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研究论文

鲁迅小说研究论文（共8篇）

鲁迅小说研究论文 篇1

鲁 迅 小 说 研

究

09 语教3 王振华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中国国民性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藤野先生》

这是鲁迅现在求学日本仙台时的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就此改变的鲁迅以医术救国的初念。鲁迅的父亲是是死于庸医之手，所以鲁迅从那时起便立下志愿，学医救人，不再让庸医误人性命。但是在看电影时，鲁迅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中国才有希望。

鲁迅在他的《呐喊 小序》中说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自此，鲁迅走上新文学、民主革命的道路，为唤醒中国国民的精神，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应的自己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一生写过众多小说、著作，其根本目的不过是在于描写国民性问题，在于唤醒深藏国民心中那中华民族深深的骄傲、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国民的愚昧、怯懦在鲁迅的文章小说中体现无遗。

一、愚昧。在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药》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极端的冷漠，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对鬼神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她一直想摆脱，想赎罪。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此外，闰土的迷信，阿Q的浑浑噩噩，单四嫂子的不知主宰命运，七斤的“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和皇帝坐了龙庭之类，赵七爷的夸耀张翼德的丈八蛇矛，七大人的玩“屁塞”……真是愚不可及。

二、卑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鲁迅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些现象都是卑怯的表现。鲁迅还指出，欺软怕硬也是卑怯，他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古传，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

（七）》）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有“卑怯”的体现。他说自己是虫豸，“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以及他的“忘却”、他的“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曲折表现。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

三、冷漠。鲁迅认为中华民族中最缺乏的是“爱”，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赶来鉴赏这杀人盛举的看客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兴致很高，“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牺牲后，那些茶馆里的茶客不但不动一点恻隐之心，反而把夏瑜的遇害当作有趣的故事津津乐道。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对于祥林嫂的再嫁，人们采取的是奚落、不屑的态度。对于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鲁镇的男人毫无同情心，听了这悲惨的事，“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她们无聊生活的调剂罢了；当阿毛的故事不再新鲜时，她们就“厌烦得头痛”了。对于祥林嫂头上的疤，鲁镇的人们“发生了新趣味”，当人们厌弃了阿毛的故事后，从柳妈处传来的这一新的故事，无疑又成了他们新的生活调剂。对于祥林嫂的死，鲁四老爷咒骂她是“一个谬种”；家里的短工很“淡然”；“我”开始有些“惊惶”，随即“心地已经渐渐轻松”；“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祥林嫂所处的人文环境真的让她窒息无以生存。类似的还有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七斤周围的那些群众，他们同样都冷漠无情，同样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

四、贪婪。鲁迅曾经指出，在外国人那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中国却“单有我，单想取彼”。其目的就是要得到“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并认为，“威福、子女、玉帛”这三样，“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阿Q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曾经穷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但他的理想却是很高的。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也是“威福、子女、玉帛”，他幻想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他财迷心窍，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搬到土谷祠；他还想妻妾成群，拥有女婢男仆为他所用。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写尽了国民的贪婪自私。其他的还有康大叔、夏三爷、阿义、杨二嫂等等，也都是以贪婪自私的形象出现于鲁迅的小说中的。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说了这么多，那国民性到底是什么呢？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3、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昆仑出版社, 2001

4、张梦阳《悟性与奴性一一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5、钱德宝《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固始县教育体育局

鲁迅小说研究论文 篇2

鲁迅先生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小说”,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普通民众,写出了“人的觉醒”;他用白话创作,用截取生活片断的方法来显示生活的全貌;他用种种方法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他吸收和借鉴了现代西方小说的经验,使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多样化;他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优秀旗手。他的作品大大缩短了我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小说到了鲁迅的手上,无疑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上都将短篇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将小说的社会功能、艺术力量发挥得淋漓酣畅。

鲁迅小说讽刺艺术技巧中有几个突出方面:

一是平常事内寓讽刺。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在深刻揭示出那些隐藏于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下的丑陋的本质。鲁迅曾说过:“他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鲁迅小说的讽刺正是作者正视现实,毫不留情地把生活中的丑恶事物真实地加以描绘揭露的结果。作者以深邃的眼力观察现实,随时发现出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的虚伪性。《离婚》中的七大人在赞叹“屁塞”时,充满了严肃自信的心情,一本正经,自恃高尚,并不觉得自己可笑。然而这种看似平常的生活情态早已不合时宜,历史的进程已把他陈腐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的空虚无聊变成了可笑的对象。《高老夫子》中,老夫子走进“贤良女学校”教员预备室所受欢迎的一段描写,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但经过鲁迅辛辣的文笔,只廖廖数语,便把两个人物的丑态暴露无遗。两个相交甚浅的人彼此弯腰拱手,连连客套,连对方大作的题目都没弄清,竞还说什么“百读不厌”、“座右铭”,两个散发着腐臭霉烂、酸气十足的封建余孽和文化流氓的丑恶嘴脸便跃然纸上。

二是幽默之中含讽刺。鲁迅认为幽默如果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从讽刺到幽默》),他反对“为笑笑而笑笑”的所谓幽默,提倡笑中含刺的幽默,即是寓深刻的社会讽刺的幽默。在他看来。真正的讽刺,就是“用了精炼、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又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什么是讽刺》)。鲁迅所写的悲剧小说里,总是带着强烈的戏剧性的兴奋,即将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熔为一炉。小说中的人物既具有悲剧色彩,又具有喜剧色彩,并将两者糅合为一体,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体现出来。这既是鲁迅对中国古典讽刺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鲁迅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

他的小说善于将讽刺和幽默结合起来,能巧妙地将讽刺的尖锐性、鲜明性和幽默的含蓄性、意会性揉合在一起,让读者在幽默所带来的笑声中品味出深刻的讽刺。《理水》中常常出现“OK、古貌林、好杜有图”等现代文明词语,这与远古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是多么的不协调,真是怪诞之极,让人一看便笑,当我们笑过之后,就会发现这样的描写实则是给掠夺中国人民利益的美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学士们丑恶面貌的绝妙画像。看似幽默,实则讽刺。《肥皂》小说一开始,就写四铭回家时买了一块香皂,但我们从四铭太太耳朵后“积年老泥”上便不自觉对四铭买肥皂产生疑问,但作者抛开这个“悬念”,而用相当的篇幅让四铭进行一大通理论、道德的说教表演,接下来又写他教育女儿要懂孝道,同时对光棍所说的话表示气愤,让人感到四铭确实有点正人君子的味道,但这时又不觉让人对“肥皂”和“姑娘”进行联想了。为了促进这种联想,作者让四铭念念不忘重复“咯吱咯吱”的话,最后,当四铭太太终于忍不住醋性大发时,读者的联想已完成,禁不住大笑起来。何等含蓄的幽默,同时,四铭这个满嘴忠孝节义,心里却男盗女娼的反动道学家的丑恶嘴脸便被彻底揭露,作品讽刺的目的也因此而达到了。

