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招新背景

2024-08-23

文学社招新背景（共8篇）

文学社招新背景篇1

2015社团招新策划书

一、相关负责部门

本次招新工作完全由人事部负责，社委指导监督，其他各部门通力合作。文宣部与活动部做好相关宣传与后勤工作。学习部协助人事部进行登记、面试。总负责人：马秀珍

负责人：泽里拉姆任万蓉

组

员：陈雪梅

黎萌王明浩

张孟琴王娣杜康锦协

调：陈光君何俊宏

二、招新主题

美丽青春，拾梦相伴。

二、招新意义

1.老一届成员进入高

三、高二，学习任务加重，空余时间少。需要不断的注入新鲜的血液，通过招新，吸纳更多优秀的人才，更好的促进社团的发展和进步。

2.通过严格的选拔，严格把好社团招新的关口，以确保社团的干部、成员都具有足够高素质后，能更有效地开展社团活动，培养和壮大社团干部队伍，保证社团工作的连续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服务学校、服务同学。

三、招新时间8月24日——8月28日

报名海选：8月24日——8月28日（前期宣传和预招）分组面试：8月26日——8月28日（面试复审通过）名单公示：8月30日晚上（校园网、海报、录取通知）

四、招新对象

高2018级新生及少部分高2017级学生。

五、招新流程

（一）前期宣传具体流程

①以海报、宣传单等形式向在校学生告知招新的信息。

②请播音组帮忙在下午播音时通知，在校园网、社团官方网站上发布招新公告。

③进行招新登记与初步选拔。地点：门卫室旁蓝色帐篷处。

（二）报名阶段

人事部安排成员轮流负责在招新地点值班，并配一名干部维持招新的纪律与卫生情况，设立招新咨询受理点，为同学们解决对社团的疑问，对报名的同学进行初步考核及登记。（制定好排班计划，准备好相关资料和笔记本进行记录）

（三）面试阶段

面试在学校小会议室分批与26日 — 28日进行。各部部长到场进行面试工作。社委干部到场指导。每天面试结束后讨论结果，不公布。面试全部结束后，所有参与面试的社团成员进行会议总结，制定出最终名单。

（四）录取阶段

30日晚上公布录取名单，并且告知各班班主任各班录取情况，发送录取通知单。

被录取的新成员于8月31日下午到小会议室见面。新成员社费于8月31日——9月8日缴纳。

六、注意事项

在招新期间各个部门所需的器材如桌椅、展板自行负责联系借用，每天务必归回原位。

招新活动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其它有关安排。

招新活动要做到公开，安静，整洁，有秩序。不得在学校大声喧哗。每天招新活动结束务必把场地打扫干净。

七、招新要求

1)承认社团章程，自觉遵守社团各项规章制度；

2)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

3)思想品德良好，工作积极主动，耐心细心，责任心强，肯吃苦耐劳；

4)有一定的自我锻炼，自我管理意识，有组织能力；

5)学习刻苦认真，成绩良好，能起到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

6)家长和班主任知情并同意；

7)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以集体的利益为重。

八、考核

在招新结束的几周内，利用课余时间对预招的同学每周定期开展关于社团必要工作技能，社团相关知识培训。并有针对的组织一些考试，通过考核（学习态度、成绩等）进行调整和进一步的筛选。

泸定中学拾梦文学社

2015年8月此为去年招新方案略作改动后的方案。请社委何俊宏副书记，人事部马秀珍部长分别组织进行讨论修改。并决定最终方案执行。

社务委员会

文学社招新背景篇2

新时期的文学也是在中国社会向着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 也许小说最能充分体现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崭新阶段, 新时期的小说以高扬的主体意识和多样的审美把握方式广泛而深刻的反映了变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 容括着当代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期对历史与现实的丰富体验、全面关照和深沉思考。

在“文化大革命”肆虐了十年之后, “伤痕文学”以一代人含泪的控诉、愤懑和怒吼, 拉开了中国八十年代大反叛的序幕。一个灭绝人性的时代结束了。一代作家敏锐的感应着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要求, 自觉肩负起时代的使命, 通过真实的描述, 大胆的揭露。愤怒的鞭挞, 由表及里的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宣泄出人们长期郁积的情感。1977年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班主任》被公认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主人公谢惠敏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而不准别的同学带走一束麦子, 即便是做科研标本;她坚决抵制“毒草”以致把《牛虻》“错划”去:为抵制“资产阶级作风”到天热也不穿裙子……她算得上是一个循规蹈矩、品质纯正的好孩子, 可良好的品质和荒谬的思想在谢惠敏身上紧紧扭结在一起。正是由于极左思想的毒害, 她对革命的忠诚却被导向了迷信和盲从, 她的耿直和原则性却被导向了偏执和思想僵化。这部作品率先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青年一代精神上的毒害和摧残, 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急切呼喊, 激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 开创了文学创作真实反映十年动乱之先河。伺候一大批揭露“文革”、反思“文革“的作品应运而生。冯骥才的《啊!》、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刑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作品, 以沉重、凄婉、压抑的笔调暴露了“文革”对人、对文化野蛮的摧残和残暴的蹂躏。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郑义的《枫》都含泪带血的倾诉了十年动乱给亿万家庭造成不可平复的巨大创伤, 揭露了“文革”是一场大悲剧、大浩劫的历史本质。总之, 这些“伤痕”小说以伤感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 以其强烈的批判性、揭露性的题材趋向, 告诉人们“文革”是历史的倒退, 从而呼唤人性, 肯定人的价值, 维护人的尊严。

在这样的背景下, 崔健的摇滚乐诞生了, 被称为中国的“伤痕音乐”。从这里开始, 音乐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力量, 消解往日的情感冰冻。《代表作《一块红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代人对以红色为象征的十年文革的忏悔和反思, 以及对以红色为象征的“革命理论”和由政治谎言孽生的“当代宗教”的反叛。

“文革”结束后, 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路在何方”?正是这个时候, 崔健写了他的《从头再来》。以一个豪迈的句子开头:“我脚踏着大地, 我头顶着太阳”……这是一种决心, 也是一种控诉, 更是一种对回归生命原形的呼唤。这是一个时代共同的呼声。

继“伤痕文学”之后, 又一批艺术精湛, 但主题上不同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小说作品引起了文坛的注意, 它是一种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创作潮流, 通常称之为“先锋小说”, 它也常以“探索小说”、“实验小说”、“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等不同名目出现。新时期先锋小说创作的发展演变又分为“新潮小说”和“后新潮小说”两个阶段。以刘索拉、徐星、残雪、莫言为代表的“新潮小说”十分注重表现现实世界的荒谬感, 写出了人的孤独, 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反叛”已经成为这些小说显著的特征, 反叛业已确立的理性秩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他们有更强烈的自我意识, 从而使他们更敏感的感觉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格格不入, , 以及内心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感。1985年, 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 被批评家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它以大胆泼辣的风格和新颖的观念震惊文学界, 刮起一阵“刘索拉旋风”。这篇作品向我们讲述了就读于音乐学院的青年人的生活和情绪。他们, 成长于与上一代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也意识到他们与上一代不同的价值准则, 于是想以自己的准则去追求艺术和人生, 却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

