又是秩序失衡的受害者。人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凶手。

当雪崩到来时，每一片雪花都说和自己无关。正是无数片自认无辜的雪花合谋了雪崩；当洪灾袭来时，每一条小溪都说和自己无关，正是无数条小溪合谋了洪水。只要灾难的链条足够长，参与的人足够多，每个人都可以用“没办法”“和我无关”来推脱责任。

是孩子们愿意上补习班、写作业吗？并不是。

/ 12

是家长们乐意让孩子受苦受累吗？并不是。

是评价尺度的单一，是过度恶性的竞争，是监管的缺位，是相对匮乏的资源，是生存的焦虑，是下一代不能输的恐惧，绑架着家长、孩子和老师们。

当然，还是要区分主次责任。

第一，是监管者的监管缺位。维护秩序是监管者的本职工作。学生在校时间一再延长、非法补习机构泛滥成灾、作业数量不断加码、超级中学违规招生，国家早都有明文规定限制，可这些规定却形同一纸空文。监管者应对“剧场效应”的失衡负主要责任。

第二、是教育者的欲拒还迎。学校和教师应该是抵挡“剧场效应”的重要防波堤，面的恶性的竞争、利益的诱惑、家长的压力，教育者应该有起码的良知和操守，不能一再丧失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违法，不违规，不伤害学生的身心健康。在这一防波堤中，学校的管理层责无旁贷。

第三、是无良商家和媒体的大肆搅局。大量的补习机构为了牟利，利用各类自媒体或纸媒体，大肆违规宣传，无所不用其极，营造“不能输在起跑线”“升学秘籍”“提分宝典”“名师点拨”……等等虚假信息，加剧了家长和学生的学习焦虑。

第四、家长和学生。是被裹挟到洪流中的弱势群体，无力制定政策，无力甄别信息，无法改变规则，只能在洪流中挣扎自救。他们的每一次自救都无意中加剧了洪水的泛滥，大部分结果是既伤害了别人，也无助于自己。

梦想：学校的未来

除了写作业，除了考试，学习还有别的含义吗？

除了刷试题，除了上课，学校还有别的教育吗？

让孩子们少写点作业，天不会塌。

让孩子们少参加补课，地不会陷。

/ 12

没准，他们能学的更轻松，更高效，更愉快。

看到有人描述这样的学校。

在未来，有这么一所学校。上午上文化课，下午上兴趣课和社团活动，包括体育、音乐、美术、手工、舞蹈、话剧、诗歌、哲学、游戏、科技制作……。晚上，读本书，写文章，看电影，散步，开晚会，或者发呆。周末，是郊游、体育比赛、社会实践或参观博物馆。

这样的学校并不贵，至少不会比上补习班贵。

也许，这一天并不遥远。

也许，这未来即将到来。

助磨剂行业是否已走向末路 篇6

所谓大企业水泥时代，按照国内专家的总结，全国最好由前10家左右的水泥企业占领大部分水泥市场，各个地区最好两三家企业掌控市场，这便是大水泥时代。

就目前中国水泥行业的形势来看，部分地区的大水泥时代已经到来。如东北三省，由亚泰水泥、北方水泥、冀东水泥三家企业主宰市场，河北有金隅和冀东，湖北有华新和葛洲坝，山东有中联和山水，新疆有天山和青松建化，甘肃是祁连山，广西为华润，江浙海螺与南方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区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时代。

就拿以前最为混乱的西南地区，随着中建材西南水泥的大规模兼并重组，其已经占领市场份额近40%，这样的力度和规模，可见央企在“大水泥化”这方面的决心，一年时间，收购了1.5亿吨产能。

显而易见，大水泥时代必定是后期水泥行业的主流，这一点行业人士已经有了共识，不需笔者赘诉。

那么，大水泥时代与助磨剂行业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一个地区，或者就全中国而言，要掌握市场话语权，必定会形成超级大水泥集团，而这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和新建生产线来实现。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水泥集团，中国建材、海螺水泥、中材集团、金隅股份、冀东水泥、亚泰集团、山水水泥、华新水泥、天瑞水泥、同力水泥、葛洲坝水泥、红狮控股等等这些集团，他们已经占领了一个区域，或者是一个片区，甚至是全国大部分水泥市场。

