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调解

社区调解（共5篇）

社区调解 篇1

一、人民调解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一)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

1.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起源。西周时期, 我国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调解制度。后根据考证, 当时已有民间调解相关程序的记载, 并据此分析出在我国的民间调解制度产生之处, 就兼具了调解一般民事纠纷及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功能, 已经初具人民调解机制的雏形, 这些都表明了我国调解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2.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民调解制度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爆发的农民运动。自1941年起, 我国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相继颁布了适用本地区的有关调解工作的单行条例和专门指示。[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结合以往各地实行调解制度的相关经验, 又于1954年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此通则是我国首次颁布的确立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文件,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了对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探索。而在2011年, 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才正式施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完备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从暂行到正式施行经历了七十年的岁月, 也由此可以反映出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进度。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较为缓慢, 但总体来说上述法律法规基本确立了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

(二) 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2014年我国司法部制定并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单位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覆盖面。而后, 各级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也开始逐渐逐步贯彻并落实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 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体制建设和完善运行。3年多来, 全国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3万多个, 人民调解员近13万人, 共化解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300多万件, 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2]然而, 在数据统计不到的领域, 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并不乐观。人民调解工作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 正处在矛盾纠纷日益增多而群众却不为选用的尴尬境地。

二、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发展顺利, 但工作中仍存在着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难点问题。通过对长春市的试点社区的走访调查发现, 在实践中人民调解工作有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案件受理数较少, 缺少必要的档案登记, 调解成功率较低, 协议履行率普遍较低。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

(一) 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人民调解制度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不断改良和完善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 我国人民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进步, 人民调解制度在制度上暴露出了许多不适应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问题。

1.部分法条存在一定局限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中, 均规范了人民调解组织内部的人员来源和素质, 首要标准是有文化、懂政策、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 其次也要公道正派、对人民调解工作热心关注。但是, 这两条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公民维权意识提升、社会矛盾多样化, 所需要的调解帮助趋向于专业化, 矛盾趋向复杂化, 而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员的准入素质并不能够满足群众的需要, 该标准导致了人民调解员的年龄普遍较大, 对法律知识的把握比较薄弱和落后, 相关的调解方法和知识的更新较慢。[3]这些都导致人民调解工作在实践中产生了效率较低的情况。

2.在人民调解的制度确立上轻视程序而重视实际的效率。没有配套的程序法, 导致工作程序具有相对的非正式性, 也就难以胜任较为复杂的调解工作, 在实践中, 人民调解委员会遇到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往往得不到程序上解决, 也没有办法向司法机关请示, 更无法可依, 只能告知当事人可以采取诉讼。程序上的非正式性导致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弊端, 削弱了权威性, 进而导致公信力的下降。

(二) 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认识不够。第一, 在实际走访中发现, 部分群众认为,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调解一些邻里纠纷的小矛盾, 对于一些涉及到法律的问题群众更希求诉讼手段的帮助, 而不是选择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群众往往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宁肯走诉讼程序也不肯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矛盾。第二, 作为一种非诉讼的矛盾解决方式, 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担心主要来自其是否具有正规性。在我国,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备准司法性的制度, 虽并不是一种终局性的裁判方式。”但是依据我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可以达成调解协议, 并且此协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被调解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在司法实践中, 通常将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视为合同, 根据目前的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可以确认其效力, 并可申请强制执行, 这些法律规定都说明了人民调解在解决矛盾纠纷的问题上具有准司法性的法律效力。而群众往往对这些所知甚少, 导致少有人会选择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第三, 作为一种非诉讼的、贴近民生的矛盾解决途径, 人民调解工作能够节约诉讼资源, 为法院等诉讼机关减少压力, 因此, 法院应该携手自己辖区内的人民调解组织加大宣传力度, 让大家了解人民调解工作具备的正规性及准司法性, 扩大人民调解制度的影响力。

