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精选11篇）

司法调解 篇1

一、对中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历史文化因素考察

首先, 司法调解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以人类幸福为根本、以伦理道德为基础。中国长时间的封建社会为推行统一的社会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社会伦理道德基础, 这种文化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为人处事之道。

其次, 在我国古代, 调解被认为是解决民众纠纷解决的最佳路径。在我国古代, “无讼”被认为是衡量社会秩序良好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诉讼则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纷争以及社会秩序的破坏。

再次, 我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制度价值观。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制度价值观都是在面临纠纷与矛盾的时候更加倾向于“无讼”, 倡导人际关系和谐相处的精神实质。

二、建国初期调解制度中的相关传统因素考察

首先是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

在中国司法调解的传统因素中, 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和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后, 以马锡五提出的“巡回”和“调解”式司法工作方法深受人们群众欢迎。总之, 在司法调解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切实坚持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 深受人们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建国初期人民法院调解制度因素。

在完成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 我国在司法体制上主要借鉴和采用前苏联具有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的司法模式, 对于社会资源、利益等所有环节国家都予以高度控制, 在统一控制的基础上再予以整合和控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只有对国家的这种高度控制予以配合, 才能得到相应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三、改革开放以来以人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中相关传统因素考察

首先是1982年的法院调解制度因素。在198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在总结我国民事诉讼相关工作经验基础之上, 对调解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调解制度的适用、坚持原则和表现形式等都予以了明确:对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对于调解无效的, 应当及时判决。

其次是1984年的法院调解制度因素。在1984年召开的最高法院审判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专门文件中对调解做出以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调解应坚持自愿与合法的原则, 并依靠当事人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以及当事人的亲友多做思想工作, 尽可能帮助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再次, 纵观1982年、1984年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调解的相关规定较建国之初, 显得更加的系统、更加规范、更加完善。

四、1991年司法调解制度中相关传统因素

首先, 1991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对调解制度的相关规定。在1991年国家对民事诉讼修订中, 总结了1982年以来我国民事诉讼的主要经验和实践, 对调解做出了以下修订:依然延续1982年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体例;对调解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更加规范的定义, 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判决。”

其次, 1991年民事诉讼修订中关于调解制度的规定与1982年相比, 更加显示出较强的操作性和规范性,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 在调解原则方面。1982年调解原则为”着重调解”, 而1991年调解原则为“自愿、合法原则”。

第二, 对于调解民事案件的再审方面。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对调解之后依然有错误的案件, 规定要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也就是说, 在调解之后若是发现调解错误, 无论其原因如何都可以启动再审判监督程序。

第三, 在调解的一些具体执行方面。1991年民事诉讼修订中关于调剂的规定中, 增加了针对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调解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调解相关管理办法等都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五、当前我国司法调解制度因素

首先, 自2002年以来, 全国司法系统将“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作为一项重要举措进行实践。

其次, 2003年全国最高法院重新确定了“着重调解”的原则。对于优先使用调解的民事纠纷和案件进行了详细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要求复制调解协议的请求做出了准许;回应了社会上提出的“调解书可以反悔”的声音。

再次,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调解规定》, 表达了高层对法院调解制度的高度重视,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 对调解的适用程序、适用范围再次予以明确。第二, 对于调解的主体予以了明确。2004年的《调解规定》中确定了调解主体可以是多元化的;对调解的制度、委托调解的制度也予以明确。

第三, 在调解程序上更加的细化, 操作性更强。

第四, 在调解保障机制上, 着重从民事责任机制、调解担保机制等方面予以规定, 促使调解协议能够予以贯彻落实。

第五, 关于调解协议的内容和生效予以了明确。

六、结语

我国司法调解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司法调解在我国司法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司法调解正是受传统因素不断影响、不断改造、传承与扬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健全起来的。司法调解制度的设置也正是体现了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于社会中存在的民事纠纷与矛盾, 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作用, 更加借助于社会机制予以解决。

摘要：司法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现实司法行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解决民事纠纷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程中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中, 对发挥调解优势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必要的尝试, 形成了一些列彰显社会主义法治优势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形成的这些新方法、新思路既传承了我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中互谅互让他、以和为贵的思想, 又高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文章对中国司法调解传统渊源、历史文化因素、建国初期调解因素、改革开放初期调解因素、1991年调解因素、当前调解因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社会主义法治

参考文献

[1]梁凤荣.论我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调解制度[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41 (4) :73-77.

[2]王德新.中国司法调解制度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底蕴[J].美中法律评论, 2010, 7 (12) :1-9.

[3]彭建新.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模式探索[J].湖南社会科学, 2012, (3) :105-107.

司法调解 篇2

司法确认程序是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具有三大鲜明特点

第一,便民。《若干规定》在三个方面体现了便民的特点。一是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如果认为有必要进行司法确认的,可以就近申请确认。二是要求人民法院尽可能减少当事人往返法院的次数,在受理的时候,具备确认条件的,可当场作出确认决定。当事人同时到法院的,如果条件成熟,法院应当立即予以审查确认。即使不能当即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法院也应尽量当即决定是否受理,尽量减少当事人往返法院的次数。三是不收取当事人费用。

第二,快捷。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案件时的审查期限不超过3天,受理后的审查期限也比较短。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确认工作,当事人应当积极配合人民法院,按照要求及时提交有关材料,如司法确认申请书、调解协议和身份证明、资格证明,以及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财产权利证明等证明材料,并提供双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第三,严谨。首先,当事人要在申请书中承诺:申请人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自愿达成协议,没有恶意串通、规避法律的行为；如果因为该协议内容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其次,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当面询问当事人。在审查之后,人民法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不予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二是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三是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四是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五是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的；六是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这些规定都有利于维护司法确认程序的严肃性。

司法确认属于特别程序

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属于特别程序。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若干规定》对司法确认程序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的管辖。为方便当事人就近、及时申请司法确认,《若干规定》明确司法确认案件由主持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的派出法庭管辖。人民法院在正式立案前委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委派的人民法院管辖。

关于申请司法确认应当准备的材料。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司法确认申请书、调解协议和身份证明、资格证明,以及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财产权利证明等证明材料,并提供双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提交申请书、调解协议、提供申请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及其他联系方式可以方便人民法院与当事人、调解组织取得联系。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有利于法院

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

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的受理。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司法确认申请,应当在三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的,应当编立“调确字”案号,并及时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双方当事人同时到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受理并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

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可强制执行

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的审查期限。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司法确认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前,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撤回司法确认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的审查方式。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应当指定一名审判人员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当面询问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如实陈述申请确认的调解协议的有关情况,保证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时补充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可以按撤回司法确认申请处理。

关于确认决定的法律效果。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符合确认条件的,应当作出确认决定书。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确认决定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司法所人民调解工作之思考 篇3

