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经济五位一体

社会政治经济五位一体（通用8篇）

社会政治经济五位一体 篇1

现代化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关系

1“四位一体”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完善，再实践、再认识、再完善的发展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五十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和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二大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完善为“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始终坚持了这个发展目标。

党的十六大根据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式的新变化，强调“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同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就使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为包括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目标。

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

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十六大的精神，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至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里，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把我国的发展目标概括为“四个建设”，是对“四位一体”发展目标的进一步提炼，进一步完整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要求。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中，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来表述，使四个建设的表述更加简明。

因而，可以说“四位一体”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结晶，是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目标。

2“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的目标，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不能偏废。首先，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是其他方面发展的物质保障。

其次，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政治保证。没有政治建设，就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没有一个以健全法制为保障的发展环境，其他三方面的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

第三：文化建设，就是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先进的文化建设，符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可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精神支柱。

最后，社会建设，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为其他三个方面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其他三个方面建设的顺利推进起到了良好的润滑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四个建设”的中的经济建设仍然是第一位的，这与我国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相一致的。

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要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四位一体”发展目标，就是其具体的体现。强调“四个建设”全面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政治经济五位一体 篇2

1. 技术要领

在“四位一体”生态模式条件下组装、集成高效、高产、优质无公害黄瓜、番茄、青椒、茄子、甜瓜等标准化生产技术并推广。

制定“四位一体”生态模式条件下, 高效、高产、优质蔬菜瓜果连季作生产技术规程并推广。周年亩纯效益达10000～15000元, 比原栽培模式周年亩纯效益增加10%～20%。

2. 技术路线

3. 各无公害蔬菜瓜果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的试验研究和组装

(1) 优良品种试验。采用随机排列方式对引进优良品种进行各项指标测定。

(2) 先进种植方式试验。进行育苗方式、适宜温度、湿度、光照、定植方法、水肥管理、栽培管理等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试验。

(3) 新型高效低毒农药、生物农药效果和综合防治试验。

(4) 沼渣沼液利用试验:利用沼渣沼液施肥、防虫防病。

4. 无公害蔬菜瓜果的生产标准

采用国家制定的GB18406·1-2001《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的标准。

5. 无病虫害的防治

执行国家无公害蔬菜生产标准GB18406.1-2001《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标准, 根据不同蔬菜作物发生的病虫害不同而进行病虫防治, 实施“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原则。农业防治包括选用抗病虫品种、种子处理、培育无病虫壮苗、实施轮作倒茬、高温灭菌土壤处理、使用避蚜地膜、悬挂防虫板等。生物防治包括使用菌肥和生物农药等。化学防治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二、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1. 蔬菜瓜果价格以2007～2008年市场平均批发价格为基准估算。

2. 原材料价格以2008年市场平均价格为基准估算。

3.“四位一体”生态模式节能日光温室中沼气池以1400元/个计算。折旧期限20年, 无残值, 年折旧70.00元。

4.“四位一体”生态模式节能日光温室大棚建筑费估算为26000.00元/栋 (占地1亩, 钢筋、骨架、墙体建设等) 。折旧期限15年, 无残值, 年折旧1734.00元。

5. 根据生产成本估算 (见表1) , 损益估算 (见表2) 进行经济效益分析。

*注:喷施沼肥作为叶面肥

注:每亩效益二季作以黄瓜为例:早春茬+秋茬=6286+3980=10266元, 投资回收期: (26000+1400) ÷10266=2.67年, 其他同理。每亩效益三季作以黄瓜为例:早春茬+秋茬﹢越冬茬=6286+3980+2550=12816投资回收期: (26000+1400) ÷12816=2.14年, 其他同理。总产值:按算术平均法计算=9680+4800=14480按二季作物辐射推广3万亩计算为43440万元

注:按二季作物辐射推广3万亩, 新增加社会效益987万元 (按算术平均法计算179+150=329元)

注:按二季作物辐射推广3万亩, 新增加社会效益6658.2万元 (按算术平均法计算1598.4+618=2216.4元)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一体化；城乡差距；二元结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2-0031-02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准确判断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既十分重要，又相当紧迫。

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一）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农村居民摆脱了极度贫困，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基本上稳定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奠定了向小康迈进的基础。但由于多种原因，起点很低的农民生活水平一直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持续、稳步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十分艰难。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和落实，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09年全年的系列国民经济数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比上年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5％。可见，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确确实实在继续扩大。

（二）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依然严重不足

2009年入秋以来，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在内的我国西南地区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百万公顷农作物绝收，千万群众饮水困难。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凭借现代生产力，防止大面积范围内群众饮水困难这样的灾难发生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国农村人口密度比城市小得多，获得水源的条件并不比城市差。同样大旱，为什么受灾最重的偏偏是农村的农民？直接原因摆在那里，就是农村严重缺乏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供应的水利设施。西南大旱也许能给我们一个启示：只有持续长期地加大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才能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食品特别是粮食安全隐患依然在增加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和供需形势呈现出较好局面，为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粮食生产逐步恢复，但继续稳定增产的难度加大；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平衡状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大豆和棉花进口量逐年扩大；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1]

（四）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发展依然严重滞后

农村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滞后，既远远落后于城市，也无法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基础设施建设一样，我国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也实行向城市偏斜的政策。财政将大量公共卫生资源、公共教育资源投向了城市，农村获得的公共财政资源很少。公共卫生资源集中投向城市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投向农村的资源也主要投在县和乡镇、村几乎没有。在大中城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一应俱全，而在农村目前除了正在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外，唯一比较完善的是“五保户”救助，还有到年底乡干部、村干部到村里的穷人家里，一次性给他们一袋面或者二三百块钱。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更谈不上，只在个别发达地区才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安排。

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途径

（一）调整对农政策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完善国家的农业政策。一方面要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业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农业对外开放步伐，应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各地政府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措施对外招商引资，大力引进海内外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投资，实现优势农业资源和资金技术优势的合理配置。

2.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首先，提高农村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国家应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扭转长期以来大多由农民承担基础教育经费的状况，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名副其实。其次，着重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在选拔干部时应把文化、技术等素质作为重要依据，并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继续教育培训。

（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1.树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意识。要改变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现状，切实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就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农村基础设施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先行资本”，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2.集中力量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整体规划。鉴于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实际，当前，有必要对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现有状况和未来发展项目进行全面的勘查和适度超前的总体规划，并制定量力而行、重点突出、分步实施的建设方案。

3.突出抓好重点设施建设。由于资金等方面因素的约束，不可能同时发展所有的基础设施，因此，要从群众要求最迫切的农村基础设施入手，突出重点，择优扶持一批关系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力争取得新的更大的进展。

（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的首位。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抓紧实施粮食战略工程，推进国家粮食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建设，加快落实全国新增千亿吨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以县为单位集中投入、整体开发。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斜，加大对产粮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加大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力增强相协调，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加强产粮大县建设，确保区域内粮田面积不减少，粮食自给水平不下降。

（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解决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1.加强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农民兴建农村公共事业。农民的观念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如有许多公共事业的建设是农民迫切需要，政府急，但有些农民却不着急。为此，要按“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疏通农民的思想，提高农民的觉悟，让农民认清形势，理解发展公共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愿集资兴办农村公共事业。

2.培育激励机制。政府机关应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高校优秀毕业生去“支农、支医、支教和扶贫”，改变农村中小学师资、医务人员、农村技术人员等匮乏现状。

总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始终注意：统筹城乡发展不等于实行城乡完全相同的制度，不等于要实现城乡的同等或同步发展，更不等于要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阶段，盲目要求城鄉同等发展，苛求城乡实行完全相同的制度，只会束缚城乡两个层面的发展。但要相信，只要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政策，一定会改变农村的落后状态，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 —2020年)[Z].北京:农业科学出版社，2009:161.

