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调解协议书

司法部调解协议书（通用10篇）

司法部调解协议书 篇1

司法调解协议书

赵xx 男 21岁 农 xx乡李梅行政村

赵cx 男 32岁 农 xx乡李梅行政村

宅基地纠纷

赵zx与赵cx是兄弟关系，因宅基地发生纠纷。经xx司法所调解处理意见如下：

1、刘xx以后生活费用都有赵zx承担。

2、赵cx随心意。

3、赵zx宅基地两间房子分给赵cx，赵cx必须在九九年以前扒掉。

4、赵cx宅基地上树归赵cx。

5、赵zx宅基地上树归赵zx。

6、三颗大杨树归刘xx所有。

7、以后母亲不在，地没人一半。

8、如果一方违约拿违约金3——500元。

双方签字人：赵zx

赵cx

协议书

协议双方系母子关系，母亲刘xx与次子赵zx因土地使用问题，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由于赵zx承包使用土地较少，其母亲愿意从其耕地中分出0.6亩给其子使用。

二、该0.6亩地坐落在韩赵庄东头路北沿，北临蔡口行政村耕地，东临赵惠民耕地，西邻赵广太耕地，南邻泊油路。该地块总面积两亩五分，自该地块南头，坟以南分六分地。

三、该六分地分出后由赵zx管理使用，他人不得干涉。

四、上述协议条款，双方严格遵守。

协议当事人：刘xx

赵zx

见证单位：x县司法局xx法律服务所

2012年9月15日

司法部调解协议书 篇2

2013 年, 某银行客户宋某计划购买一款信托产品, 出资50 万, 产品期限1 年, 预期收益率10%, 4 月7 日下午4 点是此产品的募集截止时间。宋先生于4 月7 日中午1 点持50 万现金至某行办理跨行转账业务, 办理完业务后直到下午4 点宋某发现资金仍未到账, 多次催促银行柜员查询原因, 银行柜员以客户资料填写错误、系统出现故障等理由进行了答复, 但未进行核查。直至下午6 点某行才告知宋某转账未成功的原因是柜员将支付行号写错。但信托产品募集期限已过, 宋某未购买成功, 错失投资机会, 之后多次与某行协商赔偿方案未果, 遂向当地人民银行投诉。

在投诉处理中, 某行承认因行员操作失误导致宋某大额转账未及时到账, 答应给宋某进行赔偿, 但某行与宋某就具体的赔偿金额并未达成一致。双方多次磋商后相互之间的信任度降低, 人民银行居中进行了调解, 但双方考虑到人民银行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担忧达成调解协议后对方反悔无法执行, 又由于诉诸司法成本较高, 双方都不愿提起诉讼、仲裁。因此, 争议被搁置, 目前尚未得到解决。

通过分析以上的案例不难看出, 在金融消费领域, 可供金融消费者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有限, 现有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渠道难以有效满足实际工作需求。

二、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 替代诉讼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ADR) 一般是指除法院诉讼以外的所有非诉讼解决方式, 表现为和解、调解、仲裁等多种形式。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合意性、折中性, 主要以和平方式化解矛盾, 减少冲突和对抗, 可以最大限度节约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而目前, 我国替代诉讼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健全, 协商、调解、仲裁等机制也存在很多问题, 诉调对接没有形成有机整体。加之, 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处理结果缺乏法律保障、对当事人约束不足, 金融消费者选择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积极性不强, 纠纷解决方式仍以诉讼为主, 有的甚至不诉诸法律渠道, 直接通过向媒体披露、进行信访控告等方式向金融机构施压以期满足其要求, 这不仅加剧了双方的冲突对抗, 也不利于金融稳定。

(二) 金融消费纠纷的处理效率有待提升

从人民银行受理投诉情况看, 金融消费纠纷内容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从个案情况看, 消费者大多是自然人, 一般涉及财产金额小, 一旦产生纠纷, 通过诉讼等方式解决成本高, 对消费者而言耗时耗力。例如, 近年来投诉比较多的小额存款继承取款难问题, 由于支取小额的继承资金公证费用高、程序繁琐, 极易产生纠纷, 而解决这类纠纷缺乏简便、高效的渠道, 通过诉讼可以得到最终解决, 但时间长、费用高, 处理效率大打折扣。

(三) 金融消费纠纷中专业调解组织的作用尚需充分发挥

很多金融纠纷专业性较强, 而一些消费者的金融、法律知识有限, 对于产生的金融纠纷, 消费者倾向于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目前, “一行三会”在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解决金融消费者纠纷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还是存在局限性。“一行三会”是行政管理部门,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无权对纠纷双方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再分配进行裁决, 在处理纠纷中不能介入金融机构的决定、不能裁决纠纷, 只能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督促金融机构处理投诉,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 效果不明显, 有的金融机构出于声誉风险考虑满足了金融消费者的部分不合理诉求, 有的金融机构则“店大欺客”不甚公平地应对消费者, “一行三会”作为专业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强化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当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产生纠纷时, 若双方协商不成, 在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中, 由专业调解组织制作调解协议、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可作为最优选择。理由如下:

