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研究论文范文

小说研究论文范文（精选9篇）

小说研究论文范文 篇1

第八节 女性文学（3课时）

（二）女性文学概念：女性文学指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

（三）当代女性文学概况 1：17年文学中的女性文学

17年脱离了表现女性世界的规矩，女性意识隐藏起来。艺术个性、性别特征隐退。女性意识当时被看作小资产阶级意识。宗璞的《红豆》和茹志娟的《百合花》因为叙事角度和笔调都是女性化的、诗意的而遭到批判。

2：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

（1）：在中国现代史上成名的前辈女作家在当代焕发青春。如冰心、丁玲、杨绛、草明、韦君宜等。A：冰心：从多年沉默中走出，进入创作盛期

她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影响广泛、长久的作家。晚期作品成就很高，小说与散文都进入炉火纯青的状态。如《从八十岁发起的誓言》

B：丁玲：《杜晚香》、《牛棚小品》、《风雪人间》等。C：韦君宜：《老干部别传》、《洗礼》、《母与子》 D：杨绛《洗澡》、《干校六记》

（2）：50、60年代成名的新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很多人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 A：宗璞《我是谁》、《三生石》、《南渡记》 B：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 C：刘真《黑旗》

D：柯岩《船长》（报告文学）、《寻找回来的世界》（3）：新时期崛起的女作家

张洁、谌容、凌力、霍达、戴厚英、程乃珊、舒婷、陆星儿等（4）八十年代中期的崭新一代的女性作家群

残雪、蒋子丹、张辛、迟子建、张抗抗、张辛欣、铁凝、王安忆、池莉、方方等（5）90年代成为焦点的作家，如陈染、林白、卫慧等。

（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1：女人也是人（五四到80年代）

五四时期女性作为人的意识觉醒，女人是和男人一样的人，小说通过掩盖女人的性别身份，来突出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小说中忽视性别差异的写法，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女性解放的趋势，但也造成了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雄化的弊端。2：女人就是女人（90年代）

90年代市场经济繁荣，都市文化繁荣，女人成为欲望和消费的热点和卖点，这样的语境下，以女性性别身份为荣成为写作时尚。这是一个充满偏执论的反驳，只见女人不见人。如美女作家运用自传体小说这一修辞手段，引导读者把主人公经历与作者经历联系起来。消解小说的虚构性，刺激读者的联想。是一个牺牲个人尊严的性别秀，有意无意迎合了男权的期待。3：女人和个人相互支撑（世纪之交）

女性文学中最先提出个人概念的是王安忆，她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女人比男人更具有个人性，这就和文学的基础结成了同盟。

林白《个人记忆与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面临的语境是主流叙述下还有男性话语的覆盖。这两重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

陈染：作为个人要从多数群体中疏理出来，很多人很多时候就是那种茂盛的泡沫。

（五）作家 1：张洁、谌容

（1）张洁：早期作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忏悔》、《沉重的翅膀》可谓主流文学的代表作；而《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红蘑菇》、《无字》等则昭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超越。

张洁小说的女性思考：张洁是首屈一指的最具才情的敏感的女性作家。有敏锐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方舟》题记：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反映了复杂的女性意识、个体意识，呼唤女性美的复归，同时又参与了当时寻找男子汉的文化主题。《方舟》、《祖母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系列篇，表达女性追寻过程中的失落，其中男性形象软弱、令人失望。有亮色的是女性。《方舟》中三个女性结成朋友，反映了女性对男性失望后，在同性中寻找情感寄托的姐妹之情。《祖母绿》塑造了富有牺牲精神的曾令儿形象，为了爱一个男人，宁肯自己品尝爱的苦果。

（2）谌容：75年开始发表作品，命运多舛，大器晚成。80年代初以《人到中年》蜚声文坛。后有《太子村的秘密》、《懒得离婚》等小说，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外《错，错，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减去十岁》、《散淡的人》、《送你一束夜来香》等亦影响重大。题材多涉及知识分子，农民问题，爱情婚姻等。

2：张辛欣、张抗抗、池莉、毕淑敏

（1）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表现女性在爱情、家庭夹缝中的生存。《在同一地平线上》表现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困惑，想走出家庭，寻找自己的价值，却由此导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小说提出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的两难，即男女在家庭中没有平等待遇，工作上则要处于同一地平线，否则男人觉得你是累赘。（2）张抗抗：《爱的权力》、《北极光》（女性的理想之光，追寻理想男人）、《夏》、《情感画廊》（女性的关于爱、美的自然话语。）

（3）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人生三部曲），用笔解构传统意义上的爱情神话。《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凝眸》、《绿水常流》、《你以为你是谁》、《午夜起舞》、《口红》、《小姐你早》、《云破处》等小说对人性、道德展开追问。

池莉认为生育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成人仪式。《怎么爱你也不够》写尽对女儿的爱。

（4）毕淑敏：《昆仑殇》、《女人之约》追回女人的失落的尊严和价值，提出女性解放的阻力在女性内部，往往由于女性间的身份等的不同，妨碍了女性解放。3：王安忆，铁凝

（1）王安忆：创作风格多变，文学视野开阔。其反映女性的作品展示了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如小说《逐鹿中街》以喜剧的方式展示了夫妻的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同时也不无悲哀的反映了女性对男性的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小说《叔叔的故事》和《我爱比尔》则从两性角度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揭示出东方文化在占有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面前所扮演的尴尬的女性角色。

（2）铁凝：其作品多在对社会文明进程的思考中展示女性的矛盾与困境，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乡村女性群体，如大芝娘、香雪等。小说《玫瑰门》被誉为展现女性历史命运的厚重之作，它通过对庄家几代女性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女性生存与现代历史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4：陈染、林白——新女性小说

“新女性小说” 往往也被人叫做 “私人小说”，或 “私人写作”、“个人化写作” 等，主要是指陈染和林白等近年的小说。它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为写作背景，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上进行女性个体生存状态的描述，自女性角度发出对生活和社会的诘问。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强烈的无所不在的性别意识。

（1）陈染的作品充满了哲学味和内心的思考，构建出鲜明的女性意识，被人为是女性私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破开》、《私人生活》、《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凡墙都是门》、《流水不逝，圆圈不圆》

（2）林白是当今的女作家中最直接进入女性意识深处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端。代表作有《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致命的飞翔》。

小说研究论文范文 篇2

纵览洪峰创作历程, 我们会发现他在写作技巧, 写作精神内核的延展上不断走向成熟。和许多的先锋作家一样, 洪峰前期的作品中的叙事和表现手法等有着模仿西方的痕迹。对于洪峰的小说不能简单的分类, 他的作品在叙述技巧层面体现了先锋精神, 在内容层面上具有写实小说的倾向。所以他的小说风格被界定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新历史主义”“新现实主义”“新感觉主义”等等, 不一而足, 这表明了洪峰创作的难以界定性。

一.生活与真实

如果说马原擅长做纯粹的叙事“游戏”, 孙甘露借语言表达某种状态, 洪峰则是侧重于凭借故事书写生活。洪峰说:“我希望我是在按最严格意思上的现实主义讲故事, 虽然我清楚这个主义和其它主义一样不能解释生活更无法安排生活……你不要指望它和你的生活有什么不同也不必指望它和你的生活有什么相同。你只须确信, 洪峰所讲述的故事———真实。”[1]他竭力让读者相信, 他写的东西是真实的, 他自己进入故事, 小说里的叙述者就叫洪峰。

