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小说论文（共3篇）
民间小说论文 篇1
莫言凭借着在当代文坛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学评论界的宠儿。从80年代至今, 不断走近民间是莫言小说创作风格总的发展趋势。细观莫言的所有重要作品, 不难发现, 这些作品到处都洋溢着民间特征。
一、莫言小说民间特征的表现
(一) 小说以民间话语为主
莫言小说是由知识化的书面语和民间话语融合而成的, 其中民间话语是其小说语言的主体。民间话语主要有民间戏曲、民间口语和民间歌谣。这些民间话语经常被莫言学习和使用。其小说包含了很多乡土民间意识, 比喻是其小说比较常用的修辞, 在这些比喻句中我们日常所见到的乡土风物, 比如牛、羊、白菜、鸟等都是喻体。莫言小说对于喻体的选择, 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种修辞, 而是更深层次的把作者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乡土经验与民间意识流露出来, 从而使其小说充满了民间话语, 更深刻的反映民间的真实生活与普通民众的真实心声。
(二) 传奇式的叙事手法
“传奇视角是民间故事很常用的叙事角度, 这种叙述手法在唐传奇、宋元话本、民族史诗中随处可见。”[1]莫言有许多小说都是采用这种传奇式的叙事手法, 该手法融合了独特的民间语言资源, 更有力的揭示了绝大多数群众的生存状况并且生动地塑造了人物的形象。莫言的家乡是山东高密, 在他的记忆中民间故事所带给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从小都住在农村, 知道很多民间故事, 这也是他的小说很自然的流露出民间传奇性色彩的原因所在。莫言的小说不但神秘莫测而且虚幻缥缈, 它所描述的故事有时像是一团正在燃烧的火, 有时却又像是一股无形又无色的水。
(三) 狂欢化的状态
狂欢就是放纵似的一种欢快的状态, 在狂欢中人们能够尽情地放松, 以这种形式来把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不如意统统宣泄出来。莫言认为, 表面的狂欢场景事实上是民间颠覆一切秩序的表现。
1、狂欢式的斗争历史
在高密的祖辈们, 有着非常多的让晚辈倍感珍惜的传奇故事, 其中有名的要数抵抗德军在山东修筑铁路。比如祖辈们为了引诱敌方的火车入海用青豆、小麦铺路, 为了袭击德国鬼子用大粪做武器等, 这些在正统们眼中看起来十分可笑的行为, 作者却用狂欢式的口吻描述了出来, 并且丝毫没有嘲笑之意。
2、狂欢式的叙述语言
巴赫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小说时提出了关于小说的复调理论。他认为在作品中可以有不同的声音, 这些声音是独立的, 也正是这种不同价值的声音从而构成了真正的复调。[2]在所谓的复调小说中, 主人公往往拥有双重身份, 他不只是议论的对象, 同时也要发表意见。莫言的很多小说就是用这种复调的形式来创作的。在表现作品叙述语言的狂欢的同时, 莫言还将大量的俗语、民间歌谣、还俚语等方言式的语言运用到作品中。这样的运用就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不拘一格的形态, 把传统的语言抛到了脑后, 使作品的语言更加富有冲击力。
(四) 敢于审丑
丑, 在莫言小说中占据着不小的篇幅, 其中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 这与作者从小在民间的苦难经历息息相关。苦难的民间生活经历, 使得他对于一切痛苦、丑陋以及凄惨的现象熟视无睹, 甚至近乎麻木。其二, 这与作者身为老百姓的民间立场相关。莫言用老百姓的身份, 使得丑能够更完整的展现在读者们面前。
二、莫言小说的民间艺术特色
(一) 乡音
谚语、俗语是我国民俗文化的语言精华, 它往往指的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方言。因为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它联系密切, 所以它具有十分强烈的排他性和地方性。言语和俗语虽然听起来粗俗不堪, 但它却能够很明显地表现出它的民间性和地方性, 它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智慧和精神的结晶。莫言小说所用的谚语、歇后语和俗语不仅使读者感受到了农民所拥有的智慧和幽默, 同时还使作品的说服力大大增加。
