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思想分析

深层思想分析（共7篇）

深层思想分析 篇1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

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② 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③

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据《货殖列传》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④《史记·三王世家》载：“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⑤

宛：宛即南阳，是汉、江、淮之间的交通孔道，又是铁的产地，冶铁工业非常发达，是工商业荟萃的中心。《货殖列传》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⑥据《高祖本纪》载：沛公连夜领兵，把宛城紧紧围住，围了好几圈。南阳郡守想要自刎，其舍人陈恢越过城墙去见沛公说：“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⑦。

陶、睢阳：两县原都是僻居内地的小县，后邗沟与淮泗菏济沟通后，两城都位于运河之滨，于是便随着商货云集，而变成了重要的商业都会。《货殖列传》载：“陶、睢阳亦一都会也。”⑧又载：“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⑨ 《汉书音义》曰：逐时而居货。韦昭云：随时逐利也。”

邯郸：邯郸是赵国的都城，赵为大国，而邯郸又适“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故在战国时即已为“天下名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到西汉时，其盛不减：“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⑩

燕、蓟：两地皆地连辽东，东北边胡，东接秽貉、朝鲜、真番，是沟通中外的重镇，又盛产鱼盐枣栗，故也是商货聚散的重要都会：“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11

江陵：江陵是楚国的故都，为江南经济区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由于具有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故商业的发达亦比较早。“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12 寿春、合肥：战国时楚徙都寿春，为淮河流域的重镇，合肥受南北潮，为南北商货交流聚散之处。“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13

番禺：番禺即今之广州，自古为对外交通之门户，又为“奇怪”和“珍异”之所聚，所有中国商货之出口与南海诸国商货之入口，均径由此门户，故自古即为中外商贾所麇集。当江南广大地区还处于尚未开发的榛莽状态时，番禺即已一枝独秀，成为一个人烟稠密、交易繁忙的大都会。《货殖列传》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14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

二、司马迁的重商观念

司马迁认为，在各种行业中，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5他指出：经商之所以容易致富，并且还容易获致巨大的财富，这是由商业的性质决定的，其主要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１）商业营运，实际上是资本运动，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中国早在春秋战国年间，社会上就流传着“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谚语，据《韩非子》解释说：“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是说商人手中资本的作用，它是在不停的周转中——即流通中来不停地使自己增殖的，所以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就是商业资本额的增多。

（２）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古代商业主要是买贱鬻贵的贩运性商品，这样性质的商业说明生产与流通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直到汉代，这种商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基本上还没有越出《国语》所下的定义的范围：“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料多少，知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贵贱的差额愈大，则商业的利润愈高。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差额主要为两种原因所造成：其一，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条件的限制，使许多物产的有无多寡之间出现很大差异，成为《盐铁论》所说的多者独衍、少者独馑，即在盛产该物品的地方，价格奇廉，而不产或少产的地方，则价格昂贵；其二，是意外灾害如战争、饥馑、疾疫等和荒歉造成的物价波动。总之，只要供需之间不协调，便是商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商人常常于不旋踵之间即已腰缠万贯。

（３）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这也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二是受市场条件的限制。司马迁所列举当时四大经济区的特殊物产，虽然都已是“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故皆待“商而通之”，但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民”并不是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而是具有充分购买力的财富所有者。同时，商人为赚取大的利润量和高的利润率，其所贩运的物品，不但都是产自外地的罕见之物，而且都是产自远地的特殊之物，地理的差距愈遥远，价格的差额也愈巨大，于是陇蜀的丹沙毛羽，荆扬的皮革骨象，江南的楠梓竹箭，燕齐的鱼盐旃裘，兖豫的漆丝絺纻等等，便都成了商业贩运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性质的商业一直在不断发展之中，至西汉，商业的发展又远远超过了战国，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一个时期。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6司马迁以具体事例，描述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富商大贾的具体情况。很显然，司马迁不是为那些暴发的资本家写个人的发家史，而是要通过那些暴发户来说明贯串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这些富商大贾都是兼营工商业或兼营农牧业，如，“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与时俯仰，获其赢利，„„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17以上这些人都是“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18汉代这样的富商大贾非常多，说明汉代商业资本积累得非常大。

三、司马迁的财富观念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也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平准书》载：“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齐桓公称霸，魏国的强大，都是由于重用谋臣，实行发展经济措施的结果。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司马迁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商鞅变法之后，“秦人富强”。秦兴修水利，开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9。秦的灭亡也与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由于秦的残暴统治，其结果使：“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20。在如此衰败的经济情况下，人民无法生活，只好奋而反抗，推翻当朝统治。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在《货殖列传》中，他对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这是应当肯定的。

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子贡从商致富，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可见势力之大。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中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的财富思想。在《货殖列传》中，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经济财富是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只能是“附焉”。能够排除道德天赋的影响，提出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命题，这是司马迁的贡献。当然，司马迁也有不足，如“人富而仁义附焉”，那就是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

所谓“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则是没有道理的指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强调了经济生活的重要，并以齐国为例，指出发展生产是国富民强的根本途径。他认为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现象，只能因势利导，予以适当满足，而不应该用空洞的说教去禁止这种追求，或者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他从社会发展的观点分析，认为农、虞、工、商都不可缺少，轻视货殖是毫无道理的，这在当时可说是非常卓越的见识。他指出当时社会只要有钱，则名誉有了，地位也有了，犯了法还可用钱去赎，所以“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就难怪人们拼命追求钱财了。王公大臣无不如此，何况编户齐民呢？他还带有讽刺意味地说：要不是子贡很富有，能够聘享诸侯，孔子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声。早在孔子时代，钱财已有这样大的作用，到了汉代，其作用更是深入到各个领域。司马迁敢于正视现实，揭露这一种社会现象，这与那些以讲功利为羞耻的儒者当然是大相径庭的。

四、司马迁的流通观念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国民经济已在前代基础上达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其主要特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１）全国各个经济区和各个生产部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个整体之中，彼此成为互相依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它是什么地方的一个生产物，也不管它是农产品、手工业品、天然矿产品、林牧副渔等采集猎获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能成为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或为人们喜好的奢侈品，都成为生产贩运的经营对象，而被纳入国民经济的整体之中。司马迁在指出这一重大的经济发展时说：“夫山西饶材、竹、楮、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21。意即四大经济区所有的各种地方物产，原来不但不是商品，而且有很多还不是供使用的用品，现在都为全中国人民所喜好，并成为全国人民“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等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因而自然也都成了农、虞、工、商各个经济部门从事经营的专门业务。

（２）商品的自身运动形成商业，产品由商业而变为商品。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商业的发展。恩格斯指出：“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22商人出现后即商业发达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把原来当作直接生活资料来生产的物品，或者未经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品，现在经商人之手而转化为商品。这样的变化在战国年间已经开始，到了秦汉时代就更为显著了，司马迁曾指出这种变化：“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23以上这些东西，原本都不是商品，只是由于商人来收购贩运，才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富给之资”。这些东西的主人之所以能“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是因为到了这些东西的成熟收获季节，自有商人从四面八方来收购。这都充分说明：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而变为商品的。但是这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运动的方向就倒转过来了，这时不再是商业把生产物变为商品，而是商品的自身运动形成商业，过去是商业支配产业，现在正相反，是产业支配商业了。这样一种细微难见的隐约变化，司马迁也敏锐地观察到，他在《货殖列传》中说：通邑大都，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瓶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24所有这些东西的生产者，根本都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不管从事其中的哪一种生产，都可以发财致富，“比千乘之家”。说明上述的任何一种产品，对于它的所有者，都是以变换价值的形态存在的，亦即都是把它当作单纯的交换价值来进入流通领域的。