其实, 在那样一个精神大动荡的年代, 表现人们的迷惘、彷徨、思索以及对自由渴望和追求也是崔键摇滚乐的核心内容。“一无所有”使人很容易就想到遭遇体制变革的一代青年的处境。《出走》更清楚的表达了这种因传统断裂而产生的无所依凭之感。在“新长征路上”中, 他把新时期的任务喻为新长征, 明示了对传统的继承。如果把人生也比作一次长征, 那么, 刚刚踏上人生征途的青年如何来加入这个传统呢?在《不是我不明白》中, 表达的是一种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困惑。在《不再掩饰》中鼓励自己和人们首先要有自我表达的勇气, 如此才会有真实的情感。

文学界, 自我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感受在残雪、莫言那里, 则被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对个人处境的绝望所替代。莫言的《红蝗》通过审视历史的悲凉, 发掘了人类生存的悲剧意义。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则把一种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 以及人自身的丑陋和无望。

与他们不同, 崔健更善于把自己置于传统之中, 进行反省和自励。在《红旗下的蛋》中, 崔健出人意料地审视了自己这一代人与红色传统之间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张洁的荒诞性作品《他有什么病》极具讽刺意味的嘲弄人生的病态和人性的丑恶。崔健也同样敏锐的诊断出时代的病症: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剧, 商品化市场化大潮冲击,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具有世俗化的倾向。文学的审美趣味也向世俗化大众靠拢, 审视社会生活的角度向老百姓转移。这一时期, 出现了一股“回归现实”的创作潮流, 评论家们称之为“新写实”小说。这类作品被庸碌的人生白态、琐屑的日常烦恼、零乱的世俗经验、卑下的感性欲望紧紧缠绕, 更多的表现出世俗化的价值取向, 让我们看到凡夫俗子们浑浑噩噩、了无雅致的生活状态。作家以身边俗人之乐为乐、之苦为苦, 对人世俗的日常生活、世俗的欲望加以肯定和关切。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就是从一斤馊豆腐开始一个故事的;池莉的《太阳出世》特别关注了女人分娩的过程;苏童的《离婚指南》中男女主人公闹的你死我活, 而矛盾的原因竟是男方讨厌妻子吃饭时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把头发“烫的像鸡窝一样”, 一到夜里“就守着电视没完没了的看香港电视剧”……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最重要的, 而日常生活只能是庸碌庸俗的, 正是这绵绵无尽的庸碌庸俗, 填满了人一生的时间, 也正是这些庸

浅谈齐白石篆刻艺术的特点及成就

王帅1杨朝旭2

(1.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2.廊坊新华路武警支队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中国篆刻艺术是从古代印章发展而来, 齐白石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篆刻艺术大师, 他的篆刻艺术承袭古人, 有超越古人, 在笔法、刀法和章法上有所创新, 对现当代的篆刻艺术影响深远。

【关键词】齐白石;篆刻;特点;成就

中国的篆刻艺术起源于商代, 前秦印形态各异, 秦印简洁、清晰, 两汉及魏晋南北朝印端正庄严, 唐宋元印清秀、雅致, 明清现代印仿古、创新、百家争鸣。各个时期印章所表现的特征都与各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息息相关。齐白石身处我过封建社会晚期、民国和新中国建设三个时期, 对篆刻艺术的理解和运用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齐白石是集诗书画印四门类艺术于一身的艺术大家, 在篆刻和绘画方面又有更突出的艺术成就, 和他本人的生活背景、艺术经历有很大影响。文章针对齐白石四门类艺术中的篆刻艺术所展现特点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进行分析, 从中可以得到一些艺术感悟。

齐白石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集书画印于一身的艺术家, 原名纯芝, 字渭清, 后改名璜, 字萍生, 号白石, 别号借山馆主者, 寄萍老人等。齐白石篆刻艺术历程分为四个时期:描摹时期, 主要是师从于黎铁庵, 后来又钻习丁敬、黄易两家刀法, 处于齐白石篆刻艺术的萌芽时期, 针对前辈的印谱加以摹仿, 代表作品有《我生无田食破砚》。成长时期, 这一时期齐白石对篆刻家赵之谦的印谱进行研究, 融合了汉印的格局, 刀法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具显古朴意趣, 同时深受黄牧甫、吴昌硕、陈师曾等篆刻家的影响, 齐白石与陈师曾亦师亦友, 陈师曾师从吴昌硕, 而齐白石这一时期恰出吴派印风风行, 不难从他的篆刻艺术中寻找到吴昌硕和陈师曾的篆刻意趣, 代表作品有《乐石室》。成熟时期, 齐白石钻研《三公山碑》, 刀法、笔法为之一变, 研习秦权, 平直纵横, 协调自然代表作品有《老夫也在皮毛类》。升华时期, 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齐白石篆刻艺术的巅峰时期, 达到天人合一的意境, 用到干净利落, 刀法、笔法和章法融会贯通, 高古、朴素、雄浑, 代表作有《齐白石藏》。

齐白石篆刻艺术的特点及成就。

一、融笔法与刀法, 独具一格。

齐白石的笔法特点, 多把《祀三公山碑》等篆书变化为较易辨识的简体篆书。齐白石曾说:“吾人欲致力刻印, 首宜临摹古代文字, 然后弃去帖本, 自行书写, 帖本上所有者, 故能一挥面就, 然帖本所无者, 亦需信手写出, 如此用功, 始能挥洒自如, 不然必为帖本所限矣。至每科钟鼎文字, 若原文只有两字, 则此一印章, 即无法篆刻, 故所刻为钟鼎文中而出, 此种创造古字, 乃有价值。”齐白石首先把“篆”变立足于赵之谦曾深下苦工的《祀三公山碑》, 是他篆刻艺术的一大转变, 并以此为基本笔法, 仔细研究《天发神谶碑》, 两碑风格相互融合, 形成自己笔意遒劲、疏密自然、巧中见拙的笔法特点。齐白石曾说:“我刻印, 同写字一样。写字下笔不重描, 刻印, 一刀下去, 绝不回刀。”他将传统“横动刀法”发展纵横自如, 用到如用笔, 与木工雕花的刀法相通。齐白石用刀, 方向只有两个, 刻阴文印和科阳文印刀法相同, 如同写字, 横向自左及右, 竖向自上而下。齐白石主张篆刻要脱离“摹”、“作”、“削”, 才能篆刻出意趣自然, 篆法古雅的艺术作品。所以, 齐白石的刀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传统“横动刀法”运用的淋漓尽致, 挥洒自如。齐白石用刀碌庸俗的日常生活才是人们产生种种思想和感情的最根本原因。

