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权相关问题论文

个人信息权相关问题论文（精选9篇）

个人信息权相关问题论文 篇1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档案信息开放利用变得更为快捷、有效和便利, 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网络档案越来越成为档案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 但是这种传播形式也极大地增加了个人信息遭到非法收集、不当传播、恶意篡改和滥用等风险。在数字化档案的开放利用过程中, 如何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免受非法的收集、传播和利用已成为档案开放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一、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个人信息权的含义

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的个人信息权是指信息主体依法对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网络档案信息所享有的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的权利, 具有如下权能, 可以帮助信息主体实现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1) 个人信息的自决权能。该权能是指信息主体直接控制和支配个人信息, 自行决定自己对个人信息的存储、传播、使用和处理, 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该权能体现的是信息主体同不特定多数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是个人信息权的核心价值。 (2) 个人信息的管理权能。该权能是指信息主体对他人或他人的行为进行管理, 从而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控制。该权能区别于自决权能中信息主体对信息直接控制和支配的状态, 是指向他人或他人的行为, 多表现为要求告知、保密、查询、更正、封锁或删除等管理行为。 (3) 个人信息的许可权能。该权能是指信息主体有许可或授权他人在一定范围内、以特定的方式、为特定的目的而使用自己个人信息的权利。该权能是个人信息处分权的重要体现。 (4) 个人信息的禁止权能。该权能是指信息主体对他人在自己信息上所为或不为的行为加以禁止的权利。该权能为他人的行为划定了边界以维护个人信息的安全。

二、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个人信息权保护面临的难题

1. 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侵权主体的难以识别性。

数字化档案具有内容信息与其依存载体的可剥离性, 可以经过复制、修改、处理后再被重新载入新的载体。在剥离过程中, 会有众多的档案管理者和利用者参与其中, 可能会造成对他人个人信息权的侵犯, 而且由于网络媒介的开放性、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信息剥离的无痕性以及信息传播的迅捷性, 往往造成个人信息权受到侵犯后其被侵权主体难以识别。

2. 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难控性。

数字化档案信息在载体上的实际运行情况、存储模式、表达形式、信号转换等都是由系统自动实现的, 而非人工所能了解和人眼所能看见的。因此, 数字化档案信息的管理者或是利用者对于他人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传播、篡改、利用等侵权行为往往是相当隐蔽和难以控制的。

3. 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侵权责任认定的复杂性。

数字化档案信息在开放利用中常常发生如下一些问题, 如由于档案管理者操作错误、木马和黑客入侵、系统运行缺陷等因素而导致档案信息的丢失和篡改等。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以及这些行为的归责原则、责任认定等问题往往因为涉及复杂的网络技术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而难以得到有效的界定, 从而造成侵权责任认定的复杂性。

三、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机制

1. 完善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规范。

我国应当尽快对个人信息权进行单独立法, 并不断完善档案工作中对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规范应当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明确个人信息保护对象的主体范围;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应用范围, 指明个人信息在何种范围内、何种情况下、何种程度上受到法律的保护;规范各种侵犯个人信息权的行为, 明确何种收集、传播、处理、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的侵害;明确各种侵犯个人信息权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2. 确定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档案部门一方面需要制定出有利于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和满足公民知情权的档案开放利用原则;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出在档案开放利用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防止个人信息受到非法侵害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原则。借鉴国外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有益经验, 并结合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实际情况, 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应当遵从目的明确原则、知情同意原则、限制利用原则、信息品质原则、信息安全原则、信息公开原则、保存时限原则等。

3. 明确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责任。

对于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中侵犯个人信息权的行为应当明确法律责任, 在责任形式上, 主要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对于侵权主体在归责原则上, 需要区分不同的侵权主体, 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应当将侵权主体区分为国家机关和非国家机关, 对于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适用于非过错责任原则, 在司法救济上适用于行政救济方式;对于非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适用于过错责任原则, 在司法救济上适用于民事救济方式。

4. 健全与数字化档案信息开放利用中个人信息权保护相适应的配套制度。

(1) 建立行业自律制度。在数字化档案的开放利用中对个人信息权侵犯的最大隐患在于档案管理者缺乏必要的道德自律, 管理机制松散。因此, 有必要建立行业自律制度以规制档案管理者的行为, 切实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 (2) 强化政府监管制度。在数字化档案信息的开放利用中政府有必要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机构, 加强对数字化档案保管部门在收集、保管和开放档案资料过程中的规范性。同时, 还要加强网络监管, 合理使用网络监控技术, 加强对网络经营者和网络使用者的监督管理。 (3) 完善信息保护制度。应不断提高数据加密技术、身份识别技术、信息确认技术、访问控制技术、数据管理技术、信息隔离技术等保障手段, 建立相应的信息安全制度以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

参考文献

[1].刁胜先.论个人信息权的权利结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11.6

[2].苏余.网上档案信息的法律地位[J].机电兵船档案, 2003.4

试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权民法保护 篇2

关键词：民事责任；个人信息权；网络

一、公民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重要意义

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实质上就是管理个人信息和信息处理者，一些专家认为在采取行政法方法以及刑法方法，以及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基础上，还要重点突出国家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关于个人信息的产生、传递、处理、利用等诸多行为均属于民事行为。此外，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特别是非政府部门处理个人信息的行為，在本质上也是民事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对个人信息权进行侵犯的行为，主要属于民法领域的侵权行为。同时又因为我国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具备了效率高、成本低、操作方便、灵活性强等优势。所以利用民法结合行政、刑法等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进行保护，能够有效限制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我国个人信息权的民法保护现状