作为水泥助磨剂行业的重点客户群，一旦这些水泥集团在延伸产业链方面，触角伸到了助磨剂这个行业，助磨剂企业能否经受得住冲击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水泥企业延伸产业链也已成为一个潮流，进入混凝土行业，进军石膏行业，成立设备公司，处处都有大集团的身影。他们有资金优势，他们有市场优势，可能他们还有一定的技术……

据笔者了解，伴随着助磨剂行业配方不再神秘，部分水泥企业也已经进入了这个行业，自己生产助磨剂。比如冀东水泥便成立了助磨剂公司，比如海螺水泥尚不用助磨剂，比如西南水泥也有研制助磨剂的打算。

据了解，助磨剂行业一向以配方最为神秘，但是目前很多水泥企业已经得到了配方，这让助磨剂行业企业，不再可能“得配方便得市场”，如此以来助磨剂企业将如何竞争呢?只能任由大的水泥企业自给自足，或者占领更多的市场?

英雄末路 折戟沉沙 篇7

尽管美国反兴奋剂委员会的报告让人望眼欲穿，但它最终明确了阿姆斯特朗及队友为保持其神坛地位究竟采取了何种手段。长达1，000页的司法鉴定却铁证如山。泰勒·汉密尔顿和弗洛伊德·兰迪斯的服药供认，其他九名前美国邮政车队队友出面作证，其中包括乔治·辛卡皮，弗兰基·安德鲁以及列维·雷菲默等车队忠实队员。他们的证词非常详尽，范围颇广且事无巨细，勾勒出一个前不见古人的禁药服用体系。再佐以大量科学证据，银行记录和往来邮件。整个调查可谓穷其所能，无所不至。

报告中把这些手段描述为“体坛史上未曾闻的最复杂，最专业，最成功的服药计划”，通过“服用，管理和交易兴奋剂药物及手段”所实行的“一系列欺骗行为”。在报告中，阿姆斯特朗被指控的不仅是一个赛段、一次环法或一个赛季，他的赛事作弊行为持续达十年之久！不仅如此，他还是胁迫年轻运动员服药的始作俑者。反兴奋剂委员会主席特拉维斯·泰加特声明，“美国邮政车队授意队员如何服药，如何逃避药检，授意其信守秘密，甚至逼迫不从者就范。通过不公平的服药策略在与对手竞争中取得压倒优势。”

克里斯蒂安·范德瓦尔德，在2002年环法赛中被美国邮政车队除名。他坦言，他的同胞队友和车队顾问警告他“想在车队呆下去的话，就得按米凯莱·费拉里的方子服药”。

英雄vs骗子

兰斯·阿姆斯特朗——哪个好莱坞编剧能想出比这更具英雄气质的名字？曾几何时，他因为癌症退出至爱的比赛，他接受睾丸癌的治疗——高强度的化疗，毒性大到让他的双臂的肉都烂掉，他奇迹般地康复后回归世界上最残酷的耐力赛——环法自行车赛。我们不禁要问：经历了这些之后，一个人还可以骑自行车吗？更不用说，在一项长达一个月的比赛中折桂，登欧洲最高峰，以及穿越两千多英里？他还拿冠军，拿个不停。每个胜利都来得比前一个更让人血脉喷张。

但真相永远残酷。一面假意爱惜生命，一面逼迫队友服用禁药；一面投身慈善，发起基金会；一面欺世盗名，以其成功催人向上，鼓舞人心。

对于公众来说这只是一次丑闻，而对于阿姆斯特朗来说，这一切只是更糟的开始。

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宣布，该组织不会向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对阿姆斯特朗的裁决提起诉讼，并同意取消从他使用兴奋剂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到作为领队参加的环法自行车大赛所取得的成绩。环法自行车大赛的组织者也将把阿姆斯特朗的名字从冠军名册上删除。环法赛事主管克里斯蒂安·普吕多姆甚至说，组委会也不会把冠军的头衔给当时参加比赛的亚军选手，因为很多选手也同样涉嫌了兴奋剂，那几届的环法大赛没有官方意义上的胜利者。

而阿姆斯特朗个人已经从他的“抗癌基金会”的主席位子退了下来并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赞助商。

国际奥委会正在审查他的案子，很有可能将取消他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铜牌的成绩。

一家在达拉斯的保险公司，将开始启动程序收回在阿姆斯特朗夺得环法冠军后的奖金。

阿姆斯特朗说：“疼痛是暂时的它可能会持续一分钟，或一小时，或一天，或一年，但是最终它会消退，而且其他的东西会将其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我放弃，那么疼痛持续到永远”。