在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有如下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与思考：

调解协议书的效力缺乏强制性。调解以自愿参与为前提，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则调解不能进行。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只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而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性的执行效力。当事人一方可以随时反悔，不遵守调解协议，而对方当事人无法追究。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去法院起诉。法院的判决书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但调解协议无此效力。矛盾纠纷调解的本意就是通过非诉手段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调解协议书强制性的缺乏，却使得这种矛盾纠纷的解决手段非常乏力。各方面工作人员耗时耗力调解完毕，签订了协议书，当事人一方随时可以反悔，另一方当事人还要去起诉，这样既浪费了国家的公共资源，又使矛盾纠纷得不到解决，同时，调解的公信力也会下降。

调解员的工作缺乏专一性。人民调解工作在现实中由街道司法所和各社区的专职、兼职调解员具体实施。专职调解员包括司法所长，司法所工作人员，各社区治保主任担任。兼职人民调解员由街道劳服，计生，民政，安检，综治，信访等科室的负责人以及各社区上述工作的专干人员担任。就专职人民调解员来说，司法所长、司法所工作人员、各社区治保主任是专职人民调解员，但是，调解工作却是他们负责的众多工作中的一项而已。以W司法所为例，司法所长一人，司法所工作三人，其中一人是社区矫正专职社工。四个人要完成司法所的所有日常工作，包括社区矫正，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同时还有配合完成街道办事处综治，法制，信访，稳控等等工作。他们能有多少精力投入到调解工作中。社区的专职调解员为各社区治保主任，一个社区的治保主任为一人，他们的工作就更加繁杂了。兼职调解员为街道各部门负责人，社区各项工作的专干，他们本身就要负责一个部门或者一块业务的工作，又能有多少精力参与到调解工作中来。缺乏专一的调解员，使调解工作得不到人力上的保障。

调解经费缺乏保障。任何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持。适当的调解补助，既是调解工作开展的前提，也是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的保障。调解分为主动调解和依申请调解。主动调解以深入群众进行排查为基础。到群众中去，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调解矛盾，第一时间化解矛盾，这是调解工作最好的方式。但是，现实情况是，连路费都没保障。所以主动调解，现实中，基本无从谈起。依申请进行的调解，都是矛盾纠纷已经产生，甚至激化之后而进行的调解，失去了矛盾纠纷刚产生时进行调解的最佳时机。经费的缺乏，使得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打击。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通过下列方式予以解决：

通过立法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调解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自愿订立的协议书。当事人双方签字按指纹的同时，即表示调解协议成立，当事人自愿按照协议内容履行相关义务，享受相关权利。事后一方当事人反悔，致使另一方当事人无法享受其应得权利时，应该有相应法律条款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这种保障方式，就应该是申请强制执行。只要调解协议书是在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并且协议相关事宜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此调解协议就应该被赋予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效力。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性，是确保协议内容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是确保协议双方当事人权利的必要手段，是确保调解协议书公信力的必要手段。

设立真正的“专职”人民调解员。市司法局、区政法委、区司法局以及街道办事处，应该协同配合，尽快制定措施，要么招聘，要么在现有工作人员中确定，在各街道司法所以及各社区设立专岗专干的人民调解员。一方面，此举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及时排查化解。现实情况中，主动调解很少，大多是依申请调解，其原因就是因为调解员无法做到专岗专干。调解员岗位的专岗，能够使得调解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入户走访，排查矛盾纠纷；能够使得调解员在知道纠纷的第一时间，能够上门调解；能够使得调解员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调解当中去。第二方面，此举有利于针对性的开展调解员培训。法律法规的熟悉，调解技巧的提高都离不开义务培训。现实中，无专岗调解员，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区治保主任，都是轮流去参加培训，结果就是大家都会一点，但是都不精通；遇到了矛盾纠纷，谁有空谁去调解；谁都可以调解，但是，都不能调到最好。为避免种尴尬情况，设置专岗调解员，统一由他们参加培训，熟悉法律法规，掌握调解技巧，遇到矛盾纠纷统一由他们去调解。在培训中学习理论，在实践中磨练技巧，这样才能让调解工作越来越好。

加大经费投入。一方面加大调解员调解补助。调解员排查走访，入户化解矛盾，首先就牵扯到路费和误餐费。制定相应的标准，给予适当的补助，无疑对促进工作的开展和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都有好处。另一方面加大调解室的建设投入。可仿照法庭的布置来布置调解室，使得当事人进入调解室，就直觉的感受到人民调解是神圣、公正、庄严的事情。加大经费投入的同时，要做好审计工作。各司法所应当按照季度上报调解经费的使用情况，列请明细，附带发票，以供纪委和审计部门审核，要做到每分钱都用在实处。

人民调解工作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以上举措，笔者坚信，人民调解工作会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民调解司法确定制度的反思 篇4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 指在相关人民调解机构或组织的主持下, 民间纠纷双方根据各自要求达成调解协议后, 正式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确定的法律申请, 法院根据该申请的实际情况及时启动司法审查流程, 依据人民调解相关原则对协议内容进行详细的审查, 一旦能够与相关确认条件相符合, 人民法院就可以参照具体法律条文来对调解协议加以固定, 并据此来赋予其在法律方面的强制执行能力[1]。

二、人民调解司法确定制度的正当性反思

从社会司法实践情况来看,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程序来对调解协议进行固定和确认, 并制作出相应的司法确定书, 赋予确定书以法律强制执行能力, 这在实践应用试点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 从理论层面上讲, 这种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实际法律效力进行确认并赋予其法律强制执行力的行为, 在正当性方面受到了我国法律研究学制的质疑[2]。例如一部分学者认为“司法确定机制的制度化发展趋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司法权力的弱化以及司法诉讼能力的降低, ……”, 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论述, 虽然在具体表述上可能存在相应的差异, 但是在本质上却都表现出了对司法确定制度的质疑:经过实施人民调解, 并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程序确定赋予其法律强制执行能力的正当性是什么?

