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原则

调解原则（精选4篇）

调解原则 篇1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调解原则是我国民事立法所特有的原则。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 提高了办案效率, 节约了诉讼成本, 缓和了社会矛盾, 很好地实现了人民法院办案所体现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之有机统一, 然而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亦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与诸多弊端。笔者通过个人观点, 主要从民事诉讼法调解原则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调解原则进行阐述。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调解原则,问题,完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事案件逐年增多, 加强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的研究, 有助于以民事程序法为手段, 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战略目标。实践证明, 在民事案件中, 由于调解是以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前提, 所以调解结案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好的结案方式。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调解原则, 可以稳定民事法律关系, 使当事人能够行使权利, 参与民事、经济流转, 为自己和社会增加财富;可以防止因纠纷扩大、矛盾激化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可以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的效率, 取得较高的社会效益, 也可以维护经济秩序, 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然而, 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原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它在立法以及现实的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调解原则存在的问题

(一) 调解“三原则”的确立与合意解决争议的机制不相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 应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 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分清是非, 进行调解。它确立了调解民事案件的三项原则, 即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和查明实事、分清是非原则。原则本应反映适用对象的客观需求及规律, 否则难以发挥其指挥作用。而在上述三项原则中, 查明实事、分清是非原则显然与合意解决争议的诉讼机制不符。查明实事、分清是非是法院判决的前提, 而不应是调解的前提, 因为调解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双方当事人的合意。

(二) 诉讼调解无审级限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诉讼调解贯穿整个诉讼过程, 只要当事人自愿, 无论是在一审、二审还是再审程序中, 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这进一步促进了司法过程终局性的缺乏, 因为他又给了当事人一个重新协商那些没有澄清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一审法院判决的机会, 实质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同时, 由于诉讼调解无审级限制, 也使当事人得以只视之为一种诉讼程序, 促使弱势一方在一审中坚持判决而抵制调解, 希望在一审中能胜诉, 如果败诉, 他们可以上诉并指望调解能给他们优于一审判决的结果,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视一审判决的情况。法律设置二审和再审程序, 主要目的是纠正一审或者已生效裁判的错误。从审级分工职能要求而言, 只要一审或者生效裁判程序合法, 实体正确, 就应当驳回上诉, 维持生效的判决, 否则就应当进行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这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此外, 由于规定了在任何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调解, 导致了在二审或者再审阶段, 一些二审法院或者再审法院为了维护作出错误裁判的一审法院或者生效裁判法院的形象而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调解。

(三) 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不适宜调解原则。根据处分原则, 在诉讼中双方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在这个基础上双方通过协商、对话, 就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 即可解决争议。对于合意, 查明实事、分清是非并非那么重要, 即使案件事实没有查清, 只要双方当事人在处分原则基础上能够达成协议, 就应当成立, 这一点与判决不同, 判决是强制性的, 它不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 而是取决于事实和证据。因此, 法院在作出裁判前, 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 否则就不可能正确适用法律, 作出裁判。如果把查明实事、分清是非作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必然限制诉讼调解功能的发挥, 客观上也可能拖延调解的时间。由此可见, 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作为诉讼调解的原则是不恰当的。

(四) 调解原则没有真正体现当事人的意志自治。人民法院在调解当事人纠纷时往往对案件处理采取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 而这种方式往往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务纠纷, 往往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久拖不还, 而法院在调解时, 往往会采取双方单独商量的方式, 而在这其中, 往往是让债权人作出让步, 原本五千元的债务, 可能到最后由于调解, 只能得到两三千元的归还, 这样势必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使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正当的保障, 而法院在这其中也未起到一个中立者的角色。

(五) 调解原则成为法官年终考核优劣的一个标准, 结果法官往往使调解原则变质。调解原则本来应建立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的, 然而在一些法院往往把法官在办案中调解的案件数量作为考核法官优良的标准, 这样往往会出现法官为了个人利益, 不再注重调解的质量和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而独自擅断, 只追求数量, 完成任务, 却把当事人利益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有损于法律的公正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二、民事诉讼调解原则的完善