他曾是一个永不放弃、永不让步的男人。他曾是最伟大的美国人——一个有原则的胜者。而如今，恐怕，他一文不值。

美国环法冠军第一人格雷格·莱蒙德在阿姆斯特朗于2001年蝉联三届环法之后说，“如果兰斯是清白的，这是在体育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出。如果他不是，这将是最大的骗局。”

也许，就像阿姆斯特朗自己毕竟说过一句实话：无论如何，与自行车无关。

说谎的男人

阿姆斯特朗曾是一个传奇，先战胜睾丸癌康复，后连夺7届（1999-2005）环法单车赛冠军，一项全球公认艰巨的运动，其铁一般的意志与体能，简直是人间典范。虽然服药传闻不断，但他通过500多个验身测试，一直高调坚持清白，对传媒的负面报道循法律穷追不舍，疑点利益始终归于被吿......

直至2010年5月，美国政府正式成立grandjury调査阿姆斯特朗及他的U.S.Postal队，当中涉及诈骗、串谋、敲诈、行贿外交人员及恐吓证人，更开始传召各队员、员工及朋友作供，—代体坛巨星的 fall from grace 正式启幕。

阿姆斯特朗最终被剥夺7届冠军荣衔，需交还所有奖金，终身禁止参加单车赛。然而，最令人好奇的是，他如何策划如此长时间、大规横、牵连广的谎言？此新书应可提供答案，因为执笔的正是阿姆斯特朗的旧队友 Tyler Hamilton 及由2004年起一直调查阿姆斯特朗的体育记者Daniel Coyle，前者负责爆料，后者查证及走访其他8位队员、技师、医生、配偶、助手及朋友等，更犹如Hamilton的心理辅导员，聆听他隐藏心中多年的黑暗秘密。

Tyler Hamilton 亦是一级单车选手，曾夺奥运金牌（后被剥夺），以坚毅忍痛闻名于世，两次在断骨下咬紧牙关继续赛事，磨掉11只牙齿之多！可惜2004年因服禁药被逐出单车界，于1998年至2001年间，他正是阿姆斯特朗的亲密战友。选择坦白从宽的他，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system”，结合禁药与权力斗争，参与队友如邪教嗜血为盟，以暗号及秘密电话行事，更与多位Dr.Evil以大额现金交易。队员会注射一种叫 "red eggs"的红血球生成素（EPO），根据人体红血球细胞进行复制，增强体力达5%——足以扭转胜负的距离；尚有于西班牙以"Siberia"作代号的血液冷藏库，魔鬼医生会为他们预先抽血然后急冻，再于比赛前重新输入体内，过程名为"blood doping"，队员更有私人飞机接送进行换血。

有评论认为Tyler Hamil-

ton自言因为身处高峰，承受一个团队的荣辱压力，不得不走上禁药不归路，似乎反省不足，而阿姆斯特朗至今依然否认指控。事实上，由1903年首届环法至今。由酒精、可卡因、安非他明至合成类固醇及EPO，禁药从未停过，人人有份。竟有人因此认为亦算level playing field。此书给予读者一个思考课题：你穷尽一生时间就是为了获得成功，之后你会面临另一个选择：要么继续前进，要么退出回家去。你会怎么选择呢？

车用充电器CAPDASE

随时充电

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品，虽然它们为生活带来便利，但是耗电问题却令人十分烦恼。大部分车主驾车时也会充电，可惜充电位置只有一个，未能满足所需。

英雄末路　杨靖宇的最后三个月 篇8

1939年的冬天，对杨靖宇以及他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来说，格外寒冷。

这一年，日伪当局把“大讨伐”的重点转移至通化、吉林、间岛省等东南满地区，直指抗联第一路军。

1933年，杨靖宇担任政委的南满抗日游击队仅30余人。几场硬仗打下来，他以自己的威望，以及“豺狼入室、一致对外”的统战原则，逐渐“赤化”了多支零散的抗日山林队。4年之后，抗联第一路军成立，队伍已有六千余人。杨靖宇率领司令部及属下三个方面军分散游击，“据有山丘密林之地面为所欲为，不仅对部落、矿山、警备机关进行袭击，掠夺，且胆敢迎击移动中之日本军部队。”仅1936年，南满日伪军就遭到抗联袭击12280次。