三是对比反衬显讽刺。讽刺的任务,在于有声有色的揭露出事物丑陋内容和美好形式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在笑声中否定旧事物。鲁迅的小说善于抓住讽刺对象的要害,通过主观与客观、表面与实质之间尖锐突出的矛盾对比,在强烈的对比之下显示出所讽刺对象的丑恶本质。《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他脱离了现实的斗争,为生活而挣扎,但在穷困的生活中,却幻想着富裕的生活,并企图将这种生活描写出来,以投绅士淑女们所好,从而捞取稿费。于是鲁迅处处以混乱而穷困的现实性生活和虚伪而肉麻的空想对比,形成强烈的讽刺。《阿Q正传》中,鲁迅把阿Q那种幻觉中的主观自足性和现实严酷性作了鲜明的对照。阿Q遭了打,遭了恋爱悲剧的不幸,可是他却把这种现实的失败主义,转化为主观幻想的自足性即“精神胜利法”。这是一种失去存在根据的自我欺骗的满足和自信。可是他总是用这种幻觉的自足性来和严酷的现实相撞,势必越撞越惨。在这种幻觉与现实或者说主观与客观的对照描写之中,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的黑暗冷酷和社会下层民众精神愚昧麻木的极其深刻的讽刺。高老夫子、四铭等人,表面上打着“振兴道德”、“维持公道”、“整顿学风”的幌子。内心却想着“女学生”和“女丐”。内心和外表造成鲜明的反差,在比较和对照中逐渐揭开这些“国粹家”、“道德家”虚伪的“面纱”,把他们丑恶的思想赤条条地暴露在人们面前,显出其“流氓”和“伪君子”的本相。

鲁迅小说《祝福》空间叙事研究 篇3

关键词：《祝福》；空间叙事；私人空间；典型空间；社会公共空间

小说不仅是一种语言艺术，也是一种时空艺术。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乃至主题的表现，都必须依托某种特定的空间场所。从这种角度来看，空间于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鲁迅小说《祝福》的空间设置巧妙，转换自然，既顺应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需要，也在环境描写中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传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一、私人空间

笔者将祥林嫂的个人生活空间命名为“私人空间”，即她婚前婚后的家庭空间，具体分为婚前出生的家庭、第一次结婚后组建的家庭、改嫁后建立的家庭等三个略写的空间。这个“私人空间”是小说叙事场域之一，既规定了叙事内容，也制约了故事内容的家庭伦理性质。伴随着“私人空间”的设置和转换，祥林嫂的生活境遇也每况愈下，渐趋不幸，最终走向毁灭。祥林嫂的人物形象亦在这三个“私人空间”的自然切换中呈现出来，她的命运走势愈加明朗，凝聚在她身上的蕴涵也逐步得到挖掘和显现。借由此，作者完成了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吃人”这个主题的表达。下面笔者试细论之。

作者对祥林嫂出生的家庭一笔带过，可谓惜墨如金，但别具用意。这个私人空间是由卫老婆子介绍祥林嫂的基本情况时说出的。小说对于她未嫁前家庭的介绍极其简略，读者无从得知其具体情况，但小说仍露出一些端倪，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祥林嫂的社会地位。如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靠打柴为生的男子，二者年龄相差之大，可见当时男女婚配的不合情理，也可想见祥林嫂是如何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从祥林嫂的婚配对象来看，其嫁给的是一个以打柴为生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由此可知祥林嫂未嫁前的家庭这个“私人空间”暗示的家庭背景，即她很可能也是出生于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她未嫁前的这个家庭“私人空间”承载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男尊女卑等封建纲常伦理依旧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女性地位之卑微也可想而知。祥林嫂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姓氏和祖籍都不确定，只能推测她姓卫，家在中山卫家，可见其社会地位之卑微。作者对祥林嫂的家庭情况和其人介绍语焉不详，乃是有意为之，是为了暗示祥林嫂出身和家庭地位的低下。

祥林嫂作为她父亲的附属品而嫁了出去，换来的无非是用来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财产彩礼。女性毫无婚姻自主权，亦无人格自尊可言，更遑论其社会地位。作者匠心独运，巧妙设置了这个“私人空间”，正是为了揭示以祥林嫂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劳动妇女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仍然处于一种被压迫被奴役的境遇，并进而控诉当时的封建礼教的罪恶。这个主题与小说的写作背景具有内在契合性。辛亥革命后，我国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女性依旧处于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

小说第二个“私人空间”是祥林嫂第一次嫁人组建的家庭。小说如此描述这个“私人空间”的家庭成员组成、家庭经济情况和封建家长制度：“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可知，祥林嫂在这个家庭中没有社会地位，只是充当生儿育女的工具，给这个家庭出卖自己的血汗却不能享受劳动成果，家里的一切事情仍然是她的婆婆说了算，她把第一次在鲁四老爷家做工赚取的钱全部交给她的婆婆，被婆家绑架回去卖掉，如此等等，都说明了祥林嫂的卑微地位。按照当时门当户对的婚配原则，祥林嫂嫁给了一个以打柴为生的男子，就暗示了祥林嫂命运的不确定性。她的丈夫既然以打柴为生，依靠自己的体力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一旦丈夫有个三长两短，祥林嫂就失去了依附，面临着守寡和改嫁的选择。事实证明，祥林嫂确实没有避免这种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轮回诅咒。按照当时“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纲常，丈夫死后，祥林嫂似乎失去依附，但实际上又得到一个新依附，即她的婆婆，所以她成为她婆婆的财产，继而被卖掉。这个“私人空间”演绎着的仍是妇女被压迫被榨取的悲惨故事，揭示的仍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本质。

小说第三个“私人空间”是祥林嫂改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组建的家庭。这个“私人空间”仍讲述着祥林嫂个人的悲惨故事。刚开始祥林嫂殊死反抗，后来被迫屈服，继而生了儿子，丈夫有力气，有自家房子，“她真是交了好运了”。按理说，这本是一个女人应有的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图景罢了，卫老婆子却说她碰上好运，讽刺意味显而易见。这足以说明女性在当时社会里仍然肩负着生育儿子的压力，为丈夫传宗接代服务，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深入骨髓。祥林嫂嫁给贺老六后，可惜好景不长，丈夫死于伤寒，儿子被狼叼走，她又失去依附，被大伯扫地出门，无家可归了，其命运可谓异常悲惨。这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空间”述说关于作为家庭妇女的祥林嫂夫死子夭而无家可归的悲伤故事，传达的主题依然是封建礼教思想对劳动妇女的残害压迫。

综上所述，这三个家庭式的“私人空间”讲述的都是关于作为社会底层劳动妇女代表的祥林嫂个人的不幸故事。无论是她奉命出嫁、生育劳动，还是被迫改嫁、夫死子夭，都是普通百姓应有的生活常事和人生变故，属于家庭伦理的叙事性质，表达的都是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压迫欺侮的主题。

二、典型空间

较之描写简略的“私人空间”和“社会公共空间”，鲁四老爷家在小说中叙述篇幅较长，描绘相对详细，是小说着力描写的主要叙事场域。这个“典型空间”的容纳能力强，覆盖面广，能把社会上各色人等都囊括进来，众星拱月般围在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鲁四老爷的周围，展现的是鲁四老爷如何从经济和精神上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恶劣行径，刻画了鲁四老爷冷漠虚伪的本质，揭示了封建礼教思想的吃人本质。鲁四老爷家这个“典型空间” 以祭祀祝福为事件中心，把地主阶级鲁四老爷、四婶和市侩人物卫老婆子以及祥林嫂等佣人凝聚在一起，讲述了鲁四老爷等是如何一步步把祥林嫂推向死亡境地的。