五、司马迁的经营理论

从事商品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大都是作坊手工业，特别是那些产量巨大的采矿、炼铜、铸钱、冶铁、铸造、煮盐等等，都不可能以个体方式进行小量的生产，而必须是大规模经营，这是由手工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应有的组织形式。在汉武帝实行禁榷制度以前，所有这些企业都是在“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的放任政策下，完全听任私人自由经营的。由于这些企业都具有资本多、雇工多、产量多、利润多的特点，所以很早就使其经营含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１）所有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或所有者都是资本所有者。客观的经济规律是围绕着资本这个轴心来旋转运行的。司马迁早就敏锐地看出，象冶铸煮盐等大型企业的全部生产和营运，都是在资本的命令下进行的，他在《平准书》中指出：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25可见投资于这些企业的都是富商大贾或地方上的豪强大家，他们都是先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于发财致富之后，才具有充分的资力来从事这些经营。

（２）由于这些企业都具有规模大、产量多、利润高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又是人人所必需，因而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以致经营的人往往大发其财。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以大量例证来阐明了这一问题：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26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27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28。鲁地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29。“［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30。从上面数例引证可知，在汉初实行放任政策时，于是采矿、冶铁、煮盐、采铜等业遂成为一项最有利的经营，因为它可以直接形成财富。

事实上，在冶铁工业发达之后，其所铸造的铁器主要都是农具，因为农具的需要量最大，有广大的国内市场。秦时除有众多的私营冶铁业外，还有官营的冶铁业，秦有铁官，如司马迁之先昌，“昌为秦主铁官”31，可知秦时政府也大量地铸造农具。秦时还没有实行禁榷制度，故秦和汉初的私营冶铁业亦非常发达，例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秦迁卓氏，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氏”32。他们所冶之铁，当然都铸造为农具或工具，才能贾椎髻之民或滇蜀之民，亦才能富至巨万。实行禁榷制度后，盐铁皆收归官营，官营冶铁业亦主要是铸造农具，并于各郡县遍设铁官以推销供应。有时由于官工场的粗制滥造，单纯地追求数量，不顾质量，致所铸造的农具粗大笨重，不甚适用，而官僚主义的经营方式不善和推销人员的服务态度不佳，亦给农民增加了诸多不便。

六、司马迁的货币理论

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中“成一家之言”，具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在货币理论方面，可以说是独具一帜的。

（１）货币起源论。其主要论点：其一，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他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33。司马迁认为货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发生的。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货币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不是圣王贤君为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创造发明的。其二，货币产生的时间。他认为高辛氏以前已有货币，不过未有文字记载，不可得而详考。又认为虞夏以前早已有货币，到虞夏之时，其币分为“金三品”，“或黄或白或赤”即黄金、白银及铜。而铜又有钱、布、刀之别，此外还以龟贝为货币。其三，货币形式的统一。到了秦代全国货币统一为二，“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純紥矠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货币形式划而为一，币材也集中到金属体上。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商品交换、货币关系不十分发达，交易额不很大，以镒为单位的价值量太大，不适合小额交易的需要，必须由价值量较小的贱金属铜来充当币材。

（２）货币流通与物价理论。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指出：从建元（前１４０）以来，政府财用匮乏，往往在产铜多的山地就近铸钱，百姓也时有私铸。于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越多，则货币购买力越低；货物数量越少，则物价越昂贵。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仅就货币而言，它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即法定半两钱的重量为四铢，如以一两２４铢计算，半两足值铸币应重１２铢，可法定含铜量仅四铢，已是不足值的铸币。因而只是价值符号或货币的代表了，不再是足值铸币，不可能再自发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况且官府巧法铸造或私铸的货币，经过磨取铜屑，会越铸越轻，越铸越薄，远在四铢以下。这种劣币势将充斥流通领域，币值越低，货币购买力也就越低，物价越高。当时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在商品数量不变、铸币贬值的情况下，单位铸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商品价格成反比例变化，这是符合商品货币交换规律和当时实际情况的。基于此，他反对纵民私铸，赞同汉武帝集中铸造新“三官钱”，建立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论及货币流通的作用，认为：“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即货币流通为的是促使农商各业间的贸通有无，交易往来；货币交换关系发达后便出现了贪诈尖巧，兼并倾轧，巧取豪夺，趋利若鹜，弃农经商等社会现象。这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媒介作用，正是由于货币的积极作用，沟通了农、工、商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推动和刺激了封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同时他又指出货币的消极作用，激起人们对于货币的崇拜和追逐。对此他作过客观陈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是对商品货币关系下人类社会心态行为的生动写照和高度概括，它促成了流通领域的投机取巧，尔虞吾诈，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商业畸形发展，农业面临严重挑战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危机。司马迁客观反映了这种货币经济的社会现象，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３）货币信用制度和信用学说。司马迁把高利贷与工商业者并列，并为之立传，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他们的致富活动，流露出他对汉武帝打击商人政策的不满。《货殖列传》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因此富埒关中。”高利贷的经营业者可以称家，足见他的普遍存在，已不是某一行业的兼营业务，也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已是一种专门经营货币借贷的高利贷行业。无盐氏则是其中最有头脑，最善玩巧，孳殖和争于机利的代表人物。无盐氏是司马迁正面记述，并与范蠡、计然、子贡、白圭、蜀卓氏等一同作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靠“取与以时”，可资后来“智者”借鉴效仿的楷模，可供垂范的典型，而不是作为指斥、反对的对象。他将货币借贷视为正当的营业，未予否定或歧视，因而他在记述高利贷剥削活动时，描述高利贷资本急骤积累时毫无贬词，他是我国公开承认高利贷合理性的第一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述了那些没有爵位俸禄封地食邑人的盈利收入能与列侯封君匹敌时，称之为“素封”。对他们，司马迁采取的是客观态度，并未流露出任何批评或反对之意。

司马迁的贡献还在于，他专门开辟了《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两个篇目。《货殖列传》专门保存和记述了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的著名富商大贾的业绩及时代背景，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货币信用制度和货币信用学说提供了宝贵史料。《平准书》专记汉初至武帝一百年间包括货币、信用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为研究西汉货币信用制度和思想史提供系统、丰富的史料，尽管它还不十分完备，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可他为后代史学家所开创的先例、首创之功不容抹煞和低估。

总的来说，不论是商业还是手工业，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又不能把商业资本直接转化为产业资本。总的出路，一是购置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二是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就是通过重利盘剥以增殖其自身。然而，不论是进行土地兼并还是经营高利贷，对整个经济所起的都是消极的破坏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越发展，商业资本积累得越多，反而使整个社会愈不发展，以至愈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我们必须看到，司马迁毕竟是一位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由于阶级和思想的局限，《史记》中的许多记载还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说和历史循环论的影响，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等，这也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史记》经济思想内容之丰富，经济理论之卓越，其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足以令后人景而仰之。

（出处：《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

————————————————

注释：

①②③ 《史记》卷１３０《太史公自序》。

④⑥⑧⑨⑩11 12 13 14 15 16 17 21 23 24 26 27 28 29 32 《史记》卷１２９《货殖列传》。⑤ 《史记》卷６０《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述》。⑦ 《史记》卷８《高祖本纪》。18《汉书》卷９１《货殖传》。19《史记》卷２９《河渠书》。25 30 33 34 《史记》卷３０《平准书》。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０１９页。31 《史记》卷１３０《太史公自序》。

深层思想分析 篇2

一、ARP及中国科学院推行的深层次原因

ARP是Academia Resource Planning的英文缩写, 意思是中国科学院资源规划项目。ARP项目是实现中国科学院科学资源规划的信息系统工程。她从中国科学院院所两级治理结构出发, 以科技计划与执行管理为核心, 综合运用创新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信息技术, 对中国科学院人力、资金、科研基础条件等资源配置及相关管理流程进行整合与优化, 构建有效的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平台。ARP的总目标是:通过院ARP系统的推进, 建立统一平台, 满足共性需求;通过研究所信息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带动个性系统开发;通过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院内管理信息化资源共享。

