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个人发展的七个问题

阻碍个人发展的七个问题（精选6篇）

阻碍个人发展的七个问题 篇1

一、 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是否主要是由于经济非均衡发展造成的？

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可以解释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非均衡发展。然而，据研究，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已超过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而且在同一地区、同一县市、同一城区，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内教育非均衡发展。

笔者曾经走访过同属一个城区的6所中学，即使处在同一城区，它们之间的差距也是明显的。所有学校的教师都很清楚自己所在学校属于几类学校：一类初中是改制学校；二类初中历史长、基础好，过去是完中；三类初中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单设初中。在笔者看来，6所学校也因硬件设备、招生规模、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而被鲜明地分为三种学校。一种是改制学校，规模大、名气响；一种是城市中心学校，位于老城区；还有一类是城郊学校，位于城区的交接处，或城乡交接处。6所学校中的一所改制学校集中了全区二分之一以上的好生源，一年招收1100左右的择校生，共有64个教学班，班级平均有60多个学生。学生多来自家庭条件较好的中产阶级，如大学教师、银行、政府机关、老板等，家长受教育一般在本科以上，家长对学校教育非常配合，每年4000个学生中只有4～5个申请减免学杂费。一所城市中心学校则聚集了老城区下岗工人、临时工、文化程度不高者的子女，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2000人锐减到2004年的100多人，每个班只有30多个学生，在校生360人中有180多人来自低保和农民工家庭，几乎无公务员子女。一所城郊学校是农民和工厂子弟的聚集所，农民子女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教师和学生处于相对单纯和封闭的状态，学校财政拮据、设备陈旧，一般城市学校每年账面上有40～50万的开支，而它们则不到20万。三种不同学校中教师的经济收入和教师所处的社会阶层也不同。显然，好学校汇聚了中上阶层子弟，而差学校则容纳了城市贫民、打工和农民子弟，学校复制和扩大了社会不公平和阶层差距。

同一城区各中小学在招生规模、班级规模、教师素质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经济非均衡发展造成的教育非均衡发展还是表象的，其实原因恐怕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将最好的人才集中到最好的学校中。

“办教育需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1] 精英主义思想强调必须为人才和精英尽早提供良好教育，让他们就读最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精英主义固然能培养和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却不能从整体上提高民族素质；在生产力较低、资源紧张的社会中固然能发挥作用，而在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资源不断丰富的今天则造成了极大的人才浪费。学校教育从小学起就开始以成绩或升学为标准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身上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自然，精英和人才并非不需要，但这是高等教育的任务，基础教育的任务是造就公民，面向全体国民，提高民族素质。理不清这个关系，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都会受害。

二、 教育均衡发展是否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无疑，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主体是政府，在教育政策导向存在偏差的情况下，任何个人的努力都不会使学校教育得到全面改善。政府部门应增加教育投入，应保障公平、协调而合理的资源分配，在完善督导评价体系过程的同时，对学校不断放权。但是，其他人、学校和社区有没有责任？

学校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也必然反映为学校内部教师和学生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学校也成为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推波助澜者，校内差距对学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校际差距。一个学校的学生，或者打着同一牌子学校的学生在教师配备和仪器设备供给方面差距巨大。

在家长心目中，学校也存在明显的好坏差异，他们情愿掏钱为孩子购买好的教育资源，很多家长支持学校分快慢班，也成为影响教育非均衡发展的一股力量。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最终要保障每个学生都有同样的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在学校层面上，学校有义务为每一个受教育儿童提供相对公平的学习条件、机会。教师应该在课程教学中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平等的服务，促进学生多元智能得到全面、和谐发展，尤其应该关注那些弱势学生。这样一来，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的责任就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层面上，还要落实到学校层面、教师的课程教学中。教育均衡化也就不再仅仅是政策、口号，而是最终体现到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上[2] 。

教育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承担责任自然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第一步，要走好第二步、第三步还要求教育决策者、教师、校长、家长更新教育观念，实现学者、家长、社区和学校之间的多种有机的联系。大学和中小学之间的沟通、互动以及整个教师行业成员之间相互学习、激励都对教育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当学校可以从社区和社会中吸取更多的资源和精神支持时，它就会向摆脱官僚主义迈进一步。

三、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是不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手段？

有论者认为，示范学校具有示范性，它的扩张可以看作是推进均衡发展的一个手段，是促进学校共同发展的催化剂。“在现实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阶段，城市示范性高中的功能应该是‘核’——辐射、带动和凝聚其他高中。一个地方没有基础教育的‘核心校’，则高中盲动发展，整体在低水平上循环。”[3]如果不要示范学校和重点学校，那么均衡发展就是一种平均主义。在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与其全面铺开去改造所有的薄弱学校，还不如集中力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是扩大而非锦上添花)。这比改造薄弱高中来得更省力、更有成效。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使接受优质教育的学生比例逐步提高，是在更大范围内和新的层次上实现一种均衡。教育均衡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是不均衡—均衡—不均衡的循环往复和循序渐进，最终达到相对的高位均衡[4] 。所以优质教育的出现虽带来了暂时的不均衡，却是促进高水平均衡的前奏。

有论者则不以为然，认为当前示范学校和窗口学校是人为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些‘窗口’学校究竟算不算典型？我们认为真正的典型必须有指导作用。而脱离实际的典型，大家望尘莫及的典型，是一骑绝尘，谁也学不了的典型，不能叫典型，只能算‘花瓶’。不客气地讲，其作用也仅仅是提供给上级领导参观欣赏而已，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产物。另外，典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独有的自创性，它主要是靠自身的努力和创造而形成的，往往有很深的底蕴。而我们现在的所谓‘窗口’学校或‘重点’校，大多数是人为的，是由上级领导部门‘保’出来的，并不具备任何典型意义。”重点学校的形成依靠的是经济投入和好生源，它们的经验不具有可借鉴性[5]。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笔者以为，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看作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手段，理由并不充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口号的背后，是利益的驱使，是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来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需要用高收费和更大的招生规模来保证学校正常运转，它于提高教育的质量无益，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推动，而非遵照教育规律的行为。因此，“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带来教育质量的有效提高，反而可能由于管理难度的增加而降低效益，对其他学校的发展造成冲击，带来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隐患。有的地方教育局甚至打出了“倾全区之力办好某某中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上是以抽空普通学校的优秀师资和优秀生源为代价的，是以牺牲普通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发展为代价的，造成了越扩张社会分化和学校差距就越严重的局面。差学校由于失去好生源而丧失了发展的希望，学生也失去了平等发展的机会。