他以不加粉饰的笔触, 描摹生活的本原面目。他想用他的小说告诉人们:我写的就是真实的生活。对于生活, 他没有天真的幻想和诗意, 透过生活的表象, 他看到了种种表象之后的真实, 做出了他的结论:“我的结论也只能是:生活就是生活, 一切就是一切。”[2]何志青[3]认为, 将对叙事文本艺术形式的前卫探索和对人的存在的关怀紧密相连, 是洪峰的显著特点。

二.生命与性爱

人类社会的三种最基本关系是:生存关系, 性爱关系和经济关系。而生命之始和性爱是紧密相连的。性在洪峰的作品里不是肮脏、丑陋, 更多的是通过性爱传递着人对生的困惑, 对死的恐惧和对生命之困境的超脱。

“在《东八时区》及此以前的大多数小说中, 洪峰总是以性爱作为理解生命的逻辑起点, 企图通过性爱来复苏生命的原欲, 当心理体验和幻觉回忆式的性爱无法拯救现实人生时, 他有时干脆就弃心理与现实的矛盾于不顾, 将其演示为一场蓬蓬勃勃的原欲意义上的现实性性爱运动。”[4]

从这个层面上说, 洪峰的小说是在以性爱为媒介, 他要体现的正是一种生命意识, 对本真的追求。多数的批评家能够透过现象, 看到了深层的含义, 而没有从世俗的角度出发, 把此类描写误读为低级趣味, 也是让人欣喜的。

三.渎神与内省

变神圣为平淡, 变崇高为日常的调侃与戏谑, 这是洪峰的《奔丧》和《瀚海》带给人们的感受, “《奔丧》的‘渎神’意义表明‘大写的人’无可挽回地颓然倒地, 它怂恿着叛逆子们无所顾忌越过任何理想的障碍。”[5]洪峰《瀚海》对自己家族反讽性描写同样给人以观念上的强烈震憾。性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在的纽带。洪峰就是在这样的“超脱”于事外的叙述态度中, 提出了一个内省的主题:“我是对自己负责, 对我自己的生命和欲望负责, 还是对一种纲常伦理道德秩序负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洪峰试图用他的作品向人们诠释的, 他一直试图探询, 努力寻求着问题的答案。

综上所述, 洪峰小说以他先锋的叙事手法, 特异的人文关怀, 执著的生命探索而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谋得一席之地。我们有理由期待, 洪峰以他的不懈努力会有更好的作品问世。但是, 总的看来, 对洪峰小说研究还十分有限的, 这也有待于评论家的进一步开掘和努力。

参考文献

[1]洪峰, 《重返家园》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年11月.

[2]洪峰, 《瀚海》, 《湮没》小说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年1月, 第163页

[3]何志青, 女, 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副研究员,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

[4]节选自史铁生《读洪峰小说有感》

余华小说研究述评 篇3

（一）

1987年余华发表了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个人感知及所开拓出来的与传统不同的艺术天地而受到关注，这其中要数莫言的评论最为切中肯肇。站在同时代作家的立场上，莫言肯定了余华用哲学上的突破来设计自己的创作方向的做法，称余华为“仿梦小说”的制作人和“清醒的说梦者”。这篇评论为提高余华的知名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以后真正的学术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余华在第一阶段发表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先锋色彩。小说的主题以暴力和死亡为主要描写对象，作者采取一种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小说在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方面都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这一时期的评论大多是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的。

余华前期小说中充满了暴力和死亡，甚至可以说他完全以发掘“人性恶”为己任，专注于揭示人的兽性的一面，或者说是人性中最丑陋、最残酷、最肮脏的一面，沉醉于用冷漠的态度对死亡、暴力以及各种天灾人祸进行富有诗情画意地叙述，让人不寒而栗。谢有顺认为：“余华早期小说里，死亡、暴力和血并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而是经由余华的叙述被指证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内在本质”。而黄蕴州，昌切还把余华小说中暴力书写和我们民族的历史联系了起来，“余华借助暴力这一中介对我们传统的善的历史观进行了解构，揭开了其对人之正常生存之摧残的恶的一面，从而对历史暴力进行了冷峻的控诉”。对于余华总是近乎偏执地迷恋暴力，多数评论者多从余华的童年记忆中寻找答案。也有的评论者根据作家的自述认为是缘于作家和现实的紧张关系。更有人注意到先锋文学的暴力叙述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倪伟认为：“正是对暴力泛滥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记忆，使得余华的笔端有意无意地流出波涛汹涌般的暴力”。我们可以说余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冷酷和残忍，多少有点“作秀”的意思。是他在先锋精神的笼罩下为了达到冷酷和残忍的效果而精心设计的一种被称为“情感的零度”的写作策略。其实，在作家的心中是暗藏着热情的。郜元宝说：“不难感到在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叙述底层汹涌着一股心灵的潜流。呼之欲出，却又无以名之。”

对余华小说的主题内涵，评论界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包含着对人性的质疑，对历史的拷问，对认识经验的反判。但对其作品的先锋价值，评论界存在着较大分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评论者们的评判只停留在文本本身和哲学层面上，没有结合具体文学流派的特点来展开评判，往往是用现实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去评判表现主义，或者反之，这无异于隔靴搔痒，不同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叙事情感、叙事方式和小说结构等方面。余华小说的叙事情感近乎残酷的冷漠，叙述者的主体意向已降至感情的冰点。旷新年指出：“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冷漠、客观的叙述者，对叙述不作任何道德情感的干预，只是一种纯粹客观的记录，将这个残忍的故事不动声色地记录下来”。陈永春将余华的叙事方式概括为五种：“制造重复”、“个性化回忆”、“反讽性叙述”、“巧置偶然”、“感觉化描写”，认为“鲜明的个性化叙事方式对个体生命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执着的哲学探究”，“同时又凝聚着深刻的审美意味”。余华小说的结构没有明晰的叙事线索，也没有很强的因果关系链，整个文本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有时看似是毫无意义事件的堆砌，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王海燕用“形式迷恋：精神真实的追寻者”去概括余华小说的结构，可以说是非常贴切的。对于这一时期余华小说中人物形象，评论界也给予了相当多的评价。大家一致认为作家不屑于对人物进行现实主义的肖像描写，看重的只是作家心目中的主观形象，人物只不过是作家表达意义的一个道具。“先锋作家笔下的人物没有个性，只是一个平面，或者说只是直奔人的本质，只是一种‘欲望’的象征。”

可以这样说，这一阶段的余华研究，一是公认了余华前期小说“暴力”和“死亡”的主题，二是肯定了余华小说主题内涵的积极意义，三是对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进行了评判。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往往浮于表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余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冷酷和残忍除了作家文学观念和生平的原因外，可能更多地和先锋文学本身的“先锋性”有着极强的关系，先锋文学是在国内的“寻根文学”和国外的“现代主义”双重合力下产生的文学思潮，这一双重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先锋小说特殊的写作模式，必然表现出和传统文学巨大的不同。其次对于余华小说先锋性的文学史意义仍需进一步重估，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品本身，而应该看到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对后来文学创作产生的极大影响，使小说创作从传统的注重“写什么”到注重“怎么写”，小说的形式第一次被提到和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