首先, 能够参与到司法确定程序中的实质基础是纠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立法基本理念之一的“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具体体现在实体法中的处分原则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在不伤害他人、不违背法律也不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前提下, 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私人意思自治来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也就是说在发生民事纠纷后, 纠纷双方也可以根据自身私人意思自治来自愿选择纠纷的具体解决方式, 只要纠纷双方认为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就可以自行选择诉讼或非诉讼方式进行纠纷处理, 国家相关部门也应该尊重其所选择的纠纷方式并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世界主要国家或相关地区都已经着手建立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管理机制, 美国、日本等国已经建立起在司法机关附设的纠纷调解制度, 表现了对上述认知的实践。可以看出, 如果说国家司法机关法院判决正当性所具备的实质基础要件是各类纠纷的判决在保持客观、公正、独立的法院法庭上经过以辩论主义为支撑的司法对抗过程而做出的科学判断, 那么,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定制度的正当性实质基础要件就是民事调解过程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调解结果是在纠纷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支持下达成的。因此可以说, 只要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定与纠纷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相符合, 并且在协议内容上没有与国家法律、公共利益或行政法规相违背的地方, 就是正当合法的。

其次, 程序的正当性是赋予司法确定书法律强制执行能力的程序要求。我国政府法律体系在法律执行力方面较为完善的表述为:法律执行力具体指为了实现裁判行为中所要求的给付内容而能够利用强制能力执行程序的一种裁判属性。由此可见, 终局裁判必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执行力, 并且这种强制执行力是为了实现这一终局裁判所确立的具体权利与义务而存在的。同时, 由于终局裁判的相关文书具备法律层面上的执行力, 所以能够将书面范围内的权利真实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权利。因此, 可以认为执行力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相关终局裁判本身行为的正当性, 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法律执行力作为终局裁判的基本属性之一, 其自身正当性以裁判的正当性为依托, 并且以程序正当性作为裁判行为的本质属性。所以, 一般法律文书的制定程序正当性的实现是其能够获取相应法律执行能力的前提条件。在我国社会司法实践中, 从司法确定制度的试点实行以来, 在程序方面以《衔接意见》为依据保证运行顺畅, 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程序正当性原理的相关要求,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定程序来赋予确定书法律执行能力也就随之具备了相应的正当性。

三、结语

总而言之,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定程序赋予司法确定书法律执行能力的正当性, 其实质基础要件是人民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 而形式要件则是在赋予确定书执行力的过程中采用了正当的程序。所以面对中国社会现实,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建立司法确定制度,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邓春梅.人民调解司法确定制度的正当性反思[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38 (6) :34-38.

[2]刘雪云.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定制度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司法所调解案例 篇5

立碑毁树实不该

这样赔偿情何在

在晋南的广大农村，还盛行土葬的习惯，每个乡镇、每个村对于坟地的安置和管理不尽相同，有的村以居民组为单位统一规划土地用于本居民组去世老人的安葬，而有的村、居民组由于土地紧张并不安排统一安葬地点。多数人就把老人安葬在自家承包经营的土地上。在晋南一带，还有一种陋俗，老人去世，需请阴阳先生看地安葬，有的老人就阴差阳错的被阴阳先生“安葬”在了别家的土地上。一般情况下，由于都是乡里乡亲，碍于情面，被占地农户对于别家老人安葬在自己土地上没什么意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临猗县以果林为主导产业的影响，使得土地的价值和经济效益明显。关于土地上安葬老人坟地一事的纠纷时常出现，主要多为很多年前占地，现在出于立碑、重修而影响、毁坏他人林果木产生纠纷。在笔者工作的临晋镇，前段时间就出现了一起因为孙子为爷爷立碑从而毁坏他人果木8棵的纠纷。虽然事情经过司法所的积极调处，已经成功解决。但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关于农村殡葬事宜类似纠纷的调处所需要采取的工作方法和策略希望大家一起探讨。

在今年三月份的一天，家住临晋镇樊家卓村的黄某像往常一样去自家果园干活，到地一看，顿时傻眼了，立马火冒

三丈，自家的苹果树、五年的苹果树被人砍了8棵，那可正是盛产期的果树，黄老汉心疼的要死。嘴里骂着“这个该死的郝某某，谁同意啦，你就把老子树给砍啦”。嘴里骂着，气嘟嘟的回家径直骑着摩托车去了派出所报案，称自家果园被人毁树8棵，要求派出所立案查处。派出所接到报案，立马进村调查，事情很快有了眉目，原来砍树的是本村的郝某某，今年31岁，砍树的缘由是是因为黄某的果园里有一座郝某某爷爷的坟，已经快十年了，这两年郝某某在外做生意，挣了点钱，在家里姑姑、叔叔的要求下，想在清明节给爷爷立碑，年轻人想得开，要阔气，设计的碑又高又大，就想把爷爷的坟周边开阔下，重新用砖砌好。可是地主人的果树正好碍事，郝某某也知道应该和黄某商量，就提前打招呼，起初，黄某也理解孩子一篇孝心，随口答应了，回到家又觉得自己太吃亏，找到郝某某说不行，那样的话自己太吃亏，郝某某这下急了，给爷爷的碑已经订好，眼下又马上清明节了，这个事情可耽误不得，找人和黄某沟通，话一直没说下来，郝某某就一急，来了个先斩后奏，直接把果树给砍了。派出所干警了解完这个情况，觉得事情特殊，又是提前打过招呼的，办刑事、治安案件都不合适，就建议黄某到司法所寻求调解处理。

黄某来到司法所，上气不接下气，用很快的语速，很激动的心情把事情陈述了一遍，并一再的诉说着自己的委屈，他爷爷的坟在我地里10多年了，我都是尽心维护，坟颠了，我拉车给埋好，就是因为是一个村的嘛，虽然少种了几棵树，也没有什么呀，可是这个郝某某做事太差劲，我就没同意，怎么就把握的树给砍了，没玩。司法所李所长已经通过派出所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知道当务之急并不是马上去下什么结论，而是要消消黄某的火，不紧不慢的递上根烟，倒上杯水，叫黄某做下来，拉起了家长里短。慢慢的等黄某情绪稍微的缓和下来了，才慢慢进入正题。他郝某某爷爷的坟当年安葬在你家，有什么协议之类的吗？？“没有。”那当初村里、居民组没对你有什么补偿吗？“没有。”（原来在农村，只要地里有坟居民组在分配土地是都适当的多分）。那当初郝某某要立碑没和你打招呼吗？“打了，可是我没同意啊。”“他当初要将自己的一块地补偿给我，说是和他爷爷的坟地交换，考虑到耕种的不便，我就没答应。”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黄某的一面之词后，李所长就安排黄某回家，说自己随后马上进村进行调解。

到了晚上，李所长来到樊家卓村，谁家都没进，先是进了村主任郝某某的家，原来啊，经过侧面了解，那个闹事看人家树的郝某某和村主任是本家亲戚。到了村主任家，主任就知道是说什么事情了，就亮明了自己观点：“我侄子不经人家同意私下砍树，肯定不对，当年分地，黄某家有坟，肯定是照顾多分的。你说谁没有老人啊，这个黄某做事也欠妥，你不同意换地，你倒是说个法呀，眼看就清明了，总不能碑不立了吧。”李所长首先表明了态度，你侄子不经人家同意私自砍人家果树，肯定不对，要不是因为立碑，没准还被派出所立案调查呢。这个你必须教育你侄子明白。立碑是好事，应该心平气和，去给黄某说点好话嘛。总不能看了人家树，不闻不问，碑不立了？你马上把你侄子叫来，咱们说道说道。