(一) 坚持正义原则。正义原则要求法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处分权, 站在中立的位置进行调解:首先, 法官要保持中立。法理中的“自然正义”法则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调解法官不得与案件有任何形式的偏私, 而应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保持不偏不倚。如果法官不中立, 则必定会引起当事人的猜疑和不服。尤其是要杜绝隐瞒事实真相, 用哄骗方法达到调解目的的做法, 要向当事人讲明我国现有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及处理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 要全面公正地划分当事人在纠纷中应负的责任, 不允许回避矛盾, 用“判”或“压”的手段和稀泥。其次, 要使调解过程透明化。调解的结果建立在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之上, 如果双方当事人不能共同参与调解的全过程, 就很难表明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实践中调解法官大多单方面与当事人接触, 以此最终促成调解, 当事人没有能够参与调解的全过程, 正义就有可能无法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再次, 要掌握及时调解原则。尊重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双方无法达成合意时, 法官要及时判决。而实践中, 由于调解法官就是审判法官, 个别法官调解不成久拖不决, 致使当事人筋疲力尽, 最后不得不勉强接受调解的现象。

(二) 坚持自愿和合法性原则。调解制度是建立在诉讼当事人自主行使处分权的基础上, 以及在法官的正义主持下, 双方诉讼当事人用平等协商的办法, 解决民事争议的诉讼方式, 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法定的审判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判决。”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 必须双方自愿, 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的, 应当及时判决。”这些都是对法院调解要遵循当事人自愿和合法性原则的具体规定。法院调解中, 合法性原则与自愿原则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自愿是前提, 合法是保证。合法性原则要求调解活动既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定, 又要符合程序法的规定, 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 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及社会公序良俗。自愿原则本质上要求以合意为核心解决纠纷, 其最大特点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 而不是法官的强迫。法官必须居中调解, 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始终体现“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法院在调解中是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进行, 当事人在调解中是自愿的, 则当事人在其处分权覆盖范围内, 无论其让步幅度有多大, 无论调解协议的内容偏离“判决”的结果有多远, 都不会与“合法性”相冲突, 这也与用宽容主义原则来评断行为合法性的原则相一致。

(三)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原则。这个原则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必须遵循的准则。在调解中允许当事人双方互谅互让, 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作出处分, 但当事人的处分不得违背政策、法律的规定, 或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 这是合法性的基本要求。如何评断行为的合法性, 一般来说, 应遵循两个原则, 即法定主义原则和宽容主义原则。法定主义原则要求行为符合具体明确的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这也就是形式上的合法行为, 即符合法律事先规定的行为。宽容主义是指对那些具体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 但又符合法律原则的要求, 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是社会必要的希望的或者许可的行为, 根据法律的原则认定为合法行为。这种以宽容主义原则来评断的合法行为可以说是实质上的合法行为, 即虽无法律的具体形式上的规定, 却对社会没有实际危害的行为。我国现阶段, 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决定了评断合法行为既要遵循法定主义原则, 又要遵循宽容主义原则。它们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两个不同的侧面, 都是以法治原则为前提来评断人们行为的合法性, 同时也是确立并稳定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需要。

(四) 缩小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诉讼调解适用于一审、二审和再审阶段带来了不少的弊端, 因此, 笔者认为, 调解应只适用于一审程序, 二审和再审程序不应再适用调解, 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二审和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 维护法律的权威, 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 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 提高审判效率。同时也有利于防止二审或者再审法院的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 为维护一审或者已生效的错误判决而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调解。当事人合意推翻一审或者已生效的裁判, 这极大地损害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至于当事人在二审或者再审阶段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的多少进行调整, 可通过完善和解制度进行解决。

三、结束语

调解原则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其立法宗旨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 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本质特征, 在当前大力提倡和谐理念的新形势下, 更应该广泛使用。但是, 随着社会发展和立法初衷的欠缺, 导致现实社会中调解原则仍然无法真正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导致当事人利益受损。法院在调解中的角色变质甚至是无法处于中立的态度, 都或多或少影响调解原则的实施。因此, 完善调解原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利益, 节约司法资源, 为社会消除不安定隐患, 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真正实现司法为民的宗旨, 促进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谭兵.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2].杨荣馨.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3].章武生.民事诉讼法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4].徐国栋.法学研究[J].1994 (4) .

