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共12篇）

三线建设 篇1

前几年, 有位学者为新出版的书《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 寄给北京某报, 责任编辑提笔就把文中的“彭德怀在三线”改为了“彭德怀在三八线”。或许, 在这位编辑的记忆库存中, 搜索不到“三线”这个主题词, 觉得是作者出现了笔误。

“三线”这个词, 如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然而, 时光倒回半个世纪, “三线”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主题词, 是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直到今天, 三线建设的得失, 对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也不乏借鉴意义。

起因

1956年, 中苏关系恶化。

1962年, 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组织军事演习。

1964年,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更是个吊诡的年份。在北方边境, 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在南方, 随着越南战争的加剧以及美国向台湾海峡增兵, 中美两国的关系也更加紧张。

中央高层针对这种国际形势, 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国处于各国敌人的包围之中, 随时会发生侵略战争。

现代战争的胜利与否, 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 特别是军工生产。当时, 中国的军工产业普遍分布于东三省及东部沿海地区, 一旦开战, 敌方可以在战争初期就瘫痪中国的军工生产线。

因此“三线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所谓三线, 是指远离可能的战争区域, 即“国土防御第三线”。这些地区普遍集中于中国的中西部深山中。

中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将所有的军工制造、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精密仪器行业的生产资源, 逐步迁入大陆腹地的四川、湖南、贵州等地, 而且为了保密, 涉及军工类的工厂几乎全部设在了山区。

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 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这些内陆不易被战争涉及到的省份, 被归类为“三线地区”, 而这些当时肩负国家兴衰重任的工厂, 被内部简称为“三线厂”。

在当时为了保密, 所有当时涉及军工的厂都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邮箱号, 一个四位数的数字简称。这个项目, 从1964年开始, 到1980年结束, 用时15年, 耗资2052亿, 占全国支出的三分之一 (那个年代城市人均工资才30块钱左右) 。为此新修合计超过8000公里的铁路线, 完成1100多个建设项目, 2000多个工厂、研究所、冶炼厂。45个产业基地和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平地而起。大批沿海地区的科研人才、高级工程师、大学学者、年轻干部和熟练工人被迁移到了这些地方。

基地

绝大多数的“三线厂”都被建设成一个基地, 厂区和生活区连成一片, 围墙高建, 与世隔绝, 内部除了工厂和职工宿舍, 所有设施一应俱全。从幼儿园到高中、技校、大中专, 甚至研究所, 各种学校无所不有。

论医院, “三线厂”的医院的治疗能力、医生整体能力甚至超过地方医院。银行、食堂、内部菜场、电影院、工会俱乐部、商店、粮油店、游乐场、汽车站……“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基本不用出厂区, 人的一生就可以在里面度过。

三线子弟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 厂里的孩子仿佛是在“世外桃源”里长大的, 他们有专属的童年回忆。清晨6点厂里无处不在的大喇叭就开始播音, 伴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人们开始吃早饭, 骑着自行车奔向车间与学校。这样的场景每天随着喇叭早中晚要重复三遍。

每个小朋友胸口都挂着把家门钥匙, 因为家里除了上班的父母就是小孩自己了, 学校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补课, 下课就自己回家, 或者和小伙伴们满厂地乱跑, 反正厂区也没多大, 父母从不担心跑丢。

在周末的晚上或者节假日里, 露天剧场的电影是小孩子们的最爱, 每次都拖着板凳早早地去抢占好位子, 每次播放的基本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题材电影。

学校里老师讲的绝对是标准的普通话, 所以厂里的子弟普通话都说得很好, 讲普通话其实是因为在厂里可以听到天南海北的语言, 东北话, 山西话, 上海话, 没办法统一, 那大家都说普通话吧。

在很长时间里, 三线厂都是以相对隐秘的方式存在的, 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王国, 享受着特殊的待遇, 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转折

20世纪80年代,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 三线建设的战备意义自然下降, 大部分三线企业随即进入调整改造时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三线企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对此, 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 在1983年12月27日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提出, 三线企业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 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的企业本来就有“剑”有“犁”, 既有军工企业, 也有基础工业, 更不用说大量能源交通企业了。

在调整改造中, 三线企业“化剑为犁”, 实现军民融合或军转民的转型发展, 虽然历经痛苦, 但对西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说, 毕竟是有了相应的积累, 奠定了物质、管理、技术和人才基础。

1984年, 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开展全面调查, 认为在所有1945个三线企业和科研院所中, 建设成功的占48%, 基本成功的占45%, 没有发展前途的仅占7%。这大体表明, 三线建设这根“扁担”, 确实挑起了两个战略要求的重担。

重估

时光飞逝五十年。当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虽然没有包含促进西部大开发的设想, 但我们今天评价三线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大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线建设实现了生产力向西部地区的布局。三线建设的实施, 使内地的一些省市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的工业基地, 改变了工业布局, 1978年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达到36.7%, 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个百分点。1965年至1978年, 四川省工业生产总值 (按当年价格计算) 由12.25亿元增加到59.4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3.9倍 (高于全国的3.4倍) ;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份额 (按当年价格计算) , 由2.24%增加到3.7%, 即增加了1.46个百分点。三线建设所形成的一大批优秀企业, 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生力军。

三线建设以前, 虽然也讲要支援西部, 但没有具体抓手, 三线地区生产能力有限, 靠自己发展始终较慢。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在过去比较落后和闭塞的西南、西北及湘鄂豫三省西部地区, 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建起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和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 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十堰、金昌、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 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太原、银川等西部的中心城市, 经济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线建设而显著增强。从1965年起, 陆续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交通干线, 基本上打通了西部发展的脉络。这些成就, 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面貌。

现今的“两点一线”区域, 铁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 当年的点线分布, 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 (江) 昆 (明) 铁路, 以及2010年开通的“渝—新—欧”国际铁路, 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 这凸显了当年实施“两点一线”战略构想的重大意义。

西昌、攀枝花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 费孝通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 感慨地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教训

不过, 三线建设项目实施条件差、投资大、周期长而导致当期效率低, 也是不争的事实。

1966至1978年, 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为4.98元, 比全国的6.87元低27.6%, 比一线地区的9.34元低46.7%;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额为0.309元, 比全国的0.406元低23.9%, 比一线地区的0.655元低29%。单以1978年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比较, 三线地区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总产值只相当全国的68.7%、一线地区的49%, 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53.7%、一线地区的38.4%, 每百元总产值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77.8%、一线地区的76.7%。

三线建设项目在不发达地区的穷乡僻壤, 按照“靠山, 分散, 进洞”方针选择三线企业落户地址。正因为如此, 攀枝花市、广安市、南川区等地被选为三线企业落户地。例如, 南川区三面环山, 一面靠江, 三线建设时期交通十分不便, 距离重庆市区虽然只有150多公里, 但有一部分是山路, 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 汽车运输需要1天多时间。这样的闭塞条件, 有利于战备隐蔽, 却导致了企业原材料、产品运输困难且成本高, 这对企业的发展不利。

同时, 三线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特别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 出现了缺乏科学论证、摊子铺得过大、进度要求过快、盲目突出政治、不讲经济效益的现象, 造成了较大浪费, 部分企业产生了难以继续生存发展的问题。

对今天的人来说, 三线建设的政企不分是更有现实感的教训。三线建设项目实施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嵌入式发展, 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 以中央投资为主, 在穷困的山区建设工业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项目实施所需原材料的供给与所生产产品的分配都由国家计划配置, 企业还独立办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 这种各自独立运行, 使中央与地方、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由于以军工项目为主, 产品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 嵌入的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太紧密的关系。加之嵌入的三线企业均为当时的高端技术企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形成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不仅如此, 即便是与嵌入的三线企业配套的生产企业也难以发育壮大。后来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逐步搬迁, 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被废弃的三线企业厂房设施等, 也有不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 主要是受产权约束。当年中央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由中央直接投资, 产权属于各部委特别是国防工业部门, 地方无权使用。由此可以看出, 当年三线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除生产生活条件差外, 还由于缺少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即使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过程中, 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与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搬迁不同的是, 一些三线企业逐步与当地经济融合, 向内生发展转变。例如, 国家在实施攀枝花钢铁项目的同时, 将其与攀枝花市建设同时实施, 特别是近年来与地方经济融合, 发挥中央企业辐射、拉动地方经济的作用, 实现了攀枝花钢铁 (集团) 公司与攀枝花市的共同发展。再如, 在重庆市北碚区集中发展仪器仪表企业, 以及与之配套的科研机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向内生式转变, 使该区科研及门类齐全的仪器仪表产业实现集聚和形成企业集群。相反, 同样是仪表企业, 南川区境内的天兴仪表厂, 除了生活条件艰辛外, 还由于在市场经济下没有实现向内生型转变而导致迁移。