没一会，郝某某来了，自己还是一脸的委屈：“谁没有先人啊，我就不信你黄某没有，大家一个村的，相互体谅嘛，你就到巷里问问，看说谁占理。”李所长严厉的批评了他的想法，虽然你占着清理，可是毕竟是在人家的耕地上，你还未经主人同意私自砍了人家8棵树，你有想过吗？都是农民，能不心疼吗？一旁村主任也教育其侄子来，慢慢的郝某某低下了头。说：“那怎么办呀？街上刻碑的一直催我拉碑呢。”“这下知道急了，你说怎么办呀，你这就去立呀，看你两家不打死到一块。”黄某也难了。“好好考虑考虑，考虑怎么去给黄叔陪个不是，买点好吃的，最主要的，要给人家赔偿损失。”李所长这样交代完毕就直接去了黄某家。

到了黄某家，李所长先安慰了下黄某，“别上火，年轻人不懂事，但是孩子的孝心还是要理解的嘛，况且人家也跟你打招呼了嘛，只是补偿的方式你不能接受么，是吧。事情总还是要办的啊，你的损失虽然有，但是孩子的碑总不能真的不立了吧”。说到这，黄某说：“谁说不让立碑呢，你说

这孩子，出了事，也不闻不问的，我怎么办，难道我好欺负呀”。“这样吧，你看这八棵树损失多少，叫孩子给你赔了，两家还是好邻里嘛”。黄某总算是点头答应了

赔偿的数额道理多少呢？各有各的账。黄某按照八棵树的产值，每年多少，至少要陪10年，算了5000。郝某某觉得冤枉，虽说你果树以后会结果子，有效益，但不是那么个算法吧。这不是鸡生蛋，蛋生鸡。没穷尽了。况且虽然毁了八棵树，但是，立碑之后，起码你还能补栽上几棵啊。最多只出2000。在一番这边压，那边抬的工作后，事情总算是解决了，郝某某赔偿黄某损失3500元。黄某不得干涉郝某某立碑，对坟地不进行任何形式毁坏并进行必要的维护。

司法调解 篇6

关键词 先行调解 新修订 司法适用

先行调解制度是我国调解制度的创新，是替代性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先行调解制度在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正式得到确立，但《民诉法》只对其作原则性规定，此时司法实务迫切需要解决适用问题。

一、“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

先行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以来都是讨论与争议的热点。《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解释》中指出先行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从受理前开始，一直持续到受理后的立案阶段的诉讼调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理解为从诉讼开始之前，先行调解制度就已涉入其中，一直持续到诉讼的审理过程中。最高法的解释将先行调解制度定位为横跨整个诉讼过程的调解制度。笔者认为，这种解释背离了立法者将先行调解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同时也给法院适用先行调解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一是从先行调解制度的条款具体位置来看，“先行调解”理解为当事人起诉后至法院受理前或立案前。二是从“民事纠纷”概念的使用来看，只有进入司法状态的“民事纠纷”称之为“民事案件”，而《民诉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是“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则“民事纠纷”未进入司法程序中，所以说先行调解制度应定位为受理前或立案前更为恰当。三是将立案后的调解囊括在先行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内，易将“诉讼调解”、“审前调解”、“先行调解”“诉前调解”等概念混淆。所以说，先行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为民事纠纷起诉和受理阶段，其“先行”是相对于法院受理后或立案后的立案调解及审前调解。

二、“先行调解”主体

《民诉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没有对先行调解制度的具体适用问题展开。“先行调解”的主体，笔者认为与先行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是紧密相关的。其认为既然司法实践中对于“委托调解”或“委派调解”都持肯定的态度，那就可以在先行调解制度的适用中沿用。但允许法院进行先行调解的话，容易产生强迫调解的问题。因为法院在调解过程中的控制力及影响力会使调解的结果与初衷背离，“自愿调解”的原则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三、“先行调解”的调解时限

对于调解时限，一般多为15天。15天多为最长时限，15天后无论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均结束该程序。司法实践中应该严格注意时限问题，防止案件久调不决。但笔者认为，先行调解制度的调解时限可以参照起诉审查时限的规定，使诉讼与非诉讼纠纷之间实现对接。当事人将民事纠纷起诉到法院，先进行先行调解。收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状七日内，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以调解协议结束双方纠纷；若纠纷未得到解决，当事人要求立案，经审查后可以予以立案，从而防止久调不决。

四、先行调解制度的后续程序

先行调解的前提是案件还未进入诉讼程序，即未立案，先行调解制度的后续程序无非有两种情况，调解不成功或调解成功。调解不成功，涉及当事人如何救济其民事权利；调解成功，司法文书的法律效力是否具有既判力？

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后或者立案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先行调解，达不成调解协议，若民事纠纷符合法定的立案受理条件，则进入诉讼程序；若不符合法定的立案受理条件，当事人可以申请由先行调解以外的组织进行调解，或可在补充起诉条件后再向人民法院递交诉状。所以说，“先行调解”不成功并不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或申请其他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甚至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但立刻反悔的话，法院在原告坚持起诉的情况下仍应接受其诉请。

先行调解成功有两种情形：当事人合意协商后达成协议；当事人就调解成功后达成的协议申请司法确认。对于第一种情况，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争议与疑问的，但第二种情况，双方当事人是否可以申请司法确认？有学者认为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条件是依据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调解成功后达成的协议，而先行调解达成协议的前提是当事人将民事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审查是否可以先行调解。但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看似正确不可反驳，但是过于绝对。司法确认程序的确立是为了赋予调解协议司法强制力，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提高非诉解决方式的实效性。所以说，可以将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对象作扩大化解释，人民调解协议不再是司法确认程序的唯一对象，经过先行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仍然可以申请司法确认。另一方面，虽然先行调解是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但此时的调解不属于诉讼调解的范畴，所以说对于非诉讼外的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的。

（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解释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72.