[2]王再兴.构建农村社会和谐[J].理论视野，2006，(1).

[3]包宗顺.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C]//张晓山，李小云，等.转型中的农村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3.

[4]王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5]曾业松.新农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社会政治经济五位一体 篇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张忠法

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理论认识的丰富和发展，对改革和转换城乡二元关系指明了新的方向，对城乡统筹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一、城乡统筹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二元结构体制，1952年我国启动工业化建设，其发展要素主要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的差距逐渐拉大，农业落后、农村发展缓慢、农民增收难的问题非常突出，而且引发了许多农村社会矛盾问题。

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济基本接轨，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地位日益得到各国的认可和尊重，为新农村建设铺就了便利的国际化坦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确立，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为新农村建设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我国劳动原始积累阶段基本结束，正转向依靠科技进步的发展轨道。从总体上看，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加快、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城乡体制改革加快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一些发达地区开始迈入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城乡统筹”为首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中央提出，各地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全面部署。

所谓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运用国家的制度、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城乡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点，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注重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工业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变“覆盖”为“统筹”，变农民工“流动”为“留住”，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均衡、持续、协调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所谓统筹区域发展，就是政府从全局出发，全面综合地考虑区域发展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以政府资源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依托市场机制，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各区域在发挥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发展，合理控制区域间发展差距，帮助和扶持弱势地区发展，缓解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协调区域关系，促进各种类型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动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发展要点如下：（1）统筹区域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至少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要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二是帮助、扶持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是形成全 国统一市场，实现各种商品和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有序流动。（2）统筹区域发展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中央政府统筹全国性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地方政府统筹局部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3）统筹区域发展应根据不同的目标采用不同的区域划分。例如：划分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划分为保护区、控制区和发展区等。

所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基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关联性，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它的实质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包含以下要点：第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全面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则包括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以及社会文化、道德水准、意识形态的全面革新和进步。经济增长只是一种量的变化，而经济社会发展则是社会经济全面的质态演进，是一种综合因素的全面进步。第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整体发展观。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整体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的全面进步。第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系统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系统整体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为宗旨的系统发展观。

所谓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始终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发展当中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质在于，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逐步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绿色环保、低能耗、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坚持发展绿色GDP。在考评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时，不再单纯地以GDP论英雄。三是坚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要大力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造林工程，提高森林覆盖率，维护生态平衡；治理污染方面，要加强环境综合治理，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指数，尽可能降低污染排放。四是大力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追求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废弃物最小化，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所谓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不仅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不动摇，而且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经济全球化的新视野来看待发展，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发展是根本，国内是基础，开放是动力，统筹是关键。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必须做到以下四点：第一，体制创新方面，关键是要适应国际国内竞争的需要，以政府职能转变和体制创新推动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第二，结构调整方面：关键是要在发展中调整，在开放中调整，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质量；第三，“引进来”与“走出去”方面：关键是要有效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开放空间，促进我国的发展；第四，经济安全方面：关键是要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机制，提高应对国际市场竞争与变化的能力。第五，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我国自身比较优势。加强能力建设，把我国劳动力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提高吸纳新一轮产业转移能力，优化创业环境，处理好利用内资与外资的关系。第六，利用对外开放，促 2 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2007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7．23％，但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较高。而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所以，我们应该对简单加工型贸易，或者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规模比较小、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外资项目，设定较高的门槛。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快改革进程，通过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调整，使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到企业成本中去。

纵观世界上有明显二元结构的一些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都从农业中提取积累，但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经验，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各国经济转型的最佳时期，也是各种矛盾和事故多发时期，人均GDP3000－8000美元是各国建立和完善制度黄金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268美元。近几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快增长，2005年比2004年增加5253亿元，2006年比2005年增加7081亿元，2007年比2006年增加12544亿元，2008年比2007年增加10013亿元，达到了61316.9亿元，可以说，我国已经迎来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二、城乡二元制度的弊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进程中，广大农村、农民对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使我国基本确立了新兴市场经济大国地位，但是由于二元体制的城市偏好的制度缺陷，也有许多制度弊端，表现如下：

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我国户籍制度演化而成的“城乡分治，一城两策，一地两民，一事两制”，不仅限制了人身自由，同时也阻碍了社会良性运行，而且还制约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2、不合理的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土地价格扭曲，农民不能得到合理回报，大量农民 “双失”，农民的生计得不到保障，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3、二元的城乡分割教育制度。教育的不公平集中体现在城乡的不平衡和区域的不平衡上，主要表现在农村教育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造成了农村教育在起点、过程、结果的三大社会不公平。

4、二元的就业歧视制度。我国对城乡居民实行有差别的就业环境和条件，一般禁止二者之间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育的劳动力市场也极不完善，存在着非市场的城乡分层和对农村劳动者的广泛就业歧视。

5、不公平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只保城市不保农村”的诸侯保险林立，城市用工制度的“只用青春，不养终身”，农民工工人阶级地位得不到落实。

6、分配不公的城乡医疗卫生二元制度。我国95%以上的优质卫生设备和95%的人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民长期处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之中，“小病养、中病抗，大病等死”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善。

7、歧视性的资源分配制度。农村发展长期缺乏发展要素，金融剪刀差、土地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劳动力价格剪刀差，使农业成本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各项社会事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极其落后。

三、新形势下我国城乡统筹困难重重

1、到2020年遏制城乡差距拉大的任务极其艰巨

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接近悬殊。1994年冲破了0.4的国际警戒 线，2008年已经接近0.5。从1992年到200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2.33∶1扩大到了3.36∶1，而且城乡差距有不断扩大之势。

2、“三农”问题突出，难以形成城乡相互促进的发展

第一，农民增收的困难和不确定风险加大。首先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能力很弱，农业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农业产业化带动难。其次，金融危机下，我国大批中小企业裁员、停产，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增收难。在我国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农民政策性收入大幅提高也很难。第二，农业抗灾防灾能力低，农产品竞争力低，农业科技较为滞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三，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各项社会事业落后，农民购买力低，农村经济很难繁荣。

3、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农村环境日趋恶化，成为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瓶颈。第一，森林草原资源严重破坏，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频繁，严重破坏了城乡的生存环境。第二，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物的大量使用，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第三，工业“三废”排放和乡镇工业污染，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4、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大量农民“双失”

现阶段我国因征地造成30%村庄、40%的农民上访，土地补偿费大多偏低，以不稳定就业置换农民土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地、失业，农民的生计得不到保障，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5、“农民工”问题引发了新的“二元结构”现象

发达地区“一地两策”，引发了新的“二元结构”现象。集中表现为农民工看病难、住房难、子女就学难、养老难，从根本上没有解决“只卖青春，不养终身”的问题，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农民市民化进程缓慢。