(一)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具有法律依据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特别程序, 第194 条规定: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 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 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 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对于本条中适用范围的理解, 也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条规定:“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 经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签字盖章后, 当事人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中“一行三会”作出的调解协议, 作为“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 应纳入确认调解协议案件适用范围之内。

(二) 较之其他解决方式,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方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金融机构内部处理、与消费者协商的方式成本低、效率高, 但主要依靠机构内部的纠错机制, 在消费者心中容易产生金融机构“内部包庇”的想法, 消费者满意度不高。行业协会虽然也建立了投诉处理机制, 由于行业协会宗旨主要在于促进全体成员的集体利益, 解决纠纷仅仅是其职能之一, 其中立性、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选择金融仲裁程序, 则需要争议双方提前达成协议、确定仲裁机构, 这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而言选择有限, 尤其是对单价不高的金融产品纠纷更是如此。诉讼方式更是自不待言。较之以上的纠纷解决方式, 由专业调解组织制作调解协议、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方式, 简化了纠纷处理过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具有简洁高效、易获得消费者认同的特点。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较之和解协议, 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的法院裁定更加便于执行, 还可以免却诉讼中作为被告而产生的声誉风险。

(三) 调解方式可以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纠纷的现实需求

一方面, 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 金融活动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日益紧密, 金融消费者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因涉及自身财产、消费者对于解决金融纠纷相当迫切, 对于高效的解决方式存在较大期待, 而调解方式则可以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 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发展, 新型领域金融产品和衍生服务中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这类纠纷专业性强, 对裁判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较之法官、仲裁员, “一行三会”的监管人员具有更好的专业优势, 同时“一行三会”熟悉本地区实际情况、拥有调查分析手段, 可以迅速介入、查清案情,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完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方式的建议

(一) 建议加强与法院沟通, 推进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

建议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加强与各地法院的联系沟通, 推进开展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试点, 确定基层试点法院及人民银行调解组织, 开展试点工作。待试点经验成熟后, 建议人民银行总行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 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或者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明确司法确认内容及程序等。

(二) 建议规范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程序

在确认调解协议案件中, 法院审查的是调解协议而非案件本身, 主要是审查调解程序的合法性。因此, 建议规范人民银行调解程序, 在调解中坚持双方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 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 则不得调解。注重调解内容合法、不损害公序良俗, 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 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解纠纷,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耐心疏导, 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 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协议的内容也要明确、具有执行力。

(三) 建议制作格式统一的调解协议

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程序适用 篇3

关键词：司法确认；效力；救济途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古语有云，识人多处是非多。人民调解制度正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纠纷解决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它自产生以来就收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但是，一直以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缺乏法律保障，人民调解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2011年《人民调解法》正式实施，以立法的形式全面确立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为这一全新的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2012年第二次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新增“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给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提供了法律保障。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有助于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定纷止争功能。

所谓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是指矛盾双方当事人将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提交给法院申请审查，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真实合法有效的，出具法律文书确认其的效力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的制度。

限于本文篇幅，仅就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程序中争议较大的几点问题进行讨论。

一、调解协议的效力

现今学界对调解协议效力的界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①调解协议相当于民事合同。这是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组织，在人民调解协议的形成过程中，调解委员会只是帮助双方当事人形成了解决民事纠纷的合意，从根本上说，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互相让步的基础上形成的解决相互间纠纷的合意。该观点与最高院在《关于审理涉及民事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规定相符，也是现今学界的主流观点。②调解协议的效力高于普通的民事合同，但是没有强制执行力。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应当被理解为区别并高于、强于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同时仍未具备与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等同样的强制执行力。

《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也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在经过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后始具有强制执行力。这样的规定似乎是矛盾的。按照法条的理解，人民调解协议自达成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既然已经具备法律约束力，为什么还要经过司法确认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呢？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明确界限在哪里？我国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笔者认为，调解协议属于民事契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调解是一种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负责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性的群众组织，并不是国家机构，其调解当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一种帮助双方当事人形成解决民事纠纷的合意。

二、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部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应当指定一名审判人员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即由审判人员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但是，由于立案庭、审判庭、执行庭均配有审判人员，因此我国并没有明确法院的哪个内设部门承担司法确认的职责。

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由立案庭负责司法确认工作。但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立案庭的职权范围包括：对依法受理的各类案件进行登记、立案、排期、送达和审判流程管理及案件督办工作；依法审理管辖争议案件和公示催告案件；对不服本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提出各类申诉以及再审申请进行审查。显然，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工作并不在立案庭的职权范围之内。再者，根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审理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也就是说，人民法院视司法确认为简易程序，按照简易程序的处理方式，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应当在审判庭处理。

笔者认为，具体由法院的哪个内设部门负责司法确认应该由该程序的性质决定。根据民诉法修正案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属于非讼程序中的特别程序。非讼程序当然也是纠纷的处理程序之一，按照民诉法对非讼程序的受理规定，司法确认程序当然应由审判庭负责受理。再者，从司法确认程序的功能来看，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其初衷是希望避免已经解决的民事纠纷不要再起争执，这与审判权“定纷止争”的本旨相符，因此，由审判庭负责司法确认这项工作是最为合适的。