2.政府部门和基层法院的帮扶力度不够。法律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的司法、行政部门负有指导自己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的义务, 基层法院同样需要对本区域调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上也要求加大对职业调解员的培训力度, 努力提高调解员的职业素质, 促进各类调解组织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健康发展。[4]但在实际走访中发现, 基层法院虽然对自己辖区内各社区的人民调解组织有过一定的帮助, 但经常是经过几任人民调解人员的变动才能得到一次基层法院的指导, 这与法律的规定并不相符。人民调解工作会涉及到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知识, 需要基层法院的指导和帮助。这种指导和帮助应该是常态化的, 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形成常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人民调解工作中产生的合理开支, 县级以上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对在工作中变现优异的调解员和各调解委员会可以予以奖励。但是在实践中, 各级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尽相同, 或多或少也不为固定, 具体经费保障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 往往是打了折扣的支持, 不能为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并且对一些在调解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也没有具体的评判标准。

综上所述, 虽然人民调解制度从确立到现在一直发挥着缓解群众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但是, 当下社会形势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眼下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着的与新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仍亟待解决。

摘要：人民调解制度是一种诉讼外调解制度, 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说服、疏导下, 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从而自治解决纠纷的活动。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司法活动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本文从城市社区人民调解制度运行的现状开展分析, 探究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在实践中的问题。

关键词：人民调解,城市社区,司法机关

参考文献

[1]韩延龙.人民调解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法学, 1987, 3

[2]司法部.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N].法制日报, 2014-10-14

[3]郭海洋.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现状及完善[J].公民与法 (法学版) , 2012, 4

[4]周强.在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R].2015

社区调解 篇2

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制 人民解委员会主要职责 矛盾纠纷排查制度 矛盾纠纷登记制度 矛盾纠纷交办制度 督查、督办制度 共同调解制度

矛盾纠纷调处回访制度 调解工作总结评比制度

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制度

1、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城区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下，负责本单位的调解工作。

2、调解工作坚持：“防激化、创三无、争先进”为主要目标，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3、经常向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职工自觉学法、懂法、用法、不违法。

4、调查了解并及时掌握每个家庭及其它不安全因素，做到经常分析、研究、及时进行教育，及时化解，使一般纠纷不出单位，重大纠纷及时报告。

5、建立调解登记薄，做到调解有登记，件件有着落，使调解工作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6、调解委员会要经常组织调解人员进行学习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熟悉调解工作。

7、调解人员要经常深入群众，工作要扎实，方法要灵活，头脑要清醒，政策要明确。

人民解委员会主要职责

1、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不断加强民事调解组织建设网络化。

2、及时发现，依法调解，妥善处理和疏导矛盾纠纷，减少诉讼，防止矛盾激化，避免民转刑案件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3、通过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居民遵纪法，尊重社会公德，努力减少民间纠纷的发生。

4、搞好矛盾纠纷信息工作，及时将辖区内民间纠纷的发生、发展和调处情况及建议，向和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矛盾纠纷排查制度

1、各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要认真做好排查工作，及时排查处理各类不安定因素；

2、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实行定期排查与不定期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每月的8号、18号、28号对辖区矛盾纠纷进行集中排查，并作好登记上报工作；

3、各基层社区定期排查与不定期排查的结果，每月7号、17号、27号报城区办事处调处中心；

4、各排查单位将排查的不安定因素认真汇总，及时调处，按时上报，重大情况随时上报。

矛盾纠纷登记制度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所在单位、家庭住址等。(二)、发生纠纷的情况。包括发生纠纷的时间、地点、原因、后果以及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和要求等。(三)、纠纷的调解过程。包括调解纠纷的时间、地点、方式、次数、主持调解人员和参加调解人员的姓名，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收集了哪些证据，以及调解人早对纠纷的看法和处理意见等。(四)、调解结果。调解结果包括调解成立和不成立两种情况。不论哪种情况，均应进行记载。调解成立的，主要记明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调解不成立的，也应该记载不成立的主要原因。(五)、对不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或调解不成功的纠纷应注明移交的有关部门和移交的承办人。