(二) 红黄色调
莫言的小说中充满了色彩, 红色和黄色要数五色中最突出的了。看到红色, 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喜庆之事。红色是我国的传统之色, 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铭记于心的与红色有关的风俗习惯使得莫言对红色有种特殊的感情。在莫言的作品中, 我们看到了用红色来赞扬的民族英雄气概, 同时还看到了用暗红色来暗示的悲惨现实。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 黄色不仅是土地的颜色, 同时也是贵族的颜色。对于广大的农民而言, 黄色代表着丰收、希望、成熟, 传统的黄色也代表着权威和财富, 这些都在莫言的小说中得到了体现。
(三) 民间戏剧
在莫言的一些小说中, 他把民间传统的说唱文学与小说结合在一起, 把民间戏剧引入到小说中, 在悲凉的氛围中把主人公酸楚的苦难感受抒发出来, 同时也把胶东剪纸、歇后语、猫腔等写到作品中。民间戏剧是民间艺术才能的表现, 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生活最贴切的反映方式。莫言把民间戏剧引入到小说中, 真实的表现了社会中的各种关系, 为读者展现了丰富的艺术大餐。
三、莫言小说具有民间特征的原因分析
(一) 恋乡
二十年摸爬滚打的乡土生活, 使得莫言与乡民、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莫言对他的故乡又爱又恨, 在他的充满民间特征的小说中, 这种对于故乡的极其复杂的心理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曾经在小说《红高粱》中说:“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 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3]莫言在那里成长, 他的写作的源泉也来源于那里, 所以他感觉故乡是令人温暖的;然而故乡却存在着丑陋的风俗习惯, 这让他明白了作为一个农民是谈不上出路和前途的, 这是他恨故乡的原因所在。莫言的文化水平只有五六年, 他的作品主要来源于民间, 是生活经验的积淀, 更是对生活感悟的真实写照。莫言以唯美的眼光赞颂着美好的民间生活, 善良的乡音乡俗、秀美的乡村、淳朴的乡民等都是莫言心目中的理想民间状态, 在莫言的笔下它们都因为包含着浓郁的情感想象而丰富多彩。
(二) 怨乡
莫言的童年经历很多都和就饥饿和压抑有关。其一, 自然灾害再加上家境贫寒使他经常饥寒交迫。童年的饥饿对于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饥饿”也就成了他所要表达的重要主题。他挖过野菜, 是因为肚子饿;和家人挤在一个被窝里, 是因为家里只有一床被子, 也是为了取暖。其二, 被迫辍学以及家庭地位的低下使莫言的精神世界受到了非常沉重的压抑。他出身于中农家庭, 地位比较尴尬, 经常遭人白眼和排挤, 使得他无法发展自己的个性, 他的一些作品就反映了当时当时上中农们的心态, 是作者政治处境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吴刚.论莫言小说的民间特征.[J].韶关学院学报.2005.5
[2]王英杰.莫言小说的民间特质.[D].沈阳师范大学.2013.5
[3]莫言.超越故乡.[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民间小说论文 篇2
龙思宜和余敏是室友。2人一起在这个城市租住，也算是陌生的依靠。2人关系不错，余敏长相甜美，于是有很多的追求者，而龙思宜相比较之下就差一点。
晚上，龙思宜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门响了，余敏拿着一束花走了进来。
“这束花真好看，闻着也特别香。”龙思宜要过余敏手上的玫瑰花，珍惜地轻嗅着说。
“你喜欢吗?你喜欢送你吧。”余敏放下包，一边蹲下来换室内拖鞋一边跟龙思宜说这句话，语气很是随意。
龙思宜闻言眉毛往上一挑，身子懒散的斜倚着墙壁，好奇般地反问道：“听你这口气是不喜欢这束花喽!这花谁送你的啊?”说着两只手还不住地把玩着玫瑰花。
“哎呀～你今天怎么那么多话，我以前不是也把花拿到你这里过，怎么不见你问是谁送的?”余敏换好鞋，直起腰来奇怪的看着龙思宜。
龙思宜嘴角一勾，戏谑道：“我这不是好奇吗!这花到底是谁送的啊?是哪个傻小子又迷上了我们美丽动人、温柔可人的敏敏公主了?”