1991年、1992年、1995年余华先后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正是这三部长篇小说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使评论界对余华一时好评如潮。这一阶段对余华的研究或是对单一文本进行解读，或是将三篇作品与前期小说联系起来看余华小说的流变历程以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从1991年发表《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小说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小说主题从早期的“暴力”转向对“苦难”关注的脉脉温情。评论者们对余华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展开了论述，旷新年认为“余华的小说从以前的残酷、血腥、暴力、宿命主题转移到了生存苦难的主题上来”。著名学者夏中义也写下了4万字的评论，“从《呼喊》是‘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推崇‘温情地受难’”，系统地追溯了余华小说主题的生成及变异，该文行文坦诚激越，思想先锋深刻，在学理的层面将近年来余华研究推向了一个新水平。这样从整体上对作家的作品进行观照，突破了以前单一作品的评判模式，必然带来许多新的认识。研究余华的著名学者李平教授认为余华前后期作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故事讲述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李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在此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认为余华小说人物塑造“不再只是某种欲望的代表，大有返回‘典型人物’的趋势”。在小说的时间上，“时间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有着明确的发展着的社会事件做背景”。在小说的语言上，语言的“诗化意味没有了，少了些文人气，而多了些民间文学的喜剧风格”。何滢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创作比较角度分析了余华转型后作品的特点。认为他是“从弱化故事的社会和自然背景，减少人物形象塑造要素，简化人物关系，套用最典型的情节结构模式以及运用浅显通俗的语言等等方面为小说做减法的”，“运用短篇小说浓缩的手法进行长篇的创作”。当然，我们在看到余华小说前后巨大变化的同时，更应看到其创作前后的一致性。余华前期小说每一篇都像一个“寓言”，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都带有明显的寓言特征。再如前期小说中以梦境形式显示出强烈的荒诞气息，后期只不过通过现实和历史来表现。再比如说，主宰人物命运的那个神秘的超现实的力量，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更被推到了极端。所以，余华小说的变化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表现内容在本质上仍然故我，关心的仍然是人的生命，仍然是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活着》等作品是否就是先锋小说向传统小说的回归还需要我们再进一步进行探讨。

对于余华的这种转型，评论界一时议论纷纷。有人持否定态度，有人持肯定态度。持否定态度者认为这是先锋小说作家对世俗的妥协，是作家媚俗的表现，必然导致先锋小说的消亡。持肯定态度者认为这是先锋小说的“胜利大逃亡”，是一次成功的转型。陈思和利用“民间”理论对余华转型后的作品予以了很高评价。认为余华从80年代“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立场。并且认为作者并没有减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是表达更含蓄，更加宽阔。郑国庆也借用“民间”一词，从话语角度对余华转型后的小说进行关注，表明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开始让位于民间的话语方式，写作者收敛起自己的语言，开始谦虚地倾听民间的声音”。对于余华转型的真正原因，批评者多从作者的自述中寻找依据，认为是余华对人和世界理解的加深，是作者和现实紧张关系缓解的原因。不过李平并没有被作者的自述所“欺骗”，从三个方面提示了余华转型的原因：“其中既包含着先锋文学自身局限的不可超越性，也包含着世俗诱惑的难以抗拒性，也许，还包含着作家自己可以把握的不断创新欲望和无法把握的创作心态的衍变”。其实，每一次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都是先锋，一旦被接收了，先锋派的任务即告终结。所以说先锋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的艺术实验运动，其变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仅仅是什么时候变，以什么方式变。在这个层面上说，余华的转型是必然的，是一次成功的转型。

还有评论者对余华单个作品的艺术形式给予关注，认为重复是余华小说叙事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王光华指出了《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叙事艺术，认为“重复叙事不仅是作品结构主要手段，也是构成细节的主要手法，并造就了作品一种无尽意蕴：形式审美和主题的深邃”。但这些评论只就艺术论艺术，仅仅停留在艺术分析的层面上，而没有和文本内容联系起来，没有为我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是这类研究中的通病。

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多从总体上对余华小说进行观照，将其前后期小说联系起来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回答了余华转型的真正原因。更为可贵的是还对余华的单个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余华小说研究个体和总体相结合，内外兼顾的良好局面。虽然对余华的转型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只是不同的艺术观的碰撞而已，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争鸣。今后更应对单个作品进行挖掘，尤其像前期《现实一种》这一类小说，从而真正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良好研究局面。

(三)

随着对余华小说研究的深入，评论者开始使用新方法和新视角对其作品进行评价。像比较研究、小说中儿童视角研究、女性形象研究等等。余华受川端康成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早期那些感觉、幻觉特别浓厚的作品。俞利军从两者的经历、性格、审美追求等方面着手，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还有的学者把余华和卡夫卡、海明威进行了比较。有的评论者从人道主义及五四新文学启蒙传承的角度将余华与鲁迅作了比较，指出两者人道主义的区别在于：“鲁迅解构传统道德的依据是新的人的观念，是以人的道德观解构非人的道德观，而不是解构道德本身。而余华所要解构的则是善恶二元对立的道德结构，是对道德自身的解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作者的美学风貌，追溯出作者的创作渊源。但在余华研究中也存在着任意比较和胡乱比较的现象，那些对余华创作影响极大，作品风格相似相近的作家反而被忽视，这是余华小说研究中应加以注意的地方。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也多为论者所忽略。林华瑜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余华笔下的女性群体予以解读，指出她们分别为暴力的牺牲品、苦难的承担者以及人性恶质显现在余华作品中的的一种特殊意义，并进而分析了余华的女性观。还有的学者从儿童视角、“审父”情结对余华小说进行了解读。这种新方法、新视角的运用必将拓宽余华研究的领域，把余华研究推向一个新台阶。

这里还须提及国外余华研究情况。随着余华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余华开始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其中丹麦学者魏安娜就成为余华研究的专家，撰写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评论界对余华小说的研究从早期零散的、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研究视野从封闭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从单一走向了立体化，并且在文学史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朱栋霖、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都给予了余华客观中肯的评价。但在余华今后的研究中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须要加强：

一是加强作品和整个创作历程以及当时具体的文化背景的研究。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前后总是相联的，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作家的创作风格必然受到具体文化背景的影响，考察余华的小说就要把余华和先锋小说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所做的研究才不失偏颇。

二是加强余华研究中的比较研究。评论者们多把余华小说和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卡夫卡、福克纳加以比较，从中揭示他们之间的异同。殊不知以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等后现代主义作家对先锋小说作家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深远，余华对博尔赫斯更是如痴如醉。但笔者还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三是加强余华生平对其创作的影响的研究。相对于对余华作品的研究而言，我们对余华的生平知之甚少。仅能根据作者有限的自述勾勒一下大致的轮廓，这是对余华研究远远不够的，因为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说余华虽然曾就读于由北京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研究生班，但在自述中他只字未提。余华没有真正上过大学，也许这是他心中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结，对他的创作心态是有影响的。遗憾的是我们的评论界对这个问题一直未予以关注。

寒假小说读后感 [范文模版] 篇4

这本书使用小说形式来叙述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所发生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不是小说，而是一片实实在在的历史文章。这本书似乎有一种魔力，既可以设置悬念，吊读者的胃口，又不让人觉得乏味，我极力推荐大家去看看。从放牛娃朱重八，到皇帝朱元璋，再到明朝建立，每个环节都生动形象，同时也使我懂得了许多历史知识。