矛盾纠纷交办制度

1、县城区办事处调处中心对受理的各类矛盾纠纷进行认真梳理分类，分流交办；

2、对应分流交办的矛盾纠纷，由调处中心填写交办单，当事人持交办单到指定单位处理；

3、对于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分流交办的基础上做好协调协助，共同处理。

督查、督办制度

1、调处中心对应归口办理的矛盾纠纷实行转办、交办制度，由对口单位负责办理；

2、调处中心对分流案件的调处情况随时进行督查督办；

3、通过督查督办，确保矛盾纠纷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得到依法、及时处理

共同调解制度

为使发生在我辖区及附近单位的民间纠纷得到及时、妥善正确的调处，结合单位实际，现制定本制度。

1、不论为主持调解还是协助调解，均应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群众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

2、积极与有关各方保持联系，进行调查研究，收集纠纷的事实材料；主动采取措施，防止纠纷激化；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敦促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

矛盾纠纷调处回访制度

矛盾纠纷调处回访制度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了巩固调解成果，防止纠纷反复，而对纠纷调解已达成者所进行的检查访问制度。

1、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于纠纷调解已达成者或未造成者一律要执行回访制度。特别是对重大疑难纠纷，调解员要定期进行回访。

2、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纠纷回访过程中，要注意发现、纠正调解工作中的错误，改进工作，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以巩固调解的成果。

3、回访的对象主要是当事人和知情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要注意收集群众的反映，以便全面了解情况。

4、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进行回访时，要了解当事人的思想动态，继续进行法制宣传与道德教育等思想工作，督促双方履行协议。

5、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并结束调解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主动上门回访纠纷当事人，了解矛盾纠纷解决与否及发展动态，劝告当事人冷静、理智、正确对待，依法办事，不可感情用事，扩大纠纷事态，以防止纠纷扩大激化或转化。

6、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每次回访必须有详细的回访纪录并存档。

调解工作总结评比制度

1、人民调解工作实行一年两总结制度，半年初步总结，一年全面总结；

2、总结内容是：半年或一年来开展调解工作的基本情况与估介，调解、预防纠纷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工作中的教训、失误及其原因，以及今年工作的安排；

社区调解 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 社区矛盾 民事调解 权利意识 积极作用

无论是从人们的经验看还是从法律理论上说，调解本应是一种比较彻底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协议既然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执行起来就不应当出现大的问题，大多数的当事人应当能够积极履行双方协商的义务。然而，最近，社区调解率在不断地上升，但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调解虽然在表面上解决了纠纷，但债权人的权利却并未因此得到快速、有效的实现，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案结事了”的效果，对此，需要探析社区民事调解的必要性，调解的积极性等。

一、正确地认识社区化解民事纠纷范围

按照我国的“十二五纲要”对城市社区职能的具体设计，国家大力推动社区发展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城市社区加强自身的自治及服务功能，这这就进一步指出，现在的社区组织的建设与完善，是为了全面解决社区的民事纠纷。[1]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一点，部分社区在调解民事纠纷过程中，社区的民事纠纷解决被定义为化解与本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对这句话深层理解为：社区组织所调解的民事纠纷仅是本社区居民或村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部分城市社区是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全面认识，只要是在本社区生活、工作及学习的居民，都是社区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对象。

社区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纠纷范围仅限定在家庭纠纷调解、邻里关系调解、公共设施调解。在此应当进一步确定其法律上的概念，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是处理平等主体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所以所有违反这一概念的行为就会引起民事纠纷。依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可以将其划分为两大类，一是财产上的民事纠纷，包含了有关财产方面的民事纠纷、财产流转关系的纠纷；二是人身依附之间的民事关系，如人格权的民事纠纷、身份关系的民事关系。社区民事纠纷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如离婚纠纷、损害赔偿纠纷、房屋产权纠纷等。对此，对于社区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纠纷范围应当引起相关责任人的注意，正确认识社区化解民事纠纷范围，为加强社区建设服务。