三、不予确认后的救济途径

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法院认为调解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其确认申请，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变更原来的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虽然民诉法规定了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时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这并不是对法院作出不予确认行为的救济。人民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达成的解决民事纠纷的合意，该合意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所以，当法院不予确认该调解协议的效力时，应当给予当事人抗辩和救济的权利。

司法部调解协议书 篇4

根据市局《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质量检查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协议书制作，全面提升人民调解工作水平，我局于*年*月*日至*月*日对我区人民调解协议书质量进行了认真自查。现报告如下：

我区对此次自查工作高度重视，在收到市局通知后立即向各基层司法所下发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质量检查的通知》，要求各调委会对照《如何正确制作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先行对自己街道及下属社区调委会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质量进行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期间我局还组成一个由基层科科长带队，基层科其他人员参加的检查组到*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质量进行抽查，并就检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指导。

此次检查工作得到了各街道、社区调委会的高度重视，他们都能按照要求积极开展自查并及时进行整改。从检查内容看，首先，此次抽查到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都做到了单独立卷、装订整齐，并使用了司法部统一制定的文书格式，同时文书格式填写规范、字迹工整。其次，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真实，用词得当，意思表示准确，逻辑关系清楚。第三，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履行情况看，除*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中一份案卷因履行期限未到而尚未全部履行完毕外，其他人 民调解协议书全部履行。

存在的问题：我区人民调委会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均未经过基层人民法院的确定，对于这种情况我局在今后工作将积极与调解双方当事人、基层人民法院协商，争取使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能得到基层人民法院确定。

司法部调解协议书 篇5

一、关于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情况人民调解法实施两年来，**法院积极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思路，采取四项措施指导民调工作，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加大巡回办案力度，邀请民调人员参与庭审，做到以案讲法。结合农村发生“三养”（抚养、赡养、扶养）案件、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打架斗殴案件较多的特点，精心选取典型案例，邀请民调人员参加庭审观摩。庭审后，依据法律规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进行讲解，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熟悉情况的民调人员参与案件调解，充分发挥民调人员的作用，增强辖区群众对民调员的信任度和民调人员的调解能力。

（二）定期对民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定期组织民调人员到派出法庭或所在乡镇，由法院选派义务骨干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随时解答民调员遇到的法律问题，指导他们依法、有效、及时地化解矛盾纠纷。去年，我院协同司法局同志到七个乡镇讲解法律知识，提高了民调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调解 篇6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无论是各行各业还是各个行政机关都在以人为本地工作。司法行业也不列外，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这就要求各级法院应把“和谐司法”的理念贯穿于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加强法院调解，将调解从民事案件向刑事附带民事、行政案件以及执行案件延伸，大力推行民事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行政协调以及执行和解等和谐的办案方式，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从而不仅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让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让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本文就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了探讨。

关键词:司法调解；问题；对策

I

目录

一、目前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1

（一）立法层面及制度设计上的缺陷………………………………………………1

（二）司法层面………………………………………………………………………2

二、完善司法调解制度的对策………………………………………………………………2

（一）针对立法之不足，完善相关立法……………………………………………2

（二）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3

（三）充分利用现有司法资源、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4

（四）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及界限………………………………………4

（五）在法院设立民事审前调解庭，实现调审分离………………………………4 参考文献………………………………………………………………………………………6

II 浅析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无论是各行各业还是各个行政机关都在以人为本地工作。司法行业也不列外，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这就要求各级法院应把“和谐司法”的理念贯穿于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加强法院调解，将调解从民事案件向刑事附带民事、行政案件以及执行案件延伸，大力推行民事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行政协调以及执行和解等和谐的办案方式，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从而不仅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让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让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本文拟就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一探讨。

一、目前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立法层面及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1、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对具体适用调解的阶段并没有作任何规定，实践中往往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才认为案件事实已清楚而进行调解，但在这一阶段中，双方当事人对抗性最大，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同时也失去了更多的调解成功的机会。

2、《民事诉讼法》对哪些案件必须经过调解并未作任何规定，而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只有离婚案件必须经过调解。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应拓宽必须经过司法调解案件的范围。笔者建议对家庭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劳动争议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及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导致涉诉上访影响稳定的案件必须先经过调解，调解不成判决时仍需要向向当事人阐明判决的依据及理由以减少涉诉上访、维护社会稳定。

3、调解方案提出制度法律未作规定。由法官提出还是由纠纷双方提出，没有具体的法律界定，导致实践中司法不统一，即强制调解和消极调解的产生，不能体现私法上当事人的自主权和法官的诉讼指挥权。

4、《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赋予当事人的无限反悔权不尽合理。当事人对于诉讼中达成合意的调解协议，其实质是一份协议，但因赋予当事人无条件的反悔权而致使协议对双方毫无约束力。从表面看，好像是赋予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也是当事人滥用处分权的一种表现。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就双方的 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行使了处分权，建立了新的契约，应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否则，不仅对当事人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起鼓励作用，有悖于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而且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客观上损害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与法院裁判文书的既判力。