写实, 也是崔健创作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他后期的作品中, 生动的摄下了90年代人们平庸的生活状态。《混子》把镜头聚焦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得过且过, 每天的日子都是“白天出门忙活, 晚上出门转悠”, 只生活在眼前, 只考虑挣钱, 对过去和将来一概不关心;故作潇洒, 有股机灵劲儿, 自以为对世主要是单刀, 偶尔做必要的補刀, 作品中充满“快”、“恨”、“准”, 因而可以显现其刀法的独创性。

二、统一章法、字法, 开拓创新。

其一:拉直曲线, 齐白石常将文字的某些圆转笔画拉成直线, 使字在结构上呈现较方正、较简练且彰显阳刚之气。其二:增减笔划, 在汉印中, 增添笔画也常有出现, 而齐白石常用减法, 有时为了是印面的平衡偶尔用增法。如“寄萍吟屋”一印中的“屋”字, 删除了“土”, 因而避免了横面多;而在“白石”一印中的“石”字, 则增加了两笔, 使整个印面趋于协调。其三:借用隶法, 齐白石的很多篆刻作品中都借用隶书的笔法, 更显示出作品中的古朴、凝重意味。其四:反字刻印, 齐白石为了追求印面的简化, 经常会改造一些字的篆法, 但对于反字, 则是因印文章法需要的时候才使用, 如“人长寿”一印的“长”字。其五:象形字刻印, 齐白石为了使印面呈现出鲜活生动的样貌, 偶尔会把某些文字或某些部首加以象形文字形象化。齐白石在篆刻的基础上, 练好书法, 以求篆法组织的严谨、美貌和统一, 再打破传统, 开拓创新, 使字有古人笔意, 师法古人而不拘泥于古人, 使篆刻作品具有古意又不乏创新。

三、继承前人传统, 不为所困。

齐白石常说:“刻印者, 须天气浑成, 别开蹊径, 方不失古代名碑之遗模。”齐白石不仅仅向许多篆刻前辈求教, 并虚心钻研、追摹历代名家印谱, 但齐白石并不是一味的继承传统, 而又能从传统中出来, 融会贯通, 创立属于自己风格的齐氏印风。齐白石在篆刻艺术上最突出的地方, 就是紧跟时代, 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创作基础和创作本源, 用心观察时代和现实事物。这一点不仅仅在齐白石篆刻艺术上能够体现, 而且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也有所呈现, 这也是优秀艺术家的优良传统。

齐白石在篆刻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 至今广泛影响着现当代的中国篆刻界。齐白石的篆刻, 是一种艺术创造, 他刀下所刻出来的线条造型, 原来就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奥秘, 刻印的人总会涉猎过这样的刀法效果, 但事实上, 又无法和其一样, 都能做到充实结构的本领, 突然学的单薄、乏味而已。齐白石这种不加雕饰、一任自然的线条造型, 讲呼应也有所避就, 时加併边, 加上他惊人的腕力, 治成一方放朴茂、蕴藉的, 即有渊懿韵趣的印章, 形成了强烈对称的法则, 给中国篆刻艺术平添了新的风格。总而言之, 齐白石的篆刻作品, 充满平民意识与朴实健康的审美情调。他把毕生的精力、情感都投入到艺术创造中, 在他的篆刻作品之中, 能让人感受到一股自然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崔陟.郑红.石头和铁撞击的火花——篆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

[2]刘纲纪、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1984年7月.[3]叶一苇.中国篆刻的艺术与技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

论魏晋文学自觉的文化背景篇3

由于语出鲁迅先生，数十年来“文学的自觉”说成为评价魏晋时期文学特征的经典性、规范性结论，被研究魏晋时期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乃至文化史等领域的著作广泛征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然而，“文学的自觉”说在学界真正盛行并产生巨大反响还是以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一书为标志的。他认为“所谓‘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是以个体的生命和思想的觉醒为底蕴的，文学的自觉来源于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又推动了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在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文论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的硕果，并使文化、艺术、审美等各个领域都走上了自觉的道路。

一、建安之前中国传统文论的发展及特征

在对诗歌本质特征的理解上，“诗言志”是先秦时期人们对诗歌本质的朴素认识，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的纲领”，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中的“志”包含意志、情感、怀抱的意思，“诗言志”就是说诗是表达人的思想意志、抒发人的感情抱负的。中国古代曾把“采诗观志”作为“观风俗，知得失”的一项重要措施。

汉代在“独尊儒学”以后，经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功能在于维护封建政治和礼法名教的权威，文学只是经学的附庸而已，《诗经》中新鲜活泼的《国风》，在汉儒的《诗大序》看来，竟然只是生硬的道德教本。

“发乎情，止乎礼义”也是传统诗论中的重要观点。语出《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就是说吟咏情性、讽刺上政是人之常情、民之本性，但又不会超越礼义的范围，因为先王遗留下来的恩泽还在起作用。“发乎情，止乎礼义”既肯定了诗歌的抒情特征，更强调了诗歌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二、汉末建安时期思想变化的契机

有时，文化、思想、文艺的发展常常与朝代换代不同步，魏晋南北朝文学，就可上溯到汉末建安时期。

《古诗十九首》——汉末噩梦般的现实促进了“人的觉醒”。人们是因为遭受了不断的苦难，深感乱世中生命的脆弱，才逐漸觉醒的。《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危机四伏、将乱未乱之时，诗人敏感地以个人的感受表现出时代的苦闷。在汉朝的政治大一统被诸侯割据所代替的同时，思想、制度与精神价值的一元化也被无情地改变了。汉代末年由党锢之乱、黄巾之祸，到建安时代的相互残杀，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空前的动荡。王权衰落，纲纪崩溃，平民困苦，再有瘟疫，人命成为草芥。固有的礼法制度完全崩溃，学术思想也起了激烈的变化。从繁琐的经术，道德伦理的节制，天象鬼神的迷信，到怀疑论的盛行，激烈的或和缓的否定，多元化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而建安诗的“慷慨任气”多写对人民的悲悯同情和自己的建功立业之志。三曹诗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曹丕《短歌行》)，“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道”(曹植《箜篌引》)，都唱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共同的主题其实就是常说的“人的觉醒”。