二、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我国社区民事调解的积极作用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活力逐步增强，市场主体不断扩张，社会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社会由原来意义上的“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国人固有的“息讼”“、厌讼”的传统保守观念在市场经济和国际大环境的不断冲击之下逐渐消融，公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思想已深入人心。[3]一方面小纠纷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会选择拿起手中的法律武器，当出现纠纷时，另一方面因为传统的诉讼程序过长的审理期限、高昂的诉讼成本会让人不得不放弃诉讼程序，选择较为合理的社会民事调解。

出现这样的情形，可以说是社区民事调解在维持社会安定，调节社会矛盾中发挥着重要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构建社区民事调解是现实法律生活的诉求。纠纷的增多，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增强，于是法院的受案量激增，势必会增加司法负担，还不宜社会的稳定发展，司法资源的短缺，法官的数量少且水平良莠不齐，给法官带来了超负荷的工作量。社区小纠纷的大量出现，现实中的社区民事调解能否合理的解决并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关系到普通老百姓对我国社区民事调解的信任。这也使我国一些地区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大胆地尝试建立社区民事调解制度和机构来应对大量的小纠纷案件。[4]而且建立社区民事调解制度能够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有利于节约我国司法资源。实践中这些地区的社区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相对于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社区调解结案似乎有着判决不可替代的优势。据本社区统计，在这5年间，本社区共接受300余件民事调解案件，其中调解成功率达到95%，效果显著，非常值得推广应用。

在社区民事调解中，调解人需要全面综合分析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应用法律知识解决社区矛盾纠纷，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社会法制化的一种表现。在居民矛盾调解中，社区居民委员会成立调解委员会。[5]在调解纠纷中，需要发挥熟人的功能，由于中国是一个熟人、人情化社会，在双方矛盾都不可调和情形下，需要借助熟人这一沟通的桥梁，来搭建一个和谐、有效的交流平台，在遵守我国现行法律的情形下，可以采取多种手段，以此达到调解双方矛盾纠纷的效果。在法制化的情形下，有些民事矛盾可以调解，有些是不能够涉入的，需要执法机关涉入，对此，调解委员会应当明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义务，社区可以调解的案子有：（1）家庭纠纷调解；（2）邻里关系调解；（3）公共设施调解。

在此环节中，社区调解人员应当与居民建立紧密的良好关系。对于社区的调解人员，是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人员，也是社区的普通一员，他们工作的存在，为了维持社区的和谐与安宁。对此，社区的调解人员应当深入居民生活中，不要天天坐在办公室不出门，只只等着需要帮助的居民上门找起帮助，而是要善于与居民交谈，拉近所在社区居民的关系，待人要诚恳，说话有理有据，开展多种形式，与居民建立一种良好互动形式，这样就可以为调停居民民事矛盾奠定好的情谊基础。社区的调解委员会可以联合当地的高校或法律援助机构，到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相关法律教育工作，尤其对于暂住人员的法律素养及个人素质，要学会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将其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利器。在此，居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定期对外来居住人员进行登记，让其填写详细的人员情况，加强对其管理，也给予更多的关心，这样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得到维持，另外一方面他们的思想水平也得到提高，非常有助于社区社会主义和谐的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调解人在调解中违反自愿原则强制调解造成的债务人后来反悔， 不愿意履行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严格遵循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就是有的放矢的解决办法，将调解协议真正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债务人对自愿形成的调解协议主动履行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所以，调解人在处理社区矛盾时要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切不可为了提高自己的调解结案率，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强制当事人的调解方案。

参考文献：

[1] 孙政；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基于宁波市后大街社区的调查与思考[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2（05）

[2] 信丽媛，王丽娟，贾宝红，王晓蓉.；食品安全意识与行为的社会学思考——以天津市325名消费者为样本的分析[J].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12（07）