5、行政诉讼未建立调解制度的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及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奠定了行政诉讼中除赔偿诉讼外不适用调解的基本制度格局。但是庭外和解却大行其道，行政撤诉案件大量存在。在原告撤诉的案件中，有大量案件是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而原告撤诉。在撤诉案件中，法院的随意性是很大的，一方面由于缺乏实体法上的依据，诉讼中的调解游离于制度之外不受法律的规制；实践中“和稀泥”、“以压促调”、“以判压调”、“案外调解”、“审判协调”等调解的异化现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法院在行政案件中往往在各项利益的权衡下倾向于不表明自身态度乐于接受被告作出妥协使原告撤诉的结果。这种实际上采取了逃避司法审查，进行庭外和解的方法，这是与法律精神相悖的。当然，调解制度的引入并不必然使撤诉案件率下降，但是我们希望能为大多数的案件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平台。这如一位西方哲人说的，看得见的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见的罪恶。

（二）司法层面

存在着体制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司法人员的局限性。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司法人员的局限性，一方面，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关系纷繁复杂，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但国家对司法领域的投入却十分有限，同时加上法官的流失，凸现了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中国法官法律素养的不足，凸现了司法人员的局限性。这与法官做调解工作须有耗时的不厌其烦的劝导素养和扎实的法学功底相矛盾。

二、完善司法调解制度的对策

笔者认为，完善司法调解制度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针对立法之不足，完善相关立法

1、对调解适用的阶段作出相应规定，同时对“事实清楚”这一术语作出相对明确的界定，增强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做出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做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 进行调解。江伟教授、孙邦清博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第104条规定：“在判决作出之前的任何时间，人民法院都可以调解。”上述规定及建议稿虽然比现行法律前进了一步，但本文认为，为保障纠纷双方在法定期限内充分行使私法上的处分权，应进一步规定为：在判决送达之前的任何时间，人民法院都可以调解。因为“判决做出之前”在词义上与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判决的成稿或已签发打印、盖章与判决的送达还有一定的时间差，在一些特定案件和偏远落后地区甚至有数周的时间差。这样就有可能剥夺了当事人私法上的处分权，同时也有违现行法律赋予当事人和解权之嫌。但对这种全程调解，有人认为调解应止于一审判决做出之前，案件进入二审后就不应当进行调解。再审案件更应禁止调解，以维护裁判的正义和法的安定性。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在二审及再审程序中完全不适用调解也不可取，只不过应该以判决为原则、以调解为例外，最好在立法上应该对二审及再审的调解作出相对严格的限定。

2、实行先行调解和全程调解机制。将调解置于诉讼过程中每一阶段和环节之首，作为办案人员开展工作的必经程序，同时将调解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和不同的诉讼阶段，根据案件特点，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调解，不放过任何一个调解机会，以使案件尽可能得到调解。如在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进行“送达调”；询问被告答辩时进行“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后进行“即时调”；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进行“听证调”；庭审阶段进行“庭审调”；同时法院发挥双方委托代理律师作用，促使当事人庭外和解，进行“庭外调”；以及在定期宣判送达前，应一方当事人请求进行“庭后调”。通过全程调解，实现立案阶段分流一批、准备阶段终结一批、庭审阶段化解一批、宣判之后平息一批的效果。

3、取消无限反悔权。最高法院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在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当事人在调解时达成了协议，但在调解书签收时却提出其它条件或彻底反悔的情形。而在立法上，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纵容了这种反悔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取消无限反悔权。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二）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

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 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三）充分利用现有司法资源、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

首先要通过学习教育转变法官的办案观念，使广大法官认识到调解结案是实现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相结合的最佳方式从而找准角色定位，提高调解意识和调解自觉性。其次要注重实践积累，不断总结调解经验，逐步提高自己的调解技巧及能力。可将法官的调解能力作为一个考评法官能力的一个重要要素以鞭策法官提高调解能力。增强法官调解能力。调解工作既是司法工作，又是综合性的社会工作，也是群众性工作，因此，调解对法官的素质和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民事法官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强学习和锻炼，不断提高做好调解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一是要增强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能力。加强法律专业知识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善于从法律上准确把握和分析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理清调解思路，提出最佳的调解方案，确保调解工作依法进行。二是要增强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通过更多地深入群众、深入社会、深入基层，丰富自己的社会知识，真正做到把握社情、洞察民情，善于辨法析理，使调解工作更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增强调解工作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三是要增强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在提高调解技能上下功夫，善于选准调解的切入点、感化点和时间点，丰富调解方法，提高调解艺术，不断提高调解成功率。

（四）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及界限

调解制度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权力（利）基础上的，但是行政权力并非都是不可处分。“在我们的时代，只有很少的规则非常确定，不至于某一天会要它们出来证明自身作为顺应某个目的之手段而存在的正当性。”立法者无法穷尽所有情况而将法律制定得极其完备，因此我们面对的大多数是原则性的条款。在行政行为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很大空间余地，如对“公共利益”、“必要”、“重要”、“适当”等的理解，因此对于涉及此类自由裁量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该说是可以适用调解的。但并非所有的行政案件都是用调解。调解制度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的引进和使用将大大改变我国行政诉讼现状，将其导入一个良性运行的状态；另一方面一旦滥用调解，将危及到我国行政制度和民主精神的基本价值。因此明确调解适用的界限是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起点问题也是终点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虽然现行法律排斥调解制度，但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调解制度的适用只是时间问题。

