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解

社会调解（精选12篇）

社会调解 篇1

近年来, 天津市河西区司法局以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为重点, 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 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积极拓展工作领域, 有效地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基层人民调解守住“第一道防线”

人民调解是化解纠纷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针对近年来民间纠纷呈现多发性、复杂性、群体性的特点, 河西区司法局不断加强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强化队伍素质, 坚持注重优化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结构, 将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乐于奉献的优秀人才选进社区调委会, 坚持对全区164个社区的调委会主任实行全员培训, 在集中授课的基础上, 还通过动员会、经验交流会、调解员座谈会等以会代训。法官、检察官、律师、全国标兵调解员、区物业办专业人员都是教员, 针对热点难点问题随时进行帮助指导, 夯实人民调解工作基础, 使社区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围绕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百姓民生的工作目标, 区司法局按照市司法局的部署, 指导基层调解组织开展了“人民调解促和谐、维护稳定促发展”、“人民调解化纷争和谐社会惠民生”等专项活动, 使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及时解决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群众关心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在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 社区调解组织做到随时发现矛盾、随时调处纠纷, 不等不靠不堆积, 充分发挥贴近群众的优势, 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在全国两会等重要时期, 开展拉网式矛盾纠纷排查、重点人排查, 努力化解旧矛盾, 有效预防新矛盾。在“海地小二楼”拆迁、“八大里”房屋征收等全区重点工作中, 社区调解委员会针对拆迁引发的巷道凌乱等各类纠纷及时介入, 控制好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对煽动群众、聚集上访的社区群众循循善诱, 疏导化解;对出现的突发紧急事件, 畅通信息渠道,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依法妥善解决, 有效应对突发性事件, 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 防止了矛盾激化。近3年, 各调解委员会进行专项排查2574次, 预防纠纷1183件, 共调解各类纠纷7454件, 调解成功7303件, 成功率达97.9%。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诉前联合调解严把“最后一道关”

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 很多人选择到法院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法律事实简单、诉讼标的很小的案件占压了大量的审判资源, 因此如何更好的发挥人民调解所用在诉前“把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010年, 按照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联合下发《关于建立诉前联合调解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 (试行) 》精神, 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区司法局与区人民法院联合成立了河西区诉前联合调解中心。诉前联合调解中心设在区人民法院, 下设物业、供热、人损财损等纠纷调解室, 由专职人民调解员和辅助工作人员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区司法局负责人民调解员的聘用、管理, 区法院负责联合调解中心业务指导及与诉讼渠道的衔接。调解案件的主要来源是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立案, 经引导, 同意先接受联合调解中心调处的纠纷和法院立案后经当事人同意委托联合调解中心调解的案件, 案件以物业、供热纠纷为主。目前, 诉前联合调解中心有专职人民调解员3人, 一名是法院退休的法官, 一名是司法局退休的科长, 一名是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标兵。辅助人员3人, 均为本科以上大学生。分别由一名调解员带领一名辅助人员, 组成3个调解小组, 调解有登记, 结案有记录, 数字有统计。区司法局还经常召集调解员及辅助人员召开座谈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 协调区物业办在对物业企业培训时宣传物业纠纷诉前调解的重要意义。区人民法院和区司法局的相关负责人员, 经常就调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协商, 区人民法院院长、及主管院长在百忙当中多次参加会议具体指导。区司法局诉前联合调解中心成立以来, 共调解物业、供热、人损财损等案件2232件, 调解成功1146件, 成功率达50%以上。诉前联合调解中心的建立, 妥善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 服务了百姓的需求, 减少了诉讼, 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交通事故专业调解“创新工作敢为人先”

在深入贯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 河西区司法局经多方调研, 结合实际, 拓宽人民调解工作领域。2010年初与区人民法院、河西交警支队共同建立“交通事故纠纷联合调解室”, 与区法院的巡回法庭共同形成了我区特有的“三加一”交通事故纠纷调处模式。该调解室是全市最早建立的交通事故纠纷专门调解机构, 承担了河西区交通事故纠纷的咨询、受理、调解、调诉对接、法制宣传等工作任务, 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天津市交管局对河西区交通事故纠纷诉前联合调解室工作机制予以充分肯定, 召开交通事故纠纷调解机制工作现场会, 全面推广河西工作经验, 并对公安交管局河西支队进行全市通报表彰。市政协副主席俞海潮、市司法局局长祖文光等领导先后到交通事故联合调解室视察, 对河西区建立交通事故联合调解机制给予高度评价。

为保证调解室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交警河西支队以及市保险行业协会在人民调解组织原有的人民调解制度基础上, 共同制定了《交通事故诉前联合调解室工作规程》, 确定区人民法院、司法局、交警支队以及市保险行业协会四方在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工作中的职能、工作程序。目前调解室由人民调解员2名、法院工作人员2名、交警支队干警1名, 共5人组成。3年多来, 摸索出一整套便民工作模式, 创立了独特的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工作法, 即:咨询在先讲程序、及时调解讲公正、化解纠纷重服务、调诉衔接防激化。

调解室成立以来, 共接待咨询4081人次, 其中达成人民调解协议506件, 引导诉讼1195件, 帮助办理申请伤残鉴定349件。实践证明交通事故联合调解室的建立是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向专业化迈进的新举措, 是完善我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突破, 是符合当前社会实际, 服务百姓的新探索,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效果。调解室的工作更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 几年来, 共收到当事人送来的锦旗25面。

社会调解 篇2

一、调解成功并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实行分类补贴：

1、一般纠纷，每件补贴400元；

2、疑难纠纷，每件补贴600元；

3、重大纠纷，每件补贴1000元；

二、调解案件的认定标准：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一般性纠纷：

1、涉案人数不超过3人的纠纷；

2、涉案金额5万元以下的纠纷；

3、一般侵权、邻里、婚姻纠纷；

4、损害赔偿纠纷；

5、债务纠纷；

6、一般生产经营性纠纷；

7、其他各类简单民间纠纷。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疑难纠纷：

1、涉案人数3人以上，10人以下的纠纷；

2、涉案金额5万以上，10万元以下的纠纷；

3、区级以上有关部门交办的纠纷；

4、公安、法院委托调解的纠纷；

5、区内较有影响的事件；

6、死亡1人以上的赔偿纠纷。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重大纠纷： １、涉案人数10人以上的纠纷； ２、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的纠纷；

3、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矛盾纠纷；

４、重大民事纠纷易转化为刑事案件的纠纷；

5、死亡2人以上的赔偿纠纷。

三、调解案件卷宗认定标准：

主要事实清楚、调解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案一卷、文书统一规范的卷宗（《市人民调解卷宗质量检查评比细则》）。

（一）调解卷宗应具备的材料（按统一文书格式）： １、卷宗封面； ２、卷内目录；（1）人民调解申请书；（2）人民调解受理登记表；（3）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4）人民调解调查记录；

（5）人民调解证据材料（委托书、身份证明等）；（6）人民调解记录；（7）人民调解协议书；（8）人民调解服务监督卡；（9）人民调解回访记录；（10）司法确认有关材料；（11）卷宗情况说明；

3、封底。

（二）调解卷宗制作要求：

１、使用司法部统一印制的格式文书；

２、调查记录及相关证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３、调解协议书权利义务、具体履行时间、地点、方式明确；

４、回访记录记载协议履行情况、当事人对矛盾纠纷调解的意见和建议；

社会调解 篇3

转变观念直通市民

深圳市司法局在经过多方研究、广泛调研和论证提出了“首选调解”的工作理念。即“群众在遇到纠纷时首先选择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负有纠纷解决职责的部门在解决纠纷时首先选用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通过推进“党政主导、司法主办、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建设，在体制上奠定和强化人民调解作为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基础性机制的重要地位。

深圳市人民调解工作纳入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当中，成为有实效性、指导性的一项重要工作方针，同时列入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体系和“文明小区”、“平安和谐社区”建设等考核体系。深圳市司法局联合中级人民法院报请市委、市府两办印发了《关于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的实施意见》，各相关部门在各司其责的基础上相互协作，建立了联席会议、信息通报、联动调处等工作制度。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纠纷解决手段有机衔接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司法行政部门协助人民法院建立了法官担任人民调解指导员制度、诉调对接制度，积极开展调解协议确认工作；协助公安部门建立了民间纠纷委托、移转人民调解制度，与劳动、卫生、仲裁委等部门联合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仲裁衔接工作的指导意见。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人民调解的社会影响日益广泛，工作效果日益凸显，公信力日益增强，“首选调解”的理念深入人心。人民调解工作的公信力不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调解”