四、 强调均衡发展是不是削高就低？

在教育资源逐渐丰富的情况下，各种名义上的、实质上的重点学校还有无存在的必要？这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绝不意味着“杀富济贫”，不是限制优质教育资源的发展，不是把高水平的地区、学校拉下来，而是要尽可能缩小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把低水平的地区、学校扶上去，从而实现基础教育的高层次均衡发展。因此，重点学校还是要办。特别是一些重点中学的校长，认为办优质教育是必然的，发展不平衡是必然的。还有论者认为，不要重点学校是走入了均衡发展的误区，是一刀切的平均主义。

本文认为，一方面保持重点学校的地位不可动摇，另一方面对薄弱学校稍加倾斜，这种策略不可能对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状况有根本触动。在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要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就要求教育经费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必然会对种种重点学校有所限制和抑制，某种意义上的“削高就低”、“劫富济贫”是不可避免的。

教育均衡发展要求重新确定标准，建立标准型的学校以保障办学条件均衡，通过教师和校长定期轮流和替换制度来保障师资均衡，通过限制择校以保证生源均衡。重点学校的发展将经历“受限制——被淡化——走向终结”过程，最终变成一个历史名词。随着改制学校的产生、优质资源的扩张，学校传统的“宝塔式”格局呈现出两级分化的态势，变成了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型”，不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儿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同时，普通学校和薄弱学校教师实际上处于竞争格局之外，他们对学校建设缺乏信心和主动性，虽然对不同学校收入的巨大差异深感不公，但是他们却认为好学校产生主要是因为政策支持，而非自身努力，政府想让哪个学校变好哪个学校就能变好。可见，差距过大就失去了触动学校发展和增进校际竞争的作用。

不要重点学校是不是削高就低、矫枉过正？会不会降低基础教育的质量？在均衡发展的情况下，学校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一个学校的发展不是以牺牲其他学校发展为代价的，教育管理为学校的发展创造了公平竞争的教育政策空间，将校长从“找钱”的经济压力中解脱出来，将教师从追求升学率的工作压力中解放出来，让教师享有同样的专业发展机会，更好地激发多数普通学校教师和校长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为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多方面的人才，提高国民素质，而不是像过去只关注少数成功者。当然，均衡发展并不是无视学校特色和要求所有学校齐步走。均衡发展的基础教育所追求的是教育质量的整体提高，谋求在公平、宽松的环境中涌现出更多来自基层教师和学校的创新。

五、 高中阶段教育要不要均衡发展？

有人认为，高中阶段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一种选择式的教育，应有更大的自主办学权和发展的活力。高中教育并不存在要保障每个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问题，因此推行教育均衡发展，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事情，高中阶段可以不遵循。

但是，高中教育对初中教育有很强的导向性，有的论者提出高中阶段也要兼顾均衡发展原则。“从促进的对象来看，以义务教育为重点，但是要包括整个基础教育的公立的学校教育，也要考虑到高中， 高中阶段的发展思路要从一开始就从均衡发展来设计，这是大的思路，因为到发展完了再去讲均衡，那代价就大了。”[6]

本文以为，公立教育具有公共性，因此，公立高中阶段的学校之间的差距不宜过大，政府对高中阶段学校的建设也应标准化、透明化，在办学条件上必须实现均衡，具体来说，学校的生均占地面积、生均教育经费、生均建筑面积、生均图书和仪器设备值大体相当。高中阶段学校差异太大，示范性学校与非示范性学校差距显著，对义务教育阶段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会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和择校，使得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打折扣。目前有些地区尝试将重点高中的名额按比例下放到各个初中去，使得薄弱初中的学生也有了上重点高中的可能，这在某种情况下保障了义务教育的均衡，促进了高中教育的生源均衡。但是，这种尝试是小范围的，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自高校扩招后，高中教育变为瓶颈，为了满足人们受教育的需要，不得不引入市场机制来吸纳社会资本以增加教育投入，扩大学校规模。这种策略只是权宜之计，长期高收费会使贫困子弟被排除在高中校门之外，带来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和社会问题。在高中教育不断普及化、大城市酝酿拉长义务教育年限的趋势下，在高中学龄阶段的人口高峰过后，公立高中教育也应降低收费，追求适度均衡发展，做到师资和教育投入的均衡化，防止个别学校过分豪华，结束目前最好的学校在中国，最差的学校也在中国的状况。

六、 均衡发展会不会降低公立学校的质量？

任何一种教育政策或教育思想都不可能彻底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总是在解决了一个问题时，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正如人们常说的，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产生问题最少的制度。同样，均衡发展虽然是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强调教育均衡发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教育均衡发展可能带来的结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积极应对。

在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区较早地实行了教育均衡发展，试图“以一张图纸建所有学校”。美国也实行了限制择校的策略，一所大城市中心地区的学校出现了下列情况：弗兰克林高中的毕业率只有7%，有93%的学生辍学。上午点了名，下午再想点名时就没有精神了，因为只剩下44%的学生了[7]。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公立学校会发生吗？会不会因过分强调公正而降低了效率？均衡发展要求淡化学校排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发展的动力在哪里？以前，学校发展的动力是为了获得社会声誉和争取生源，为学校排名而争，为生源而争；在均衡发展的状况下，生源是就近入学的，师资质量是大体相当的，且定期流动的，怎样保证学校之间适当程度的竞争？会不会导致公立学校的惰性？笔者以为，中美文化的差异，家长对子女的高期望使得中国公立学校可能不会出现美国式的状况。学校在起点均等的不断发展中，教育质量会自然地呈现正态分布状态——70%的学校处于中等；15%崭露头角，成为人们信任的优秀学校；15%的学校由于各种原因落后摆尾，通过学校之间的适度竞争来促进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预计均衡发展对每个地区产生的影响会不同。在推进均衡发展的初期，由于薄弱学校和重点学校都有些不知所措，可能会在发展上陷入彷徨。随着均衡发展的深入推进，更多学校发展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均衡发展成为惯例和通则，可能会带来极少部分学校因为自身问题变为薄弱学校，缺乏动力和陷入停滞，此时可以通过提高学校质量的标准来推进多数学校的发展。均衡发展不是一个终结的静止状态，而是动态发展的。