司法调解 篇7

2013 年, 某银行客户宋某计划购买一款信托产品, 出资50 万, 产品期限1 年, 预期收益率10%, 4 月7 日下午4 点是此产品的募集截止时间。宋先生于4 月7 日中午1 点持50 万现金至某行办理跨行转账业务, 办理完业务后直到下午4 点宋某发现资金仍未到账, 多次催促银行柜员查询原因, 银行柜员以客户资料填写错误、系统出现故障等理由进行了答复, 但未进行核查。直至下午6 点某行才告知宋某转账未成功的原因是柜员将支付行号写错。但信托产品募集期限已过, 宋某未购买成功, 错失投资机会, 之后多次与某行协商赔偿方案未果, 遂向当地人民银行投诉。

在投诉处理中, 某行承认因行员操作失误导致宋某大额转账未及时到账, 答应给宋某进行赔偿, 但某行与宋某就具体的赔偿金额并未达成一致。双方多次磋商后相互之间的信任度降低, 人民银行居中进行了调解, 但双方考虑到人民银行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担忧达成调解协议后对方反悔无法执行, 又由于诉诸司法成本较高, 双方都不愿提起诉讼、仲裁。因此, 争议被搁置, 目前尚未得到解决。

通过分析以上的案例不难看出, 在金融消费领域, 可供金融消费者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有限, 现有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渠道难以有效满足实际工作需求。

二、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 替代诉讼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ADR) 一般是指除法院诉讼以外的所有非诉讼解决方式, 表现为和解、调解、仲裁等多种形式。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合意性、折中性, 主要以和平方式化解矛盾, 减少冲突和对抗, 可以最大限度节约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而目前, 我国替代诉讼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健全, 协商、调解、仲裁等机制也存在很多问题, 诉调对接没有形成有机整体。加之, 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处理结果缺乏法律保障、对当事人约束不足, 金融消费者选择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积极性不强, 纠纷解决方式仍以诉讼为主, 有的甚至不诉诸法律渠道, 直接通过向媒体披露、进行信访控告等方式向金融机构施压以期满足其要求, 这不仅加剧了双方的冲突对抗, 也不利于金融稳定。

(二) 金融消费纠纷的处理效率有待提升

从人民银行受理投诉情况看, 金融消费纠纷内容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从个案情况看, 消费者大多是自然人, 一般涉及财产金额小, 一旦产生纠纷, 通过诉讼等方式解决成本高, 对消费者而言耗时耗力。例如, 近年来投诉比较多的小额存款继承取款难问题, 由于支取小额的继承资金公证费用高、程序繁琐, 极易产生纠纷, 而解决这类纠纷缺乏简便、高效的渠道, 通过诉讼可以得到最终解决, 但时间长、费用高, 处理效率大打折扣。

(三) 金融消费纠纷中专业调解组织的作用尚需充分发挥

很多金融纠纷专业性较强, 而一些消费者的金融、法律知识有限, 对于产生的金融纠纷, 消费者倾向于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目前, “一行三会”在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解决金融消费者纠纷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还是存在局限性。“一行三会”是行政管理部门,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无权对纠纷双方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再分配进行裁决, 在处理纠纷中不能介入金融机构的决定、不能裁决纠纷, 只能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督促金融机构处理投诉,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 效果不明显, 有的金融机构出于声誉风险考虑满足了金融消费者的部分不合理诉求, 有的金融机构则“店大欺客”不甚公平地应对消费者, “一行三会”作为专业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强化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当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产生纠纷时, 若双方协商不成, 在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中, 由专业调解组织制作调解协议、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可作为最优选择。理由如下:

(一)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具有法律依据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特别程序, 第194 条规定: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 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 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 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对于本条中适用范围的理解, 也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条规定:“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 经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签字盖章后, 当事人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中“一行三会”作出的调解协议, 作为“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 应纳入确认调解协议案件适用范围之内。

(二) 较之其他解决方式,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方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金融机构内部处理、与消费者协商的方式成本低、效率高, 但主要依靠机构内部的纠错机制, 在消费者心中容易产生金融机构“内部包庇”的想法, 消费者满意度不高。行业协会虽然也建立了投诉处理机制, 由于行业协会宗旨主要在于促进全体成员的集体利益, 解决纠纷仅仅是其职能之一, 其中立性、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选择金融仲裁程序, 则需要争议双方提前达成协议、确定仲裁机构, 这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而言选择有限, 尤其是对单价不高的金融产品纠纷更是如此。诉讼方式更是自不待言。较之以上的纠纷解决方式, 由专业调解组织制作调解协议、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方式, 简化了纠纷处理过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具有简洁高效、易获得消费者认同的特点。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较之和解协议, 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的法院裁定更加便于执行, 还可以免却诉讼中作为被告而产生的声誉风险。

(三) 调解方式可以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纠纷的现实需求

一方面, 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 金融活动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日益紧密, 金融消费者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因涉及自身财产、消费者对于解决金融纠纷相当迫切, 对于高效的解决方式存在较大期待, 而调解方式则可以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 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发展, 新型领域金融产品和衍生服务中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这类纠纷专业性强, 对裁判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较之法官、仲裁员, “一行三会”的监管人员具有更好的专业优势, 同时“一行三会”熟悉本地区实际情况、拥有调查分析手段, 可以迅速介入、查清案情,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完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方式的建议

(一) 建议加强与法院沟通, 推进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获得司法确认

建议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加强与各地法院的联系沟通, 推进开展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试点, 确定基层试点法院及人民银行调解组织, 开展试点工作。待试点经验成熟后, 建议人民银行总行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 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或者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明确司法确认内容及程序等。

(二) 建议规范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程序

在确认调解协议案件中, 法院审查的是调解协议而非案件本身, 主要是审查调解程序的合法性。因此, 建议规范人民银行调解程序, 在调解中坚持双方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 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 则不得调解。注重调解内容合法、不损害公序良俗, 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 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解纠纷,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耐心疏导, 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 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协议的内容也要明确、具有执行力。

(三) 建议制作格式统一的调解协议

司法调解 篇8

——杰罗德·思·奥尔巴克:《没有法律的公正?》

“调解与审判相结合, 法理与情理相交汇”是零陵区法院一以贯之的办案原则。今年年初, 我院特别探索设立了调解中心, 推行大调解“三筛”法, 即所有民商案件在预立案后, 先由法院调解中心进行案件调解“初筛”, 50%的简易案件得以有效拦截;另20%的重大案件、骨头案、疑难案进入“精细筛”, 由各审理庭的资深法官再次审理、调解化解;当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开始案件“配合筛”, 由执行法官与审理法官协调配合调解, 共同促进案件和谐结案。1至9月份, 全院办结的877件民事案件中有542件是调撤结案, 调撤率达到61.8%, 而调解中心的184件民事案件均以调撤方式结案, 调撤率高达100%。

零陵区法院调解工作的辉煌成绩离不开诸多法律人的卓越的调解技术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更离不开调解机制在纠纷解决上独有的魅力、优势与效果。

一、调解的运用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程序方面, 双方当事人自愿既是调解机制启动的基础, 又贯穿于调解程序的始终, 一旦有当事人不再自愿, 可即刻退出调解程序。实体方面, 调解协议能否达成及如何达成, 均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 调解人的提议或方案不构成任何强制力。