深圳l作为经济特区窗口，外来务工人员占城市人口比例较大。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严重倒挂，大部分纠纷发生在工厂、企业和外来人口聚居的社区中，成为新时期社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深圳市司法局把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协调群众关系，维护特区安定，成为政府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责任。政府在完善由街道、社区调委会和调解小组组成的三级调解网络的基础上，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大力开展“人民调解进企业、物业、行业”活动，力求做到“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人民调解组织”。

深圳司法局在指导人民调解组织与各种纠纷问题中，在部门建立了联动互动工作机制，并作为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堤”进驻到这些部门。全市共建立企业调解组织4000多家。主要设立在企业，物业，社区及医院等各行业。

充分发扬物业部门基层延伸、贴近群众、独特的职能，有效的展开人民调解工作。物业小区是最基层的组织，也是矛盾与纠纷发生最多的地方，深圳市司法局重点建设物业小区人民调解工作队伍。他们主要利用物业管理部门熟悉民情、信息灵通的优势，吸纳物业管理人员、保安员等加入调解信息员队伍，确保及时反映基层社情民意和纠纷动态。很多物业管理部门感受到人民调解在做好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后，主动为调解组织提供办公场地和设施，并在小区建起普法长廊，积极协助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现在全市共建成物业调解组织近3000家。

全市已建成68個派驻公安派出所人民调解室、24个派驻劳动管理力叭民调解室，所有交警大（中）队和区法院、派出法庭都设立了人民调解室。为协助做好医患纠纷的平息调解工作，在14个大型医疗机构建立了医患纠纷调解室。近700名专职调解员在这些人民调解室开展工作。全市调解纠纷数量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数量之比，从10年前的1：6.9上升为1：1.4。大大协调了群众矛盾及纠纷的处理速度，及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调解队伍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伴随而来的矛盾纠纷也变得日益复杂，仅仅依靠传统的“大爷大妈”兼职调解员队伍，已不能满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实际需要。在稳定、优化传统兼职调解员队伍的同时，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大力推动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有法律专业背景、社会经验丰富的各类人才担任调解员，特别注重吸收外来人员中的优秀人才，更科学、更专业、更切近实际的调节方式，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同和信任。也便于调解人员工作的开展。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全市已拥有专职调解员1000多名，占全部调解员队伍的5%以上。相当部分专职调解员拥有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和律师执业资格。高素质专业队伍的建立，奠定了全市“专兼结合、以专带兼”的新时期人民调解员队伍格局，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得到大幅提升，工作水平大幅提升，显著表现在2008年以来全市调解的30余万件纠纷中，仅有不到600件因当事人反悔而起诉至法院。

在建立了调解团队同时，深圳市司法局注重不断提高整体队伍的素质水平，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密切调解员之间的沟通和学习，认真组织培训工作。市司法局专门发文要求，每个调解员每年接受集中培训不少于5天，市、区两级分级培训。每次的培训工作，各级司法行政部门都精心组织，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调解工作先进典型等前来授课。在日常工作中，引导调解员之间以学习例会、疑难案件“会诊”、“QQ群”等形式互相交流学习，切磋提高。各地还采取“律师进社区”的形式，把专业律师服务引入到社区调委会，由参与“进社区”活动的专业律师免费为社区调解员开办法律讲座、指导疑难案件调解，为当事人代写简单的法律文书等，有效提高了调解员队伍的工作水平。

主动调解铸就社会安宁

新时期，新挑战，新问题。如何将人民调解工作做得更为主动。

深圳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人民调解组织树立“宜调尽调”的观念，紧跟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主动向新型纠纷领域拓展。

罗湖区2004年首先突破局限，拓宽领域得工作服务模式。在探索用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公安“110”接警中的非警务民事纠纷；包括2006年，宝安区西乡街道把人民调解的工作领域拓展到了劳动、信访、法庭、派出所等各个纠纷多发和集中的部门，成效突出，被誉为“西乡经验”；深圳市2009年全面推进“，人民调解进交警”活动，用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2010年，按照《深圳市医患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深圳市开展了医患纠纷调解试点工作，把人民调解引入医患纠纷处理领域，试点以来调解医患纠纷近400宗，成功率83%，赢得了医院、患者的欢迎和好评；人民调解还跨越传统的“禁区”，进入了刑事诉讼领域，2010年南山区司法局与区检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轻微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实施办法》，成功调解案件41宗，为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了有益探索。2011年，为配合大运会的举办，制定了《“迎大运、保平安、促和谐，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专项活动”实施方案》，采取多项措施，如以“12348”法律服务热线电话为平台，派驻律师24小时值班等。大运前后，开展排查5000多场（次），摸排线索20000多条。在地铁建设、场馆施工、市容环境提升、文明出行、车辆限行、清理欠薪等重点工作中，人民调解组织主动出击，认真做好法制宣传和纠纷排查工作。正是因为有人民调解员化被动为主动的工作态度和责任感，才确保各区社会矛盾隐患的减少，使大运会顺利成功举办。这不仅表现出特区各级政府的有效管理，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更和谐，更美丽，更自律的深圳。

论社会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 篇4

一、我国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

(一) 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发展

人民调解员一般是经过民主的选举或者是聘任熟悉本领域且具有威望的人, 并且人民调解员在解决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可以灵活地运用方法比如:可以综合地运用情、理、法, 来疏导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在这解决纠纷的过程中, 人民调解员能够与纠纷的当事人更容易产生共鸣, 能够使当事人双方心平气和的化解矛盾, 有助于防止矛盾的激化, 能够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

(二) 有利于缓解诉讼的压力

与诉讼程序相比之下, 人民调解制度不仅不需要那些繁琐和严格的程序, 还不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 但是它确能够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人民调解员就可以利用这一高效率的优势, 来调解民间的大量的纠纷, 从而可以避免当事人走繁琐的诉讼程序。并且这对于我国司法资源缺乏的情况来说, 缓解了诉讼的压力同时也节省了我国司法成本。

(三) 有利于减少恶性案件的发生

我国的人民调解员来自于人民群众, 他们能够及时的发现并有效地对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 将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此外, 针对那些易转化为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 人民调解制度可以有效地去防止, 从而减少恶性案件的发生。如果出现人民调解员解决不了的案件时, 他们也能够及时地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让相关部门能够早点的了解和早点介入, 从而防止和化解矛盾, 减少因不及时导致恶性案件的发生。

二、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 宏观与外在的问题

1.纠纷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地出现, “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 使得纠纷主体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在我国传统纠纷的对象主要是家庭成员和邻里之间, 但这种纠纷比较单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快速的发展, 导致产生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不再仅限于过去的自然人, 它还涉及到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相互的纠纷。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 在这种环境下如何让纠纷当事人对调解员产生信任感, 并且能够使当事人诚心的履约, 这是新时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难题。

2.纠纷主体的法律意识增强

在推行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地提高, 在面对纠纷发生时, 他们更倾向于走诉讼的道路, 改变了以往“耻讼”、“厌讼”的观念。另外在以往的情况下, 人民调解员可以采用道德的权威来劝服那些不愿妥协的当事人。当面对法律知识不足的当事人来说, 他们会采用不利判决或者引诱的方式让当事人达成妥协。但是现在出现纠纷的当事人大多都有一些法律知识, 他们更加希望能够通过法律这条程序来有效地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 并且认为调解就是“和稀泥”, 不够规范, 造成调解功能的减弱。

(二) 微观与内在的问题

1.人民调解组织不健全

当代我国的人民调解组织存在着人少案多和经费短缺的困难。再加上纠纷主体的多元化和纠纷类型的复杂化, 更加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调解能够在矛盾的最佳时机进行主动地介入并化解矛盾, 防止了矛盾的升级。但因行政编制限制, 调解人手短缺、经费保障不足, 大大地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和效果。