中科院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初期, 就提出了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和一流的效益目标, 即“四个一流”的理念。施尔畏副院长曾指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必须做到科研、队伍、管理都要具备国内顶尖水平, 只有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国家队。在信息化时代, 如果管理没有实现信息化, 不能形成信息资源的获取、传输、处理、存储、开发利用的完整价值链, 就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

ARP是伴随中国科学院管理思想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不仅是一套信息化管理系统, 更是一种结合当代管理科学、计算机信息化科学、行为科学等多种学科的、促进其共同发展的科学管理思想和技术解决手段。她强调对科研业务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的动态管理。较之我们以前熟悉的管理系统, 其目标和定位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科学院推行ARP系统, 并不仅仅是为了升级我们的管理信息化水平, 让其更加现代化、信息化。而是把ARP代表的一种先进管理思想和手段, 带入到我们科研管理和决策中来, 最大限度地整合配置我们的各种资源, 为科研活动服务。因此, ARP是实现“四个一流”的必然手段。

二、在中国科学院推行ARP所面临的挑战

上世纪90年代ERP进入中国后, 一度受到热捧, 很多企业纷纷上马, 但之后的发展却并不如想象的一帆风顺。而是显示出明显的水土不服。很多企业的决策者不愿放弃和改变自己的管理风格和业务流程。而是让软件开发公司不断进行二次开发让ERP系统来迎合企业本身的风格, 这样耗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和金钱后, 一切又回到了原先的管理信息系统。ERP系统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与企业管理决策者没有真正领会ERP的思想精髓内涵是有关系的。

中国科学院开发并在全院推行ARP系统, 面临着比企业引进ERP系统更大的风险。基本没有可供借签的成功经验, 只能边摸索边进行。很多管理业务流程需要重新规划。接触ARP初期, 很多概念对大家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概念。比如供应商链, 在以前内部管理信息系统中是没有的, 但它确是ARP系统的管理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 ARP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内部管理信息系统, 它把一切与单位业务活动相关的内部外部资源,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都纳入其管理范畴, 为组织管理科研活动提供全面服务。只有深刻理解了ARP的核心管理思想和内涵, 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来推行我们的ARP系统。

三、ARP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正是ARP管理思想的建立过程

上世纪在60年代, 随着计算机系统的发展, 使得短时间内进行大量数据的复杂运算成为可能, 人们为解决订货点法的缺陷, 提出了MRP (Material Requirements Planning) 物料需求计划理论, 这是一种计算物料需求量和需求时间的系统。到上世纪70年代, 逐步发展至为解决采购、库存、生产、销售的管理计划、车间作业计划以及采购作业计划等理论, 这时的MRP发展成为了生产计划与控制系统。

上世纪80年代,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 企业内部信息得到充分共享, MRP的各子系统也得到了统一, 形成了一个集采购、库存、生产、销售、财务、工程技术等为一体的子系统, 发展形成了MRPⅡ理论, 即制造资源计划 (Manufacturing Resource Planning) 。企业在使用MRPⅡ管理后, 可明显改善库存管理、减少库存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周转次数、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降低成本, 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是MRPⅡ仅能管理企业内部的物流和资源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 企业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MRPⅡ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新的企业管理理念和软件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ERP思想。

ERP是一套围绕市场需求而建起来的企业内外部资源计划系统。他把客户需求和企业内部的经营活动以及供应商的资源融合到一起, 体现了完全按用户需求为中心的经营思想。ERP的基本思想是将企业的业务流程看作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供应链, 其中包括供应商、制造工厂、分销网络和客户等;将企业内部划分成几个相互协同作业的支持子系统, 如财务、市场营销、生产制造、质量控制、服务维护等。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 ERP已不仅局限于制造业, 而在金融业、通信业、高科技产业、零售业等各行业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ARP是伴随着中国科学院管理思想的发展而来的, 它是在借鉴ERP先进管理理念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中国科学院自身科研业务特点, 通过顶层设计, 制定标准和模型, 至上而下开发的一套院所两级的统一管理信息化平台。以期将中国科学院范围内的各种人、财、物等资源进行统一规划配置, 最大限度的提高中国科学院各项科研活动的管理效率。ARP项目的实施是对传统科研管理方式的一种深刻变革, 而任何的变革必然会冲击原有的想法和做法, 并引起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

四、以财务、资产、人力资源等模块为例分析ARP系统的特性

从财务、资产、人力资源等模块看ARP与以前的管理系统的区别:传统财务管理系统注重对会计账务进行处理, 记录从填制凭证开始到编制报表结束的整个业务活动过程。填制凭证、账务处理、编制形成财务报表成本核算。而ARP的财务模块强调事前进行预算控制、期间成本控制、对业务活动差异的分析。将成本管理的重点由核算转为控制, 注重利用各种数据展开会计分析, 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ARP系统资产模块提出了全过程的管理概念, 关注资产在科研活动中的使用成本, 支持各种资产的折旧、重估、清理的会计处理和财务报表, 改变了以往事业单位固定资产不提折旧的规定, 为确定有利的资产管理策略提供服务。有利于全面跟踪资产的使用效率。

人力资源管理已不是传统的人事管理, 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 如人事档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等, 还要处理人才战略性工作, 通过量化分析数据, 分析科研究人才的学科分布、年龄分布、分析人才发展趋势、成长规律等, 为研究所制定长期人力资源发展规划提供支持。

与我们熟悉的管理信息化系统相比, ARP的管理重心、范围、目标已发生了变化, 管理的理念也有很大改变。

五、ARP管理系统特点、内涵和扩展应用服务

正是基于上面的分析, 总结ARP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将财务、人力资源、科研条件等各业务模块数据互相共享, 消除各业务模块的信息孤岛, 同时把我们科研管理活动的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相关资源融合在一起, 形成全面、动态多维的信息流。第二, ARP注重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标准和方法, 通过顶层设计重新优化各单位、各模块的业务流程, 加强各模块之间业务流程的协同性和科学性。第三, ARP注重运用现代科学分析方法, 对组织管理科研活动产生的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动态、多维的处理, 利用数据的关联性, 不断挖掘数据的使用价值, 为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全方位支持。

根据上述特点, 加强ARP内部各种资源、与外部环境的有机联系, 并进一步优化我们科学管理活动的业务流程, 充分利用先进数据分析技术对业务活动产生的相关数据, 进行加工和挖掘, 加强数据的多层次应用, 形成对管理决策、应用服务的有力支持, 拓展ARP的应用服务空间。

六、ARP的推广应用

2002年起中国科学院院开始推行ARP系统, 至今已有10年, 前5年主要完成数据库、网络平台构建、研究所基础数据修补录入、研究所的管理业务流程优化等基础性工作。这段时间主要为ARP系统打基础阶段, 虽然工作量很大, 但对管理决策工作的支撑作用没有体现, 大家对ARP的作用和效果是有疑问的。后五年随着ARP推进和开发的重点主要放在管理数据加工分析、应用工具和窗口的开发上来, Discovery、Report、润乾报表等应用分析工具的相继推出, 特别是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的投入使用, 把研究所各模块分散的底层数据, 通过数据加工、数据挖掘, 有机整合起来, 形成各种统计分析模版。使研究所各级管理决策者, 在不必精通各种计算机语言、数据库查询语句、统计分析方法的情况下, 就可以使用各种模版, 随时按自己的需要动态生成各种统计分析报表、运行趋势图。这些对研究所ARP的应用服务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目前ARP开始对研究所的管理和决策工作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支持, 已广泛服务于全所不同用户。如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 对研究所决策层、管理层及全所员工用户都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1. 对研究所决策层:

通过辅助决策动态展示、决策支持等工具, 方便实现对研究所综合全局性业务数据全方掌握、各项业务的定性定量分析、多维动态展示分析等工作。为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决策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支持。

2. 对研究所部门管理层:

通过报表分析、查询系统、统计系统等工具, 研究所各级管理部门, 可方便分析查询本部门相关业务数据、并对这数据展开各种专业分析、统计, 实时监控本部业务运转情况。并通过部门间授权访问, 实现数据共享、数据应用。

3. 对全所员工用户:

可通过信息查询、个人查询等工具了解相关课题情况, 经费情况, 以及个人的工资、个人借款等相关情况。

七、结语

ARP走过了10年风雨历程, 正在茁壮成长, 逐步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开始发挥它应有作用, 但离中国科学院推行ARP时, 提出的决策依据的科学性;资源配置优化、管理工作的协调化、工作流程规范化、信息资源共享化等目标愿景还有一定距离。需要我们每一个ARP参与者, 不断深入理解ARP的思想内涵, 不断提升它的服务空间和应用领域。更好为研究所各项管理决策工作提供支持服务。

参考文献

[1]郑玲.管理思想的驱动器——从ERP的产生背景看其发展趋势[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7 (1) .

[2]卢景秀, ARP系统标准规划体系.

深层思想分析 篇3

关键词：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民本思想；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D263.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39- 02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员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这要求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思想上入党，就是要求我们的党员真正从思想上增强党的意识，自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行为准则，积极投身党的事业并做出贡献。

一、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上入党上存在的问题

（一）入党动机多元化，具有明显的功利和现实主义倾向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面临着社会转型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多样化的冲击，大学生入党的动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据有关调查显示，大学生入党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种因素的考虑：（1）使自己更快进步，实现自身的价值；（2）当党员光荣，入了党个人和家庭都光彩；（3）周围的很多同学都提出了入党申请，我也要入党；（4）父母或老师要求自己入党；（5）比我差的人都入了党，我也要入党；（6）入党后，在推优、奖学金评定和推选干部上有帮助；（7）大学中党员发展快，不能错过机会；（8）入了党，有助于找个好工作，工作后容易受重用，提拔快；（9）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崇高的追求。

从以上的诸多因素来看，当代大学生入党动机过分注重现实成份，对党的感情、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信仰以及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热情较为欠缺，这表明大多数学生对党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没有形成理性认识，较注重组织上入党，而不太注重从思想上入党，入党动机中存在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功利性倾向。

（二）入党前后的矛盾性表现，先进性体现不够

党员发展有一套相对完整、完善的制度和流程，大学生为了争取入党，会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并积极参加院系和学校党校的培训，在老师和同学面前积极表现自己，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一旦入党之后，就觉得自己已经达到目标了，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学习不那么认真了，活动参与得少了，工作的积极性也随之下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渐渐淡漠“入党前拼命干，入党后松一半”，“先进”成了后进。如有些毕业班党员，面临着毕业实习、找工作、出国、考研或写论文等的压力，往往忙于奔波自己的事情，对班集体关心得少了，对党的理论学习少了。

（三）部分学生党员存在价值观偏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深入，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社会文化都对我们年轻的大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新时代的大学生更讲求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等精神理念，另一方面他们更崇尚个人价值与权利的实现，重索取轻付出，重个人轻集体。比如有的毕业班学生党员在面临去单位实习和组织生活发生冲突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为了不让用人单位对他有不好的印象、为了不影响就业，就选择不参加组织生活而去实习。党员身上应该体现出的牺牲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再成为他们理所应当的追求，而更多的是要经过一番现实的考虑，经过值得与否的判断。

二、高校学生思想上入党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教育内容陈旧，脱离学生实际

党中央一直强调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高校各级党组织也十分重视对当前形势政策的分析，并及时指导党员学生进行相关的理论学习。但是在具体的实际实施过程中，有些高校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内容存在“假、大、空”的现象，使得和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相脱离。无法达到思想教育的实效。如何系统有效、有针对性地组织教育内容，使学生党员能够明辨是非，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自己的信仰和立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高校党组织在对教育内容的组织安排上经常让学生觉得枯燥无聊，使教育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导致党员教育深入程度不够。

（二）教育形式单一，缺乏强吸引力

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形式一直以来都比较单一，学生党员对此的普遍反映是，支部生活内容枯燥、形式单一，或是大家坐在一起学习或讨论某某文件，或是听报告，让人提不起兴趣，感觉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单纯的灌输，缺乏吸引力，势必导致学生对组织生活的热情和投入不够，影响学习的效果，甚至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

（三）教育队伍不完善，缺乏理论和实践经验

由于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党员发展的数量明显增加，校区增多，当前高校普遍存在专职党务人员人手不够的问题。很多高校院系都是由辅导员来兼任学生党支部书记。辅导员本身工作事务繁忙，忙于应付各种日常琐事，无暇很好地顾及学生党建这一块的发展。另外现在大多数辅导员都还较年轻，缺乏必要的业务素质和党性修养，缺少经验，理论水平不够，还无法真正胜任党员发展的工作。这势必导致不能有效的针对学生党员多种多样的思想状况进行分析和教育，无法正确引导学生在思想上端正入党动机，正确面对社会多种思潮、多元价值观的冲击。

（四）党员发展制度上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高校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党员发展，遵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严把入党关，但是在新形势下工作中容易有盲区。比如，由于目前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以及采取学分制，班级集体的观念相对弱化，组织结构松散，在课外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活动和互动相对较少，有的学生同寝室同学甚至都是其他班级的。于是在考察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学生学习成绩良好，平时表现也不错，和班级同学关系也极为融洽，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被发展入党。但是在发展后却有其他班级同学反映该同学平时在寝室中很少打扫卫生，比较自私自利。

三、解决策略

（一）加强教育，营造氛围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偏差。因而必须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来指导学生端正入党动机、增强党性锻炼和修养。

1、坚持普遍教育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大学生中要求入党的人数通常较多，这是一个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好机会。加强所有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大力弘扬“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用应用的基本道德规范，以及“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教育学生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主要是通过高校的“两课”来实现，让“两课”教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同时加强对个别学生的分类指导，对申请入党的同学加强教育引导，争取让优秀的学生加入到党组织中来。形成以先进带后进的良好风气和育人氛围。

2、注重个人成才与入党目标的有机统一。成才与入党目标的一致和统一性，应成为高校各级党组织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学生入党动机中存在现实主义倾向并不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入党的目标和鼓励学生成长成才有机结合起来，让他们感受到入党是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追求入党的过程中能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自身的价值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健全制度，完善体系

创新和完善制度，用制度来保障党员发展。面对高校后勤社会化和学分制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出现的“同班不同学，同学不同班”的新现象，在发展党员的时候，要将学生党员在社区、班级和寝室的表现充分纳入考察范围，不让任何一个成为其工作的盲点。针对党员发展前和发展后表现的不一致，对于正式党员，也要建立起目标明确、考察内容全面、评价指标完善的党员综合表现评价考察体系，使学生党员能鞭策自己，在入党后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言行和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健全学生的自评、他评和互评的体系建设，构建三位一体的学生评价体系。同时要加强班级的党建体系，做到低年级有党员，高年级有党支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党建体系和制度。

（三）健全队伍，提高素质

管理队伍中党务人员的理论素质和业务能力的培训，是提高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目前高校党建工作中，辅导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具体的实施中要不断完善和建立党员管理干部队伍，完善队伍的结构，如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真正建立专兼职相结合，老中青相匹配的干部管理队伍。

（四）加强锻炼，总结反思

有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了对党的理论认识还不够，必须要通过社会实践，才能真正贯彻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才是学生党员成才的重要途径。理论知识的升华必须借助实践，党性的锻炼也必须依靠实践，通过对理论的践行，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高校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党员的实践锻炼，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平台和条件，引导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实践锻炼能力，通过实践找出身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通过实践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如参与高校的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参与民工小学的义务家教，与困难学生结对子，争当特奥会志愿者等等。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和素质。