6、城市经济过热，拉动农村经济内需乏力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过小，城乡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从2001年的4.16上升为2008年的6.14。城市房地产开发失控，价格暴涨。农村基础设施缺乏投资，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民购买力低。

7、城乡二元制度框架内的农民权利缺失

长时期以来，农民的权利缺失突出表现为3个方面、26种权利的缺失： a.政治地位上：少有参政议政权、自我管理权、知情权、说理权、组织权和受尊重权；b.经济地位上：少有劳动就业权、创业权、财产处置权、融贷权、公平税赋权、农业保险权、土地自主经营权和农田水利受益权 c.社会地位上：少有户籍权、安居权、迁徙权、乡村道路交通权、传统文化继承权、农业科技知识获取权、受教育权、医疗保健权、受保障权和环境保护权。

四、我国城乡统筹，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思路

（一）实施“五化带三农”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五化带三农”是我国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它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带动“三农”，用信息化武装工业化，让先进的要素手段来改造农 4 业生产力状况；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大量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通过市场化让农村经济纳入统一的市场经济轨道；通过国际化让农业融入经济全球化，促进农业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发挥五化的组合效应，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

建立“五化带三农”的示范县。我国大中城市带动和辐射的主要范围包含252 个县，占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数的8.81%，其中县87个，县级市95个，区70个。该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到2006年各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之上，基本打牢“农业提升、村庄整治、社会发展、农民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建议国家今后要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将该地区的列为“五化带三农”的示范区，不断地总结经验，以便带动其他地区发展。

（二）统筹城乡建立“八项带动”工程，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按照大工程带动大发展的理念，认真设计“八项带动”工程。要把这些带动工程按照国家层面、地方层面、行业层面搞好设计，要配套资金和最严格的管理措施，经专家论证后实施。

一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国民经济存量结构和增量结构，实施各级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工程。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城乡政府服务结构，全面加强农村政府服务职能机构职责能力建设，实施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工程。

三是改善城乡基础设施资源配置，全面强化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工程。

四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调整国内外产业转移链条和技术辐射路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施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工程。

五是加快流通体系融入国际化的进程，改革现代流通体制，调整流通资源配置结构，实施现代流通网络向农村对接工程。

六是整合信息高速公路，积极提供农村种养加，产供销的准确信息，实施公共信息向农村共享工程。

七是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充分调动和发掘人的才能，变人力资源为人力资本，进而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实施城市人才向农村流动工程。

八是努力扩大劳动成果共享，必须改变城乡日益扩大的社会保障格局，积极建立城乡民生工程，实施城市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工程。

（三）逐步破解城乡二元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建设

以城乡统筹的户籍、就业、社保、土地、教育、医疗卫生、文化、金融八大制度为突破口，建立“八大保障”，切实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实现“人有所为，业有所创、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治、弱有所扶、贫有所济、家有所乐”。

1、积极推进城乡统筹的户籍制度，逐步实现人口管理规范化。

2、积极推进城乡统筹的就业制度，确保农村劳动力自由转移。

3、积极推进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解决发展成果共享问题。

4、积极推进城乡统筹的土地制度，使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权益。

5、积极推进城乡统筹的教育制度，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6、积极推进城乡统筹的医疗卫生制度，根本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

7、积极推进城乡统筹的文化制度，努力弘扬城乡精神文明。

8、积极推进城乡统筹的金融制度，根本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

（四）城乡统筹，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服务体系

1、努力探索新型科技服务体系，解决科技服务主体单一问题。实现由单纯的农村技术推广向全面的农村科技服务转变，由自上而下的单向推广向双向互动的科技服务转变，由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转变。

2、努力构建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加强政策引导和正向激励，努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集中金融资源合成优势，满足农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3、健全农产品市场服务体系，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提供全方位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供销服务，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4、构建动植物疫病防控服务体系，解决重大疫情难防控问题。强化公共植保功能，把公益性的病虫测报预警系统、农资连续供应服务网络、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及病虫灾害保险补偿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预防重大病虫害和动物疫病的发生。

5、构建农村信息服务体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完善信息服务体系，提高人员素质，提升农村信息服务水平。实现农村信息进村入户，以及时便捷地提供农业生产、市场流通以及农业政策等信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6、构建新型农村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解决农民素质亟待提高问题。通过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城乡教育的平衡发展，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保障服务体系；坚持多渠道、多形式实施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全面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

7、构建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解决农业装备落后问题。按照“功能齐全、服务高效”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政策资金导向作用，正确引导农民和社会投入，加强基层农机服务站建设，扶优扶强农机大户，大力扶持农机化服务组织发展，努力建设 “以基层农机站、农机合作组织为龙头，农机大户为主体，农机协会为纽带”的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体系。

8、构建农产品质量监管服务体系，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加强对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程监管，由政府统一领导，责任落实到乡镇，发挥农业、畜牧、渔业、质监、工商、卫生等部门的职能职责，做好部门联动协调，构建多层次、各领域的农产品监管、监测和认证体系。

（五）统筹城乡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

1、城乡资金要素统筹，形成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抓住我国近年来财政超收的新机遇，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向农村重点倾斜的方针，建立以改善农业基础建设为中心的长效投入机制，针对农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集中力量办一些农村急需的工程项目。从2008年起，认真落实“五个三”的惠农政策，其中包括：“三个高于”，即国家的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要明显高于上年；“三个调整”，即调整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 6 农”，各地预算案安排的城市维护建设支出要确定部分资金用于乡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国家用于贫困开发重点县新安排的公益性强的基本建设项目要逐步取消配套；“三个继续加大”，即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继续加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投入力度；“三个提高”，即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中小学公用经费和校舍维修经费补助标准，提高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国家补助标准，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国家扶贫标准；“三个大幅度”，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业农村的比重，新增国债使用向“三农”倾斜。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耕地占用税税率提高后新增收入全部用于农业，土地出让收入重点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2009年起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安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等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

2、统筹城乡劳动力要素，构建公平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城乡劳动力要素统筹主要指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制度，消除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时人为设置的各种障碍，构建公平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一是以职业介绍为“龙头”，大力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二是认真组织实施“再就业工程”，促进失业职工再就业和企业富余人员的分配安置；三是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序化工程”，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管理和服务；四是加强就业和转业训练，加速发展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五是进一步加强对就业工作的领导和支持，确保就业局势的稳定。

3、城乡土地要素统筹，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城乡土地要素统筹是指把城乡经济发展中所需的土地资源纳入总体规划来通盘考虑。无论是社会经济的总体规划，还是区域发展规划或其它的专业规划，都应以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协调发展为最终目标。实际上，城镇化过程中只顾城镇建设需要而不顾农业发展，随意侵占农业生产用地的行为，就是没做到统筹城乡土地要素的典型。统筹城乡土地要素，关键是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六）积极培育增长极，加快新农村跨越式发展

1、积极搞好城镇化建设，盘活国有和集体建设用地，构建合理的住房结构，健康有序地转移农村劳动力。

2、积极扩大选资选智选才招商，实现大工程带动大发展，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

3、优化新型工业化区域布局，重点发展好各类园区建设，引导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土地集约。

4、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推进产业链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产业结构调优、调大、调绿。

5、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6、积极推行灵活就业政策，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和劳务经济，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打造农民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全新平台。

