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线建设

浅谈三线建设（共8篇）

浅谈三线建设 篇1

《 汉中日报 》2010年11月04日05版

“三线”建设在汉中

1965年，全国的 “三线”建设全面启动，大批沿海企业及中心城市科研院校、科研机构、技术管理人员从祖国四面八方纷纷内迁到千百条沉睡的山沟。在 “三线”建设时期，有相当数量的技术密集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迁汉，许多优秀的科研、技术人才也随之扎根汉中，给汉中带来了新知识、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劳动就业机会，对提高汉中人口的整体素质、繁荣汉中经济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无怪乎有的人说：如果没有当初大规模的 “三线”建设所形成的经济实力的支撑和注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那么，今天汉中与东部的差距不知要大多少倍。

起源

1964年5月6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主席在会上反复强调说： “要加强 ‘三线’地区建设”。这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首次提出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以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南部8省区为主的 “三线”。“三线”建设的提法是当时中共中央依据全国各地的战略位置而作出的一种地域划分。全国划为一、二、三线：一线地区是指沿海和边疆地区的省、市、自治区；二线地区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三线地区按照1970年国家制订的 “四五”计划纲要草案的划分，是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地区，包括西南地区的云、贵、川，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的部分，中

确保工程进度，国家建委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物资支援汉中的 “三线”建设工程。钢材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太原、唐山、重庆、武汉、辽宁、大连、湖南、包头、新疆等25个钢铁厂，木材来自全国15个林业局、9个林场;水泥来自唐山、邯郸、北京、兰州、永登、抚顺、锦州、大连、木溪、洛阳、耀县等13个水泥厂。为了支持三线建设，汉台、城固、勉县、南郑等县区动员群众11000多人，突击生产砂、石。

为了加强对 “三线”建设的领导，1966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了 “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西安市，由刘澜涛任主任、宋平担任副主任。随之，兰州军区成立了 “三线”建设委员会，由张达志司令员任主任，副司令员李书茂任副主任。1966年2月，陕西省委成立了 “三线”建设委员会，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任主任，肖纯（省委副书记）、李学廉（省军区副司令员）、任钧（省建委主任）为副主任，办公室设在省建委。1966年4月，汉中地委成立了 “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由地委书记张军任组长，地委副书记王希侠任副组长，成立了 “三线”建设办公室（对外称工业办公室），由地委、行署及军分区抽调5人组建办公室，办理内建厂矿事宜。

紧接着爆发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严重干扰和影响了 “三线”建设工作的开展。“文革”开始后，随着地方党政机关的瘫痪，兰州军区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 “凡有 ‘三线’建设任务的地区，各级军区都要把 ‘三线’建设工作抓起来”。1967年3月，汉中军分区党委接兰州军区紧急指示，成立了 “汉中军分区内地建设领导小组”，由军分区司令员王明春担任组长，副司令员薛毅斌担任副组长，O一二办事处主任刘亚欣、陕西省建工局负责人贾夫、汉江机床厂厂长刘希平、汉川机床厂厂长郭光明、北大汉中分校筹建处负责人刘义、原地委工业办公室主任张正范等为成员，相应设立了 “汉中军分区内建办公室”。汉中地区革委会成立后，原军分区内建办公室更名为 “汉中地区革委会内建办公室”，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原地委副书记）张书云负责。

随着全区 “三线”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为适应汉中 “三线”建设工作高潮的到来，地区革委会在原内建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 “汉中地区革委会三线建设指挥部”，仍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张书云分管，省委请示西北局同意将西北局 “三线”建委负责人钟毅（陈慕华爱人）调来汉中全面负责 “三线”建设工作。

布局

汉中 “三线”建设是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65年3月21日批准的 《国防工业在二、三线地区新建项目布局方案》中 “汉中地区以航空工业为主，辅之国防重要项目和国家骨干工业项目”的要求精神，全面安排部署的。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和周总理委托兰州军区召开了 “西北三线建设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贯彻中央关于抓紧三线建设，随时准备打仗的指示，讨论了西北四省区工业布局，“三线”建设的规划和组织领导问题，并重点安排了一大批大中型建设项目。汉中地区在兰州军区会议上是唯一的地区级参会单位。

在全国统一部署下，汉中的 “三线”建设按照 “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建设方针，一大批重点骨干企业、设计施工人员、科研单位、高等院校 “一分为二”，从人员到物资、设备都成套地迁到汉中。

青、宁大电网，互调余缺，还可发挥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它使中国电力工业在发展超高压技术、制造超高压输变电设备、建设超高压输变电线路等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

水电部又于1968年2月在略阳县筹建了 “略阳火电厂”，1972年2月正式建成投产。该厂总投资1.1亿元，生产规模为20万千瓦，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有力地改变了汉中历史上电力不足的局面，有效地保障了汉中 “三线”建设和汉中地区工农业生产及社会发展用电。

航空工业

汉中航空工业建设，是国家航空工业部在 “三线”建设时期在三线地区建设的第二套航空工业基地。汉中航空工业又是国家唯一的一套大型运输机生产基地。基地所属的22个企事业单位，分布于现本市的汉台区、城固县、南郑县、勉县、洋县、西乡县、宁强县，有职工3.4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1万人，已形成技术力量雄厚，工艺先进，门类齐全的航空工业科研、生产基地。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独立生产的大型运输机就在汉中诞生，飞向了祖国的蓝天。

北大汉中分校

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是高教部设在汉中的一个项目，1966年5月来汉中筹建，1972年10月竣工投入使用，总投资2000万元，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教职员工3500人，学校设有：无线电系、雷达系、物理系、力学系等。周培源教授曾担任北大汉中分校校长。1977年5月该校迁回母校——北京大学。

机械工业

机械工业部在汉中筹建也是比较早的单位之一，共建8个项目，分别为汉江机床厂、汉川机床厂、汉江工具厂、汉江铸锻件厂、海红轴承厂、汉中配件厂，另建有汉江职工医院1所、陕西省机械工人技术学校1所。

地方工农业

汉中由于 “三线”建设的开展，也相应地加强了地方工农业、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商业服务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建设，在其他行业也投入建设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中小型企业，全地区的工业实力大大增强，生产配套能力有较大提高。在 “三线”期间建成的有地区铁钢厂、地区镇巴煤矿、地区磷肥厂、地区城固肉联厂、汉江制药厂、汉中血浆厂、新汉玛钢厂、城固烟厂、地区商校、汉中手表厂、汉中灯泡厂、汉中玻璃厂、汉中丝绸厂、汉中水泥制品厂、汉中、城固、西乡的氮肥厂，汉中型砂厂及15个砖瓦厂等，修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建成了地区最大的石门水库、洋县党水河水库、南郑县华山沟水库、城固县千山水库、勉县红卫水库等，全地区共建成中小型水库320座。

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地区内建办下文要求，尽量不占良田好地、并在施工过程中工厂要把支农工作纳入其中，有条件的尽量为当地农民造地还田，凡工厂所在地，都要就近帮助解决当地农民的水电路的问题，帮助解决农民的米面加工及多余劳力的

浅谈三线建设 篇2

★智慧城市发展阶段

智慧城市是城市现存部分的格调提升,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可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即发达城市、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

★三线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可行性

以三线城市的智慧化建设为例, 其发展可行性科总结为四点——纯、净、空、气。

◆纯——三线城市信息化基础“单纯”

三线城市的信息化基础受经济、社会环境等客观条件制约, 与发达城市和一、二线城市相较, 略显薄弱, 相对来说, 在前二者智慧化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棘手问题, 三线城市发展时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它的基础与需求更加单纯, 也更容易操作。不同阶段的城市对比情况如图1所示。