作为“最顽固”之“匪首”，杨靖宇及第一路军司令部，自然成了“大讨伐”的重中之重。

1939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年度《治安肃正计划要纲》中特别强调，“对于捕杀匪首杨靖宇等须全力以赴”。伪满洲国治安部《治安肃正要纲》所附悬赏规定里，杨靖宇名列第一。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三浦随即命令，“以杨匪首为目标，坚持追击，捕捉歼灭，行动地区不受限制，神速灵活行动，努力利用夜间进行急袭和奇袭，进行搜捕。”

在此严酷的形势下，抗联中有人提议，把部队暂时转移到苏联“避一避”。“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你跑到苏联去还叫什么抗日联军？抗联是打鬼子的，就得坚持战斗。”杨靖宇坚决否定了这个建议。还有人提出把司令部藏到长白山深山里去，其他部队在外面牵制敌人以保卫司令部。“抗日抗日，你走了还叫什么抗日，你到长白山里猫起来，这叫什么抗日！”杨靖宇激动地喊道。司令部特卫排长张秀峰回忆，“他的声音非常大，嗷嗷的。”

9月，“吉林、通化、间岛三省日满军警联合作战司令部”成立，关东军吉林长春地区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总司令官，统一指挥三省军警联合作战。这大批兵力，包括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5个大队，满军7个旅，三省警察队和热河、奉天、滨江、锦州四省增援队，以及叛徒程斌、崔胄峰、唐振东为头目的“挺进队”，总数约2.5万人。此外，还配有一个飞行队。其作战原则是：同时遇上“土匪”（抗日山林队）和抗联，专打抗联；同时遇见杨靖宇部队和其它抗联部队，专打杨靖宇。

一张空陆交织的大网，正向杨靖宇撒来。

9月30日，桦甸县头道溜河口一个废弃的满军兵舍里，杨靖宇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第一路军主要负责人会议，为粉碎敌人“聚而歼之”的图谋，决定“化整为零”，将抗联第一路军编成若干小股部队同敌人周旋，而他居中指挥协同作战。

11月22日，杨靖宇率领司令部直属部队400余人在濛江那尔轰设伏袭击，“毙敌三十余人，伤敌无数”。此后，他便率部消失在茫茫密林之中。

持续减员

12月7日，杨靖宇与日军有马部队在龙泉镇北方角杆顶一带激战，毙伤敌军10余人。两天后，于濛江西北小孤顶子与日军渡边部队激战数小时，而后甩掉敌人，穿越抚松公路南下。

起初，部队行进比较顺利，打了若干次胜仗，而且有一段时间，“讨伐队”几乎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杨靖宇率部先后在濛江翁圈与李兴绍、曹亚范部，在濛江珠河与韩仁和所率少年铁血队，在临江西南岔与二方面军参谋林宇诚部汇合，并在大四方顶子修整了十余天。

但另外一个问题越来越突出，那就是给养。

“那时我们抗联缴获了不少钱，每次战斗下来，都要奖励立功人员，所以战士手里也有钱，但是有钱买不到东西，”抗联战士沈凤山回忆。

为了隔断抗联与当地百姓的联系，日伪当局采用“归大屯”、建“集团部落”等方式，将居民集中起来，并在森林中开汽车道以减缩游击队的活动地域。抗联的物资来源变得越来少，只能依赖密林深处的营地储存的食物。而在这次“大讨伐”中，由抗联叛徒组成的“挺进队”，专门寻找秘密营地，破坏粮仓。

严重缺粮的时候，抗联战士只能铲开积雪刨草根，或者扒下树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里面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锅里煮成糊糊吃。

为了解决给养问题，杨靖宇率警卫旅与李兴绍、曹亚范部奔赴临江，计划主动攻袭林子头、白水泉子和八道江铁路工程现场。

12月24日，部队行至临江县大板石沟附近，遭日军渡边部队满军步兵三团堵截，杨靖宇指挥部队激战一天之后退回森林里。两天之后，部队转移到临江三岔子北方15公里处，又与满军步兵七团激战，抗联伤亡惨重。