“建安风骨”——乱世生活中激发出来“志”“气”，“慷慨”“磊落”而发之。建安诗歌又是与《古诗十九首》相续的，“建安风骨”是一个历来为文坛革命家称道的概念。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得好：“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明诗》再言“慷慨”，谓曹丕、曹植兄弟与王、徐、应、刘等“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而《文心雕龙·风骨》则云：“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炼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可见，建安文学之所以被称道，是由于产生在乱世之中，作者将其在生活中激发出来的“志”“气”，“慷慨”“磊落”而发之，述情显而析辞精，造成“结言端直”的力度。

三、魏晋时代多元文化的催生

玄学——魏晋文士独特的生活哲学。哲学上的魏晋玄学兴起，文学上的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都是多元文化所催生。

魏晋时期，以“出世”为主要倾向的老庄思想渐渐居于主导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为“玄学”，并为魏晋文士构建起独特的生活哲学，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随之形成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心理形态。董仲舒曾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主张以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阮籍醉卧邻家当垆少妇之侧，为未嫁而死的兵家女哭丧；嵇康锻而不辍不理会来访的锺会；刘伶脱衣裸形于屋中，都是毁弃礼法的行为。西晋文士“薄综世之务，见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嫌”(裴颁《崇有论》)，正是以“越名教”“任自然”来摆脱、超越外在的规范和束缚，以构建人格本体，确立个体的价值。

忧生之嗟——表现人生的主题其一。前面说过，诗人在面对现实时激发起强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志在澄清海宇、建功立业，遂有了“建安风骨”，即使如此，也充满了生命短促、人世无常之感。到司马篡魏的正始时期，政治黑暗，倾轧残酷，杀戮不断，王戎自言与嵇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晋书·嵇康传》)，嵇康却终不免被杀；阮籍“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却“常恐罹谤遭祸，因兹发咏，被有忧生之嗟”(李善语，见《文选》卷二十三《咏怀诗》注)，“嵇志清峻”与“阮旨遥深”成为正始诗歌的代表。建安与正始的诗歌都是表现人生的忧患和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换言之，是人的主题。

“死生之慨”——表现人生的主题其二。尽管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未能继续建安的功业之慨与正始的忧生之嗟，但同样是人的主题，主要就是“死生之慨”。之所以如此，离不了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自正始时期司马氏剪除曹魏宗室、排斥异己，使“名士减半”以来，晋代充满着无休止的动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十六国割据，中州士女南迁，祖逖、桓温北伐失败，淝水之战，农民逃亡、起义，刘裕废晋自立……而在这历史流程中，诗人嵇康、张华、潘岳、石崇、陆机、陆云、刘琨、郭璞……都死于非命，因此，弥漫在魏晋诗坛的，是当然的、绵延不绝的死生之嗟，一直到东晋末的陶渊明都是如此。

四、魏晋“文学的自觉”的萌芽

内在的个体意识的张扬。文艺的独立发展，与文化的多元化密切相关。汉末的乱世冲破了固有的观念，曹操的《述志令》、《求贤令》、《求逸才令》等都体现惟才是举的特点。如果说建安时代的乱世尚能激发出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那么到正始时期的政治迫害，则使诗人转为忧生与忧世，为冲破对个性人格的压抑，玄风独畅，虚无放诞之风遍及朝野。“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当时的风气是：名人文士任达放旷，服药饮酒，甚至蓬发乱鬓，亵衣接人，在他们种种丑态的背后，其实有深沉的苦闷。这与儒家所倡的修身、进德、勤政、节用是何其相异!可见，晋人已将汉末的名实之辨置之不顾，孔子所奠基的内“仁”外“礼”的文化——心理结构已遭冲决，外在的社会规范不复存在，内在的个体意识极度张扬，“人的发现”通向对生活哲理的思考，又通向对外部的审美愉悦，“文学的自觉”随之而到来。

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自觉”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学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发展，二是开始探索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建安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里，我们引用袁行霈的标准：“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

参考文献：

1．张晨：《鲁迅“文学的自觉”说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浪井文学社招新总结篇4

浪井文学社招新活动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在过程中总共有三百余人报名，两百余人参加面试，最终笔试录取了110名新社员，其中编辑部共51人，组织部20人，办公室9人，宣传部15人，文艺部25人，完满的完成了招新的任务，为浪井文学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本次招新的收获主要如下

1、安排要有弹性，在时间上由于天气因素，使得招新的效果受到了影响，在招新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的考虑各方面条件，在面试笔试时间的安排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备案，在确定计划的时候留有余地，并尽量早的进行计划。

2、专业化，各部门理事分别负责各部门成员的招新，针对各部门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工作对参加面试人员提出个性化的要求，做到能够体现部门化的特点，并进行明确的专业化部门化分工。

3、统一指挥，本次招新共设三个工作组，由三个小组负责人分别分工负责，有利也有弊，从统一指挥的角度来讲弊大于利，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没有保证三个负责人的小组的衔接，相互之间沟通交流较为困难，部分负责人全局意识不强，招新工作容易顾此失彼，缺乏计划性，导致招新工作准备不够全面。

4、管理幅度，本次招新分小组进行的优点主要体现在管理幅度上，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共下辖10个左右理事，方便进行统一安排，加强了管理的有效性，保证了每个时间段招新工作的效率，保证了各小组招新工作的积极性，各小组之间的竞争关系保证了招新的积极效率。

5、权责对等，本次招新还有一个优点体现在换届进行于招新工作之后，招新工作的成败及表现关系到换届选举所能够获得的职位，各招新小组组长都是社长的竞选人选，保证了招新的效率，同时各小组分别负责的时间段以及安排人员的权利也十分协调对等，但是在有些突发情况下，小组制度缺乏灵活性。

“一枝梅”文学社招新计划书篇5

随着本我院新生入学，我社团又要进入一度紧张的招新活动。为了使本社团顺利高效的开展，本社团结合院团委的相关决定，特作出以下计划：

活动意义：学生社团已渐渐成为校园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校扮演着校园活动的主力军角色。社团为学生的活动搭造了舞台，让同学们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而社团的发展要不断的向前，因此社团的队伍也要不断的壮大，所以招新是社团活动的一个关键步骤，也是我社在全院发展的一个关键。

预计结果：

1、通过系列活动提高本社团在学院中的影响；

2、和各兄弟社团在工作中进一步增加了解和沟通；

3、为我社团吸入新的力量，预计招新200人。具体过程：

1、宣传时间：2011/9/20——2011/10/01 ；

2、宣传地点：学院生活区（生活区过道）；

3、宣传形式：展板、宣传单、网络等： 1）展板由院团委提供；

2）宣传单由院团委统一印发，本身团预计需要30份。

4、人员负责：本社团负责人结合骨干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力求责任到人，各负责人作好招新工作任务的分配，确保积极高效的完成计划。