这本书的亮点在建文年间。由于藩王朱棣比太子朱标晚生几年，但同是皇子，所受的待遇就有着天壤之别。朱棣于心不满，准备造反。这是一个犯罪预想到犯罪预备的一个过程。燕王朱棣四处招兵买马，也包括那只战斗力极强的朵颜三卫。由于建文帝手下的书呆子实在无用，经过无数场激烈的战斗后，叔叔朱棣终于打败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登上了皇位。这其中朱棣装过疯，儿子踏进过鬼门关，他自己也在战场上差点被射死，但不管人们怎么想，历史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不管你伤心、哭泣、愤怒、就算是死，也无法改变历史。末尾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位樵夫，听到朱棣篡位成功，于是便投江自杀。人们会问：“就算建文帝失败，朱棣登上皇位，你不还是照样砍你的柴，过你的日子么，干嘛要想不开呢？”但我始终相信，这位樵夫心中有一样东西和一样精神，第一样是爱国的心，第二样我们把它称之为气节，读后感《寒假小说读后感》。正是因为这位樵夫没有力量改变现实，无法发泄自己的愤怒，才投江自杀。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但它是一位英雄，一位爱国的、有着民族气节的英雄。相比之下，那些反抗朱棣的职业武将如平安、盛庸等却都投降了。在我看来，他们能力肯定比那位樵夫强，可民族的精神，他们却没表现出来。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可它却表现了，中华人民的不屈不挠、宁死不屈的气节，中国有这样的人，才能繁荣昌盛，才能抵御外敌入侵。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象征、一种图腾！

读完这本书，我了解了人心的清正廉洁，了解了人心的丑恶贪婪。在这五千年中有的人重于泰山，有的人轻于鸿毛。我读懂了许多，除了历史，还有许多，它们分别叫做：“权力、希望、痛苦、愤怒、犹豫、冷漠、热情、刚强、软弱、气节、度量、孤独、残暴、宽恕、忍耐、邪恶、正义、真理、坚持、妥协、善良、忠诚。最后，一书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这个世界，还远远没有结束……

小说研究论文范文 篇5

摘 要：就《论余华小说中的兄弟关系》这篇论文，进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余华 兄弟 关系

《论余华小说中的兄弟关系》这篇论文是黎保荣、曾宽二人所写。个人觉得这是一篇挺不错的论文。以下，就围绕着这篇论文，谈论一下自己对这篇论文的看法。

一、格式上

这篇论文格式很规范。题名、署名、摘要和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都俱全。题目用二号宋体加粗居中；论文正文宋体小四号字，小标题加粗，行间距1.5倍；署名用三号楷体字居中，行距为1.5倍行距。“摘要：”用五号宋体加粗，摘要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字；“关键词：”用五号宋体加粗，关键词正文用五号宋体，行距为1.5倍行距；“参考文献：”用小四号宋体加粗，参考文献正文宋体，五号

二、选题

论文写作从选题开始，没有研究对象、目标，论文写作就无从开始。从本质上看，选题也就是选择所要研究的某一个问题。首先，发现某一个问题应该是值得研究的、发现某一个通说存在错误需要纠正、发现某一个问题前人论述还不够全面完善、发现某个理论与实践存在着脱节„„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去进一步研究。研究有价值的问题，论文才有意义，这就是写论文的第一步，确定自己要研究的领域；其次，是要确定自己要研究的对象。这个对象不能太大，如果题目太大，就无法深入剖析；其三，是确立研究的突破口；其四，是初步确定自己的思路；其五，是要通过选题论证能够使自己的选题确立。唯有完成以上五步，才可算是真正选好了题目。《论余华小说中的兄弟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篇有价值意义的论文。余华小说中罪恶、血腥、暴力等等成分为大多论者高度关注，然而，其小说中的兄弟间关系的表现方式与成因如何，它们又是如何随着余华小说创作不断发展成熟? 它与余华的创作思维和人生观有何关系? 这一直被人忽略。作者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思路，展开自己的论述。

三、研究的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要遵循三条原则：

一、价值型原则；

二、可行性原则；

三、可持续性原则。《论余华小说中的兄弟关系》就是从“兄弟”两字入手。大多论者认为余华小说分前后两阶段，也就是1986 年之前的写作策略是先锋式，而之后所写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近年发表的《兄弟》却实现了一个转型，那是先锋式写作向现实写作方式的转型。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余华小说主要以男性视角为中心进行写作，那也就是说余华对生活中男性观察比较多，突出表现为作品中典型的父子冲突、朋友情义，还有兄弟间手足情等等，大多数论者表现出对前两个方面的高度关注，而对后一方面的兄弟手足情义却一直处于遮蔽状态。作者就是从这个遮蔽的状态中结合三原则发现研究的亮点，从而确定研究的对象。不得不说这个切入点很好，角度小且新。

四、论证 基本确定了所要研究的对象后，就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述。《论余华小说中的兄弟关系》的论述角度很灵巧。《现实一种》里的山岗和山峰及他们的儿子，《在细雨中呼喊》中第一人称的“我”、孙光平、孙光明三兄弟，《许三观卖血记》中许家三个儿子: 一乐、二乐、三乐，还有《兄弟》中宋钢和李光头，在这几个不同家庭下不同文本中所描述的兄弟关系下手，从多个方面呈现出余华对生活哲理和文学意义的体悟。作者提出三个论据：

一、“兄弟”关系之表现形态；

二、“兄弟”关系之原因；

三、“兄弟”关系之影响及意义。

“兄弟”关系之表现形态。探及余华早期作品《现实一种》，在这部小说中，余华以极其冷峻的写作手法将发生在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杀戮赤裸裸地展现给读者。这当中呈现出的兄弟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与弥漫的血腥关系。《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以主人公“我”第一人称的独特视角向读者叙述主人公的绝望童年成长历程。作者认为那时的那种兄弟关系是由冷漠、敌对渐变为平淡而渗透着一丝温情。在《许三观卖血记》中，那种兄弟之情有了很大的改善，是平淡而蕴含着温情的手足情感。到了《兄弟》这部小说，两大主人公李光头与宋钢这两兄弟则温情洋溢。这就是余华小说关于兄弟这种情义的写作是经历着一个暴力———冷漠———平淡———温情这样一个过程。在论段结尾，作者提出“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很清晰地看到余华的写作方式、思维不断成熟。”有力地总结了“兄弟”的小说创作历程及演变历程，并这种历程与余华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改变联系在一起。

“兄弟”关系之原因。余华小说当中出现了不同兄弟之间不同的关系，那不同的兄弟关系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当中是否存在着共性? 作者就从以下这个切入口展开讨论。首先是认为来源父亲的影响，其次是是源于余华自身的童年生活不和谐，再次是女人。这三个论据衔接很紧凑而且很充足，父亲、女人、童年生活，这三处很明显的在作品当中表达了这个论点。由此得出余华不同时期对人生的思考，存在着一些共性的同时显示着差异，这种差异的背后体现的是余华小说的成长。而通过“兄弟”这个主题，余华在思维与故事结构上的成熟都有体现。可以说，他的作品是紧密联系了历史与现实，而兄弟关系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表现正印证了这一观点。

“兄弟”关系之影响及意义。这在于揭示现实背后的某些晦暗的东西以及对人性的思考，继而呼唤起人们对现实中人生活、思想的关注，让人们更真实地认识这个社会，同样也可以理解为那是对当时那种专制化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叛以及不满的宣泄。这也是人性受到极度压后寻求自我平衡的一种表达手段或者说是表现方式。这就是余华通过这个主题呈现的某个重要方面。

作者提出的这三条论据，充分而饱满，将“兄弟”背后的真相和事实与余华的创作思维和人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共时和历时，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辩证地去论述作者体的观点，有效地服务于作者的结论：人或事物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一路走来，真的能够参悟许多人生的道理。余华小说中对于“兄弟”这个主题的探讨也恰恰如其在《活着》前言中写道的那样: “作家的使命不是在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