◆净——三线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环境“洁净”

所谓建设环境的“洁净”指的是建设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清楚明了。最先要区分的就是提供和生产, 提供不意味着生产, 这二者的混淆, 已然成为阻碍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启动难、建设周期长、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

政府应退出生产性领域, 集中精力于自身的行政职能。过去的政府自行建立技术运营部门, 运营困难重重, 无法持续保障优质的技术服务, 建议政府除自身职权外, 将非核心领域外包出去, 使智慧城市建设责权明晰。

◆空——智慧城市建设, 民营资本进入有“空间”

政府信息化项目融资渠道多依靠财政拨款, 这种政府包揽的投融资模式, 让目前的智慧城市患上了“资金饥渴症”。三线城市体量本身不大, 智慧化的城市建设所需资金量相对小很多, 在加上政府建设欲望与资金紧缺的矛盾, 给予了民间资本进入的空间。因此, 在这类客观情况下, 建议政府实施“国退民进”政策。

◆气——三线智慧城市建设要“接地气”

三线城市的智慧化建设, 因城市自身基础条件差, 资源缺乏, 资金有待充足, 人才储备跟不上, 所以相关的规划建设必须“接地气”, 要依照具体实践结果, 因地制宜。

★案例——汉鼎股份投建智慧新民

1) 新民市介绍

新民, 县级市, 隶属于辽宁省沈阳市, 设11个镇、14个乡和5个街道;核心城区15平方公里;城区人口36万;典型的三线城市。

2) 领导班子

新民市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由市长邢鹏担任组长一职, 常务副市长宋一甲任副组长。具体的项目办公室主任由新民市主管副市长李小萌担任, 各涉及委办局的局长作为成员提供帮助。

3) 目标

新民市本着“惠政、惠民、惠企”的建设理念, 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计划用5年时间, 完成“一大平台、三大范畴、十项重点领域”等目标, 力求做到起步稳固、合理定位, 与城市生态发展同步, 争取成为国家二星等级智慧城市试点, 并为县级市城市树立榜样和典范。

4) 建设模式

新民市的建设选择“资源集约、信息集中、业务集成、统一运维”的模式。

(1) 资源集约。即各个部门、各市、县、镇共用硬件设备和网络, 共享集中采购软件和通信服务、咨询服务、规划服务、评测服务, 还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安全保障、培训服务、办公空间和经费投入等多领域的集约。

(2) 信息集中。将政务信息动态及时汇集到市统一的公共信息平台上, 集中管理和应用, 实现信息动态采集、集中管理, 确保政务信息资源能够很好的满足各个部门的工作需求, 共享应用, 也为政务信息资源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创造条件。

(3) 业务集成。充分考虑当地的业务实践需求, 应用软件由综合服务商统一提供, 各部门及市、街道、乡镇统一定制。既避免造成技术混杂, 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 也避免将来出现软件整合带来的额外巨额费用。

(4) 统一运维。系统后期运行维护, 应交由“智慧新民”运营机构负责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保障和日常维护, 并向整个政府用户群体提供技术支持、通信服务、咨询服务、规划服务、评测服务、培训服务等综合性服务。

新民智慧城市建设全过程如图2所示。

5) 融资方案

政府与投资主体建立起“风险共担、全程合作、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 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总体建设计划投资5亿元, 拟分三期投入, 第一期投入2.26亿, 占总投资45.22%;第二期投入0.97亿元, 占总投资19.38%;第三期投入1.77亿, 占总投资35.4%。

6) 运维模式

智慧城市的后期运营服务关系整个智慧城市是否高收效。绝大多数政府部门都缺乏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 依靠政府自建专业技术运营部门, 无法持续保障优质的技术服务。

为解决此问题, 建设开设由政府与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商成立的合资运维公司。政府工作人员只承担行政管理职能, 进行信息加工分析, 提出对政府信息服务需求和规划;信息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软件扩展等专业技术工作全部委托给综合服务商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

要开创“合作、共赢”的局面, 保障智慧城市优质专业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三线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要点

三线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要点是“沉住气”, 这是建设城市的重要基石。

1) 面对误解——沉住气。建设起步最难, 难以获得各个部门的一直认可, 但只要建设稍具规模, 立刻能让政务、企业、百姓感受到科技的便利, 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 建设步伐——沉住气。建设力求“稳中求进”, 夯实基础最重要, 避免图快图新, 华而不实。

湖南三线建设始末 篇3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整个中国上空战云密布。

东方和南方，面临着美国军事势力的重重包围，美国在越南南方疯狂地发动战争，战火直逼我国的南大门。北方，苏联在边界线上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争端事件不断发生。西方，印度在美国和苏联的唆使下，不断蚕食我国领土，两国边境冲突愈演愈烈，1962年10月爆发为成规模的战争。东南沿海，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咄咄逼人，叫嚣反攻大陆，不断地派出飞机、军舰、武装特务窜犯骚扰东南沿海地区，台湾海峡局势紧张。

备战，成了毛泽东关注的头等大事。1964年4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该报告认为我国工业过于集中，大都在沿海一带；城市人口密集，特别是沿海的大城市，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很小。这种状况，一旦敌人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北部湾事件，加深了毛泽东备战的紧迫感。他紧张地关注战争的态势。8月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行动指的是他的一个多年宿愿——骑马沿黄河考察，既有浪漫的诗情驱动，又有现实的经济目的，可惜因战火而受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三线建设，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预设为三条战线： 沿海地区为“一线”，此为前线；中部地区为“二线”；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全部以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全部以及晋西、豫西地区的西北为“三线”，此为后方战略基地，俗称“大三线”。各省份靠近内地（与边疆相对）的腹地，称之为“小三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三线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重点是建设西南后方，预计10到15年内完成。

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中，湖南是一颗重要的棋子。湖南位于我国东南腹地，长江中游，是连接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桥梁，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湘西更是建设后方战略基地的“天然良港”，境内沟壑纵横，溪河密布，峰峦起伏，洞穴连绵，武陵山脉由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境，西部与云贵高原相连，北部与鄂西山地交境，东南以雪峰山为屏障，平均海拨800~1200米，是国防工矿企业进山进洞的理想之地。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湘西被列入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自在情理之中。

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深知兵贵神速。1964年8月，省委成立省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张平化亲任组长，负责全省国防工业建设。1965年1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湖南国民经济计划纲要》，把三线建设纳入重中之重。2月，成立省国防战略领导小组，由省委、省人委和省军区的主要领导组成，张平化任组长，统筹协调三线地区的建设规划、动员和组织等工作。1965年新年伊始，大批建设队伍和物资浩浩荡荡开进湘西地区，拉开了三线建设的大幕。

1966年2月20日，三线建设的第二个年头，毛泽东回到湖南，一下火车，便接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第二书记王延春，书记李瑞山、华国锋，候补书记苏钢。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长谈不已。他谆谆告诫湖南的党政领导，要搞农业机械化，三线建设要注意发展钢铁生产，说：“经过一年来的实践，看来，三线地区的钢铁工业建设，也是有条件加快的。”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6月28日，毛泽东又风尘仆仆来到湖南，在长沙接见黎原、华国锋，听取湖南工作汇报，指示说：党的九大以后要抓革命，促生产。这次，毛泽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湖南10年建成工业省。10月，毛泽东又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恶化的判断。依据对战争可能爆发的紧迫性认识，一度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进展缓慢的三线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回湖南，听取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湖南的三线建设，生机盎然。

全省总动员：百万大军战湘黔

1970年，党中央决定修建西南后方的大动脉——湘黔和枝柳铁路。8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湘黔和枝柳铁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华国锋下达全省总动员令，从而掀起三线建设的新高潮。