这一仗明显地暴露了行踪，杨靖宇决定取消攻袭铁道工地计划，并再次分兵。

12月末，在濛江头道老岭地方，杨靖宇将司令部周围的部队分散开，命令曹亚范率一方面军袭击濛江西部的龙泉镇，李兴绍参谋率部分队伍转移，在头道花园又与二方面军林宇诚部队分离。而他自己率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战士，准备绕道濛江东南赴濛江北部一带与敌周旋。

而在濛江县公署，1940年1月6日至8日，伪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主持召开了“讨伐”杨靖宇讨论会，与伪吉林省“讨伐队”本部之野田茂等人共商“讨伐”事宜，决定加大力度，采取“狗蝇子”战术，“盯死”杨靖宇。

9日，杨靖宇率领300人，先在濛江县错草子与小滨、渡边部队交战，又与日军小滨部队，以及叛徒程斌、崔胄峰率领的“挺进队”在濛江青江岗北方西岗激战数小时，然后向北撤走，但依然没有摆脱追兵。

11日，杨靖宇决定再一次分兵。警卫旅政委韩仁和警卫旅一团政委黄海峰率警卫排60人，从西岗分头转移北上，而他自己则率机枪连一排、特卫排、警卫旅一团四连和少年铁血队共200人继续留在西岗活动。

一次次分兵，让其他指挥员率领属下战士离开司令部所在地方，其目的，一方面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则是让其他战士能够安全脱险。但他的分兵并没有起到意想的效果，“讨伐队”依然像“狗蝇子”一样盯着他。

“敌人先是白天追，晚上宿营。”沈凤山回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休息，后来就不行了。他们白天一伙，晚上一伙，换着班追，我们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气象资料显示，当时濛江地区夜间最低温度，往往是零下42摄氏度。杨靖宇警卫员黄生发回忆，雪地行军，战士们的上衣全被树枝扯开花，白天黑夜都挂着厚厚的霜，而裤子总是湿的，寒风一吹便冻成甲，很难打弯儿，迈步都吃力。鞋子跑烂了，就把棉衣揪下一块包脚，割几根柔软的榆树条子绑上。

张成为是1939年冬天参加抗联的，当时杨靖宇的部队已经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据他回忆，战士们又累又饿又困。到最后，行军时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襟走，边走边睡，听到枪声，扑棱一下往地上一趴就开战。走着走着有人倒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机枪连有个姓刘的山东小伙，一把大刀耍的精彩。这么一个好小伙，在行军中倒下了。当时杨司令还远远地在后边喊：快，快看看小刘，接一把，别让他倒下了！结果晚了一步，他就那么倒下去再没有站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战斗牺牲之外，许多战士冻死、饿死，部队持续减员。

但比饥饿和严寒更让杨靖宇痛心的是，在这次“大讨伐”中，抗联出现了不少“朝露”和“秋草”，带枪逃跑事件层出不穷。部分逃兵更是转而投降日军，加入“挺进队”，成了剿杀杨靖宇的先锋和主力。

叛徒，叛徒！

“当年敌人的宣传攻势很厉害！”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在山林里随时可以拣到敌人的传单，“有一张宣传原来杨司令的警卫员吴瘸子，印着他叛变后披红戴花，‘喜宴喝酒’、‘洞房之夜’等糜烂生活的照片。杨司令看后说，民族败类！”

抗联第一路军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在1940年写给中共驻苏联代表团的汇报信里，也提到日伪花样甚多的宣传战。除了炮制“东北抗联已经瓦解”等谎言外，日伪经常利用已投降的叛徒或者家属亲朋来说降，“甚至指派漂亮的妓女以性交作引诱，或者把男女性交的图片散布到抗联活动区域。”

1938年春天，与司令部失去联系一年多的抗联第一路军一师，处在日伪重重围剿之中。日军将师长程斌的母亲及哥哥扣押，随后，叛徒韩永好带着程斌的哥哥程恩来到一师驻地。程恩劈头就问，“你革命，你抗日，你还要妈么？”程斌说，“不革命不抗日也得要妈！”后来，程斌率部下115人集体投降，并成为日后“讨伐”杨靖宇的主力。

作为抗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程斌有“小杨靖宇”之称，可谓杨靖宇的臂膀，他的叛变，不但严重动摇了军心，而且使抗联的许多战术被日军掌握，给整个抗联部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1939年1月21日，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在濛江县马架子被敌逮捕，他向敌人供述了杨靖宇“最近行动”、“南下之主因”、“青江岗北方西岗地区之行动”、“行动推测”、“杨匪主力行动之若干”、“杨今后蹯踞或逃避地点”、“抗联一路军编制”等各项军事秘密。