嵌入式发展还导致嵌入的工业与当地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差距。当地人民对三线建设给予巨大支援乃至付出了牺牲, 没有得到足够的反哺回报, 有的甚至还给当地带来污染和环境破坏。

这些, 都是那个铿锵岁月留给我们的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三线建设 篇2

目录

[隐藏] 1 范围及部署缘起过程

评价与后续语言变化部分建设成就参考文献

[编辑] 范围及部署

与经济最发达且处于边防海防前线的一线（指东南沿海及东北、新疆等地区）;位于一线省份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东半部为二线;三线建设的范围包括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含今重庆）、西北三省(陕西、青海、甘肃乌鞘岭以东)、以及京广线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以及广西的河池地区和山西雁门关以南等省自治区。与一线、二线省份的省属地方军事工业的“小三线”建设相对应，上述国家划定的三线地区被称为大三线。在其中又以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由周恩来总理牵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兼国防工办主任协助。196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成立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主任的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为主任的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同时，地处一线二线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由省国防工办领导，生产半自动步枪、7.62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手榴弹、引信、迫击炮弹、重机枪、中小口径迫击炮、火箭弹、火箭筒、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也就是步兵营连级的火力。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为战坚持抵抗。黑龙江的小三线在阿城与尚志、吉林的小三线在辉南、辽宁的小三线在朝阳凌源、河北的小三线沿太行山麓、山东的小三线在沂源、河南的小三线在济源、湖北的小三线是襄樊、湖南的小三线是娄底、广东小三线是连江、广西小三线是河池、安徽小三线是六安、上海小三线是皖南、江西小三线是万载、安福，福建小三线是三明，浙江小三线是云和、龙泉，江苏小三线是盱眙，新疆的小三线建设是和静县阿拉沟。

[编辑] 缘起

1958年中苏决裂后，严峻的战略形势与东南沿海脆弱的防务系统让中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后方的战略问题。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挑起并夸大与北越的武装冲突。美国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余架飞机，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导致越战全面升级，并延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

同年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发动战争”。随后的工作改变了以“吃穿用”为重点的方向，转入确保国家安全，大三线建设由此开始。

[编辑] 过程

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曾经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站。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1] 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十堰、安顺、攀枝花、新余等城市更是因三线建设才得以出现。

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

[编辑] 评价与后续

对于三线建设，后人评价趋于两极。一方面由于三线建设耗费人力与物资巨大，相应的成就却十分有限，而且战争也没有爆发，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建设”。而且，国家将资源大部分倾斜在三线，间接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处于最前沿的福建和浙江两省发展缓慢，这一状况一直到90年代后期浙江摆脱国家经济体制自行发展才得以改变，整体经济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加拉大。由于三线建设的产品集中于军工业和重工业，对于民生物资匮乏的状况也改善有限。而且三线建设多位于山区，对环境也有破坏。

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有效的缩小了东西差距。1963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的工业总产值占全中国的10.5%，到1978年上升到全国的13.26%。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全国都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工业生产本就受到很大冲击甚至一度停滞，而一线地区受害又比三线更为严重。三线建设改变了很多落后地区的面貌，许多交通不便甚至与世隔绝的地区通过大三线建设得以与外界联系了起来，开始步入工业化时代，几千万人收益。三线建设对与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三线建设集中于军工业和重工业，有力促进了中国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也保护了国家的安全。三线时期积累的物资和工业设施基础设施，也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一定基础。

当初伴随工厂迁移到三线地区的知识青年与普通工人，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后来部分位阶较高者或有关系者以及仍有亲人在原籍者，通过各种途径渠道返回原籍，有的甚至再也没有回到过去工作的地方。一部分人则留在当地生活，没有返回原籍，其生活水平较返回者而言低得多，但大部分也随工厂到了邻近城市，继续留守山区的只是少数。

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某种意义上接替了三线建设，成为中央政府新的对三线地区的经济政策。而目前中国年轻人对三线和三线建设大多已不甚熟悉了解。三线建设与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已经逐渐走入历史。但是其带来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并未结束。

[编辑] 语言变化

彭德怀三线建设苍凉岁月 篇3

很多年后，77岁的王春才回忆起与彭德怀三线建设时期共事的日子，仍是思绪难平，他是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在他的案头上，整齐摆放着他所著的四版《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一书。

作为一代开国元帅，彭德怀驰骋沙场、金戈铁马的形象深入人心，最后含冤而死让世人痛心无比，遗憾不已。然而，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一年多的经历却鲜为人知。

“彭老总将他一生战斗工作的最后岁月留给了中国大三线这片热土，他是忍辱受命，出征三线，虽然深处逆境，他巡视的足迹仍然踏遍三线的座座大山深沟，带动了全国人民积极支援三线建设。”王春才对《小康》记者说。

1965年11月底，彭德怀受毛泽东委托出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此时的王春才在西南局国防工办从事三线建设军工协调工作，成了彭德怀手下的一兵，见到了敬重多年的元帅，王春才却多了一份伤感，那位有着“谁敢横刀立马”豪气的彭德怀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更多时候留给人们一个苍凉而孤独的背影。

“臭了还可以香起来”

1983年第5期《人物》刊登了王春才写的《多亏贺老总捅了一棍子》一篇文章，得到了原西南三线军委军工局局长徐奕的关注，徐曾经是贺龙的警卫武官，他立即约见了王春才，鼓励他既然能写好贺龙，也能写好彭德怀。 “我们提供情况，你来写，让我们一起用西南三线故事为彭老总补碑。”

一语点醒王春才。在此后的多年里，他采访了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以及当年100多位“三线人”，搜集到第一手彭德怀在三线资料。然而采访的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100人中有人因为当年愧对彭德怀选择了逃避，更多人对那个年代心仍有余悸而选择了“谨慎”。

历史终究是最公平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去职。他把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及几枚勋章上交到军委办公厅，默默收拾起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离开了中南海永福堂，去到京郊一个叫挂甲屯吴家花园的地方，在那里开垦荒田，过庶民生活。

时间一晃就是6年。

1965年9月11日，党中央的一个决定打破了彭德怀本已平静的生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亲自约见彭德怀，向他转达了毛主席希望他去西南抓三线建设的建议。彭德怀感到非常惊讶，当即坦率表示自己缺少这方面工作经验，难以胜任，更重要的是，自己已经是一个政治上“臭”了的人，谁还会听他的话？当天晚上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下决心当一辈子农民。

这个决定让毛泽东颇感意外，他决定亲自找彭德怀谈一谈。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位老战友终于在北京中南海又相见，两双大手紧紧相握。

坐下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彭德怀也点了一支。

“记得你好像早戒烟了嘛。”毛主席笑着说。

“是戒了，庐山会议又抽上了，很凶。”彭德怀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气。你去三线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将来还可以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说。

“我已经被批臭了，还是不去好，在庐山会议我给你做过三个保证。”听到“名誉”二字，彭德挤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哪三条？”毛泽东问。

“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彭德怀说。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你说的后两条保证我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还在你那边，你也不要发牢骚，臭了还可以香起来嘛！”

彭德怀心里微微一热。

“你搞军事这么多年，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到三线任副总指挥，对你没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看什么地方。德怀，你还是去西南吧！”

所有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主席，我听你的，去西南！”彭德怀响亮回应。

多年后，彭德怀还时常和身边工作人员讲起那次和毛泽东会面的情景，在他看来，那次谈话后他卸下了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三线。

“在内部监控之下使用”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到达成都，落脚永兴巷7号，头几天精神很愉快，每天听完工作汇报就打拳散步品尝美食，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是当头一棒。

12月4日，彭德怀偶然翻阅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气得一拳击在了报纸上，彭德怀认为这是在影射自己。他大口地抽着烟，在屋里来回踱步。他隐约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事实上，彭德怀的感觉是对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德怀来到成都时，大三线的筹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三线的整体布局大体已经确定，邓小平、贺龙、彭真、薄一波等人都亲自到过三线视察。彭德怀到任后，花了五天时间听完三线负责人员的专门汇报后，谦虚地说：“我没有搞过工业，对三线建设是外行，我是来学习的。”

实际上彭德怀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没有实际领导工业经验，但军事家特有的战略眼光和缜密思维还是让他一语中的道出了三线发展方向。