招新流程：社团宣传→报名登记→交纳会费→备案交付院团委；

资金预算：（相关宣传资料的准备已由社管委准备，不纳入本计划）每人每天陪送两瓶矿泉水，每天10元，计1天，共10元；招新工作中的某些文件打印50元；其他50元；共计：110元。

﹡注：相关未尽事宜以院团委文件为准。

湖北交院一枝梅文学社

文学社团招新策划书篇6

新的一学期，新的希望冉冉升起，新的一届管理协会即将扬起风帆。年9月初，又是新一届大学生入校的时间，我社团热烈欢迎新同学的到来，同时也借此机会让同学们了解我们社团的一些基本情况，也真诚希望同学们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了共同的目标，一起携手，一起奋斗!在过去的一年里，启航文学社在学校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指导下，全体社员共同努力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活动成果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和学校的重视，并圆满的完成了所属的各项任务。勇于求索，不断进步，启航文学社创社已有十二年的历史了，它以其独特的关注视角，大胆的创新思维，在全校社团中表现突出，影响深远。

二、招新目的：

社团一年一度的招新活动是关乎其兴衰的重要活动，是社团可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的“源泉”，同时它也影响着全校的社团文化氛围，为此，响应和谐校园的号召，我们社团策划开展2009年招新活动，欲借此达到以下效果：

1、宣传我社团的核心文化，让广大新老同学认识了解我们社团。

2、吸纳一些有才华、有能力的同学到我们社团，为我们社团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舞台，让大家能够尽情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以承担起本届建设好社团的重任。

3、给个别能力较弱却积极进取，想得到锻炼的同学创造机会，在社团活动中学习，提高自己的独立策划、集体合作、动手和交际等多方面的能力，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完善自我，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

4、另外也吸纳一些有共同志趣的同学走进启航文学社共同学习，本着“同心、辛勤、温馨、追求卓越”的宗旨共同进步。

三、招新对象：

具有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学生。

四、招新要求:

1、热爱文学，乐于奉献，不计报酬者。

2、服从安排，以集体团队利益为重者。

3、工作积极，勇于创新，有理想者。

五、招新形式：

1、通过贴海报的形式提供同学们启航文学社的招新报名时间、地点。

2、在招新地点，我们将安排团内人员现场介绍和指导同学报名，同时也会利用展板来宣传我们社团。

文学社招新背景篇7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史上, 文化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战乱不断, 而浙江一带一直长治久安, 渐渐取得了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台湾学者陈正祥曾著文指出中国文化中心的三次南迁, 他认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 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间上, 淮河一度成为南北文化的分界线”。

自南宋以来, 浙江地区在文学、哲学、绘画、书籍印刷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浙江地区文人学士曾经占据全国文化要津, 因此也能这样认为:浙江在新文学中发展超前, 与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有很大的关系。而到了近代以后, 浙江成为率先被外国资本主义叩关的省份之一, 同时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 民族工业快速发展, 因为文化改革势在必然, 并促进了新文学的繁盛。

浙江新文学的繁盛, 很重要的一点是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在五四文学中, 浙江尤其功不可没, 不仅有鲁迅、周作人等发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 具有先声夺人的气势, 而且浙江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各个阵地都有广泛的占领。鲁迅是现代小说之父, 郁达夫首推浪漫抒情小说, 是五四小说中极其耀眼的部分, 长期以来就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在诗歌方面, 周作人、刘大柏等的初期白话诗开了中国新诗的先河。在散文和戏剧方面, 浙江作家群也有很大的贡献和成就。

我们说浙江作家群参与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包含两块:一部分是浙江作家在本地的创作, 另一部分是在异地的创作。需要指出的是, 浙江作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异地建的功, 如果把这些文学都排除在外, 那么所谓的浙江文学也不存在了。这一特征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因为它与乡土文学的产生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

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 由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四部分组成。他把作者看成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古罗马文论家郎加斯奈在《论崇高》中说到作品的崇高是作家伟大心灵的回声, 这一论调虽未将整部作品视为作者心灵的表现, 但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主体对于文学产生的决定性机制。一个作家可以走得很远, 但他却无法改变他所出生的那个地方对他的影响, 可以说, 这些浙江作家尽管大多数都是在异地进行创作, 但创作出来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带有浙江的地方特色, 特别是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翠绿的山、清澈的水、竹屋、乌篷船等浙江沿海农村所特有的事物, 进而给人极强的乡土气息, 这便是乡土文学在浙江兴盛的重要原因。

造成乡土文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五四时代浙江作家群倡导的文学理念有着紧密的关系。五四文学观念的核心, 是在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注重个性解放意识, 确立了“人的文学”的观念。因而在五四时期, 新文学创作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要谋求人的觉醒和反抗。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在于体现理想的人生和平时的人生, 进而揭示出新闻学和现实人生之间的关系, 提出“文学要为人生”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 20年代出现了创作问题小说的风尚。问题小说的主题和题材相当广泛, 凡是家庭、社会、平民、人生等都是问题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但问题小说却存在着许多弊端, 阻碍了五四新文学观念的推广。比如, 问题小说通常“只问病根, 不开药方”, 而且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它带上了观念化和抽象化的弊病。同时还存在这“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 无法真正地吸引读者。

针对这一情况, 周作人于1923年提出了创作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一种引渡文学, 其表现形式大多来自外国, 并认为中国的新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必须要写出中国自己的东西, 要提倡乡土艺术, 进而显示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艺术氛围, 同时周作人也看出了问题小说“思想大于形象”的缺点。加上其他浙江作家的倡导, 乡土文学便应运而生。

乡土文学在浙江产生之后, 发展相当快, 产生了一大批乡土小说家。他们描写民情乡风, 特别是没有受到外来文明干扰的农村风俗习惯和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的闭塞野蛮的习俗, 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个性。在这些乡土小说中, 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古代文学中所特有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宁静祥和的感受, 更多的是对当时农村衰败的哀愁, 进而体现出作家们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注, 而且还深含着深沉的忧伤和愤怒。在这一批浙江乡土小说家中, 较为著名的有:许杰、鲁彦、许钦文、台境农、徐玉诺等等。其中, 鲁彦是浙江乡土文学思潮影响下成就比较高的作家之一。

鲁彦原名王衡, 又名返我、忘我、王鲁彦等。1901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的一个商人家庭, 六岁时候进入当地私塾读书, 十六岁时终止了在家乡附近的高小毕业。可以说鲁彦的童年时代, 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 从而使他无论漂泊到哪里, 都对故乡的乡土生活保持着鲜明的印象, 有利于他的乡土小说创作。

首先, 在乡土文学背景下, 鲁彦作品对浙江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着生动鲜明的反映。