小说直接描写这个“典型空间”的是对鲁四老爷书房的描绘，突出其沉闷压抑的特点，以暗示鲁四老爷封建习俗和迷信思想的根深蒂固。最能体现鲁四老爷卫道思想的是祭祀大事。古语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重要代表鲁四老爷，当然要重视年度大事祭祀祝福。为了迎接福神，鲁四老爷认真待之，准备了丰盛的福礼，用很低的价钱雇佣了很多劳动人民。这说明鲁四老爷的生存和统治是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而作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代表的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正体现了鲁四老爷的剥削压迫本质。鲁四老爷一方面嫌弃祥林嫂是寡妇，一方面却雇佣她，这充分说明了鲁四老爷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更能体现鲁四老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本质的是，他既雇佣祥林嫂，又在她手脚不利索时把她赶出鲁家，让她最终沦为乞丐。这真切地表明了鲁四老爷打着维护封建礼教的幌子行榨取劳动人民血汗之实。此外，鲁四老爷对祥林嫂被绑回去的反应以及对祥林嫂之死的态度，都折射出封建礼教思想的罪恶和鲁四老爷的冷漠无情。

总之，这个“典型空间”如同一面镜子，呈现的是处于当时社会上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鲁四老爷是怎样压迫剥削作为社会底层劳动妇女代表祥林嫂的，揭示的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尖锐矛盾，说明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还不彻底，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仍然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封建纲常思想余毒严重，社会变革依然任重道远。

三、社会公共空间

鲁镇街头是小说的“社会公共空间”，主要演绎社会普通人民如何取乐于祥林嫂悲惨过去的故事，折射出当时鲁镇社会的众生相，刻画了人们愚昧迷信、伪善冷漠的性格。这说明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她的个人悲剧同时也是个社会悲剧，造成她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在故事的推进中也逐渐得到昭示。

鲁镇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鲁镇街头这个“社会公共空间”依然弥漫着封建礼教思想的黑暗烟雾，生活在这个公共空间的人民依旧愚昧迷信，依然遵循封建传统陋习，举行送灶、祝福等祭祀大事，享受着自我狂欢，似乎要将这种精神盛宴一直进行下去。

按照常理，人们应当对别人的不幸心生怜悯和戚伤之情，但鲁镇人民却对祥林嫂的多次人生重挫漠然待之，不仅全无半点同情心，反而竞相从祥林嫂改嫁是如何屈从的、孩子怎样被狼叼走的以及她额头的伤疤的由来等诸多悲惨经历获取茶余饭后的谈资，从而满足不惜远道而来的好奇心，残忍痛揭他人痛苦以获得快乐。当时鲁镇普通民众人性之冷漠麻木于此可见一斑。幸灾乐祸的鲁镇人民与多灾多难的祥林嫂就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叙述模式，这个社会公共空间的世情浇薄和人性的劣根性就在作者的冷静观照中呈现出来了。如此一来，作者与鲁镇人民也形成了看与被看的讲述模式，二者的性格特征和情感态度逐一生成，进而，小说的写作意图就完整地表达出来了。

作者设置的祥林嫂的家庭式“私人空间”，诉说的是处于社会底层家庭妇女的悲惨故事，而鲁四老爷家这个“典型空间”里映射出的是社会上层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本质，鲁镇街头这个“社会公共空间”呈现的则是鲁镇普通人民愚昧麻木冷漠的人性。这三种叙事场域由一般到典型，最后扩大到整个鲁镇社会，这种巧妙的空间安排都为封建礼教思想戕害人性毁灭生命的主题所统摄，共同说明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普遍性和深广性，这样就使人物形象和小说主题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

鲁迅小说讲解 篇4

教学设计学案

鲁迅小说

在海外的新儒家及其学人那里，一种观点很有市场，鲁迅是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源泉。

1、鲁迅作品风格不适合青少年阅读，语言比较怪异，阅历浅不容易理解。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2、鲁迅已经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他所批评的那些国民劣根性，是一种自虐行为，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3、鲁迅的风格就是一根棍子，“文革”被人利用来作为打人整人的工具。

他是文革思想偶像之一。有人认为：鲁迅的思想与文革的“造反哲学”之间关系密切。文革高潮期间，鲁迅著作是唯一被公开阅读的文学读物（钱理群深受其益），鲁迅的言论（尤其是后期杂文）与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一起，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字报大量引用。在文革后的批孔运动中，鲁迅的反传统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挥。

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鲁迅的一些言论在那些大字报中竟是那么的恰如其分？为什么造反派会从内容、文体（杂文）以至句式上都不约而同的模仿鲁迅而不是别的作家？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4、鲁迅的独立精神与批判意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今天没有人能够学得了。如果要学非得有两条以上的性命才可以。

当然还有一些理由。但是，说来说去无非是这些。概括起来，有肯定性的理由，即把鲁迅作为一个高不可攀的有深刻思想与独到思想见解的人,如陈丹青,在论述到学习鲁迅的时候提到,学鲁迅的时代与条件已经过去了,如果要学至少要有两条命才能够够资本,这是从积极肯定的态度来看鲁迅。但是，更多的是从否定方面来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了，中国作为大国正在崛起或者伟大复兴。或者干脆说中国社会已经是和谐社会了，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取代普世价值，正在全世界崛起，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鲁迅当年那样的问题。否定性的理由自然也很明显，就是因为鲁迅大挖传统的祖坟，而现在中国需要大兴国学，继承传统，如果不把鲁迅从中学教材里踢出来，那么要把传统文化、国学，特别是孔孟之道塞进去，充斥学生的大脑，恐怕就不容易。因为，鲁迅是大挖祖坟的好手。现在要复兴国学，“四书五经”要进中小学课堂，复辟传统文化，鲁迅就是最大的障碍物。而鲁迅在“文革”时被利用作为棍子，打击了许多人，这正是剔除鲁迅的最好借口。

张闳《走不近的鲁迅》（《橄榄树》2000年第2期），邢治荣在《青海湖》上向鲁迅发起挑战。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鲁迅在文革中最受推崇的是他“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是他的“横眉冷对”、“永远进击”是他的杂文中“投枪、匕首”精神

健康不佳 肺病 脾气不好 文如其人

冰心是文学的童年，巴金是文学的青年，鲁迅是文学的老年，前几年中学语文课本大量选用鲁迅著作，不合青年心理（成长发展规律）太深奥，大仇大恨青年是在人生体验中成长的。正方：形式相同 内容不同 红卫兵是专制 鲁迅是反专制争科学民主“有缺点的战士依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鲁迅语）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一、鲁迅生平（1881年9月25日出生 1936年10月19日逝世）

周家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6）由外地迁到绍兴

（一）祖父周福清对鲁迅的影响

1.生活习惯上

A、生活崇尚节俭

鲁迅：老虎尾巴，住处简陋狭小，掉漆的书桌，一把陈旧的藤椅，一张普通的茶几，一幅硬铺板，外加两把硬木椅。鲁迅认为“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

B、记日记（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

鲁迅从1912年5月5日-1936年10月17日的日记共80万字。记日记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种生活习惯。2.在学习上

要求鲁迅抄一些不常见的书，如陆羽《茶径》、陆龟蒙的《五木经》以及侯宁极的《药谱》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鲁迅青年时代喜读野史和绘画与以上读书经历有关；周福清要子孙杂读李白、陆游的诗作。自幼求学，可以先看小说，培养学习兴趣和想象力（《西游记》）3.周福清性格对鲁迅的影响（濂溪为其始祖，汝南伯）

周福清《恒训》“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卖田典屋，产业尽矣。我身历盛衰，眼见致败之由。”（刚强耿介 廉洁正直 趋奉上司联络衙役 幽默、讽刺、刻薄）

（二）母亲鲁瑞对鲁迅的影响（1858-1943）

秀外慧中，聪明活泼，心灵手巧，尊老爱幼，知书达礼，乐善好施 剪发放脚 尼姑婆要再嫁老公，三一

八、女师大支持鲁迅 五卅惨案抵制日货；买报看报支持鲁迅正义文章。

（三）鲁迅的婚姻（1936年许寿裳《鲁迅年谱》征求许广平意见）1903年与朱安定亲（在此前与二舅之女琴表妹有一段姻缘）26岁（1906）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 47岁（1927）与番禹许广平同居