如果说，程斌的叛变使一路军经历了一次危机的话，那么这次丁守龙的叛变，就直接危害到杨靖宇及第一路军司令部的安全。

敌人从丁守龙的供述中掌握了杨靖宇的行动路线，据此调集了日军大原、有马、小滨、有政等部队，和伪满军第一旅步兵三团及程斌、崔胄峰的数支“挺进队”，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指挥，在清江岗、北方西岗地区疯狂围剿。

在饥寒交迫、敌人不断追击的险恶形势下，杨靖宇决定继续向西突击以冲出险区。1月29日清晨，部队在四方顶子西坡——马屁股山陷入了敌人包围，伤亡70多人。两天后，又有一大股敌人寻踪围上来。当时，警卫旅一团、三团主力根据杨靖宇的命令已分头北上，在杨靖宇身边只有特卫排、少年铁血队、机枪连的60多个战士了。

而在此危机时刻，2月1日，司令部特卫排排长张秀峰携带枪支、机密文件、大量现金向五斤顶子森林警察队投降。张投敌之后，进一步暴露了第一路军司令部的行踪。敌人又从桦甸、安图等地调来大批日伪军，协助驻在通化、濛江的“讨伐队”。

张秀峰的叛变，进一步把杨靖宇逼上了绝境。

孤悬敌后

2月2日清晨，包括叛徒程斌“讨伐队”在内的大批日伪军，在飞机配合下，向杨靖宇及司令部所在的那尔轰古石山发动进攻。此役过后，杨靖宇身边仅剩下30名战士。两天后，为解决给养，杨靖宇率部攻打新开河木场，可背粮的15名战士却被敌军冲散。此后，他身边只剩下15名战士了。

此时，抗联第二路军一名交通员携带着周保中致杨靖宇的信找到了杨靖宇。1937年以后，抗联第一、二路军的联系一度被阻断。为克服“我南北满军事联系与内部工作进行上发生的困难，对于全东北游击运动一致性之进展上的缺陷”，周保中派出交通员前往南满“接洽一切”，通报北满吉东地带“我抗日联军局部状况”，并盼望南满省委“派负责代表偕来吉东省委余处集议一切”。

不仅与抗联第二路军缺乏联系，1938年，曾在作战中相互支援的国民党王凤阁等友军也先后覆灭，抗联第一路军孤掌难撑。

而另一方面，“从满省时代至现在差不多二年多的长时间，……不能得到（中央）指示与领导，……这在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损失。”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在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的信里说，“……特别是军事干部，现在干部困难到现在的队伍数量的范围内维持现状的干部也不够，……望你们勿（无）论如何急速帮助几个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为要。”

针对这一情况，1940年4月，魏拯明在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里也称，“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我们很忧虑万一再度长期断绝了这种联络时，不知将来更要遭到怎样严重的后果呢？”

人越打越少，又没有队伍来援助，与组织长期缺乏联系，对杨靖宇来说，此中孤独自不堪言。

孤身战死

2月8日，杨靖宇患了重感冒。

为了轻装行军，部队的帐篷、火炉早就扔掉了。几名警卫员只好用斧子砍些树枝铺在地上，又找来一块木头当枕头，让杨靖宇在上面，并在他身边生了一堆火。不巧，火堆上蹦出的火星，将杨靖宇的棉裤烧了个大窟窿。

警卫员黄生发看到后，把自己棉袄上的下襟撕下一块，让杨靖宇补棉裤用。杨靖宇见此很不高兴，批评黄生发，你怎么撕棉袄？黄说，我棉袄缺一块，还有棉裤腰挡风。但杨靖宇的棉裤是黄的，补丁是白的，补完之后不好看。黄感觉很不好意思。“杨司令笑着用手摸了摸补丁，说：‘很好，很好，这是友谊的象征。’”

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撒下的传单称，如果投降，整个东边道归杨靖宇管辖。“我捡起来递给杨司令，他看了后轻蔑地笑了笑，团了几下丢进火堆。”仅剩下的十多个战士，围坐在火堆边，听杨靖宇讲他的革命经历。“我们随他的话激动着，仿佛跟着他出入监狱，跟着他闹土地革命，跟着他在白区做地下斗争……”