参考文献：《论余华小说中的兄弟关系》

小说研究论文范文 篇6

一个女人的变化

——浅谈金庸小说中黄蓉婚前婚后的性格变化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号：201213000143

姓名：曾姚菊

【内容摘要】贯穿了《神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的黄蓉形象，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少女写到中年的女主人公。黄蓉从一个“妖女”变成“侠女”，再演变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性格也产生巨大的变化，外界对此争议不断。【关键词】黄蓉

性格

矛盾

男权

【正文】在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中，黄蓉无疑是最深入人的女主角。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对黄蓉做出如下评价：“黄蓉 这个人物更多地显示出金庸塑造人物的功力，她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少女写到中年的女性，从一个冰清玉洁、刁钻俏丽的女孩子，忽而成为子女绕膝，已为人母的妇人。这期间的心理生理变化，是人生常见的景观，让人感到青春的易逝，时光的锋利。细细品味《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关于黄蓉的文字，可以说金庸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必然，写出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法规避的东西，她注定要告别无忧无虑、敢作敢为的年代，她注定要承担妻子、母亲的责任，正如《神雕侠侣》中提到：‘小龙女全心全意只深爱杨过，黄蓉的心却分作两半：一半给了丈夫，一半给了女儿’。一个女人所具备的女儿性与母性，差不多全都浓缩在这个形象中。”①这段文字强调金庸写出人生的必然，肯定了黄蓉形象的统一性。

而倪匡在《我看金庸小说》一书中写到“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在有些地方相当可爱。至少，在她被江南七怪当作‘小妖女’的时候，是最可爱的。”而“黄蓉在《神雕》中，已是中年妇女，护短、猜忌、自作聪明，连一点可爱之处都找不到了。”并把黄蓉列为“中中人物”。②

无可置疑，绝大部分读者对黄蓉的一生是持肯定态度并表达了喜爱之情，黄蓉是当之无愧 的金庸第一女角。但纵观《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黄蓉的性格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初出场，黄蓉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妖女”，比如在郭靖为王处一取药，黄蓉却说“那就让他残废好了，又不是你残废、我残废”，顺口一句已使其邪气初露端倪。后来，黄蓉爱上郭靖，郭靖的话就成了她做事的第一准则，一旦要犯“邪气”，考虑郭靖的意愿似乎便顺理成章的成了黄蓉的“紧箍咒”。字《神雕英雄传》第二十四回“密室疗伤”中，金庸就对此有极为精彩的描写：

黄蓉向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只见郭靖眼光中露出怀疑神色，料想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心想：“我杀了傻姑不打紧，靖哥哥好了以后，定要跟我吵闹一场。”又想：“跟我吵闹到也罢了，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回事，心里却是记恨，那可无味得很了。罢罢罢，我们冒上这个大险就是。”

黄蓉原想杀了傻姑以策安全，却因为怕郭靖恼了她，便决定放弃这个想法，选择冒险。这说明，黄蓉在做事已是处处顾忌着她的靖哥哥，为人处世的“邪气”已被爱情侵蚀。她也逐渐从自私自利、无所顾忌的“妖女”演变成符合儒家思想的“侠女”。在《神雕侠侣》中，有一段描述最能显示出黄蓉的侠女性格，“郭靖脸色一变，顺手一拉黄蓉，想将她藏在自己身后，黄蓉低声道：‘襄阳城重要，还是你我的情爱重要？，是你的身子重要，还是 我的身子要紧？’短短一句，黄蓉这时的形象已十分明显：她深明大义，头脑冷静，虽夫妻间情深意重，但临到危难之际，仍不忘丈夫要以国事为先“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处处从自己的喜恶出发,根本不把他人、把国家放在心上的小妖女?这分明是一个标准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家侠女典范!不少读者认为黄蓉中年的黄蓉庸俗、自作聪明、护短。中年黄蓉既要处理丐帮事务，助夫坚守襄阳，还要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丈夫，这种忙里忙外的相夫教子的黄蓉跟少女时期是截然相反的，的确，此时的她仍然聪明，但却丧失了那股灵性，此时的她已经完全没有了“邪气”，而是一个完美的妻子。

黄蓉为何婚前婚后的性格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这要从作者身上寻找答案。金庸曾经为吴蔼仪《金庸小说的女子》一书所作的序中谈到:“现代社会中女子的生活多姿多彩,和男子差不多。但中国古代的女子,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实在很少什么别的东西。我的小说既然写的都是古代的人,很难设想中国古代女子的生活不是以爱情作为单一的主题。”③很显然，据金庸的说法，黄蓉的变化就是因为爱情。

但这样的辩解是无力的。在金庸笔下，女子可以抛头露面，可以行走江湖，可以自由恋爱，这样的女子无一不被金庸以赞赏的口吻写出。因此，这只能证明金庸也无法正确地了解和评价自己的女性观，只能证明金庸自己也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男性中心意识，而金庸在许多公开场合宣称自己对女性的尊重与崇拜,既表明金庸有着追求现代女性观的自觉意识,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他男性中心意识的根深蒂固,证明了强大男权集体无意识的渗透,以至于他身处其间而不自觉。黄蓉形象的分裂正是作者这种主观认识和潜意识分裂的产物，在主观上,金庸是试图按照现代女性观来塑造黄蓉的形象的,所以在他的笔下,黄蓉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意识,不依附男性,一直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去追寻并保护自己的爱情；但在潜意识的指引下,作者让黄蓉为郭靖改变自我,并最终为爱情失去了自我。在主观上,为了保证性格的统一,金庸让黄蓉不时说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话以表明她来自桃花岛,她是东邪的女儿；但潜意识又把黄蓉写成了一个贤妻良母”他自觉的以现代女性观来观照黄蓉,塑造黄蓉，但根深蒂固的男权心理积淀又让他不自觉地回归传统,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评价黄蓉,改造黄蓉"这种潜意识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强大到金庸自己无法控制甚至无法察觉,在不知不觉之中,作者笔下经常出现性格描写自相矛盾的地方,并最终导致了黄蓉婚前婚后的性格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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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争光小说研究综述 篇7

1988年仵埂在《小说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杨争光小说论》的文章拉开了杨争光小说研究的序幕,但对于杨争光小说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杨争光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作品先后结集出版,对其小说作品的评论文章稍有增加。新世纪以来杨争光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研究文章也多关注其长篇小说。通过对一些研究文章的整理,论者发现对杨争光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自然与生命的审美观照

杨争光小说对陕北农民的描写极具个人特色,这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黄土地上生命的感知与思考。仵埂的《杨争光小说论》认为作者对笔下人物活动的原动力是对爱与性的渴望,作品展现了生存环境强大而荒凉的力量,作者通过冷峻的笔调,表达出对人世真正的厚爱。张跃生在《对人自身的深层悟视》中认为杨争光的创作摒弃了简单的道德判断和现实功利,而是以自己对黄土地天长日久的体验和感悟,将自己对生命体验和理解揉入到作品当中,实现对人自身的深层悟视。李星则认为杨争光以真实的社会人生感受和历史感受本色的表现生活,作品内在的精神力量是面向未来的“突围”意识,表现出文化的困境和悲凉。还有研究者着力探讨杨争光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如张欣的《论杨争光小说生存意识及其表现》通过对杨争光小说中生存意识的研究探讨,揭示出作者对小说艺术独特的审美追求。