总之，对于新形势下的高校党建中学生入党的思想问题，我们要给与高度的重视，不断地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来进行探索，在保证学生党员发展数量的同时，不断提高党员的质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培元主编.回应时代：高校党建工作探微[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徐豫龙主编.高校党建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沈明达编著.党建长效机制实务手册[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海外企业文化冲突的深层次分析 篇4

中国的海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受到中国政治、经济多重因素影响，往往与国际企业和战略伙伴的经营目标不一致，我个人把这一点称为“同床异梦”。* 企业经济目标和经营目标的不一致

中国的海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受到中国政治、经济多重因素影响，往往与国际企业和战略伙伴的经营目标不一致，我个人把这一点称为“同床异梦”。即便在形式上通过合并走向国际化，也在组织目标的内涵上难以实现国际化。由于国企在国内有沉重的社会和政策负担，企业不大可能像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企业那样专心致志地从事商业活动，经济学理论假定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在中国国有企业身上出现失效现象。也就是说，跨国文化管理冲突在形式上表现为人文的、文化的冲突，但在实质上体现为企业经济目标和经营目标的不一致性。

* 管理制度的差异

管理制度和体系的差异通常影响到跨国企业经营的效率。以德国企业为例子。德国企业受到多方利益群体制约的管理制度闻名于世，这些凝聚了丰富管理经验的制度往往能够在特殊的本土环境下完成其使命。然而，随着国际化进程，这些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德国企业，比如西门子和大众，却发现，德国强调产品质量和生产程序的管理制度在中国土壤中受到了挑战。日本企业1980年代在美国发展时碰到同样的问题：日本企业的长期就业人事管理体系无法与在华尔街工作具有高智商的、自我为中心的、独立性很强的雇员相融，日本人不得不进行人事管理制度的变革，以求生存。管理制度本身存在着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不同的管理目标导致企业在国际化面临不同层次的挑战。中国企业特殊的管理体制、经营体系、治理制度、激励机制大大增加了国际合作中的文化冲突。

* 企业内部文化不一致

何谓国际化？何谓国际化的企业文化？以何种方式建立一个国际化企业的文化？建立国际化企业文化的基础是什么？企业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反映投资国的文化和当地文化？这些都是一个国际化的管理层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日本企业强调长期目标，美国企业重视短期绩效。美国企业一度很难把美国式的以绩效为本的管理制度，不加修改地移植到日本本土。在美国经营的日本企业也弄不懂如何运用短期绩效，来衡量当地雇员的长期潜力。对中国企业来讲，这样自相矛盾的结局也同样是巨大的挑战。大多数中国企业尚未有一套独特的、能够经得住国际化考验的企业文化体系，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文化层次实现国际化。许多中国企业根本没有内部绩效考核的标准体系。这样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必然会引发复杂的管理文化冲突。日本索尼公司、南韩三星公司和中国台湾宏基公司相对较为成功地把本国文化和国际文化融合一起，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准备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借鉴。

* 领导风格不一致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领导风格，可以概括为“势如破竹”或“仁慈的独裁”。许多著名的中国企业家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历了中国的贫穷和**，往往具有不同寻常的胆识、智慧和毅力。却也因此显露出决策过于武断、专横的劣势，缺乏团队意识和集体决策行为。同时，缺乏情商中的“同理心”（Empathy）,不善于激励他人的热情，挖掘下属的潜力，更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这样的领导风格，无论在哪里都要碰壁。一些著名的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在欧洲和北美，有时还显出一副“国家干部”的架势。与外国人接触还按照等级划分，不能同等对待。这种领导者是不可能在异国他乡顺利拓展业务的。

* 不同标准的职业经理人素质

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素质应该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更是社会和教育问题。来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人力总监经常抱怨，在中国难以招聘到合格的职业经理人。而在供求的另一端，则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中国顶级学府培养的毕业生一职难求。巨大的不对称，根源就在于对职业经理人素质标准的判断上。中国的教育体制历来把个人学习成绩的比重提得很高，而忽视综合素质的发展。一些中国毕业生通常被认为缺乏与人交往、独立作战、积极主动、眼中有活的能力，尽管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也不能成为跨国公司青睐的职业经理人。在跨国企业，诚信的道德准则被视为最为重要的职业素质。中国企业在这方面重视程度显然不足。

*语言文化导致的交流障碍

中文的用语习惯、表达方式、用词标准，和英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语言思维模式上也存在不同。英文现在已成为国际商务活动中最重要的语言。这就要求中国的外派经理在语言文化交流上能够把英文作为主要的交流语言。有些中国大企业的代表出于“派头”的考虑，自己懂英文也要故意带上翻译，自己讲中文。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往往会形成所谓“中国角”，无视环境，大声用中文喧哗，造成不好的国际负面影响。在合资企业，企业经营管理者通常看不懂外国同事的电子邮件，阅读还需要翻译。这些不在同一语言平台上交流的现象，除去时间成本的考虑，更会带来信息的缺失、误解、激发人际关系矛盾并爆发文化冲突。

* 行为举止导致的交流障碍

非语言的交流，即行为举止，也会导致跨国交流中的障碍。中国的商业文化是“要做事，先做人；要做商人，先交朋友”。在不了解这一背景的情况下，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按照本国的行为规范，很难交到知心朋友，获得商业机会。同样，中国人在国外，通常在孤立的小圈子或小楼区内活动，不愿参加当地的社交活动或酒会，驻外商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些人三年没交一个当地的朋友，在纽约工作了几年还是出门坐小车，不愿乘坐地铁。这些行为与当地行为势必发生冲突，不会产生良好的商业后果。以索尼、松下、三菱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的做法，很值得我们深思。他们的领导者不但自己以讲英文为荣，在日本同事中公开炫耀自己的英文口语能力，还把妻子孩子送往国外高等学府深造，尽快入乡随俗，了解国外的经营理念和风土人情，从而降低管理文化冲突。

* 国际市场中的客户需求差异

不同国度的消费者，需求和心理也有明显的差异。一些外国企业在中国缺乏对中国本土消费环境的敏感性。很多企业采用的全球化经营模式在中国遇到了挫折。如戴尔电脑在美国本土开创性的直销模式，在中国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中国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需求心理更加传统，讲究“眼见为实”、“货比三家”。在适应中国市场方面，戴尔花费了很大成本。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美国雅芳化妆品公司在广东招聘

5000-10000名雅芳小姐作为营销人员，就是因为中国消费者更偏好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依靠“个人关系”进行消费选择。中国企业走向国外，也会产生对国外顾客不熟悉的问题。照搬中国的营销模式和中国特有的“渠道”模式，在成熟市场中的作用会大打折扣。因此，企业必须建立有积极性的代理体系，熟悉客户的需求，培养客户的忠诚度。

* 结论：

深层思想分析 篇5

一、预收账款的核算与应收账款、预收账款项目填报的深层分析

根据账户的用途结构，应收账款明细账余额应在借方，但预收账款的特定核算方法会使应收账款明细账产生贷方余额，该余额实际上是预收账款。预收账款的核算在实际工作中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单独设置预收账款账户核算，第二种方法是不单独设置预收账款账户，而将预收账款的合并在应收账款账户内核算。按第二种方法核算，应收账款账户在核算内容上包含了预收账款，可能会因此出现应收账款明细账的贷方余额。贷方余额是已预收但尚未提供商品或劳务的预收账款，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应包括在预收账款项目内。由于应收账款明细账贷方余额的存在，应收账款总账账户内真实的应收账款数额应是应收账款明细账借方余额之和，此数额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应包括在应收账款项目内。应收账款总账余额实际上是上述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的差额，而不是真正的应收账款。