A、许广平在女师大上学时：与陆晶清、吕云章访问鲁迅 B、鲁迅从不与朱安照相

C、不穿朱安所做棉裤 烧饭、缝补、洗衣、扫地 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为何不爱朱安？ ①无共同语言②逆反心理

朱安的贡献： ①做后勤②侍奉婆母③团结和睦④保护鲁迅故居和藏书

二、鲁迅作品

（一）鲁迅小说表现了作者的主体性。

鲁迅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史上卓然成为大家，就在于他突破了一般新文学作家所采取的与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的等距离视角，而选取了一种超人式的俯视视角。毫无疑问，鲁迅小说是将现代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主观意念（主体意识，包括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主人公意识）融化在一种古老、凝滞、僵化、悲凉的习俗和愚昧麻木灵魂的客观再现之中，并使它们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这种看似冷峻、实则炽热的情感表现铸就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创作风范。它要求作者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创作中尽力隐藏自己。鲁迅的《祝福》、《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药》等传世之作就是用曲笔来诠释自己那种高屋建瓴的哲学总命题的。

（二）鲁迅的小说创作表现出艺术探索的自觉性。

1、在小说形式上作出多方面的探索（其提供的经验显示了现代小说的文体革新意义）

鲁迅在《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33篇小说中，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鲁迅在小说的艺术形式上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使其作品在体裁、结构、叙事方式上几乎无一雷同。

在体裁上，除常见的小说叙事体裁外，还有日记体、传记体、戏剧体等；在结构布局上，既有以描述一个人物事迹为主的单线结构（《祝福》），又有明线、暗线交错的双线结构（《药》）；在叙事方式上，既有注重主观抒情的第一人称叙事（《伤逝》），又有注重客观描述的第三人称叙事（《阿Q正传》）。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较早注重文学叙事的审美价值、审美功能的作家。此外，鲁迅在语言操作、生存探索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不懈努力。

鲁迅小说多样艺术形式的探索，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呆板的“说故事”模式，赋予现代小说新的文体意义，扩展了小说反映生活的表现能力。

2、以现实主义为主，融合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创作方法。

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探索改造，鲁迅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呐喊》、《彷徨》中透过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刻观照提出重大的现实和历史命题，表现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同时，“博采众家，取其所长”是鲁迅一贯坚持的原则，这就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会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融合其它创作方法，以丰富小说的艺术表现。《药》的象征意味也同样明显，小说中描写的华老栓、夏（瑜）两家，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悲剧的象征。此外，《白光》中主人公陈士成落榜后出现的种种幻象幻觉的描写，也不同程度上运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手法。《故事新编》更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色彩的小说集。鲁迅在《故事新编》小说中使用戏拟和反讽等写作策略，从而增加了作品的思想自由度和艺术张力。这是对现实主义的补充，使作品反映的现实更全面、更深刻。

（三）鲁迅的小说表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鲁迅既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又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他忧国忧民，一生致力于探索、研究改造国民劣根性。例如，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吃人，精神胜利法，奴性，瞒和骗的表现批判。

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诸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爱姑、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一大批不朽的形象，鲁迅对鲜明生动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与他探索、研究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努力分不开的。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指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鲁迅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其创作经验经几十年的历史检验而仍不减当年光辉。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运用多样化的创作方法开启了方向。

鲁迅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

象征主义：利用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法反映作者的思想、情感造成一种朦胧，迷离、神秘的色彩。

《狂人日记》真癫、假癫，茅盾最早认为《狂人日记》有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小序用文言 正文用白话

狂人：

1、现实中 狂人 狂态毕露

2、象征性 战士 清醒异常 李贽 孙中山

古久先生 具体人 象征封建统治者 吃人 由吃人肉体 过渡到封建礼教吃人

印象主义：不重客观描写，而强调主观感受，主观印象 《白光》陈士成 16次县考 落榜后，出现幻觉、幻影、幻听 左转右转 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用斗。到山里去，万流湖 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伤逝》 子君 思想凝固，不思进取，与房东比养小狗 阿随（小狗）：买→养→放→又冒出 情节悲剧：发生 酝酿 发展 高潮 涓生的处境有荒诞意味 子君命运的悲剧性 精神胜利法：

指人们在遇到失败或挫折时，用自我安慰、自我解嘲、自我欺骗等手段来获取精神上的优胜，以掩盖实质上的失败，或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外部世界，作出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它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消极忍让，从而麻痹人们的斗志。

阿Q的精神胜利法：

在幻想（精神）世界永远是胜利者，在实际生活中永远是失败者 内容包括：

1、自尊自大 看不起城里人、乡下人、未庄人、有钱人、没钱人

2、自轻自贱 儿子打老子 自己打自己

3、麻木健忘

4、欺软怕硬 捉虱子龙虎斗吃亏，与小D打平手又欺负小尼姑，遭骂 精神胜利法的实质：自我麻醉的手段，消极可耻的现象。

分析精神胜利法与批判国民劣根性联系在一起 要区别对待，辩证分析 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具有普遍性，古今中外都有 慈禧念佛咒洋鬼子，狐狸吃不着葡萄说是酸的等。

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论贵贱高低，处于屈辱失败的地位时，容易产生精神胜利法。

说不尽的阿Q 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存在。当《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时，沈雁冰在《小说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读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后来，沈雁冰又在《读〈呐喊〉》中发展了这一观点：“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华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到了四十年代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这一接受倾向，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以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可笑的自解，一个衰落民族的可哀的自满，很容易得到要有民族“自我批判、自省自救”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胜利了的中国革命要求在文学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和肯定（汤因比“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并按照这一要求对以往的文学进行重新阐释 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和评价，（从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角度）。陈涌写于50年代中期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断定鲁迅《呐喊》《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

在这样的认识下，陈涌对《阿Q正传》的阐释，一是强调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揭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并指出他们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阿Q是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甚至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不仅写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必然走向革命。因此，陈涌认为阿Q土俗祠里的梦是“鲁迅对刚刚觉醒的农民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从而破坏了统治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陈涌同时又强调了《阿Q正传》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批判：地主阶级及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投机革命，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阿Q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要人们吸取辛亥革命假洋鬼子“不许革命”的教训。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对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师大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2年再版）一书“引论”里在肯定了前述研究体系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彷徨》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尖锐指出：“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彷徨》的思想结构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构架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

例如在《阿Q正传》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是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浓重笔墨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并且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弱点的一个例证，看作是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之所在。对阿Q革命的分析中，其积极意义得到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则轻描淡写。

王富仁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时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 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化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状况的消极适应。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被动适应方式，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社会地位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而阿Q的“革命”则是一种主动适应方式，即在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阶梯上，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这里，显然在强调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的相通，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行动，忽略了对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

阿Q的性格

有人认为阿Q性格充满了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组成一组组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性格；自我幻想中的阿Q与实际存在的阿Q似乎是两个人，是不相容的两种人格，但它们都奇妙地统一起来。如质朴愚昧与狡黠圆滑，率真任性与正统卫道，狭隘保守与盲目趋时，排斥异端与向往革命，憎恶权势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与懦弱卑怯，敏感禁忌与麻木健忘。其实，这种二重性格正来自人的本性，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

也有文章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人不敢正视自己的落后不幸状态在精神上的瞒与骗。因此，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精神胜利法，在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还有人认为阿Q的遭遇及其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表现人的个体生存的双重绝望。