(二)对地域与文化的冷静审视

陕西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滋养了杨争光的创作,为他的小说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汪政、晓华在《黄土地上的慢板——杨争光初论》率先从地域文化角度分析杨争光的小说创作,认为杨争光小说不仅在题材上专注于对黄土地的表达,作品在氛围上有着如黄土丘一般重复单调的感觉,并认为“杨争光无法开释他与这片土地的深刻的血缘链锁”。康正果在文章中揭示了杨争光小说风格的“土”的实质就是生态与心态的双重贫瘠,他认为杨争光试图在一个单调而生机匮乏的总体背景上写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人的限制,写人的挣扎与徒劳。邱华栋在《书写三秦异闻:以杨争光为例》中认为杨争光小说中呈现的语言、民俗、人的社群结构都与陕西的地域文化相关,他有意识地从民间文化资源里汲取创作的养分,并认为他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尔克斯、加西亚等拉美小说家的影响。

(三)对时代与现实的深入剖析

评论者们还关注到杨争光作品中对农民根性的揭露,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鲁迅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传统。李星、康正果均认为杨争光作品是对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之一的村社文化的批判,其作品更有揭示、剖析和治疗国民病症之用。李震在《关于杨争光及其小说写作》中认为杨争光本世纪以来的两部长篇小说,是以还原与解构的方式对“文化批判传统的一次本质性的加入和延续”。关于杨争光的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评论者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也是对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口号的一种跨时代的回应。认为这部小说在诘问当代教育体制的同时,再次与中国传统盘根错节的传统观念进行对话,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有王春林的《一部忧愤深广的社会问题小说》、周立民的《青涩的形象与苍老的根系》、王一川的《以“反英雄”姿态向国民成才原型宣战》以及张燕玲在《张冲的困境:杨争光的互文》等。

(四)对杨争光小说艺术特色的研究

也有不少研究者是从小说的艺术特色入手来分析杨争光小说创作的。张跃生、王湘庆在《杨争光小说的母题与叙事艺术》一文中从作者小说叙事角度入手,分析了作品的叙事方式及反讽在小说中的运用。翟永明在《沉闷中的呐喊——杨争光小说综论》一文中注意到作者小说中浓烈的象征色彩与反讽白描手法的运用,认为作者在象征、反讽、白描等手法的运用中完成作品深层结构的建构。也有许多评论家注意到杨争光作品的语言风格。汪政、晓华认为杨争光小说的语言,给人的第一印象既是方言而又不是方言,说明杨争光是通过对黄土地上人们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慢节奏的思考,而开掘与之相近的质朴的语言风格,是地道的黄土地语言。康正果认为杨争光小说之所以值得重视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没有堆砌方言口语的媚俗趣味,而是显示了黄土地上的人们“与说话方式同构的精神贫乏”。翟永明认为,杨争光的小说语言消解了原有权威语言的经典模式,用地方方言改造着语言的常规用法,形成了“自己文本中独特新颖的语言结构序列和风格”。刘明银则注意到杨争光小说中感觉语言的使用,并且从想象的运作机制、意绪渲染复沓节奏以及模糊象声词的运用等三个方面来研究小说的语言方式。

总的来说,目前这些评论还是较多的集中在对杨争光小说的文本分析、艺术特色赏析等传统解读上,并没有对杨争光的小说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和梳理,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喜剧性元素并没有被论及,这些都有待评论者们深入整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仵埂:《杨争光小说论》[J].小说评论,1988(3).

[2]张跃生:《对人自身的深层悟视——论杨争光<短篇二题>》[J].小说评论,1990(1).

[3]李星:《杨争光论:对精神太阳的渴盼》[J].文艺争鸣,1992(6).

[4]汪政、晓华:《黄土地上的慢板——杨争光初论》[J].当代作家评论,1989(4).

[5]康正果:《土原上旳蚁民——兼谈杨争光小说的土味》[J].上海文学,1991(8).

[6]邱华栋:《书写三秦异闻:以杨争光为例》[J],《小说评论》,2015(1).

[7]李震:《关于杨争光及其小说写作》[J].文艺争鸣,2011(3).

[8]张跃生,王湘庆:《杨争光小说的母题与叙事艺术》[J].小说评论,1990(1).

[9]翟永明:《沉闷中的呐喊——杨争光小说综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5).

施蛰存鬼怪小说研究 篇8

关键词：施蛰存；鬼怪；心理；都市病

1930年代初期，施蛰存创作了《魔道》、《夜叉》、《旅舍》、《宵行》、《凶宅》五篇小说，它们叙述诡谲怪诞，想象离奇，成为一类现代式的鬼怪小说。它们的出现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异、刺激，一时激起千层浪。然而，施蛰存并没有在这条创作道路上走得太远，在创作完《凶宅》之后，施蛰存的这次大胆的怪诞幻想的现代主义艺术探索便戛然而止。

一、施蛰存鬼怪小说溯源

中国古代志怪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施蛰存出身书香门第，文学禀赋极高，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他对《聊斋志异》等古代志怪小说十分熟悉，他还十分喜欢李贺的险怪诗风。少年时期的施蛰存心中便形成了深深的“志怪情结”。施蛰存十分欣赏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和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前者多表现人物的二重人格、变态心理。后者则展现了独特的死亡和恐怖美学。在这类鬼怪小说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施蛰存对二者的借鉴。

二、创作宗旨探究：“鬼”——无法摆脱的“都市病”

这些小说有着大致相同的故事框架：主人公都是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男子，他们都患有精神衰弱症，他们暂时离开上海来到乡镇，在那里经历了亦真亦幻的恐怖遭遇。这些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患有精神衰弱症，脆弱的精神使他们敏感、多疑，一旦被外界的环境刺激便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见，小说中“鬼”，显然是主人公幻觉所致的虚幻的“心理鬼”，而他们之所以会神志恍惚、过度妄想是因为他们的“病”，这“病”的背后显然存在着某种隐喻意味。

晚年的施蛰存在谈到《魔道》时曾说，它主要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1930年代的上海被称作“亚洲的巴黎”，在这座畸形的繁荣半殖民地化的大都市中，陈腐与新异，欢乐与痛苦，高贵与卑贱相混杂。在这里，上层人在享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而穷人却被无限压榨，他们流着汗与血，在人间炼狱中痛苦的煎熬。《魔道》等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上海的中产阶级，他们虽过着较为体面和舒适的生活，但也不能像资本家那样纵横于十里洋场。他们活在“天堂”与“地狱”的中间地带，一方面，这座城市的灯红酒绿充斥着他们的视听，种种欲望使他们蠢蠢欲动。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的底层人饥寒交迫、任人欺凌、走投无路、家破人亡的惨剧冲击着他们未泯的良心，更加深了他们自身的生存危机感。都市现代物质文明的诱惑使他们沉醉其中，迷恋不已，但同时这座都摩登外表下的狰狞面目使他们倍感恐惧。在两种矛盾情感的冲击和折磨下，他们患上了“都市病”。为了摆脱使自己备受折磨的“都市病”，他们离开上海只身前往乡下，但乡村的宁谧荒凉反而刺激了他们敏感多疑的神经，引起了他们种种恐怖的臆想。显然，都市的车水马龙、高楼霓虹已经深入他们的血液和骨髓，即使他们可以摆脱都市的环境，却很难摆脱自己内在的“心魔”。施蛰存从上世纪20年代起寓居上海，他站在这座现代都市的边缘，窥视着其中的一切，将自己的都市体验投射到了这类小说中。在都市与乡村的位移中，在诡异惊恐的幻觉中，施蛰存为我们展现了在矛盾的情感和巨大生存压力下都市人内心的扭曲、变异，展现了他们如梦魇般挥之不去的“都市病”。