“纵观全局，应该突出‘一点、一片、一线’战略，集中力量保攀枝花建设，在大西南地图上，这是一个点。”接着他转过身，指着挂图说：“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是通向攀枝花的大动脉，与攀钢要同步建设，这是一线，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的建设要跟上，与其配套的电站及其他国防工业项目也要跟上，这是一片。”听者连连点头，彭德怀希望尽快可以到三线各工地看看，“我彭德怀也67岁了，还想拼命干一下，只要我们苦干几年，就会打开三线建设局面。”

作为一代元帅和曾经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三线却只是分管煤炭、天然气、水电工作的“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并且不是常委，这在很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对于这一点，彭德怀也有所察觉，因为他发现从来没有人敢单独向他汇报工作，而且建委各局向他汇报工作时，唯独没有汇报军工规划建设情况。

这并不是简单的遗忘，1965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重庆渝州宾馆召开的工交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转达了中央对彭德怀三线工作的任命后，曾若有所思地说：“他的指示你们觉得不合适可以不办，三线军工就不要接触了，群众也少接触。”西南局还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会议不让彭德怀参加。

王春才从那时起心里就有疑问，当日后他有机会拜访原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时，终于解开了心中那个谜。“彭德怀到三线建委，干什么工作，分管什么业务，我们做不了主，都是中央决定的。”程子华说。这句话在原西南三线建委常委、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那里也得到了印证，朱光向王春才回忆说那时候他向彭真建议让彭德怀分管三线军工，彭真回答说：“他管得了吗？”

尽管彭德怀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都深埋在了内心，原西南三线建委第四副主任钱敏在接受王春才采访时说：“彭德怀同志很大度，从未提过他分工的事。”“1966年3月，西南三线建委在锦江宾馆大礼堂召开了三线建设工作会议，彭德怀副主任很守时，每次提前到会，我总是见他一人空坐在椅子上，心里很不好受。”王春才回忆道。

程子华、朱光、钱敏都曾经是彭德怀的部下，此刻又可以与彭德怀在三线共事，都觉得惊喜激动，他们都很尊重曾经的老领导，让他们感动的是，彭德怀尽管不直接接触军工工作，但仍然心系军工建设，他曾经对朱光表示：“老朱，你放心，兵器工业哪一块用电用煤我保证供应。”

“彭德怀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的安危，在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到西南支援三线建设，但是在三线他没有得到重用，他是在内部监控之下使用的。”王春才感叹道。

英雄末路的身影

1966年初，彭德怀决定去成昆铁路沿线看看，那是他曾经血洒战场的地方，他对那里饱含感情。成昆线被喻为“早穿棉衣午穿纱、风气飞沙天变黄”，沿线地质复杂，气候多变，其修建难度在世界铁路修建史上都罕见。

1966年3月22日，彭德怀坐在颠簸的汽车上到达了成昆铁路峨眉山段，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很多三线单位负责同志在此迎候，邀请他视察。这让他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3月24日，彭德怀一行来到了乌斯河隧道，如雷的掌声响彻漫山遍野。透过望远镜，彭德怀看到了峭壁上的人影在向他欢呼，他激动地回应：“你们干得很顽强，我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意！”接着，他踩着泥浆走进了3000米长的隧道。

彭德怀敢言的性格一点没变，他一针见血指出了花果山煤矿存在的弊病，在那个报喜不报忧的年代，人们都为他捏把汗。这只是彭德怀三线视察工作的缩影，短短一年时间内，他三次长途视察，足迹遍及四川以及贵州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

在1966年5月下旬视察完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后，他突然接到西南三线建委的电话，让他马上返回成都，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正如彭德怀之前所预料的，暴风雨还是真真切切地来临了，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一场批判会正等待着他。

西南三县建委局级以上干部20多人的批判会本来开得并不热烈，大家都有点儿心不在焉，最后在一个西南局负责人的引导下才勉强找出一些批判理由，大抵都是“你彭德怀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西南后仍不知悔改，给群众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反复争辩后，彭德怀悲凉地留下了一句：“我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了，有什么好批的！”

“我永远都记得他在永兴巷、玉沙路背着手，看批判他的大字报的场景，英雄末路的身影让人感到心痛。”王春才说。

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西南局与三线建委机关已不能正常运转，彭德怀在困惑中致信毛泽东，在信末他表示：“西南局和三线建委对我很不信任，怕我扩大个人影响，既然如此，请求去参加农业生产。”最后他感叹道：“我现在能见到毛主席就好了。”

然而，彭德怀这封信并没有使他得到毛泽东的保护，在江青的指挥下，一个“揪彭兵团”成立了，很快到了成都。

1966年12月22日凌晨三时，寒风凛冽，一伙红卫兵翻墙进入永兴巷7号，红卫兵不顾綦魁英、景希珍的指责，大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

让人意外的是，彭德怀从容地穿上了衣服，坐上了红卫兵的大卡车，向东郊成都地质学院驶去。钱敏立即把这件事上报周恩来，周恩来迅速指示，让成都军区派人与红卫兵一同坐火车护送彭德怀回京，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在火车上，红卫兵又对彭德怀进行了审讯式的批斗，当乘客认出彭德怀时，都在感叹曾经的一代元帅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含恨辞世，遗体很快被运走，秘密火化。

四年后，人们在成都东郊火葬场的骨灰寄存室找到了彭德怀的骨灰，姓名那一栏填着“王川”，编号“273”。

1987年12月25日，王春才在北京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问浦安修家中，将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寄存单原件小纸条递给浦安修，老人很坚强，戴上老花镜，良久地端详着那骨灰寄存单，面露沉重之色奋笔为《彭德怀在三线》一书题词曰：“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

（文中相关史实援引自200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一书，王春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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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 篇4

1 中国工人村落发展历程

中国工业的萌芽出现在清王朝, 但其一直采取闭关锁国、限制科学技术的政策, 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相对来说很短, 其发展历程和西欧国家也大相径庭。笔者把近现代中国工人村落大致地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为殖民时期的工人村落 (1840-1945) ;第二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工人村落 (1860-1949)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 开始了第三种类型——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人村落 (1964-1980) 。

三线建设是一场从1964年开始, 中国政府在内地部分省份进行的一场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线地区是一个军事地理概念, 包括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其核心地区在西北 (包括现在的陕西, 甘肃, 宁夏和青海) 和西南 (包括现在的四川, 重庆, 云南和贵州) 。

在1964至1980年, 在三线地区投入了2052.6亿元, 占同期全国基础建设总投资的39.01%。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 “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号召下, 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基础设施、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 将绵阳、德阳、贵阳等地从小城市甚至乡镇, 建设成为具有大量现代制造业和科研机构的城市。然而, 出于备战需要, 三线时期的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遵循“分散, 隐蔽, 靠山”的指导原则。很多三线企业坐落在交通不便, 远离原材料以及相关上下游企业的地方。由于计划仓促, 很多三线项目“边设计, 边施工, 边生产”, 导致了巨大的浪费。70年代中期以后, 国家对三线地区的投入逐渐减少。80年代以后, 大量三线企业倒闭关停, 部分企业则成功转型, 继续成为当地的工业支柱。

2 中国科技城——绵阳市的三线建设概况

1973年, 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绵阳、重庆、贵阳、安顺四个重点城市, 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1983年, 前国防部长张爱萍根据中央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调整布局, 将总部迁往绵阳, 新建科学城。绵阳把工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结合起来, 探索出“院所自转、军工自转、院企联转”的军民融合模式, 这为绵阳的城市发展添加了新的支点。时至今日, 绵阳的经济支柱和所倚重的企业还是那些三线建设时“军转民”而来的长虹、九洲、新华、长钢等。同时, 也存在大量三线建设的工业遗址, 其中不乏有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工业遗产。

3 案例研究——以长钢、857厂为例

3.1 攀钢集团长钢公司

3.1.1 长钢的历史演进

三线建设时期在冶金工业方面, 国务院决定在江油建设高温合金和特殊钢生产基地, 长城钢厂 (简称, 长钢) 应运而生。它始建于1965年, 并于1972年陆续建成投产, 是国家“三五”重点建设项目。198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试点, 1995年9月列为四川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 1998年6月被四川省投资集团整体兼并, 2004年与攀钢集团重组, 形成资源、技术优势互补, 普钢、特钢紧密结合的钢铁集团。

3.1.2 长钢的人居环境现状

虽然长钢一直在运营、在发展, 但由于产量紧缩, 部分厂区出现了废弃、破败的景象。红砖白瓦的厂区中, 昔日热闹的场面早已销声匿迹。唯有静躺的铁轨 (图2) , 残砖断瓦中苟延残喘的厂房 (图3) , 屹立的树木和曾经的标识似乎还述说着昨日的繁华。