7、发挥区域优势，搞好资源整合，合理开发利用各类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8、扩大信息资源共享，加快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城乡信息化进程。

（七）打好宏观调控的组合拳，进一步支持农村发展

1、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将要掀起一场科技革命的新形势，按照我国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要求，加大农村创新体系建设，积极实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打好研发、创意、设计、品牌、专利、标准、推广、应用等各项技术和产品开发利用的组合拳。

2、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着力采取向农村倾斜发展要素的国家宏观调控措施，打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宏观调控的组合拳。

3、处理好国民经济方方面面极其复杂的关系，打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等利益关系协调的组合拳，形成合力，支持农村。

4、积极扶持大、中、小型企业进军农村市场，打好引导和鼓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企业积极参与农村建设的组合拳，做好优选的城乡统筹工程建设的典型模式，为国家城乡统筹提供借鉴。

5、认真调整国民经济投融资结构，努力向农村倾斜，打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公共财政、银行资金、外资、民资等一切可利用的各项投融资的组合拳。

6、要千方百计重视农村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打好农业技术研究开发类、技术应用与服务类、管理与服务类、一般技能应用类等各种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的组合拳，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向农村集聚。

7、积极探索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行动计划，以城乡统筹工程为突破口，整合资源，打好城乡资源共享平台的组合拳。

社会政治经济五位一体 篇5

王征国

（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湖南 长沙 410011）

[摘 要] “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指：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它坚持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道德立法为衡量标准；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它以完善立法程序、完善司法制度、完善执政方式等为基本内容；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它包括全国人大的制约监督、行政机关的制约监督、司法机关的制约监督、社会舆论的制约监督、公民的制约监督等各类监督；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它以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实施和促进司法公开、适应和满足法治需求等为重要保障；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它以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体系需要配套完备、制度反腐将成为治本新常态等为前进方向。

[关键词] 法律规范体系 法治实施体系 法治监督体系 法治保障体系 党内法规体系

[作者简介] 王征国（1951-），男，湖南武冈人，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教授、湖南省创新与方法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这个总目标作出了阐释：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这就是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已经从“完善法律体系”提升到了“建设法治体系”。“法律”与“法治”仅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从静态到动态、从法规到践行的巨大变化。从践行的角度，这个“治”字的精髓和灵魂是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迫使官员正当行使手中的权力，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实现权力和职责的有机统一。官员的法治意识，有利于全社会形成一种自觉守法的风气。而且，“法律体系”也不单是个“完善”的问题，更是个“建设”的问题，即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党内法规体系等。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2版。

一、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2003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说：要争取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3月10日上午，吴邦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他指出：1982年通过了现行宪法，此后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通过了4个宪法修正案。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目前，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都已实现了有法可依。然而，形成的法律体系是否得到贯彻落实？现实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有法不依、法律意识淡薄仍是十分普遍的问题。而形成的法律体系是否需要继续完善？现实仍然给予了肯定性回答，因为当前中国法律法规体系还存在漏洞缺失，社会法治观念还相当淡薄，官员滥用权力时有发生。所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显然，“完备”性要求比“完善”更进了一步，“法律规范体系”也明显高于“法律体系”。其实，衡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否完备，最主要标准是看以下三条：

——科学立法。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横向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家庭、婚姻、经济往来，我们通常称之为私法规则，调整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另一部分是公法规则，调整的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它解决个人的自由有多大的范围、国家的权力从何而来、国家的权力如何运行等问题。私法规则强调的是自治，而公法规则强调的是民主、公正、理性。私法不强调理性，可以是非理性的。比如一个女孩子爱上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长得虽然风流，但是感情不专一，不负责，所以在旁人看来，这个女孩子与这个男孩子谈爱是非理性的，但任何人没有干预她嫁给这个男孩子的自由权力。公法的运作不能非理性。这是公法与私法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公法里边更强调程序，更强调怎么体现、怎么保障民主参与、怎么保障科学合理。它的理性化靠程序来保障。因此，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要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 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民主立法。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尤其是那些事关民生的重要法规。这些年来，我国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看，我国的立法民主程度是比较低的。我国的立法是专家立法。专家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专家学者，他们了解国外的情况，从事研究。很多法律是出于他们之手，叫专家建议稿。另一类是实务界专家，我把他们叫做技术官僚，包括国务院法制办的从事法制工作的一些官员，包括全国人大从事法制工作的官员，也包括最高法院的一些法官。“官僚”一词是中性的，不是贬义的。他们了解情况。他们参与立法，通过法条把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规定下来。可是广大的民众参与是非常有限的。西方国家的立法有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利益团体参与立法的机制。美国有一栋大楼，这个大楼里住了1万多名说客，利益团体的说客，代表各个利益团体向议员们的私人秘书进行立法游说。在美国有535名议员，其中100名参议员，435名众议员。每一个参议员有4个秘书（国家出钱，议员自己去聘）。这些说客们的游说，由议员的秘书们收集整理、分类，并反映给议员。议员们选择其代表的利益团体，并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在立法之中。在我国，由于利益团体不发达，参与机制不健全，所以主要是专家立法。专家立法的一个弊端是学者们是过于理想，对现实世界把握有限，而工作人员往往容易部门化、个人倾向化（他不受什么制约），所以，有许多法规还存在很多问题。

——道德立法。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必须体现人类最低的道德追求，包括程序上的自治、自由的追求，也包括公法上的公正、民主等追求。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的。法律的背后都有道德的标准。比如不许杀人，背后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所以有人说法律是人类的最低道德要求，而法律的最高追求是道德。纯粹的德治是有缺陷的。德治有两个不足：一是难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环境中生长的人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制定婚姻法时，在对待婚外恋问题上，年纪大的学者包括各部门的同志都主张对婚外恋进行制裁。但是年纪轻一点的、中年的一些学者，包括各部门的同志对此则持比较暧昧的态度。因为婚外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副产品。在比较原始的农业时代，3 人们生活的空间有限，一辈子固守一份感情比较容易做得到。在工业时代，一辈子固守一份感情也勉强做得到。到信息时代，社会在飞速的变化，唯独感情自始至终不变，这是不合情理的（除非两个人齐头并进）。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当然解决的方式不同，美国解决的方式是拜拜；日本解决的方式是婚外恋（日本人婚外恋达70%）；我们国家的婚外恋也很多，道德约束力正在失去。所以，道德标准不能统一，若要统一就统一在法律上。当然道德标准有很多已职业化，比如教师、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是有严格要求的，而这种道德要求都是带有法律属性的，比如公务员道德标准是由公务员法规定的，律师的道德标准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是通过类似立法的形式来规定的。德治的另一个不足就是没有强制力的保障，然而道德立法的强制力就弥补了这个不足。

二、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以全民守法为目标。要通过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真正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并逐步深入人心。要创新法治宣传方式,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抵御错误观点的干扰和影响,让社会公众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认识和信仰。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高度重视道德对社会公众的规范作用,大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文明道德风尚,形成依法维护权利、自觉履行义务的现代公民意识。同时，又要努力完善立法程序、司法制度和执政方式。