三、思想价值重评：都市人生存和心灵困境的寓言

1980年代后，施蛰存的作品重新被研究者们重视和挖掘，这类鬼怪小说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但研究者们往往强调其美学价值，而忽视其思想价值。施蛰存的这类小说虽然没有表现“启蒙”、“革命”等重大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摆脱五四以来固有的文学评价标准，用小说“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及境遇”的宗旨来衡量这类小说就会发现它们具有超越时代和空间的永恒价值。“现代化”、“城市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但在这过程中也衍生了许多问题。施蛰存笔下的1930年代都市人的都市病，如今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当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超负荷的生存压力、种种物质利益诱惑、人际关系的冷漠，使得当代都市人感到孤独、焦虑、痛苦，他们想要逃离，寻找让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家园，但都市文化的深刻影响却又让他们对都市以外的环境感到不适应，从而产生对都市的畸形依恋。施蛰存用集魅惑与恐怖于一身的“鬼”，用虚构的都市人遇“鬼”的离奇经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永恒的都市人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的寓言，时至今日读来仍然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强烈共鸣感。

参考文献：

[1]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

余华小说创作研究述评 篇9

[日期：2010-08-02] 来源：天府新论2003年第3期(总11

1期)作者：黄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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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是一个笔耕不辍,风格多变的当代小说家。综观90年代以来对余华小说的研究,无论是创作思想、主题内涵、叙事风格还是小说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0年以来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关键词]余华;先锋;承继与转变;比较研究

余华是我国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余华的小说创作迄今为止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87年~1990年,完成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第二阶段: 1991年~1999年,完成了《在细雨中呼喊》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等短篇小说。近年来余华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西、荷、日、韩八种外文传播海外,代表作《活着》在台湾、香港、意大利获奖。

作为一名小说家,余华具有格外强烈的自我挑战和超越意识。无论是在个人的创作思想上还是在作品主题内涵或文体结构上,都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使得他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也使其研究呈现出评论者态度褒贬不一,研究视角多元化以及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早在1991年,莫言发表了有关余华的评论文章《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站在同时代作家的立场上,莫言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谈了他对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代表的小说的理解,肯定了余华用哲学上的突破来设计自己的创作方向的做法。这篇作家笔下的作家评论还是切中肯綮的。〔1〕但是真正学术性评论文章是在1996年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余华在第一阶段创作的小说,评论者都将其纳入先锋小说的范畴。对这一阶段小说的评价,评论者多从余华小说的内容题材、主题内涵、叙事模式、语言特色等方面分析了余华小说的先锋特点。

评论者都认为暴力是余华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分析暴力之所以会成为余华先锋小说反复涉及的一个主题,多数评论者都从余华的童年的记忆中寻找答案。另外也有评论者指出是缘于作家和现实的紧张的关系。实际上,暴力成为余华小说中一个反复涉及的主题,除了和作家本人的早年记忆相关外,也与80年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原有社会结构的裂变,思想文化传统的破弃和再造,话语权力结构的重组这些都构成了余华小说中蜂拥而出的暴力叙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这一背景被评论者所忽略了,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失之片面,缺乏深度。倪伟在《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一文中提到了这一点,遗憾的是,也没有展开论述。对于余华作品的主题内涵,评论者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包括对人的质疑,对历史的拷问,对认识经验的反叛等。但是就主题的价值而言,却是存在分歧。有的评论者肯定余华作品的先锋价值,陈琳认为,“余华对常规经验的反拨使旧有价值摇摇欲坠,他穿透了禁锢人们感觉的现实之厚壁,让世界的本真无蔽的显现出来。”〔2〕刘曾文则在文中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余华是偏激而无奈的,“他回避对终极关怀和人道信念的永久承诺,从而遁入暴力的迷狂和感觉的放纵„„迷失了反叛的方向。”〔3〕我们注意到,这些评论对余华先锋小说主题价值的判断都停留在文本本身和哲学层面上,没有结合作者的时代背景以及中西方的生存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进行分析,因而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性。

对于余华的《现实一种》等先锋小说的叙事结构,可以用郅庭阁文中的一个标题:“形式枷锁中的迷失”〔4〕。多数评论者都认为余华小说的先锋性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首先,评论者都认为余华的叙事态度是冷漠的。沈梦瀛从自然主义写作方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像拔牙一样把事物中包涵的确定性意义全部拔除了”,“正是零度情感写作的形象化表达”,“也是自然主义真实客观追求之下的必然取向”。〔5〕其次,对于余华先锋小说中的叙事时间,评论者认为采用了时间的分裂、重复、错位的方式,即把物理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从表面上看,事件时间倒错连接,实质上用时间的名义把叙述空间化。〔6〕再次,评论家都认为小说的语言多借鉴了国外先锋语言,“十分重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主观性描述新奇而时髦,句子结构复杂而冗长”〔7〕,“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百年孤独》中的这种语式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打破了故事的自然进程,使故事随意跳出原有的封闭圆圈任意确定新的起点,巧妙地进入了叙述的进程之中。〔8〕

对于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何滢、尹国均等人都提出余华小说中人物符号化的问题。他们将余华笔下的人物与传统小说中的人物相比,认为余华笔下的人物被特别的符号方式所虚化,不是他不重视人物,而是不屑于刻画物质意义上的人。在暴力的舞台上,强调的是人的强烈欲望,展示了先锋小说形而上的性质。〔9〕对于余华先锋小说的总体价值的评价。一方面,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和现实的主流,部分评论者肯定了其写作观念的变革和手法的创新。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对批判社会现实、反省人类和民族自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评论者也普遍认为在西方新潮理论的诱惑下,作者忘记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与现实变革的要求,在探索试验中,过分迷恋形式和语言技巧,作品的清晰度和理解性受到了挫伤,诗性的失落和读者的叛逃在所难免,也就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垂亡。总的来说,对于余华先锋小说的评论,评论者从先锋文学的特征出发,多是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进行文本分析,分析细致,论证较为充分。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于作品风格产生的原因和渊源都只是从西方思潮的影响和作家个人经历方面着手,泛泛而谈,缺乏深度。从宏观上看,评论者没有把余华这一时期的小说放到文学史中去考察,缺乏系统的审视:微观上看,评论视角单一,思路不够开阔。

(二)余华先后于1991、1992、199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评论者多认为《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小说转型的开始。而在全国百余名评论家推荐的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作品中,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名列第四,《活着》排名第八。2000年以来,各种针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或是各种专题研究的评论文章纷至沓来。从表面上看,这几部长篇小说无论是主题还是叙事风格都与余华以往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评论者或是抓住其中一篇做个案分析,或是将这三者连贯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包涵其中的发展演变过程予以了解读。

余华小说主题的承继与转变是评论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齐红认为余华前期的小说是“直面苦难”。当这种姿态保持到一定程度时,“主题发生了变化,即由咀嚼苦难并沉浸于其中走向了对苦难的超越与升华”〔10〕。夏中义教授也写下了4万字的评论,“从《呼喊》是‘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推崇‘温情地受难’”,系统地追溯了余华小说的母题的生成及其变异。〔11〕郅庭阁认为,余华通过平凡的故事对爱的真谛、力量和意义做了重新建构。〔12〕评论者都把温情和苦难视为余华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主题。这同时也带来了对余华第一阶段先锋小说暴力主题的重新认识。夏中义写到,即使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也是预示余华母题的全程生成的始原胚胎”:暴力是现实苦难的表现方式之一,在余华早期的先锋小说里蕴藏着对苦难中温情的渴望,渴望之不得,始变冷漠。这也预示着一些评论者研究的转向,即从一般的的现象研究转为更加系统地梳理和概述,从由外而内的聚焦式的思维转为由内而外的发散性思维,立论的视角始终兼顾到作家本人的整个创作轨迹。