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报名请战，形成人人争上战场的热烈气氛。湖南隆回县塘市公社大拖大队贫协主任胡友元，这个土改中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当时家中两个小孩得重病，需要照顾，但是作了简单安排后，他义无反顾来到三线建设工地。隆回县滩头公社城上大队老贫农申二姑，时年67岁，听说毛主席指示修战备路，动员全家儿子、媳妇、孙子8人上战场，她对家人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去修战备路，你们去了要好好干，修好以后领我去看毛主席给我们修的幸福路。”

当年年轻的长沙知青方亚伟清楚地记得：1973年5月24日，妈妈在日历上深情地写上：“亚伟今日4时15分乘专车赴怀化三线”。和方亚伟一样，湖南近200万干部、民兵，打起背包，奔赴湘西、湘中、湘南的崇山峻岭，参加三线会战。

三线建设的亲历者谢石，对于当年会战场面，依然记忆犹新。他回忆道：“工地上每天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民兵都是肩挑手挖，一行行的扁担队伍穿梭奔跑，没有偷懒的。当年那种自觉和干劲，现在几乎不敢相信。”

党中央和湖南省委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各种工程会战指挥部，加强对施工的领导。参加三线建设的民兵，全部按照军队师、团、营、连编制组建，实行军事化管理。泸溪县的覃仁岗至今还记得：那一年他从生产队赶到公社集合后，首先办了3天学习班。学习期间，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像解放军战士那样叠好被子，紧接着是早操训炼，早饭后便是政治学习、纪律学习。出发前，还召开了誓师大会。由于交通工具缺乏，同许多民兵团队一样，覃仁岗所在的泸溪团也是步行去三线工地的。行军途中，每个连队打着一面红旗。途中路边张贴着各种标语，墟场两旁老百姓的家门口都摆着食品和茶水。有些老百姓还亲手拿着食品或端着茶水送到民兵面前。那情景，使覃仁岗他们真正体验了一次在电影上看到的人民群众欢迎或欢送解放军的感人场面。

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覃仁岗回忆道：住的是工棚。工棚四周不是用树条就是用竹子夹着，顶篷盖的不是油毛毡就是山上的野丝茅。床铺都是打着树桩架起来的统铺，没有电灯，最难忍受的是食品匮乏，伙食单调。民兵每月工资36元，每天口粮一斤半大米。36元工资，其中21元交生产队记工分，10元留连队作伙食费，5元发给个人零用。这在当时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已经是国家所能给予的相当不错的待遇。但是由于劳动强度大，兼之队伍庞大，又多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路途遥远，后勤难以保证，断粮断菜、忍饥挨饿的情况时有发生。吃饭问题，成了考验三线建设者的一大难题。修文民兵团参谋长张德华对此印象很深。他们团所在地不种其它蔬菜，只有南瓜。天天吃南瓜，吃得胃都翻出来。有的民兵发牢骚，说：上顿南瓜，下顿南瓜，发了工资就回家。个别意志不坚定的甚至私自脱队。

施工更是艰难，全凭钢钎、大锤、铁锹、钉耙、筲箕和锄头等原始工具，缺乏挖土机、推土机等现代化机器。碾压路基，七八个人抬起一个大木头或大石头做的冲槌，一边喊着号子，一边上下捶打，或者几十个人拉着一个用水泥做成的几吨重的大滚子往返来回拖碾。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修好战备路，埋葬帝修反！”很多路面是在悬崖峭壁上修出来的，民兵们身上拴着粗大的绳子从山顶上放到半山腰上，悬在峭壁上打炮眼，山上不时有松散的石头掉下来，有时还会出现大面积塌方，相当危险，有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

在三线大会战中，“红色娘子军”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八○九工地民兵团六连“红色姑娘班”共产党员陈叙娥，处处不让须眉，“专捡重担挑在肩”。运距6里路，挑砖，她每担平均挑24~26块，最多挑36块；挑土，别人挑两筐，她挑四筐，很多男民兵都自愧不如。她多次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区县代表大会，受到嘉奖。

修文民兵团和铁三营共计4000多人，担负修建桥隧工程任务。1971年1月至1972 年5 月，不到一年半时间，完成主体工程2229.07米，总圬工量（混泥土工程量）33511.66 立方，土石方46645立方， 采片石21970 立方， 碎石19704 立方， 砂子39621 立方等。这样少的人，凭借简陋的工具，在如此复杂的地形和在这么短的时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实为罕见！

沧海桑田：深山沟射进了现代工业的第一缕阳光

1973年以后，国际关系趋向缓和，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以军事为目的的三线建设，徐徐落下了帷幕。

三线建设规模之大，在湖南历史上前所未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地区、邵阳地区、娄底地区和常德、益阳两地区的大部分县市及零陵地区的部分县市，这些总面积达10余万平方公里的三线地区，深山沟里射进了现代工业的第一缕阳光。

1965 年，三线地区公路不足一万里。三线建设铺开以后，中央和湖南省先后投资近2亿元，到1978 年，修建公路18000 余公里，比1965年增长近2倍，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特别是湘黔和枝柳两条铁路的修通，使湖南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湖南西部地区能源储量极其丰富。三线建设期间，中央和湖南省先后投资近10亿元，开发能源工业。先后建成大中型水、火力发电站7座，小水电站500 座，扩建柘溪水电站，新增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比1965 年全省装机容量增长近6 倍。架设22万伏高压输电线路520公里，基本上满足三线地区工农业生产用电和人民群众生活用电需要。新建和扩建大中小型煤矿400 多处，全省的原煤生产由1965年的90多万吨上升到1978年的800 多万吨。

湖南三线地区工业十分薄弱，1966 年工业总产值仅3亿元，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9%。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和湖南省投资30多亿元，新建和扩建大中型企业70余个，建成兵器、航空、航天、电子、核工业等大中型厂矿35个，重要科研院所2个，成为全国国防工业规模较大、物资技术基础比较雄厚、门类齐全的重点地区之一。民用工业投资10余亿，建成29个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成为三线地区的和湖南省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三线建设还促进湖南的工业布局趋向合理。在此以前，湖南的经济重心是京广铁路沿线，其中长沙、株洲、湘潭、衡阳4市的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而占全省土地面积一半的三线地区，仅占全省工业总产值9%。随着三线地区大批工矿企业的兴建和东南沿海一部分重点企业的内迁，湖南工业布局和生产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到1984 年，三线地区有大中小型工业企业86000 余个，占全省工业总户数的39%；工业产值63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7.4%，比60年代中期增长了近3 倍。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冷水江、娄底、邵阳、怀化等一批新型城市在西部崛起。

发展农业是三线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充分保证三线建设和战备的需要，湖南遵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始终紧抓农业不放松，创办了一批农药、农机设备制造企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69 年至1973 年，兴建完善大中型水利工程近百处，小水库3000多座，塘坝11万处，新增加排灌设备570万马力，可使600万亩田地旱涝保收，从而为湖南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三线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中方县活水乡龙星村村民吴达炳有着切身的感受。盛夏的一天，他来到怀化城，在儿子的陪同下，逛大街、过天桥、进商城、乘电梯，移步换景，让他流连忘返。这位曾经参加过三线建设的老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到：“榆树湾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怀化城还是一个被称作榆树湾的小镇，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城镇人口不到4000人。到70年代末期，怀化城区人口已达7.8万人，城区面积10余平方公里，被誉为“火车拖来的怀化城”。

陕西三线建设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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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07 19:37阅读(344)评论(0)

