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申请书

信息公开申请书（精选7篇）

信息公开申请书 篇1

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地址：

邮编：

电话： 被申请人：大庆市萨尔图区建设局

局长是肖志国

地址：大庆市萨尔图大街６５号

邮编：163001 电话：6324604

申请事项：

1、因唯美康城1、2、3号楼的走廊尺寸与合同中的图纸尺寸有差距，根据合同图纸的走廊尺寸从北墙里算起至用户墙里1600mm，用户墙为200mm，那么空间尺寸应该是1400mm，实际空间尺寸1280mm，北墙内至外墙尺寸是1000mm，这些尺寸在图纸上太模糊，看不清楚，固请调原始规划图纸以确定楼盘各部尺寸。

申请人：

2015年10月8日

信息公开申请书 篇2

在受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查询工作中，我们不断收到已经被司法机关两审终结，被各级信访部门处理、复查、复核完毕的，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的以及早已有定论的积案。这时它们又变换了形式，通过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查询方式出现。

1. 政府信息涵义。

2008年5月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第2条开宗明义指出：“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2. 政府档案涵义。

《档案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3. 房地产权属登记资料档案具有政府档案属性。

建设部令第101号《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第3条指出：“房地产权属档案是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在房地产权属登记、调查、测绘、权属转移、变更等房地产权属管理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城市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工作的真实记录和重要依据，是城市建设档案的组成部分”。第25条：“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档案管理的保密规定，防止房地产权属档案的散失、泄密”。以上说明，房地产权属登记资料档案具有政府档案属性。

4. 政府信息与政府档案二者区别。

一是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作为政府档案的一部分，虽然在获取状态下具备政府信息特征，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其已经完成了从政府信息到政府档案的转化过程。主要因为，政府信息的最终命运是档案。虽说，政府信息和档案不过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变化的体现，从政府信息到政府档案的转化过程要经过数十年时间，需要经过归档、确定密级、保管期限、从业务部门移交机关档案室、移交档案馆等过程，但是，一旦完成了政府信息向政府档案的转化过程，就意味着政府信息不再是《条例》意义上的政府信息，而是《档案法》意义上的政府档案。二是尽管政府信息的内容还是原来的内容，形式还是原来的形式，可在法律规定上就不再是原来的政府信息，而是档案。无论是存放在机关档案室，还是档案馆，都只能按照《档案法》的规定来进行查阅。在法律上，应受《档案法》关于档案的查阅利用等相关规定的约束和调整。于是，有了《条例》第17条：“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说法。

5.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与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查询的区别。

《条例》第13条对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受众和查询范围作出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原始登记凭证可按照下列范围查询：(一)房屋权利人或者其委托人可以查询与该房屋权利有关的原始登记凭证;(二)房屋继承人、受赠人和受遗赠人可以查询与该房屋有关的原始登记凭证;(三)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可以查询与调查、处理的案件直接相关的原始登记凭证”。

以上不难看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申请人只要对政府信息有需求，就可以提出申请，这里所指的政府信息实际是比较宽泛且带有不确定性的相对具有公共属性的信息;而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是单纯的具有排他性的登记资料，而不是公众信息。基于保障房地产登记资料权利人的需要，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是个人隐私材料，非权利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能取得。只有特定的权利人、受委托人、公检法等机关才有查阅利用的资格。

现行《档案法》规定了统一的对国有档案、集体档案和私有档案的利用制度。房地产权属登记资料档案查询方面，我国早已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查询、利用制度。政府信息依法移交至档案馆后，由于不再属于政府信息，其公开问题应当适用档案法律、法规。同理，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包括：私房改造、文革献产等，因其时间已超过30年以上，属完全形式下的档案资料。

建设部2007年颁布实施的《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城市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已登记的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的查询”。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包括原始登记凭证和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

因为《条例》意义上的政府信息还并不是公共档案，《条例》所规制的只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而作为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则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一旦超过较长时间, 尤其是历史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完全可以排除在政府信息属性之外。进一步讲, 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不应纳入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范畴。

6. 如按照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履行职责的负面效应。

尤其作为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信息，它完全具备政府档案的属性，《条例》颁布之前，我市已建立了土地登记资料、房地产权属档案资料查询制度，这些并不因为《条例》的出台而合并或撤销，而实际情况是两种机制并行不悖。一方面我局多年来一直在公开的办事办件窗口，承担和履行着对社会公众开放土地登记资料和房屋产权权属登记资料查阅利用的行政职责。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为设立了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窗口而终止了此项查询业务。政府信息查询与业务档案资料查询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另一方面，个别人在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查询层面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拟通过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渠道满足查询需求同样是行不通的。否则的话，将要出现《条例》所列条款，即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情形。

综上，毋庸置疑，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属于“档案”范畴，归属于《档案法》调整的范围，不受《条例》相关规则约束。虽然《条例》中并无“不属于政府信息”作为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理由的直接依据，但《条例》第21条各类答复的前提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实际上指向适用范围问题，在其第23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同一申请人就同一申请内容向具有同一行政职能的上下级机关提出申请问题