（五）在法院设立民事审前调解庭，实现调审分离

法官身份的双重性（同时担任审判者及调解人）令当事人对法官调解的中立性、公正性产生质疑。调解“指的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 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场面”。而我国法院调解中扮演调解者的法官，虽说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但它与一般调解者不同之处是他的身份具有潜在的强制力量。因为调解不成,判决是最终解决纠纷的方式。实质上，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其强制力量已突破其自身的领域进入所谓中立性的第三者的领域，这时调 解者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调解者，而是与审判者具有实质的联系——判决权与主持调解权融为一体。此时，法官在同一诉讼结构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官在调审结合的模式中要想真正把握自己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作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在具有潜在强制力量的调解中，当事人总是权衡调解与即将判决这两种结果，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妥协与让步是明智的选择，这时决定调解本质的”合意“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合意“，甚至沦为”恣意“，调解的自愿原则就会扭曲和虚化。

因此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履行释明义务，告知当事人有调审选择的权利，通过书面或口头等有效形式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以防止将许多本不必进入庭审程序的案件逼进了庭审程序，不仅造成了程序的极大浪费，也直接降低了审前程序解决纠纷的功能。各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或有调解意向的，立即将案件转入民事审前调解庭，及时促成调解。在调解中调解法官应坚持中立、公正、文明、高效的原则。调解未成功的，应及时将案件移送有关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对于民事审前调解机构设在立案庭比较适宜，这样可以保持法院内设机构的设置体系及职权划分的完整，简化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同时规定参与审前调解的人员不得进入后面的审判程序以实现调审分离。

一个健康、有序、发展的和谐社会，需要法院大力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法院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独特地位，加强法院调解这种简便易行、通融灵活、成本低廉、对抗性弱的纠纷解决方式，全面强化民事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行政协调以及执行和解工作，创造性地争取和协调各种和谐力量，减少不和谐因素，增加有利于和谐的因素，使人民法院真正成为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推进器和防火墙。

参考文献

司法部调解协议书 篇7

——杰罗德·思·奥尔巴克:《没有法律的公正?》

“调解与审判相结合, 法理与情理相交汇”是零陵区法院一以贯之的办案原则。今年年初, 我院特别探索设立了调解中心, 推行大调解“三筛”法, 即所有民商案件在预立案后, 先由法院调解中心进行案件调解“初筛”, 50%的简易案件得以有效拦截;另20%的重大案件、骨头案、疑难案进入“精细筛”, 由各审理庭的资深法官再次审理、调解化解;当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开始案件“配合筛”, 由执行法官与审理法官协调配合调解, 共同促进案件和谐结案。1至9月份, 全院办结的877件民事案件中有542件是调撤结案, 调撤率达到61.8%, 而调解中心的184件民事案件均以调撤方式结案, 调撤率高达100%。

零陵区法院调解工作的辉煌成绩离不开诸多法律人的卓越的调解技术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更离不开调解机制在纠纷解决上独有的魅力、优势与效果。

一、调解的运用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程序方面, 双方当事人自愿既是调解机制启动的基础, 又贯穿于调解程序的始终, 一旦有当事人不再自愿, 可即刻退出调解程序。实体方面, 调解协议能否达成及如何达成, 均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 调解人的提议或方案不构成任何强制力。

因此纠纷双方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都能够自主掌控, 对程序中的任意过程都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这极大地满足了当事人自我决策的心理, 极大地尊重了当事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相应的, 当事人也会更为尊重和理解调解程序和调解人的善意和愿景。

二、调解的目的旨在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原告起诉后, 被告或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卷入诉讼程序。而传统的中国文化素有“厌讼心理”, 被诉一方内心的屈辱和愤怒感更是明显, 进而形成了与起诉方人格上的强势对立, 而庭审过程中, 历经了法庭质证与辩论, 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更为明显, 更为加剧了庭审的困难程度。

事实上, “判决的法律意义在于纠纷主体或主体间的实体责任或权益确定化。”而“判决的做出 (乃至判决内容的强制执行) 并不完全等同于纠纷主体之间冲突的消弭。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冲突还会因国家或社会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有些时候, 法院白纸黑字的生效判决未必能够真正消弭纠纷、驱散矛盾, 相反可能激化一方当事人的不服忤逆心理, 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 造成执行上的困难。

另外, 相较与诉讼只针对标的的针对性与无关内容的排除性, 调解机制则更加的民主和开放, 它可以引入很多庭审没有的内容, 譬如反应双方深层次矛盾的新事实;同时还可以听取调解人从法律视角提出的建议和指导, 促使纠纷双方得以“面向未来”的姿态看待矛盾的根本, 以“理性经纪人”的思维计算自身得失, 明确取舍内容, 进而自愿做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最适合的决定, 达成双赢的结局。