与厂区毗邻的员工生活区则是这衰败工业的代表产物。她虽然能实现基本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行政、文化、教育等基本职能, 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建筑年代久远、分布杂乱, 建筑间距不满足日照要求 (图4) ;通信线缆和电线随意搭接, 并与行人出行的垂直距离过短,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图5) ;街道卫生质量差, 空气质量差, 这与绿化的严重缺乏、不成系统息息相关 (图6) 。

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 衰败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经之路——盛极必衰; (2) 市场经济中竞争者不计其数, 在设备上不能及时革新, 则会逐渐被市场淘汰; (3) 发展重工业, 必然导致生活环境的破坏; (4) 工业遗产保护的观念不够强烈, 缺乏统一的规划。

3.1.3长钢的更新策略

由于长钢目前还有部分厂区在投入使用, 且居住于此的人口较多。故目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对部分废弃厂房、铁路进行保护改造, 以及如何改善人居环境。

(1) 对于废弃厂房、铁路的保护建议。英国学者罗伯特·休伊森说过“一百根工厂烟囱是繁荣时的污染, 十根冷却的烟囱是丑陋的眼中钉, 但是最后一根工厂烟囱, 受到了拆毁的威胁, 却成为过去工业时代骄傲的象征。”工业遗址有值得去维护、去改造的地方。著名的工业遗址改造案例——美国纽约高线公园 (The High Line) 对铁路的更新做法则是, 将废弃的高架铁路变为富有创意的空中花园, 为城市营造出生态步行空间。对于长钢厂内的废弃厂房、铁路, 虽然目前不可能开发成为公众旅游观赏区域, 但可以借鉴这些优秀案例的做法打造局部景观, 将其改造成为厂内员工、居民的休憩、娱乐场所。

(2) 改善居民人居环境。一方面应做好绿地景观规划, 改善生态环境。在厂区规划防护绿带, 栽种可吸收有害气体的植物, 在居住区则可配置美观宜人的欣赏类植物。另一方面增加休闲娱乐活动场所。将废旧厂房改造为厂内居民的文化活动场所, 如体育活动室;居民的休闲娱乐空间, 如咖啡茶室;或是小型集市、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这些措施将改善居民人居环境, 丰富文化活动, 提高生活品质。

3.2中国核工业国营857厂

3.2.1 857厂简介

857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 绵阳市厚坝镇境内。厂区建在厚坝镇与养马峡风景区之间, 距离厚坝镇场镇18km, 距离养马峡风景区15km。其地处龙门山脉的深山老林, 地势高, 多陡坡;厂房大部分依山而建, 地理环境隐秘, 气候凉爽, 风景秀丽。

3.2.2 857厂的历史演进

作为三线建设的排头兵, 857厂始建于1965年4月。厂名为西南金属制品厂, 为国防三线保密军工厂, 故也有“654信箱”的代号。1981年1月划归核工业部, 更名为中国核工业国营857厂。历经半个世纪, 是一个为国防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军工基地。在距离厂区两公里处建造了工人的生活区, 居住人数最多达到了一千八百多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有医疗教育机构等。2003年2月由于多方面原因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 厂区内绝大部分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和拆除。

其衰落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首先政策方面, 由于改革开放的施行, 部分国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败下阵来;其次, 由于工厂具有军工保密性质, 故与地方其他企业发展难以衔接, 导致其发展游离于地方规划建设的范围之外;此外, 工厂地处深山, 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设备单一且专业化强、观念落后等多方面因素造成了关闭破产。

3.2.3 857厂的现状

原厂区可分为东部、北部以及西北部三大片区。目前厂区内西北角有一个小型工厂, 利用了原厂的一小部分厂房并进行扩建, 仅有员工80多名。这一部分老厂房有着浓厚的工业气息, 都是一到二层的老式砖房。

其他两大片区的建筑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拆除。沿着厂区内的水泥路探寻当年的工厂, 只能看到满是断壁残垣, 在梧桐树下的地面上凸现着许多建筑的墙基和碎砖块。距离入口不远处保留了一栋办公楼为三层的砖混建筑, 也是厂区内最高的建筑, 基本保存完好。在厂区北部有两栋较为完好的厂房, 皆为两层的红砖房, 墙面上醒目的口号清晰可见, 极具时代风格。

3.2.4 857厂的价值与特色

虽然857厂昔日的辉煌不再, 但厂区内留存的少数厂房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砖一瓦, 甚至连破旧的电线杆都见证着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兴盛。通过分析评价可知其作为重要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 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3.2.5 857厂的保护与更新

857厂是一个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因国防建设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基地, 不仅是绵阳三线建设历史的见证, 也从侧面反映了工业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 军工国营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厂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整体布局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然而, 由于厂区破坏严重, 整体风貌没有妥善保存, 可利用资源有限。因此综合评价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建设户外活动胜地。857厂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自然风光, 适合打造户外活动基地, 吸引绵阳、成都等周边的居民来此开展露营、攀岩、极限运动、亲子活动等项目。

(2) 打造主题客栈。由于857厂位于由厚坝镇到养马峡风景区的唯一一条道路厚六路上。沿线约15公里, 无住宿停歇的地方。可利用原有的水、电等资源, 并将厂区内保存较好的办公楼和厂房适当地更新加固, 合理增设休闲娱乐设施, 打造主题客栈。

(3) 形成影视、摄影基地。由于厂区地处偏远, 保留着那个时代浓厚的工业气息, 且位于大山环抱之中, 绿树成荫、风景优美, 是十分理想的拍摄老电影、摄影的取景地。

4 绵阳工业遗产保护模式总结

4.1 保护模式概述

近年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模式多种多样。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角度可分为: (1) 博物馆模式; (2) 景观公园模式; (3) 购物与旅游相结合模式; (4) 综合的科学、商业和服务等产业区模式; (5) 区域综合一体化开发模式。从实施工业遗产保护的策略与手段的视角分类有:1) 原样呈现式;2) 产业升级式;3) 精华式;4) 生态修复式。而本文则总结前文所述的两种案例, 以及国内如北京798, 成都东郊记忆等成熟案例, 从开发改造主体的不同将其保护模式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PPP”三种典型模式 (图10) 。

4.1.1 自上而下模式

自上而下模式, 是指由政府主导部署规划决策, 与开发商或其他开发业主出资以联合或转让等方式与地方民众共同合作对工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 涉及的工业地段往往范围巨大, 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和功能重组。自上而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外部性, 使个体之间的合作更容易, 同时也提升了市场运作的效率, 加快保护的步伐[5]。

本文所述的长钢集团则适合应用自上而下模式, 使正在消失的工业遗产得以振兴、传承。长钢集团作业的工业地段范围巨大, 辐射面积广, 影响着几代人, 仅靠工人自发的改造振兴, 力度远远不够, 故中央、地方政府的领导扶持就显得尤为重要。长钢集团的工业改造保护需要当地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规划决策, 与开发商和民众共同作用使得其工作环境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4.1.2 自下而上模式

自下而上模式, 是指以分散的民间个体为主, 采用持续而零碎的开发模式。从非正式的、自发的保护行动, 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乃至国家层面的保护体系。民间自发式的改造保护模式既有灵活性, 又有随意性, 需要政府完善的政策和法规的指引。

对于前文所述的857厂则建议采用自下而上模式进行改造。由于地理区位及其之前作为秘密基地的缘故, 政府保护的辐射范围难以达到, 故对于这样一个人气消散的工业遗址, 很难得到较高层次的保护开发。但是那些见证历史变迁的厂区被遗忘或者拆除又十分可惜, 民众自发的保护开发则十分重要。民间个体如企业或个体承包者等根据自己的更新理念进行投资, 将废旧的厂址改造成旅游驻足的休憩之所、户外活动的露营之地等项目, 可以带来经济效益。

4.1.3 PPP模式

PPP模式, 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 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 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 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 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 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而这种模式应用于工业遗产的保护中, 既为私人组织提供获得收益机会的同时, 又减轻了政府因改造而面临的财政负担。如“北京798”“成都东郊记忆”以及“绵阳126”等城区内的工业遗产则大多采用此模式, 打造文化创意园区, 支撑城市旅游活动。

4.2 结论

工业遗产保护已成为现代备受关注的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同工业遗产有着自己的背景和特点, 应该分析其现状、体制、性质, 从而采取适宜的改造保护模式。而本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PPP”三种模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针对不同类型特征的工业遗产, 应该采取适合发展的模式, 或是其中一种, 抑或是几种的交叉。

绵阳是四川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中国的科技城。她不仅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 还具有丰富的工业遗产。虽然有改造完成的“跃进路”和正在改造的“126”, 但保护工业遗产的意识显然还不够普及, 保护方法仍较为单一。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些工业遗产, 打造绵阳三线建设文化品牌,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还值得深入探讨。

摘要：作为曾经三线建设重点城市的绵阳, 随着近年来城市经济转型, 三线建设的工业遗产与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如何保护和利用三线建设遗产, 打造绵阳三线建设文化品牌,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是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梳理了绵阳三线建设发展历程, 调查绵阳三线建设重点遗产的现状特征, 从实践出发, 同时结合国内外有关工业遗址保护利用的理论和实践, 提出一些战略性思考和改造模式建议。

关键词：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策略,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1]王春才.中国圣火[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2]陈志元.美国城市公园生态设计实践—一纽约高线公园为例[J].城市建筑, 2014 (06) .