因此纠纷双方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都能够自主掌控, 对程序中的任意过程都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这极大地满足了当事人自我决策的心理, 极大地尊重了当事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相应的, 当事人也会更为尊重和理解调解程序和调解人的善意和愿景。

二、调解的目的旨在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原告起诉后, 被告或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卷入诉讼程序。而传统的中国文化素有“厌讼心理”, 被诉一方内心的屈辱和愤怒感更是明显, 进而形成了与起诉方人格上的强势对立, 而庭审过程中, 历经了法庭质证与辩论, 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更为明显, 更为加剧了庭审的困难程度。

事实上, “判决的法律意义在于纠纷主体或主体间的实体责任或权益确定化。”而“判决的做出 (乃至判决内容的强制执行) 并不完全等同于纠纷主体之间冲突的消弭。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冲突还会因国家或社会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有些时候, 法院白纸黑字的生效判决未必能够真正消弭纠纷、驱散矛盾, 相反可能激化一方当事人的不服忤逆心理, 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 造成执行上的困难。

另外, 相较与诉讼只针对标的的针对性与无关内容的排除性, 调解机制则更加的民主和开放, 它可以引入很多庭审没有的内容, 譬如反应双方深层次矛盾的新事实;同时还可以听取调解人从法律视角提出的建议和指导, 促使纠纷双方得以“面向未来”的姿态看待矛盾的根本, 以“理性经纪人”的思维计算自身得失, 明确取舍内容, 进而自愿做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最适合的决定, 达成双赢的结局。

三、调解的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审判程序虽然可以完美地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但各项环节之间的复杂衔接与转换明显地拉低了诉讼效率, 然而对程序与规则的按部就班却又是判决正当化的依据, 因为对效率的过高要求势必削弱程序上的保障, 进而降低审判质量。

法彦有云“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 定纷止争的滞怠期越长, 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法律关系的认定难度就越高, 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就越大。然而, 调解的正当性是基于当事人的认可, 即只要双方同意, 调解人即可灵活地选择和组合程序, 简易化、便捷化地解决纠纷。

我国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费是由诉讼标的金额按比例分段递减累进征收的, 若当事人还支付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则诉讼花销可能更大。而选择调解结案, 受理费用减半, 又不涉及执行费, 相较之下则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相当于为当事人节省了大笔开支。

四、调解的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

茅于轼曾论证, 人不但是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 又是易动感情的非理性宗教人。专业法律人的思维并不一定为普通百姓所了解, 因此严肃的法律判决也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人们朴素的道德观, 二者一旦冲突, 可能会掀起一股巨大法律人城邦与草根舆论场之间的法理与情理的抗辩, 并引发不和谐的仇视因素与社会戾气。

调解过程更注重双方当事人的情绪变化和内心感受。所谓“情理即法理”, 调解人采取多方换位思考, 借助于同情、理解、安抚、宽慰等真情流露,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于情于理, 融理入法”, 促成当事人双方在相互体谅中达成共识, 进而解决纠纷。而这一过程其实质亦即法院及法律人通过借助社会公德、风俗习惯、法理情义等劝导, 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到了教育、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的根基。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 矛盾纠纷也日趋多样, 因而更需要我们法律人同心同德、广集智慧, 坚持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策并举。只有提供多层次、多途径、多渠道的权利救济模式, 才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才能更及时有效地定纷止争, 才能积蓄更多的法治正能量, 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促进社会繁荣和谐!

摘要：调解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其目的在于从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其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关键词：纠纷解决,调解,公正,和谐,法治

参考文献

[1]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 2010, (1) .

[2]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4) .

司法调解 篇9

一、司法调解的适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声中, 政法系统将“大调解”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广义上的大调解是指, 由政法、综合治理部门牵头协调, 司法行政部门业务指导, 调解中心具体运作, 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对社会矛盾纠纷协调处理。其目的在于将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其他各种调解资源整合在一起, 把纠纷化解在基层。其中, 以司法调解为重。在司法系统中, 提出“能调则调, 该判则判, 调审结合, 案结事了”, “调解优先, 调审结合”等方针。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 法院调解结案的比率逐年增加, 甚至有部分法院出现了“零判决”。不过, 本文不准备去探讨调解制度本身, 本文目的在于发现群体性纠纷与调解制度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从诉讼中的调解来审视调解机制在群体性诉讼中的局限性。

二、司法调解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局限及原因

秉承“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传统观念, 司法实践中法院竭尽全力的去促成调解, 而尽量回避判决。在群体性纠纷调解中, 多数案件的当事人达成了看似满意的调解协议, 但事实上隐藏的矛盾却在慢慢扩张, 并未实现理想中的“案结事了”。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群体性纠纷在适用调解机制过程中各方主体的对话不平等。首先, 司法调解的基本机理在于促成双方的协商对话, 群体性纠纷的调解更需要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对话与协商。即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理性对话为基本要素, 以主体交涉过程中的相互沟通和协商为基本机制, 最终达成各主体间能够共同接受的目标。因此, 这种对话和协商必然需要强调平等对话与意思自治。但是, 群体性纠纷无论从形式还是实质上都不具备这种平等协商的条件。实践中, 典型的群体性纠纷如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纠纷, 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纠纷,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主体等等。这些典型的群体性纠纷类型中, 往往是一方先天弱势, 另一方则极为强势。强势一方常以高姿态, 利用自己对各种资源的强势控制以及利用各种条件压制弱势方, 从而达成“共识”。弱势一方往往也清楚自己的弱势和处境, 常在再三衡量后委曲求全。其次, 群体性诉讼不仅仅是简单的两方的争议, 其争议具有多元性。在多元主体争议的纠纷, 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价值观、话语权、选择权, 各方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并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这种情形下的对话似乎更相一场“听证会”而非平等调解。 (二) 法院在调解中的境遇尴尬。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解决群体性纠纷处境往往十分尴尬。第一, 因为群体性纠纷往往涉及较多主体的利益, 因而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往往会受到党政机关、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导致法院调解成为一种消极的被动回应, 丧失司法独立。第二, 由于群体性纠纷中群体一方对于及时解决纠纷的迫切需求。调解结案似乎是最佳选择, 既对政府要求积极回应, 又能满足争议主体对效率的需求。但是在这种被动情境下作出的调解有过分强调效率从而牺牲正义之嫌。调解的前提也应该是查清事实, 但是, 群体性纠纷中追求“快刀斩乱麻”, 法院常常仅仅是和稀泥, 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就作出调解, 这种调解结果很有可能偏离正义。第三, 实践中, 强势一方往往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 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促成调解。这样的调解不仅没能解决纠纷, 反而会激化群体一方的对抗情绪, 甚至导致群体性过激行为, 乃至聚众性犯罪。同时也使得公众对法院的判决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丧失对法院的信任感, 认为司法不公。