编者的话:1964年，我国处于国内经济状况全面好转，但国际环境日益险恶的局面。鉴于此种形势，中共中央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抓紧时间，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战略决策，陕西正是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并在1965年正式开始进行“三线”建设。1966年1月11日，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和组织西北的“三线建设”。1968年8月14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生产组下设置了内地建设办公室，12月1日决定将内地建设办公室交省革委会“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为了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省革委会又于12月5日成立了“基本建设指挥部”，进行陕西省的基本建设指挥（1971年11月撤销了“省基建指挥部”，成立了“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在从1966年——1979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国家在陕西投入建设资金208.38亿元，建成投产工业企业2400个。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建设，陕西不仅形成了工业新格局，更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钧同志在1965年——1980年间，担任着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65年11月——1967年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1月——1974年底）、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4年底——1980年2月），并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0年12月1975年1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6年1月——1978年6月）等职务，直接领导并参与顾许多大型基建任务的建设。据此，采访组在2007年4月间多次采访任老，请他记述了这段工作经历。以下是采访组根据本人回忆整理的采访内容，严格来讲，“三线”建设的范围应该有两个，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一个是国家统一规划的建设，这叫做“大三线”建设；一个是各个地方自己规划的，叫“小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的范围主要是包括四川、青海、甘南、陕西、豫西、鄂西北等地，陕西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南。“大三线”建设是由国家进行投资，“小三线”建设则是由各个地方自己进行的建设项目，比如陕西省建立的自己的地方小军工，这就属于“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主要建立了一些小的军工厂，准备用来战时武装群众，陕西当时还建立了一个战时指挥中心。

在进行建设时，主要遵循着“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有时也称“山、散、洞”。依据这个原则进行的建设，从备战来讲，是比较好的。从这些单位来讲，则有些不便的地方，比如职工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物资供应等等就比较困难。但现在看来，“三线”建设的布局有它的道理，总体上是基本合理的。

“三线”建设的核心主要是国防工业，其它项目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而服务的。中央研究以后，由各部把项目带到陕西来。来到陕西，陕西只能支持，投资全部是由国家财政投资的。其他相应配套的建设，虽然也都是属于建设内容，但都是围绕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国防工业为中心，其它项目就一个一个都跟着上，互相配合。

“三线”建设从中央来讲，主要就是考虑备战问题，在中央的统一调动之下。中央确定进入陕西的项目，我们就是尽量使它能够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和有关方面进行组织协调。“三线”建设是全国统一调动的，各个地方都是积极配合，发挥地方政府应起的作用。有项目来了以后，我们先了解他们的建设要求、建设规模、建设方向，然后进行选址，选定以后，如果省上、当地政府、工厂三方都同意，就算确定了，具体工作就由当地的建委或建设局去实施。比如征地、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对企业相关服务的问题、地方建筑材料的配合问题等等，都由当地政府去负责。中间如果发生问题，我们再出面协商，目的就是要让工厂能够顺利地建设。作为建委来说，主要就起这个作用。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陕西对“三大材料”，（即木材、钢材、水泥）是无力提供的，主要由中央统一调配。地方主要是提供“五小材料”，即砖瓦灰沙石，也建了一些小水泥窑，但生产的水泥因标号低，不能用于重要工程。从建设选址到建成这个过程中，由省建委与各地、市、县有关单位逐步协调。建成以后，属于民用的，党的关系就由当地党委管理；属于国防企业的，就归省国防科工委管；具体研究什么、生产什么，都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

一般中央分到陕西的各个项目，我们地方都是全力配合、使它能顺利地建设，但我们也不是全盘都接收，也是要经过讨论的。记得当时有一个项目想放在西安，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建委研究后认为它的用水量太大，而西安的水资源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就不同意它进入西安。后来他们去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肖纯就询问我们相关情况，我们向肖解释：西安的水资源紧张、比较缺乏，像这种用水量太大的企业进入西安以后，问题比较多，因为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西安的问题，所以最后这个项目被否定了。当然绝大多数能安排的都安排下来了，确实不能解决的，考虑再三也就拒绝了。

“三线”建设总的来说，是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的。比如说修一个工厂，首先要“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土地平整）。要修铁路，先得通公路，必须得按基本建设的程序来。但由于当时特定的环境、条件，所以有些工程也不是完全按程序来，比如建设襄渝铁路，即湖北襄樊到重庆（当时属四川省）的这条铁路，修的时候公路并没有通，所以当时就是公路、铁路一起上。我从安康到紫阳，在修建襄渝线的这段走了个来回，所经之处到处都是施工队，人山人海。

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就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不要说没有菜吃，粮食供应都困难，有些地方甚至连食盐都断供了。我们有几个同志长期在安康工作，说买盐困难，所以我们去安康时，就给他们带一些盐过去。陕西的“三线”建设，当时即使按照建设程序办，也是全面开花，全面建设的，所以物资供应相当紧张。汉中有个别国防工厂，在建设时因砖供应不上，用火车由外省运砖。我记得有些地方，我们去了以后必须按时到饭馆去吃饭，因为人家卖饭是有固定时间的，过了这个时间就吃不上饭了。当时从安康到紫阳这段路上，有些地方就没有卖饭的，我们只能到机关单位或者去施工队去吃饭。你想，那么多人进行建设，粮食的供应是个大问题。铁道兵（在襄渝线施工）就组织民工从四川背粮，这样就对人力、财力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再一个，我说说“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三线”建设时期（1965年——1979年），也夹杂着十年“文化大革命”，因此，它们是搅在一起，同时进行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三线”如何进行建设呢？这里先谈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学生全国大串连，只要通火车的地方都可以乘坐火车随便去，因为“造反”是“革命”行动，所以许多人也是坐着火车到处游逛。单位普遍被“造反派”夺权，不管你是不是“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得夺权。如果“造反派”定你是“走资派”，那就会被关进“牛棚”，没有人身自由，想怎么批斗就怎么批斗，侮辱人格、殴打是常事。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但在那个时候，自杀也就自杀了，造反派会说“造反有理”，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没有被定为“走资派”的单位领导都靠边站，这些人也是人人自危。当时的社会秩序大乱，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精神的伤害，对生产的破坏、教育的破坏、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

但即使是在这样混乱情况下，“三线”建设仍旧坚持着，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进行“三线”建设是为了备战，是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为准备打仗而进行的建设。只要是负责“三线”建设，就好比得到了尚方宝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三线”建设是谁也不能破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三线”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从陕西来讲，陕西省建委是执行“三线”建设的单位，我当时是建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在建委，我平素和机关的干部、工人关系相处得比较好；再一个，因为要抓三线，有“三线”建设这个尚方宝剑，所以当时建委的情况比较好，相对稳定。1967年2月，建委机关全体人员开大会夺权，对我宣布：从今天夺权以后，你应该在“造反派”监督之下工作，至于如何监督则没有说明。对我来说，我的责任就更轻了，因为党组工作没有了，机关事务性工作也不用我去管，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搞“三线”建设，有更多的时间去建设现场看。但这样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觉得你建委是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出了些大字报，各处室工作照常进行，不像别的单位在开批斗会、揪斗会，你们怎么没有大的动静呢？所以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西安交大就派了名为“炮战队”的小组进驻了建委机关，为什么叫“炮战队”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建委是个顽固堡垒，仅用机枪是攻打不下来的，必须要用大炮来轰，所以他们就起名为“炮战队”，意即要用炮来摧毁“顽固堡垒”。来了以后，他们想从机关内部挑起斗争，结果怎么也挑不起来，驻了一个月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虽然“炮战队”走了，但这不等于没有事情了。