七、 均衡发展会不会造成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的抗衡？

在美国和日本，有些地区出现了“逃离公立学校”的趋势。家长们或者逃离城区学校，进入郊区，使得城区中学情况进一步恶化；或者对公立学校失望，宁愿进入高收费的私立学校。

可以预想的是，教育均衡发展会给私立教育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改制学校发展或者变为私立，或者退为公立学校，无论如何都会为私立学校的发展留出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公立学校一直保持着强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私立教育成为公立教育铁板中破土生长的嫩芽。但是，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法制不完善，私立学校的发展一波三折，尤其是近几年更受到严重冲击，这对于教育事业发展是不利的。

教育均衡发展削弱重点中小学的地位，限制择校与收费，形成“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状况。在市场体制和教育立法逐渐完善的情况下，私立学校有可能替代重点学校的地位，成为满足人们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首选。学校教育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根本的变革：最好的中小学不再是公立学校，而是私立学校，因为它能灵活高效地适应社会需求。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有利于教育发展的，它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更合理、合法地将社会资本引入学校教育，从而减轻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负担，使公立基础教育获得更多教育经费；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不宜过度、过早，以免引起社会分化和贫富加剧。

杨东平在《中国教育蓝皮书（2003年）》中指出：“在经历了若干年追求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之后，中国教育将进入一个以内涵发展和制度变革为主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将是比发展更为重要的目标，品质的提升将成为比数量的扩张更为优先的追求，评价和说明教育的关键词将是均衡、公平、民主、效率、适用、纯洁，等等。”[8] 有理由认为中国教育正处于岔路口，面临着重要的抉择，教育必须从关注英才的发展转为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从效率第一到促进社会公平为先。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种促进教育公平的乌托邦，却是一种必要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502．

[2] 区教育局长谈“基础教育均衡化”——教育均衡发展的多层内涵与体制保证.上海教育科研，2004（1）.

[3] 孙鹤娟.开发城市示范性高中“核心”功能构架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格局.现代教育科学，2002（2）．

[4] 刘育民.加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势在必行——关于广东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思考.广东教育，2003（10）．

[5] 贾聚林.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之我见.人民教育，2002（6）．

[6] 李连宁.要从教育发展战略上思考和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人民教育，2002（4）．

[7] [日]藤田英典．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70．

[8] 杨东平.中国教育蓝皮书（2003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

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七个维度 篇2

苏伟

“新特区”成立四年来，重庆以“314”总体部署为纲，不断开拓创新，在经济、社会、民生、文化和生态等领域先后推出了“一圈两翼”格局、“五个重庆”建设、打造“国家中心城市”、“房改”、“户改”、“土改”、“民生大工程”、“缩小三大差别、促进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战略规划，在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上找到一条通途。

2007年初，重庆直辖10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作出了“314”总体部署，核心要求是：加快建设成西部重要的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率先在西部实现全面小康。如此布局，是要重庆在一个事关全局的高层次上，率先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四年来，重庆市积极探索，在经济、社会、民生、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其中不乏亮点。

以“一圈两翼”格局，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战略平台

“一圈”，即以重庆主城为核心、以约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的“一小时经济圈”，实为重庆之“城”;“两翼”，即三峡重庆库区、渝东南少数民族聚集区，实为重庆之“乡”。“一圈”带“两翼”，“两翼”促“一圈”，既是重庆这个幅员与江苏、浙江差不很多的特殊直辖市统筹自身区域发展之道，亦为其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战略平台。

全国正式打造“一小时经济圈”的大中城市，已有20余个，而重庆打造的“一圈”，并非“克隆”，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是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的“主峰”、“五个重庆”建设的主战场、西部最大最强的经济圈。这样的一个“一圈”，就会使重庆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战略能力大大加强，能够统筹城乡发展。在此

基础上，重庆在尽量加大财政对“两翼”倾斜力度(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它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重点建立了“一圈”对“两翼”的区县结对帮扶关系，从产业联动、就业转移、教育互助、科技合作、卫生共享、人才交流、融资支持、扶贫开发等八个方面建立帮扶机制。同时，还建立了“圈翼联动”的考核机制，“一圈”中的“哥哥”没带好“两翼”中的“弟弟”，就要曝光，就要受罚。重庆统筹城乡发展，不但要搞成“大马拉大车”，而且要使重庆变成一列“动车组”——不但“火车头”动力强大，而且每一节“车厢”(40个区县)也都有很强的动力，飞驰前进。

以“五个重庆”建设，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

“五个重庆”中的每“一个重庆”，都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推手”。“宜居重庆”，既要解决大到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小到中小型企业的老板、高管、科技精英们怎么“居”的问题，更要解决大量进城给这些500强、“500小”打工的农民工怎么“居”的问题，可以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超级蓄电池”;“畅通重庆”，首先就使城乡畅通，并且一直畅通到全国、全世界，可以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超级桥梁”;“森林重庆”，不但改善生态环境，让重庆人民多吸氧更长寿，而且其中还有大文章，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主要就要是“林下经济”，可以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超级大温床”;“平安重庆”，就是要使重庆成为外来投资者的安全区、放心区，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渝投资、创业，可以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超级保护伞”;“健康重庆”，使重庆城乡的百姓都活得更长、活得更健康，活出质量，活出精彩，可以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超级大目标”。“五个重庆”建设好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也就自然建设好了。以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和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最大动力和“火车头”

面对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历史任务，重庆市委认为，重庆当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开放不够;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是扩大开放。重庆确定的开放，不是“克隆”沿海的开放模式，而是既有“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的眼光和胆识，更创造出了一个包括“联通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交通物流通道，包括“一头(产品市场)在外、一头(多数零部件)在内”的加工贸易方式等在内的“内陆大开放”的新模式，促使重庆向着中西部唯一一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迅跑。它们对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意义，是多方面、极重大的。兹举一例：重庆“十二五”的5年要让500万农民进城，这将必然加大这个老工业基地的就业压力，但重庆将2015年的失业率定为31个省区市中最低的百分之三!底气何来 不言自明。