首先是个体生命与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冲突的“绝望”性质。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对人的所有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没落》）——包括投奔革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革命》、《不准革命》）。面对挣扎无望的生存困境，人只能无奈的返回自身。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寻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追求精神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马恩全集》19卷）

也就是说，“精神胜利法”是人处于无奈之中的一种几乎自然而然无可非议的选择。人们通过这种幻化的精神安慰保持自我内心的平衡（万物之灵），借以协调自我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维持自身的正常生存。但另一方面，在特殊时代（革命时期），这种选择丝毫未改变人的生存困境，只会使人陶醉，或安于这种精神 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胜利的自我安慰之中，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实生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选择的“精神胜利法”，却使人陷入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认为，从艺术上说《阿Q正传》有如下缺点： ①小说中有许多文言成分，这与当时提倡白话文的氛围不相协调。②主人公阿Q没有一个统一的个性。既卑鄙懦怯又胆大妄为，既投机取巧又痴呆糊涂，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实际上这是个性的对立统一。

③作品格调太灰暗。就主题和内容来看，作品中没有一个好人。其中任何角色，没有一个好的动机与行动，所写是一个灰色绝望的世界。

既然《阿Q正传》有如此许多不足，为何还会产生巨大影响和轰动呢？司马认为，这是因为鲁迅集中而深刻地揭露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如精神胜利法，女人祸水论，欺软怕硬，投机取巧，幸灾乐祸，麻木愚昧，伪诈残忍，卑鄙懦弱，奴隶根性，粉饰自欺。这十大劣根性对中国人来说，触及灵魂，搔到痒处，即使用散文笔法平铺直叙地表现出来也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何况鲁迅是用小说笔法形象地表现出来的。

（四）鲁迅小说的两个叙事模式

《呐喊》自序：“如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的恶梦”。

应该说这种“荒原”意识，“荒原”感及冲破荒原的挣扎（努力），是20世纪中外作家所共有的，这个事实本身即已显示鲁迅小说的世界性。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小说作者，鲁迅的“荒原”意象，“荒原”感，又有着自己的独特内含、独特把握和表现方式。

1、看与被看二元对立模式

读过鲁迅小说的人，大概都很难忘记那篇独一无二的〈〈示众〉〉。它没有情节故事，没有人物性格，没有风光描写，没有主观抒情，没有推理论证。只有一个场面，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只有一个动作看。但它却凝结着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人生价值、人类命运等最深刻的观察与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切都“戏剧化”“游戏化”的国度里，“人”不是充当“看客”就是被人看。可以说《示众》在艺术表现上的“无情节，无人物性格刻划”的特点，使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我们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中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而且在《示众》里有意省略的人物、情节，在这些作品里都因具像化而获得具体深刻的含义。

先谈被看，李欧梵在他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一文中，曾将鲁迅小说里被看的牺牲者分为“独异的个人（先驱者）与“庸众之一员”两类，前者如狂人，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夏瑜、疯子、大禹等，后者包括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等，这两类被看者既有不同的意义，又相互渗透、补充，构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文化现象。

在第一组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中，双方都属于被压迫而不觉悟的庸众，看者实际上是通过“鉴赏”被看者的痛苦，来使自己的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最后遗忘。正是在这种麻木而残酷的痛苦转移中，使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祝福》《孔乙己》《药》

别一组（类）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发生在独异的人与庸众之间。看与被看者的关系，是先驱者与群众、启蒙者与启蒙对象、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关系。从被看的先驱者的立场上看，这种被看的境遇会引起这样的情感心理反应：不被理解的孤独寂寞（〈〈孤独者〉〉）要救群众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哀（《药》），以至被（群众）无端吃掉的恐怖（《狂人日记》））。值得注意的是《理水》里所描写的夏禹，当他作为一个胜利者回到京城时，也仍然不能避免“被看”，大家都在房前树下谈他的故事：他是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地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夏禹到京的那天，更是“万头攒动”，百姓就在宫门外欢呼、议论。被故事化了，成为被人鉴赏的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万头攒动之间被“俳优化”。偶像化（可悲的偶像）。

再来看“看客”，作者笔下的看者始终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王富仁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说，他们或者没有声音，只有一些不甚分明的形体，杂沓的动态，构不成一个统一的人物（如《狂人日记》一路上的人，《药》开头刑场游动的“几个人”），或者只是某些借代（如《药》中花白胡子的人，《示众》中挟洋伞的长子等），或者是一些个性特征仍不具有实质意义的人物（如《明天》里的蓝皮阿五，《祝福》里的柳妈，《孤独者》中大良的祖母等），他们汇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语），无个性就是他们的个性，无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无意识就是他们的意识，无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又总是多数的存在，时时处处被这种阴沉的、自恃强大而默不做声的、无所不在却又无法找到的目光所看，确是令人恐怖。

作者在考察看客的构成时，还发现它的不断扩大的趋势。《狂人日记》里，已经提到“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七年后所写《长明灯》的结尾，却明确地写到了一群孩子对先驱者“疯子”的不理解以至敌视，并且笑吟吟的唱着将先驱者的声音戏谑化的歌；看客的事业被曾视为希望的下一代继承了。而在《祝福》里，作者甚至发现作为知识者的“我”要对祥林嫂的“死”承担看客的责任。实际上，知识者向“庸众”转化成为看客中的一员，在鲁迅的时代已非个别现象。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看客现象：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敌意、一盘散沙，构成鲁迅荒原感的一部分。

2、循环（离去——归来——离去）的总体结构

（《故乡》、《孤独者》、《祝福》）幻灭—希望—幻灭

闰土的故事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吕纬甫、魏连殳的故事预示了“我”如果回归故乡的必然命运。

人们还注意到，在鲁近前述两个模式的小说中，有不少篇章在情节结构上有一个“圆圈”。如吕纬甫（《在酒楼上》）所说：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林纾、严复）。又如《孤独者》以送殓始，又以送殓终；《祝福》始于爆竹声，终于爆竹声；《故乡》始于篷船，终于篷船；《**》始于土场，终于土场；《示众》始于叫卖，终于叫卖；《伤逝》子君从家里出来又回到家里，涓生离开会馆最后又回到会馆。

历史的进化与循坏，太阳底下无新事。直面惨谈寂寞的人生作绝望的抗战，直面荒诞，在荒诞中生存。

《呐喊》1923年8月出版 14篇

《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 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彷徨》1926年8月出版 11篇

《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伤逝》《弟兄》《离婚》

三、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首先，鲁迅的思想文化建树，开启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道路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率。

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是一个自觉的启蒙主义者（《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便发展成为一个战斗的民主主义者。他以民主主义为武器，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了气魄宏伟、鞭辟入里的总结批判：鲁迅勇于接受新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和反思，不断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给中国新文化建设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

鲁迅自身的思想发展道路，也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典范与表率。他从封建主义的“逆子贰臣”发展成为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就显示了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考验，思想上产生了飞跃。此后，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掌握了辩证唯物史观，逐渐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化，终以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姿态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鲁迅的道路 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过程（道路）。鲁迅的道路，影响了中国20世纪几代知识分子，一批批优秀知识分子就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

（二）其次，鲁迅在各个文学领域都进行了成绩辉煌的创造，成为中国新文学最伟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他的《犯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陈衡哲《雨滴》），以后又继续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极为成功的现代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在他手中首创，又在他手中成熟。他创作了蔚为壮观的独树一帜的杂文，使杂文这种从来不登“文学殿堂”的文学样式经他的改造、实践和创新成为新文学的重要品种。他创作的《野草》标志着我国散文诗体裁的成熟，在艺术上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成就。他撰写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小说史，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凡此种种，说明了鲁迅的首创性文学成就，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性贡献，标志着他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站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已经达到的高峰之上，既扎根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土壤之中，又广泛吸收外国文学的优秀成果，创造出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而且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现代中国人的文学。