三、调解的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审判程序虽然可以完美地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但各项环节之间的复杂衔接与转换明显地拉低了诉讼效率, 然而对程序与规则的按部就班却又是判决正当化的依据, 因为对效率的过高要求势必削弱程序上的保障, 进而降低审判质量。

法彦有云“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 定纷止争的滞怠期越长, 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法律关系的认定难度就越高, 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就越大。然而, 调解的正当性是基于当事人的认可, 即只要双方同意, 调解人即可灵活地选择和组合程序, 简易化、便捷化地解决纠纷。

我国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费是由诉讼标的金额按比例分段递减累进征收的, 若当事人还支付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则诉讼花销可能更大。而选择调解结案, 受理费用减半, 又不涉及执行费, 相较之下则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相当于为当事人节省了大笔开支。

四、调解的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

茅于轼曾论证, 人不但是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 又是易动感情的非理性宗教人。专业法律人的思维并不一定为普通百姓所了解, 因此严肃的法律判决也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人们朴素的道德观, 二者一旦冲突, 可能会掀起一股巨大法律人城邦与草根舆论场之间的法理与情理的抗辩, 并引发不和谐的仇视因素与社会戾气。

调解过程更注重双方当事人的情绪变化和内心感受。所谓“情理即法理”, 调解人采取多方换位思考, 借助于同情、理解、安抚、宽慰等真情流露,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于情于理, 融理入法”, 促成当事人双方在相互体谅中达成共识, 进而解决纠纷。而这一过程其实质亦即法院及法律人通过借助社会公德、风俗习惯、法理情义等劝导, 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到了教育、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的根基。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 矛盾纠纷也日趋多样, 因而更需要我们法律人同心同德、广集智慧, 坚持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策并举。只有提供多层次、多途径、多渠道的权利救济模式, 才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才能更及时有效地定纷止争, 才能积蓄更多的法治正能量, 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促进社会繁荣和谐!

摘要：调解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其目的在于从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其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关键词：纠纷解决,调解,公正,和谐,法治

参考文献

[1]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 2010, (1) .

[2]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4) .

司法部调解协议书 篇8

截至2011年10月28日，扬州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351件（其中民事4177件占96%、刑事169件占3.89%、行政5件占0.11%），接待来电来访咨询15464人次（其中来访8724人次、来电6721人次、来信5封、网上咨询14件），挽回经济损失近4000万元，受援人满意率达到或接近100%。扬州、仪征市中心各有1件案件分别入选“2010年度江苏省十大优秀法律援助案件”和提名案件。扬州、宝应两家法律援助中心分别被省司法厅批准为第一批“江苏省法律援助机构示范窗口”，前者还被省残联和省司法厅共同表彰授予“十一五”期间“江苏省残疾人维权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在这可称辉煌的成就中，扬州市法律援助成功的经验——“非诉调解”、“司法确认”、“诉调结合”值得所有从事法律援助事业人的重视和借鉴。

在2012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基金立项“省重点项目”的走访调查中，作者发现扬州市针对本地劳资纠纷等群体性事件增多、人多事急等特点，按照"调解前置，和解随时，换位思考，实现双赢"的工作思路、按照"应援尽援"的要求，创新推出了“非诉调解”的模式：能调解的不诉讼，在受理法律援助申请后，在提供诉讼法律援助之前，先进行调解，以减少当事人诉累，提高援助效率。同时积极组织律师、在校大学生、法律援助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矛盾纠纷，高效、便捷地帮助困难群众维护自身权益。在近3年来的万余件援助案件中，有70%的案件通过“非诉调解”的模式结案，调解成功率超过95%。仅2011年扬州市运用该模式共为3000多名受援人成功维权，挽回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赢得锦旗近50面。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2009年来自贵州、河南等地的15名农民工通过“农民工法援绿色通道”在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领到了拖欠的62120元工资，一起群体性讨薪纠纷在扬州市司法局"非诉调解"下，在短短24个小时内得到化解，为农民工讨回了拖欠的工资。

在进一步的工作中，扬州市不断推陈出新，又创造了将“非诉调解”与“司法确认”相结合的新形式。即办案人员首先固定证据形成权利凭证，通过“非诉调解”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调解，采取财产保全方式保证调解结果，形成调解协议书，再由人民法院对调解书进行司法确认，最终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通过执行程序达到协议目的。通过这种形式，帮助了恒丰鞋业案件中的职工最终获得142万元工资及社保金，在飞翔帽厂案件中工人的工资款26.5万元，剩余欠薪3.5万和经济补偿金20万在有保全财产的保障下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将获得赔偿。

“非诉调解”、“司法确认”的同时，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联合扬州市检察院制定《关于对相关法律援助案件支持起诉的暂行办法》，农民工遭遇欠薪时，可申请检察院民行部门支持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支持起诉条件，且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支持起诉的同时联系法律援助中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帮助其打官司。该办法实施以来，已有100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帮助。如2012年1月，宿迁来扬州打工的4位农民工陈某、冯某、马某、葛某在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和扬州广陵区法院新城法庭的支持下，拿到了被拖欠了2年的工资。该事件就是在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立案后，积极采用“非诉调解”的方式，试图化解纠纷，而对方拒不配合的情况下，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就果断启动诉讼程序。通过法律武器维护了农民工的权利。