——完善立法程序。立法工作好不好，质量高不高，关键是要把握好立法工作是否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政治文明发展规律、法律体系内在规律、立法工作自身规律，严格按照立法程序办事。这就要加强对法条词语运用、法规体例与内容安排等技术问题的研究，在统筹法律法规“立、改、废、编、配”的基础上，实现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要完善立法规划，加强对立法规划的科学论证，深入调查研究，全面考察立法规划的客观性与可行性。要健全立法立项制度，尽可能改变立项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现象，从实际需要出发，组织专业人员审查申请立项的立法条件是否成熟，科学编制立法工作计划。要提高立法审议质量，加强法案审议的专业性，适当提高审议人员中专家所占的比例，完善政府立法争议协调制度。要重视立法评估建设，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完善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指导，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人类法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司法权的来源上，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在司法权的配置上，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在司法权的行使上，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又自觉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在司法权的运行方式上，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等等。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符合中国国情，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保障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然而，面对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刑事犯罪高发、诉讼纠纷大幅度上升的严峻形势，仍然要在改革完善司法工作制度上下功夫、积极探索建立诸如行政审批简化办理机制、轻微案件快速处理机制、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等机制和办法，简化办案办事程序，提高办案办事效率。

——完善执政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执政方式的与时俱进和制度创新，突出体现了执政党在领导国家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力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了党的执政水平。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党的意志和路线方针政策规范化、程序化、法律化，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是我们党有效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而且，法律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关键也在党。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自觉接受监督，支持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各尽其职地开展法律监督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强化党内纪律检查，切实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三、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中共“十五大”以来，我国已经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制约监督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制约监督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导、纪律检查，特别是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其中，党对政法机关及其执法司法工作的监督是加强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执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中国 5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约监督，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各民主党派的制约监督，是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各民主党派可参与国家政权的组成，参与国家法律、法规及重大国策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社会团体的制约监督，主要是相关社会组织通过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诉诸舆论等方式，制约监督有关权力的运行。为此，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以下列各类监督为重要保障。

——全国人大的制约监督。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对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及其结果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主要方式有批准、备案、发回、宣布无效、改变或撤销等。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有权处理违宪事件，其处理方式包括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和其他决定、命令无效，也包括罢免违宪失职的国家领导人。此外，还可以通过听取和审议最高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向有关部门提出质询案，对重大问题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等方式，对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地方各级人大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分别按照权限进行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

——行政机关的制约监督。关键在加强国家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约束与控制。上级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关，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依法对下级行政机关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作出决定。通过行政复议促进行政机关不断规范行政行为，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行政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执行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的情况以及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依法行使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以及行政处分权。国家审计机关对有关国家机关、财政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活动、经济效益、财经法律法规遵守执行情况依法加强检查、审计、评价、鉴证，以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国家行政机关运用行政管理职能依法对相关领域社会生活秩序进行检查与监督，以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和行政目标的实现。

——司法机关的制约监督。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通过依法查办贪污受贿和渎职侵权犯罪，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和渎职侵权行为；通过批捕、决定起诉或不起诉等方式，依法监督侦查活动的合法性；通过参与审判活动特别 6 是依法提起抗诉等，监督审判机关审判活动的合法性，同时，对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对监狱、看守所的活动及其合法性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依法对其系统内部和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的执法、司法以及守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内部自上而下的法律监督主要通过审级监督来实现，监督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其监督通过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核准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等来完成。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执法情况。

——社会舆论的制约监督。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社会舆论的制约监督，能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依法审慎行使权力；能把权力行使的规程告知公众，使他们可以依据法律条文来衡量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力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能把权力行使的过程与结果，通过传媒诉诸社会公众，有利于排除影响权力依法行使的各种干扰因素。当然，社会舆论的制约监督应当是依法、客观公正、建设性的，有利执法司法机关改进执法司法作风，提高执法司法水平。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会给依法公正行使权力造成负面影响。

——公民的制约监督。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参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及取得损害赔偿的权利等，这些为公民对国家权力主体进行监督提供了依据、途径和方式。公民的制约监督是对国家管理最直接、最广泛的制约监督方式，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才能确保权力正确行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2

四、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法治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国家治理的一切活动都并入法治的轨道运行，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是打 2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造现代政府的必由之路，宪法意识、法律观念、法治思维是全社会所有成员必备素质。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司法权威是否建立、司法公开是否实施、法治需求是否满足。

——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这就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依法办事，带头依法行政，支持和保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支持和帮助司法机关抵御、克服影响公正司法的各种干扰，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的影响。要教育广大党员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公正司法。要坚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法律，尊重司法的观念。同时要建立和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拒不执行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公正裁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过去人们总是靠“领导批示”解决问题，现在主要靠“律师出面”维护合法权益。

——实施和促进司法公开。司法机关应积极实施和促进司法公开，在司法活动中体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司法公开，必须切实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感受得到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二是促进司法公开，必须健全依法对当事人公开的各项制度。对当事人公开，应当贯穿于司法活动的全过程。要依法公开司法过程和程序，依法公开案件各个环节和有关信息。对涉及当事人权益的事项，要依法及时告知当事人。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或裁判，应当及时将决定或裁判的内容、事实和法律根据告知当事人。三是促进司法公开，必须健全依法对社会公开的各项制度。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我国公民可以持有效证件旁听。司法机关也可以有计划地通过相关组织安排群众旁听，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增进广大群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司法工作的了解。

——适应和满足法治需求。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权是中央事权”,“掌握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等等，这完全是为了适应和满足现实生活对法治的真实需求。对此，复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当下的中国，法治为何会成为老百姓的口头禅，就是因为法治已成了百姓的真需求，我们需要法治来改变拆迁或城管制度；需要政府把政府权力清单挂在阳光底下；需要政府减少许可审批给市场主体更多自由；需要法治保障投资风险的减少；需要法治来保证每人都不会吃到有毒食物；需要法治保障教育与就业机会的公平；需要法治保障个人意见有正常畅通的渠道 8 和方式得以表达；需要法治来保证自己的官司受到法院公平对待；需要法治来保证自己不被侦查机关任意监控和关押„„”“ 总之，大家意识到推进法治不只是律师和法官们的事，还是企业家、知识人、政治家等社会各界的事，更是事关老百姓人权与民生的事，推行法治成为中国人的真实需求。” 3

五、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党的事业发展，既要求管好党、治好党，又要求建设好党。拥有一套完整的党内法规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经过近百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在内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然而，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与时俱进是我们党的理论品质，要认真总结我们党93年、无产阶级政党100多年、世界政党300多年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确保到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就为把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把党纪与国法之间的“缝隙”衔接起来，找到找准了能够牵动全局的最佳穴位。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个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接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法当然高于党纪。然而，法律只是对每个人的底线要求，如果我们的党员仅局限在遵守国家法律这个底线要求上，那就不能称其为共产党员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理所当然应该接受比普通人更严格的约束。每个申请入党的同志，当面对党旗宣誓时，就成了有组织的人，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多尽一份义务，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放弃的要更多，责任和担当要更大。如果执政党连自己的党规党纪都守不住、执行不下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就是一句空话。党员违反党纪就必须受到纪律审查，接受组织处理，切实做到以严的标准要求党员、严的措施管住干部。2014年初，中央组织部文件规定“裸官”不得在五类岗位任职，各省区市据此展开了“裸官”整治和调岗专项行动，“迁徙自由”虽然是公民权利，但是鉴于“裸官”的贪腐风险，党规党纪作出了严于法律的规定。随后，中纪委在通报官员的调查处理结果时，多次采用“与他人通奸” 3 郭涛涛：《依宪治国将成依法治国核心》，载《第一财经日报》（上海）2014年10月9日，第B06版。的表述。现行刑法等相关法律并未对“与他人通奸”作出规范，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明确规定。可见，党纪严于国法。不过，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并不是说党规党纪可以凌驾于国法之上，相反，更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更要把党纪限制在党内而不能超出其适用范围。