随即，陕西省建筑工程局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指责省建委是阻挡“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当时工程局下属有五个建筑公司，还有许多工厂，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力量比较强大，就想煽动起群众，把火烧向建委，进而整垮建委。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从1967年开始，陕西省军区派出了“支左”[1]部队进驻了建委。当时的建委机关干部也就有五十多人，而“支左”部队的干部就来了二十多人，在进驻建委的“支左”队伍中，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学廉，副政委陈效真，咸阳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及许多团职干部，这个阵容是相当强大的。如果说他们单纯是支持“左派”闹革命的话，建委才多少人，那他们来两三个人也就够了，这里面另有深意。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支持左派闹革命，但实质上真正目的是来保护“三线”建设的正常进行的。这时有一些“造反派”又来省建委造反，解放军就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名义上是支左部队，是来支持“左派”闹革命的，“造反派”再来客观上就多此一举，这样就把来的“造反派”挡回去了。我不了解别的单位的“支左”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说所有的“支左”部队都和建委的情况一样，但来建委“支左”的解放军，和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长，我是了解他们的，在“支左”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全心全意地维护“三线”建设的，除了保护建委的工作不受干扰外，有些同志还到“三线”建设的工地上去看，了解情况，碰到问题还会提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说到建委来的这些“支左”干部，确确实实是保护了“三线”建设的，他们在保证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讲这些，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到处都是造反派，批斗、揪人，乱哄哄的，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三线”建设怎么搞嘛。所以说在当时进行正常的建设确实是很困难的。我到各个工地去，有的工地有“造反派”，他们持棍在门口站岗，我们经过说明情况，一般都是畅通无阻，可以进去的。有一天我到一个运载火箭试验基地去，这个试验基地当时秩序比较好，里边没有什么贴大字报、揪斗这些事，完全是集中精力搞建设。但在它的附近有“造反派”，一天“造反派”来到单位，在门口遇到哨兵的阻拦，单位告诉这些“造反派”，现在省上有搞“三线”建设的人正在这里，需要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单位的同志来问我，我说你们单位的工作属于国家的重要机密，你告诉他，他们谁是能够对暴露国家机密负责任的人，谁就进来，如果不敢负这个责任，那就不要进来。“造反派”一听这话，感觉事关重大，最后还是走了。所以在当时，“三线”建设是一个尚方宝剑，只要说破坏“三线”建设，他就担不起这个责任，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文革那样**的年代中，“三线”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我在汉中时还碰到过一件事，因为要备战，所以当时北京大学在汉中褒城成立了一个分校，正在打一个大的山洞，以备战时把它作为研究试验基地。有一天我去看，去了以后，他们正要开批斗大会，当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派过来的人都是搞“三线”建设的，“走资派”是不会来的，他们都在北京，那他们批谁呢？当时领导北大分校建设的是北大校长周培源，周培源也是全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我看见他坐在一个藤椅上，坐在那里挨批。我想，周培源也不是“走资派”，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是“走资派”，是不可能让你那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开这个批斗会，大概是因为北京大学当时在“文革”中一直是带头的，到汉中来后，他们也是想表现一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吧，不管怎么样，周培源也属于“当权派”，“当权派”会受走资派影响，这个问题伸缩余地就比较大了。周培源也很合作，你要批就批吧！批完以后也就没什么事了，照样搞建设！

下面，我再说说“三线”建设给当地经济、老百姓所带来的影响。

“三线”建设开始后，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要进行建设，交通、建筑材料等问题就必须解决。当时陕西的建筑队伍没有那么大，大量的建设工程怎么办，国家就从东北等地调来了建设队伍，主要是技工队伍，普工队伍就从当地农民中招募，砖、瓦、灰、砂、石等材料就地取材，这就促进了地方建筑队伍和建材工业的发展。大的工厂企业来了以后，需要有相关的保障机构，比如学校、医院等，这样就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三线”建设项目选址时，一般都是以“山、散、洞”为原则，靠山隐蔽的地方土地本身就比较少，再一征地，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失去了土地。虽然没有土地以后，一部分年轻人可以招聘到企业里去，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企业就不要，所以造成了一部分失地农民的困难。

当时从各地区来看，一般说来大家都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一方面这是全局问题，备战的问题，这是大家所能理解的；另外一方面，从陕西自身来说，陕西的经济水平、建设还是比较落后的，大家希望能趁这个机会，推动陕西各个方面的发展。但是这就又涉及到了土地问题。但汉中当时火车通了以后，铁道部想在汉中建一个编组站，汉中地委书记罗铭因为汉中土地少、农民耕地占有量很少一直不同意。后来我也考虑，铁路是个网状，回旋余地比较大，这样就否定了这个项目。农民就是靠种地为生的，如果侵占了耕地，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一些不能安排工作的农民，就造成了困难。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包括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现在国家提出必须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证他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过去没有这一点，而且补偿较少，所以这个矛盾就特别突出，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就是依靠当地各级政府，做农民的工作，离开当地政府就没有办法，我们无法直接去找农民要地，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补偿得太少，这不仅是那个时候，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国家现在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好的，不仅要保障当前的生活问题，更要保证今后的社会保障，这是个好政策。

总的来说，“三线”建设对整个陕西来讲，影响很大，三线企业在各地的建设，促进了当地服务业、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发展，从陕西全省来讲，不管是科研基地建设、教育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陕西地方工业、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注1:支左：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任务。8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

三线建设房屋整修安全协议1 篇5

甲方：上海铁路局上海通信段

乙方：合肥铁通通信信号工程有限公司

为确保上海通信段管内“三线建设”房屋整修施工及行车安全，明确双方各自承担的安全责任、权利和义务等，根据关于印发《铁路营业线施工及安全管理办法》（铁办{2008}190号）及《上海铁路局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上铁办[2008]316号）文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施工项目：上海通信段 “三线建设” 合肥通信车间裕溪口工区通信机房整修工程项目。

2．作业地点：上海通信段：合肥通信车间裕溪口工区行 3.作业内容：房屋整修、维修整治。

4．作业时间：2011年…月…日至2011年 月 日。

二、施工地点及影响：

1.施工责任地点：通信段管内各车间办公用房、机房。…….2.施工影响范围：影响室内外各通信传输设备、数调分系统、电源设备，室内外光电缆走线等。…….三、双方遵循的安全规程和规定：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施工规范》、《上海铁路局营业线施工及安全管理实施细则》（铁办[2008]316号）文的有关规定等各项安全生产规定；严格按照施工方案、作业标准进行施工，认真制定安全预想和安全预案及应急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四、安全防护内容、措施及专业结合部安全分工：

1、安全防范内容：涉及甲方管辖范围所有车间及班组的办公房屋、通信机房及通信机房在用通信设备；

2、措施：〈1〉甲方派人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有影响各通信机房内（用房）在用通信设备安全的施工、或可能发生影响房屋、机房整体稳定安全隐患的施工，有权责令乙方立即停止施工；

〈2〉乙方施工时，必须提前通知甲方。甲方防护人员到现场配合后方可施工。〈3〉乙方在甲方通信机房内施工时，应做好通信设备的防护和保护措施。由甲方认可后并在现场防护，乙方方可施工。

〈4〉乙方在通信机房施工，应自带发电机，施工期间不得使用通信机房电源和设备电源。不得移、动设备上各种开关等设备配件。

3、因乙方施工造成通信的办公用房、通信机房及各通信机房在用通信设备故障或损坏的，由乙方负责赔偿经济损失，并追究乙方的安全责任。

4、施工范围内的施工主体安全由乙方负责。

五、双方安全责任、权利和义务：

（一）共同安全职责

1．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必须把确保行车安全放在完成和监督（配合）一切施工任务的首要位臵，严格执行铁道部、路局营业线施工安全有关规章制度。

2．双方联合成立协调小组，由甲方 任组长，乙方 任副组长，甲方（车间）乙方 组员。协调小组负责全过程检查、监督施工安全情况，协调解决涉及有关安全生产的问题。

3、建立联合安全检查和信息联系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互通施工安全情况，掌握施工安全动态。