我国早已把个人信息保护法纳入到立法日程中。现阶段，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包括了以下三个内容：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民法通则。下文针对这三个内容进行研究。

（一）侵权责任法的相关内容

作为民事特别法，《侵权责任法》对民事权益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然而民事权益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只是利用扩大解释范围，把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列入至民事权益中，在追求责任的过程中，执法人员也可利用本法。现阶段，已将本法作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直接依据。与此同时，侵权责任法中，提出网络侵犯个人信息后，侵权人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这成为了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的依据。

（二）我国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

我国司法解释包括了关于明确民事侵权的精神赔偿责任的解释，关于处理公民名誉权问题的内容以及贯彻实行我国民法通则的意见等。然而司法解释中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涉及到个人信息问题。

（三）民法通则的相关内容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我国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保护，所有组织和个人不得损害其权利。这项规定是我国个人信息权的民法保护基础。此外，通则还规定中国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以及姓名权都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保护，并规定将民事责任部分作为追究责任的基本依据。

三、完善民法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现阶段，我国利用宪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进行保护，并不现实。其一，完善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并不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项工作。其二，宪法的可诉性不足，宪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权，但是怎样贯彻落实却没有给出明确指示。所以，利用民法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更加有效。

此外，我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常常受到侵犯，这主要和国家的立法实际情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进行保护，全球各个国家主要利用的是两种措施。其一，欧盟国家采取的是以国家立法为主的法律规制模式。其二，美国等国家采取的是以行业自律为主的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按照中国法律的传统以及立法体制，我国应该采取以法律规制主导，以行业自律作为辅助手段的模式，以此保护我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下文针对怎样利用民法方法保护我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进行研究。

（一）建立专门的民法保护制度，对个人信息权进行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不仅要建立专门的法律制度，同时还需要更新法律体系与法律理念，协调好有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个人信息权保护法是民法体系中的一项特别法律，本法能够弥补侵权责任法以及民法通则的操作缺陷，完善个人信息权的民法保护体系。我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的重点是处理好个人信息，也就是全方位规范公民个人信息的所有操作过程，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相关内容做详细的规定，明文规定侵权人应承担的责任。此外，国家还需要对个人信息的所有采集渠道严格进行规制，遏制垃圾短信以及骚扰电话等侵权的行为。

（二）完善现行的民法保护体系

作为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法律，民法也是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与依据，其对于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起到无法比拟的作用。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保护，要从事前防范和事后补救这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事前防范。个人信息权是我国宪法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同时还是民法中的一项人格权，唯有把宪法上的基本人权进行细化处理成民法上的具体权利，才能够起到合理利用个人信息，以及防范侵权行为的作用，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协调好社会上的所有经济利益关系。国家要完善和补充民法通则中对于个人信息的规定内容，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事后救济。现阶段，个人信息权受到侵犯后，采取的是较为单一的救济方式。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在审判侵权案件的过程中，无法界定侵权的主体，而怎样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成为了裁判的难点。这就要求，国家要明确个人信息权被侵犯后承担的责任、责任承担的方式以及责任构成要件等。针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自由处分流转情况，国家有必要要求侵权人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在权利人和受让人要建立有效的合同关系，且合同上要明文规定使用权利的许可范围，规定个人信息收集的使用用途、使用范围、使用时间、目的等，规定允许再转让的限制条件以及受让人要履行的基本义务等。如果转让人出现了违约行为，即可利用违约责任进行救济[。

五、结语

近几年，不法分子为了追究经济利益，侵害他人的个人信息权，使得我国出现各种侵权案件。这就要求国家要规范化管理公民的个人信息，利用民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进行全面地保护，预防各种侵权问题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J].中国法学，2015（3）：38-59.

浅论行使行政抵抗权的相关问题 篇3

由于行政抵抗权学说还不够完善, 制定这项权利需要一定的原则进行规范。本文认为应设定的原则有如下一些:1.依法行使原则。行政抵抗权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下行使, 不能通过违反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法律。行政抵抗权的行使的前提是法律有明确授权且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方式和条件下才可行使抵抗权。2.被动行使原则。防卫性是行政抵抗权的本质属性, 因此相对人在行使抵抗权时只能是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才可, 而主动的出击和在执行行政行为之前便进行抵抗是不可以的。唯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无效行政行为的侵犯时才能使用这项权利。3.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是一个重要原则, 在设定行政抵抗权时也同样适用。如果复议, 诉讼和其他公共救济可以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 则避免使用的抵抗手段且在一定程度上采取适当的手段, 最好的途径是说服的方式。

二、行政抵抗权的行使主体

从实践中看, 行政抵抗权的行使主体有两类:一是无效行政行为直接影响到的行政相对人。具体的行政行为有着特定对象, 因此, 这些特定对象的权利受到了此行为的直接侵害影响, 所以这类特定对象就是行政抵抗权中最有意义, 范围最大的权利主体;另一类是因为行政行为会有间接波及到其他的主体, 这些主体的权利会受到间接的影响, 例如, 行政机关所作的授益性行政行为可能会损害其他主体的行政权益, 对其形成不利的后果。而即便这个授益性的行政行为存在着明显违法的现象, 作出这个决定的机关和行为的直接相对人都不会存在自己通过一定途径取消掉这个行政行为的状况。我们从这也可看出来这样的授益性的行政行为明显会损害到其他间接主体的合法权利, 使其权益受损, 因此, 这种情况下, 间接的行政相对人也可行使抵抗权。