总之，鲁迅以自己的辉煌业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开辟了崭新的方向。鲁迅的方向是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并加以发展的方向。

读鲁迅小说有感1 篇5

第一次接触鲁迅的文章，是在小学的时候。好像自那时起就对鲁迅和他的文章“颇有好感”。虽然我完全不晓得鲁迅在课文中到底想表达什么。直到现在，每读一篇他的文章，我还是不敢讲出鲁迅想要表达的内容。总觉得如果讲错了，对鲁迅就是大不敬了。。又怕误导别人，而对我自己，就像说了谎话，心里也会过意不去的。然而，我总还要迈出这一步，人不能老怕犯错误呀！鲁迅他老人家通情达理，又怎么会怪我呢？况且我怎么去肯定自己的讲解就是不对的呢？

在别人面前，我从不敢说鲁迅是多么的伟大，因为我怕被问起，他的伟大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他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幼时即勤学好问，博闻强记，多方寻求课外读物，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鲁迅的一生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的，斗争着的，也是奋进的；是坎坷的，沉重的，也是光荣的。

鲁迅幼时即勤学好问，博闻强记，喜读野史笔记和民间文学，不囿于四书五经，熟习历史文化知识，尤其是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这与鲁迅后来在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是分不开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野草》都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学巨著。

鲁迅的作品中，《呐喊》是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也是我最喜欢读的。提到呐喊，不得不提《狂人日记》，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的布置，都已妥当了。”“我”用疑心极深的眼光，审视周边的每一个人，与我有仇的，没仇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我的大哥，却发现他们竟都是吃人的人。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读这篇文章，我只觉得好痛快，彻彻底底被感染了，被震撼了。我不知道鲁迅是如何做到似乎是随感而记，却句句一针见血，夸张地恰到好处，夸张到让人觉得不是夸张，因为就好像这样一个社会又重回现世，我们就处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辛苦的提防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为了不被别人害，选择去害别人，这是一种选择。。“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啊。。。读到这里，就又回到了现实，我还是我。。

《呐喊》中我最喜欢的小说当属《故乡》了。时隔二十多年,鲁迅重回故乡，却发现故乡已是物是人非。

这时的鲁迅已经深刻意识到了中国的现状。国人深受封建思想和外来欺辱的双重压迫，却全然不知，麻木不仁。按理，对故乡的任何事物的变化，本在预料之中，但为何鲁迅还至于回到故乡后心境如此悲凉，心情如此沉重？也许让他深感意外的少年玩伴闰土。。“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了，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正如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童年，永远只是一份美好而又纯真的回忆，有谁是一直沉浸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无忧无虑的幻想当中的，更有谁能永远停留在那份美好的记忆当中呢？没有......“啊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我能体会到当闰土嘴里吐出“老爷”这两个字时鲁迅的内心会有多凄凉，会有多沉重，但也许就是这样，对于世事的变化，我们虽然能深刻感受到，但当这种变化发生在自己最亲近的人的身上，我们还是会惊讶，会难以接受,会失望，甚至觉得悲哀。。“那西瓜地上的戴着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形象，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是我非常的悲哀......”“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正如着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就是鲁迅，惨痛的现实摆在眼前，本色依然，永不低头，永不放弃希望。正如他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绝望是不确定的，希望又有谁能确定呢?所以二者是相同的。但正因其不确定，就有了奋斗的理由。鲁迅自己也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阿Q正传》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小说中的“见了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挨了打便以儿子打老子来寻求自我慰藉”的啊Q的形象直到现在都经常被世人拿来引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积极的一面，他可以让人保持乐观的心态，补充信心。但我们要清楚，一味地妥协，一味地在失败面前低头，一味地寻求自我安慰，永远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反倒助长敌人气焰，让自己很难有东山再起之日。

这就是鲁迅，他关注的人，如闰土，如阿Q,如孔乙己，如《彷徨》里的祥林嫂，都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但也正是通过述说这些平凡的人的平凡的事，把当时社会现状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展现在我们面前。我在想，真正的知识阶级，正如鲁迅，他们手无寸铁，他们的唯一特征就是有反抗的权力.正如鲁迅，自家道中落后，一直奔波在外，从1898年春，离开故乡，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到1906年，毅然决然弃医从文，到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再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鲁迅始终在向一个方向前进着，那就是如何能唤醒民众，唤醒他们麻木的身心，来拯救社会，拯救国家。这种反抗不知不觉中在引导着鲁迅，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别人。鲁迅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转了无数次弯，每一次转弯，鲁迅为的都不是自己，而是民众，社会，国家。这种伟大的“反抗”的主体不是群体，而是自由的个人，在精神上他们是独立的，他们以良心自居，他们永远站在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的一边，感受民众的感受，洞察社会的黑暗面，他们也不能预测希望的大小,唯一能做的就是预备着将来的牺牲，对于现状，他们可能会拒绝，但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甚至知道不会胜利，但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奋起反抗，并在这种抗争中实现其悲壮的人生。

鲁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所见所闻都让他意识到：中国社会是一个何等病态的社会。国人病了，麻木源自内心，但行动确是源于实体。这种病态，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实体上的。这就是鲁迅，有血有肉，永远懂得反思自己，解剖社会的鲁迅。鲁迅从1912年住进北京绍兴会馆，开始研究古籍，搜集金石拓本，共用去八年时间，此前两年是在绍兴教书，整整十年，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的鲁迅，如何沉默起来了呢？当许多革命的先驱者成为乱世枭雄的时候，鲁迅却避开尘嚣，进入沉默状态。我觉得这样做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代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大多数哲人都懂得反思自己，反思社会。沉默并不意味不问世事，更不意味着妥协，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先学会沉默。莽撞行事不仅无济于事，后果反而不堪设想。沉默反思是一种必要的精神状态，经过大脑或良心的洗涤，是自己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

鲁迅小说读后感 篇6

第一次接触鲁迅是在小学。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捧着课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遍遍地读着踢鬼。文中生动的描述，起伏的情节，令我不禁多读了几遍。对文中描述的勇敢的鲁迅也增添了几分敬意。用老师的话说就是，鲁迅是一个不迷信，崇尚科学的人。虽然这个概念也只是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几天。

再次就是拜读他的作品了，药是我读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发生在华夏的故事，发生在华家夏家的故事，在我初次读来是那么陌生，那么不解。“人血馒头”这个当时封闭社会的产物，那么不可思议地出现。然而在这个阴冷恐怖的气氛下的故事中我读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病态，中国公民的愚昧和无知。无知得可笑，无知得可怕。就是在这样一个众人皆醉的环境中，鲁迅不仅保持着清醒，还弃医从文，用笔拯救着国人。

他的爱国让他的小说闪耀着不同的光彩，吸引着人们。

不禁又想起在看表演时，鲁迅对看到自己的国家被侮辱还拍手称好的国民的无奈和心中油然而生的悲凉。

于是，犀利的`笔触，锐利的语言，鲁迅揭示着种种社会现象。中国的高尔基，托尔斯泰就此诞生。

如果说爱国是鲁迅文章的一大亮点，那么塑造的鲜明的形象便是他的作品深入人心的又一原因。

令人同情的孔乙己，精神和肉体都被抹灭的觉悟者夏瑜，永远乐观的阿Q，那个高大的车夫……这些鲁迅塑造的耳熟能详的形象，一部分是当时国民的缩影，一部分则代表了他，他对唤醒国人的执着，对迷信的蔑视都在先觉者的身上体现出来，如狂人。