以“房改”、“户改”、“土改”，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突破口

所谓“房改”，其核心内容，是三年(2010~2012)大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进城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为什么说重庆以大建公租房为重点的“房改”，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之一呢 因为大量农民(重庆今后10年约1千万)进城，既避免被统进贫民窟，陷入“拉美陷阱”，也避免被统进单身宿舍，陷入“N连跳”困境，而达到被统进幸福城目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包括大建公租房的房改，建设起老市民、新市民，金领、白领、蓝领都安居的“宜居重庆”。

所谓“户改”，是既包括让大量农民转为市民，更包括让这些新市民有工作、有住房、有公共服务、有社会保障的系统性改革，是比“房改”更重要，也更难的“突破口”。本来，到工业化中、后期，如城乡发展较平衡，则可能较容易地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但各地出现的“片面追求GDP”的非科学发展，不但使我国城乡分化异常严重，而且使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异常滞后，致使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变得非常艰难。而重庆创造性地提出了“户改”新政：既保证农民转户之日起即可享受城市居民的五大权益——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保障，同时保留他们宅基地、林权、承包地的权益，相当长时间后，再由他们自愿取舍城、乡一头的权益。因此，重庆就迅速而稳定地推开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进度最迅速的“农转非”户籍制度改革。

所谓“土改”，即重庆独创的“解放”农村宅基地的“地票交易”改革。这样的“土改”一举几得：一是在大量农民进城占用大量耕地的同时，提供更大量耕地。如果在全国推广，假设一亿农民如此办理，则不但不会使“红线”内的18亿亩耕地减少，反而会增加约2亿亩以上的耕地。二是能使大城市统到远郊农村，尤其是使远郊农民的宅基地价值既能增值又能实现。三是让进城的农民能够得到一笔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原始资金”，帮助他们在城市站稳脚跟。所以“土改”是一条城市与农村与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管道。

以“唱读讲传”，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

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既是经济工程和社会工程，也是思想工程和文化工程，也必须“两手抓，两手硬”。而且，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是一个“爬坡上坎”艰难行程，需要鼓起勇气、振奋精神。再者，城乡群众物质需求阶段性地满足后，文化需求显得尤其迫切。因此，重庆广泛开展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既是促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也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唱读讲传”，重庆在城乡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激荡起不甘落后的志气、奋起直追的勇气、后来居上的豪气，极大地推进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城乡群众称赞说：唱红歌唱出了精气神，读经典读出了高素质，讲故事树起了好榜样，传箴言传出了凝聚力。

以连续的“民生大工程”，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战略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已经领导人民解决了最大的民生问题——温饱，并正在领导人民解决新的最大民生问题——公共服务，尤其是城乡住房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交通通讯、公共文化和社会保障等群众要求最强烈的问题。而加上“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它们就既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要求，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发展”的最直接要求。遵循中央和群众共同的要求，近几年，重庆明确要求财政支出的50%要用于民生，40%要用于中低收入群体，并相继推出“民生10大工程”和“缩差距促共富12大工程”，几乎都是“全国率先”。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上述诸多工程，既将推动农村生产力，又将推动农村生产关系的大发展、大变革。因为，统筹城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邓小平所讲我国农业“第二个飞跃”的重要环节。所以，上述工程远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工程。如果仍靠一家一户地单干，上述工程很可能成为“统计工程”。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工程，正是邓小平讲的“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新型农业合作经济工程。以“缩小三大差别、促进共同富裕”，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归宿

在温饱问题、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问题相继阶段性地解决之后，在“部分先富”早已实现之后，如何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走向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时代难题。重庆在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决定在“十二五”期间，迈出缩小三大差距的历史性步伐——着力解决效率与公平相脱节、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不协调、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等问题，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

2.5︰1左右，“圈翼”发展总体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这可以说也是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重要归宿。

阻碍个人发展的七个问题 篇3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 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 ]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力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

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冷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

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

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但很少有人能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外一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阻碍个人发展的七个问题 篇4

短视频领域的发展仍被看好，以及它的七个趋势预判

互联网行业经常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某领域起来的时候，用户端的正常需求，很容易在一些变形信号机制扭曲下，引发入场者遽然增多、供给侧短时间内产能重复甚至过剩。

短视频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苗头：某平台美食类的账号数量在一年不到时间里翻了10倍有余，而根据某投资人在朋友圈的说法，过去两个月已经看了不下50个号称要做短视频垂直平台的BP了。这也是类似“短视频创业是否泡沫化”这样的讨论开始出现在看内容项目业内圈子里的原因。

短视频“虚火症”？

行业、尤其是从业者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微观层面，伴随着内容创作者群体的不断涌入，分摊到每个内容播放量的增长渐缓，这点玩家们冷暖自知已经有些感受，而从宏观来看，根据Trustdata的数据显示，用户消费短视频使用时长占总时长比例在8月份达到6.9%的峰值后就出现了下滑，随后三个月该比例分别只有6%、6.5%和6.1%，而相关的MAU增速等数据走势也开始趋平。

国内内容市场，内生性特点太过于强烈，消费力向来以人口规模作为基础。类似快手、美拍、秒拍这样规模的短视频平台在未来的出现概率，随着移动互联网整体渗透率增速减缓而降低，毕竟没有大块空白的消费人群能成为新平台崛起的潜在土壤了。

当一个领域的基础设施（渠道、平台）建设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用户的使用场景迁移速度看起来又趋向于缓和的时候，行业成长的趋势性受到怀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背后的原因

云自媒社会化精准营销平台：http://遭遇考验

云自媒社会化精准营销平台：http://（multi-channel networks）其实对业内来说已经不新鲜了，作为短视频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其热度也在2016年伴随着行业的兴起而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但在接下来一年他们有可能会受到更大挑战。

作为全球最著名短视频MCN的Maker Studios在2016年年中，因为自我造血盈利能力不足而被迫进行了一轮大规模裁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Maker Studios陷入泥泞，但其签约的Pew Die Pie却依旧人气高涨，甚至创下了自身走红程度新高。

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根源在于，传统中介型MCN生意经的前提就是对大平台流量有足够垄断力，基于这一垄断基础的流量订单再分发来推火旗下的内容，本质上很难产生流量增量。