三、行政抵抗权的对象

行政抵抗权的行使对象应是无效行政行为, 而无效行政行为的分类有种。一种是明显无效的行政行为, 这类行政行为的无效不需要其他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或者证实。这种情形又被称为“绝对无效行政行为”。“相对无效行政行为”是另一种分类方式, 这种方式规定的是需要用其他的途径及证据来证明为什么无效。一般的无效行政行为来说应当申请救济, 而不是通过相对人自身进行抵抗。所以只有绝对无效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才能进行私力救济。

对于如何界定无效行政行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1.有关行政主体的瑕疵,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明显超越其职权等情况下所作出的行政行为都属无效行政行为。2.有关行政程序的瑕疵, 不遵守必要的或主要的程序属于无效行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 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是由具体程序的建立所保证的, 没有按照规定所作的行政处分便是无效的。3.关于形式的瑕疵, 行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没有规定特定的形式, 是非要式行为, 但也有些规定必须采用一定形式的书面材料作出处分。因此, 如果没有以书面形式作出处分, 则该处分无效。4.关于内容的瑕疵, 客观上无法实现的行政行为;基于错误的事实作出的行政行为, 如果实施将违反刑法相关规定甚至导致犯罪;具备以上情形的都属无效行政行为。

四、行政抵抗权具体行使方式

本文认为行政抵抗权的行使方式包括拒绝权和防御权, 前者是不作为的、消极的抵抗, 后者是作为的、防御性的抵抗。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讨论。

(一) 拒绝权

消极抵抗的方式之一是拒绝。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决策执行, 则意味着相对人不同意该行政处理结果。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意愿, 前者主要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不满或不同意行政处理的结果;后者则是采取间接的方式来展现行为人的内心意愿, 不能从表面上直接看出, 要通过实证分析和考虑才能了解意思。

(二) 防御权

相对人通过作为的方式来抵抗行政机关作出的影响自身合法权益的行政决定并且还强制执行的为防御权的行使, 防御权的行使应限定在特定的情形下。具体表现为:行政机关对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仍然执意执行并且还通过强制的手段进行实施的, 在此种情况下相对人可以使用防卫手段, 这时的防卫行为绝对具有正当性基础。被动性、自卫性又为另一种消极抵抗行为。如果认为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抵抗, 就包含了一些恶性抵制行政决定的行为, 这将和行政抵抗权的非暴力本性是不符的。

参考文献

[1]张煜.论行政抵抗权[D].中国政法大学, 2005.

[2]胡肖华.走向责任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4]朱红亚.浅析我国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J].法制与社会, 2012.

[5]梁庄琴.论行政抵抗权[D].广东商学院, 2008.

个人信息权相关问题论文 篇4

钢钒权证行权在即，但一系列优惠方案却对钢钒权证（GFC1，031002）持有人极为不利：先是钢钒公司在10月26日公告，如果第一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早于钢钒权证的行权期间，即11月28日前完成申报，则钢钒权证持有者未来会失去第一次现金选择权。市场人士分析，为减轻第三方现金支付压力，如果没有证监会相关监管函，第一次现金选择期间肯定会早于11月28日；紧接着又在11月4号公告，权证持有人通过行权获得的股份（下简称后续股份，持有者简称后续股东）亦不享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这明显对后续股份采用了歧视性待遇标准，一时舆论哗然。不少投资者向证监会信访投诉；还有不少权证投资者直接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权证投资者的维权行为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投资者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国家证监会关注，为此专门下发了《关于落实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会后有关事项的函》，要求相关利益方平稳过渡。钢钒GFC1的价格也出现了惊天逆转。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选择权业务指引》的规定，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时间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上市公司应当在现金选择权实施前3个交易日内刊登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但“攀钢系”直至11月20日都没有刊登现金选择权的实施公告，表明它的整合不可能在11月28日之前完成。而钢钒GFC1的已于11月28日开始行权，这就意味着权证持有人行权后将与原股东一样，获得了同等权利。最终攀钢钢钒公司与第三方鞍钢集团推出的两次现金选择权方案并无调整，钢钒GFF1权证的维权行动获得了全面成功。

下面围绕对整个维权过程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钢钒公司10月18日的公告是否构成虚假陈述？

10月18日攀钢钢钒公告第一条第5项称,2008年10月17日,攀钢钢钒的收盘价格为8.52 元,钢钒GFC1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为3.266元,因此钢钒CFC1认股权证的内在价值为6.347元。

令人深感蹊跷的是，以下的公告内容对权证持有人越来越不利：先是在10月26日公告，排除了权证持有人行权后所持股份的第一次现金选择权；再在11月4日的公告内，虽然仍然公告 “钢钒GFC1”认股权证的内在价值为7.416元，但同时还追加了不能行权风险公告，并且明确排除了权证持有人通过行权所持股份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并称GFC1的理论价值将面临着向下大幅调整。11月4日公告一方面为10月18日的公告作出掩饰，意即10月18日的公告内容不过是例行公告，同时又暴露了其真实目的。