[3]李蕾蕾.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J].世界地理研究, 2002 (03) .

[4]吕建昌.近现代工业遗产保护模式初探[J].东南文化, 2011 (04) .

“三线”建设调研 篇5

各工会：

为进一步落实《2012年哈尔滨铁路局维护职工群众利益改善职工生活的实施方案》电报要求，解决好职工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段工会决定对段“三线”建设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研，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鉴于2010年、2011年大规模建设实际以及2012年全局“三线”建设资金安排，今年“三线”建设工作将侧重于新线、“精品线”建设，侧重于边远地区和生活急需，集中资金分线（区段）建设，逐年循环推进。

二、调研方式

以基层单位为主体，成立由党、政、工相关人员组成的调研组深入站区、车间、班组开展现场调研，全面了解情况，形成专题报告。局工会将组成调研组，开展实地调研。

四、调研内容

1．对“三线”建设基础现状进行全面调研。对食堂、宿舍、浴池、水厂（净水设备）、药箱、活动室、书屋、送餐点的分布情况、覆盖情况、房屋现状、备品配置和使用管理情况等开展调研，摸清底数，完善台帐。

2．对职工生产生活现实需求进行深入调研。结合本单位实际，通过组织职工座谈会、与车间干部及班组长交流等方式方法了解职工

生产生活中反映强烈的问题、存在的实际困难和现实需求，尤其要突出管内沿线职工、通勤职工、住宿职工、倒班职工、异地职工等群体需求，为进一步明确本单位“三线”建设方向提供依据。

3．对今年“三线”建设的项目进行重点调研。根据既有设备设施分布、生产结构调整、职工现实需求、车间班组实际条件等情况，确定本车间2012年建设项目，按补强、改造、新建和精品建设项目分别做以规划并制定预算。

五、相关要求

1．要进一步提高对“三线”建设调研的认识。这次调研工作，是落实《2012年哈尔滨铁路局维护职工群众利益改善职工生活的实施方案》的内在要求，是深入开展“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的具体行动，各车间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集中时间和精力，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好这次调研任务。

2．要进一步完善“三线”建设基础工作。要以这次调研为契机，对本车间“三线”建设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摸底，对备品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完善设备设施台帐，及时上报《全局各单位“三线”既有设施统计表》，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3．要认真做好“三线”建设规划。各车间调研组对本车间“三线”建设调研情况要进行全面梳理，找准突出问题，特别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解决急需、完善补强、打造精品的思路，党、政、工领导共同研究，科学、合理确定2012年建线规划，立足自身解决问题，需要路局投资解决的项目要认真填写《2012年“三线”

建设项目调查统计表》，详细说明情况（重点项目可形成专题报告），涉及土建项目的要由站段主管行政副职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调研后做好资金测算，党、政领导确认后上报。局工会将对各单位上报项目进行核查，对多报、虚报、漏报的单位进行责任追究。

请各车间于3月15日前，将“三线”建设调研报告和相关附表（附表到FTP钟艳文件下载）打包后上传至工会FTP：钟艳文件夹内。附：全局各单位“三线”既有设施统计表

国家领导人的三线建设经历 篇6

上世纪60至70年代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

80至90年代以“军转民”为中心的三线调整改造，体现了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十几年的三线建设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培养出了一大批久经磨练的建设人才，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成为走进新世纪的共和国领导人。如在1968年走出清华大学校门，来到三线重点地区甘肃刘家峡工地，贡献十三载青春年华，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省级领导干部，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是1968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攻读研究生，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三线建设的另一个重点地区甘肃酒泉工作，在祁连山麓的三线工地上留下了14年的长长足迹;如曾在三线重点项目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厂长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

可以说，三线建设是共和国伟大历史的一个剪影，一个精神资源。1999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再次回到八盘峡水电厂。当他得知该电厂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企业时，赞许地频频点头，表示欣慰和由衷的高兴。2003年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刚刚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面对人头攒动的中外记者，深情地说：“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了一种信念：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胡锦涛：刘家峡大坝的建设中凝聚着他辛勤的心血与汗水

“我们水电队伍有个好的传统，艰苦奋斗，四海为家。我们国家之所以在能源建设上有今天这个局面，是大家不畏困难、无私奉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换来祖国江河上的一颗颗明珠。”

甘肃省永靖县是汇聚共和国初创时期勃发膂力的地方。建国以来，永靖县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无不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这里倾注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胡锦涛在1968年至1974年的6年间，亲身参加了刘家峡和八盘峡两座水电站的建设，奉献了他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为永靖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胡锦涛曾经建设过的刘家峡水电站是当时亚洲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

1968年，国家为了及时补充恢复建设的刘家峡水电站一线技术力量，把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局属各基层单位。这年12月，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的高材生胡锦涛，从首都北京来到荒凉贫瘠的大西北，来到偏僻贫穷的永靖刘家峡，开始了他十分艰辛的普通水电建设者之路。

来到水电四局，胡锦涛被分配到局属的房建队钢筋班，主要负责钢筋班的技术问题和安全生产。当时，刘家峡水电站的勘察、施工以及机电设备的制造和安装，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因此，设备上存在着“先天不足”，再加上管理底子薄，生产基础差，外部环境恶劣，都对安全生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把好钢筋班的技术关和安全关，胡锦涛总是拿着一个本子、一支笔、一把尺子，仔细测量，认真记录。期间他翻阅了大量施工方面的有关书籍，熟悉各类钢筋的规格，准确计算出各类钢筋的需用量，有时候还到工地跟老同志学网钢筋，进行木模安装、放线。经过将近半年的学习与钻研，胡锦涛很快掌握了钢筋的种类、性能、用途，懂得了网钢筋、焊接等基本技术要点，并在实践中运用。后来，胡锦涛升任为技术员，一方面在木模中队里继续卸拆木模，另一方面在房屋建设上作技术指导。人们经常看到他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怀里揣着图纸，奔波在施工第一线。可以说，刘家峡大坝的建设中凝聚着他辛勤的心血与汗水。

温家宝在甘肃酒泉的足迹

“我参加工作已整整45年，其中在甘肃时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从26岁到40岁，是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时期。”2012年3月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全国人大甘肃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道。

温家宝原是个老地质员。1968年他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地点是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酒泉。当时的单位叫地质力学队，温家宝是技术员，工作主要是从事祁连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也就是填出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以供找矿使用。这是最基础的地质工作，也是最艰苦的一项工作。温家宝从地质技术员干起，常年奔波在野外，用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话讲，就是一年四季穿皮袄，没见过夏天。有关地质部门至今仍在使用的祁连山1：20万区调图就是在当年还是技术员的温家宝的参与下绘制完成的。

1976年，温家宝由队技术员调任队政治处干事，随后转为政治处负责人。

许多老同志对温家宝的评价是：有什么想法喜欢拿出来与大家积极地探讨。曾同温家宝在一个办公室共事的张子靖以及曾共事11年的楮腊元在学风方面对温家宝有着更细致的描述：在队机关上班时，他总是比别人来得早，走得比别人迟，坐下来就是看书、办公，除了休息时外出活动一下，其余时间都泡在书本里，从来不去别的办公室串门、聊天。

在地质力学队的同志印象里，温家宝不但在业务工作上精益求精，为人也相当有风度，心里总是装着别人。

2002年9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视察甘肃、青海工作期间，又专程于百忙中抽出时间，专程驱车到四勘院看望这里的老同志和在职职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来酒泉不来看看大家，我走了以后你们会说我的。”

王兆国：作为一名老二汽人，心里很欣慰

2013年5月17日至1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东风公司老领导王兆国与夫人高秀芝一行，回到他曾经为之奋斗过11年的东风公司参观考察。东风公司前身为第二汽车制造厂，1992年9月1日，“二汽”正式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王兆国说，看到东风公司这么大的变化，尤其是东风公司在汽车行业保持着领先发展的态势，作为一名老二汽人，心里很欣慰。