余敏白了龙思宜一眼，越过她往客厅走去，一副对你不想和你说话的表情。
“说嘛说嘛～八卦不带扒一半的，没准送你花的这个人我还认得呢!”龙思宜跟了上去，不依不饶的，颇有几分你不说我就一直缠着你的架势。
民间小说论文 篇3
一、细腻真实的民间生活
王国维特别重视诗人之本、艺术家之魂,强调作者要有一颗不受外界利害干扰的赤子之心。纵观80年代的文学创作,汪曾祺的小说无疑独树一帜,在被改革氛围笼罩的文坛中成为一朵奇葩。他主动将写作视野从纷繁的现代生活抽离出来,转而关注民间大地上的人事物,破天荒打破了固有的写作模式,写自己的回忆,用以《受戒》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勾画出诗意栖居的乡村百姓,凭借作家的艺术之魂再现了细腻真实的民间生活。
汪曾祺的小说多以家乡高邮为原型进行创作,人物大部分来自作者身边,行为举止、习俗风气皆是对民间资源的借用,通过乡间日常的剪影,构建出一个极真切的民间世界。汪曾祺曾说:“作品的空灵、平实,是现实主义的还是非现实主义的,决定于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生活的样子,就是作品的样子,一种生活,只能有一种写法。”1他始终恪守现实主义传统,描写民间风俗人情,勾勒出民间丰富多彩的生活情境与状态。《受戒》中庵赵庄就是平凡乡民们生活的真实再现,人们普遍觉得做和尚好处很多,既可以吃现成饭又可以攒钱,将来还能还俗娶亲。“出家”的闻名将淳朴自在的民间风俗展露无疑。《大淖记事》中开篇便是大淖岸边令人着迷的风景描写,从淖里坐船沿沙洲向西面北行,鸡鸭炕房、浆坊、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绿色木板房的轮船公司、再到错落低矮的瓦屋,先是自然风光白描,进而才引出人事,大淖的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挣钱,甚至走路和坐相也野的不行。乡民们遵守着民间既有的行为规范与伦理,民间与庙堂、广场空间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除了风土民情之外,人物活动的细节也被作者用心挖掘,不同人物形象跃然眼前。《鸡毛》里的文嫂虽是没有读过书又带着一个孩子的寡妇,经济的拮据并未消磨她对生活的热情与勇气,相反金昌焕这样一个读书人却做着偷鸡勾当,缺德可恨。《三姊妹出嫁》里秦老吉女儿们互相打闹吵嘴的画面充溢着生活的趣味,嫁了女儿后的秦老吉炊煮扫除,浆洗缝补,一如既往,极其平实、简单。面对这些人物朴素的生活场景,汪曾祺观察的十分仔细,且毫不掩饰他们稍显粗糙的人生,反而处处显示出一种和谐与恬淡。这种体现作者自在随性、以他者之态进行描写的创作方式,达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2的境界。从读者角度来看,汪曾祺则是通过对民间一景一物、一人一行的细致感受,将民间静谧的生活摹画的活灵活现,带来了主观客观的完美融合以及鲜明生动的真切感,因为真实自然,所以最终“不隔”。
二、化俗为雅的民间语言
语言内蕴时刻凸显着作家的审美性及文化积淀的深厚,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意境则会更加动人。王国维的“境界说”中,除了崇尚自然之美的生动形象,也不乏诸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精湛的艺术技巧。汪曾祺就一直致力于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境界,他对此种境界做出不少技巧上的琢磨与努力,着重表现为化俗为雅的民间语言的运用。
汪曾祺在自己有关创作的文论中多次谈到语言问题,“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汪曾祺的语言独具韵味,其小说所营造出的氛围一部分得力于巧妙精致的语言形式。坚持立足于民间的汪曾祺,怀着欣喜与热爱搜集了许多民间语言,如《鸡鸭名家》中的“炕、乱带、闹嚷嚷”,《故人往事》中的“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等。一系列生动的词汇进入句子,顿时使整个画面活泼起来,来自民间的现实意义也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巧妙的是,汪曾祺除了对俗语的直接使用外,还对语言进行创作性的艺术生产,即做到了化俗为雅。“压在平平常常的、人人都能说的,好似平淡的语言里边能够写出味儿。要是写出的都没味儿,都是平常简单的,那就不行。”3他将普通的词汇进行“诗化”,避免市井语言的痞气,提炼语言的审美特质,增强语言的抒情性。《八千岁》中:“他相骡子相马有一绝,看中了一匹,敲敲牙齿,捏捏后胯,然后拉着缰绳领起走三圈,突然用力把嚼子往下一拽。他力气很大,一般的骡马禁不起他这一拽,当时就会打一个趔趄。”