[5].陈刚.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调解原则 篇2

关键词：人民调解 保密原则 完善

保密原则是调解的重要原则之一，调解能得以快速发展，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原则，其使调解不但成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且成为维系个体之间和谐和信任关系不可或缺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密是调解程序中的基本原则，是调解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石。但是在目前的人民调解实践中，调解保密原则一直没有受到重视，201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关注不多，只有个别条文有所体现。①因此，在人民调解制度蓬勃发展的今天，全面阐释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将为人民调解的理论和实践注入源头活水，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何为保密：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内涵

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具有吸引当事人参与人民调解的制度魅力，也是成功调解的核心要素，更是人民调解的生命所在。但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内涵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主体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关注点不同，直接导致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争议历经数载却未有定论。②笔者认为，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是指在人民调解过程中，与案件无涉的其他人员不得旁听，新闻媒体不得采访与报道，调解的信息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对方当事人公开，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披露的信息不得作为后续诉讼程序的证据，调解员也不得作为证人在后续程序中披露调解信息的一项调解原则。具体而言，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调解的程序保密。人民调解程序保密原则与民事诉讼的公开审判制度相对，指的是在人民调解过程中，除特殊情形外，与案件无涉的其他人员不得旁听，新闻媒体不得采访与报道，参与调解或者参加旁听的人员不得随意泄露调解过程中公开的调解信息。

（2）人民调解信息在调解程序中保密。人民调解信息在调解程序中保密是指秘密调解信息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对方当事人公开。人民调解有面对面方式和背靠背方式，前者是指双方当事人与调解员同时参加的调解，后者是指一方当事人与调解员参加的调解。

（3）人民调解信息在后续程序中保密。这一要求是指当事人在人民调解过程中披露的信息不得作为后续法律程序中对其不利的证据，后续法律程序不得要求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披露调解中公开的信息。

二、为何保密：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制度意义

保密原则对于人民调解有很重要的制度意义，具体来看，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建立信任，营造良好的调解氛围。人民调解是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宗旨在于维续既已存续的良好关系。人民调解的启动和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信任和对调解员的信赖，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是推进人民调解程序的动力。

（2）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保障当事人的意愿自由，促进当事人的坦诚交流。人民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第三人的主持下合意解决纠纷的活动，当事人的自愿是人民调解的核心，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只起"催化剂"的作用，帮助当事人作出某种决定。

（3）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加强调解员的中立，实现人民调解的本位价值。调解员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处于中立、超然的地位，其主要作用是鼓励当事人参与人民调解，帮助当事人交流信息，探究共同话语，寻求解决路径，促进纠纷的自治性解决，而不对当事人作出结论或者裁断。

（4）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保持调解的独立性，维系调解程序的完整性。很多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程序，看中的就是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尤其是在商业纠纷中，当事人并不期望他们之间的商业秘密或者专业信息被其他人获悉。

三、保密如何：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规定有待完善

（1）2009年7月通过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较为全面确立了调解保密原则，调解保密原则在《若干意见》的第19条上升为一种原则性规定。

（2）2010年的《人民调解法》第二十条、二十三条对人民调解保密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这两条的规定仅仅是关于人民调解程序的保密。

2、关于证据、证人的法律规定略显单薄。

（1）为调解目的而作妥协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这是我国关于调解信息在诉讼中的保密之规定。

（2）关于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四、如何保密：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完善

人民调解的秘密原则对于人民调解具有重要意义，在调解过程中，与纠纷有关的事实信息完全依赖于纠纷双方的自愿公开和说明，如果没有得到人民调解员和对方的保密承诺，双方当事人是不会透露自己对纠纷的认识和想法等私密性信息的。相反，如果调解员和纠纷双方都承诺保守秘密，纠纷双方就会增强对彼此以及人民调解员和调解过程的信任，减少对抗，消弭敌意，坦诚交流，从而有助于纠纷的解决。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民调解的保密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因此，我们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充分保障人民调解的保密原则。