王兆国生于上世纪40年代，读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中学、大学时期都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68年分配到二汽。先后任技术员、总厂团委书记、总厂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车厢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他到车厢厂时，这个分厂领导班子涣散，职工不安心，生产上不去，成为二汽建设的“瓶子口”。王兆国一到任就拿出扭转局面的劲头，经一年苦战，厂里面貌马上得到改变。可是就在这时，如同12级台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揪所谓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席卷神州大地，可王兆国照样抓生产，整顿劳动纪律，抵制贴大字报。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陪同，从武汉坐火车到位于湖北武当山区北麓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王兆国陪同视察，并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1982年，王兆国被提到团中央任职，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国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之一。

王兆国说，“回忆我的人生道路，离不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照顾。我是在东风成长起来的，是东风培养出来的，我永远都会感恩。”

三线建设 篇7

★智慧城市发展阶段

智慧城市是城市现存部分的格调提升,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可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即发达城市、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

★三线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可行性

以三线城市的智慧化建设为例, 其发展可行性科总结为四点——纯、净、空、气。

◆纯——三线城市信息化基础“单纯”

三线城市的信息化基础受经济、社会环境等客观条件制约, 与发达城市和一、二线城市相较, 略显薄弱, 相对来说, 在前二者智慧化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棘手问题, 三线城市发展时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它的基础与需求更加单纯, 也更容易操作。不同阶段的城市对比情况如图1所示。

◆净——三线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环境“洁净”

所谓建设环境的“洁净”指的是建设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清楚明了。最先要区分的就是提供和生产, 提供不意味着生产, 这二者的混淆, 已然成为阻碍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启动难、建设周期长、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

政府应退出生产性领域, 集中精力于自身的行政职能。过去的政府自行建立技术运营部门, 运营困难重重, 无法持续保障优质的技术服务, 建议政府除自身职权外, 将非核心领域外包出去, 使智慧城市建设责权明晰。

◆空——智慧城市建设, 民营资本进入有“空间”

政府信息化项目融资渠道多依靠财政拨款, 这种政府包揽的投融资模式, 让目前的智慧城市患上了“资金饥渴症”。三线城市体量本身不大, 智慧化的城市建设所需资金量相对小很多, 在加上政府建设欲望与资金紧缺的矛盾, 给予了民间资本进入的空间。因此, 在这类客观情况下, 建议政府实施“国退民进”政策。

◆气——三线智慧城市建设要“接地气”

三线城市的智慧化建设, 因城市自身基础条件差, 资源缺乏, 资金有待充足, 人才储备跟不上, 所以相关的规划建设必须“接地气”, 要依照具体实践结果, 因地制宜。

★案例——汉鼎股份投建智慧新民

1) 新民市介绍

新民, 县级市, 隶属于辽宁省沈阳市, 设11个镇、14个乡和5个街道;核心城区15平方公里;城区人口36万;典型的三线城市。

2) 领导班子

新民市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由市长邢鹏担任组长一职, 常务副市长宋一甲任副组长。具体的项目办公室主任由新民市主管副市长李小萌担任, 各涉及委办局的局长作为成员提供帮助。

3) 目标

新民市本着“惠政、惠民、惠企”的建设理念, 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计划用5年时间, 完成“一大平台、三大范畴、十项重点领域”等目标, 力求做到起步稳固、合理定位, 与城市生态发展同步, 争取成为国家二星等级智慧城市试点, 并为县级市城市树立榜样和典范。

4) 建设模式

新民市的建设选择“资源集约、信息集中、业务集成、统一运维”的模式。

(1) 资源集约。即各个部门、各市、县、镇共用硬件设备和网络, 共享集中采购软件和通信服务、咨询服务、规划服务、评测服务, 还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安全保障、培训服务、办公空间和经费投入等多领域的集约。

(2) 信息集中。将政务信息动态及时汇集到市统一的公共信息平台上, 集中管理和应用, 实现信息动态采集、集中管理, 确保政务信息资源能够很好的满足各个部门的工作需求, 共享应用, 也为政务信息资源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创造条件。

(3) 业务集成。充分考虑当地的业务实践需求, 应用软件由综合服务商统一提供, 各部门及市、街道、乡镇统一定制。既避免造成技术混杂, 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 也避免将来出现软件整合带来的额外巨额费用。

(4) 统一运维。系统后期运行维护, 应交由“智慧新民”运营机构负责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保障和日常维护, 并向整个政府用户群体提供技术支持、通信服务、咨询服务、规划服务、评测服务、培训服务等综合性服务。

新民智慧城市建设全过程如图2所示。

5) 融资方案

政府与投资主体建立起“风险共担、全程合作、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 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总体建设计划投资5亿元, 拟分三期投入, 第一期投入2.26亿, 占总投资45.22%;第二期投入0.97亿元, 占总投资19.38%;第三期投入1.77亿, 占总投资35.4%。

6) 运维模式

智慧城市的后期运营服务关系整个智慧城市是否高收效。绝大多数政府部门都缺乏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 依靠政府自建专业技术运营部门, 无法持续保障优质的技术服务。

为解决此问题, 建设开设由政府与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商成立的合资运维公司。政府工作人员只承担行政管理职能, 进行信息加工分析, 提出对政府信息服务需求和规划;信息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软件扩展等专业技术工作全部委托给综合服务商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

要开创“合作、共赢”的局面, 保障智慧城市优质专业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三线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要点

三线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要点是“沉住气”, 这是建设城市的重要基石。

1) 面对误解——沉住气。建设起步最难, 难以获得各个部门的一直认可, 但只要建设稍具规模, 立刻能让政务、企业、百姓感受到科技的便利, 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 建设步伐——沉住气。建设力求“稳中求进”, 夯实基础最重要, 避免图快图新, 华而不实。

三线建设 篇8

关键词：西气东输三线甘宁段管道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建设任务为西气东输三线西段干线工程, 总体走向自西北向东南, 起自新疆霍尔果斯, 止于宁夏中卫市。涉及新疆、甘肃、宁夏三个省 (区) 的16个市 (地、州) 、28个县 (市、区) 。

本项目属国家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一级。河西走廊地段为中度风蚀和水蚀区, 风蚀模数为1500t/km2·a~2500 t/km2·a, 水蚀模数为1000 t/km2·a~1500 t/km2·a;黄土丘陵沟壑地段为中、强度水蚀区, 侵蚀模数为2000 t/km2·a~5000 t/km2·a。二、水土流失的特点:

1) 侵蚀类型多样。项目区水土流失以风力侵蚀为主, 兼有水力侵蚀、重力侵蚀、冻融侵蚀等多种类型。

2) 局部地区侵蚀强度大。项目区受风力侵蚀和水力侵蚀的双重作用, 局部地区水土流失强度等级高、侵蚀量大。

3) 时空分布集中。

4) 人为造成水土流失较严重。

三、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区水土流失主要为水力侵蚀、风力侵蚀两种类型。管道工程从新甘交界至甘肃景泰属风力侵蚀为主的地区。

据统计, 项目区土地总面积7846.22hm2, 水土流失面积5260.73hm2, 占总面积的67.05%, 其中, 轻度流失面积1202.48hm2, 中度流失面积3877.49hm2, 强烈流失面积180.76hm2。年土壤侵蚀总量15.57万t,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1984t (km2·a) 。土壤容许流失量为1000t/ (km2·a) 。

四、水土流失危害

1) 破坏水土资源, 威胁人类生存的基础。

2) 恶化生态环境, 加剧自然灾害。

3) 淤毁水利设施, 影响防洪安全。

4) 制约可持续发展。

五、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要点及经验

1) 施工作业带

控制施工作业带宽度, 减少扰动面积?