——党内法规体系需要配套完备。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党章规定了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组织保障、行为规则、纪律约束等基本内容，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行。每一名党员都要无条件地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遵守党的纪律。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党章作为指导党的工作、党内活动、党的建设的根本依据。党员干部要树立党的观念，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加强党性修养，切实维护党章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当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对党规党纪的历史渊源、地位作用、体例形式、产生程序等均需系统研究、予以确定；有的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交叉重复，有的过于原则、缺乏细节支撑，可操作性不强，亟待完善。我们要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的要求，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着重规范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做到要义明确、简明易懂、便于执行。要求真务实、循序渐进，先从提出工作要求入手，探索实践、不断总结，成熟后再上升为制度。要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实践成果固化为制度，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不断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关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

社会政治经济五位一体 篇6

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原来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扩充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把“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并写入党章,这是我们党对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所作的重要讲话,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作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描绘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个总体布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待,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只要我们坚持五个建设一起抓,推动“五个轮子”一起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何进行总体布局是一个重大战略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作了奠基,但是还没有具体的设想。列宁领导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对如何进行总体布局,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进行了不懈探索,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在经济建设内部进行农业、轻工业和

重工业综合平衡的布局,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相继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打开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

论发展的新视野,为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构筑了增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平台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合理最进步的社会制度,它应当而且也必然具有以往任何制度都无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以前,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仅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然而,人类历史表明,无论何种社会制度,都存在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外的不容忽视的社会生活空间。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和超越,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关系的转换、国家机器的重组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提升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着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在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五个建设的战略部署,既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也对增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开拓了新的空间。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创造人类社会向着最高社会理想演进的新范式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能够使社会主义中国成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创造人类社会向着最高社会理想演进的新范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着更高阶段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最高价值理想,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按照“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着力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特征的和谐社会,这不仅是立足现实自觉贯彻人类社会最高价值理想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在为人类社会向着最高价值理想逐步演进创造新的范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

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不断培育、完善和优化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实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的具体的标志。

社会政治经济五位一体 篇7

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科学内涵

城乡一体化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按照其主要矛盾的不同, 划分为城乡经济一体化初级阶段即城乡经济一体化阶段 (1978~2001年) 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 (2002~2020年) 。[1]关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 但总的来说其内涵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任务 (高飞乐, 2010) 。这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概念首次出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除了包括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 还强调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 目的在于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2]笔者认为,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就是指打破城乡分离的格局而形成的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共同发展、协同发展,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过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由之路, 是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基础上, 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的同时, 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相互协作, 优势互补, 以城带乡, 以乡促城, 互为市场, 互相服务, 从经济、社会、空间布局等方面融合发展, 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 强化城市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流动, 实现资源的共享、互补和合理配置, 达到缩小城乡差别,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持续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 其实质是破除城乡分割和对立, 加强城乡联系, 推进城乡平等与融合发展, 形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社会文明化的整体推进的发展格局,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使城市和乡村共享现代文明。[3]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至少应该包括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一体化、城乡市场经济一体化等。综上所述,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 而是通过统一城乡规划, 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 加强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 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 使城乡共同现代化。总而言之,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真正的内涵和目标, 就是让所有人口, 无论居住在城市或是农村, 都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 [4]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服务, 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而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的着力点

当前, 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 严重制约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任务的顺利推进。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顺利实现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历史任务, 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时代命题。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实现城乡统筹最大的障碍, 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主要表现为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胡锦涛提出了建立健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的城乡统筹思想内容, 强调户籍制度不适应、农村经济体制不完善、农业生产销售体制不健全、城乡一体化劳动力体制未建立、“三农”服务体制欠缺等是建立健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理应思考的方向和主要建设内容。[5]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 要着力加强城乡统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构建利益均衡机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加快深层制度创新与政策体系完善。

(一) 着力加强城乡统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21世纪, 世界经济尚未一体化, 中国国内市场仍然被割裂, 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极大限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破城乡市场分割, 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城乡统一市场建设包括三大内容: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以来,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 但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力度弱, 劳动者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极强的流动性致使其人力资本投资缺乏合理的预期, 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就业队伍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户籍制度长期缺乏质的突破, 就业队伍长期处于消极、被动、观望之中, 内在发展和创新的潜质被严重抑制等原因,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效率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土地市场是中国结构最为复杂、运作最缺乏规范、整体效率最低的要素市场。就农村土地市场以及城乡土地市场关系而言, 核心问题涉及到农村承包地流转、农地征用制度以及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建立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市场具有中国特色, 是地方政府在同时满足国家保护耕地需要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硬约束下的近乎唯一的选择空间, 同时冲破了传统体制下劳动力、住宅和承包地“三合一”的利益格局, 使劳动力市场、宅基地市场和承包地市场相互独立, 大幅度提高了三大要素市场在城乡间的配置效率。逐步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资本市场, 促进社会资本在城乡间有序流动。特别是完善农村金融和财政政策, 激励农业企业和农村种田大户的发展, 推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城乡规划一体化的前提下, 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的各项管制政策, 实现人口、土地、资金在农村、城乡之间的独立的自由的流动,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二)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一是完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 编制完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环保等专项规划。注重城市资源的整合, 形成一主多副、组团式的城镇空间结构。大力推进高层次的集中城市化, 致力于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中心城镇, 尽快形成一批规划布局有序、环境优美、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新城镇。二是结合区划调整开展撤镇 (乡) 建街道、撤并行政村等行政区划调整工作, 整合中心村和农村居民点的建设, 形成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的发展格局。合理确定村庄、社区的布局和数量, 统筹谋划村庄建设空间、功能、产业、要素和资源布局, 加强农村居民点建设, 逐步建成居住规模化、设施完备化、布局科学化、功能完善化、管理制度化的“五化”新社区。加强集中区形态设计, 突出地方特色, 重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三是加快城乡规划管理一体化进程, 逐步实现农村建筑的规范设计、有资质施工、法制化管理。按照节约用地、美观实用、功能配套的要求, 积极开展示范村创建。通过典型引导、示范带动, 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并发挥其主体作用, 加快建设富有田园风光和现代气息的农业园区型、集市商贸型、民俗文化型、乡村旅游型的新村庄, 与城区形成一体, 相得益彰[6]。

(三)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

一是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 建立投入保障机制。根据基础设施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应当承担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放责任。当地方政府因财力限制、难以提供全国基准水平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时, 由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转移支付支持。二是集中财力优先安排农民最急需、受益面广、公共性强的农村公共品和服务。切实加强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道路、水利、能源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实行免费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 重视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质量,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努力打破与城乡二元结构相伴随的城乡教育差距。增加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 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改善县乡医疗卫生条件, 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三是调动农村社区组织和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农民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把握好有关政策界限, 严格控制标准, 防止因出现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而重新加重农民负担[7]。