1、重视人民调解的信息保密。人民调解的程序保密只是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最低要求，人民调解的信息保密才是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精髓，《民事证据规定》第67的规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仍具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此，在立法上要全面规定调解信息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和后续程序中的保密。

2、构建人民调解员的免证特权。在单方会谈阶段，人民调解员可能已经知晓了双方当事人的一些关键信息，这不仅不利于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贯彻，而且极大影响人们对人民调解的信任，降低人们对人民调解的选择率。

注释：

①第20条和23条。

调解原则 篇3

关键词：法院调解,诚实信用,诉讼行为,社会调解

一、前言

诚实信用原则从实体法延伸至诉讼法领域是法律体制内部天然联系的表现, 本质遵循着客观规律, 是其功能对民事诉讼法程序要求的合理对接。而我们对于任何原则制度的引进和改革不能盲目照搬套用, 而是要从理论上分析其本身的价值以及在我国法制体系中与其他原则制度想衔接而体现的作用。笔者认为, 调解环节是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处分权相结合的产物, 多重利益交融允许诚实信用原则基于其原则性能够在中国法律环境中生存发展, 但又因为中国法治发展轨迹的特殊性, 又要面临本土化的阶段化难题。

二、法院调解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在统一

诚实信用原则来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逐渐演化成了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徐国栋先生认为诚信原则是在法官公平正义的创造性司法活动主导下, 达到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平衡。[1]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中, 随着民事纠纷暴增, 考虑到诉讼效益, 司法机能无法完全满足现实诉讼要求, 各国纷纷进行司法改革。在德国新创了当事人真实陈述原则之后, 日本、英国等国家都提出了禁止矛盾行为和不准反言的法律排除规则。[2]

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在探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解决现存的纠纷, 而法官认定事实、做出裁判的基础应是当事人所主张、经辩论的事实, 即所谓的“辩论主义”。这是当事人处分权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 要求审判权在合理范围给予私权流转的空间。而诉讼毕竟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司法救济, 要避免不当的司法程序浪费和有违良知的诉讼伎俩滥用,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对辩论主义诉讼体制的修正, 更是在实际诉讼中通过能动的司法来调控因为当事人之间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而产生的诉讼对抗失衡。

法院调解, 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 诉讼当事人就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的活动, 是法院结案方式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不止能通过法官引导劝服而达成协商互谅互让, 在和谐的氛围下消弭矛盾, 更能在当下司法资源紧张的大环境下高效结案, 并降低案件执行的难度。《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判决。”调解环节中要秉持查明事实和自愿合法的原则, 并无涉及到诚实信用原则。虽然诚实信用原则并未被我国列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但是其实际的价值内涵根本上与调解这一特殊的司法行为相契合。

通说认为法院调解的“合法”性质上属于宽泛性合法, 并非要求与依照法律判决结果完全相同, [3]这也是调解趋社会性的表现。合法性着重表现在对法院诉讼行为的规制, 在调解的全过程都要公正地以司法信仰来保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在审查认定调解协议时要诚实严谨地捍卫法律的信仰, 维护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调解的“自愿”原则, 涵盖两层意义。即第一, 当事人选择调解渠道解决纠纷乃自身意志决定, 任何其他主体不得强迫;第二, 当事人最终达成的调解的内容是经过双方充分协商而自愿做出的, 不得强加当事人超出其意愿的意思表达。所以“自愿”原则从理论是司法实践中都要求当事人本着公正、诚实和善意, 在调解启动、过程和完结坚守诚实信用的信念, 遵循内心对事实的认知并给予对方同等的机会。

调解是建立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只有案件事实清楚, 才能使法官和当事人认清纠纷争执的焦点。调解中, 法官要秉承诚实信用的原则, 阐述法律相关的规定, 促使当事人进行充分的证据提出、事件陈述, 当事人也需要善良诚信地针对问题交流事关案件的全部信息, 酝酿出合理互谅的调解结果。