施工作业带弃土弃渣较多, 加之被施工机械反复碾压, 对原地貌和植被损坏严重, 是造成本工程主要水土流失的地域。与水土保持相关的生产工艺和施工工艺为作业带扫线、管沟开挖、回填、伴行路的修筑以及场站建设对原地表的扰动较大。

为防止发生水土流失。在土质管沟段可进行农田覆垦或植被恢复。为减少地表扰动, 严禁施工机具在设计以外的地点活动。

六、结合管道工程特点, 强化水土保持专项设计

水土保持应坚持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相结合、水土保持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设计原则。

1) 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相结合。工程措施以外的植物措施是长期实现水土保持的最佳手段, 应该尽量多的合理运用。

2) 水土保持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在水保设计中, 应最大可能地考虑当地百姓利益, 千方百计做到保护耕地、保护水质、修复道路、完善截排水系统、保护当地的文物景观, 力争做到施工建设与当地经济和谐发展。

七、强化后续设计

对于西三线管道工程而言, 施工前和施工后地形地貌大不相同, 只有根据实际情况, 现场勘查设计, 才能更切合实际, 指导施工。设计人员应在施工期间要深入施工一线, 与监理、施工单位进行对接, 对原水保施工图纸进行认真的检查核实, 根据现场实际进行补充修完善。

八、施工方管理要点与经验

1) 加强水土保持临时措施, 减少施工期水土流失

作业时间应尽量避开大风集中季节 (3~5月) , 对临时堆土, 开挖后应及时用密目网覆盖;在水蚀区, 在施工前应先将排水设施和拦挡措施布设好, 以防止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和弃渣流失, 渣场应先拦后弃。管道作业带两侧应在施工前修建临时性排水沟, 施工结束后, 结合原农田排水沟, 进行部分排水沟的恢复, 并将编织袋集中处理, 并重视和完善坡面排水设施。管道敷设时, 应分层开挖管沟, 地表耕作土层集中堆放, 并采取临时苫盖、临时拦挡和修建周边排水沟措施, 保存地表熟土;同时安排挖方土堆放地, 并采取临时苫盖、临时拦挡等措施围护。施工完毕后, 耕作土层应均匀地铺在地表, 保证农业耕作持续进行。汛期施工应用防雨布覆盖挖方土和耕作土层。施工结束后, 管沟面覆土层应种植临时性草种, 保持水土?

2) 妥善处理开挖弃渣

管道穿越山区或石方段时, 管线施工将产生一定量的弃渣。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地貌特征、水文条件、弃渣量、弃渣岩性、施工条件等, 采取就近的原则, 在开挖地段附近的荒地、坡地布设弃渣场。

对堆渣过程中对可能形成的不稳定渣面边坡, 采取渣坡面整治和削坡工程, 并在渣体坡脚布置护坡或拦渣墙工程, 渣场上游及两侧坡面布置截 (排) 水沟, 将渣场上游坡面径流排泄至下游沟道, 防止洪水冲刷弃渣, 增加边坡稳定性。

3) 植物措施应遵循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适地适草的原则, 确保绿化效果

植物措施布设遵循的原则:一是根据工程建设区自然特点, 在措施的布设上, 遵循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适地适草的原则, 树 (草) 种的选则尽量以乡土树 (草) 种为主;二是林草措施的设置以防治水土流失为前提, 结合绿化美化需要, 与周边现有植物种类相协调, 使之达到既保持水土, 又美化环境的目的。

4) 施工过程水土流失控制

“小角”法巧辨“三线六角” 篇9

我们知道, 同位角, 即位置相同, 两个角都在第三条直线的同旁, 同在被截两条直线的上方或下方.内错角, “内”指在被截两条直线之间;“错”, 即交错, 在第三条直线的两侧 (一个角在第三条直线左侧, 另一角在第三条直线右侧) .同旁内角, “同旁”指在第三条直线的同侧, “内”指在被截两条直线之间.

辨别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首先要抓住“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这一本质特征, 两个角共涉及三条直线 (或射线, 或线段) , 它们的一边分别在两条直线上, 而另一边在同一条直线上, 要认准这两个角的“一边共线”这一关键性的条件.所谓“小角”法就是画出这两个角的两条边, 判断这两个角是由哪“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得到的, 进而根据定义判别.

下面, 我将举例说明如何使用“小角”法巧辨“三线六角”.

【题目1】下图中, ∠1和∠2是同位角的是 () .

题解:先画出∠1和∠2的两条边, 只有选项D“一边共线”, 再根据同位角定义可以作出判断.故选择D.

【题目2】如图,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因为∠2=∠4, 所以AD∥BC

B.因为∠BAD+∠D=180°, 所以AD∥BC

C.因为∠1=∠3, 所以AD∥BC

D.因为∠BAD+∠B=180°, 所以AB∥CD

题解:如上图, 分别画出选项中的两个角, “一边共线”中的那条直线就是“第三条直线”, 那么由平行线的判定可知“两条直线”平行.比如, 选项A, 由“小角”法可知, ∠2和∠4是“两条直线”AB和CD被“第三条直线”AC所截得到的, 又因∠2=∠4, 所以AB∥CD, 故A错.同理, 由∠BAD+∠D=180°得AB∥CD, 由∠1=∠3得AD∥BC, 由∠BAD+∠B=180°得AD∥BC.综上, 正确答案为C.

【题目3】如图, DE⊥AB, EF∥AC, ∠A=35°, 求∠DEF的度数.

《琵琶行》三线合一结构解析 篇10

诗歌的小序中已简要概括三线:感情线———琵琶女漂沦憔悴,诗人曲罢悯然,忧郁伤感,精神上的同乡;生平线———琵琶女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转徙于江湖间;都来自京城,少年得志,现实零落,现实中的同乡,相似的经历;音乐线———铮铮然有京都声,音乐上的同乡,有共同的心境。这三条线在正文中的起伏变化总体一致。

诗歌中的“感情线”是三线的核心,诗人和琵琶女的相遇相识相知都是围绕这条线展开。跟生平线和音乐线跌宕不同,感情线是一以贯之的,低沉压抑,难以排解。诗人方面“浔阳江头夜送客”,被贬九江,跟好友道别,孤独飘零;“谪居卧病浔阳城”,疾病缠生,闷闷不乐;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压力,想听音乐消遣都是奢望。此时诗人遇到身世相同的琵琶女,听到朝暮思念的京音,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喟叹,这声喟叹是情感得不到排解的出口,这时琵琶女不仅是作者的慰藉且是一根稻草。琵琶女方面情感相似,在湓浦口孤独的弹奏着只有自己能读懂的故事,没有人倾听她的思绪,在意她的喜怒哀乐,就连她最亲的人也“重利轻别离”,留下她“江口守空船”,所以在接受诗人邀约弹奏时迟疑,是长时间没人理解的戒备。在压抑难熬的岁月里这样的相遇才惺惺相惜,难能可贵。感情经历的相同为下文叙述音乐上的知音、生平上的倾诉奠定基础。

“音乐线”是联系“感情线”和“生平线”的纽带,同时也是诗歌中最精彩的部分。诗歌中的音乐响起过三次,第一次音乐响起相遇;第二次相知;第三次相慰。详写部分是第二次音乐,这段音乐不管对琵琶女还是诗人而言,都有各自目的———诗人想要找寻京都的味道;琵琶女想听者读懂她的故事,“未成曲调先有情”,“说尽心中无限事”。诗人用大量比喻描写这段音乐的跌宕起伏、“大弦嘈嘈如急雨……大珠小珠落玉盘”节奏时急时慢,象征生命中的起起落落;“间关莺语花底滑”节奏变得轻柔舒缓,象征以前的岁月的从容美好;“幽咽泉流冰下难”节奏变得低沉,象征生活的压抑;“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声调降低,节奏停顿,象征内心的孤苦无依;“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节奏突然急促,象征内心的情绪宣泄。整个音乐线的起伏是:平缓舒快———低沉压抑——冷涩沉默———高昂激越。所有的感情、故事都呈现在音乐的弹奏中,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完全读懂,令她欣喜的是诗人完全读懂了,遇到知音,谈及下文更深程度的个人经历才不突兀。一面之缘的两人能完全放下戒备袒露自己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

“生平线”是三线的基础,因为相似的生平经历,才能读懂彼此的感情,在音乐上听懂彼此的表达。琵琶女的生平详写,诗人的略写,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联系起来,诗人是想借琵琶女的自述表达内心的愤懑与不甘,得意与失意的转换,内心失衡与寻找平衡的艰难。曾经他们才华横溢,春风得意。现在他们一样没人理解,处境凄凉。激起彼此共鸣的是:“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与“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有着至高精神追求的两个人,在意的不是荒凉的处境,而是没人理解、倾听的郁郁寡欢。“生平线”的起伏是:得意明朗———挫折失意———抑郁难排,跟音乐线的不同是没有“高昂激越”,但他们的相遇就是感情的迸发,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般。高昂过后的沉寂正是他们内心得到慰藉的回味。

超越身份的相互尊重与关怀是让三线结合的重要因素。在诗人眼里琵琶女并不是简单的艺人,他对琵琶女的理解超越她的身份,她只是一个孤独无依的有丰富内心世界的女子。在琵琶女眼里诗人并不是从京城来到九江的落马的高官,而是一个可怜的需要安慰的同道中人。这首诗的可贵在于以平等尊重视角看待彼此,让音乐的演奏没有任何杂质,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