4、发现事故、险情情况时，按有关规定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全力参与救援抢修工作，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事故、险情调查分析。

（二）甲方安全职责

1．做好监督检查和配合工作，为乙方施工创造有利条件，积极配合解决施工中需要解决的安全问题。

2、根据工程规模和乙方提出的请求，及时委派施工安全监督防护带班员（胜任人员），到现场对施工作业进行安全监督检查配合和防护带班。

3、对乙方责任施工地段的设备、设施进行巡查，发现不良情况及时向乙方提出，并督促整改。

4、发现施工质量问题及安全隐患应责令乙方立即纠正。危及设备行车安全时有权责令其立即停止施工（填发整改或停工通知书）。

（三）乙方安全职责

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甲方通信光电缆、通信设备安全及房屋整体稳定安全，乙方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乙方开工前应设立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安全保证体制。须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订各项安全保障和应急措施。充分了解通信光电缆及设备的重要性，了解铁路车站及铁路既有线安全管理要求，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2、乙方应对本方的施工作业人员进行铁路安全知识教育培训，经安全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铁路车站及通信机房施工作业。乙方对自己的施工作业人员的劳动人身安全负全权责任，发生的各类乙方人身安全问题与甲方无关。乙方应妥善保管铁路安全知识教育资料，对所承担的工程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交甲方备案。

3．施工中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和施工计划组织实施，不得随意更改。4．对甲方提出的质量和安全隐患等问题，应立即进行整改。对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

5.乙方在通信机房施工，应自带发电机，施工期间不得使用通信机房电源和设备电源。不得移、动设备上各种开关等设备配件。

6、乙方应服从甲方监护人员的安全技术指导。因乙方施工人员拒不听从甲方配合人员的指导劝阻，野蛮施工造成通信线路、设备受损或故障，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7、若乙方施工不慎，造成甲方通信线路、设备损坏或故障，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进行抢修，同时积极配合甲方尽快恢复设备正常使用，并承担甲方的经济损失。

因乙方隐瞒通信光、电缆线路、设备损坏事件而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提出赔偿。

8、乙方对施工的房屋整体稳定和安全负责。若要拆改原房屋建筑结构、墙体及墙体上附属设备，必须经甲方同意。同时向路局房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施工，若没有办理审批手续擅自施工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赔偿全部损失。

9、乙方在施工现场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度。制定用火、用电和易燃易爆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因乙方原因导致火灾或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责任及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并赔偿甲方的损失。

10、施工期间，各种设备和工具等均由乙方自备。设备和工具的维修与保养，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或伤亡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

11、乙方应具备规定的施工资质，乙方施工人员均为乙方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操作特种设备，须有国家规定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乙方如因未投保而导致工伤保险损失的，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12、乙方应对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对任何财产或对任何人身的任何损害进行保险，尤其要对本方施工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如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乙方未主动履行时，甲方有权在工程款中扣除。

13、乙方施工中因对工程维护、管理不当或乙方员工的行为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并由乙方负责协商处理。

14、因乙方施工造成铁路交通事故及铁路各类设备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

15、乙方应在施工现场的危险部位设臵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不设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部赔偿。

16、乙方因施工不当造成甲方房屋、通信线路、通信设备、铁路其他设备损坏的，由乙方向所有者承担赔偿责任。

六、违约责任和经济责任

违反双方约定的条款，造成行车事故、险情，由违约一方承担责任，并根据铁道部〈关于印发《铁路营业线施工及安全管理办法》（铁办[2005]133号）文和上海铁路局（关于公布《上海铁路局营业线施工及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上铁运发[2007]86号）文规定的标准，对违约一方进行责任追究，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因乙方施工造成通信设备损坏或通信光电缆中断，设备按每系统16万元赔偿，通信光缆按每根16万赔偿，通信电缆按每根8万赔偿。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代表（签字）：

浅谈三线建设 篇6

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是党和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贵州地处三线腹地，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由此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其规模仅次于四川、陕西而居全国第三位。贵州三线建设是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包括其他相关产业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同时在建设三线的过程中贵州人民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三线建设的历史意义将影响一代又一代华夏人民。

关键词：贵州三线建设;阶段;影响意义一、三线建设的历史阶段

三线建设主要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64年6月到1968年是三线建设的起步阶段;从1969年到1972年是三线建设的全面铺开阶段;从1973年到1978年是三线建设的收缩配套阶段。所谓“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为三条线，沿海和沿边疆的省、自治区为一线，作为全国战略大后方的内地为三线，即“大三线”。“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其范围包括川、贵、滇、陕、甘、青、宁等七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豫、鄂、湘、晋四省的西部地区，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乃，可分为两大片：一是包括川、贵、滇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以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二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以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而一、二线的腹地则俗称“小三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提出，航空工业建设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来建设自己的战略后方。自1964年开始，全国各地大批技术骨干、科研专家，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从繁华的大城市出发，带着满腔热血和无限忠诚，带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背负着光荣的使命挺进大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的航空三线建设由此展开。其中以四川中部平原和贵州地区数量最多，企业规模最大。

二、贵州三线建设的成就及深远影响

历时十余年的贵州三线建设，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资，由于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大力支援以及广大三线建设者们扎根深山，艰苦创业，也由于贵州各级领导及各族人民的巨大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初步建立起了工业基地。1964―1976年，全省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98.93亿元，新增固定资产54.24亿元，相当于1950―1963年累计新增固定资产的3.49倍。初步形成了以资源为依托，以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建材、食品、轻纺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国防科技工业已基本形成从科研、设计到试制，从元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等方面的综合生产能力。其他工业部门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都有较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贵州工业布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偏集于省会贵阳一地，变成了以贵阳为中心，沿铁路干线展开的基本格局，初步建成了以六盘水、遵义、安顺、都匀、凯里等市为中心的一批新兴工业基地。在三线建设中形成的贵州工业体系，尤其是技术力量雄厚、设备精良、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在当前西部大开发以及贵州高科技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系统，交通运输条件大为改善。三线建设期间，川黔、贵昆、湘黔三大铁路干线建设完备，基本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黔桂、川黔、贵昆、湘黔四条成“十”字型的铁路干线，贯穿全省联通全国，贵阳成为西南地区铁路的交通枢纽，大大贵州通往华北、华东、华南及西北的时间。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交通闭塞的落后状况，有利于开发自然资源，而且也提高了贵州在西南及全国的战略地位，对促进西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加强贵州与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巩固国防，保卫西南边疆等等，极具战略意义。

第三，科学技术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一大批现代化企业、科研和教学单位内迁并派遣技术人员，给贵州带来了大批学者、专家、教授及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先进的科技设备。据统计，仅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就有技术人员3万余人，工程师以上科技人员6000多人。其中，有些高级专家、学者，从事计算机、微电子和航天、航空等高科技研究，先后攻克高能物理研究的粒子加速对撞机中的几个重要部件，开发医用直线加速器，卫星信号接收无线系统，程控电话交换设备，汽车高效启动电机、汽车插接等技术难关，制造了许多上天、入地、下海的高科技产品，曾荣获国家、部委及贵州省重大科技成果奖400多项，产品出口欧美、日本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之，五路科技大军成为了开创贵州经济建设新局面、促进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此外，广大三线建设者们发扬不畏艰险、艰苦创业精神，为贵州三线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扎根贵州的三线人为国家建设事业“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激励贵州广大干部群众为振兴贵州，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精神财富。大西南三线建设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一部气吞山河的史诗，是一曲改天换地慷慨激扬的宏伟交响乐，是祖国强盛履历中重要的一步，它对中国西部，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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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线建设 篇7