2.调解员职业化程度较低

人民调解员作为一种职业, 应该具备职业资格和技能考核的标准, 要有职业的意识和道德, 并且具备相应的职业报酬和奖励机制的规定。但是传统的人民调解基本上不具有职业的条件, 他们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大多是依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靠情理来展开的。但是调解的结果往往依懒于调解员个人的权威和个人魅力。由于现在的基层调解组织的权威在减弱, 同时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地提高, 导致了调解产生了不好的效果。

3.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低

目前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在性质上是合同的性质, 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它需要经过司法确认才会产生强制的效力, 所以立法者对调解的信心不足。

人民调解员为了促成调解协议的成功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经过司法确认的过程中会常常遇到问题。比如在法官考核的案件中是不包含司法确认的案件, 与此同时, 职业的法官会因为调解协议的文书制作的不够标准, 不符合审判的工作, 导致了法官的积极性不高, 对调解协议也不予确认, 这样反而使人民调解员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可事实上, 人民调解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法, 在表达上是可以简单和模糊化的。此外, 调解协议需经司法确认这一环节, 使当事人会产生一种误区, 不经过司法确认的调解, 协议是不确定或者是无效的。这样在客观上会鼓励当事人不主动履行协议, 引发诚信问题。

三、完善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

(一) 为人民调解制度注入新的元素

第一, “效益型”的调解元素。

对于传统的人民调解来说, 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纠纷, 化解矛盾, 做到案结事了的效果。其工作的重点在于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 对从而发掘问题。但是对将来的事情考虑的很少。调解的过程就像“切分蛋糕”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有可能分不平均, 导致事半功倍。所以应该为人民调解注入新的“效益型”元素, 由“分蛋糕”转向“做蛋糕”的心态, 实现纠纷解决、利益增值、调解职业良性的循环, 达到双赢的效果。

第二, “服务型”的调解元素。

目前由于纠纷主体的多元化, 而在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中存在着大量的“管理”要素, 使得人民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所以要打破这种局面, 使它变成一种服务型地调解方式。在调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自愿的原则, 按照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解决纠纷, 另一方面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种不同于“打官司”的法律服务。调解员和当事人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 它不能以“调解官”的身份自居, 应该持有一种服务的态度。

(二) 全面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素质

作为一个职业, 必须具有高素质的队伍。可对于如何提高整个队伍的素质, 就要加强职业准入的标准。人民调解员的职业准入可以参考成熟的公务员录用考试, 鼓励高校的毕业生或者有经验的人来积极的参加职业调解员的考试, 根据其所学的专业和优势, 来为不同的调解机制注入新的血液。此外还可以招聘兼职的调解员, 为特殊领域的纠纷提供补充的能量。

(三) 确立司法审查制度

人民调解主要针对的是民间的私人纠纷案件, 达成的协议在性质上属与合同的性质。另外人民调解制度是国家设立的单独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 调解协议本是经过了人民调解组织的主持和审查的, 就应该赋予其强制的执行力, 不应该在经过司法权的确认。所以应该由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来代替了司法确认这一程序。这样人民调解协议有了强制执行力, 法院仅是对调解的过程是否自愿、协议的内容是否违法进行审查, 当事人之间就不会产生误区, 增加了诚信的效果, 使社会更加和谐。

摘要：曾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 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的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 随着社会的转型, 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受到了挑战, 其自身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 导致解决纠纷的能力下降。在新形势下如何推进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 使其更有效地发挥“第一道防线”这一优势的作用, 因此要完善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 推动社会和谐的发展, 从而进一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

关键词：社会转型,人民调解制度,建议

参考文献

[1]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2) .

[2]冯卫国.转型社会中的人民调解制度:挑战及其应对[J].法治研究, 2015.

[3]易玲, 易亮.人民调解协议履行的保障措施[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 .

[4]潘婕.论社会转型期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中南民族大学, 2007.

做好调解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 篇5

一、领导重视，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保障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全面实施村民自治工作，必须要重视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认真做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要按照“三公开”制度要求依法治村，搞好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工作。积极稳步发展人民调解工作是稳定一方平安的重要保证。为了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村两委会首先加强了对村调委会工作的领导力量。支部明确一名副书记分管人民调解工作，并配备了一名专职调委会主任。其次，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支持。除了满足调委会所需的正常工作经济费外，还拨了专款用于人民调解工作，在村办公用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挤出一间房子作为调委会的专用办公室，并对室内进行了布置，第三，大造人民调解声势，为使人民调解工作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发动更多的力量投入人民调解，保一方平安，我们组织开展了宣传活动，利用有线广播、举办黑板报、张贴标语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第四，层层落实责任。明确分管领导亲自抓，调委会主任全力抓，有关人员配合抓，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格局。

二、规范建设，把人民调解工作落到实处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必须全面规范调委会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水平，社会安定才能保障经济工作顺利进行，以往调委会工作之所开展不力，主要是因为自身建设不规范，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调解力量单薄，调解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制度不健全，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办公用品等。我们针对这些薄弱环节，有的放矢，着力加强了“四个建设”。一是加强组织建设，按照标准化调解委员会要求，我们对调委会进行了整顿、充实，建立健全了三级调解网络。新的调委会由5人组成，其中一名女性，人员平均年龄41岁，文化程度为高中2人，初中3人。12个村民组也都成立了调解小组，每十户左右设立一名调解员，全村共有调解人员86名。二是加强业务建设。为了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我们具体采用了三种方法：（1）集中培训，请镇司法所给我们讲课，学习如何写调查笔录、调解笔录，制作调解协议书等内容。（2）以会代训。利用两月一次的调解组长例会，组织学习调解业务，分析研究典型案例，交流纠纷信息。（3）鼓励自学。村里为调委会订购了《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人民调解》等报刊，经常为调解人员、购买业务资料，为他们自学提供条件。另外，调委会每年组织调解人员进行一次调解知识小测验，对成绩优良都给予表扬和奖励，目前我村调委会成员都能够制作调查笔录、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书，村调委会成员会使用司法部统一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文书格式。“十户”调解员会调解宅基、婚姻、赡养等常发纠纷。调委会还建立了纠纷排查登记、预防登记调解登记、回访登记、发生激化登记、法制宣传登记六种业务台帐。凡经调委会成员调解的纠纷都建档立卷。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为保证调委会工作有章可循，我们按上级对规范化调委会的要求健全了各种制度，并把调委会工作任务、纪律、原则、工作进度和调解组织网络一起上墙。以增强人民调工作的透明度，接受群众的监督。四是加强装备建设。我村调委会就做到了“四有”：有办公场所、有办公用品和桌椅、有印章、有牌子。为便于群众联系，在调委会办公室内开辟了一个调解席，配备了凳子、茶具和毛巾，对找上门来的当事人做到两个“一”：安排坐下递一条毛巾，接谈之前倒一杯热茶。另外，村里的电话机、扩音器随时为调委会提供方便。

三、突出调防，使人民调解工作发挥效力建立标准化调委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调解组织的整体功能，增强其对纠纷的调防能力。因此，我们在人民调工作过程中，始终贯彻“调防结全，以防为主”的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社会调解 篇6

在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封建体制下，历来推行的都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且“刑不上大夫”。其审判的都是单纯的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根本不可能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即使常见的“籍没充官”也只是相当于现在的没收财产，而不是对刑事被害人的赔偿。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极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尤其是在立法中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特色，对于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构建和谐社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新形势下，附带民事诉讼向司法实务界提出了全新的课题。特别是把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机制引入附带民事诉讼，更是为处理此类问题拓宽了渠道，打开了视野。而要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地调解（以下简称刑附民调解）工作，首要的是必须明确刑事附带民事的适用范围。

我国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刑附民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就要严格掌握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不能任意扩大，避免为以后的调解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刑附民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一规定，被普遍作为刑附民调解的一般原则而广泛应用。既然刑附民调解的成果（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能够作为可以考虑的量刑情节，即酌定情节，对刑事诉讼产生直接的影响，那是否意味着刑附民调解具有法律意义呢！

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规定判处。本条规定了四个方面的量刑因素，对犯罪分子是否免予刑事处罚及处罚的轻重需要综合这四个方面的因素确定。犯罪事实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是决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事实根据。犯罪性质是指构成犯罪的种类和具体罪名，犯罪性质标识的犯罪危害社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犯罪情节是指影响量刑的各种事实情况，根据揭示的危害性特征可以分为反映客观社会危害性的情节以及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是指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后果的大小、轻重。当然，量刑的情节不能等同于犯罪的情节。那么，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的刑附民调解，当属于哪个量刑因素呢？如前所述，法定的四个量刑因素都是确定的无法改变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却是可以改变的。刑附民调解实际上是一种补救措施，旨在弥合被损害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因犯罪行为而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使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在获得物质赔偿的同时，也能得到最大的心理慰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因而，刑附民调解应当定位于量刑四因素之一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范畴，属于间接的量刑因素。