此种“非诉调解”、“司法确认”、“诉调结合”模式不仅能更好、更高效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而且能更大限度的节省司法资源，同时人民群众的权益也得到了维护、社会的秩序也得到了保障。

目前，“非诉调解”、“司法确认”、“诉调结合”的扬州市模式已叫响全省，走向全国，成为扬州市法律援助的品牌，也将成为展开法律援助更加创新高效局面的大旗。

项目： 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省重点项目”

项目编号：2012JSSPITP1295

司法部调解协议书 篇9

云政法发[2011] 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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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云山街道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各村、有关部门：

因人事变动，经研究决定对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做如下调整：

组 长：罗 雁 副组长：苏正宝

成 员：赵元辉 刘 帆 叶 品 金松培 宋礼忠 武传红 韩永梅 孟宪东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构建大调解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区司法行政会议精神，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综合调解优势，根据《关于加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构建大调解工作的安排意见》文件精神，现就我街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联动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坚持调解优化的原则。建立健全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以街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为依托，以街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办公室为中枢的大调解工作新机制，充分发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成员单位、行政执法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大调解体系中的工作作用，努力实现“三个下降”、“三个提高”、“三个防止”（民转刑案件下降，民事诉讼案件下降，涉法涉诉和越级上访下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提高，民事诉讼调解率提高，行政诉讼案件调解率提高；防止恶性事件发生，防止重大民转刑案件发生，防止赴京、赴省、赴市上访案件发生）的工作目标，为我街的平安建设、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二、整合行政调解工作资源，以人民调解手段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实现以调促和。

充分发挥信访、司法、公安、民政、国土资源、劳动与社会保障、农业、卫生、城建、环保、工商、税务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两种矛盾纠纷化解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调处化解矛

盾纠纷的合力。每个成员单位需设立一名固定的工作联络员，县、街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统一受理的案件，原则上根据受理矛盾纠纷的性质类别和区域管辖，可以《矛盾纠纷移交单》的形式分流指派有管辖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成员单位的联络员组织进行调解。街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办公室对调解案件办理情况实行检查督办，对调解成功的案件在履行期限结满后进行跟踪回访。对成员单位调解的纠纷案件成功与否都要以《矛盾纠纷报告函》的形式提交到街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对末调解成功的案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办公室通过召开联系会议集体讨论解决，确需联合调解处理的矛盾纠纷，要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联合调处。对现场处理，交办转办，提交会办的案件，当事人不接受处理的，均进行登记中时告诉当事人正确的救济途径和诉讼程

序。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的案件主要包括医患纠纷、劳资纠纷、征地拆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矛盾纠纷，司法所与派出所、调委会与村（社区）警务配合联动调解工作机制，积极参与各司法所辖区社会热点、难点纠纷化解工作，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治安案件和民转刑案件的发生。要积极拓展人民调解与工会、妇联等组织的工作对接，发挥工会、妇联在调处劳资纠纷、婚姻家庭纠纷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三、加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系，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关口前移，努力做到减纷息诉。

加强与区人民法院的协调联系，积极开展民事审判诉前、诉中与人民调解的对接工作。人民法院要设立一名工作联络员，对于常见、多发性的简单民事纠纷，在当事人起诉时或立案前，可以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矛盾纠纷，并负责做好与各辖区的调解组织的对接联系工作。对于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对案件进行调解。

对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尝试委托当事人和解，尝试委托调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并负责做好与人民调解组织的对接联系工作。针对上述三种类型案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办公室可统一接办受理，并按照归口调解的原则分流到基层调解组织（行政调解或人民调解）进行调解，调解组织在结案后将《委托人民调解反馈函》连同《人民调解协议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备案。基层调解组织调解不成的应当将《委托人民调解反馈函》连同相关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衔接的案件主要以简明的离婚、追索赡养费、扶养费、继承、邻里矛盾纠纷和小额的债务、损害赔偿、宅基地、土地承包纠纷以及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标的小的民间借货、借用、租赁等一般合同纠纷案件为主。与人民法院协商将设立“人民调解窗口”或“人民调解工作室”，人民法院可邀请诉讼当事人辖区的调解组织共同调解，调解组织与人民法院开展对接联系工作。

四、建立衔接联动机制，提高调解效能。

（一）建立行之有效，能互为约束的衔接联动机制，规范指派分流、协调调度、监督检查、考核等具体工作运行程序。街道矛盾纠纷排查中心办公室要从完善衔接机制、明确工作职责、落实联动责任入手，建立健全必要的联系会议制度、联络员制度、重大矛盾纠纷会诊制度、信息反馈制度、案件移送制度、调查取证协作制度、案件监督回访制度和档

案管理制度等。与司法调解衔接还要建立对应的调解协议书确认制度、协助执行制度等。要以制度抓落实，切实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根本意义上的衔接联动。要立足长远建立健全考核奖惩等长效机制，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工作不负责的要对相关部门或责任人予以处罚；对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的按综治维稳责任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坚决杜绝衔接联动过程中推诿、扯皮等问题发生。