[3] 周显光，陈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索拓展对民事调解案件监督[A]. 第五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C]. 2009

[4]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司法厅关于在全区开展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活动的意见》的通知[J].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 2005（06）

社区调解 篇4

一、人民调解制度概述

纵观人民调解制度自创立至今的历史, 我们看到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起伏的过程, 呈现出繁荣、衰落, 再复兴的走势, 而在这种变化后面所反映的正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

1、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

现代人民调解制度萌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的1921年、1922年, 浙江、广东等地成立的一些农会组织就规定了调解会员间纠纷的方法和机构, 这构成了人民调解最初的思想萌芽。但制度化的人民调解产生、发展、定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 是由边区法律、边区政府的文件、边区高等法院的指示、公开信等为渊源而构成的一项具有相对稳定内容的法律制度。[2]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调解获得了空前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在总结建国前人民调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政务院于1954年2月25日通过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并公布施行。但到“文革”时, 由于国家政治秩序的不正常, 人民调解制度被废止, 直到1979年后才又恢复, 1979年后, 我国在宪法、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中, 都对人民调解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2011年1月1日《人民调解法》正式实施。

2、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变迁

在人民调解形成、发展、繁荣、衰落、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其所担负的功能也在随着国内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而变化。从人民调解在陕甘宁边区形成至“文革”时人民调解被废止的这段时期, 被学者们称之为人民调解的毛泽东时代,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地方政权建设、新中国建国,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等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和重组, 在这一时期, 调解的政治功能相比解纷功能更为突出。

“文革”结束后, 司法部于1979年重建, 不仅恢复了调解, 而且强调它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首要途径。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 是人民调解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仅1985年到1992年调解委员会就处理了526万案件, 几乎是同一阶段法院受理案件的5倍。[3]此时期, 人民调解的政治功能弱化, 首要功能变成为用非政治的途径解决民事纠纷。进入九十年代后, 人民调解逐渐走向衰落,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02年。

二、维稳背景下城市社区人民调解的

复兴

社会变革、城市变迁在导致社会冲突加剧之时, 也使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 社会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非常尖锐, 为了回应此起彼伏的官民矛盾和社会群体事件时, 政府借助了新的话语“维稳”。在维稳的逻辑下, 人民调解作为民间重要的解纷机制而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

1、社会变革、城市变迁导致社会冲突频发

起步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的繁荣发展上, 更给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的利益带来巨大的变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的加速期, 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利益主体多元化, 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纠纷层出不穷, 而城市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更成为社会冲突的高发区, 上海市田子坊社区正是这样一个矛盾所在之地。

“田子坊”是上海历史街区中最具里坊风貌特色的社区之一, 在当地政府推动下成为上海唯一的一家集居民和商家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因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进入田子坊参观、游玩。随着客流量的增加, 许多酒吧、咖啡吧、餐饮类商家进驻田子坊, 随之而来的因商住混处引发的居改非、营业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 使园区内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

2、人民调解—在司法和政府之外的社会控制手段

田子坊目前出租房屋最初的用途是居民居住房, 在法律上是属居住用房, 不能用于商住。但政府在把田子坊的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作, 打造成区域文化的一个亮点时, 却没有解决居民用房不得改成商住房的法律问题。冲突爆发后, 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社区居民要求商户迁出的理由正是将居住用户改为商业用途是违法行为。可是此时的田子坊已成为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绩, 政府如果严格依法办事, 大多数商户就必须关门迁出, 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区将就此消失, 这是当地政府无法面对的。由于政府无法用司法和行政手段来从根本上有效解决田子坊纠纷, 最终只好寄希望于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 试图借用居民对调解员的信任来化解和缓和官民矛盾, 2009年5月田子坊郭英俊人民调解室正式成立。

在政府推动下, 自2002年开始人民调解制度再次复兴, 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社区, 类似田子坊郭英俊人民调解室这样的, 以行业调解、调解工作室等各种形式出现的人民调解迅速壮大起来。