1 中国工人村落发展历程

中国工业的萌芽出现在清王朝, 但其一直采取闭关锁国、限制科学技术的政策, 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相对来说很短, 其发展历程和西欧国家也大相径庭。笔者把近现代中国工人村落大致地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为殖民时期的工人村落 (1840-1945) ;第二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工人村落 (1860-1949)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 开始了第三种类型——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人村落 (1964-1980) 。

三线建设是一场从1964年开始, 中国政府在内地部分省份进行的一场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线地区是一个军事地理概念, 包括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其核心地区在西北 (包括现在的陕西, 甘肃, 宁夏和青海) 和西南 (包括现在的四川, 重庆, 云南和贵州) 。

在1964至1980年, 在三线地区投入了2052.6亿元, 占同期全国基础建设总投资的39.01%。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 “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号召下, 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基础设施、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 将绵阳、德阳、贵阳等地从小城市甚至乡镇, 建设成为具有大量现代制造业和科研机构的城市。然而, 出于备战需要, 三线时期的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遵循“分散, 隐蔽, 靠山”的指导原则。很多三线企业坐落在交通不便, 远离原材料以及相关上下游企业的地方。由于计划仓促, 很多三线项目“边设计, 边施工, 边生产”, 导致了巨大的浪费。70年代中期以后, 国家对三线地区的投入逐渐减少。80年代以后, 大量三线企业倒闭关停, 部分企业则成功转型, 继续成为当地的工业支柱。

2 中国科技城——绵阳市的三线建设概况

1973年, 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绵阳、重庆、贵阳、安顺四个重点城市, 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1983年, 前国防部长张爱萍根据中央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调整布局, 将总部迁往绵阳, 新建科学城。绵阳把工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结合起来, 探索出“院所自转、军工自转、院企联转”的军民融合模式, 这为绵阳的城市发展添加了新的支点。时至今日, 绵阳的经济支柱和所倚重的企业还是那些三线建设时“军转民”而来的长虹、九洲、新华、长钢等。同时, 也存在大量三线建设的工业遗址, 其中不乏有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工业遗产。

3 案例研究——以长钢、857厂为例

3.1 攀钢集团长钢公司

3.1.1 长钢的历史演进

三线建设时期在冶金工业方面, 国务院决定在江油建设高温合金和特殊钢生产基地, 长城钢厂 (简称, 长钢) 应运而生。它始建于1965年, 并于1972年陆续建成投产, 是国家“三五”重点建设项目。198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试点, 1995年9月列为四川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 1998年6月被四川省投资集团整体兼并, 2004年与攀钢集团重组, 形成资源、技术优势互补, 普钢、特钢紧密结合的钢铁集团。

3.1.2 长钢的人居环境现状

虽然长钢一直在运营、在发展, 但由于产量紧缩, 部分厂区出现了废弃、破败的景象。红砖白瓦的厂区中, 昔日热闹的场面早已销声匿迹。唯有静躺的铁轨 (图2) , 残砖断瓦中苟延残喘的厂房 (图3) , 屹立的树木和曾经的标识似乎还述说着昨日的繁华。

与厂区毗邻的员工生活区则是这衰败工业的代表产物。她虽然能实现基本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行政、文化、教育等基本职能, 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建筑年代久远、分布杂乱, 建筑间距不满足日照要求 (图4) ;通信线缆和电线随意搭接, 并与行人出行的垂直距离过短,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图5) ;街道卫生质量差, 空气质量差, 这与绿化的严重缺乏、不成系统息息相关 (图6) 。

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 衰败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经之路——盛极必衰; (2) 市场经济中竞争者不计其数, 在设备上不能及时革新, 则会逐渐被市场淘汰; (3) 发展重工业, 必然导致生活环境的破坏; (4) 工业遗产保护的观念不够强烈, 缺乏统一的规划。

3.1.3长钢的更新策略

由于长钢目前还有部分厂区在投入使用, 且居住于此的人口较多。故目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对部分废弃厂房、铁路进行保护改造, 以及如何改善人居环境。

(1) 对于废弃厂房、铁路的保护建议。英国学者罗伯特·休伊森说过“一百根工厂烟囱是繁荣时的污染, 十根冷却的烟囱是丑陋的眼中钉, 但是最后一根工厂烟囱, 受到了拆毁的威胁, 却成为过去工业时代骄傲的象征。”工业遗址有值得去维护、去改造的地方。著名的工业遗址改造案例——美国纽约高线公园 (The High Line) 对铁路的更新做法则是, 将废弃的高架铁路变为富有创意的空中花园, 为城市营造出生态步行空间。对于长钢厂内的废弃厂房、铁路, 虽然目前不可能开发成为公众旅游观赏区域, 但可以借鉴这些优秀案例的做法打造局部景观, 将其改造成为厂内员工、居民的休憩、娱乐场所。

(2) 改善居民人居环境。一方面应做好绿地景观规划, 改善生态环境。在厂区规划防护绿带, 栽种可吸收有害气体的植物, 在居住区则可配置美观宜人的欣赏类植物。另一方面增加休闲娱乐活动场所。将废旧厂房改造为厂内居民的文化活动场所, 如体育活动室;居民的休闲娱乐空间, 如咖啡茶室;或是小型集市、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这些措施将改善居民人居环境, 丰富文化活动, 提高生活品质。

3.2中国核工业国营857厂

3.2.1 857厂简介

857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 绵阳市厚坝镇境内。厂区建在厚坝镇与养马峡风景区之间, 距离厚坝镇场镇18km, 距离养马峡风景区15km。其地处龙门山脉的深山老林, 地势高, 多陡坡;厂房大部分依山而建, 地理环境隐秘, 气候凉爽, 风景秀丽。

3.2.2 857厂的历史演进

作为三线建设的排头兵, 857厂始建于1965年4月。厂名为西南金属制品厂, 为国防三线保密军工厂, 故也有“654信箱”的代号。1981年1月划归核工业部, 更名为中国核工业国营857厂。历经半个世纪, 是一个为国防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军工基地。在距离厂区两公里处建造了工人的生活区, 居住人数最多达到了一千八百多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有医疗教育机构等。2003年2月由于多方面原因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 厂区内绝大部分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和拆除。

其衰落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首先政策方面, 由于改革开放的施行, 部分国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败下阵来;其次, 由于工厂具有军工保密性质, 故与地方其他企业发展难以衔接, 导致其发展游离于地方规划建设的范围之外;此外, 工厂地处深山, 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设备单一且专业化强、观念落后等多方面因素造成了关闭破产。

3.2.3 857厂的现状

原厂区可分为东部、北部以及西北部三大片区。目前厂区内西北角有一个小型工厂, 利用了原厂的一小部分厂房并进行扩建, 仅有员工80多名。这一部分老厂房有着浓厚的工业气息, 都是一到二层的老式砖房。

其他两大片区的建筑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拆除。沿着厂区内的水泥路探寻当年的工厂, 只能看到满是断壁残垣, 在梧桐树下的地面上凸现着许多建筑的墙基和碎砖块。距离入口不远处保留了一栋办公楼为三层的砖混建筑, 也是厂区内最高的建筑, 基本保存完好。在厂区北部有两栋较为完好的厂房, 皆为两层的红砖房, 墙面上醒目的口号清晰可见, 极具时代风格。

3.2.4 857厂的价值与特色

虽然857厂昔日的辉煌不再, 但厂区内留存的少数厂房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砖一瓦, 甚至连破旧的电线杆都见证着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兴盛。通过分析评价可知其作为重要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 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3.2.5 857厂的保护与更新