理论上讲，承诺给予两次现金权是第三方鞍钢集团的行为，钢钒公司似乎不能左右第三方行为，钢钒公司只能根据第三方的意愿做出公告，似乎无懈可击。但须注意的是钢钒公司10月18日的公告已经对投资者发生了误导作用，该公告进行价值评估时已经暗示权证持有者享有现金选择权，并没有对其不享有现金选择权的风险进行提示，不少投资者已经对之产生合理信赖，才买入或继续持有权证的。

笔者认为，鋼钒公司上述10月18日的公告已经构成虚假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不管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钢钒公司的上述公告属于一种信息不正当披露行为，且对投资者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据相关报道不少投资者因此遭受了巨额损失。

投资者可以以此司法解释作为法律根据，向钢钒公司主张权利。但该解释第六条又明确规定，主张权利须以行政主管机关行政处罚决定或人民法院刑事裁判文书为根据。投资者如果认为自己遭受了损失须主张权利，可通过一定途径向主管行政机关进行申诉或者控告，要求证券管理机构钢钒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作出认定。

在10月28日后，钢钒GFC1价格出现了急剧下跌。由此，还有不少投资者还认为钢钒公司存在泄露内幕信息或者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这均可向主管机关投诉，要求立案处理，最终这都需要行政主管机关来作出认定。

二、权证持有人能否起诉第三方鞍钢集团？

根据相关公告内容，如果权证持有人不能在第一次现金选择权行使之前通过行权认购攀钢钢钒股份，则不仅不享有第一次现金选择权，也不享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鞍钢集团作为第三方，对原股份与通过持有CFC1权证行权获得股份的后续股份权利进行了人为分割，采取了区别待遇的歧视性标准，这明显违背了同股同权的基本原理，也违背了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

钢钒公司及第三方鞍钢集团之所以做出如此区分，其目的非常明显：其一，是为了减轻第三人鞍钢集团的现金支付压力，在股市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相信攀钢钢钒的后续股东会选择行使现金选择权，这无疑给第三方的现金支付压力更为沉重；其二，是为了确保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不低于10%，不至于失去上市地位。

现在回头考虑这一现金选择权方案，对第一次现金选择权，为了维护第三方及公司利益，不至于现金支付压力过大，可以通过11月28日即权证行权以前让原有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这是第三方与公司原股东之间的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权证持有者只是“准股东”，对此权证持有人似乎无缘置喙，这是相关利益一致方对法律的合理规避，不牵涉后续股份的利益；但从公平的角度看，对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后续股东应该享有，这不仅能够让合并后攀钢钢钒公司不失去上市地位，还能够保护权证持有人的利益。如果当时明确公告给予权证持有人行权后可享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机会，则不仅不会引发争议，还可有效推进重组工作。但遗憾的是攀钢钢钒公司与第三方错过了这一时机。

两次现金选择权都是第三方鞍钢集团与公司原股东之间达成的，等于是第三方通过单方承诺的方式，与钢钒公司的原股东缔结了新的合同。第三方也只对公司原公司股东做出第一次现金选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公司流通股东对重组方案投票；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是为了减轻现金支付压力，吸引钢钒公司原股东继续持有股份。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效力只发生在第三方与公司原股东之间。由于本合同是单务合同，理论上讲钢钒公司也无权要求第三方对后续股东做出承诺；权证持有人只能向钢钒公司主张权利，却不能向第三方鞍钢集团主张权利。权证持有人同第三方没有合同关系，也不能向其主张权利。

解铃还需系铃人，权证持有人只能向钢钒公司主张权利。

三、钢钒公司的重组行为是否违约？

钢钒权证的持有者与钢钒公司两者具有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持有者在一级市场认购GFC1权证或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权证，两者之间缔结了一个民事合同。合同的标的物是钢钒股份，合同订立时权证持有人对所要购买的股份是特定的，钢钒股份的总股本、净资产是确定的、具体的，权证持有者对所要认购的股份有明确的预期。由于公司资产重组，公司通过定向增发与换股方式重组，权证持有者在2008年11月28日后认购的股份与其在合同订立权证持有人心理預期的股份其内涵已经不一致，合同的标的物将发生了变化。《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内容。在未经权证持有人表决的情况下，新钢钒公司单方变更合同标的物的内容应该属于一种违约行为。公司由于重组，权证持有人实际上已经不能获得合同订立时可期待的标的物，如果最终重组成功，权证持有人所购买的股份已经是名实不符。

当然攀钢钢钒公司作为公众上市不可能与每个权证持有人签订补充合同来变更合同内容，但遗憾的是在2008年5月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并没有考虑到权证持有人的利益，也没有让权证持有人行使投票权。其实公司可以通过债权申报及做出履行承诺的方式解决这一法律问题。权证持有者享有的是对公司的债权，公司的资产变动可能会导致公司履行能力的变化，公司应该通过追加担保或其它承诺方式解决这一潜在的法律矛盾。但公司2008年7月由于资产重组做出的的债权人公告中只牵涉到钢钒债1，但对GFC1持有者所享有的债权却未能做出相关履行表示。可以说攀钢钢钒公司是对“债权”这一概念的理解发生了错误，把债务简单理解为金钱债务，其实债务还包括履行特定法律行为，保证权证持有人以约定价格认购公司股份也是一种债务。权证持有人同样享有对公司的债权，只不过这种债权行使时需要支付行权对价。《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对公司合并过程中的债权保障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也是钢钒公司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