1. 原文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08]36号，以下简称《意见》)第(十三)项、《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2008市政府令第3号，以下简称《规定》)第22条第3款都作出了：“对于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公开申请的，行政机关可以不重复答复”的规定。

2. 工作实际。

实践工作中，我们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即，同一申请人就同一申请事项分别向具有同样行政职能的上下级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如：在申请人查询土地征用信息时，向区国土分局提出查询申请的同时，又向市局提出查询申请。

3. 探索尝试。

在市、区两级局行政机关都掌握同一政府信息且同样拥有依职责向申请人提供告知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意见》或《规定》精神，对申请人提出的查询申请，在上下级做好情况沟通的前提下，其中一方可以不予受理(即，选择一方受理即可)。这主要基于《意见》和《规定》中提到的“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公开申请”;与工作中遇到的，“同一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具有同一职能的行政机关的上下级提出申请”的精神并不相悖。

4. 论据分析。

以上情况其主要内涵都是固定的申请人、固定的申请事项及两次以上的提出，只不过区别在于，第一个是向同一行政机关提出;第二个是向两个行政机关提出(但前提必须是，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如：市国土资源局与区、县国土资源分局之间;市房屋管理局与区、县房屋管理局之间就属这种状况。这样做既减少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成本和重复操作;也避免了同一申请事项多个部门重复答复，因为沟通协调不畅，容易带来的答复告知内容不统一，从而带来申请人与行政机关的矛盾。

三、把握政策，适当灵活，辩证运用“一事一申请”原则

1. 原文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一事一申请”原则，具体表述如下，“为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申请人尽快获取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对一些要求公开项目较多的申请，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对申请方式加以调整：即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

2. 工作实际。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中，确实经常遇到一些申请人一张申请表中要求公开多个政府信息事项，甚至出现一群人集体分别提出多个政府信息事项要求公开的情形。

3. 探索尝试。

对于办理这样的申请事项，我们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新的尝试。灵活运用“一事一申请”原则，在做到真正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得到申请人的认可和满意。所谓“一事一申请”原则，既“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项政府信息内容”。而实际情况往往是，申请人面对申请表，填写了多个申请事项，有的事项我们可以帮助梳理归类，在缕清明细后，可以一并予以提供，一份告知书即可。这样既节省了申请人的时间，也节省了我们行政机关各业务部门为查阅提供信息所付出的行政成本。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对这种处理结果是满意的。尤其在遇到群体申请并同时提出多个申请事项时，效果更加明显。我们曾经接到过24名群众，集体分别提出查询政府信息申请，而且每个申请人同时提出9个申请事项。如若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对待，可想而知，24乘9的结果是：216。也就是说，申请人每人要填写9张申请表，我们总共要接受216张申请表，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要分别作出216份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毋庸讳言，这样的结果，违背了提高工作效率的初衷，一旦出现这种状况，首先是作为申请人的老百姓不满意，其次势必给行政机关带来繁复的劳动，无形中还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

4. 论据分析。

公民“信息公开申请”起热潮 篇3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中国新闻周刊》曾以《政府信息公开:从上游治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为题报道该条例的通过。但是“阳光”在“上游治水”中的实现，尚需“下游”持久深入的推动。

随着新法的正式实施，各地在短短十几天里就出现多起“信息公开申请”。5月1日，河北沧州律师韩甫政向国务院发出建议书，要求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关于教育、卫生、住房、城建等方面的“国家标准”。5月4日，北京市民陈育华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了解北京市2003年至今的养犬管理费用使用情况。北京市民湛江向海淀区环保局提出申请，要求了解此前开发商违约后居民维权未果的情况。上海律师严义明向安徽省卫生厅与阜阳市政府分别提出申请，要求公开手足口病疫情没有及时公开的原因。

“信息公开申请”热潮表明，中国公民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或者被压抑的政府信息公开需求。因为在这次申请热潮中，多数人关注的都是老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只是使这种需求公开化、表面化。

但是，由于各级政府长期以来缺乏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和制度性，“阳光”的普降道路并不平坦。曾参与起草、论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很多政府官员不大愿意公开信息，他们有这种观念上的惯性。”“不公开是常规，公开是特例。”

政府不公开信息的传统是有多重原因的。控制信息，造成信息有针对性的不对称，向来是管理者重要的治理手段。条例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此相适应，“以管理者为本位的配套制度则成了以往不公开信息的客观条件”。

官员们的个人利益也是其不愿公开信息的重要驱动力。“一些信息不公开，就给暗箱操作提供了机会。”王锡锌说。一些地方官员对于商品房用地成本讳莫如深，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另一方面，信息不公开也为少数政府官员瞒上提供了条件。一些信息的公开就可能危及他们的仕途。

信息不公开，除了不能满足公民对政府信息的需求，还会引发一系列公共事件。自1998年始，国务院有关部门就开始酝酿一部信息公开法规。SARS事件后，该条例正式被提上议事日程——2003年春，一种不明病毒入侵广东、北京，造成部分患者高烧死亡。由于没有及时发布甚至刻意隐瞒疫情信息，卫生部以及北京市政府立即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此后，信息公开在处理公共事件中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但从提上议事日程到最终颁行依然用了5年时间。期间，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公共事件时有发生。2004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发生爆炸，爆炸污染物造成松花江流域大面积污染，污水危及哈尔滨市饮水安全。哈尔滨市在得到相关信息后并未及时向公众通报，造成市民大规模恐慌。