量刑的根据是各量刑情节的有机结合而非简单相加，是综合全部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及犯罪的社会环境等。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进行评价的结果，是对犯罪具体确定是否适用刑罚，刑罚的种类及刑期和刑量裁量根据。某种犯罪、犯罪情节等因素综合评价的结果越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其危害性越大，适用刑罚就越严厉，反之则应该越宽大。作为间接量刑因素的刑附民调解对量刑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应当区别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刑事被害人由于被侵犯的只是财物的所有权，是各种具体化的物，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动产，不动产。因此，其受到的心理创伤要相对容易平复的多。只要刑事被告人真诚悔罪，赔偿了与被毁坏的财物相应的同类物或价值相当的折款，被害人往往会对被告人表示谅解，不计前嫌。这样的调解结果对减少社会对立面和构建和谐社会十分有利，量刑时就会考虑尽量宽大，对符合缓、管、免条件的要大胆适用非监禁刑。

对于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来说，则不那么简单。由于被害人被侵犯的是生命权、健康权以及与其他人身紧密相关的权利，可以说，身心与财物俱损，遭受的是双重创伤，难以愈合。因而对此类案件的调解需要耐心细致，审慎对待。刑附民调解的时机类型与结果的差异同样对量刑会有下列不同的影响。（本文所称刑附民调解的时机是指调解的不同阶段，包括庭前调解，当庭调解，庭后调解等；调解的类型指的是调解的形式，包括主动调解，被动调解，自行和解等。）

一、庭前调解对量刑的影响

（一）庭前调解之主动调解对量刑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以外，可以调解。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由此可见，刑附民调解可在一审审判前的不同诉讼阶段分别进行。庭前调解是指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开庭审理前进行的调解。主动调解指的是被告人或其亲属自发的主动的要求与被害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进行调解。在侦查、起诉阶段未来及进行调解的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及其亲属在法庭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后，及时、主动地要求受诉法院进行刑附民调解，无论其出于何种动机，都是值得鼓励的。真心悔悟也好，减轻罪责也罢，只要在调解过程中诚心诚意，高姿态，认罪悔罪，不纠缠细枝末节，给予被害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全额赔偿，得到被害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谅解的，综合其他量刑因素，一般应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其中犯罪的性质、情节较轻的，可以适用非监禁刑。

（二）庭前调解之被动调解对量刑的影响

被动调解指的是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召集当事人双方进行的调解，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被害人要求受诉法院进行的调解。这种调解对于人民法院及原告方来说，是主动的，

积极作为的，而对于被告方来说则是被动的，不积极作为的。这多少体现了被告人及其亲属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无所谓；调解也行，不调解也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被告方往往采取的是消极等待的方式。法院遇到此类调解时，应对被告人多做法制宣传教育感化工作，促使其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的损害和对社会及自己的家庭造成的危害；同时对被告人的亲属进行正确引导，就案说法，讲清对他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的道理，必要时，可以扩大所调解的对象范围，将有经济实力的被告人的亲戚朋友吸收为可调解的对象，提高被告人的履行能力；或发挥案发地基层组织及当地有名望的有识之士的作用，从外围做工作。总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刑附民调解服务，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做被动调解的关键是要抓住时机，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和履行。笔者认为，被动调解虽然不及主动调解那样可以明确表达被告人及其亲属的主观愿望，但仍不失为化解当事人之间矛盾，加深被告人悔罪心理，增强其履行赔偿义务的心理负担和自觉性的一剂良药。被动调解成功的，同样可以在量刑时考虑对那些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的被告人从轻处罚，但从轻的幅度，不应超过主动调解的情形。因为被动调解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从公平合理的角度考虑理当如此。

（三）庭前调解之自行和解对量刑的影响

自行和解是指被告人或者其亲属积极主动的自愿向被害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表达和解愿望并达成协议，实际履行的形式；或虽经受诉法院召集，但未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已将赔偿问题解决的形式。主要适用于犯罪性质、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程度不大的，因邻里纠纷、经济纠纷等此类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如轻伤害等。自行和解是刑附民调解的最佳形式，对这类案件，应快审快结，适用非监禁刑。真正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当庭调解对量刑的影响

《解释》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当庭调解。……既然法律规定刑附民案件可以当庭调解，那么，它同样存在主动调解和被动调解的问题，只是不再有自行调解的形式。这一诉讼阶段的主动调解和被动调解与庭前调解中的同类调解含义是否一样？对最终的量刑的影响是否一致呢？仍需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通过法庭调查，再现了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经过法庭辩论，通过控辩双方的质疑答辩，应当说案情更加明朗，被告人应负的法律责任更加突出。此时的被告人，不论是素质较低的文盲，还是高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不论是爱钻牛角尖的人，还是认死理不懂法的法盲，无一例外都是应该澄清了自己的模糊认识，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清醒的认识。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是出于真诚悔罪，被告人当庭主动要求与被害方调解，或主动要求亲属与被害方调解并代为赔偿的，应视为主动调解。尽管这种调解与庭前调解中主动调解性质不同，但与庭前调解中的被动调解仍可归为一类，在量刑时可以参考庭前调解中的被动调解的处罚方法。如果被告人是迫于眼前的压力而主动要求与被害方调解，或主动要求亲属与被害方调解并代为赔偿的，只要不存敌意，并且无反悔表示的，也应视为主动调解，可与前面所说的另一种的按同类方法处置。

三、庭后调解对量刑的影响

《解释》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同刑事部分一并判决。是否可以作出当庭调解是刑附民调解的最后阶段的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虽经当庭调解，然而庭审时间毕竟有限，当事人的认知水平和处事态度不尽相同，要想短暂的庭审过程中达成协议，谈何容易！况且该规定用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即不能达成协议的，同刑事部分一并判决是原则，不一并判决是例外。这与《解释》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并不矛盾。该条规定：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诉讼一并判决。本条中的“调解无法达成协议”的表述正是立法者对刑附民调解格外重视的体现。“无法”一词说明了立法者的本意是穷尽了一切调解方法而仍不能达成协议的才应当同刑事诉讼一并判决。既然法律没有禁止庭后调解，那么它的存在同样也是合法的，也当然有前述两种调解的各类情形，同样对量刑有着相应的影响。

事实上，庭后调解中的主动调解、被动调解就是当庭调解中的主动调解、被动调解的顺延和继续，其结果对量刑的影响与当庭调解的结果应当是一致的，这里不现赘述。问题是：庭后调解中是否还存在自行和解？笔者认为，理论上，庭后调解中仍存在自行和解的可能性。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当庭调解中不存在自行和解，为什么庭后调解中还会有自行和解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庭审结束到一审判决宣告前，不可能总是那么紧凑、急迫，总会有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既然有时间，就有可能发生按正常思维不可预料的事情。不论是以前调解积累的水到渠成，亦或是其他综合因素使然。总之，被告人亲属与被害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自行和解并实际履行完毕了。这样的结果对刑事诉讼的量刑仍然具有积极作用，理应引起重视。

尽管刑附民调解对量刑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在审判实践中还要注意片面追求刑附民调解率的几种不良倾向。

一是强行调解。就是在被告人及其亲属或被害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一方不愿意调解的情况下，仍恃权调解的情形。

1、在被告方不愿意调解的情况下，反复的从重甚至加重刑罚的语言或暗示给被告方增加心理压力，迫使其接受调解。或违心认罪，实则不服。

2、在被害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愿意调解的情况下，以执行难，社会效果不好为由，将其归结为是被害方的不配合，不支持所造成，从而迫使其接受调解，虽调解成功并获得了实际赔偿，但给被害方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很大。

二是违法调解。就是在被害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赔偿数额远远高出实际遭受的物质损失的情况下，不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而一味指斥被告方，并利用被告方的不利处境大做文章，逼其就范，给公正执法抹上了阴影。