我想有这样的一份执着，有这样的一份无私，没有什么不能成功。多少个废寝忘食的夜晚，鲁迅伏案写作，和衣而睡。笔尖流淌的便是这些充满智慧的文字。

鲁迅不为名利而奋斗，却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无论是作品还是行为，这位文学大师启示了我们太多。

鲁迅小说的现代叙事 篇7

分析传统小说多从人物、情节和环境方面着手, 很少从叙事策略入手。其实叙事策略是叙事作品的魅力之一。我国的作家很早就用到这些技巧, 也善于借鉴外国新的文艺理论成果。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 他写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我所取法的, 大抵是外国的作家”。这些叙事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多种视角交错叙事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不愧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这篇小说一问世, 就因为“格式的特别”, “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作者的匠心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小说打破了我国传统小说必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的格局, 首创了日记体的新形式,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叙事中巧妙地为读者构置了三条视线, 牵动着读者的心。

第一种视角, 是见证者“余”的视线。在文言小序中, 以“余”第一人称叙事, 介绍了《狂人日记》的由来, 狂人语无伦次, 又多荒唐之言。这里作者构置了一个“正觉”的世界, 和日记正文中所描写的“狂人”的世界形成对比, 以突出“我”与“大哥”世界的正常和“狂人”世界的荒诞。同时, 通过“余”的叙事, 概要介绍了小说中的人物, 而且作者以“余”亲闻所见增强日记的可信性和真实感。作者在这里构置了“余”的视线, 来关照“狂人”的所作所为。“余”既是小序的叙述者, 又是“狂人”的见证者, 还是小说正文的引路者, 引导读者走进“狂人日记”。

第二种视角, 是“狂人”的视线, 是小说的明线。正文中以“狂人”为聚焦者, 在狂人看来, 这个世界是一个恐怖的世界, “狂人”与和他交往的人是被迫害和迫害的关系, 被“吃”与“吃”人的关系:自始至终, 都是通过“狂人”、也就是一个地道的“迫害狂”患者的视觉表现出来。

第三种视角, 是先觉者的视线, 是小说的暗线。《狂人日记》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揭示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作者寓严肃于荒谬, 从写实转象征, 围绕吃人与被吃的满篇荒唐的话语, 或真言, 或呓语, 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作者通过先觉者犀利的视线, 揭示了一个蕴含的真理, 就是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面中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种论断显然并未逸出“狂人”的思路, 却又由先觉者的视线让读者引发联想, 促成思索。

《狂人日记》的三条视线是相互关照的。在见证者“余”的视线下, 狂人和先觉者的视线是合二为一的, 都是疯狂、混乱、不可理喻的;在狂人、先觉者的视线里, 常人的世界是吃人的、变态的、令人恐惧的。“余”与狂人、先觉者的视线相互审视、相互参照的, 从狂人的视线中可以看出先觉者所发现的真理。

二.立体叙事

鲁迅的《药》, 从叙事角度来看, 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来构造小说世界。小说的第一、第二部分是以华老栓的视角展开的。第三部分是以刽子手康大叔的视点来展现的。革命者夏瑜在狱中的表现, 夏三爷的告密, 牢头红眼睛阿义的凶残, 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的麻木均通过康大叔的视点展示, 革命者的英勇牺牲和群众愚昧无知形成鲜明的对比。第四部分是从两位母亲的视角切入的。前半部分是以华大妈的视点展开的:馒头似的丛冢, 小路上来的老妇人, 面带羞愧的哭祭, 跄跄踉踉的发怔以及新坟上那一圈红白的花。后半部分, 夏瑜母亲视角中出现的红白花圈起一石二鸟的作用:仍有人在怀念默默牺牲的革命者, 革命者的母亲并不理解儿子的牺牲。

不断地转换人物视角增强了小说的立体感, 而人血馒头则将多重视角汇聚在一起。这种新颖的叙事方式在传统的小说中是找不到的。

三.叙述频率的巧妙运用

叙事频率指的是一个事件 (情节) 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叙述 (或提及) 的次数之间的关系, 分为三类; (1) 单一型, 即故事中发生过一次的事件在文本只讲述一次; (2) 概括型, 即故事发生过多次的事件在本文中只叙述一次; (3) 重复型, 即在故事中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在文本中重复多次叙述。鲁迅小说在叙事频率上也是独具匠心的。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里三种叙事频率都多次出现, 而且相互交杂。“孔乙己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人便看着他笑”, 用一个“一”字, 强调孔乙己经常到店里去, 这种叙事频率的运用, 强化了对孔乙己可悲可怜的命运的关照, 也强化了周围人群的普遍性冷漠与麻木。“在这些时候, 我可以附和着笑, 掌柜是决不责备。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 也每每这样问他, 引人发笑。”“这些时候”、“每每”又以“我” (酒店里的小伙计) 和掌柜两个具体的个人多次参与对孔乙己的围观取笑来强化叙述。文本中用了“有几回”来概括性地叙述孔乙己发茴香豆给小孩子们吃, 让我们看到卑微生命相互体恤的努力与艰辛。孔乙己教“我”茴字的四种写法, 是多线平行叙述的单一型叙述, 偷了举人的东西是间接的单一型叙述, 一件事直透入他落魄的原因——迂腐 (受科举制度毒害) , 一件是他生命中的重大转折 (从此连成为笑料的机会也失去) 。这种最为常见的叙事频率地运用由于前边概括型频率的多次运用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而对于“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的小事, 作者不厌其烦的重复了三遍, 在他人眼里, 孔乙己竟不如十九个钱重要, 生命价值在那样的环境下竟被折损到了这等地步。鲁迅正是极巧妙的以三种叙事频率的交互运用, 转达了他对卑微生命的深切理解。在《祥林嫂》中祥林嫂一次又一次毫无变化地重复着她的阿毛的故事, 然而周围人们的态度却在发生变化, 由同情、冷漠、厌烦, 到最后冷酷地把祥林嫂推开。

四.模糊的事件背景

传统叙事要有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现代作家为了避开宏大社会历史背景的叙事陷阱, 通常采取了两种叙事策略:一种是从现实向历史中逃遁, 对历史进行虚构或者解构, 在虚构的历史中自由自在地驰骋。虽然这样它们仍难以避免与宏大叙事相撞, 但比起现实而言, 那里的宏大叙事陷阱要少得多了;第二种策略是故意模糊时代背景。在那里, 时代只是一个现象上的存在, 文学不应该成为它的记录簿, 而应关注个体, 发掘出宏大叙事不能覆盖的地方。在他们的非历史文本中, 我们根本看不到时代的印记。

鲁迅没有孤立地写《狂人日记》, 而是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去, 当故事被鲁迅用来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强烈愿望所激活时, 故事便被赋予了一种极其深厚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内涵, 使故事最大限度地扩展了历史容量和思想深度。就像狂人从历史典籍的字缝中看出字来一样, 我们被鲁迅引导着, 从《狂人日记》的字缝里看出字来。鲁迅在整部小说中, 有意识地淡化故事、淡化情节、淡化时间、淡化地点,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叙事顺序, 通过极度的跳跃性思维, 有意识地抉取最能反映历史本质和时代特征的典型意象, 从贯穿五千年的历史隧道中凸现出小说的批判锋芒, 而他的控诉又不是限制在生活的某一阶段, 某一方面, 某一特定事件之内, 而是扩展到整个中国历史。狂人说出的一套疯话, 如果剥离掉包裹的病理学外壳, 那简直就是对整个中国封建文明历史的起诉书, 狂人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