三、法院调解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时代性

诚实信用原则的时代性首先就要面对的就是对于法院诉讼行为的考察。当事人无可厚非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 例如排除反悔反言、不正当方法骗取有利诉讼状态、虚假陈述影响裁判等行为, 而法院这一主体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否定说”认为, 法院是国家审判权行使的主体, 应尽量保持消极和中立, 负有司法任务的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发生以相互信赖为前提的遵守信义关系显得不自然, 在当事人与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的关系上, 让当事人承担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义务时应该特别慎重。[4]道理在于若将法院也列为诚实信用的对象, 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混淆公法秩序,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笔者持“肯定说”, 理由在于当事人信任法院的裁判行为, 也具有期待法院能够做出公平正义, 遵守诚信的诉讼行为。1985年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 当事人 据以声明所必要之一切情事, 须完全真实且正确陈述之。[5]明确法院的诚信义务能够一定提高诉讼效益和保障程序公正, 但同时也要着重在禁止自由裁量权滥用、禁止突袭裁判和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等方面。

如今“法院——社会调解”模式的开展, 更加需要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核支持。“法院———社会调解”模式强调的是利用组织化模式或灵活运用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来对纠纷进行调解, 如此更加有助于在调解过程中认清事实、定分止争, 也能够使当事人在内的多方利益群体对调解结果产生信服。[6]“法院———社会调解”模式中, 不止是为了准确高效调动各领域的社会资源, 更是为了能建立出公平正义的司法救济平台。而在该模式下, 应奉诚实信用原则为圭臬正视调解社会化与司法公权性的关系。特别于征得当事人同意前提下, 法官委托社会力量对纠纷进行调解, 即委托调解环节中, 法官不仅要依法履行对调解协议的审查确认, 还要严格遵循诚信原则, 尊重当事人选择权, 在调解启动时给予当事人足够的处分权。委托社会力量介入并不等于法院完全退出调解环节, 在选择合适调解组织人员的时候要作为监督者, 善意、严谨、慎重地考察社会调解力量的性质和作用, 在当事人自愿此种信任关系下让渡部分司法公权。基于“法院———社会调解”模式并未在全国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司法实践操作流程, 各地实际情况不尽相同, 关于委托调解的程序形式、调解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调解失败如何进入诉讼等问题都没有规定。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2]田平安.民事诉讼法原理[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3]杨贝.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的诚实信用原则[J].理论与争鸣, 2010 (05) .

[4]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 刘荣军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5]叶志敏, 张华.论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之确立[J].法治建设, 2010 (, 05) .

调解原则 篇4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除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外，不适用调解。在现行法律未修改之前，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当是法官们应遵循的原则。长期以来，多数人认为，由于行政诉讼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行政诉讼适用调解是对行政职权的处分，违背了行政职权不可处分的原则和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但随着的十多年行政诉讼审判的实践，这种权力不可转让、不能妥协的原则很快就遭到人们的怀疑。如果能够调解的行政行为，法院仍要旗臶鲜明地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作出判断，似乎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大局相悖。怎么办？一方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是化解“官”“民”矛盾的有效途径，该如何取舍？这就给行政审判带来一个全新的命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在行政诉讼中排除调解，不外乎以下理由：

1、公权的不可处分性。认为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是国家意志的行为，是代理国家履行职责。因此，行政权属于国家公权，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处分，法院不得居间调解。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活动是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不能转让、放弃和处分。

2、行政诉讼审判任务决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任务，在于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法者予以维护，不合法者予以撤销，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无调解之余地，人民法院要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审查确认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并作出判决。

事实上，从实际效果看，在行政救济程序中这种严格审查、不许调解的制度，所产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不是很理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积极性受到了影响。为了将法律赋予的职权用足用好，人民法院当然要严格执法，坚决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没有给行政机关留有自我纠正错误的机会。即使行政机关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甚至行政机关已经撤销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只要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还要继续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使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积极性大为降低。