三、复兴后的社区调解在社会维稳中的崭新功能

复兴后的人民调解与八十年代繁荣期时相比, 其政治功能再次突显出来, 只是这种政治功能的内容与毛泽东时代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 现代调解制度具有拯救司法危机的政治功能、通过深度参与而实现的民主功能和社会功能, [4]对此笔者不敢笱同。笔者认为, 在维稳背景下复兴的人民调解制度除了具有其传统的解纷功能外, 还承担着两项新的功能:第一, 它有助于基层党政力量从具体纠纷中隐退, 通过代理人的方式来处理群体性和社会矛盾;第二, 它为政府了解社区矛盾提供了新的渠道。

1、通过代理人的方式来处理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矛盾

基层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往往成为利益的一方, 这也导致目前群众对政府在处理利益纷争时的不信任, 信誉度的降低又增加了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难度。在具体冲突中, 政府的每一个行动、表态可能都会受到居民的质疑, 使纠纷更加复杂尖锐, 这显然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管理社会、控制社会的能力。在基层政府信任度下降的情况下, 为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 避免直接的官民冲突, 政府利用中国熟人社会的特点, 借用社区调解员个人的信誉, 通过让居民信任度较高的社区调解员与居民面对面协商的方式来化解纠纷, 可能更能防止矛盾的激化。基层政府则通过对社区人民调解工作的扶持、指导来间接地让调解工作按照自己的意图解决。

2、为政府了解社区矛盾提供了新的渠道

社会的转型、城市的变迁, 使社会的流动性增强, 这也对执政党的基层管理提出了挑战。基层组织管理的弱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政府难以掌握社区居民信息, 因而无法及时处理社区中所发生的矛盾、居民的不满。社区人民调解机构的壮大发展, 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社区区情民意, 为政府了解社区矛盾提供了新的渠道。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社区情形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而政府必须清楚地了解在这一现代化变迁进程中, 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 社区不同阶层或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所涉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社区调解所能解决的范畴。要想从根本上化解中国社会的冲突, 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 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政府, 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部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情境谈起;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 0 0 1年版, 第9页

[2]侯欣一.陕西甘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 0 0 7年第4期

[3]陆思礼.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纠纷解决:再谈“毛泽东与调解”;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 0 0 1年版, 第2 7 0页

社区优秀调解员 篇5

——刘庄社区大学生村官

，男，现年25岁，学士。从2008年10月担任刘庄社区村官以来，他给别人的印象是自信、开朗、热情洋溢，终日在为社区工作和建设尽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而忙碌着。责任心极强的他为更好的肩负起使命，上班时不仅虚心向有经验的两委其他同志请教，还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各项法律法规，并在社区调解工作中娴熟的运用，为群众排忧解难。两年来他运用所学法律知识，热情为群众解答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并配合其他相关部门为社区居民举办普法讲座，普法培训班，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在社区，由于居民文化差异大，常因家庭纠纷、婆媳不和、顽童斗嘴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吵架动手。王辉深知调解工作是琐碎、繁杂而又具体的，但他始终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己任，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凭着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凭着对辖区居民的一片赤诚，用满腔的热情和辛勤的汗水，为百姓化解了一个个纠纷，维护了一方的安宁。

去年的一天社区居民焦铁岭来到社区反映，说居民焦国华总是骂他，他不知什么原因，请求社区调委会给予解决。经调委会了解，焦国华原来划分的土地，因地边线超线，被社区将超线土地给收回了，而焦铁岭就是该事件的具体操办人，焦国华因此对焦铁岭怀有怨气，认为是他捣鬼，所以经常找焦铁岭的麻烦，并且两人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调委会了解到情况后，责成王辉同志去处理该矛盾，王辉同志不辞辛苦，冒着炎炎烈日往返于他们双方之间。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双方矛盾化解后两人都主动到社区对王辉同志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