2008年3月28日，安徽阜阳一名儿童死于手足口病，虽然市人民医院在当天就已经将死亡情况通报给当地卫生局，但直到4周之后，官方才正式公布疫情。此时，疾病已经夺走20个幼小的生命。

2007年1月2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获得通过。从条例通过到正式实施，中央政府一共给了近17个月的准备时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曾表示，“这说明立法者对实施难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从目前情况来看，很多省市都还没有准备好，该条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信息公开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姑且不论内容上是否有漏洞，单从技术上就还有一些问题。”王锡锌说。在信息公开的具体操作中，编写信息公开目录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但目前，对于目录编写还缺少规范。《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机登陆几个已经发布信息公开目录的部委网站，发现在目录的编写方式上不同部门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各级政府对于以什么途径和形式进行信息公开，也缺少统一的标准。这些都会对公民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造成一定影响。

在内容上，什么可以公开，什么不能公开，这在很多政府机关眼里也是一个问题。就目前的条例来看，其中多为原则性规定，缺少更为细致的解释。这种进一步具体解释的缺位为关心条例的人带来了忧虑。

参与起草条例的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个确实可以成为一些政府部门不公开信息的保护伞”。条例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对具体何为上述秘密与隐私却没有多作说明。同时，条例的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这就给了政府机关很大的裁定权。“自己给自己当裁判，在法规还不健全的时候确实会有问题。”王锡锌不无担心地说。

因此，“下游”持久深入地推动，就显得非常必要。相对于那些“信息公开申请”者，湖南汝城的黄由俭等人向前走了一步。5月5日，黄由俭、宋庆昌等5位离退休职工以“信息不公开”为由，将汝城县政府告上法庭，提起行政诉讼，揭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案。

“第一案”本身并不复杂。6年前，由汝城县建设局主导，对当地自来水公司进行改制。该公司的职工对改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县政府介入此事并展开调查，但最后以“调查报告不属政府意见，仅供领导参考使用”为由，拒绝向职工公开。职工几经申请未果，提起诉讼。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汝城县政府相关人员仍没有及时公开相关信息，而是对外声明“调查报告不在条例规定公开信息范围之内”。

条例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汝城县政府没有理由不公开调查报告”。据悉，早在条例的起草阶段，有关专家确实具体对政府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出具的报告是否属于公开范畴进行过讨论。“但除了公安机关调查刑事案件的报告不宜公开外，其他调查报告应该公开。即便汝城县的报告涉及部分不便公开的信息，政府也有义务在屏蔽这些信息后公开其他信息。”

申请信息公开的主体资格问题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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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基本信息】1.裁判书字号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4)行初字第39号行政判决书2.案由：信息公开3.当事人原告：肖育辉被告：惠州市财政局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8日，原告肖育辉通过挂号信形式向被告惠州市财政局邮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被告依法公开：1.城区护栏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文件；2.城区护栏工程项目的拨款依据及金额；3.城区护栏项目监管和验收；4.城区护栏工程项目工程款发票。