由于钢钒公司并没有履行上述规定，其资产重组过程在程序上有一定的瑕疵。钢钒公司应该通过债权申报的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对此做出相应担保，征得债权人同意后再推进重组。钢钒公司没有遵守上述规定，违背了公司的法定义务，构成一种民事违约。公司法虽然没有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后果做出规定，但权证持有人可依此规定向钢钒公司主张违约责任。

当然本次资产重组得到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证监会的有条件通过，但这并不能作为新钢钒公司变更合同标的理由，主管部门的同意不属于免责事由，主管部门同意也不意味着权证持有人利益不需要保护，其效力范围只牵涉到行政管理领域，并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

如果不赋予后续股东现金选择权，第三方鞍钢集团的行为有悖公平原则及同股同权的法理，在道义上难辞其咎；攀钢钢钒在重组过程中没有召开权证持有人参加的债权人会议，有法律程序上的瑕疵之处，权证持有人与钢钒公司的争议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可能会影响整个重组进程。攀钢钢钒公司与第三方鞍钢集团本可以通过明确赋予后续股东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方式，妥善解决这一争议，达到多赢的效果，但现在时机已经过去。

这次投资者维权行动取得全面胜利，可以说是证监会的监管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面了国家证监会对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视，但另外还提醒广大投资者自觉进行维权行动不仅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还有利于证券市场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权证持有人维权行动已经最终尘埃落定，但回想这一过程各方都有不少经验值得汲取。

个人信息权相关问题论文 篇5

在低碳经济下,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商品交易形式, 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 需要对这种商品进行妥当的会计确认、计量、记账, 并将其价值通过一种适用于各行各业的统一方法在报表上加以披露。但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缺乏对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规范, 碳排放权交易面临诸多会计问题。一是资产的确认。既然可以交易, 是否应该确认为资产值得思考;二是应该归属于何种资产或负债。如果属于企业的资产, 是分类为流动资产还是非流动资产;同样道理, 碳排放义务是否归属于企业的负债。三是核算时应该用何种计量属性进行初始计量;企业外购的碳排放权和从政府手中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 分别应该如何确定初始入账价值;企业在持有期间, 又应该如何对碳排放权进行后续计量等都值得思考。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

在低碳经济模式下,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 碳排放权交易将成为一种崭新的商品交易形式必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如何对碳排放量进行会计核算, 科学、合理的会计确认与计量是目前会计学术界应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 碳排放权的确认

碳排放权是一个国家排放C02的权利, 应该作为资产核算。而作为何种资产, 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 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确认为金融资产、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四种。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并不十分准确。碳排放权类似于土地使用权, 碳排放权的总量是有限的, 如果自身碳排放权不够使用的企业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其他企业的排放权, 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无形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来进行会计核算, 所以笔者认为, 可以将碳排放权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或者“投资性碳排放权”来进行会计核算。而“投资性碳排放权”会计科目是在“投资性房地产”科目的基础上创新提出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将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相对于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具有以下特征: (1) 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 (2) 无形资产具有可辨认性; (3) 无形资产属于非货币性资产”。考虑到碳排放量不具实物形态、具有可辨认性、应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企业可以将其作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 在无形资产下设立二级科目“碳排放权”。如果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不是为了自身的使用, 而是持有以备增值后转让的, 应该作为“投资性碳排放权”进行核算。

(二) 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1. 作为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根据无形资产具体准则的相关规定, 无形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成本, 即以取得该无形资产并使之达到预定用途而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 主要包括购买碳排放权成本和一些服务费。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 贷记有关资产科目。

例1:A公司2010年1月5日从B公司购买一项碳排放权, 支付价款100万元, 货款已支付, 该项碳排放权用于产品生产。

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2010年1月5日, 购买碳排放权:

2. 作为投资性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如果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不是为了自身的使用, 而是持有以备增值后转让的, 应该作为“投资性碳排放权”进行核算, 购入时以公允价值入账。

例2:A公司2010年1月8日从C公司购买一项碳排放权, 支付价款200万元, 货款已支付, 该项碳排放权确认为投资性碳排放权,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2010年1月8日, 购买碳排放权:

3. 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

若企业以无形资产进行会计确认, 像其他无形资产一样, 在持有期间按其寿命进行摊销。若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不是为了自身的使用, 而是持有以备增值后转让的, 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 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核算。

例3:沿用上例2, 2010年12月31日, 该项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为210万元。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2010年12月31日, 公允价值变动:

或2010年12月31日, 该项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为190万元。

4. 碳排放权的处置。

当对碳排放权进行处置时, 也分为“无形资产”和“投资性碳排放权”两种方式处理。若企业以无形资产进行会计确认, 其会计处置方法与其他无形资产一样。若处置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碳排放权时, 应当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贷记“其他业务收入”科目;按该项投资性碳排放权的账面余额, 借记“其他业务成本”科目;按其成本贷记“投资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按其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贷记或借记“投资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同时结转投资性碳排放权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例4:A公司2010年3月10日从D公司购买一项碳排放权, 支付价款300万元, 货款已支付, 该项碳排放权确认为投资性碳排放权,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2010年6月30日, 该项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为320万元。2010年8月10日, A公司以350万元出售该碳排放权, 出售款项已收讫。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2010年3月10日, 购买碳排放权:

2.2010年6月30日, 公允价值变动:

3.2010年出售投资性碳排放权:

三、碳排放权的会计披露

低碳经济条件下传统信息披露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信息披露仅侧重于反映企业资本状况及运营结果, 对生产活动的“外部性”避而不谈。财务报告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实施低碳经济的实际情况, 影响信息披露质量。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日益显著, 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越来越重视企业关于碳排放方面的报告, 低碳经济下企业财务报告必须披露碳排放的相关信息。在国外, 目前对编制碳排放的报表没有统一规定, 只有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曾经对英国的企业进行了示范性规定。笔者认为, 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形式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是在现有的会计报表中增加碳排放信息。如在资产负债表中无形资产项目下增加碳排放权项目, 增加投资性碳排放权项目。二是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详细说明。如CDM项目基本情况、碳排放权计价采用的方法、碳排放权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权获得时间以及现行价值等。

论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篇6

一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概念

个人信息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户籍、遗传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健康、病历、财务情况、社会活动及其他可以识别该个人的信息。因此,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也应包括消费者的姓名、性别、职业、学历、联系方式、婚姻状况、收入和财产状况、指纹、血型、病史等可以识别消费者个人的所有信息。

二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现状及侵害表现

1. 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宪法和民事立法中, 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宪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害,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本条的规定是个人信息权利的直接宪法保护基础。另外, 宪法第41条、第47条、第51条和宪法修正案第24条, 则可以作为宪法对个人信息权利的间接保护依据。

(2) 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归入名誉权中进行间接保护的。在我国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中没有直接规定隐私权为公民的人格权, 只是在第139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的肖像权和第140条规定了“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这两种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侵权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 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 或者以书面、口头方式宣扬他人隐私, 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 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3) 地方性法规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已经把消费者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给予保护, 该条例第29条明文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 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 “经营者未经消费者本人同意, 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向第三人披露”。此外, 北京、浙江、宁夏等省、市、自治区都对消费者权益中的隐私权保护有了足够的重视, 并在积极进行实施办法的修订。

(4) 相关网络立法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18条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理办法》第7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我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缺少专门立法。现有的立法虽然体现了保护个人信息的精神, 但并未明确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予以确认。这不仅削弱了立法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也影响了其他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权的规定。与国外相比, 远不能达到提供有效保护的程度, 且主要表现为当个人隐私信息受到违法行为侵害时的一种事后救济机制。

2. 消费者个人信息权被侵犯的表现

第一, 商家不合理地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2008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期间被媒体曝光的“分众事件”揭开的黑幕让人触目惊心:仅一个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就掌握了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一半的信息。该公司对机主的信息进行详尽分类, 细致到机主的性别、年龄、消费水平等, 可以“精确”发送“广告”短信到个人。不合理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在网络世界更为常见, 如收集姓名、电话、住址、身份证号码等。同时, 经营者却又往往不说明要求提供这些资料的真正原因、使用目的及处置方式, 也不对消费者提供信息之后所享有的权利给予说明。

第二, 商家不当泄漏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拥有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经营者在未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 主动将此个人信息不恰当地泄漏或公之于众。

第三, 商家非法交易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市场经济条件下, 掌握个人信息的经营者常常在未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 为牟取一定利益就将收集到的消费者的各种个人信息倒卖给需求者。

三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建议及对策

1. 法律保护

第一, 修改民法, 确认个人信息权。目前, 我国大部分学者已对个人信息权是一项新型的民事权利达成了共识, 因此, 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权, 是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基础。

第二, 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进程。在消费者个人信息被侵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建议我国加快个人信息法的立法进程, 为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 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提到的消费者受尊重权, 包含了人格尊严受尊重权, 是抽象的一般人格权。我们应该将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一般规定落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2. 消费者的自身保护

消费者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不应随意泄漏个人信息。首先, 在现实生活中, 消费者应注意保护个人信息。生活中有不少诱惑消费者留下个人资料的方式, 如办理积分卡、会员卡、送赠品等情形, 消费者应谨慎把握, 不应为此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避免个人信息被不当利用。

个人信息权相关问题论文 篇7

(一) 在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 研究人员明确指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个人信息的滥用现象正加速恶化;社科院组织专人在北京、西安、青岛、成都四个城市进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调研, 发现我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存在着被过度收集、擅自提供甚至非法买卖的情况, 且日趋普遍化, 在调研过程中, 有42.5%的受访群众表示, 自己的个人信息曾遭遇相关机构或者人员的不恰当处理, 然而有不少的受访者并不认为自己享有拒绝提供个人信息的权利。

个人信息权, 概括而言, 即是指权利人对于其个人信息依法享有的占有、处理、收益以及排除他人侵犯之权利;而所谓之个人信息, 则涵盖了个体的身体物理特征、身份信息、心理活动、工作状况、财务经济情况、家庭及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具有其特定标志的数据资料, 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实际上是对于公民人格尊严的尊重。

(二) 一些学者认为, 在实践中, 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是多方面的, 涉及到宪法、行政法、民法甚至刑法等多个领域, 例如《刑法》253条就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得将其在履行职务期间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 非法出售或提供给他人, 或者非法窃取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严重者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同时处以罚金;又如工信部2013年颁布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试图从行政角度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

但笔者认为, 上述这些保护个人信息的方式, 并不能改变个人信息权的民事权利属性, 因为从上述对于个人信息权的描述不难看出, 其主体为特定的民事主体, 内容属于私人利益, 个人信息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法意义上的绝对权, 应属民事权利的一种。