“敲敲”“捏捏”两组叠音词,读来富有节奏,“拽”显示出宋侉子动作的快,尤其是和“走”这一慢动作形成了鲜明对比,读者们不禁看到宋侉子的熟练技巧,画面与意境马上形成。一系列简单的词汇经过汪曾祺匠心独运的排列组合后,立即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让人称赞。他还时常发挥语言自身所附带的想象力功能,如《钓人的孩子》开头““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饯,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昆明大西门外的场景通过菜市、米市和一道道菜肴展示出来,再现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市井生活,读者仿佛闻到了呛人的辣椒味,看到熙攘的人群,以感官延伸读者的视觉空间,汪曾祺轻而易举就做到了。他对语言的不断尝试与创新,真正使人进入到王国维所提倡的审美境界,通过语言建构起对世界的认知与把握,达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的状态。
三、深挚热忱的民间关怀
王国维的“境界”呼吁文学要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摅己感人,才能生成意境,二者浑然一体。而汪曾祺之所以选择旁逸斜出成为不合主流的作家,除了写回忆外,还有“人间送小温”的言外之意。他有超然世外的达观,又兼具儒者的悲天悯人。在小说中他时刻以以局外人、旁观者、隐居者的身份去观察世态,描摹人生,表达自己对民间深挚而又热忱的民间关怀。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传统士大夫们秉持“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意图修身养性进而服务社会。汪曾祺受到道家、儒家文化影响,具有传统士大夫的风范。他曾经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4可见,他汲取了儒道思想,从而使他的作品内蕴更加深刻,不时表现出对小人物的美化和深刻同情,谱出一曲曲感人至深的人性挽歌。《受戒》中机灵的明海和活泼的小英子,两个少年间美好的情感张扬着淳真美好的人性,他们无拘无束的生活引人挣脱俗世的束缚勇敢向往。还有寺庙中有七情六欲,吃肉、打牌、放焰口的和尚们,他们在平淡的生活中恪守一份自然与纯真,直抵对生活的热爱。《大淖记事》里十一子可以为爱大胆与保安队长抗争,温柔善良的巧云可以不合传统的将受伤后的十一子带回家照顾,他们的爱令人动容。《一辈古人》对于薛大娘拉皮条的道德观念,汪曾祺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和理解,称其为一股“英气”。对于人际间的交往,作者更愿意显示出温情的态度,寻找乡民们身上、隐匿在民间的美好存在。《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位朋友之间的感情也令人沉浸,人与人就在扶持与互相依偎中走出困境,无论他们的身份多么普通。道德与人性在汪曾祺笔下完成统一,善意与温存成为他文中潜隐的仁者之心。尤其是与老师沈从文相比,汪曾祺更多的是仁爱、和谐,巧云与十一子最后的“甜蜜”结局,不同于翠翠无望的等待。他更期望将美好展示给读者,将对民间的眷恋真情流露,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的同时,增强对生活的信心和信念。所以他也将自己自称为“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以“境界”为核心,谈及了艺术的审美问题,当汪曾祺于随心处创造出的诗意民间与王国维富于智慧的“境界说”相遇时,读者们再一次在大师充满温暖与才情的文字中潸然泪下。汪曾祺因追求诗化、和谐、平淡、自由为人称道,他真实地呈现原始生命本真,用一种欣赏与眷恋的眼光,注视着民间大地上素朴乡民日常生活和散发光芒的人性美,他也力图用一颗蔼然之心感染读者,用极其自然的态势雕琢出“高格”境界,描摹理想的人类生存图景。当下重新进入汪老营造的艺术境界,享受现代文明中的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心灵慰藉,更可以在氤氲的水光深处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境界。
注释
1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0.
22 .王国维.人间词话[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75.
3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