(四)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增加社会公共财政的支出力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 它能否充分发挥作用, 取决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状况。政府应通过加强社会保障预算等措施进一步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 不断提高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稳定性, 充分化解社会风险。二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起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 解除劳动者的失业、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 尽量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竞争, 在竞争中获得相应的安全保障, 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三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建立健全以维持最低生存为目标面向所有贫困人口的社会救济体系、大病住院保障机制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等, 充分保障处于社会边缘人群的基本生存需要, 确保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 逐渐消除社会贫困, 实现社会公平。四是重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曾长期将农民排除在外, 这实际是不公平的。我们应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 促进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为基础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 继续推进以互助合作为原则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切实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8]

(五) 加快构建利益均衡机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 在均衡政府、企业、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各个利益主体的过程中, 主要突出以下工作:一是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通过制度努力确保社会公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协调好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等公共政策手段, 在推进社会保障政策的同时, 努力实现社会保障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平性。二是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和税收政策等, 鼓励企业努力实施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 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促进整个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类社会保险, 帮助居民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科学的养老意识, 从软硬件等各个层面提高居民自身的保障能力, 构建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9]。四是建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截至2011年年底, 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10]。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收, 失地农民群体也随之迅速扩大, 总量已达4, 000万~5, 000万人, 甚至更多, 而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递增, 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1.1亿人左右[11]。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中, 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是解决城乡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的关键。目前, 我国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主要表现在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方式单一、土地征收范围过宽、征地补偿资金管理混乱等。由于没有建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由征地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 如2010年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2011年江西抚州临川爆炸案、广东汕尾乌坎事件。近年来, 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事件是因为土地问题, 其中由征用农民土地而引起的在60%以上[12]。可以看出, 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是解决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城乡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的关键。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重点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和现行财税体制;改变单一的以经济为指标的政府考核体制;建立农民统一的利益表达机构。

(六)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标志,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就必须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的户籍制度在不断进行调整:“农转非”、大城市的“蓝印户口”、城市购房入户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和推进了户籍制度改革。为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 必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 这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只要其在一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就有资格办理当地户口。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的权利, 实现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 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使户籍登记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居记和职业状况, 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人口身份的不平等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权益的不平等。但是, 户籍制度改革可能要引发其他制度改革或以其他制度改革为前提, 户籍制度的改革进程将会受制于其他方面的改革, 其改革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不应把它简单理解为农民变市民, 机械地把统一城乡户籍制度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行政性措施来推进, 关键是要抹去横亘在农民和市民之间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差距, 必须从户籍制度背后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入手, 通过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才能最终实现。

(七) 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 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 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着力点。统筹城乡劳动就业,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从根本上讲, 就是要进一步突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合理流动。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实行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并重”。就地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中, 积极发展非农产业, 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特别是增加服务业的就业规模和容量。异地转移, 就是支持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 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和工作条件, 推动城乡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总之, 就业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13]。

(八) 加快深层制度创新与政策体系完善。

社会政治经济五位一体 篇8

空间规模治理；区域治理；要素耦合；制度试错；区域战略规划

TU982；F207A005507

一、 城市价值、空间规模治理与区域治理

城市是人类文明千百年来的演进结晶和累积性创造，又是人类创造活力的不断涌流之地。人类超越自然界的恩赐而建构一个可控的多层次秩序体系，是城市生生不息的使命，其根本手段在于通过人们的合作，把城市塑造成精神得以皈依的神圣之地、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之地、市场得到充分繁荣之地，并将“神圣、安全、繁忙”六字方针作为城市的基本价值，写在城市发展的旗帜上。① 集“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是一个融生产、生活、生命、生态四业态于一体，集多样性、丰富性与包容性三特征于一身的复合共同体生活。任何自毁三大价值中任何一个方面价值的行径，就等于自毁城市的本质，最终导致城市生活的衰亡。②

正因为城市生活所独具的集聚特征与核心价值，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视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孪生推动力，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将城市生活不断推进至它所能抵达的区域，塑造出一个一个人口、资源、信息、技术、资本、物流等要素高度流动并日益集中的城市共同体。这种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生产力，“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③ 。

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既开拓了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性，提升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又开辟了人类居住空间的新形态——一个以区域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以中小城市为连绵地、以小城镇为连接点的大都市圈或大都市连绵带，在世界的不同区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屹立在世人面前。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的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渐向“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演变，以这些巨型城市区域为代表的空间单元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肖林：《上海的“十三五”发展主线》，载《上海证券报》，2015年10月21日。 大都市圈空间或者巨型城市区域空间的扩大，不仅引发一国范围内空间规模的重塑，而且引发跨国（地区）间的空间规模的重塑。由民族国家边界作为划分标准的空间背景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处于中心城市地位的民族国家和主要城市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超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挑战。[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唐亚林：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

无论一国范围内还是跨国（地区）间空间规模的重塑，都将引发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由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而肇发的跨域公共事务协同化与传统的分割式城市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区域空间规模治理又因各国与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的不一而呈现不同的区域治理形态，其基本模式主要有：组建综合性的城市联合政府，设置非政府性质的城市协调机构，建立城市之间的合作组织，建立承担专门职能的地方政府。卓越、邵任薇：《当代城市发展中的行政联合趋向》，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底，城市化率已达到54.77%。而且，在传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三大都市圈基础上，开始出现长株潭与武汉城市群、成渝城乡一体化区域等中西部大都市圈。为突破分割的区域治理模式的限制，加快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2010年6月《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相继出台，国内跨区域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国际跨国（地区）间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被提升至当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并成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因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引发了区域治理的阶段性内涵嬗变，进而呈现独特的要素耦合特征与制度试错的选择逻辑，需要从区域战略规划视角对区域治理政策框架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二、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演进，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科学发展观下“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阶段性嬗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区域治理一说。因为是“全国一盘棋”，所有生产、销售、分配、消费等均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指令性计划来完成。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高尚全在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一个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统一调配资源而引发的看似荒诞却真实的事例：当时沈阳有两个工厂，一个是电缆厂，属于一机部管，另外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由冶金部管，这两个工厂正好隔一堵墙。电缆厂需要的铜，由一机部从外地调到沈阳，而冶炼厂生产出来的铜却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本来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签个合同就可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但由于不符合指令性计划的各自条线管理要求，必须从外地调拨，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究其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最终一直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98页。

改革开放后，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条块分割弊端，走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之路，国务院提出了推进跨（行政）地区经济联合和形成经济区的大思路。1980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要求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方针，大力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中央政府层面作出的关于形成区域经济区的发展战略，标志着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进入第一个发展阶段，即“行政区经济”阶段。

“行政区经济”意味着在计划济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所出现的基于行政区划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类型，其典型特征有：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主导经济发展，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困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394页。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划定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后来又增加绍兴）等城市在内的上海经济区为国内第一个跨省市综合性经济区，这标志着“行政区经济”从理念走向实践。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内涵嬗变的第二个阶段。一国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文化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按照区域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通过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区域内优化配置各种要素，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提高区域总体效益、促进区域共同繁荣的动态过程。宋巨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载《当代财经》，2003年第2期。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容一般包括六大方面：交通等基础设施与信息的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政策与制度一体化、形态一体化。在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缺乏地方自治基础、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难以催生跨区域政府合作的真正动力、跨区域政府合作的共识还没有真正形成等多重因素的交织约束下，唐亚林：《长三角城市政府合作体制反思》，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8期。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停留在通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宏观规划与调配，侧重于交通一体化等硬件建设，而难以在产业一体化、政策与制度一体化等软件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层面。