现举例说明以应收账款账户核算预收账款的情况。

例：某采用预收贷款方式向B公司开展销售业务，有关资料如下：

（1）3月30日预收B公司货款100000元，存入银行。

（2）4月25日向B公司交付商品，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内列价款300000元，税额51000元。差额尚未补收。

（3）5月31日收到B公司补付的差额并存入银行。

根据以上业务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1）3月30日收到预收货款时：

借：银行存款100000

贷：应收账款——B公司100000

（2）4月25日向B公司交付商品时，登记应收金额：

借：应收账款——B公司351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30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51000

（3）5月31日收到B公司补付的差额时：

借：银行存款251000

贷：应收账款——B公司251000

将上述分录的相关内容过入“应收账款——B公司”明细账。

4月25日向B公司交付商品时，“应收账款——B公司”明细账借方登记应收金额351000元，而不是借方冲销预收金额100000元，体现了会计管理的要求。即要求该明细账反映预收账款销售业务款项的预收、应收和差额补收的情况，以便通过该明细账实现对预收账款销售业务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

仅就“应收账款——B公司”明细账而言，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项目于3月、4月和5月期末应镇列的数据如下（单位：元）：

3月31日：预收账款100000

4月30日：应收账款251000

5月31日：应收账款0

按上述第一种方法核算预收账款需要设置预收账款账户，从账户用途结构分析，预收账款明细账应该是贷方余额，它反映期末预收账款数额。但是，按照会计管理的要求，预收账款明细账应反映预收账款销售业务款项的预收、应收及补收的整个过程，以便通过预收账款明细账对该业务实施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据此，预收账款销售业务应按每一销售对象设置预收账款明细账，收到预收账款时按预收金额记入该明细账户的贷方，交付商品或提供劳务时按应收数额登记在该账户的借方，补收应收数与预收数之差额时登记该账户贷方。若登记应收数额在前一个月，登记补收差额在后一个月，就会产生预收账款明细账的借方余额；该余额实际上是应收数与预收数之差，即应补收的货款或劳务款，也就是应收账款；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该余额应包括在应收账款项目内。由于预收账款明细账借方余额的存在，预收账款明细账的贷方余额才是真正的预收账款，它应包括在资产负债表中的预收账款项目内。预收账款总账余额是上述预收账款与应收账款之差额，而不是真正的预收账款。

现举例说明以预收账款账户核算预收账款的情况。仍以上例资料为例，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1）3月30日收到预收货款：

借：银行存款100000

贷：预收账款——B公司100000

（2）4月25日向B公司交付商品，登记应收金额：

借：预收账款——B公司351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300000

应交税金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51000

（3）5月31日收到B公司补付的差额：

借：银行存款251000

贷：预收账款——B公司251000

将上述分录的有关内容过人“预收账款——B公司”明细账。

仅就“预收账款——B公司”明细账而言，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项目于3月、4月和5月底应填列的数据如下（单元：元）：

3月31日：预收账款100000

4月30日：应收账款251000

5月31日：预收账款0

根据上面分析，可以将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明细账余额的经济内容概括如下：应收账款明细账的借方余额为应收账款，贷方余额为预收账款；预收账款明细账的借方余额为应收账款，贷方余额为预收账款。编制资产负债表，确定表中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项目应填列金额时，务必记住这一点。

二、预付账款的核算与预付账款、应付账款项目填报的深层分析

失地农民补偿问题的深层分析 篇6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失地农民的数量急剧增加,失地农民的问题加剧了原先本已严重的农村问题。针对失地农民问题,理论界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给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而政府部门在解决失地问题时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其中对最急迫的生活保障问题,普遍的做法是一次性发放补偿金。但是这种做法有着很多缺陷,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农民很难有效的利用这笔资金进行合理的管理和投资,因此,钱很快就花完,之后就又陷入困苦的境地,并且这种危机延续到了他们的后代。同时,另一个争议更大的问题则集中在补偿的标准上,普遍的一个问题是补偿标准远远低于交易价格。

作为对这种做法的一种代替性做法就是部分发达地区实行的“以土地换保障”。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它认识到一次性补偿金所不具备的保障功能以及希望将土地的保障功能实现有效的转移。如1993年嘉兴市率先实行了“以土地换保障”。这种做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土地被征用以后,失地农民“农转非”,进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按月领取养老金[1]。而另有一些地方的操作方法则是直接将土地补偿金的一部分放入到保障基金中。这种做法通过制度上的安排解决了失地农民的以后的生活保障问题。但是同时,缺陷依然困扰着这种做法,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管理成本加大了政府的财政指出,从而导致这种措施往往只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并且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保障水平较低,发放不及时等问题。分析这两种方法,遇到的一个共同的前提问题就是失地补偿过低。因此,解决好失地补偿低的问题就成为实行一切措施的前提。

目前针对补偿费的问题,学界的讨论集中在补偿的公平性上,如高勇[2]指出,目前的补偿标准不够科学合理,黄华明等人[3]则认为征地补偿费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分配不公,指出现行的农民失地的土地补贴很显然存在着一些先天性的有失公平之处。概括起来,目前的对于补偿的讨论集中在标准的合理化程度和土地制度上。但是,上述的研究并没有很好解释在征地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博弈问题:①在征地过程的谈判中,单个农民很少会作为谈判的主体;②在土地的市场交易过程中,是什么力量阻碍了农民对于交易过程的控制;③关于土地制度的缺陷对于土地补偿的影响;④政府主导的机制对于征地补偿的影响。因此本文努力在于从土地制度、权力的市场化和集体行动逻辑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和解释上述的问题,理清在征地过程中的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从而能够为土地补偿问题的解决理清思路。

2 调查的过程

关于失地农民的政策研究,不少国内省市都在积极的探索,寻找一条新的有效之路。本文选择了实践经验丰富地区的失地农民作为调查对象。一来是为了分析先进经验存在的内在逻辑;二来则是分析在目前政策推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在某地调查过程中,选择了30户失地农民展开结构性访谈。30户失地农民主要来自某地两个镇。在这些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为22:10;家庭平均收入为41 762.50元,未失地之前平均每户有2.141亩地,而失地之后平均每户只剩0.429亩地,基本上农民已经没有了土地。在调查的这些人中,目前赋闲在家的有7位,从事临时工的有2位,有固定工作的有15人,而在这些家庭中,回答土地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的只有4位。由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失地农民的收入颇高,且失地对农民的收入影响似乎并不大。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上述问题的争论依然存在。在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事件。该地某镇农民种植西瓜,收入颇丰,之后政府造机场征集大量的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在补偿方面,双方产生了很大矛盾,政府以传统农作物的收入的标准发放了补偿金,而这与农民原先的收入预期存在很大的出路。其实这只是众多补偿费争端的一个缩影。尽管政府部门制定了各种制度来处理,但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关键问题是并没有理清问题的内在逻辑。

3 土地制度

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破除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社制度,代之以自发形成的,从而也是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从农地制度的核心——地权来看,具有如下的特征:①法律所有权的集体性;②其他权利的不完整性;③土地的可征用性。可以看出地权的制度不存在太多争议,但集中制度形成一个制度场,在特殊的条件的刺激下,就发生了矛盾。

从征地的过程来看,首先国家借用公共利益征用了集体土地。在土地的可征用特征中,规定了土地的公共利益的用途,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共同利益的界定问题,界定概念的主体和使用概念的主体以及利益的获取者在这一刻三位合一,公共利益的不明确性使得政府权力在实行中的可操作性的空间增大,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制度的合理化范围之内的。而与此同时,征地完成之后,在土地的补偿上,制度上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而在这里,存在的疑惑在于由于农民对于土地权利的拥有上,是不完整的,由此也就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的流转,因此在发生承包关系时,承包方所获得的并不是对于土地的完整的发言权。