被告于2014年7月9日收到原告的申请，于2014年7月18日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答复如下：您申请公开“城区护栏工程项目的拨款依据及金额”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有关规定，本机关对该部分信息不予公开。关于护栏工程项目中的招标公告与中标公告信息，本机关已经在惠州市政府采购http;//huizhou.gdgpo.gov.cn上公开，具体见2013年11月11日的《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14-2016年市区标志、标线、护栏等交通设施维护建设项目公开招标公告》，2013年12月3日的《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14-2016年市区标志、标线、护栏等交通设施维护建设项目中标公告》，网上资料随文附后。您申请的城区护栏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文件、城区护栏项目监管和验收、城区护栏工程项目工程款发票等信息，经审核，不由本机关制作，依法不属于本机构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建议您向下述单位提出申请：1.城区护栏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文件。受理机构：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联系地址：惠州市行政中心4号楼3楼；联系电话：2808 x x X。2.城区护栏项目监管和验收。受理机构：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联系地址：东平长湖北路1号；联系电话：2309 x x X。3.城区护栏工程项目工程款发票。受理机构s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联系地址：东平长湖北路1号；联系电话：2309 x xX。原告不服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遂诉至法院。另查，庭审中，原告称其申请被告信息公开的主要目的是护栏工程与原告日常出入有切身利益关系，作为市民有义务有责任监督安装护栏。被告称因涉及商业秘密，故对原告申请获取的城区护栏工程项目的拨款依据及金额信息不予公开。【案件焦点】1.原告申请信息公开是否符合“三需要”的规定；2.被告的答复是否合法。【法院裁判要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所需获取的政府信息系根据其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与其自身有切身利益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〇〇8] 36号）第（十四）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本案原告申请公开的城区护栏工程项目的拨款依据及金额信息，因涉及第三方的商业秘密，被告答复不予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的规定；城区护栏项目的立项审批、监管和验收、工程款发票并非由被告负责组织实施，故原告申请公开的城区护栏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文件、城区护栏项目监管和验收、城区护栏工程项目工程款发票等信息，依法不应由被告对该信息进行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在涉案政府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情形下，也应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的政府信息申请作出答复，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被告已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作出了《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并告知了原告获取相关信息的行政机关名称和联系方式，故原告认为被告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请求判令确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要求被告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向原告公开信息并予以书面答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系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千向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肖育辉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关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即申请资格条件问题，《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所需获取的政府信息系根据其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与其自身有切身利益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08] 36号）第（十西)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该规定进一步强化了申请资格条件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子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五款规定：“被告以政府信息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为由不予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对特殊需要事由作出说明0”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且被告据此不予提供的；……”可见，行政机关是依照“三需要”的标准进行申请资格的审查。法律意义上的自身需要一般指申请人已有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影响，司法层面上特殊需要标准应是权利义务实际影响标准。显然，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设定较高的资格标准，不利于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标准应主要是形式标准而非实质标准，达到最低形式标准就应认为符合申请标准。如果申请人已对所申请的信息进行了描述和说明，行政机构应当对其申请的政府信息予以依法公开。“三需要”与“切身利益”的关系。一方面，出于申请者自身，与本人具有“切身”的紧密关联性，另一方面，在生产、生活、科研等领域产生，之所以成为需要，因为存在可期待的“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内容被“切身利益”所涵括，“三需要”标准成为“切身利益”中较为具体的组成部分。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不应当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特殊需要，而是个体需要方面的特殊。本案原告是否具备申请信息公开的资格。原告申请公开城区护栏工程的相关信息，其理由是“护栏工程与原告日常出入有切身利益关系，作为市民有义务有责任监督安装护栏”。护栏工程的招投标、立项审批、工程款的拨款等与普通市民、纳税人的个人生活、出行有切身利益关系，故原告符合申请信息公开的资格条件，被告应当对原告的申请作出答复。

信息公开申请书 篇5

申请答复合法权益以及信息公开行为界定

[王冠华

一、案情简介

李某等四人在湖北省某市合法拥有门面用房，并取得合法权属手续。现有关部门在未向李某等四人出示房屋征收决定文件、亦未对李某等四人进行公平补偿安置的情形下，组织社会力量采取不法手段持续对李某等四人滋扰寻衅，咨意破坏李某等四人的财产，意欲达到强制征收李某等四人上述门面用房的不法目的。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寻求法律上的支持和救济，委托我所并由我所指派，由赵健律师、王冠华律师(即笔者)担任本案的代理人。

在对房屋征收行为法律调查中，12月，李某等四人通过特快专递方式向某市发改委邮寄邮件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获得拟在当事人房屋所在区域土地上进行建设的建设项目立项文件及相关报审材料。其后，某市发改委作出《关于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称“你们要求我委《建设项目立项文件及报审材料》信息公开申请收悉，对项目立项、申报政策、法规及流程等，我委已在市发改委网站上进行了公开，请查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的‘行政审批栏’、‘政策法规’栏。”李某等四人认为某市发改委作出上述回复，答非所问，答复违法，未履行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故向湖北省发改委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湖北省发改委受理复议申请后，经审理认为：某市发改委虽然在法定时间内对李某等四人作出了《回复》，并告知李某等四人对项目立项、申报的政策、法规及流程的查询方式，及如有不清楚地方或需要其他情况的解决方法。但没有及时查清李某等四人要求公开信息的内容是否存在，是否属于其承办的公开事宜，没有准确地对李某等四人进行答复，告知李某等四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故依法其主张不能成立，因此本机关决定撤销《回复》，某市发改委应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起5日内向李某等四人重新作出答复。

二、律师评析

所谓政府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某市发改委作为地方政府的工作部门，负责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核准或者备案工作，“建设项目立项文件”系行政许可决定，是其制作的信息，“报审材料”系其作出立项行政许可的依据性材料，且该等依据性材料的范围、数量以及要求等，均由其根据项目情况、行政许可情形以及其他相关特别要求自由裁量，故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规定，“建设项目立项文件及报审材料”属于某市发改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李某等四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申请公开该等政府信息，某市发改委理应公开。本案主要涉及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中的四个重要问题，即：申请要求，答复要求，合法权益界定以及具有可复议性、可诉性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界定问题。现予以具体分析。

(一)申请要求：具体化原则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体现了申请具体化的原则，这也是世界各国对获得政府信息申请的一致要求。本案中，由于相关部门在对李某等四人门面用房进行强制征收时，未出示房屋征收决定等相关合法文件，李某等四人并不能够非常清晰地了解房屋征收的相关情况，否则的话，也就无需申请信息公开。因此，李某等四人在向某市发改委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对“建设项目立项文件及相关报审材料”前作了“拟在当事人房屋所在区域土地上进行建设的”限定，将建设项目进行了特定化，同时界定了“报审材料”的外延，即“报审材料包括项目申请报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申请表、城市规划意见、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意见以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或说明书(地质灾害不易、低易发区内一般项目除外)”，其申请无疑是明确的、具体的，满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具体化原则的要求，某市发改委不能也不应拒绝信息公开。