而在民法领域, 对于个人信息权的归属仍有争议, 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属于财产权,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属于人格权。笔者认为将个人信息权划入财产权, 难以自圆其说。其一、个人信息权虽然从某些层面上看具有一定的财产权特征, 例如可以流转交换, 产生经济利益, 但从其内涵而言, 具有明显的人格特征, 体现的是信息主体的个人标签, 其二、若将个人信息权视为财产权, 势必会具有财产的价值高低, 个人信息便会因为信息主体自身的差异而产生价值上的差异, 可能会出现经济情况越好、社会地位越高的人, 其个人信息价值也越大, 这有违民法上的平等原则, 其三, 很多情形之下, 一些机构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并非基于财产性的考虑, 例如公安机关收集嫌疑人信息, 户籍管理机关收集公民个人资料 (1) , 因而个人信息权不属于财产权之范畴。

笔者认为, 个人信息权应属人格权之范畴, 因其所保护的核心权益是人格利益, 而且其具体内容都直接或间接的指向信息主体的个人身份, 当属人格权之列。需要明确的是, 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不应该适用一般人格权:其一是因为一般人格权是一项概括性、框架性的权利, 是对具体人格权的一种补充, 法官若以此来判定是否侵犯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权, 势必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判决困难;其二, 一般人格权包含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等, 这些是专属性的, 无法与权利主体相分离的, 而个人信息权是可以流转交易的, 一般人格权很显然无法给予个人信息以足够的保护;其三,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 个人信息权的内容与范围势必不断扩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一般人格权已经不能满足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 将其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进行专门的保护是必然之选。同时, 上述提到个人信息权具有一定的财产权之特征, 将其划为具体人格权, 有利于对其财产性跟人格性做两方面的确认与保护。

综上, 个人信息权当属人格权之范畴, 应将其视为一项新型的具体人格权。

二、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之区分

(一) 在我国有一些学者认为, 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立法之经验, 将个人信息权纳入隐私权之中, 笔者认为不可取。众所周知, 美国立法中所言之“隐私权”实则为广义上的隐私权, 类似于我国的一般人格权, 故其将个人信息纳入其中进行保护并无不妥, 而在我国的语境和立法思路之下, 隐私权只是狭义上的隐私权, 与个人信息权同属具体人格权, 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与交叉, 但应视为两种独立的权利。

(二) 需要肯定的是, 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和联系性。

其一, 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主体都是而且只能是自然人, 二者都是公民的私权利, 其权利主体相同, 不包括法人在内。

其二, 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调整对象有一定的交叉, 某些具有私密性质的个人信息亦可视之为隐私, 相应的具有身份识别度的某些隐私也可以称之为个人信息。

其三、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侵犯形式, 一般还是违背信息主体的意愿而向特定人或者公众披露其个人信息, 这与隐私权被侵犯的形式是一致的, 相应的二者的救济方式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是一样的, 因而现阶段往往会采用保护隐私这一方式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

其四、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均体现了权利人对于自己个人生活的自主权, 二者都是对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与个性之尊重。

其五, 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 当二者与公共利益向冲突时, 都应服从与公共利益, 依照公共利益的需求而做适当的调整, 例如自然人的健康情况属于其个人信息, 也有权不对其他人进行披露, 但如果其患有的是高感染性、高致死率的传染疾病, 必然涉及公共利益, 此时

就不得以个人信息权或者隐私权为由而隐瞒了。

(三) 正是基于上述的相同之处, 一些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权可由隐私权所涵盖,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隐私权属于个人信息权中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二者并不完全属于同一范畴, 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具体人格权, 不应做混同处理。

第一, 二者的内涵与侧重点不同, 隐私权是自然人对其个人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进行支配的权利, 虽然有一些个人隐私也具有个体的识别性 (通常情况下也不直接指向该权利人) , 但是核心内涵在于私密性, 这是其首要特征;而个人信息权既有一些与公共利益无关、权利人不愿意让其他主体获悉的内容, 也包含了许多一定程度上需要向社会公众或者特别人群披露的信息 (2) , 因而其核心特征在于识别性与自主性, 而非秘密性。

第二、二者的外延与调整范围虽有一定的重合, 但并不完全相同, 不能简单的进行相互的涵盖。一些学者认为个人信息应为隐私权之内容 (3) , 而笔者认为, 个人信息中很大一部分其表现形式并不具有私密性, 例如在网上发布求职、求租公告时附带的个人姓名、联系方式等, 因而不能完全划归入隐私之范畴;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隐私即为自然人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不愿向社会或特定人群披露之个人信息, 应属个人信息之子集,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也值得商榷, 个人信息权之客体, 其表现形式通常为信息数据形态, 需要依托固化的信息而存在, 而隐私权则不限于此, 它通常还包括了权利人的私人空间、个人活动等, 例如自己的住所不受他人侵犯、个人未被数据记录的日常活动轨迹等, 这些是个人信息所不能涵盖的。

同时应当注意的是, 隐私权的客体是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之信息和私事, 诚然也受公共利益的限制 (例如公职人员) , 但通常并不涉及国家或者集体的安全, 而个人信息虽然是权利人自我信息, 但成千上万人的个人信息组成的数据, 则有可能会触及国家、集体的利益与安全, 此时, 有关、、相应的国家机关则可以出于公共安全之考虑, 收集、整理甚至存储必要的个人信息 (4) 。