第二、原告诉讼目的已达到，但无调解结案方式。行政审判实践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当事人在私下已经达成某种协议，被告承认违法并予以补救，原告受损害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补救和满足，因此原告表示谅解和接受。但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还要照常进行，因为法律并没有调解结案的规定。

第三、审查撤诉申请流于形式。虽然法律规定，行政审判中的撤诉缺乏民事诉讼中撤诉的随意性。但几乎没有哪个法院在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过不准许撤诉的裁定。法院对行政案件撤诉申请的审查权几乎完全虚臵，行政诉讼法限制撤诉的立法意图几近落空。有时，当经人民法院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时，不得已，人民法院只得动员原告撤诉，这实际与法律规定当事人自愿处分诉讼权有冲突，且有时原告处于种种考虑坚决不撤诉。在此情形之下，人民法院只能继续原来的诉讼，判决被告行为违法。使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归于无效。增加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还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

在诉讼理论上，无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基本功能都是解决法律争议，而调解正是解决争议的重要方式之一，调解能在民事诉讼、刑事自诉中适用，当然也可以适用于行政诉讼。所谓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基础上，由人民法院主持，解决特定争议的活动。它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结案方式，是争议在判决前的解决，是提前结案。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具有现实必要性。

第一、人民法院认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以后，直接出具行政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终结案件。该决定具有终局性，当事人达成的协商意见包含在法律文书中，具有强制执行力，提高了行政审判效力。

第二、经过证据交换或开庭后，被告自感有败诉危险，便主动请法院协调，而原告也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非讨个判决书。允许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对所争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协商，可以消除行政纠纷，化解官民矛盾。

第三、据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法院行政案件一审审结的全部案件中撤诉约占30.7%；2003年约占31.6%；2004年约占33.4%。行政诉讼撤诉率如此之高，并非实质上的真正撤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诉讼双方达成了案外和解。

第四、从域外制度来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调解已是行政诉讼程序终结的方式之一。例如，在法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律明文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调解（和解）。从立法宗旨看，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应当是通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诉讼的调解应当建立在合法性原则基础之上，搞无原则调解，在诉讼中“和稀泥”，则既放纵了行政机关枉法行政，也不符合行政相对人长远的根本利益。故应当把握哪些行政行为可以调解，哪些行政行为不能调解，何时进行调解。笔者认为：

第一、可调解行政行为的类型。

1、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基于自由裁量权作出，则法院可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调解。特别是对拘留、罚款、劳动教养、增收滞纳金、停业整顿等具有不同幅度的处罚。

2、存在行政程序问题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仅仅违反法定程序的，基于维持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切实解决纠纷。可以进行目的在于说服相对人接受行政行为的调解工作。

3、行政裁决的行政行为。当事人要求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其实质也在于满足其民事主张，法院判断行政裁决是否正确合法也始终以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是否正确合法为准。通过调解，动员行政机关主动变更或撤销显失公平的民事纠纷裁决，让原告撤诉，可以比较圆满地处理办案中的困难和矛盾。

4、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行为，即行政不作为案件。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没有依法履行的，对于拒绝履行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撤销，并责令其重作。对拖延履行、不予答复的只能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履行。一般地，对原告而言，显然效率太低，如果行政机关经调解而主动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责，对相对人来说正好达到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局面。

第二、对行政诉讼中调解的限制。行政调解机制必须把握三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一是审查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职责不能放弃、达成协商一致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规定。如果协议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审查机关可以拒绝采纳，而继续行政救济程序。二是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性质，原则上不容许协商，不允许行政机关为了达成一致意见，以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为协商条件。三是不得直接以行政行为的作出或者撤销作为和解的内容。行政主体，不得通过和解向作为相对方的私人约定威胁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法律地位，或者约定放任该地位。

第三、行政调解启动的时机。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借鉴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程序的做法，即行政调解启动的时机可以在法院立案以后直至作出最终判决之前。当然，在证据交换后，庭审之前这段时间效果更好，因为经过证据交换，原告诉讼的理由是否成立，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何，往往一目了然。此时适时调解，原、被告双方抵触情绪较小，容易促其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