857厂是一个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因国防建设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基地, 不仅是绵阳三线建设历史的见证, 也从侧面反映了工业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 军工国营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厂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整体布局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然而, 由于厂区破坏严重, 整体风貌没有妥善保存, 可利用资源有限。因此综合评价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建设户外活动胜地。857厂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自然风光, 适合打造户外活动基地, 吸引绵阳、成都等周边的居民来此开展露营、攀岩、极限运动、亲子活动等项目。

(2) 打造主题客栈。由于857厂位于由厚坝镇到养马峡风景区的唯一一条道路厚六路上。沿线约15公里, 无住宿停歇的地方。可利用原有的水、电等资源, 并将厂区内保存较好的办公楼和厂房适当地更新加固, 合理增设休闲娱乐设施, 打造主题客栈。

(3) 形成影视、摄影基地。由于厂区地处偏远, 保留着那个时代浓厚的工业气息, 且位于大山环抱之中, 绿树成荫、风景优美, 是十分理想的拍摄老电影、摄影的取景地。

4 绵阳工业遗产保护模式总结

4.1 保护模式概述

近年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模式多种多样。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角度可分为: (1) 博物馆模式; (2) 景观公园模式; (3) 购物与旅游相结合模式; (4) 综合的科学、商业和服务等产业区模式; (5) 区域综合一体化开发模式。从实施工业遗产保护的策略与手段的视角分类有:1) 原样呈现式;2) 产业升级式;3) 精华式;4) 生态修复式。而本文则总结前文所述的两种案例, 以及国内如北京798, 成都东郊记忆等成熟案例, 从开发改造主体的不同将其保护模式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PPP”三种典型模式 (图10) 。

4.1.1 自上而下模式

自上而下模式, 是指由政府主导部署规划决策, 与开发商或其他开发业主出资以联合或转让等方式与地方民众共同合作对工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 涉及的工业地段往往范围巨大, 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和功能重组。自上而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外部性, 使个体之间的合作更容易, 同时也提升了市场运作的效率, 加快保护的步伐[5]。

本文所述的长钢集团则适合应用自上而下模式, 使正在消失的工业遗产得以振兴、传承。长钢集团作业的工业地段范围巨大, 辐射面积广, 影响着几代人, 仅靠工人自发的改造振兴, 力度远远不够, 故中央、地方政府的领导扶持就显得尤为重要。长钢集团的工业改造保护需要当地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规划决策, 与开发商和民众共同作用使得其工作环境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4.1.2 自下而上模式

自下而上模式, 是指以分散的民间个体为主, 采用持续而零碎的开发模式。从非正式的、自发的保护行动, 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乃至国家层面的保护体系。民间自发式的改造保护模式既有灵活性, 又有随意性, 需要政府完善的政策和法规的指引。

对于前文所述的857厂则建议采用自下而上模式进行改造。由于地理区位及其之前作为秘密基地的缘故, 政府保护的辐射范围难以达到, 故对于这样一个人气消散的工业遗址, 很难得到较高层次的保护开发。但是那些见证历史变迁的厂区被遗忘或者拆除又十分可惜, 民众自发的保护开发则十分重要。民间个体如企业或个体承包者等根据自己的更新理念进行投资, 将废旧的厂址改造成旅游驻足的休憩之所、户外活动的露营之地等项目, 可以带来经济效益。

4.1.3 PPP模式

PPP模式, 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 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 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 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 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 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而这种模式应用于工业遗产的保护中, 既为私人组织提供获得收益机会的同时, 又减轻了政府因改造而面临的财政负担。如“北京798”“成都东郊记忆”以及“绵阳126”等城区内的工业遗产则大多采用此模式, 打造文化创意园区, 支撑城市旅游活动。

4.2 结论

工业遗产保护已成为现代备受关注的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同工业遗产有着自己的背景和特点, 应该分析其现状、体制、性质, 从而采取适宜的改造保护模式。而本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PPP”三种模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针对不同类型特征的工业遗产, 应该采取适合发展的模式, 或是其中一种, 抑或是几种的交叉。

绵阳是四川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中国的科技城。她不仅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 还具有丰富的工业遗产。虽然有改造完成的“跃进路”和正在改造的“126”, 但保护工业遗产的意识显然还不够普及, 保护方法仍较为单一。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些工业遗产, 打造绵阳三线建设文化品牌,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还值得深入探讨。

摘要：作为曾经三线建设重点城市的绵阳, 随着近年来城市经济转型, 三线建设的工业遗产与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如何保护和利用三线建设遗产, 打造绵阳三线建设文化品牌,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是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梳理了绵阳三线建设发展历程, 调查绵阳三线建设重点遗产的现状特征, 从实践出发, 同时结合国内外有关工业遗址保护利用的理论和实践, 提出一些战略性思考和改造模式建议。

关键词：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策略,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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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究竟有何价值 篇8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的是旧中国留下的沿海和内地极不平衡的经济布局。据1952年统计，沿海七省三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73%。重工业中钢铁工业80%以上的生产能力在沿海地区，而资源丰富的西北、西南、中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轻工业中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内地广大产棉区的纺织工业却很少。其他工业的分布情况也大多如此。到1963年，西部七省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甚至低于1949年。这种情况，通过三线建设得到了初步改变。

首先，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三线地区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980年比1964年增长了4倍。

其次，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随着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给西部荒芜的落后地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历史县乡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山西的侯马，青海的格尔木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战略，将会遇到原材料、动力供应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物质条件。以四川为例：三线建设以前，四川工业较发达地区主要限于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而川西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综合利用价值极高。金沙江、鸦砻江的水力发电资源也是我国最丰富的。川西平原、西昌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很好，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工业基础，川西经济得不到发展，远远落后于川东地区。

毛泽东决定把三线建设重点放在四川后，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这个“两点一线”的布局现在发挥了巨大作用。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如今铁路支线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新型工业城市。攀枝花集团主产高铁钢轨、无缝钢管、特殊钢、钒钛钢铁的企业，延伸到凉山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两点一线”带动了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相当于跨越了50年。

如果把评价三线建设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思路就会更加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出口产品基地。2004年，中国GDP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67%。中国经济必须开创新的市场和对外通道。三线建设时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全面通车，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三线建设的基础上，又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和机场，向西打开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新路。形成西北部由新疆、内蒙古至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广西至东南亚国家的国际通道后，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东部海域冲突。

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对被长期诟病的三线选址方针“靠山，分散，隐蔽”，还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这个方针本是针对核工业提出的，但在三线建设中片面强调战备的影响下，被当作企业普遍选址的要求，造成了很大浪费。如重庆涪陵的816工程，是历时5年挖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工山洞。由于潮湿和没有采光，上世纪80年代被废弃，2010年开放为旅游基地。

进入21世纪后，西部的交通和抗御灾害条件有了很大变化，“靠山、分散”等不利因素基本得到改变。如重庆南川山区，渝湘高速公路穿过其中，沿线公路四通八达。过去到重庆需要一天以上时间，现在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在被废弃的三线企业遗址旁边，崛起了现代企业重庆铝业集团。高速公路开凿了众多隧道，则是现代版“进洞”的一个体现，有节省交通时间、不占耕地和保护地表等优点。因此，时隔50年后，对“靠山、分散、进洞”口号，也有必要重新考量。如四川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原和可耕地十分稀缺。“靠山”，尽可能不占用平地，不能不成为今后发展工业的一个必然要求。由于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污染比较严重，不宜再建设集中的工业城市，“分散”也是今后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进洞”在未来解决了潮湿和采光、通风问题后，如地下铁道、地下商城一样，“洞中工厂”也会有发展的前景。总之，评价三线建设的价值，我们一是要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思考，二是要与未来的发展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