《狂人日记》选择传统小说未使用的日记体手法, 淡化了故事背景, 删去了常见的故事情节, 又选取了一个与传统理性社会背道而驰的狂人形象, 这就使这个形象割断了与整个传统文化环境最基本的协调关系, 整个小说给人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强化作家主体意识, 重视小说叙事结构, 正是二十世纪前期鲁迅在小说创作中的追求。

李鹏闵, 武汉市第四中学学生。

摘要：探讨中学语文课文中鲁迅小说的叙事策略, 通过鲁迅作品和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分析, 讨论了现代叙事策略在中学语文学习中的运用, 为中学语文学习提供了新的方法。

谈鲁迅小说中的“我” 篇8

讲述者的形象

作者运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即讲述故事所采用的观照角度，集中反映叙事者同他所叙述的故事之间的位置关系。所谓讲述者就是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者讲述自己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事件。《呐喊》作为鲁迅先生早期的小说集，其中就有八篇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进行叙述。这个讲述者通常以下面几种形式出现：

1、作为故事中的主人公用日记形式讲述非己的故事或自述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如《狂人日记》，小说通过“狂人”的自言自语展开故事情节，形成十三篇日记，既然患有精神病，必然是胡思乱想，作者就是借狂人之口表达自己对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控诉。《一件小事》就像一篇记叙文，作者在讲述自己的事情，简单的几句对话，就把“我”的思想表现出来，“我”作为知识分子进行自我解剖的主题显得很鲜明、突出。

2、作为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用回忆的形式讲述亲眼所见的故事或谈话的形式讲述小说主人公的故事。在《孔乙己》中，“我”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小说通过回忆的方法展开故事情节，“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当伙计”。“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时间的跨度点明小说的构思以回忆的形式出现。小说的结尾句耐人寻味，在同一句中，运用“大约”、“的确”自相矛盾的词，说明孔乙己这一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名普通人，在咸亨酒店是被人作为笑料的顾客，他的死，没人证实，他悲惨情况以及长时间的不出现，证明他的死是必然的。作者正是通过“我”，一方面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观察者，如实地讲述自己的所见，通过咸亨酒店作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一知识分子形象；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孔乙己周围的庸众视角，隐含着作者对孔乙己的不幸遭遇的同情，也否定了那些从咀嚼不幸的悲惨命运中得到心理满足的无聊的看客们。

在《头发的故事》中，小说开头引出N先生“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所来谈天”，小说结尾“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作用似乎只在于引出前辈先生N，小说除了“我”仅有的几句交代性叙述外，余下的几乎都是N先生的独白。既然如此，小说何不以N先生的独白方式直接叙述，而插入一个引出N先生的“我”。这就是作者运用次要人物的作用，如N先生出现引出“我”对N先生的一段议论：“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我”以调侃的语气评价N先生，拉开了讲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使读者保持着与讲述者的超然态度，在理性层次上审视着N先生的话语。

回乡者的形象

在鲁迅以“我”作为叙述者形象的12篇小说中，有4篇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构成一个系列，小说塑造的“我”是一个从都市回乡者的形象，讲述的都是“我”作为一个漂泊羁旅的异乡人在回到家乡的所见所闻所感。应该说小说中的“我”与作者的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小说表现的主要人物思想正是作者在探索人生之路的过程中所苦苦思索的问题。

1、回乡者所见。在《故乡》中，“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我”就是一个回乡者的形象。小说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和回忆，把三十年的前后人事变化进行对比，故乡的景和物依旧，人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年闰土活泼、机智、可爱，中年闰土粗笨、麻木、迂腐；杨二嫂由“豆腐西施”变化为“凸颧骨，薄嘴唇”的老女人；作者没有写自己身在异乡，到处漂泊的生活变化，却在文章的结尾写道“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我的辛苦展转”正表现了作者漂泊异乡探索人生的生活历程，从闰土的身上看到，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循环往复地演绎着这样的故事：“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造成如闰土一样的木偶人。

2、回乡者所闻。《在酒楼上》“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叙述的事情很简单，我在酒楼上喝酒：

“啊，——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我”在酒楼上边喝酒边听吕纬甫诉说近几年的坎坷历程。吕纬甫的消沉颓丧，人生的不幸际遇，反映了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苦。

在《孤独者》这篇小说中，“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小说主要写魏连殳为其母送殓以及后来人们为魏连殳送殓的场面，通过“我”与魏连殳的认识、交往、送别，塑造了一个孤独苦闷的知识分子形象。

3、回乡者所感。《祝福》的祥林嫂是鲁迅小说中写得最为悲惨的劳动妇女形象。旧历的年底“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我”回到鲁镇的几天时间，感触最深的是遇见祥林嫂，“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何况，祥林嫂是在除夕晚上，人们在祝福中死去的。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

作者通过回忆的手法，叙述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片断，深刻揭示了造成祥林嫂中年死亡的原因不是“穷”，主要的原因是封建社会的四大绳索：夫权、父权、族权、神权。

4、回乡者启示。这几篇小说的结尾几乎让“我”毫无例外地经历了某种人生启悟。《故乡》的结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已不再构成困顿人士的些许安慰了，只证明“我”仍需要继续跋涉而已，从叙述者身上体现着作者寻找人生的出路。

《在酒楼上》的结尾：“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小说的开头“凄情”到结尾的“爽快”，“我”就在这种情绪中完成了一个心灵的过程；“他所住的旅馆方向正相反”一句显出一种象征的色彩。又如《孤独者》的结尾：“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这里的“轻松”与“坦然”同整篇小说压抑的调子相比显得截然不同。

因此，从宏观上分析回乡者形象模式的叙述者系列，“我”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叙事作用，回乡者的形象作用体现着作者的价值思想和人生的抉择。正如《彷徨》一书的题记，作者引用《离骚》的诗句：“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彷徨”构成了鲁迅生命意义的基调，逼使作者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同时回乡者那种孤独的意识就越强烈，这正是鲁迅在绝望中抗争的人生哲学思想。

“看客”的形象

在鲁迅的《呐喊》、《彷徨》这两部小说集里，作品很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社会底层人物的典型形象，也成功塑造了“看客”者的形象。这个看客当然也指围观的观众，如《药》里面的前去观看刽子手杀人场面的看客，这一类看客思想麻木、愚昧；这里指在观看的看客并正在设想拯救这一类看客的“看客”。“我”正是这样一个“看客”，他不但正在看这个社会以及在这个社会活动的人们，并且能够看出社会生活的矛盾。我们从《呐喊》的自序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人生理想，“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文艺来帮助这一类看客。

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个看客，在鲁迅的以“我”为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的小说中，“我”本身也是一个“看客”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为自己写小说定下这样的宗旨：“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造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者从把原以为的“看客”转变为“被看”，“我”则变成“看客”，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先驱者与群众的关系，也就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在这一类小说中，“我”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我”听了“头发的故事”的愤激，听了“孤独者”的诉说并为之感到孤寂和复仇的情绪，不正是作者自身感情的流露吗？

在鲁迅的“我的故事”这一类小说中，《狂人日记》显得很特别，小说日记采用白话文体，小序则采用文言文体，“我”和“余”构成两重叙述、两重视角，这是一种新的创造。鲁迅的以“我”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茅盾在20年代就对鲁迅的小说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鲁迅的小说以“我”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复杂化，开创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先河，成为现代小说叙事复杂化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