（二）举办人民调解员培训班。街道党委、政府组织举办调解员培训班，就调解工作程序、方式、方法进行培训，提高调解技能和水平。

（三）人民法院聘请调委会的调解员为人民陪审员，鼓励人民调解员积极参与案件审理，保证“三调”联动工作的实效性。

五、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各部门特别是 ”一把手"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认真分析调解工作的实际特点，以推进人民调解与公安、信访、法院、民政、国土、劳动、建设等矛盾纠纷相对比较集中的部门和机关的衔接联系为切入点，将社会矛盾纠纷纳入大调解工作体系，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组织网络和工作机制建设，积极参与社会热点难点、群体性上访等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处理，严格按工作进度表的责任分解和日程安排，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抓好落实，各村、各单位“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街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将开展督查工作。

我街将在全街范围内全面开展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工作，各村、成员单位要尽快选派业务水平高、协调

能力强的领导负责的具体实施工作，边总结、边推进，有步骤、有实效的抓好各项具体工作措施的落实。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将不定期对各乡镇、成员单位的此项工作进行督查。各乡镇、各成员单位在开展此项工作的同时要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将阶段性、经验性、总结性的各类信息及时报送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办公室。

焦庄司法所调解案例 篇10

一纸调解书 老人笑开颜

2011年6月24日，焦庄乡司法所成功调解一起赡养纠纷，当调解书递给陈老太太手中时，陈老太太激动的对静所长说，感谢党的好干部，要不是你给处理的及时，我今天晚上还得住在屋沿下，今后日子过得更艰难呀！

焦庄乡赵海村委管庄村民陈老太太，现年78岁，早年丧偶，膝下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四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三个女儿也已经出嫁。陈老太太把七个儿女都一个个养大成人之非常不容易，老人是多么的艰辛困难。到如今，已是年近七旬，却没有了生活保障，这让老人多么心酸，多么难过。俗话说，生儿防老。结果儿子是有了，老人没有人养了。2011年6月21日，陈老太太哭泣着来到了司法所，要求司法所给解决生活问题。司法所长静会恒向老人询问了事情的原由之后，立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陈老太太有四个儿子，和四儿子郑某四共同生活，之前，是因为陈老太太和四儿子发生了口角，结果被四儿子赶出了家门，陈老太太一时间没有了住处及生活着落。经过短短几天的努力，6月24日上午，终于与四个儿子达成了赡养协议。四个儿子每人每年支付给陈老太太300元生活费，医疗费用四个儿子如数均摊。

案例二：

把握有利时机，及时化解矛盾

2014年8月29日，焦庄司法所成功调解一起因在道路上晒玉米导致过往车辆侧翻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当受害人刘够接到焦庄司法所交给的赔偿款和调解协议书时，感动地流出了热泪，并激动地说：“感谢你，所长同志，为我们解决了大难题，要不是你，我和老伴樊天收真不知咋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4年8月3日下午2时左右，樊天收开着老年摩托三轮车带着妻子刘够，自西向东到焦庄乡焦庄街办事。车辆行至管庄村路段时，发生了意外，樊天收开的老年摩托三轮车突然间侧翻，瞬间将樊天收和妻子刘够甩了出去，当时两人都没有了知觉，行人发现时两人均满脸是血，路人拨打了120急救，才被送往西平县人民医院救治。待二人醒来后，发现二人全身多处皮肤被蹭掉。此次意外的原因是管庄村民于治根在此道路的南侧晒有玉米，并有多个木棍等障碍，二樊天收骑着老年三轮摩托车自西向东行驶至该处时，对面迎来一辆电动车，但电动车见状后左右摇摆，樊天收怕撞到这辆电动车，躲避这辆电动车时，碰到了于治根放臵此处的障碍，遂发生了此次事故。

时后，8月18日上午，受害人刘够来到焦庄司法所反应了该问题，当时刘够情绪比较激动，对此案件立即引起了焦庄司法所的高度重视，这是一起因道路障碍致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如果不及时妥善处理，势必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引起上访。

焦庄司法所与焦庄乡信访办商议后，决定受理该案件。该案件原发于2014年8月3日下午2时左右，正臵盛夏期间，天气炎热，正午时分路上行人稀少，很难找到目击证人。且事故发生后到焦庄司法所受理时，案件已过去15天，既没有了事故现场，也没有任何相关部门介入固定证据，调解难度很大。但是为了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调查清楚，焦庄司法所和信访办的两名工作人员，趁中午和晚上村民都在家的机会，经过一个星期的进村入户调查寻访，走访邻里，走访群众，调查取证，最终锁定了管庄村民于治根在此公路上晒玉米，并放臵木棍等障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的证据。焦庄司法所和信访办工作人员找到于治根并做了深入的思想工作之后，于治根才承认了自己在公路上晒玉米的事实，但矢口否认在玉米中放臵任何木棍，调解工作顿时又陷入困境。但工作人员并不气馁，通过与其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即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未经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占用道路施工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安全活动的，由道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恢复原状，可以依法给予罚款；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或者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经过与于治根多次讲法明理，于治根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愿意给樊天收，刘够二人一定医疗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