多年以后，黄生发还记得，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杨靖宇始终“坚毅、豪迈、沉静”，“谈笑风生”。曾担任抗联第一路军六师师长的金日成，多年后也回忆说，“这是困难时刻的相逢，……杨靖宇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眼就吸引了我。我一看杨靖宇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

次日下午，西北岗上突然响起了枪声，程斌的“挺进队”又追来了。杨靖宇果断地将15名战士分成两拨突围，跟随杨靖宇的仅剩7人。

2月12日，天刚蒙蒙亮，敌人一边打枪，一边叫喊：“快投降吧，投降了有梗米洋面吃……”此时，杨靖宇一行，只有黄生发背包里有一块苞谷干粮。

“现在情况很紧急，我们分开走。”杨靖宇说。大家都不同意，表示不能离开，“死，也要死在一块。”杨靖宇耐心地解释：“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死在一块有什么好呢？”他当即决定，由黄生发带领三个受伤的战士往回走，并联络部队到七个顶子汇合。他自己率领朱文范、聂东华两名警卫员继续向前。

2月15日，程斌率“讨伐队”搜索杨靖宇等人的行踪时，在五斤顶子北方山坳的雪地上发现了一道足迹，急忙追去。

日伪资料《阵中日志》记载，“他（杨靖宇）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但是跑的速度却很快。两手摆动得越过头顶，大腿的姿势，像鸵鸟跑的那样。”然而，杨靖宇毕竟几天没吃一顿饱饭，身上乏力，下午3时许，敌人终于追了上来。

杨靖宇在距敌300米的地方，利用地势连续射击。混乱之机，他再次甩掉紧追不舍的“讨伐队”，但其左臂中了一枪。敌人称他“完全像巨人那样跑着，最后终于逃进密林之中。”

从15日清晨起，“讨伐队”经过一次战斗，加之十几里山坡路的拼命追赶，被杨靖宇拖得疲惫不堪，陆续有人掉队。日军有关资料记载，“早晨出发队伍有600人，逐渐剩下300人、200人、100人，到16日凌晨两点钟，仅剩下50人。”

2月16日上午，杨靖宇逃出包围，派警卫员朱文范、聂东华去附近买食物。

在濛江县城东南6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朱、聂被敌人发现，二人牺牲。敌人在他们身上搜出杨靖宇的印章，认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通告附近村民 “入山打柴绝对不准携带午饭”。

一个星期没吃东西的杨靖宇只好继续辗转。2月22日，他走到濛江县城西南方6公里处三道崴子，在一个空窝棚里过夜。没人知道，这个夜晚他想些什么。或许，他想到多年未见的父母和妻儿。或许，想起了三个月前他签发的《为世界大乱群起救国告东北同胞书》，“为了锦绣中华、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之解放和人权自由，（我们）曾饱尝风雪、奋不顾身与日贼血战8年。”或许，他想的最多的，依然是未来那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

2月23日上午，杨靖宇在窝棚附近碰见4个上山打柴的农民，拿钱委托他们买些食物和一双棉鞋。其中有个农民后来回忆，“我们对他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杀头。”杨靖宇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外国人投降的。”

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叫赵廷喜，在下山的路上遇见了特务李正新，便一起去保安村伪警察分驻所告密。消息迅速报给了伪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岸谷根据报告中描述的体貌特征，判断此人就是杨靖宇！

岸谷马上派警察本部的西谷，率领抗联叛徒张奚若、白万仁、王佐华等21人，组成第一批快速“挺进队”。下午4时左右，“挺进队”赶到杨靖宇约定的交接食物的地方，发现了登山的大脚印。循着脚印搜索，终于在三道崴子703高地发现了杨靖宇，他们一边向岩石缺口处的人影开枪，一边分左右两队包抄过去。

这是杨靖宇及他率领的司令部，自1939年11月22日以来与敌人的第55次交火，这一次虽然是孤身应战，但他强忍着饥饿和伤痛，双手持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依然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最后，他被逼到山谷中的老恶河旁，依傍着一颗槭树射击。

“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叛徒们的喊叫，迎来的是杨靖宇手枪里的子弹。4点半左右，西谷见杨靖宇“豪无答应的神色”，于是下令“干掉他”。机枪手张奚若扣动扳机，一个点射，击中杨靖宇的胸膛。

杨靖宇倒在雪地上。

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