在国内，由于渠道在过去一年的持续碎片化（所谓的“百号大战”），流量垄断在短期内会变得更困难。当然比起美国同行，国内MCN在电商领域的有益探索会成为他们确保自身在产业链上获得理想位置的利好。

对中介型MCN带来另一挑战的则是逐步出现的内容型MCN：2016年Papi酱推出的Papitube，就是基于一个大IP，用自身吸附的流量去带动一些子项目。在内容产业天花板有限的情况下，大号做横向扩展，把流量拆分给一些垂直小号的的情况在未来一年可能会更多出现。全民爆款可能性减少，难有新“Papi酱”

在一种媒介形式或内容品类的开局阶段，总有个别项目能成为尽可能大范围内的爆款。

一方面用户的兴趣和注意力更易在新形态的开端被集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相关利益方需要树立”标杆式“内容/人物，愿意尽量堆砌资源去培养有潜力的苗子。伴随着入场者数量剧增、竞争成为红海，形成爆款的广泛契合基础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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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Papi酱，除了以上两大基础原因外，爆红的因素还有三个：以解构社会人情的喜剧生活态度切入泛娱乐化这一流量大户领域，保证了粉丝基数；犀利吐槽引爆尽可能多观众的情绪，给予用户内容消费快感和分享理由；以及抢在用户因同类内容审美疲劳之前，就形成持续期待的心理订阅机制，保证黏性。眼下受限于政策（不能随意吐槽）、同质化等因素，像她这样的全民爆款恐怕在接下来的一年很难出现了。网综因素“影响”短视频

2017年另一个可能出现的趋势是网综对短视频影响进一步显现化：

首先，一些网综内容商由于整体环境，转而开始制作一些短视频内容，会把网综在内容制作等环节的习惯和特点带入短视频生产过程中。

其次，在品类上，网综作为一类比较依赖广告赞助收入的内容，对于各商业行业态势和用户心态的把握，在内容领域应该算比较好的。

2016年网综最火的几个领域，出现知名短视频项目的比重也是相对偏高的。而一些情感家庭类网综的所谓精华剪辑版本，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的播放量非常可观。

所以2017年有兴趣有资源入场的，不妨稍微关注下这几年网综品类的变化。这当然不是让照着品类抄，我也很反对去放大一些爆款所谓的“模式意义”，而是要去探究播放量现象背后是否有社会消费共性心理。

说到底品类并不决定出爆款的概率，内容才是核心。只是当一些有着行业特性的广告商抱着“小额试错”的心态，将广告投入从网综转向品类相似的短视频，无疑对后者的商业化还是有一定的利好。

云自媒社会化精准营销平台：http:/// 海量一手媒体资源交易平台新闻发稿 | 名人媒体大号 |朋友圈红人 | 微博微信大号 短视频IP多元化

短视频要想做成IP，大体要经过“某平台大号ID--多平台流量节点--全网IP/爆款”的三部曲。而随着产业从蛮荒阶段走向成熟，一大标志就是以人为中心的IP化进程放慢。

陈翔六点半、Papi酱都是非常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IP，这些内容核心是一个出镜的真人，是用户在提及节目时第一时间能反应过来的品牌形象。但由于内容产品的特点，真人形象会给内容产品带来不稳定性（万一人跑了咋办），而且延展性不佳，不容易沉淀价值成为长期品牌。所以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短视频为了规避这种风险转向选择二次元动漫形象、或者干脆像“一条”那样，以“生活美学”等抽象的概念来作为一个IP发起点。

其次是其他领域类型的IP通过内容衍生的方式进入短视频领域。

在渠道多元化后，只要有足够强的核心IP和受众基础，内容形态的形态弹性是很大的。过去一年，一些在以前会被视为“跨界”的行为正在越来越多的出现，比如像“鱼肚白”等漫画起步的团队，开始做一刻钟左右的动画系列片；包括像相声这样典型的音频类消费内容，也随着流量资费的不断下降而转而成为用户移动端视频消费的对象。

所以在2017年，还会有一些热门IP和内容种类（比如16年火热的知识付费）从其他领域切入短视频，让行业的IP生态显得更多元。“媒体人光环”祛魅，符合年轻人胃口的表达更重要

此前有一些行业文章反复告诉我们，过去一年有多少知名媒体人投身短视频创业并获得融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创业项目本身获得了成功，而更应该视为他们在媒体时代所形成的个人IP吸收资源能力的结果（当然也确实对项目早期传播有很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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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业者的身份来说，过去的积累当然重要，但其中最能帮助他们在创业路走更远的，还是他们媒体经历所锤炼出的说故事能力。

说故事能力到底有多重要？举个侧面例子，眼下繁多的电影剪辑拆分类短视频，到底哪些可以算原创？业内大体认可的一条标准是“拥有重新配写的解说台词”，这就是一种基于说故事能力的再创作。但仅有这种能力还不够，在稀缺资源已经从内容供给端转到需求端的当下，还需要能有年轻人说故事的角度：包括视频本身的吐槽自黑体质、信息点密集性和深浅度的结合拿捏等等，内容有了“魔性”，才能获得传播势能。

新的内容机会可能在哪

前文已经提到，大块且依旧未被满足的内容消费人群已经不多见了。而虽然泛娱乐能扩大用户基础，但做内容的，终归还是要回到背后隐含着某个文化群落用户的价值取向上去。这一过程中新出现的细分人群，依旧有可能为腰部以上内容提供机会。交叉领域、或内容手段混合后可能吸聚到的新用户群

交叉领域在过去曾诞生过许多黏性很强的细分内容，比如军事和二次元交叉结合所形成的舰娘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

短视频领域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比如眼下有不少拆解、帮用户在几分钟内快速消费电影内容的短视频，如果换个思路，用拆解爱情电影的手法，去做PUA领域短视频，也许在同质化走高的当下就会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把握用户心态变化，进而寻找用户间组织形态变化带来的机会

任何文化内容产品想要成功，必须有一些核心或者基础元素能够迎合受众群心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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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之所以成为近年来许多网络内容产品的基本元素，一定程度就得益于迎合了85后独生子女群体在进入职场后，表面成熟背后的心态低龄化。如果换成95后、00后，由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充满了这种“萌”感内容，那在未来内容消费时，很可能就会转向更加注重其他元素。