三、调解的效力扩张的疑虑

我国民事诉讼法承认判决的既判力的扩张, 这中既判力的扩张效力是否也及于法院调解呢?首先, 生效的法院调解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法院判决的既判力的基本特征, 如调解结案之后当事人同样不能对已经确定的争议提起主张, 法院也不能作出与该调解相互矛盾的判断。但是, 如果承认调解的既判力扩张又会面临如下问题:一方面, 如果调解是在非群体一方一定的让步的基础上做出的, 比如说消费者侵权中, 经营者出于商誉等考虑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赔付标准也许超过了实际的损失。另一方面, 调解生效后提起诉讼的争议主体明确拒绝接受原调解协议的扩张而另诉, 可能产生前后处理的迥异。此外, 如果不承认调解的既判力的扩张, 有可能导致法院处理结果不相同。这又将导致群体性纠纷中的主体发现处理的利益权衡存在明显差异时, 会认为司法不公正并且拒绝接受案件处理结果, 从而对法院判决公信力造成威胁。需要澄清的是, 这里笔者并不是为了否定调解的扩张效力, 而是认为产生这一系列矛盾的关键在于行为的过程——调解制度本身。

综上所述, 司法调解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有其局限性, 无法达到“案结事了”。因而, 在解决群体性纠纷的过程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司法调解应当审慎而为之。同时, 本文主张审慎对待的是司法调解, 至于“大调解”中的其他社会调解制度, 还是应持宽容态度为宜, 以实现纠纷解决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谭兵、李浩主编:《民事诉讼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09版

[2]、章武生主编:《外国群体诉讼理论与案件评析》, 法律出版社, 2009版

[3]、左卫民等著, 《变革时代的纠纷解决—法学与社会学的初步考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版

[4]、吴泽勇:《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原理》, 法学家, 2010年第5期

[5]、王福华:《打开群体诉讼之门——由“三鹿奶粉”事件看群体性诉讼优越性的衡量原则》, 中国法学, 2009年第5期

[6]、缪文升:《大调解在处置群体性纠纷中的功能及运行机理》, 理论导刊, 2010.11

司法调解 篇10

近年来不少医院医疗纠纷频发, “医闹”事件频仍, 医患关系十分紧张, 这成为有碍社会和谐的一大因素。针对这一情况, 辽宁省阜新县司法局创新工作思路,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优势, 将人民调解的工作方法引入到医患纠纷的处理中, 使医院信访人数和纠纷数量都有很大程度下降、“医闹”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医患关系趋于缓和, 取得了政府满意、患者满意、医院满意的良好效果。

创新人民调解机制, 筑牢维稳“第一道防线”

在医疗纠纷的处置中引入人民调解, 既是一项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 又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为了创新司法行政社会管理, 更好地解决医疗纠纷, 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阜新县司法局积极探索,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资源优势, 将人民调解引入到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中, 率先建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形成了符合实际又便捷高效的化解医患纠纷的新模式。

从2012年开始, 阜新县司法局便开始在医疗机构中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医调会) 。该局从阜新县法律援助中心、金佳策律师事务所和阜新县人民医院等单位和部门精心选派了五名高素质、懂医学、通法律的专业人员, 担任专 (兼) 职调解员。同时, 建立了医患纠纷接待受理、定期排查、医患纠纷定期分析、回访等工作制度, 形成了受理、调解、听证、专家论证、公证等一整套严格规范的工作程序。医调会成立以来, 依法调解多起各类医患纠纷, 成功率达到100%, 涉调金额近百万元。取得了维护医疗秩序、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维护和谐医患关系的多赢效果, 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生动实践。

发挥调解优势, 和风细雨化解矛盾纠纷

医疗纠纷中的涉案当事人, 往往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他们身心俱疲, 非常敏感;而当事医生也顶着种种压力, 情绪紧张。这个时候处理纠纷难度大, 困难多, 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事态更加严重。因此, 在调解重大疑难医患纠纷时, 医调会随时启动应急机制, 迅速召集信访局、公安局、法院等单位相关责任人, 举行多方听证会。调解员根据患者、医院和纠纷的不同情况, 创新工作方法, 灵活多变地处理医疗纠纷。一方面, 向患者一方提供医疗纠纷医学专家和法律援助服务, 使患者在信息、知识和纠纷处理上与医院逐渐对等, 及时化解患者的敌对心态, 让“愈来愈热”的医疗纠纷逐渐“冷”下来。另一方面, 为院方提供专业的医疗纠纷调解援助服务, 将医院从棘手繁杂的纠纷处理事务当中解脱出来, 专心致力于医疗救护等业务工作之中, 实现了医患双方受益“共赢”的良好局面, 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

阜新县司法局召开医调会工作会议。

2013年初, 患者佟某因严重的白内障来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在治疗过程中, 患者出现严重并发症, 导致眼睛近乎失明。患者家属气愤至极, 召集多人堵在医院大门口, 不让其他人员车辆出入, 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医调会得知消息后, 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劝说患者家属采取正当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让他们明白采取这种极端方式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但患者家属认为医患双方协商行不通, 怀疑医疗事故鉴定的公平性, 况且诉讼时间长、成本高。鉴于此, 医调会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优势, 在调解人员多次耐心、热心地劝说与感化下, 患者家属终于同意撤离。医调会趁热打铁, 将针锋相对的医患双方聚到一起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经过多次耐心、热心地调解后, 双方最终达成赔偿协议, 并进行了公证, 这起复杂的案件得到了妥善解决。

“我们医调会肩负着公平正义的使命, ‘走后门’、‘托关系’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如果这样的话, 医调会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损害, 我们的调解就不会让人信服。”阜新县司法局局长邓忠伟如是说。该局成立的医调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医院、患者和政府的认可, 就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

打造第三方平台, 建立和谐友好医患关系

医调会不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和任何医疗卫生单位, 与院方和涉案当事人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先天具有独立、中立、公平、公益的性质。作为中立的第三方, 医调会处理医患纠纷, 有效避免了患者及其家属对卫生部门的不信任, 能够公平地解决争议, 平息纠纷。同时, 医调会在医患纠纷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介入, 为医患双方搭建了一座平等沟通、和谐对话的桥梁, 提供了一个缓冲矛盾的平台, 将医疗纠纷引导到正确、及时、合理、合法解决的途径上来, 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避免了矛盾激化, 营造了良好的医疗环境, 有效保障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2013年12月, 王某夫妇痛哭着跑到县卫生局, 原来他们5岁的孩子在某村医那里打针被打死了。王某夫妇哭得死去活来, 伤心欲绝。他们向卫生局提出了几十万元的赔偿, 没有得到卫生局的同意。见目的没有达到, 王某夫妇索性住到了局长办公室, 使正常的办公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在县政府指示下, 医调会主任张彪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带着几名律师全程跟踪处理。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 就使这件棘手的命案得到了妥善处理, 双方成功达成了调解协议。医患双方的激烈情绪得到化解, 避免了事态的升级。目前, 该案已经由法院审理结案。这起倍受社会各方关注的医疗纠纷得到了公正公平、合法合理的解决。