而同时,在土地的补偿费的分配上,地权在集体与农民之间的权利的界限模糊性导致彼此间在权利的分配上的不可控因素增加。而往往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在与村集体的对话过程中,农民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利益的主体为集体所占。根据调查资料统计分析,被征用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4]。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无疑,农民的利益被严重侵占。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土地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了制度在特定的条件下的失败,而这也成为了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的前提,同时,也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合理性前提。

4 权力的市场化

权力的市场化,一个并不新鲜的名词,它缘起于人们对于腐败的讨论,有的学者将其称为“权力腐败的高级形态”[5]。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同时国家对于腐败的打击力度的加强,权力逐利行为也变得越来越隐晦,并在一定的情况下,披上了市场化和法律的外衣,成为一种“合法的权力市场化”。

权力的市场化,在法理上,指的是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而其舶来名叫“权力寻租”。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个前提就是市场利益主体的分化。当地方、企业、个人的利益从国家利益中相对独立出来以后,追求自身利益就成为市场经济发生的逻辑起点。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从法理上来说,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只能是民法意义上的权利主体而不是公法意义上的权力主体[6]。而恰恰在这一点,在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掌握公共权力的地方政府违背了这一原则而担当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交易。于是,在市场上,出现了地方政府、企业、公民、组织等利益主体,表面的合法性的掩盖了在背后的资源力量不均衡性。而这一切的发生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同时,“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但是作为公共利益用途的土地在征地价格上都是很低的,远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建立各种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或者将土地直接拍卖用于房地产建设。于是,农民的土地经地方政府,从村集体到企业,实现了合理而合法的流转,而巨大的差额利益就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

这一过程从宏观上看是一次合法的土地市场流转;而从微观上看,权力的作用体现在对于交易过程的控制和对于资源的控制上。从理论上,村集体也可以直接联系企业或者村集体直接作为一个法人进入市场交易,经营土地(而这一情况,在调查中也遇到,该地某村的村集体就将土地集中起来,由村集体经营,或搞乡村工业或者搞房地产。)。然而,在现实中,这一做法受到地方政府权力的阻挠和法律的约束。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缘起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角色扮演是宏观调控和经济指导,而这一切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市场的盲目冲突和地方利益的冲突。现实的状态是政府权力的引导,这一引导体现在建立并主导经济主体活动的平台。因此,在土地的交易过程中,政府权力所控制的平台就自然而然称为垄断者,而政府也就主导了交易的过程,决定了交易的时间、对象。与此同时,在这一平台中,权力的控制还体现在对于土地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控制。从村集体获得土地,因此相对企业而言,他就控制了土地;而直接面对市场,因此相对农民而言,他就拥有了从市场中所获得的价格信息和土地需求信息。在该地的调查时,曾对所调查的30多个农民进行统计,发现对于征地的价格信息了解的并不多,而知道这一信息的这一部分村民在身份上是村干部。同时,主动通过媒体等去获取信息的农民的也不多,大部分的信息源自于政府或村委员发布的一些文件。因此,在不对等的市场博弈过程中,平台的控制、土地资源的控制和信息的控制成为权力获益的重要前提,而无疑权力的获益在目前的制度体系下是合理和合法的。

5 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上文,讨论农地制度的时候曾指出了由于土地制度权利的不完整性,导致出现村集体与失地农民之间分配的界限的模糊。在这个问题上,从表面上来看,村民很显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努力争取。如传统集团理论认为,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拥有共同利益的村民会一致行动以采取行动以获取更多的集团利益,因此村民们必然会向村集体要求更多的补偿,而且拥有共同利益的他们应该会组成新的压力集团去与村集体谈判甚至越级与镇政府谈判以获取更多的利益。然而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并未得到太多的支持。在调查地一个相对较落后的农村调查时遇到这样一个案例。

A镇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未经国家政府审批占用了b村的土地,而在b村中共有14个村民小组,由于利益主体复杂,村集体于是将谈判的权力下放到各个村民小组。其他村民小组由于地少很快与镇政府达成了协议,但c组由于占用土地较多,部分村民认为补偿较少,于是谈判一致僵持。在谈判的过程中,村民小组c中,意见并不统一,一些村民已经默认了补偿费的数量并拿到了补偿费,而一些则继续对抗,而大多数则在观望。从c组的情况来看,显然拥有共同利益的村民并没有去谋取集团利益,并没有将蛋糕做大,也即没有验证上面集团理论的假设。

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认为从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因此问题在于理性的个人会权衡成本和收益,他所能从公共利益中获取那一部分的个人利益能否大过他所支出的成本,同时他又如何去克服“搭便车”的行为习惯。“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而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7] 在该案例中,从表面上看,似乎将蛋糕做大意味着每个人的获利增加,因此,村民小组作为一个相容性集团没有理由不一致行动以获取更高的补偿。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对于一部分村民而言,将蛋糕做大而增加的边际收益与成本相比,是负的。在补偿的分配上,是按照人头计算,而同时各家土地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因此就会出现有些家被征多,有些家被征少;同时,也知道土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分配之后一段时间将保持稳定以利于土地的投资,而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拥有共同利益的村民小组出现了利益冲突,从相容性集团变为“排外集团”。那些征地多的,人口少的家庭就会竭力要求提高补偿费,而那些征地少,人口多的则更乐于现状,这是因为,一来,土地的预期产出少于补偿费,几年之后将重新分地人口多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二来,这些村民也不愿意过多的得罪政府,同时对于他们而言,与政府妥协有时甚至能够获得额外的收益。如调查的其中一户居民,就趁机收取了家附近的一块空地,将之作为自己的自留地,以补偿自己被征掉的土地,而这一行动也得到了镇政府和村集体的默许。

通过上述的分析,也许还能得到一个额外的理论收获。目前在理论界有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村民组织以提高村民的谈判能力,从而能够更好的维护村民的利益。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无疑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6 结语

经过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析,能够概况出失地农民补偿费低问题的一个前提和一个关键。前提是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土地的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利益划分的模糊等使得权力操作的空间增大,相应的监督和维权的成本提高。一个关键则是权力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使得其能够轻易

获得更多的合法的利益,权力有了“洗钱”的外衣。因此从理论上解决之道在于土地的制度的完善和具体化,明确利益划分的界限,而在权力的限制上,则应使其退出市场交易。

参考文献

[1]于淼,伍建平.浙江嘉兴“以土地换保障”的经验及其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2]高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J].经济学家,2004(1).

[3]黄华明,陈广桂.农民失地补贴的合理标准[J].江苏农村经济,2004(11).

[4]九三学社中央.尽快解决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EB/OL].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51/34959/2970647.html.

[5]梁杰.权利腐败: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市场化[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4(2).

[6]李吉宁.权力市场化的法理辨析[J].行政与法,2005(7).

深层思想分析 篇7

【关键词】水泥深层搅拌法；地基；应用

Examples of deep cement mixing method works quality control analysis

Liu Qing-hua

(Handan City in the engineering survey LLC Handan Hebei 056000)

【Abstract】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ep cement mixing pile in foundation treatment are discussed.