三是与当事人讨价还价。就是主持调解的法官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与对方当事人讨价还价，失去了中立地位，同时也失去了公信力。更常见的是被告方抱着“花钱买刑”的错误观念无悔罪之心，而有侥幸之意，动辄以退出调解相威胁，与原告方甚至与主持调解的法官谈条件，讲价钱。虽最终也调解成功，但往往会留下隐患。

追求刑附民调解率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如果走向极端，则是不可取的。上列几种调解，虽然可能成功，但却不能做到案结事了，甚至还会引发上诉上访。因而在审判实践中要坚决执行“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审判原则，更不能脱离“自愿、合法”原则，却搞孤立的调解。

论公安行政案件调解书的社会价值 篇7

公安行政案件调解书是公安机关在处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等情节轻微的治安案件时,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后,根据协商所达成的协议制作的文书。也叫治安案件调解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公安机关应当本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法尽量予以调解处理。特别是对因家庭、邻里、同事之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的,如制造噪声、发送信息、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侮辱、诽谤、诬告陷害、侵犯隐私、偷开机动车辆等治安案件,公安机关都可以调解处理。同时,为确保调解取得良好效果,调解前应当及时依法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以查明事实、收集证据、分清责任。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交双方当事人签字。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这一规定,治安调解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必须是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进行的调解。(2)必须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3)必须是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轻微的行为。(4)调解必须经协商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2 公安行政案件调解书的功能价值

公安行政案件调解书是公安机关履行调解职能而制作的法律文书。是公安机关行政法律文书的一种,同时作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书,一经公布必定对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相应的影响。

2.1 公安机关行政调解是及时处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及时化

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也是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中一种特殊手段和方法,它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难的问题,减少了民转刑案件的发案率和立案数量。

2.2 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从苗头上发现,源头上减少诱发违法犯罪增长的不利因素。

2.3 积极运用治安调解,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提高工作能力。

3 效力价值

效力价值是指公安行政调解书对当事人双方及社会其他关系的拘束里和影响力,公安行政案件调解书是代表公安机关制作的行政法律文书。其效力及于当事人双方,同时也体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影响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公安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案件的调解,同时包括对行为和损害赔偿的调处,如果当事人就行为和损害赔偿达成协议、缓和矛盾,取得和解的,公安机关依法不再处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如果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即可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对损害赔偿等民事问题,公安机关也不再进行调解,当事人应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治安调解一般为一次,必要时可增加一次,对两次调解不成或达成协议不履行的,当事人无权要求公安机关再予以调解,公安机关也不得再予以调解。治安调解书的效力与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同。如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协议,当事人另一方有权申诉,由公安机关强制执行。如当事人双方共同反悔,则调解书不再发生效力。其次,对社会的影响力。治安调解书的社会影响力是指对当事人双方之外的社会关系或对个人产生的拘束力或公信力。治安调解书的效力与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同,调解达成协议的,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应当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并履行调解协议。另外,治安调解书的内容明确化,能增强公安机关调解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4 程序法律价值

公安机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调解处理,也是行政案件办理程序价值的实现方式。当然当事人不服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法律活动的另一个方面。但调解处理,必然要为实现法律的基本价值服务,如实现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公民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等。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还需要实现其特有的程序价值。包括公安机关行政调解书的形式、调解协议书制作应当包括双方当事人、调解人员、案件情况、协议内容、履行期限和方式等内容。调解办理要坚持合法、公开、公正、自愿、及时和教育原则。调解要按照程序进行。调解要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取得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按以下工作流程进行:详细询问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原因、情节、结果等情况,并做好记录;明确告知法律规定的调解内容、效力和依法履行等要求;请当事人陈述事件经过、各自的理由和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进行批评教育;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办议,并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主持人分别签字,一式数份,当事人各方分存,并由公安机关存档。对明显不构成轻伤、不需要伤情鉴定以及损毁财物价值不大、不需要进行价值认定的治安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对需要伤情鉴定或者价值认定的治安案件,应当在伤情鉴定文书和价值认定结论出具后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对一次调解不成,有必要再次调解的,应当在第一次调解后的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调解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必须在查清事实、取得证据、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依法调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3).

社会调解 篇8

——杰罗德·思·奥尔巴克:《没有法律的公正?》

“调解与审判相结合, 法理与情理相交汇”是零陵区法院一以贯之的办案原则。今年年初, 我院特别探索设立了调解中心, 推行大调解“三筛”法, 即所有民商案件在预立案后, 先由法院调解中心进行案件调解“初筛”, 50%的简易案件得以有效拦截;另20%的重大案件、骨头案、疑难案进入“精细筛”, 由各审理庭的资深法官再次审理、调解化解;当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开始案件“配合筛”, 由执行法官与审理法官协调配合调解, 共同促进案件和谐结案。1至9月份, 全院办结的877件民事案件中有542件是调撤结案, 调撤率达到61.8%, 而调解中心的184件民事案件均以调撤方式结案, 调撤率高达100%。

零陵区法院调解工作的辉煌成绩离不开诸多法律人的卓越的调解技术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更离不开调解机制在纠纷解决上独有的魅力、优势与效果。

一、调解的运用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程序方面, 双方当事人自愿既是调解机制启动的基础, 又贯穿于调解程序的始终, 一旦有当事人不再自愿, 可即刻退出调解程序。实体方面, 调解协议能否达成及如何达成, 均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 调解人的提议或方案不构成任何强制力。

因此纠纷双方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都能够自主掌控, 对程序中的任意过程都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这极大地满足了当事人自我决策的心理, 极大地尊重了当事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相应的, 当事人也会更为尊重和理解调解程序和调解人的善意和愿景。

二、调解的目的旨在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原告起诉后, 被告或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卷入诉讼程序。而传统的中国文化素有“厌讼心理”, 被诉一方内心的屈辱和愤怒感更是明显, 进而形成了与起诉方人格上的强势对立, 而庭审过程中, 历经了法庭质证与辩论, 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更为明显, 更为加剧了庭审的困难程度。

事实上, “判决的法律意义在于纠纷主体或主体间的实体责任或权益确定化。”而“判决的做出 (乃至判决内容的强制执行) 并不完全等同于纠纷主体之间冲突的消弭。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冲突还会因国家或社会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有些时候, 法院白纸黑字的生效判决未必能够真正消弭纠纷、驱散矛盾, 相反可能激化一方当事人的不服忤逆心理, 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 造成执行上的困难。

另外, 相较与诉讼只针对标的的针对性与无关内容的排除性, 调解机制则更加的民主和开放, 它可以引入很多庭审没有的内容, 譬如反应双方深层次矛盾的新事实;同时还可以听取调解人从法律视角提出的建议和指导, 促使纠纷双方得以“面向未来”的姿态看待矛盾的根本, 以“理性经纪人”的思维计算自身得失, 明确取舍内容, 进而自愿做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最适合的决定, 达成双赢的结局。

三、调解的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审判程序虽然可以完美地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但各项环节之间的复杂衔接与转换明显地拉低了诉讼效率, 然而对程序与规则的按部就班却又是判决正当化的依据, 因为对效率的过高要求势必削弱程序上的保障, 进而降低审判质量。

法彦有云“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 定纷止争的滞怠期越长, 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法律关系的认定难度就越高, 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就越大。然而, 调解的正当性是基于当事人的认可, 即只要双方同意, 调解人即可灵活地选择和组合程序, 简易化、便捷化地解决纠纷。

我国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费是由诉讼标的金额按比例分段递减累进征收的, 若当事人还支付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则诉讼花销可能更大。而选择调解结案, 受理费用减半, 又不涉及执行费, 相较之下则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相当于为当事人节省了大笔开支。

四、调解的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

茅于轼曾论证, 人不但是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 又是易动感情的非理性宗教人。专业法律人的思维并不一定为普通百姓所了解, 因此严肃的法律判决也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人们朴素的道德观, 二者一旦冲突, 可能会掀起一股巨大法律人城邦与草根舆论场之间的法理与情理的抗辩, 并引发不和谐的仇视因素与社会戾气。

调解过程更注重双方当事人的情绪变化和内心感受。所谓“情理即法理”, 调解人采取多方换位思考, 借助于同情、理解、安抚、宽慰等真情流露,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于情于理, 融理入法”, 促成当事人双方在相互体谅中达成共识, 进而解决纠纷。而这一过程其实质亦即法院及法律人通过借助社会公德、风俗习惯、法理情义等劝导, 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到了教育、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的根基。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 矛盾纠纷也日趋多样, 因而更需要我们法律人同心同德、广集智慧, 坚持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策并举。只有提供多层次、多途径、多渠道的权利救济模式, 才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才能更及时有效地定纷止争, 才能积蓄更多的法治正能量, 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促进社会繁荣和谐!