建立在用户心态变化之上的则是组织形态的变化。

2011年前后，微博、QQ等社交产品都曾引导用户给自己打上不同的兴趣标签，以期构成能让好友之间互相发现更多共同标签所带来的潜在社交机会。而在更早之前，PC时代典型的兴趣产品，诸如豆瓣小组、百度贴吧等，社群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个个整齐码放在一起的集装箱，彼此的间隔很小，互相“串门”的场景非常常见。

而如今的兴趣社群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犹如孤悬于太空的空间站，原因之一就是在碎片的世界中，想要找到所有身份标签都与自己贴合的朋友，几无可能。以至于很多用户在拥有更多标签的同时，却也越来越不在乎和自己有某同一标签友邻的其他身份标签。

但在当下，短视频目前还比较少有能表达细分腔调和价值观的内容。由于流动等而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

这种变化相对前两类更少见，例如近年来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出现了人口从北上广回流后，聚集在本省省会等核心城市的情况，这种新形成的人群，以及其他一些区域特征强烈的群落，是否会带来一些细分的本地化（比如方言类）内容消费需求，也是值得关注的。

短视频行业也会像此前的图文、音频时代一样，在作为风口兴起之后，经历洗牌的阵痛。而身在行业中的人们需要尽快明确的是，自身在这场新生态逐步获得结构性的秩序和规则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能让你马上行动起来的七个问题 篇5

1.眼下5分钟我能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很有力度，你应该经常问自己。首先，它能使你头脑清晰，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其次是可以把要做的事情分解成为容易完成的一个个部分，最重要的是能够刺激你行动起来。假设你的目标是写本书，那就写下第一段吧。实际上不会有一劳永逸的事，任何伟大成就都是长时间一点点积累而成，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微软王国也是如此，所以要集中精力做好现在就能做的，即使是打个电话，关键是行动起来。努力不一定心想事成，不努力则肯定想也白想。

2. 我想实现什么样的梦想、达到什么目标？

时刻提醒自己将来要取得什么成就、达到什么目标，梦想和目标能够启迪和激励你。如果想要得到的不能令你感到激动和鼓舞，那它就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就要考虑设定新的目标。你追求的目标和梦想必须足以激励你行动起来，大多数人有拖拖拉拉的习惯，就是因为还没有感到行动起来的那份激动和刺激。理想虽不等于现实，但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要想成功，没有理由不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有力的积极因素。

3.为什么现在就要做？

做的理由是行动的源泉。如果你想戒烟却戒不掉，那一定是因为你还缺乏强有力的心理动机支持你这样做，直到有一天诊断出严重健康问题，才会一次性地永远地把烟戒掉。没有其他选择，你就只有采取能够达到目的的任何行动。不采取行动后果会很严重的时候，理性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有力，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渴望完成某件事情的真正理由，勉励自己认准的事就要现在做，一干到底。惰性是人类负面天性的一部分，要找到克服它的有效方法。

4.现在不做，那会怎么样？

用“向前推”憧憬未来的办法，迫使自己克服拖拉习惯，马上行动起来，应对出现的情况。自问如果自己不做某件事会有什么后果的时候，想法常常会不寒而栗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例如，现在不学会管理手里的钱，将来就会面对资金困难；现在不努力学习工作，就会落伍甚至谋生都会出现困难，等等。所以，现在不行动起来，你就不会有所改变，多年后依然故我。这样想，你还会我行我素、贪图安逸，不肯行動起来改进自己的生活吗？“人无压力轻飘飘”就是这个道理。

5.成功不可复制，但也不可借鉴吗？

与上面的问题相反，这是个“向后拉”回顾过去的方法，把过去的成绩作为动力，促使自己现在就采取行动。想想自己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成就是怎样取得的，想象现在采取行动就可能实现新的目标、再现曾经的辉煌，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拿起电话做成一笔交易，就能挣到钱购买想要的东西，写出书并得以发表就能名利双收，是啊，有无限可能性。成功不可复制，但完全可以借鉴。行动和结局之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不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提问，只要能够激励自己行动起来，就算达到目的。

6.我今天做了什么？

现在就问自己这个问题吧，如果还什么都没做，就会感到内疚。如果已经采取了行动，就会为今天的作为感到满足。非凡人物一天里不时自问这个问题，想保证的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进了应尽的义务。你今天做了什么使自己更加接近梦想、目标的事情，或是又无所事事混过了一天？

7.唐纳德·特朗普（美国地产大亨）会采取什么行动？

以他为例吧，犹豫不决是否采取行动的时候，想象心中的偶像会怎么做、做什么，猜猜唐纳德会做什么，我保证他一定会敢作敢为，大手笔采取措施。巴菲特又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很显然，伟大人物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玩电子游戏或看电视上，所以行动起来想象着向他们看齐的时候，你就会马上行动起来，为自己希望的结局而奋斗。

上述7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能够有效让你行动起来，只要你认真提问、老实回答，就能开发内心动力促使自己采取行动。记住，要养成行动起来的习惯，每天都时刻督促自己不停地做事情，感觉必要的时候就问问自己这7个问题吧。

高效项目的七个习惯 篇6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1:15 19:38:12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根据建筑财务管理协会（CFMA）2003年建筑业财务调查，“每个合同净收入的中位数，一流企业几乎五倍于”同行其它企业的。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流”企业实际上每年有更少的合同数（64，而一般企业的为70）。

除了卓越的财务表现能力，一流企业还获取了许多的“软”收益。其中包括独一来源的（single-source）工作，更高的客户回头率，更高的员工保有率，更可能的中标机会，和其它的竞争力。

那么，一流企业拥有怎样的秘密？他们又做了哪些不同的事使得他们的业绩五倍于他们的同行？

答案就在于他们的“习惯”。

当今的项目

尽管每个项目的事件不可预见，但项目的周期是可预见的。下面的项目预测曲线图是当前建筑业项目的一个典型反映。

看看蓝绿色的线，项目有起始日期、向完工方向进展和截止日期。该截止日期提交给了顾客，并受合同的约束。实质上，这个日期是与利润直接相关联的。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总是按计划进行。看看代表真实预测的那条紫色线。像在项目中总发生的一样，某些事情发生了。由于项目团队感到意外和没有得到问题的事先警告，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使项目回到正轨，要么推迟完工。