鲁彦乡土小说的产生与浙东这一特定的地域有密切的联系。开阔的海洋环境以及经商的历史文化背景, 使这里的宁波人有着较为开阔的眼界、海纳百川的胸襟, 敢闯敢做, 不滞留于故土。同时又对新生事物反映较为敏捷, 敢于领风气之先。尤其是在近代,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 经商者很多, 商人以赚钱为要事。所以, 金钱充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凡事以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 缺乏人情味, 势力冷漠。金钱第一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 这是其不足的一面。

从小在这里生长的鲁彦, 被故乡的外部环境、民俗风情、文化传统感染、熏陶, 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心理, 在他的小说中, 鲁彦一方面表达了对故乡普通民众以及山水风景、特定风俗的热爱。但另一方面, 他又对拜金主义思想以及势力冷漠的心理性格积极憎恶, 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表现特别明显。

《黄金》便是鲁彦乡土小说中反映这种地方心理性格较为成功的一篇。在这篇作品中, 如史夫妇靠着儿子在外地丰厚的收入在陈四桥处于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 村里人都很尊重他们。如史伯母去邻居阿彩婶家, 阿彩婶总是“搬凳拿茶, 嘻嘻哈哈地说个不休, 做衣的时候放下针线, 吃饭的时候放下碗筷”;如史伯伯也是,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受到族人的尊敬”。然而有一天, 儿子不寄钱回家了, 如史夫妇在陈四桥的地位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彩婶对如史伯母非常冷淡。族人也不断奚落如史伯伯, 说他的衣服太旧, 甚至还攻击他的儿子。女儿只因为家里没钱了, 在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 甚至连优秀的作业也被老师认为是“抄”来的。而这一切的一切根源都在于钱, 有了钱, 便会被人尊敬, 被人看得起, 而没有钱呢, 只能被人谩骂, 侮辱,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如。正当如史夫妇走投无路时, 儿子的钱到来了, 结果他们的地位又上升了。小说正是通过如史夫妇的地位一上一下, 揭示了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 只是隔了一层漂亮的帘子, 一旦帘子取消, 所有的就只有残忍的人际关系。

其次, 在乡土文学背景下, 鲁彦作品反映了具有浙东沿海特色的民俗事象。

鲁彦在作品中描绘家乡特有的民俗事象, 十分生动地展现了浙东地域文化风情。但另一方面, 在对民族现实命运充满关注的情况下, 鲁彦也用一种忧伤的笔调批判了乡民的愚昧迷信。

《愤怒的乡村》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个作品中, 作家形象地描绘了“迎神求雨”的民俗事象:迎神求雨的规模宏大, 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走来, 期间又穿插着丰富的表演, 景观之美丽, 场面之盛大令人惊叹。但透过作品, 乡民的愚昧也暴露无遗。此外, 王鲁彦在一些作品中, 还详尽地描述了“捉大阵”“掘井”、请神祛灾、冥婚等具有农村地域色彩的民俗事象。

但正如茅盾所说:“关于‘乡土文学’, 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 只不过像一幅异域图画, 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 然而给我们的, 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 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 还应当有普遍性的与我们的共同命运的挣扎。”鲁彦做到了这点, 他没有停留在客观记录事象形态上, 而是将民俗的描写, 作为批判乡民的愚昧迷信和落后自私的手段。作家写民俗的目的就是为了关心农民的悲惨命运, 揭示他们的精神负累, 进而批判封建文化传统, 体现了五四作家群所倡导的文学理念。

比如《菊英的出嫁》。作品描写的是浙东宗法制农村中——“冥婚” (为死人办婚事) 的地方民俗, 在介绍这一民俗的过程中, 批判了浙东宗法制农村的陈规陋习以及中国农民的精神愚昧。菊英七八岁时便已经死去, 十年后, 她的母亲还惦念这个已经“十八岁”的女儿在阴间的孤独, 感到有成亲的必要, 不惜跋山涉水为她物色了一个也死去十年的女婿, 两边家长严格按照地方性婚嫁习俗筹办婚礼, 从而展开了一幅幅具体生动的风俗画, 先是请人说媒, 合八字, 然后是为女儿办嫁妆, 置办金银首饰、绫罗衣被, 划出陪嫁的良田, 雇用浩大的仪仗队, 令人扑朔迷离、不辨真假, 直到最后写到仪仗队抬的不是红轿, 而是青轿, 才使人恍然大悟。在这篇小说中, 作者对“冥婚”这种奇特的封建陋习叙述得非常具体细致, 不仅提供了民俗学上的价值, 也以一种略含嘲笑的笔调叙述了菊英母亲为这场婚礼所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 描绘她对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所倾注的饱满热情, 以此反衬人物精神的空白, 从而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礼教及国民的劣根性。细密的场面和人物描写, 显示了古老中国的农业社会落后于时代的蹒跚步伐, 这种叙述越细致具体, 就越发使人对这落后性感到震惊, 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也就越彻底。

第三, 在乡土文学背景下, 鲁彦作品进一步揭示出了乡土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特征的本质原因, 那就是浙东乡民独特的民族性特点, 通过对这种民族性的分析, 读者可以进一步理解鲁彦作品所构造的乡土世界的精神内涵。

中国民众自古以来就有着“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看客心理, 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愚昧无知而表现的尤为明显, 鲁彦通过作品表现出对这种心理的批判和厌恶。

《柚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小说以长沙边城军阀混战以及战后的现实为背景, 写主人公“我”客居长沙, 无聊中得以一睹杀头的“盛举”, 民众互相推拥上前, 前去观看。人头落地, 围观者谈论着刽子手手起头落的“本领真好”, 表达出作家对民众愚昧麻木的痛恨和批判, 反映了他悲愤与现实的沉痛之情, 在看似冷漠的叙述之下, 藏着作家愤懑的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 鲁彦作品中的人物, 多处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们“多少已经感觉到外来文明的波动”, 成了“物质欲支配着的人”。因此, 在乡村小资产阶级这一特殊的群体中, 形成了他们为适应环境而产生的独特的处世哲学。

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黄金》对这种处世哲学有着深刻的剖析。如史伯伯的遭遇不仅表现了当时浙东地区人们的地方心理, 同时也揭示出小有产者从小康生活到陷入困境窘迫后的心态, 以及炎凉的世态和冷酷的社会现实。

《许是不至于罢》是另一篇表现浙东民族性特点的作品。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战争引起社会剧烈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 王阿虞财主整天担心失财, 三儿子成婚时尽管做了很多防备, 但半夜小偷还是光顾了他家。半夜出现了敲锣声, 谁都知道是王财主家遭了贼, 可是谁也没有起来帮忙。他们既不是嫉妒王财主的财, 也不是与他有怨, 而是为了自保。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二天, 这些乡邻纷纷到王财主面前假意询问和安慰, 借此为自己开脱, 实在是最精彩的一笔。