摘要：调解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其目的在于从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其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关键词：纠纷解决,调解,公正,和谐,法治

参考文献

[1]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 2010, (1) .

[2]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4) .

社会调解 篇9

一、构建和谐社会与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关系

(一) 和谐社会与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内涵

1. 和谐社会的内容。

胡锦涛总书记对和谐社会的描绘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对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根本目标。

2. 法院调解的内容。

法院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 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 促使其就民事争议自愿协商、达成协议, 从而解决纠纷的活动。人民法院在从起诉到民事案件审理终结的每一阶段均可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章规定了, 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又在第八章设专章来规定法院调解的程序。1992年《最高人们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法院调解制度又在第五部分做了相关补充规定。2004年9月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又对法院调解的相关程序性问题做了专门规定。

(二) 民事调解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

1. 民事调解制度对法院解决纠纷的重要作用

第一, 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调解是通过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来解决纠纷的, 调解的后果是当事人所自愿接受的, 因此当事人应当自觉地执行调解协议, 而不必过多依靠法院采取强制执行的方法, 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 增进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第二, 法院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 不必像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 写出判决的理由, 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 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单和方便。

第三, 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预防纠纷, 减少诉讼。法院调解的过程, 也是向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的过程。通过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 使当事人和周围群众受到很好的法制教育, 可以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 从而预防纠纷, 减少诉讼。

2. 民事调解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第一, 调解制度的合理使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现代社会中, 诉讼的激增和程序的日趋复杂化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 而诉讼迟延、高成本等固有的弊端使普通百姓难以接近正义, 降低了司法在民众中的威信。传统中国社会的调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 至少从形式上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对秩序和安定的强烈需求, 可以为当事人节省解决纠纷的成本, 对缓和社会矛盾、消除滥讼现象、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各种交易行为的成本、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伦理、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调解结案的社会效果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有序发展。调解之于当事人最重要的便利是“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团结”。调解本身是一个修复和缓和当事人关系的一个过程, 他给当事人所带来的创伤和振动比较小, 结案后的结果很多是“和好如初”, 有助于社会和谐。同时, 由于调解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 没有胜诉败诉的问题, 迎合了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思想。

第三, 调解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群体性事件及涉诉信访事件的发生。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人们的生活从过去主要依附于单位而转向社区化, 一些新的矛盾开始显现, 例如物业纠纷, 这类纠纷往往不只涉及一个业主, 通常都是数量庞大的业主群体, 这种纠纷处理不好, 极易引发群体性纠纷及信访事件, 影响到社区和谐、乃至社会和谐。调解的灵活性决定了它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公平分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使其服判息诉, 从根本上达到了定纷止争的效果, 维护了社会的和谐。

二、我国现行法院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及其原因

(一) 法院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

1. 将“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原则不恰当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此原则具有以下弊端: (1) 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 互谅互让, 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 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 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 (2) 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 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 减少诉讼成本, 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 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 法院继续组织质证、认证, 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3) 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的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

2. 存在强制调解现象, 自愿原则难以落实

自愿更多的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也反映了法院调解的本质属性, 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原则, 然而在现实中, 自愿原则有时并不能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审理案件的法官具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他是调解者, 引导双方就解决争议的方案进行协商或向双方提示解决争议的方案, 从而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另一方面他又是案件的裁判者, 可以认定或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 支持或反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 并对案件作出最终裁决。裁判者的身份使法官具有潜在的强制力, 当法官摆出裁判者的身份进行调解时, 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 在潜在的强制力作用下, 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时有发生, 自愿原则被大打折扣。

3. 调解适用的范围过宽

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 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商事案件都可以以调解方式解决。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的民事行为, 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 既违反法律规定, 给人一种法院不依法执法的印象, 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 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双方的非法目的。

4. 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签收前可以反悔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即具有法律效力”。据此规定, 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 对双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 调解书在送达给当事人签收前, 当事人任何一方无需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笔者认为该规定: (1) 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2) 损害了法院的权威, 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 是在法官的主持下, 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 因此如对当事人的反悔权无任何限制, 将严重损害法院的权威。 (3) 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 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 (4) 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二) 当前法院民事调解制度存在弊端的原因

1. 受“调审合一”审判模式的影响

由于受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和前苏联诉讼模式的影响, 我国一直实行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法官在是否开庭审理、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调解结案等多方面都享有极大的权限。当事人自主选择的余地很小, 成为被动的诉讼主体, 而法官的职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诉讼的胜负。正因为法官行使着如此重要的职权, 使得法官对调解的选择和提出的调解方案对当事人有重大影响力。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官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 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 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 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

2. 物质力量对法官介入调解的影响

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度, 大部分地区的法院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 导致主审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面临着错判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压力, 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者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为了规避风险,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 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 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 甚至有可能进行诱导。

3. 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调解的规定过于简单, 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

《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 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 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 何时调解、如何调解, 均由法官决定, 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 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对调解中自愿、合法的规定也过于原则, 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

三、和谐社会下改革与完善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一些构想

(一) 树立正确的民事调解意识, 取消“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的原则

“调和解决纠纷”是调解的应有之意, 其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 互谅互让, 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 当事人双方即达成了调解协议, 是当事人行使了自己的处分权, 既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 又处分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诉讼权利。所以法院调解应当为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发挥提供可能和动力。在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 我们必须统一思想, 提高对调解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树立“能调则调, 该判则判、调判结合”的观念。

(二) 将调解程序置于开庭审理之前, 实行调审分离

诉讼调解是审理一般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 将该程序前置于开庭审判, 即对应当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受理后先进入调解程序, 在调解过程中, 法官仅可以拥有以下职权:提供机会, 提出建议, 提供必要援助, 如果双方达成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 产生有效的调解协议, 则调解程序结束;如果调解不成再移送审判程序。经过调解程序的案件, 庭审中及庭审后判决前的调解只限于当事人的申请, 法官或合议庭一般不再组织调解, 即使当事人申请, 此阶段的调解也应从法官干预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 即法官或合议庭只主持调解, 不提出自己对有关案件协议内容的主观意见, 让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 协商不成则及时判决。

将诉讼调解程序前置, 实行调审分离, 既符合法定程序, 又可借鉴国外诉前调解的经验, 为我国逐步建立诉前调解制度积累经验。同时, 还可确保法官或合议庭在整个开庭审判过程中保持中立, 不偏不倚。

(三) 规范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在适用阶段上, 无论是庭前、一审、二审还是再审阶段都可适用, 但在适用案件范围上, 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首先, 适用调解的民事案件必须是涉及民事权益纠纷的案件, 而对于特别程序的案件, 如宣告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督促程序案件、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等, 并无明确对立的双方当事人, 因此, 无法适用法院调解。其次, 对一些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民事经济案件, 不适用调解, 否则无法对这些案件进行经济制裁, 违背了立法意图。因此, 法定的可调解案件范围应排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严重违反法律, 侵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4. 涉及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案件。

(四) 对当事人的反悔权严格加以限制

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损害了法院的权威、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法律应明确规定, 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 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为防止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法;2.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 使得对方当事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五) 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 即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分别协商, 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穿针引线,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 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应当对调解方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 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 即从调解开始到达成调解协议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有效。这样有利于杜绝暗箱操作, 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协商。另外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的地位, 法官不应发表个人意见让各方当事人接受, 而是要居中主持调解。鉴于我国国民法律素质不高的基本国情, 如果当事人调解不成时, 法官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评价, 并帮助他们了解诉讼中潜在的有利和不利之处, 以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且调解应规定期限, 参照其他诉讼期限的规定, 可定为15日, 调解期限届满, 双方仍达不成协议的, 应转入裁判程序;如双方书面申请延长调解期限, 可延长一次, 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15日。