不幸的是，使项目回到正轨是要付出代价的。加班工作、增加人力和发布变更指令将侵蚀固定的利润额。推迟完工也将危及项目的利润，因为不得不支付违约赔偿损失、解决诉讼和摆平潜在的不高兴的客户。

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个选择是理想的，因为它们都将项目的计划利润置于风险之中。

项目经理=业务经理

根据小企业管理协会(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小企业的平均总收入为一年１２０万美元。根据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公司的研究，建筑项目的平均年收入为２５０万美元。

因此，实际上，今天的项目经理是项目利润的责任人，该利润是美国小企业平均利润的两倍。

优秀的项目经理历来认为项目管理上的成功等同于业务上的成功。成功的项目经理不仅仅是将他们的项目拽过完工线，而是做的更多。

他们知道遵守预算和进度只是让客户产生持久良好影响的最低要求。他们也意识到，如果他们要成为一流公司中的一员，他们需要拥有更精湛的技能和需要在更宽阔的视野下运作。

尽管许多项目经理通过他们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来定义自己，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按时、在预算内和让客户满意地成功完成项目不只是取决于技术能力，而是更多的取决于其它方面的成功协调和配合。

开明的企业总是积极进取地招聘、培训和留住对如何管理项目有透彻理解的项目经理们。

高效项目的七个习惯

基于所做的事情是否被认可，人们通常认为习惯有“好”有“坏”。在1989年，史蒂芬·柯维(Stephen R.Covey)（国际上备受尊敬的领导权威，教授和机构咨询专家）为我们提供了全新易懂的定义—习惯，他解释，是知识、技能和渴望的交汇。（译者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为柯维博士所著。）

一流企业知道工程和建筑项目正在为习惯提供证词。进度压力、变更设计、增产目标和安全要求为项目带来了诸多的压力—那是作为业务经理的项目经理的职责，强化好的习惯以确保持续不断地取得项目的成功。

从与工程和建筑公司数年打交道的经验以及和他们无数次的讨论后，我们发现，一流企业在七个方面做得很用心，并且一而再地做好它们。这七个习惯即不新奇，甚至也不复杂。实际上，它们是如此地简单，以致每个企业都可以做到。

习惯1—积极主动

在危急时刻，一流企业不只是简单地被动反应。他们通过设立早期预警系统对潜在的问题提前做好计划。这种方法能减少意外的发生，也使得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出正确的决策。早期预警系统由三件事情组成： 1）精心准备的进度表，2）项目计划，和

3）显示过去绩效的清晰明了的成本会计报表和生产报告。

许多软件产品可用来帮助产生所有的三件事情。然而，对于系统分散、未经集成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他们的项目信息必须靠人工进行更新，因此产生更大错误的可能性。

意外=风险

根据造价工程促进协会（AACE）发表的研究结果，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花上2到4个星期才能找到工作中出现问题的真相。许多项目经理未能收到他们的项目已偏离航道的早期预警信号，他们也不会预测他们项目的最终情形。

尽管有过去的经历，当不可预料的推迟发生时，他们通常仍感到吃惊—强调推迟的原因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反应。这样的行为显然会导致进度和利润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要严肃积极主动地关注项目问题和变更的原因。

习惯2—完工预测

一流企业将截止期放在首要地位。（这也是柯维的观点。）这样的企业总是紧盯他们的完工总成本的预测结果，确保项目在正确的航道上前行。

不幸的是，建筑业有让项目经理陷于“救火”的传统历史，损害了定期的、严格遵守的完工成本的评估。（见习惯1。）为了执行严格的工作评估，公司不仅要检查落后的项目绩效指数（截止到目前的工作成本报告，实际值和估算值），而且要检查领先的绩效指数。包括评审测量预计的完工总成本、完工日期、现金流量和利润。

关键绩效指数（KPIs）

管理层和项目管理人员需要反映少数关键指标的仪表盘或总结报告，那些称之为关键绩效指数（KPIs）的关键指标能快速描绘出项目的状态。下面是正在导致问题发生的三个指数： 1）每年完成的工作中，有超过20%的工作的利润在衰减；

2）到目前为止，花费了同样成本的工作中，超过50%的工作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3）发生持续不断的未经审核的变更指令，而它们又是利润的主要构成部分。

也务必注意，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信托、银行和外部投资者对利润衰减、价值减低和索款无法收回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习惯3—关键路径优先

一流企业将重要工作放在首位，而且不让它们逃脱。他们知道哪些工作需要以后处理，哪些是必须立即解决的。他们知道真正重要的工作和那些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之间的不同。

一个例子：项目收尾

项目收尾是一个重要过程的例子，但是它似乎从来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的重视。根据2003年管理咨询和投资银行/美国建筑管理协会（FMI/CMAA）对建筑服务业买方的一项调查，项目收尾是建筑公司可以提高公司绩效的一个领域。

考虑一下暂扣金的情形。暂扣金通常超过承包商的毛利润和净利润。暂扣金的价值通常远大于一大堆问题清单的价值。

既然有如此大的风险，大多数承包商又是怎样处理项目收尾的呢？通常，非常糟糕。收尾工作总是一拖再拖，直到利润被侵蚀到不得不有人大喊大叫“够啦！”，项目才被迫收尾。

大多数承包商将收尾工作的任务指派给一位原先并不参与该工作的人负责处理。原先的负责人极有可能留下了一大堆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他不必亲自处理这项工作。而现在，新的负责人不会积极投入到项目的收尾工作中去，因为这从来不是他的工作范围。

显然地，这产生了责任不到位的情形。（见习惯6。）为了尽快地结束所有工作，并使得收尾工作的重要性名符其实，应该精心地为收尾工作做好计划，就像计划项目总动员一样：为项目收尾设定里程碑并让整个项目团队负责。

习惯4—协调合作

一流企业注重有效地合作—他们知道如何集合人员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也就是说，他们能让每一个人齐心协力地工作。（目前，市场上有许多系统可用来存储项目信息。一流企业知道，方便地输入和输出信息的过程对合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两个工具