1.申请内容须明确、具体

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中，行政机关常常以申请人的申请内容不明确、不具体而拒绝提供政府信息。对此，笔者提示：申请人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应当尽可能详细地对政府信息的内容进行描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行政机关能够寻找、确定并提供给申请人其希望获得的政府信息。

2.申请内容描述不明确、不具体时，应当给予申请人更改、补充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协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故当申请书对所需信息内容的描述不明确时，行政机关不能简单地以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方式为由驳回申请，而应当给予申请人更改、补充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协助。如《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描述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确切特征有困难，向行政机关咨询的，行政机关应当提供必要的帮助。”

3.作出更改补充的告知原则上只能一次，不能滥用

关于作出更改补充的告知次数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具明文，但一些地方性的实施细则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如《贵州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内容不明确或申请书形式要件不齐备的，行政机关应当出具《补正申请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正、补充。”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更改告知是行政机关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之后，基于对申请书内容的审查而作出的一种程序性处置，是一种中间阶段的行为，尚不属于最终的行政决定。根据行政法上的成熟原则，这种程序性处置、中间阶段的行为是不能直接接受行政复议或者司法审查的。但是，前述限制是在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义务未受实际影响的前提下而言的(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排除于受案范围之外)，如果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程序违反”已经影响到行政行为之“实体决定”，譬如，行政机关反复告知申请人对申请书进行更改、补充，迟迟不予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这就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则不应受此限制。

当然，经过更改、补充，仍然不能使政府信息特定化的，可以成为行政机关拒绝申请的理由。不过，行政机关也应当合理把握“具体描述”的限度，不能要求申请人作出具体详细的说明，如文件的标题和编号、具体项目的名称以及四至范围等，因为申请人没有见到文件、不知晓项目以前，不可能对文件、项目有具体的、详细的认识，否则将构成拖延履行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或者信息公开不作为。

(二)答复要求：适当性原则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等相关规定，行政机关的答复要求是申请书要求的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换言之，即使行政机关公开了政府信息，如果不符合申请人在申请中描述的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同样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未获满足”。鉴此，笔者以为，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要求应遵循适当性原则。内容和形式是一对范畴，内容是事物的内在要素，形式则是事物的外在要素。对于信息内容的审查一般应当尊重原告的要求，而对于信息形式的审查则应当以法律、法规规定为标准。

本案中，李某等四人向某市发改委申请获得“建设项目立项文件及相关报审材料”，而某市发改委却告知项目立项、申报的`政策、法规及流程的查询方式，及如有不清楚地方或需要其他情况的解决方法，显然不是李某等四人申请书中要求的内容，违反了信息公开答复的适当性原则，应属违法答复，湖北省发改委依此而作出撤销《回复》并责令其限期重新答复的行政复议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三)合法权益界定：知情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里的“合法权益”指的是什么?笔者以为：关于“合法权益”的理解，不能限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关于“人身权、财产权”这两种具体权利的八项肯定列举，也不意味着涉及行政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权益如知情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均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作出的这一复议请求权和诉权规定，是基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以及《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一)项的授权。在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宗旨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就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知情权，也即该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受侵犯的“合法权益”。

(四)具有可复议性、可诉性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界定：具体行政行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受到侵犯以复议请求权或者诉权时，其针对的对象是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而非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这一点需要引起足够注意。

信息公开申请书 篇6

吴飞,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今年5月开始, 他先后向财政部、国家邮政局申请公开《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办法》) 的相关信息, 却遭到上述两部门的先后拒绝。

“我更关注决策过程”

CLPMA: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邮政普服基金的?为何关注?

吴飞:今年四月底五月初, 很多媒体对邮政普服基金的征收进行了公开报道, 我从这时开始关注该基金的信息。我关注邮政普服基金征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作为国有企业, 中国邮政已经政企分开, 但以部门立法的形式征收邮政普服基金是否会造成行政垄断?特别是规定向不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快递企业征收普遍服务基金, 补贴邮政企业则涉嫌以行政方式破坏整个行业的公平竞争, 从而对快递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二是邮政普服基金一旦征收, 可能会给快递行业带来十亿元的负担, 快递企业很可能就此涨价。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我每个月快递费几百元, 对快递是否涨价也比较关心。

CLPMA:您向两部委申请的公开信息有哪些?