摘要：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司法的良好运作, 落实到人民法院的工作范畴, 其重要一点就是要解决好民事纠纷。调解能够及时、有效、彻底地解决民事纠纷, 提高办案效率, 减少诉讼成本。近年来, 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 现行调解制度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如何使我国的调解制度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解决社会纠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目前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院调解,改革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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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解 篇1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其中人民调解制度就是由儒家文化中的“和合”文化转变而来, 是一项有着我国特色的维护民族社会秩序的法律政策, 该制度属于替代性维护秩序。以解决民族纠纷为目的, 再加上现代化的社会环境, 让其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特色。人民调解制度从民主革命时期便开始在中国实施, 经过长时间的实践, 不断改变人民调解形式和方法, 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人民调解制度, 由群众自治组织主持, 并在群众自愿前提下实施公平合法的纠纷处理措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民间调解制度相比人民调解制度而言其更加强调民族性、广泛性以及宗教性。因此, 将我国目前的人民调解制度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这种民间调解制度相结合, 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一、人民调解概论

(一) 人民调解制度的概念

人民调解制度是在我国出现并被广为利用的解决民族矛盾纠纷的调解方式。人民调解制度最为特殊的特点就是其以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人民调解, 即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亲自主持, 通过主持人等进行的劝说教育, 引导当事人双方都尽量做出退让, 并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达成平等协议, 以达到和平解决双方矛盾纠纷的目的。它是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各历史阶段的长期实践, 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到2012年末, 全国共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90余万个, 共有人民调解员500余万人, 基本形成了遍布广大城乡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

(二) 人民调解制度的特征

其中作为中间主持者的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该组织与国家的行政机构不同, 其成员基本来自基层群众, 但也不同于私人调节和解的方式。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节时必须要遵守一定要求标准, 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民族纠纷问题。人民调解制度是从我国成立以来解决民族纠纷最多的特色机制, 并且涉及方面非常广, 如宅基地、婚姻、以及商业等方面的问题都能够通过人民调节制度解决, 并且所能解决的问题来源呈扩展趋势, 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人民调解员的身影, 人民调解制度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维护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

(三) 人民调解制度的不足

虽然人民调解制度为解决民族纠纷矛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我们应认识到目前的人民调解制度尚不完善, 依然存在问题和缺陷,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作为调解主持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并且关于调解纠纷的技巧和经验不足, 不能很好地处理当事人间的矛盾问题。 (2) 通过人民调解来化解民族矛盾纠纷的事件较少, 平均每位调解人员每年矛盾问题的工作量少, 20世纪八十年代人民调解与法律审判两种方法解决民族纠纷的比例还为17:1, 而现在两者比例将近1:1。 (3) 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是政府机关的组织, 都是由人民群众自愿组织形成, 因此缺乏资金来源。

二、回族民间调解分析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改变形成了有着自身特色的礼仪和信仰等, 并且也成为了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人们的生活准则, 因此当地的民间调解制度也由于回族当地的特点而形成了其民族特色的调解制度。比如回族居民一般都是以一定数量的人数为单位来建立居住点, 同时再建立清真寺, 然后将清真寺附近区域的穆斯林居住区域成为教坊, 阿訇是回族居民进行宗教活动的主持, 而且还管理民间的纠纷矛盾问题, 阿訇的调节民间纠纷的范围与阿訇本身在当地回族人们心中的威望高低有直接联系。

三、宁夏回族地区人民调解发展的新探索

(一) 聘用人民调解员与开展普法宣传的结合

将民族调解与法制宣传工作相结合, 同时聘请人民调解员与普法宣传人员。例如在宁夏吴忠市的利通区, 让具有一定威望的阿訇和清真寺的寺管理人员接受调解教育和普法教育, 并以政府名义在当地的清真寺开展民事调解和普法宣传工作。利用当地人民去寺的习惯, 不仅没有破坏回族人民的生活习惯, 同时提高了回族人民的法律意识, 维护当地的秩序。当然, 政府会定时对这些阿訇和寺管理人员进行调解技能培训和法律培训, 该方法得到了当地政协和相关部门的同意和大力支持。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计生、交通、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结合民族地区特点, 利用公共场所进行普法宣传, 注重发挥群众学法、知法、守法和用法的积极性。

(二) 人民调解制度与回族农村“家族长辈”调解的结合

调研结果显示, 目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仍然存在着“家族”管理形式, 家族内的一切日常事物和人际交往等都靠家族内的长辈和威望高的人管理, 由于他们的地位比家族内其他人员的地位高, 因此若家族内发生矛盾纠纷事件, 一般都是这些人员出面调解, 由于其权威较高, 当事人对于他们的调解方法和结果不敢反抗和不满, 例如宁夏同心县内马高庄S村主要有马、白、谭、苏和杨几个大姓, 几乎占到全村人口的九成以上。而人们在纠纷问题的处理上也有明显的倾向性, 即家族内部问题首先请家族长辈出面调解, 若涉及两个以上家族之间的纠纷即优先考虑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就一般性矛盾, 村民先会双方协商解决, 或请家族长辈调解, 解决不了再由家族长辈请人民调解员参与调解。因此, 人民调解制度与“家族社会”中的长辈调解制度相互配合, 共同成为解决纠纷的两大最主要途径。

(三) 人民调解制度与回族民间调解经验的结合

近几年来宁夏同心县一直致力于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民间调解制度与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相结合的工作, 但目前还没有具体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落实该政策, 社会调控中最主要的手段包括法律规定、宗教习俗和道德伦理的影响。让阿訇作为调解纠纷的工作人员, 有很大的优点与好处, 因为阿訇是当地回族人民心中地位和威望都比较高的人, 并且阿訇更好地了解和熟悉当地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以及回族人的生活习惯, 避免外来调解人员不懂当地回族人的生活和宗教等而出现矛盾。因此, 回族民间调解具有很高的效率, 而且由于调解依据的宗教性, 其调解结果往往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和稳定性, 一般不会有反悔的情况发生。同时同心县司法局也确立了调适工作的具体制度设计, “让基层的人民调解组织直接进寺, 并正式聘请阿訇为人民调解员, 对他们进行定期专业的培训, 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普法宣传员, 和人民调解制度真正地一起共同起作用, 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的稳定做出贡献, 并增进民族团结, 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和谐”。

四、小结

人民调解虽然不是政府直属人员参与, 但是仍要以法律规定为调解基本原则, 对于回族人民进行民间纠纷调解时务必要以当地人民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为重, 同时还要按照我国法律法规来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调解时要积极发扬当地人民的优良习俗和有利因素, 恰当处理我国法律规定与当地人民生活中相违背的因素, 将我国的法律法规普及到当地每个人心中。

摘要：向社会自治方面进发的人民调解是目前我国原有的调节方式之一, 也是我国传统制度文明的典范。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调解制度的民族内蕴非常鲜明, 且该调解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民族纠纷的调和问题。

关键词：宁夏回族,民间调解,人民调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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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商事调解 篇11

[关键词]商事调解；价值；对策

商事调解作为民事调解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即古老又现代的话题。调解在我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基础，享有东方经验的美誉。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认识商事调解的特有规律及其价值，深入考量商事调解的对策，使这一人类智慧之果产生更大的社会功效，是时代的呼唤和法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商事调解具有以下特征：1.商主体的趋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事主体区别于普通民事主体的主要特征。在商事纠纷诉讼中，充满当事人各方对商业利益的博弈，实现双赢显然是诉讼各方的最佳选择。商主体作出决定的基础不是已损成本，而是其他仍然开放的行动进程可能耗费的成本和可能获取的收益。因此在效率就是金钱的理念和执行难的背景下，当事人通过调解来及时解决纠纷的意愿更为强烈。2.律师的广泛聘请。商主体大多采取委托律师的形式进行诉讼，这是商事审判的特点之一。律师的任务是帮助委托人做出理智的选择，因其与法官相对容易沟通交流，使得商事调解成功的机率有所提高。3.财产保全的高使用性、高到位性。在商事诉讼中，原告为了防止将来做出的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常根据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鉴于商主体自身的经济实力，商事诉讼中的保全到位情况远远好于民事诉讼。在资金被冻结、机器厂房被查封后，被告为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为了公司声誉，通过调解与原告解决纠纷的愿望会比较强烈。