三线建设 篇11

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外来战争威胁和西方封锁，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动员令。在这个背景下，1970年，战备线——襄渝铁路紧急上马。陕西段部署了铁道兵3个师、民工40万，战场铺开，仍显人力不足。当时陕西省陕北、关中、陕南都有大型水利工程在施工，陕南还有一条重要的三线铁路——阳安铁路也在同时建设，仅阳安线就上路民兵40万，陕西省的劳动力非常紧张。陕西省白河县境内由湖北省派民兵支援，陕西省镇巴县境内由四川省派民兵支援，陕西省旬阳、安康、紫阳县境内的民兵则由陕西省自己解决。“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民兵配属铁道兵2师、10师和11师施工，但人力不够。无奈，陕西省领导想起来陕西省1969届、1970届初中毕业生还没上山下乡，问铁道兵这些学生行不行？铁道兵立即回复可以。于是，1970年8月，西安市（含今咸阳市的秦都区、渭城区，这两个区当时称为“咸阳市”，归属于西安市）的10000名1969届初中毕业生报名上了三线，和铁道兵、民兵并肩奋战。学生连队不同于部队，也不同于民兵，“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命名为“学生民兵”。由于“学生民兵”文化程度高，头脑灵活，学习快，肯吃苦，很快成了桥隧施工的主力军，成为“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铁道兵和政府都很滿意。1971年，铁道兵又从西安市、宝鸡市、铜川市、宝鸡地区、咸阳地区和渭南地区招录了15000多名1970届初中毕业生上了三线（其中含少数西安市以外的关中地区城镇的1969届初中毕业生；还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和城镇社会青年）。这样，陕西省共有两届25800名初中毕业生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参加三线建设修建襄渝铁路，其中女学生5129名。

三线学兵连25800名学生共编为141个连队，其中女子连队26个，配属于铁2师、铁10师和铁11师，后来有几个连队改属了铁1师。绝大部分学生连队呈带状分布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沿线，连队按部队编制和管理，学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司务长（部分连队的卫生员）由陕西省抽调干部担任，铁道兵向学生连派军代表协助管理。

在襄渝铁路即将接轨通车、绝大部分桥隧工程已经完工的情况下，1973年4月、7月，在襄渝铁路上奋战了近3年的1969届、1970届“学生民兵”先后退出了三线建设战场。

这种大规模的直接从学校组织初中毕业生到环境恶劣的山区修铁路的情况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这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十六七岁的学兵大军，25000人的队伍比当时一个满员的铁道兵师的兵力还要多。这支大军扑上疆场，虎虎生威，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没有路开路，没处住自己盖房，大山深处供应困难，常常不能饱腹，但并不影响学兵在施工中拼搏。铁路施工中几乎所有的工种学兵都做过，而且一做就成了行家里手。学兵流血流汗冲锋在前，有100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襄渝铁路。这支学兵生力军的加入，为襄渝铁路的建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学兵们那种报效祖国的崇高品质、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

二三线楼市的泡沫风险 篇12

实际上,一些二三线楼市的泡沫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其繁荣时光得益于体制内外的多重“保险”的支撑,比如政府投资的决心和能力、行政体制的地区分割以及外部投资者对中国城市化的信心。但泡沫天生的价值缺陷就如同巨人的一双泥足,决定了危机将在这些“保险”松动之时发生。

“城市化”局限

这些年,“挺房派”对于中国楼市的乐观态度,其论据主要来自巨大的“城市化”潜力。在其看来,中国“城市化率”不足50%,而美国早在20 世纪70 年代便超过70%。除了农业人口要继续进城之外,每年新毕业数百万大学生也有意愿购房,所以住房的“刚性需求”貌似源源不断。

结论很乐观,但论据可能存在缺陷。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对笔者分析,中国楼市其实已发生属性“变异”,即房子已从消费品变成投资品。房子如果拿来居住,那么就是消费品,有存在“刚性需求”的基础。但中国的房子很多都是作为“投资品”来买的,“刚性需求”的说法站不住脚。“有钱人在投资,房子空置没人住,这能算刚性需求吗?”易宪容说。

“刚需”和“投需”的区别在哪里?这很容易理解。如果是“刚需”,那么不论房价涨跌,自住的房子往往是不会被抛售的,楼市有了稳定剂。而“投需”就像买股票,必然追涨杀跌,如果房价下跌,投资者必然“断供”来止损,最终导致信心崩溃,全面下跌。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温州、鄂尔多斯已断供频现。

除了“刚需”的脆弱之外,“城市化”过程本身也可能接近极限,这在二三线城市表现尤为突出。

“过去十多年,中国从事农业的青壮年已经很少了,到农村看一看便知。”海通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笔者说,中国的实际“城市化率”极可能被低估,甚至可能被低估10%。举个例子,中西部很多进城的务工人员可能没有城镇户口,只是在城市打散工,但却在城里买了房。“城市有关部门可能把人口控制作为政绩,存在少报动机。”李迅雷说。

不难发现,在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中,工业化是最根本的推动因素。纽约、芝加哥、伦敦、东京、巴黎这些城市,无不遵循着“先有产业,后有楼市”的演进路径。但就中国而言,除了工业化的自然推动外,政府投资成为另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独特的“双轮”驱动模式。

独特的“城市化”路径也影响了中国地产商的行为模式。内地地产商最熟悉的投资模型被称为万科“PIE”,地产商是否拿地,必须看这个城市的“PIE”值。在模型中,P(population)是人口,I(investment)是基础设施投资,E(employment)是就业即产业的发展。模型有很多种理解,但其中一种最深入人心:投资是核心,而人口和就业只是其延伸的双翼。

“拿不拿地,要看当地政府对投资的驱动能力。”某上海地产公司的一位投资经理对笔者坦言,很多二线城市根本没什么产业,也没有常住人口的就业,但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关系好,能借钱,所以楼市也会火。

强大的“双轮模式”意味着“城市化”的高效率,同时也蕴含着高风险。因为两个“轮子”必须同时有力,否则马车就有停滞乃至颠覆的危险。而事实上,投资这个“轮子”总会有其膨胀的极限。

对一线城市来说,两个“轮子”相对平衡。以广东为例,其在2007年,常住人口便达到约9449万,超河南而居全国第一。背后寓意是,尽管珠三角的“城市化”也有投资驱动的因素,但产业发展解决了关键的常住人口就业问题。但对很多二三线城市来说,投资只带来了“临时工作”,即建筑工程业的流动务工增加,而本该作为常住人口的大学毕业生只能“逃回北上广”。楼市“刚需”,从何说起?

外部“保险”松动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越来越被看成是内地楼市的“保险阀”。较普遍的看法是,当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那么在内地楼市逐利的钱将会大规模撤走,进而导致房价下跌。目前,国内“挺房派”和“打房派”的争论焦点之一,也正在于此。

在海外资金的流动中,地产商在香港的发债息率具有标杆意义。目前,除少量原先国资背景较重的地产商之外,内地一线民营地产商几乎都是香港上市公司。数据公司Dealogic的统计显示,自2010 年以来,外国投资者通过美元债券和以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形式分别向中国房地产企业提供了480 亿美元和60 亿美元的资金。考虑到地产商的融资量往往有着强大的“乘数效应”,因此可以说,海外资金是推动中国楼市投资的重要发动机之一。

笔者查阅近年的公开数据发现,2009 年之前,内地房企在香港发行美元债的息率一般保持在5%左右,而2012 年之后,这个数字经常超过8%,一些项目还超过了15%。尽管不同地产商、不同项目、不同时间的息率会有波动,但整体上升趋势明确。2014年开年以来,该趋势尤为明显。

息率为何上升?一是内地地产商负债率升高,风险也升高,一些大型地产商之前以4%融资,但现在升到了10%,因此其负债率也上升了两倍。另外,更多的项目开始位于那些外国投资者从未听说过的城市,自然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

除了项目本身的风险外,息率上升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的隐现。某投资经理分析称,海外投资者的收益来自两方面,一是息率收益,二是在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务投资中的人民币升值的收益。汇率变动的收益加上息率,海外投资者的收益相当可观。但问题在于,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收益就必须要减去汇率变动的损失。因此,投资者也必然要求融资方承受更高的息率。

债券融资的“ 截面”无疑说明了信心的微妙转变。事实上,当物业从“消费商品”异化为“投资品”之后,中国楼市早已变成一个“信心市”,这在二三线楼市表现尤甚。当信心溃散的扳机被扣动,事情发展便可能超乎想象。与此同时,既然GDP增速已从2010 年的10.4%下降至2013 年的7.7%,自然有人要为这样的变化埋单。

换个角度看,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低效的投资也必然意味着寻租,权力阶层的灰色收入和外地炒房团的资金成为楼市繁荣的金融基础。这样的楼市,有什么理由坚挺?王石说,反腐是楼市最大的调控,个中深意,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