吴飞:我向两部委提出了六项信息公开申请, 分别是公开《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征收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具体范围及界定范围的基础;在制定《办法》的过程中, 调研和听取意见的情况, 利益相关方参与及表达意见的情况;我知道国家邮政局对征收基金收集了相关的数据, 也进行了必要的测算, 我希望他们能公布这些数据和测算的结果;依据测算, 征收邮政普遍服务基金之后, 每单快递将会提价多少钱;另外, 目前邮政普遍服务市场是封闭的专营的, 向快递企业征收邮政普遍服务基金, 是否属于邮政普遍服务市场开放的重要步骤之一。如果准备开放普遍服务市场, 征收或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我提出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上这些内容。

CLPMA:在这些内容中, 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吴飞:其实我对是否征收基金, 并没有明确的意见, 我没有说过征收是对或者不对, 更没有说我要反对征收, 我只是说如果你要征收, 请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理由, 如果你没有合理的理由, 请别征收。我提出上述六项关于邮政普服基金的信息公开, 其目的首先还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来帮助我做这个判断, 我想很多关心这个事情的公众应该也与我有同样的关注。

具体而言, 相对于结果, 我更关心整个决策的过程。作为公民, 作为法律人, 我很关注程序正义。我们的立法过程应该体现程序正义的价值, 应开门立法, 畅通公民参与, 确保公平正义。部门规章也是广义法律的一种, 在制定的过程中也应有相应的法律程序。制定《办法》决策的过程中, 有没有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有没有足够重视征求的意见、有没有根据各方的意见对《办法》进行相应调整, 这是我非常关心的。我国有些部门规章或政策在制定时, 常常没有有效征求民众意见, 一些好的政策也可能造成一些公众的不理解。更有甚者, 还会制造虚假民意, 强行通过公众强烈反对的政策制度。比如水价上涨的听证会,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找一些“托”, 获得“全票通过”, 完全忽略社会上广泛的反对声音。

我提出上述信息公开, 主要就是为了避免部门立法中的一些不公正行为, 促进开门立法, 确保公民参与, 保障程序正义。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设立, 涉及公众利益, 应该在过程中注意程序正义。

“我对回复不满意”

C L P M A:邮政局是怎么回复您的?

吴飞:国家邮政局反应还比较快, 在15天后就回复了我的申请。其具体的回复内容为:“根据《邮政法》第十七条规定, 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实施。因此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制定工作, 主办单位为国务院财政部门。您申请的公开政府信息是研究制定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的数据资料, 依法不属于我局的公开范围。”

CLPMA:您怎么看这个回复?

吴飞:简单说, 国家邮政局把皮球踢给了财政部门, 他们不愿意回应这个问题, 所以会说这个问题“不归我管”, 这个回应是错误的。我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对象, 包含机关自己制作的信息, 也包括其获取的信息。我提出的申请中, 既包含国家邮政局自己制作的信息, 也包含其获取的信息, 而且应该说这些信息目前尚由其保存, 除非涉密, 不予公开是不对的。其推诿的理由并不成立。

CLPMA:那财政部又是如何回复的?

吴飞:财政部似乎比较有经验, 他们几乎穷尽了合法的方式来拖延回复, 大约45天才进行回应, 我本来以为他们需要时间来准备材料, 结果一看, 什么内容也没有。

回复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关于申请公开《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相关信息。财政部称, 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调研工作仍在进行中, 有关问题还需进一步论证、测算、评估, 以保证邮政普遍服务基金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申请公开的前4项内容, 均是研究和论证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政策过程中的过程性信息, 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 不属于应公开的信息。为了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 《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正式形成后, 依照有关程序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解释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征收范围、征收标准、资金使用等相关内容。

关于基金政策对快递服务价格影响问题。财政部称, 我国快递行业基本处于充分竞争状态, 快递服务的最终价格取决于市场竞争, 研究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政策, 将统筹考虑企业和个人负担水平, 邮政普遍服务事业发展需要等相关因素。

关于邮政普遍服务市场开放问题。《邮政法》规定, 国家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而至于邮政普遍服务市场开放问题, 不属于财政部的管理职责, 相关政策内容不属于财政部部门信息公开的范围。

CLPMA:您怎么评价财政部的回应?

吴飞:从法律角度讲, 我认为财政部的回复站不住脚, 其问题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 关于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说法是错误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 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 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讲的就是履职过程中的相关信息, 过程信息也包含在内, 而没有将政府信息区分为“过程信息”或“结果信息”, 财政部以相关信息定性为过程信息而不予公开, 属于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错误适用。

其次, 财政部门应该公开征收基金对快递价格变化的测算结果。依据国家邮政局的网站刊载的报道, 邮政部门已经对此进行测算, 财政部如果掌握这个信息, 他就应该依法公开。除非该信息涉密。

第三, 是否开放邮政普遍服务市场, 这是征收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向快递行业征收就没有合法性基础。财政部既然准备征收普服基金, 当然应该考虑这个前提因素。财政部门是否考虑这个问题, 是否制作或保存有相关的信息, 它应该证明直接来回应, 而不应该简单说这不属于财政部的职责。再者, 就算这不属于财政部门的公开范围, 财政部也应该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明确告知申请人具体的机关名称、地址、电话等相关信息。

CLPMA: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吴飞:目前, 我已经向两个部门提出行政复议, 希望两部门会有让我满意的回复。今后还会继续关注该基金征收的具体进展, 在必要时候, 展开必要的行动, 当然, 我的行动肯定会通过合法途径展开。