商事调解的价值：1.商事调解的存在价值。法律适用者寻找的不是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某个规范的答案，而是整个法律秩序的答案。商事调解最终追求的不是调解率的高低，而是要在调解的基础上公平公正的处理案件，创造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的经济环境，真正做到案结事了。2.商事调解的现实价值。商事调解可以减少商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总体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实现社会的有序和司法的节约，是最为简略的规则之制，是最具人性化的规则之制。商事调解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判决之后的执行难问题。商事调解对当事人来说是公权力保证下最大自主权的实现，给当事人带来的安全感，是调解书可以强制执行的意义所在，是当事人自愿基础上形成的处分权的公权保障。商事调解与判决相比更能充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保守商业秘密，更能体现审判工作的人性化。3.商事调解的诉求价值。首先是自由，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商事调解最本质的特征。自愿原则既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也包括实体意义上的自愿。基于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对当事人最好的心理约束，当事人自动履行率非常高，这样就会减少因裁决而产生的案结事未了和官了民不了或强制执行等后续工作的压力。其次是公正，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司法资源耗费过大而得来的正义更不能称为真正的正义，因此，在调解中产生的快捷高效的正义是不逊于判决所带来的正义。第三是效率，和民事诉讼相比，商事诉讼更加追求效率，更加重视对商业利益的维护。商事纠纷当事人缺少了精神利益的追求，增加了对效率的要求。4.商事调解的程序价值。商事调解比单纯的依法裁判更能实现商事诉讼的程序价值——法律正义下的利益妥协，既然立法是分配正义下的第一次利益妥协，司法就应当努力实现矫正正义下的第二次利益妥协。而商事调解正是以法律正义下的利益妥协为中心，并强调纠纷解决程序和处理依据的多元化，以达致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共识为目的的司法运作过程。

对商事调解对策的思考：1.加强法官助理的庭前调解工作。司法机关调解根据程序可分为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三个阶段。应该充分发挥法官助理的庭前调解职能，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并将庭前调解列为法官助理的主要工作职责之一，使法官助理切实承担起庭前调解职责。2.建立调后释疑并督促履行制度。在调解结案后，应通过电话督促、上门督促、现场督促，请有关部门协同督促或召集到法院督促等多种方式促使当事人履行调解书。调后释疑并督促履行制度的实施既有利于增强法官的责任意识，又有效监督了调解协议的履行，真正达到了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目的，能从源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从而使调解书的执行难问题大为缓解。3.加强对特定类型案件调解问题的研究。在对调解工作整体调研的基础上，应加强对类型案件调解问题的研究。深入剖析类型案件的特点，加强对类型案件调解规律的调研，总结交流类型案件的调解经验，提高对类型案件的调解能力，从而促进调解水平的整体提高。4.完善立法，取消当事人调解协议达成后的任意反悔权。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应视为民事法律行为已经成立，其于调解协议达成后、调解书送达时拒绝签收，违背了自身先前作出的承诺，法律对此应予否定。有关法律应直接规定调解协议自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时起生效，取消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反悔权，避免因送达调解书拒签而引起的被动局面。

[作者简介]李焕然，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社会调解 篇12

民事调解被称为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行为, 调解的结果通常会以民事调解协议等方式而表现出来, 即契约形式, 因此我们的民事调解其实是一种类似订立契约的行为。这种契约可以在诉讼当中达成的, 我们称为诉讼契约, 就是当事人之间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发生诉讼为目的的合意表现。当然民事诉讼的契约化, 是为了减少和弱化程序的强制性, 从而就某些程序选择是否适用当事人。

民事纠纷私法的特征导致了民事调解契约转化具有可能性。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最先提出了公、私法之分。它把保护个人的利益的法律叫做“私法”, 把保护大家公共利益的法律叫做“公法”。因此, 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可以自己协商和解决民事纠纷, 从而使民事诉讼法拥有明显的私法性特征。但是《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如果达成调解协议并且已经做了调解书, 在送达之前有任何一方反悔了。法院就应该及时进行判决。这条法条的规定可能会给了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给了他们可能以无限制的反悔的权利, 因此本人觉得调解是当事人双方订立诉讼契约的行为, 但赋予当事人反悔的权利不符合现代契约精神, 当事人对于法院浪费人力物力下达的经调解并且制作了调解书不需要任何理由进行反悔不符合现代契约精神。它可能会使诉讼中争议双方的进行拉锯战, 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否定, 再调解再否定, 试想如果对于调解的协议没有了强制的约束力, 极易导致就是纠纷双方的当事人可能会存在故意拖延诉讼的时间而且诉讼成本大大增加从而浪费司法资源。其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调解协议可能只是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的一种体现实体权利处分, 它实质具有一种合约的性质大概相当于私法领域的一种新的契约。调解书实质上可以相当于私法领域的一种契约, 但是略有不同的是它是具有法律的效力性, 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实施, 他规定了当事人如果没有无正当理由是不能轻易的反悔。假如反悔的话显然是有违契约的法律的精神, 违反了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实际损害了一方遵纪守法的合法利益以及可能会损害审判部门的的权威, 同时也违背了民法当中的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二、我国的民事调解书应当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内, 应当在实务审判中的受到监督

在我国目前司法审判机关改革的大潮流下, 调解机制是非常的利于民生的一项能贴切真实生活的一项制度, 我国各级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调解而进行结案的案件逐年递增, 随着民事调解递增民事调解的案件法律监督却很不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 检察机关可以对已经发生法律实质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 可是并没有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进行纳入法律监督的范畴。这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只能向法院申诉对于那些已经生效的当事人又不服的民事调解书, 而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进行法律的监督检察机关是无权力进行实质意义的监督的。所以笔者认为审判机关把审判机关制作的民事调解书纳入到检察监督范围是势在必行的。

在司法实践当中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是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民事调解理所应当的成为检察机关进行审判监督地重要的对象, 对于进行民事调解达成双方合意而进行结案的法律文书是该纳入检察监督范围, 检察机关通过对于民事调解及达成合意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也应当进行法律监督, 能体现粗检察职能。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一个环节检察机关通过对于民事调解及达成合意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应纳入法律监督。司法活动的实践当中不少各级法院把调解率当成法官业绩唯一考核标准, 这对于法官是非常不利的, 法官可能会为了业绩规避判决风险从而导致审判职能弱化。这就是调解而调解的工作的弊端, 如果是为了调解而进行调解不可避免造成司法不公正。所以实务审判当中检察机关应充分的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责, 对调解的监督力度要加大保障正义的实现从而司法得到真正的公正。

三、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事调解制度

我国现阶段关于司法审判当中对于民事纠纷中的诉讼调解在运行中暴露的问题, 需要学术界与实务界认真对待。如若任期发展, 最后牺牲的可能是我们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本身。倘若我们连自己本土的好制度都不能很好地发展下去, 我们怎么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战略, 又怎样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所要求得达到的法治的状态。所以我们不但保持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优良的传统, 更是要全力克服调解制度在我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 这都需要我们需要理性的态度进行应对。如果任由当事人恶意调解给权利人造成损害更不进行制裁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目前我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造成一些别有居心的当事人利用法院调解程序上的缺陷迫使对方妥协等到调解协议达成, 自己利益得到满足以后, 利用之前调解协议所达成在诉讼上的优势不按调解协议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这样就损害另一方的合法利益, 如果出现种情况得不到检查监督不但会使法院的的权威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且另一方当事人的正当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是非常不利的。因此, 我国如何降低当事人自愿调解的风险这一问题是我们学界应当着重讨论的问题。

四、结语

需要明确的是, 尽管我们的调解制度存在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不能整体否认调解的整体功能。至于认为改革的思路是否定法官主持下的调解, 或认为“判决为主、调解为辅”的观点也不妥当。因为这一观点可能会极易导致法官不愿意调解或完全忽视调解, 这不仅放弃调解的作用, 也与现代司法活动重视调解的总方向不符。故而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还需进行科学的完善!

摘要：民事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制度就是并列成为的一种解决我国民事纠纷的途径, 即是由第三方人居中劝解纠纷而双方互相妥协而退让导致化解纠纷的程序。民事调解一直被我们喻为东方经验, 不仅仅是我国历史上十分悠久的制度, 而且非常能体现出来中国特色国情, 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重要的一个环节。以下是对民事调解制度的部分尝试做出分析, 已求抛砖引玉。

关键词：民事调解,诉讼契约,非讼调解协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