2003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统筹目标”，昭示着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进入到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指在推进区域治理过程中，改变过去只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只重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忽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倾向，更加注重将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果造福于区域民众的社会福祉的提升，大力推进区域公共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进程，通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互动，建构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动力，并塑造区域治理的新型发展空间。

三、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要素耦合特征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一方面需要积极回应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引发的跨域公共事务协同化问题，另一方面需要面对因区域空间规模拓展而引发的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提升以及更大范围、更多层次区域治理空间复合等问题。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针对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提出了三大耦合要素，即：体现区域空间规模、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准等的居住区密度，体现资源要素等集中程度的城市群距离，体现生产与生活融合、区域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市场的区域分割程度。由于经济发展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呈现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演化的状况，由此必然带来生产的日趋集中，生产者会青睐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也必然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加剧。这就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创新，促进不同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趋同，其根本出路就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世界银行认为，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与和谐性发展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综观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因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社会文化条件等综合因素的约束，基本上遵循了由东到西逐步推进、梯度发展的发展战略，形成了沿海、沿江、内陆梯次开放，横向化与差异化兼具的平面发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分割发展与城乡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率先起航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环渤海湾地区（京津冀地区）区域发展三大都市圈引领的大都市圈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进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21世纪初提出的成渝城乡一体化区域、长株潭与武汉城市群、海西经济区、黄河三角洲区域、图们江合作开发区域、关中—天水经济区等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以及21世纪10年代提出的“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跨区域跨国（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共同型构了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多层次、立体化、协调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经济新常态”格局下，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多层次、立体化、协调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方面为区域空间规模治理提供新的价值引领，另一方面不断推动区域治理核心要素的转换、重组与复合，并推动城市产业的不断集聚与变化、城市群空间的不断演化与扩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演进与分化三者的有机互动，即通过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三位一体”要素的耦合，共同塑造区域治理协调发展的新图景。

从区域治理协调发展的新图景视角观之，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主要在于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根据国土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特色，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和环境保护，通过东中西部地区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分工、调整转移和主动升级，塑造区域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主要在于追求更协调的发展。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来调节城市规模，促进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切实改变农村社会以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初始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构建集产业发展、就业方式、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和公共交往五位于一体的新型城乡发展平台。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主要在于追求更人性化的发展。发展的一切目的是为了人。根据共享发展的要求，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体化规划、一体化推进，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能力，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公共福祉，共建力有所用、心有所安的和谐社会。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根本动力，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有效手段，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本质要求。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三位一体”核心要素的耦合，既有机统一于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历史进程，又有机统一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

四、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试错逻辑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经历了一个制度试错的累积性发展过程，一方面表现在发展思维的更新上，另一方面表现为制度安排的选择上，并由此实现了区域治理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一是从最初的迷恋用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权威来对区域治理进程进行行政干预，转到推进区域内各城市政府间的自发联合与自愿合作；二是从各城市政府间的自发联合与自愿合作，转到在各级政府组织间、各行业协会间、各民间组织间等建立以“准非政府组织”形式运作的制度化机制。

在发展思维的更新上，首先，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的藩篱，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以上海为中心，专门辟出了包括上海、江苏与浙江两省的部分地区在内的跨省市综合经济区——“上海经济区”，并率先成立了专门从事区域规划和行政协调职能、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虽然这一跨地区的行政协调机构对于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终究无以应对“诸侯经济”的博弈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了解体和消亡。

其次，1992年当代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被提上了区域治理的议事日程。鉴于过往通过行政手段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诸多经验和教训，1992年上海、江苏、浙江的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与地级城市的市经协委（办）自发联合成立了“长江三角洲14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系会”，后改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试图通过自愿合作的方式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的发展进程。如今这一各城市政府间自愿合作组织形式，不仅在专题合作、项目合作、标准互认、政策联动、共识研讨等领域取得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打实成果，而且其组织成员也已辐射到包括安徽相关地级城市在内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区域治理空间规模的拓展。

最后，在“统筹区域发展”的基础上，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进入了一国范围内区域治理内涵的最高层次——“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201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统筹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以及“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等新要求。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这一战略思维的具体体现（不再是区域规划，而是协同发展规划）。该规划纲要不仅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而且要求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并通过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1日。

在制度安排的选择上，一方面表现为三大转变：一是从重区域治理组织形式化倾向向重区域治理组织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倾向之转变；二是从重主题合作的选择到重合作机制的构建之转变；三是从有选择性的试错式合作到整体性规划与治理之转变。唐亚林：《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4211页。 另一方面，对于区域治理的内容层次选择上，开始形成以交通、信息与标准一体化为先导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以产业差异化分工、互补与升级为重点的跨区域政策体系一体化——以社会就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为核心的跨区域公共服务与政府治理制度一体化的三层次区域治理内容新框架，且呈现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由单一到综合的立体化架构。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试错逻辑，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轨迹，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的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三位一体”核心要素的耦合机理，再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事务复杂性与制度创新艰难性的交织实践，三者互为推动，共同催生了基于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发展之路。

五、 用区域战略规划统领区域协同治理新图景

由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而型构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三位一体”新图景，既为当代中国的区域协同发展催生发展新空间，又为区域协同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反过来又用发展新动力去开辟更大的区域治理发展新空间。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需要站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新的历史起点，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目标，就需要突破传统区域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从区域战略规划顶层设计视角，重构促进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体系。

区域战略规划是区域协同治理的起点和基础。一个富有战略目标的且事关长远的区域战略规划，既能详细地说明区域治理的基本任务，布置完成该任务的长期基本目标并安排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又有助于区域内各类政府组织、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有效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并不因为区域内各机构负责人的更迭而发生目标位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绩效预算》课题组：《美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上海：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既包括区域战略目标又包括区域战略目标实现的支持条件的区域战略规划，对于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体系的价值在于三方面：一是区域战略规划是属于整个区域范围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局部范围；二是区域战略规划的战略政策框架，既覆盖有明确愿景和使命的区域总规划，又涵盖服务于特定目的的主要发展项目；三是区域战略规划聚焦战略的优先次序问题，将重点置放于战略方向、战略目标与战略规划之间的有机平衡，置放于经济、环境与社会目标的一致性考量，置放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与诉求平衡，而不去关注具体政策的细节。[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从此角度上讲，区域战略规划也可被看成为一种新型政策工具，是构成区域治理的重要方式。

从区域战略规划顶层设计视角来重构促进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体系，其关键在于建构无空间区别机制的公共政策框架体系，即将推进区域协同治理的所有工具如公共制度、基础设施、激励措施均纳入该框架之中。其中，公共制度包括影响土地、劳动力和国际贸易的规章制度，通过税收和转移机制提供的教育、健康、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服务制度；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和通信体系等促进商品、服务、人员国内国际流动和观念交流的设施；激励措施包括清除贫民区计划、针对制造业公司的财政激励措施、贫穷国家在发达国家市场中的贸易优先准入等。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