信息公开申请书 篇7

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一座老旧办公楼里，两个单人沙发，一个玻璃茶几和一张办公桌，基本塞满了整个办公室，再无其他装潢。

吴有水和他的律师事务所主营业务是工程合同纠纷，2013年夏天，这个一直默默无闻的律师，却引发了外界关注。

2013年7月11日，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划生育和财政部门发送了62封信函，申请信息公开，包括：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预算、实际开支以及使用情况的审计。

这一年，也是各种政府信息公开蓬勃的一年。吴有水的加入，用他的话说，最初纯粹是“好玩儿”，然而他没有想到，他的生活从那之后便陷入了各种与社会抚养费相关的事务中：投诉、咨询、求助、他自己的实地调查以及进一步提请行政复议……

截至目前，他已收到24个省份对2012年社会抚养费信息的回复，征收总额近200亿元，但没有使用情况和审计情况；另有7省市未公开数据。

吴有水这一行动的目的，也随着社会的关注和对这一领域了解的深入发生改变。最初，他想要的只是“知情”，但现在，他的目的变成了“规范”。“我们的工作不止于公开，”他说，“而是以法律形式明确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包括在法律层面上规范用途以及征收行为，杜绝地方政府部门执行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你孩子的指标是1995年的，不是1994年

吴有水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关注了这个话题很多年了？”“你代理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件？”“你家被征收过社会抚养费吗？”。

吴有水被问愣了，“没有，都没有。”

他唯一亲身经历的关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事发生在19年前，那时，“社会抚养费”还叫“计划外生育费”，再之前叫“超生罚款”。

1994年上半年，吴有水的妻子怀孕，他兴冲冲地跑到单位（他那时在一家国企供职）计生办办了准生证。按照预产期，孩子将于1995年年初出生，准生证上还注明了有效期：1995年12月31日前有效。

不巧，1994年底，吴有水的儿子早产出生了。但吴有水因此被要求缴纳罚款，理由是：孩子的生育指标是1995年，不是1994年，因此属计划外生育，罚款3000元。

“这太匪夷所思了！”吴有水说，“我是有准生证的啊，怎么能因为早产了就罚我。”不过，他那时没对这个问题做过多的思考，仅抱着反抗的情绪与计生办僵持，几个月后，不了了之。

1997年，厌倦了坐办公室的工作，吴有水去考了司法考试，通过后成了一名执业律师。他很快注意到，“计划外生育费”于2000年更名为“社会抚养费”，两年后，《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出台，对征收标准做了个原则性的规定——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当时还觉得，这是个进步啊。”吴有水说，“那时候从来没觉得，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是要推敲、讨论甚至质疑的。”

直到2013年1月，吴有水和一个河南籍当事人聊天，得知这位只比自己小一岁的生意人，在老家生了四个孩子。“不会吧？你这罚款得罚多少钱啊？”只有一个孩子的吴有水吓了一跳。

对方的回答更令他吃惊：只交了三五千。那人还好心邀请吴有水，“我们当地政府巴不得我们超生呢，能多收钱啊！你要不到我们村生吧！”

吴有水哭笑不得，心想：征收社会抚养费不是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吗？这样一来不成了变相买卖的生财之道了？

联想到自己曾经的经历，和从媒体上看到的其他相关报道，吴有水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社会抚养费征收上来到底干什么用了？当天回家，他就开始查计划生育相关政策的演变、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规定，发现，竟然都没有具体说明，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社会抚养费是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

那么，一年全国社会抚养费共计多少？怎么用到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中去了？确实用来保护环境了吗？媒体报道的数字含糊且不统一，“大约是几百亿元”，而在国家财政部、计生委、各省的财政公开信息中，都没有这些数据的身影。

“既然这钱这么有用，我就想知道有多少，都花在哪了。”吴有水较真起来。

“抓紧准备应付吴有水暗访”

2013年有很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行动，有的针对机场建设费，有的针对交通罚款，吴有水抱着“凑热闹”心态参与了进来。

他收集了31个省市财政厅、计生委的地址，发了62封信函，申请四项内容的信息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预算、实际开支以及使用情况的审计报告。

他特意选在7月11日——世界人口日——发函，之后给几家媒体提供了消息。他本来计划，接下来等着回复就可以了。

没想到，这62封信，只是刚刚开始。“有时候，一件事一旦开始，就像是有人在推着你，不得不向前了。”吴有水从桌子上大约半米高的纸堆中探出头来，这些全是过去半年来他收到的各种与社会抚养费有关的材料。

一个月后，答复来了：4省告知延期答复；11省仅提供了社会抚养费总额，但对于其余三个问题均“不掌握”；还有14省干脆一个问题也不回答，个别附言：建议去县一级政府申请公开；广东省和江苏省均答复称：该信息属于内部掌握，“不能公开”。这些答复绝大部分来自于财政厅，各地计生委均默不作声。

“无论答复内容是什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明确规定了答复时效与答复形式，不答复就是违法。”吴有水觉得这种“懒得履行”的态度很让人不满。