建筑公司需要应用的两个重要的管理工具是既要有效地合作又要有效地控制项目。一个是关注内部，另一个是关注外部。

关注内部的工具是项目管理的一贯方法，从投标到收尾—换言之，你公司的项目控制系统。如果该系统没有被定义或很少被遵守，每个项目的运行将取决于每个项目经理一时的兴致。管理的连贯性将不复存在，每个项目所要求的学习曲线将严重影响你公司的经费和总体情况。

关注外部的工具是和项目的外部团体合作几乎惯用的手段。内部和外部两个工具并非在所有的项目中一成不变的经常应用。有些项目经理从分包商和其他人获得投入来成功制定所需要的精准的计划，该计划用以确保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对“买进”的进度和更加尽职尽责的完成项目达成一致意见。习惯5—频繁沟通

一流企业经常性地用许多方式进行沟通。与合作不同，沟通是实实在在地关于你传播的信息有多少被如实地听到或理解。相信你已经说过许多次这样的话：“难道我们不是在星期一的会议上讨论过这件事吗？”

显而易见，高效的会议是项目成功的关键。糟糕的会议反映出项目经理和你的公司对待项目该如何被组织的态度，也反映了你的公司对项目的重视程度。

想成为有效的沟通者，项目经理需要懂得有许多不同的沟通方式。取决于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和他们的偏好，偏好可能包括口头通知，书面备忘录，电子邮件，或是三者的混合使用。

有效的利用技术

同样，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网络化的项目协同软件能被用来加速特定项目的沟通过程。会议纪要能被转化成驱使责任到位的具体行动事项。

在周一上午的项目会议上，可能是口头传达的行动事项被归档进项目管理系统，然后自动送发提醒责任人注意。倘若行动事项到下一次会议时还没有完成，它们会被继续执行，而不会被遗忘。

此外，信息邀请书，提交的报告，数字照片，会议纪要，和其它信函能随时随地给予公示和得到解决，为所有各方营造高效率的沟通环境。

习惯6—责任到位

一流企业注重每个项目中责任的管理，对他们的项目而言，项目经理就是业务经理。优秀的项目经理私底下认为他们的项目亏钱，就是他们自己在亏钱。如果项目出现问题，他们不会找借口埋怨那是估算人员、建筑师、或业主的错误。

让高层管理者积极地参与对工作状态定期严格的检查，责任感便会在公司中涌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对项目的成本来一次草率的回顾；应包括下述内容的描述性说明：

当前的项目状态

对比预算的项目成本预测

进度更新

指令变更问题和管理

客户的担忧

分包商的绩效

现金流状况

利润预测

高层管理在评审期间必须创建良好的氛围，如搭建开放、真诚的交流论坛，而不是指责和惩罚。

只有这样，项目管理人员才会感到足够舒服，既乐于分享好消息，也乐于分享坏消息，而不至于在差错发生很久以后才采取纠错行动。根据我们的经验，“没有任何借口”的文化是承包商所拥有的最强的竞争力之一。（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费拉尔·凯普著作的《没有任何借口》一书，译者注。）

习惯7—持续改进

一流企业致力于前面6个习惯的持续改进。他们测量他们到底做的有多好，并寻求做的更好的方法。流行的管理理念如6西格玛（6σ）和全面质量管理（TQM）同样表达了对持续改进的要求。（参见“7个习惯评价检查表”。）

为了提高，你的公司必须首先定义需要改进的地方，测量当前的绩效，分析相关的数据，创造改进过程的方法，然后控制执行新的过程。

“一流”企业的修炼

组织的修炼来自于贯穿全公司的标准化的流程，并严格遵守流程。这是出色的项目管理的开始。

你的公司必须具有反映一流企业绩效的标准化的项目控制系统。如果让你的员工（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经理）自主发挥，编制出他们自己想象的个人系统来管理他们的项目，那么则无控制可言，也无法管理作为标尺使用的绩效期望值基准线。

这不是不鼓励创造性或抑制管理风格。相反，它是鼓励：

1）高水准的绩效（让所有干系人的期望值至始至终保持一致），2）标准化的流程（消除学习曲线的影响，提高效率），和： 3）组织制度化（使得组织很容易地利用提供的“工具”）。

在充满生机活力的90年代，许多公司从不同的行业雇佣人员，填充到不同的岗位上让其自我发展。没有人会担心他们是否会按公司的流程办事，从而忽视了控制的作用。

现今的市场行情不被看好，许多公司正在重新着手评价公司项目控制系统的益处，该控制系统已记录在案并在所有的项目中执行。在利润很薄的今天，通过更有效地运行管理同时又不增加管理费用来压挤出另一个点的利润似乎还是有可能的。

结论

是什么使得一些公司赚取高额的利润而成功，而其它的公司却只能保持平庸？在一些案例中，原因可能是更为有效的流程；在其它案例中，原因可能是达成更有利条款的谈判能力和更强的议价能力。然而，更多的情况下，答案并不是这回事，而仅在于一个单词：文化。创造一种以利润驱动的文化是关键之所在。

设定标准，以实现要求项目经理总是满足或超过利润预测的期望。建立进取环境，以鼓励项目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既能提高项目绩效也能提高公司绩效的方法：差异化市场定位和长期业务的服务，附加业务和超值赔偿的机会，有利的合同条款，工期最短以及成本最少的进度管理。

最后，在整个公司培养出持续不断实践本文讨论的七个习惯的态度和意愿，相信你的公司跨入“一流”企业的行列将指日可待。

七个习惯评价检查表 在推行利润驱动的文化中，财务管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司要努力做好七个习惯以及它们需要改进的地方的评价工作。

当评价公司的习惯时，这里是值得注意的一些要点：

打造部门团队。创建跨部门的管理团队评价项目实践。团队要包括财务部门，项目管理部门，和运营部门。

嘉奖评价期间的真诚。高级经理要征集所有级别员工的反馈意见。避免出现因没有遵守习惯会导致惩罚的害怕局面。

收集好习惯的佐证。当反馈意见显示团队在遵守好习惯时，要理解确定的原因。寻找养成好习惯的一系列报告、检查表、归档程序和工具。

牢记渴望是改进习惯的核心要素。对好习惯给与认同、奖励和奖金等刺激，有助于强化主人翁意识。

投资培养好习惯的工具。无论工具是硬件，软件，归档程序，还是培训，行动上的投资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