【Key words】Cement deep mixing method;Foundation;Application

1. 水泥深层搅拌法加固软土地基的优点

加固后的地基可以立即承受上部荷重。经深层搅拌加固后的地基，自然养护15～30d即可承受上部荷载；经深层搅拌加固后的水泥土强度可达1000～2000KPa。当水泥土搅拌桩与周围软土形成复合地基后，上层部位承受的荷载可通过刚性很大的复合地基将应力可以扩散到很大范围的残积土层上，地基沉降即可减少很多；而且水泥深层搅拌法施工不受气候影响，深层搅拌施工不受雨天影响（台风、暴雨除外），在多雨地区施工不受影响；同时，水泥深层搅拌法施工速度快。每台深层搅拌机械可打设搅拌桩250m/d。假如地基处理共布置搅拌桩22000根（桩径按0.5m计算，桩长按8m计算，共计17.6*104m），工期按75d计，仅需配备10台深层搅拌机即可完成全部加固施工；水泥深层搅拌法可充分利用原软土，水泥搅拌桩是在原有软土层上施工，不用挖弃原有软土。此举不用弃置滚动状态的淤泥而占用大量土地，对周围环境影响小；特别是水泥深层搅拌法造价较低，当水泥价格为360元/8h，施工每个深层搅拌桩（桩长按8m计，按50Kg/m水泥计）的水泥费用为186元。

2. 深层水泥搅拌桩施工质量控制

2.1 施工前的质量控制。

2.1.1 施工前准备。

（1）修建施工设备进场便道。

（2）确保施工用电设施齐全和供电稳定。在无外接电源的施工现场，应多配备一定数量柴油发电机。

（3）查明并清除施工区内地上和地下的障碍物。地下有无影响施工的块石、地下管线及其它地下设施等，空中有无影响施工的高压电线等，所有障碍物应事先清除，无法清除时，应设立明显标志，确保安全生产。

（4）场地平整。在准备施工深层水泥搅拌桩的地段，遇到有池塘及洼地时应抽水和清淤，回填粘性土并予以压实，不得回填杂填土或生活垃圾。

2.1.2 施工放样。第一步：用精密测量设备准确地放出施工段起始桩位和边线位置；第二步：用钢尺按设计要求进行桩距测量，并标出桩位（设计一般按正三角形或正方形布置）。

2.1.3 原材料的质量控制。

（1）所使用的水泥品种和质量应符合有关要求。大批量使用前，必须抽样做水泥安定性试验、强度等指标，合格后方可进场使用。

（2）施工用水应满足有关要求。若采用自然水源应进行水质分析，检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2.2 实施过程质量控制。

2.2.1 试桩。在工程正式施工前，按规范要求，必须进行深层水泥搅拌桩成桩试验（一般不宜少于3根），试桩结果应得到下列要求及相关技术参数：

（1）足设计水泥用量的相关技术参数，如钻进速度、搅拌次数、提升速度等。

（2）确定搅拌均匀的施工步骤及施工程序。

（3）分析地质变化对下钻和提升的阻力影响，制定合理的施工技术措施。

2.2.2 制浆质量控制。在制浆罐中按事先设计的水灰比进行拌制，备好的浆液还应持续搅拌，使水泥浆保持均匀稳定，不得离析或停置时间过长；浆液倒入集料时应进行过滤，以免浆内结块，致使堵塞甚至损坏输浆泵。

2.2.3 输送浆液质量的控制。输送浆液前，输浆管应保持潮湿，利于输浆。输送浆液过程中，泵的压力必须满足要求，并应保持稳定，以保证供浆持续。施工过程中，遇到浆液硬结堵塞等问题时，应立即拆卸和清洗输浆管道。

2.2.4 桩长的控制。

（1）钻杆标线法：施工前应测量钻杆长度，可用带颜色的油漆在钻杆上进行明显的桩长标志（桩长应不小于设计要求），以便掌握钻入和复搅深度，确保桩长满足设计要求。

（2）度盘读数法：利用控制钻入深度的刻度盘，通过指针读数可直接反映搅拌桩的长度（开钻前，应调节指针至读数零）。

2.2.5 水泥用量的控制。

（1）水灰比控制。按单桩桩长和设计要求，计算出单桩水泥用量，严格按事先确定的水灰比进行制浆。

（2）输浆泵控制。输浆泵必须保持足够的压力和稳定的输浆能力，输浆量必须与施工桩机的下钻速度、搅拌频率及提升速度相匹配。另外，应确保单桩施工后，所配制的水泥浆能基本用完，无剩余。

（3）只有控制好单桩的水泥用量，桩身的强度才能保证。

2.2.6 桩机操作的控制。

（1）桩就对位，调整桩身竖直度，保证深层水泥搅拌钻杆垂直。

（2）启动桩机钻机，钻头旋转钻进；启动压力泵，钻进和喷浆同时进行。

（3）钻进至设计深度后停止。

（4）重新启动桩机钻机，钻头反边向转动、边提升、边喷浆，使土体与水泥浆拌和。

（5）桩机钻头提升到地面以下1m时用慢档；喷浆口要出地面时，应停止提升，搅拌数次以保证桩头水泥浆与土体拌合均匀。

（6）按照设计要求在地表下一定深度范围内进行重复搅拌，使土体和水泥浆能充分拌和均匀。

（7）按照成桩试验确定的各项参数进行施工。桩机施工人员应及时打印和作好各项施工记录。

3. 水泥深层搅拌法工程实例

3.1 某单位扩建地基处理工程地处盆地一二级阶地上，地面坡度均为2°，场地标高1213m～1254m，地势平缓开阔，盆地前缘的缓坡堆积地貌。资料显示，地层主要由黏土层组成，其中主要由硬塑～可塑粘土层组成厚0～1.7m，为场区内的软弱下卧层。场区地下水深0～1.4m具承压性，靠大气降水和地表水渗入，水位高，水量较大等特点。设计充分考虑到水泥土搅拌桩在处理软土地基中的显著作用，及该工程周围的具体条件，决定采用水泥土搅拌桩对该扩建区进行地基处理。地基处理方面，应改善软弱地基的透水性、减弱其滞水性、提高其地基承载力，减少工后剩余沉降，控制地基不均匀沉降。原地基经过处理后复合承载力特征值≥150KPa，应稳定、均匀和密实。桩体无侧限抗压强度为1.2MPa，桩体动力触探（N63.5）≥6击。同时，在设计技术参数方面，采用单筒搅拌桩，桩径=0.5m，桩长L=8.0m。根据现场工程地质条件，设计桩长L要穿透较软弱的粘土层，进入持力层粉质粘土层lm，约6m～10m。桩长计算长度按L=80m考虑，桩间距1.5m，排距1.3m。水泥掺量则为50Kg/m，置换率为10.6%。

3.2 而且，施工要求深层搅拌机机头提升速度为0.6m/min。严格按照规范施工，从施工过程上保证施工质量。

（1）首先，事先平整施工场地，清除桩位处地上、地下大块石、树根和生活垃圾等障碍以便施工。整平场地时可采用回填粘土满足施工平台高出桩顶50cm左右。

（2）然后，在整平的地面上，按设计图纸的要求，放出每根桩的具体位置，打人竹钎并作出明显的标志。

（3）第三，将深层水泥搅拌机运到设计桩位，就位对中，检查导向杆垂直度、清扫喷射口。

（4）第四，水泥搅拌桩开钻之前，应用水清洗整个管道并检验管道中有无堵塞现象，待水排尽后方可下钻。

3.3 为施工方便，防止堵塞喷射管口，在各种搅喷施工工艺实际操作过程中，正循环钻进至设计深度时同时喷浆搅拌。在施工现场实际操作中，由于现有搅拌桩施工机械都配有液压移动机架，上一根桩施工完毕移到下一根桩就位对中开始搅喷的时间间隔很短，一般不会超过一分钟，操作工人为了防止堵塞供浆管道，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往往从第一根桩开始钻进搅喷起到下班清洗管道，整个过程都不会停止供浆。

4. 结束语

深层水泥搅拌桩是高速公路软土地基处理中较为常见的处理方法，具有设备简单、施工灵活快速、能有效减少不均匀沉降、技术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在应用中需严格控制影响施工质量的各个因素，对原材料、施工工艺流程各阶段严格进行质量检测，确保工程质量.

参考文献

［1］ 徐至钧，曹名葆.水泥土搅拌法处理地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2］ JGJ79-2002，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