在这个故事中, 鲁彦剖视了宁波土财主王阿虞为保住自己的财产而采取虚伪狡诈的处事态度和阴暗内心世界, 以及周围人们的冷漠与利己心理。他们的处事哲学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 作家看似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金钱唯上心理, 实则是在揭露时代的弊端。

鲁彦的乡土小说, 是浙江乡土文学思潮的产物, 它一方面反映了浙江新文学发展的繁荣, 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五四时期作家对文学创作理念的思考, 是外国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 它使更多的中国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我们这个民族最本真、最原生态的方面,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 我们在“寻根文学”的潮流中, 在本土“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中, 都能看到浙江乡土文学的影子, 都能看到鲁彦留下的那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参考文献

[1]王鲁彦.王鲁彦小说精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2][美]阿切尔·泰勒.民俗与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面临的背景篇8

关键词: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社会基础;哲学依据;艺术自律

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将真实展现人性生活的多重内容,而我们的感知、我们的生产活动、我们对于世界的模仿和表征,将在文学艺术和科枝的互动中,从人的社会基础、哲学依据和艺术自律三重背景下凸现出来。

社会基础

当下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中,由于文学与信息技术空前的紧密结合,这一切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形成了文学的全新传播方式,它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生产方式与接受方式,同样也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况。

其一、信息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的改变,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广泛地具有审美特征。在传统社会模式下,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审美活动是彼此分离的。而在信息社会,信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具有了艺术气息和审美含量,信息社会使我们的日常感觉变得敏锐而有色彩。人类在对物质世界的征服得心应手的同时,人们的精神的变化也显示出前所未有过的程度,一切在精神上追求超越的东西,都被市场经济所解构,审美活动转变成为满足感性欲望的一种方式。艺术不再只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成为了一种消遣。就在这种现实面前,人们在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完成了价值取向的改变。

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信息拉大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而距离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心理体验。物理距离的消失与心理距离的扩大,这种生存经验并没有带来距离产生美。这是因为,从人与外物的关系而言,是外在的距离,对人自身来说,有一个内在距离的问题。可以说,人类生活是在人、自然、社会的三维互动中实现的,其中人与自然的维度作为第一进向,涉及的是我—它关系,人与社会的维度作为第二进向,涉及的是我—他关系,它们又都可以一并称之为现实维度,是人类求生存的维度;人与意义的维度涉及的是我—你关系,它可以称之为超越维度,是求生存的意义的维度,这“现实”、“超越”也就是外在距离与内在距离的问题。

当代哲学正在失去以往的纯正性质而趋于世俗化、生活化和感性化,表现出崇实、尚用、拜物的倾向;宗教对于终极价值的追求从精神的探索变成了物的探索,从理性的行为变为感性的行为,从形而上的现象变为形而下的现象;社会心理最突出的变化则是一切都感性化而放逐理性,表现出对于商品化逻辑和工具逻辑的妥协和屈从。

其次、由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技术对人的控制,它是人类现代生活的表征。“特定的生存条件与社会关系产生的全社会总体的生活态度,构成了人们进行审美活动的审美场。”[1](P3)信息化时代下虚拟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创构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它经历着一个从自在存在的世界到自为存在的世界转化的过程。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人类认识主要是描述性质的;而在虚拟世界中,人类认识则主要是创构或设计性质的。社会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时也越来越是人们自觉创构的结果。

可以说,人对生命价值的规定和体验是以实践的历史过程——时间为前提的,但在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各种载体却出于功利目的,需要用鲜明、生动并能满足人们当下欲望的形象来吸引作为受体的大众,使其沉湎于空间中的形象而放弃对时间过程和意义深度的探寻,技术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意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形象的复制在高科技时代变得简便易行,因而它们不仅可以通过形象的批量生产来左右社会时尚,而且能够以其特有的话语权力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欲望。在当下,人们在失去了价值规范,失去了精神关切和行而上学的思辨之后,对自己的话语也失去了存在的确定性和实质意义,一切都变得合理化,在现代紧张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里,通过技术又什么都可以怀疑。

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不仅仅源于真实,对真实进行艺术虚拟,而是要在真实生活之外建立另一种真实生活,这种生活的真实性不需要现实真实作为判断标准,而是自成一体。因此,艺术虚拟不仅是对现实真实的虚拟而更是对现实虚拟的虚拟,也就是:文学虚拟是将人的想象生活现实化,让人在虚拟空间过真实的生活。我们也就可以把信息化时代文学的发展看成是一种人性解放层面上的语言运动,书写过程和文本生产的结果。技术实现了文学的人文性,技术的空间也就布满了人文的精神轨迹。

最后、在理性的极端发展下,人类的本真性被消解了,碎片化生存是当下人类生存的日常状态,也是人类最真切的命运。人迷失在物的世界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被颠覆。消遣与娱乐本是人类的正常精神需求,但现在,它们已不仅仅是人的精神需求,而且是人的生理需求;不仅仅是使用工具,而且是人的最终目的。这一切,黑格尔早在19世纪就已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化与散文气息对纯粹的艺术的损害,而之后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内在的规律时,又更进一步地发展、阐释了这一观点。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大众文化给了大众充分的主动权和自主权,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就变成了人和信息虚拟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看似给大众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和愉悦,实则给大众蒙上了一张无形的网,它用形式的多样性掩盖其内容和意义的标准化和均质化。我们知道,人的主体性在于不断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非同一性,可大众文化吸引了大众的全部幻觉和思想,抑制了大众的主观能力,使大众逐步丧失其主体性,从而出现思维和行动退化的倾向。

哲学根据

现代信息媒介更新了传统的文学艺术思维空间,人类进入到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吉布森所说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在其中,文学的唯一性和不可变更的特点已经消失,这使人们进入了新的生存状态——虚拟生存,其最主要的特点是虚拟性。人们去除了现实物理时空中的身体在场,让精神和意识以光速漫游在信息所形成的虚拟时空这真正的自由王国里。

数与美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久远的话题。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哥拉斯学派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而今天,“计算不再只是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2](P15)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这是人类本质力量及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张扬的结果,这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消解,人们的行动因此不再受固定场所的束缚。

虚拟生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表征自身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用“在场”的精神欲望和“缺席”的身体来凸现生存状态。