随着“民间”一词在评论界的流行,评论者也尝试着从民间立场来看余华小说的转型。陈思和认为余华从80年代的“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的立场。并且批驳了一些人的否定观点,认为并没有减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是表达更含蓄了。〔13〕郑国庆、葛丽娅等人都肯定了余华对民间话语的关注,认为作家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使作品充满了民间意味,意味着一种民间朴素的人生观开始进驻到写作者对主体的思考中。〔14〕何滢、赵思运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创作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了余华转型后作品的结构特点。具体地说,何滢认为他是“从弱化故事的社会和自然背景、减少人物形象塑造要素、简化人物关系、套用最典型的情节结构模式以及运用浅显通俗的语言等等方面为小说做减法的”,“用短篇小说浓缩的手法进行长篇的创作。赵思运以《许三观卖血记》为例,认为余华“以少胜多,人物单一,情节单一,结构单一,纯然短篇写法,显示了他变构小说体裁的努力。”〔15〕结合近期余华发表的随笔集《高潮》,李自强、刘惠珍进一步阐释了余华文本叙述的单纯是从音乐中受到启发,尝试着把重复运用到叙述中去。他用得最多也最出色的还要数那些描述性重复以及作家在具体的描述中运用相同词语和句子的重复,尤其是故事的细节和人物的对话中的词语和句子的重复。这也与民间话语的特点不谋而合。〔16〕还有评论者独辟蹊径。林华瑜就把余华小说里的女性形象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解读,指出她们分别作为暴力的牺牲品、苦难的承担者以及人性恶质的一种显现在余华作品中的特殊意义,并进而分析了余华的女性观。〔17〕从研究视角上给后来者以启发。

以往评论家习惯着眼于余华对传统文学观和创作手法等的颠覆来进行评论。近年来,随着对余华小说转型研究的深入,一些评论者重新从余华的小说中发掘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可谓柳暗花明。如赵尕在《余华小说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一文中认为,从题材上看,余华演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提出的“性恶论”;从文体上看,余华的《鲜血梅花》、《古典爱情》等都是从公案侦探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武侠小说这些中国传统文学中有悠久历史的通俗文类变幻而来;叙事上也有化用传统白话小说客观冷静、平铺直叙的态度,质朴无华的语言和朴素的白描手法。〔18〕还有胡河清谈到余华的作品中体现出中国术数文化。〔19〕

比较研究是近年来研究者比较热衷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不同国别的作家作品的比较,而且还包括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在创作风格、创作主题以及思想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的比较。比较研究可以把一个作家放在文学史的坐标系中,准确地确定其位置,更准确地认识其创作的意义、价值,以便更好地评价其创作,同时拓展研究的范围。因此,适当地对作家进行比较是有必要的。

就余华而言,对于前一类型的比较,相关评论很多。吴惠敏从小说叙事艺术的角度,将余华与契诃夫进行了比较。〔20〕余华所受川端康成的影响,散见于诸多作家的文论中。俞利军《忧郁朦胧之美———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一文,从两者的经历、性格、审美追求等方面着手,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成为集大成者。〔21〕类似的还有余华与海明威、与福克纳的比较,等等。有的评论者从人道主义及五四新文学启蒙传承的角度将余华与鲁迅做了比较。耿传明认为,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由于受中国泛道德化的文化现实的影响,“与鲁迅一样,余华的结构也首无表现为对道德常理的一般性领域的解构。两人之间的区别在于鲁迅是以人的道德观解构非人的道德观,而不是解构道德本身。而余华所要解构的则是道德自身的结构。”〔22〕叶立文也认为“余华的小说在颠覆历史理性的时候,还继承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许多核心意象”〔23〕。余华《一九八六》中的看客场景与鲁迅的《药》有异曲同工之妙。姜波从死亡命题出发,把余华与同时代作家毕淑敏进行了比较。〔24〕实际上,余华零度情感的写作与同时期的新写实小说家也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放在当时文学思潮的背景下,应该会有新的发现。但笔者尚未发现相关的评论。

(四)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小说在新近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书中有了一席之地。字时行间不见了昔日偏激的言辞,多了份宽容和理性。反映出受众和小说家在共同成长,并形成互动之势。我们也欣喜地发现对余华小说创作的研究从早期零散的、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走向了动态化、立体化。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认识还有待澄清。比如对于余华自创作长篇小说以来的变化,评论者多将其看作是余华前期先锋小说的转型,归结为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令人困惑的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真的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吗,现实主义小说必备的典型人物是谁。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典型来,恐怕只能说是一个典型的生存状态。再加上前文所述的那些叙事特点,更是以往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家所没有的。笔者认为,随着外界和内在因素的变化,作家创作实践也呈现出丰富多样性。余华作为一个作家,整个创作过程就是一个为表达服务的过程,表现为先锋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因素在相应作品中的消长。所以笔者认为关于余华的小说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还缺乏研究,关于《活着》等作品的归属还值得商榷。我们期待着余华小说研究有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莫言·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J〕·当代作家评论, 1991·(2)·

〔2〕陈琳·反叛与回归———余华小说读解〔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9·(2)·

〔3〕刘曾文·终极的孤寂〔J〕·文艺理论研究, 1997·(1)·

〔4〕郅庭阁·从混沌到澄明———余华小说的一种解读〔J〕·文学评论, 1998·(2)·

〔5〕沈梦瀛·余华的冷酷:抉发人类本性———论余华小说的自然主义倾向〔J〕·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1999·(2)·

〔6〕参见尹国均·先锋试验〔M〕·东方出版社, 1998·61-74·

〔7〕何滢·余华:短暂而安详地叙述〔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2002·(2)· 〔8〕参见刘保昌,杨正喜·先锋的转向与转向的先锋———论余华小说兼及先锋小说的文化先锋〔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4)·

〔9〕参见〔6〕〔7〕·

〔10〕齐红·苦难的超越与升华———论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主题〔J〕· 〔11〕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9)·

〔12〕参见〔4〕·

〔13〕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J〕·文艺争鸣, 2000,(1)·

〔14〕参见郑国庆·主体的泯灭与重生———余化论〔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01·(2);葛丽娅,任梓辉·试论《活着》在余华创作中的意义〔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7)·

〔15〕赵思运·以短篇手法写长篇的成功尝试———读余华许三观卖血记〔J〕·小说评论, 2000,(4)· 〔16〕参见李自强·苦难的循环与重复———余华小说结构初探〔J〕·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 2000·(3);刘惠珍·告别“虚伪的形式”———论余华90年代转型后的作品〔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02,(3)·

〔17〕参见林华瑜·暗夜里的蹈冰者———余华小说的女性形象解读〔J〕·中国文学研究, 2001,(4)·

〔18〕赵尕·余华小说与传统文化的联系〔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2)·

〔19〕参见胡河清·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A〕·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4·

〔20〕参见吴惠敏·小说叙事:余华与契诃夫之比较〔J〕·文艺研究2002,(3)·

〔21〕参见俞利军·忧郁朦胧之美———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J〕·外交学院学报, 2000,(4)·

〔22〕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

〔23〕参见叶立文·颠覆历史理性———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J〕·小说评论, 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