“医疗纠纷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 难度更大, 我们每个人都得‘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坐在这个调解席上, 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 对得起每一位当事人。”医调会主任张彪跟笔者这样说。

为了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阜新县司法局下大力气, 将人员业务培训纳入到年度工作计划中, 以“学习型司法行政队伍系列讲座”为平台, 邀请市、县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律师、医学专家和教授, 从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同时, 侧重从政策法规、调解规则、调解方法等基本知识入手, 围绕个案进行深入剖析, 不断加强法律、医学、人际交流、心理学等知识的学习, 使调解员成为医疗纠纷调解的行家里手, 赢得了很多患者和家属的信赖。如今, 很多患者在医疗纠纷发生后, 第一时间主动提交到医调会进行依法调处, 一些患者存在的“不闹不赔、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 逐步形成了依法调处医疗纠纷的良好社会氛围。

短评

化解医患纠纷需要“第三方”

司法调解 篇11

一、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

(一) 基层司法人员

狭义的司法人员通常仅指法官与检察官, 广义的司法人员则包括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基层乡镇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在通过司法部统一组织的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后, 由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考核提出意见, 报省司法行政机关审批, 即可取得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在本地区代理除刑事案件以外的法律服务业务, 并协助司法助理员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矛盾纠纷调解和其他相关的业务工作。

(二) 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是指与人们的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 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

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 其职业道德除比照律师的职业道德外还要考虑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而在主持人民调解时, 司法所工作人员还要充当像法官一样的仲裁人的角色, 所以笔者认为基层乡镇司法所司法助理员以及其他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应当同时参照法官职业道德、律师职业道德并遵守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

第一, 遵纪守法, 依法办事。忠于宪法和法律,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严格依法办事。

第二, 忠于职守, 清正廉洁。恪尽职守, 不得接受当事人的钱物、款待和其他经济利益, 始终保持清正廉洁。

第三, 勤勉敬业, 钻研业务。端正工作态度, 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 尽职尽责, 勤奋工作, 主动钻研业务知识, 培养深厚的法律意识, 积累丰富的法律知识, 锻炼高超的职业技能, 不断在学习中提升自己, 全面高效的完成工作职责。

第四, 公平公正, 注重效率。保证中立的地位, 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当事人, 更不能对当事人进行压制, 谨言慎行, 不激化矛盾纠纷, 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以不正当手段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及时完成调解, 注重工作效率, 不影响当事人的正常诉讼。

二、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一) 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公信力,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使公众信任的力量。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指在人民调解过程中, 公众对调解的信服程度。人民调解作为一种延续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调解, 是一种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在实现群众自治、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法治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群众法律意识逐步提高, 在新农村的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 对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就是要增强人民调解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提高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力, 使调解协议不因当事人的反悔而变成一纸空文。

(二) 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对人民调解公信力的影响

我国基层司法行政部门起步较晚, 并且发展缓慢, 特别是在北方边远地区, “两所一庭”发展相对滞后, 司法所人员配置以及工作机制不完善, 基层调解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致使人民调解的公信力难以有效提升。反之, 如果司法所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养较高, 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威信, 那么司法所就会成为政府指导下乡村矛盾纠纷解决的主导力量。

我所工作的司法所曾经有这样两个案例, 因为当事人对调解员的信任程度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调解结果。

案例一:村民王某因遭受到家庭暴力向长甸镇政府妇联求助。镇政府妇联主席孙某带着王某到司法所进行法律咨询, 希望司法所能够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王某的问题。因为当天司法所接待王某的是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 王某始终心存疑虑, 认为派出所的民警对向她施暴的儿子都束手无策, 司法所的两个年轻人想去她家调解, 恐怕更不会有什么效果。最后仅仅是简单咨询一下便决定放弃调解, 转为向法院起诉。

案例二:苏甸村7组村民刽作伟 (化名) 因帮工搭乘同村1组村民李某的车回家, 途中该车追尾其他车辆, 致使刽作伟 (化名) 受伤。经县交通队责任鉴定, 李某在该起交通事故中负全责。后双方因医药费等赔偿问题产生纠纷, 欲向法院起诉。当事人分别向律师和长甸镇司法所进行了咨询。司法所工作人员在了解纠纷原由后, 向当事人详细的讲解了相关交通事故赔偿的法律法规, 并告知其在调解协议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调解协议即与法院判决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对司法所工作人员十分信服, 认为其提出的调解建议成本低、可操作性强, 于是双方在司法所的调解下达成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赔偿协议, 并在约定期限内及时履行, 没再向法院起诉, 也没有产生进一步的纠纷。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 如果基层司法人员自身职道德素质过硬, 就更加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同, 使调解容易达成协议并得到很好的履行。

三、如何提高基层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

(一) 加强基层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学习

结合个人学习、定期学习、经验交流、任职培训、晋级培训、资格培训等多种学习方式, 使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能够提高思想认识、更新法律知识、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二) 完善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制度

1. 优化选拨机制与考评机制

录用和选拨工作是保证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第一关。为了切实提高基层司法人员素质和品质, 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要求选拔人才, 避免任人唯亲。

绩效评估应避免“走过场、走形式”, 实现多渠道、多方向的系统内部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司法所与政府之间多层次的绩效评估, 同时扩大公众参与度, 让真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碑的司法工作者得到褒奖与激励。

2. 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程序

人民调解应该严格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要求和程序, 真正做到严格、规范、便民。在调解进行前要告知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提供相关法律知识的咨询。调解过程中, 不得采取任何方式或手段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 保证当事人自主表达意愿,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调解达成协议后, 须告知当事人如何申请司法确认, 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向法院提出申请。所谓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 只有在工作程序和制度上严格要求, 才能保证在人民调解过程中, 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不侵犯当事人的权利, 保证调解的公平、公正。

3. 强化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行为的监督

在司法实践中, 公检法机关有法定的监督机构, 律师有行政司法机关和行业协会进行监督, 但是普通法律工作者和司法所工作人员却缺乏监督。《人民调解法》所规定的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不但是对人民调解效力的支持和保障, 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

对于基层司法人员来说, 调解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所以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基层乡镇司法所应当建立群众对调解满意度的常规调查机制, 并使之与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估相结合, 从而有效促进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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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殷文超.公务员个体行为与政府公信力关系探[J].行政管理, 2012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