虚拟为人类创造出现实无法提供的发展空间和审美平台,这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之源,使人的创造性思维进而彰显。虚拟是对信息化的表述方式和构成方式的总称,其根本特点就是真的假与假的真,是真与假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表现在:一方面,虚拟的东西是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它具有真的存在形式和功能,是人们能够感性地感受到的;另一方面,虚拟的东西又是假的,它只是一种信息化的存在,与被虚拟的对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在信息所构成的这个赛伯空间中,它已经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这是历史意识和空间记忆二律背反,将历史感的时间转换成了在场的空间,将有深度价值的时间转换成了浅表化展示的空间,把心灵记忆的时间转换成为即时游戏的空间,最终一切都被空间化了。

虚拟生存所形成的赛博空间作为人类逻辑理性的产物,部分具有柏拉图的理念性质。“网络空间作为一种产物是属于柏拉图主义的。”[3](P91)因为在柏拉图那里,人类经验世界所指向的那些对象物,是人类的认知过程通过思维的逻辑过程,通过心理上的回忆认识经验世界中的对象,是其自身固有的思想向外投射的结果而已,是理念世界的产物。而在赛博空间里,是“一种再现的或人工的世界,一个由我们的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信息所构成的世界。”[3](P79)信息化生存,人类存在着精神在场而身体缺席的观念悖论,这既是身体是处于精神飞地之外又期待精神表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因为“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4](P7—8)信息化时代的文学审美仍然源于哲学对于身体的控制,同时又要体察到身体的欲望与快感被游戏化叙事,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进入到文化消费主义的一种进路。

虚拟生存,让传统的文学的线性写作和文本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向四处蔓延的可以无限链接的非线性文本。在其中,读者则可以通过建立链接随心所欲地选择任何一条游览路径,这是一种“活性”审美模式,活性是信息化时代文学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例如一首名为《西雅图漂流》的小诗:

我是一篇坏文字

曾经是一首好诗

只是生性爱漂流

启动我吧

让我再次漂流而去

当读到这里“启动文字”四个字后,这诗中文字就开始抖动,歪歪斜斜地扩散开来,逐渐游离我们的视野,令人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孤独感,舍不得它们全部散落和游离屏幕的心理迅速增强。于是读者就会急切地点击“停止文字”按钮和“端正文字”按钮,使这首小诗恢复原样。这种独特的审美想象带给我们一种新鲜的审美体验,使我们仿佛是在一个虚拟的时空里,经历着一场场意蕴丰厚的人生体验。而这种体验是蕴涵着复杂情感的心灵颤动,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艺术自律

文学能对社会发挥广泛的影响,离不开自身的发展。今天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和电子传媒的不断扩张纠缠在一起的,任何艺术文本最终都可以还原成信息符号的制作、传播和接受。艺术,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开始自律,艺术为了自身而存在,也就是为了展示艺术的美而存在。

首先,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引发了有关文学终结的种种争论话题。人们认为,这一争论热点,首先是由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在2001年《文学评论》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引起的,米勒先生在文中预言了在电信化时代文学必将终结的命运。

事实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两次人类对文艺命运的主观论断。第一次是柏拉图,他认为传统文艺是十分有害的,既亵渎了神与英雄,又奉迎了人的情欲,危害城邦,所以否定了文艺的价值,并要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这是柏拉图在充分认识到了文艺消极作用的基础上文学的一次杀头。第二次就是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理念)的自我矛盾运动就构成了整个的逻辑世界、自然界、主观精神世界、客观精神世界,最后回归于自身,而就在这回归绝对精神过程中,他认为人类对最高理念的认识要经过艺术——宗教——哲学三个阶段来完成,艺术是理念显现的最初级的形态,而艺术的发展也要经由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阶段,到了浪漫型阶段,物质性减弱、精神性增强,理念和感性显现之间的关系失衡了,所以要让位于宗教,继而被哲学所取代。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理念)最完满的、最高的表现应该是哲学,艺术和宗教则是绝对精神的较低级的表现,而艺术——宗教——哲学是绝对精神自我回归的三个相续的阶段,而艺术经过“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浪漫型艺术”的发展过程就会“终结”,并且被宗教所超越,同样宗教经过自身的发展也会终结而被哲学所超越。[5](P103-133)这是黑格尔在其理念的前提下对艺术命运的一次理论推导。

而德里达、米勒、丹托等人的文学终结论可以说是第三次。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明确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6](P137)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念家J•希利斯•米勒庚续了德里达的观点,并进而作了阐发:“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6](P137)阿瑟•丹托进而也说到:“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7](P98)

我们知道,文学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复杂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8]也正如鲁枢元的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9]我们知道,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10](P433)文学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和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乃至于消亡。

其次,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转向,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背景和知识谱系。文学最核心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敞亮和践履,是文学得以走进新媒介的无意识宿命。信息化时代下,创作主体身体的缺席与精神的在场,可以让每个匿名作者以最无我的方式袒露最真我的生命样态,打破个人角色的社会镜像化掣肘,促使文学走向自我心性的真实表达,让创作贴近信息化生存的感情现实,贴近鲜活的生命感悟,达成人性底色的纵情舒展。文学不再是救世济民而是表现自我,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抒发性情,不求崇高和宏大,只求兴这所至时痛快淋漓。文学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尺度转向自娱而娱人,价值取向由艺术真实向虚拟现实变迁。这种转变使“文学迅速地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辉光所普照。此外,这个中心舞台变得不仅仅是个舞台,而是整个世界:在公共空间,这种审美文化无处不在。”[11])(P34)

第三,文学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文学的主题,这涉及到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而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12](P28)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之,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古希腊的圣哲柏拉图就把诗看作是一种模仿。他说“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13]( P77)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相通之处,在《理想国》中他指出画家是“影象制造者”。当然柏氏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密切相联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制造,但他更强调艺术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14](P70) 。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提出了人的本质对象化,就是一切生产的实质这一重要命题。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与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之一——机械复制,并由此出发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赖关系,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东西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复制的。

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生产活动,而艺术对于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是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5](P484)这是因为,价值产生于事物对人的审美需求之中,没有主体的需求关系,也就无所谓价值。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地观照世界与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成为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信息化时代下艺术生产论最重要的意义是,它使文学艺术从神圣的形而上的王国回到了劳动创造美的现实世界。它从根本上克服了以往艺术理论主要从静止的观点、主要从创作成果(作品)去看问题的缺点,而是从生命激情出发,以此阐释艺术的发生和发展,把艺术当作一个感性活动过程来考察。这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了艺术生产乃是使人的被异化的生命向自己的真正的社会存在复归的一种方式。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6](P225)在信息技术把世界“尽收网底”的时代,恩格斯的预言已经把文学的这些功能变成了现实。

参考文献

[1]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3]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社,2000.

[4][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6]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文学评论,2001(1)

[7][美]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8]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者的对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9]鲁枢元:《人类纪的文学使命:修补精神圈》,《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0][美]约翰•拉塞尔.现代艺术的意义[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

[11][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M].胡菊兰,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