随之而来，吴有水收到形形色色与征收社会抚养费相关的举报。

这些都是真的吗？吴有水突然想去农村实地看看。

2013年9月，吴有水约上一个媒体记者，到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的一个村户家，核实当地农民向他举报的一件事：该农户因超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6万多元，但按照当地规定，他只需缴纳三四千元。

核实细节、查验过证据后，吴有水又去了当地信用社，调查钱被法院强制执行划走的经过，之后找到村党委书记调查：这笔金额是按照什么规定计算出来的；有没有正式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程序上是否合法。

一听对方是律师和记者，村党委书记当场吓跑了，等吴有水赶到镇政府时，相关领导早已不见踪影。

之后，吴有水再去其他县区调查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再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了。但了解到的情况也非常有限，对方没有说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仅告诉他：社会抚养费征收后县里留着用20%，80%返还乡镇。不过，据吴有水接到的举报信息，有的地方财政向基层乡镇返还的比例高达95%以上。

“根据国家相关预算管理要求，社会抚养费的管理体制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取方面，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支出方面，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吴有水说，“这样的高比例返还，就异化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手段了。”

吴有水先后去了江西和浙江的5个地区调查，发现大多举报和咨询材料都属实。更让他觉得好笑的是，回到杭州后，他接到好几个从九江、南昌、赣州的乡镇计生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抱怨说：你把我们坑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抓紧准备应付吴有水暗访”。

“我唯一的武器就是法律”

吴有水的日常生活，完全被自己当初“好玩”的决定改变了。每天从早到晚，他都在处理有关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举报案件，律所工作差不多成了“兼职”。

吴有水此前也热衷免费代理一些公益案件，他常常自掏腰包，亲自调查取证。“做这些案子能获得很大成就感，做事务所的案子是为了生计，都很重要。”

涉入社会抚养费征收领域后，吴有水亲自代理了两起案件。

一起是一对夫妻因为上山下乡特殊政策，均是城市户口，但常驻农村。按照农村当地规定，一胎如果是女儿，可以生二胎，但两口子生了二胎之后，被征收社会抚养费17万元，即便有当地村委会的证明，计生部门也强制执行。

另一起是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与新任丈夫又生了一胎，被指超生，要求上交社会抚养费。

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两个当事人找到吴有水时，从没想过通过法律手段起诉当地计生部门。“太多老百姓不懂法又懦弱，他们以为通过我可以走捷径，影响一下当地政府，根本不相信一个小老百姓可以告赢政府。”吴有水有些恨铁不成钢，“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我唯一的武器就是法律。”

他说服当事人采取法律行动，很快，一个撤销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另一个顺利立案，等待开庭。

看了众多真实案例后，吴有水发现，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过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法律问题：比如征收社会抚养费过程中，区别对待征收对象，对有的人少收，有的人多收；根据《人口计划生育法》，设定社会抚养费的目的是抑制人口增长，但有些地方计生执法人员，把一部分作为提成返还给被征收者。

看多了案例，吴有水甚至还有了些“另类”结论，比如，有些地区的征收手段粗暴， 有些地区则相对“温柔”，征收方和被征收人常常可以“讨价还价”，“态度好的就少交些钱，态度不好的就让法院强制执行”。

“在这些情况面前，我们是不是该对这项法规有所反思？”吴有水说。

“总之，申请越完善，就越让其难有推脱之辞”

截至2013年12月，有24个省份公开了201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额，总计近200亿元。不过很快有人发现其中的问题。比如，广东省财政厅公布的2012年广东省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总额为26.13亿元，而广东省卫生计生委通报的数额仅为14.56亿元，二者相差11.57亿元。

吴有水已十分熟悉地方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律，“差额产生的原因就是地方计生委的双重角度。”他说，财政厅的数据源自地方上交的票据，而计生委的数据是根据征收涉及的超生人数，“从计生委的角度，超生人数多了就是执行不力，所以要瞒报，最终就是数据对不上。”

他也有了同道者：2013年9月1日，14位女律师联名致信国家审计署申请信息公开，询问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是否属于审计事项；12月5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申请公开披露广东省社会抚养费总额……

针对拒绝公开数据的省份，吴有水计划向县一级政府继续申请公开。“他们说要到县里申请，好，我就去县里申请。”他算了下，这些省份下辖近3000个县，“也就是寄6000封信”。

不过，吴有水不再以“好玩儿”的心态进行了。他选择了10个县作为试点，第一批是江西的3个县级政府，第二批是浙江的7个县级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通过各地的回复内容，不断修正申请公开的事项。

比如，在向江西县一级政府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被征收人员详情时，对方以“涉及个人隐私”拒绝，因此，在向浙江县一级政府的申请中，吴有水就把“被征收人员详情”改为“超生一胎、二胎、堕胎的人数统计”。

“总之，申请越完善，就越让其难有推脱之辞。”但吴有水说，这些工作的目的并不只是公开数据，而是“让这些钱用到正当之处，收入公开透明”。

吴有水还加入了十几个“失独家庭”QQ群，了解这些失独家庭的生存状况，他因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将社会抚养费中一部分，用于这些因为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而失独的人群。

吴有水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至少能实现最初级的一个目标：修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明确征收用途和法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