第三, 二者价值实现方式不同。我国民法界通说观点按照权利客体的不同, 将人格权分为物质性人格权跟精神性人格权, 公民的隐私权即属于精神性人格权的类别, 也就是说隐私权的客体是精神性人格利益, 主要体现的是非财产性利益 (5) , 因而隐私权的价值之实现, 有赖于其他主体对其的尊重, 而非主动侵犯, 这同时也表明隐私权是消极权利, 权利人无法通过主动行使它来实现其价值, 只有自身的隐私权受侵害时, 才能主张这一权利来获得救济;而个人信息权则不同, 上文已阐述过有一些学者人文个人信息权应属于财产性权利, 笔者虽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个人信息权具有较为明显的财产性特征, 也就是说它属于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的合体, 甚至可以说是兼具了人格权与财产权的特质, 因而对于这一权利的价值实现, 既需要其他主体消极的尊重其个人信息, 又要求权利人进行主动的利用, 在个人信息被他人无权收集时, 可以主动要求对方删除信息, 同时权利人也可以对个人信息进行有效的处分, 例如自己或授权他人使用其姓名、肖像、个人经历等信息进行商业活动, 获取经济效益。

第四、二者的保护方式不同。隐私权属于消极性权利, 因而对其的保护更侧重于对侵害行为加以判定, 以及事后的救济;而与隐私权不同的是, 个人信息权不仅仅包含个人的信息, 还会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 因而对其的保护应从预防着手, 着重考虑在个人信息在收集、使用、披露的过程中的各方面因素, 协调信息所有人与信息获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信息权主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

另一方面, 隐私权属于精神性人格权, 其权利客体主要体现非物质财产性的利益, 因而当隐私权受到侵时, 对于其的救济主要是精神性的方式, 例如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而个人信息权因其具有财产性特征, 一旦遭受侵害, 则很有可能造成财产性的损失, 因此对其进行物质损害赔偿就很有必要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隐私权等精神性人格权受到侵害之后, 也可以采取损害赔偿的救济形式, 对权利人遭受的创伤与精神损失予以补偿, 只是这一措施通常不被视为普遍性的救济方式。

三、我国个人信息权保障现状以及德国、美国的立法模式

(一) 在上文提到的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 研究小组指出在调研过程中, 知悉或者认为自己的个人信息遭到滥用的受访者, 仅有4%左右通过投诉或诉讼的形式尝试过维权, 这一方面说明公众的维权意识还有待提高, 而更重要的是受害者不知道该向哪些机构进行投诉, 投诉的对象应该是谁, 以及如何提供证据, 这其实恰恰说明了立法、司法、执法上对于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缺失。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目前我国虽已有部分法律法规涉及个人信息权保护, 但总体看来, 多数分散在不同的法律之中, 用以辅助或补充其他法条, 缺乏统一的体系, 而且多是事后救济性质的, 没有形成有效的预防性措施。

首先, 宪法层面的规定:《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任何人的侵犯, 第四十条规定非基于必要之情形,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通信自由与秘密。

其次, 在刑法体系中, 即是上文提到的《刑法》253条之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得将其在履行职务期间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 非法出售或提供给他人, 或者非法窃取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严重者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同时处以罚金。

再次, 从行政法律法规层面来看, 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颁布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上文提及的工信部2013年颁布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都是特殊领域的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权进行保护的立法措施, 同时,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也有所涉及。

最后关于民事立法而言, 个人信息权保护的规定也极其有限, 个人信息权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 权利的归属问题不清晰, 只能从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姓名权、隐私权等相关规定中进行引申, 例如《民法通则》规定未经公民本人允许, 不得以获利为目的擅自使用其肖像等。因而一旦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受到侵害, 就很难得到应有的救济。

很显然, 我国的立法体系, 尤其是民事立法体系中, 并未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地位, 对于个人信息权的内容、权利归属、法律保护与侵权赔偿措施等重要方面均未作出系统、条理、可操作性的规定。

(二) 对于如何从立法的角度保护个人信息权, 国际上有两种较为典型的思路。

美国:上文中谈到过, 美国法学界对于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研究, 是基于隐私权之理论的, 这是由于美国语境所言之隐私权, 是广义上的隐私权。美国最初的隐私权概念, 是路易斯·D·布兰代斯和萨缪尔·D·沃伦于1890年在其合作的《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出, 而1905的“帕维斯奇诉新英格兰人寿保险公司案”则是美国首次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隐私权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之后, 隐私权被写入美国宪法。1974年, 美国颁布了《隐私法》, 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之中进行保护, 这部法律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更多的侧重于政府收集、存储公民信息时与信息所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与纠纷处理, 而对于平等主体之间因个人信息产生的争执, 则交由各个行业制定具体的法规来自行解决, 因此不难看出, 美国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其实是采取了分散立法之形式。

德国:与美国的价值取向不同, 德国对于个人信息权之保障是基于一般人格权的制度基础而进行的。1953年的“读者来信案”中, 联邦德国高等法院援引《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一、二条之规定支持了原告的诉求, 标志着德国在司法实践中首次确认了一般人格权, 随后通过一系列著名的案件判例, 德国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一般人格权制度。1977年德国正式颁布《数据保护法》, 这部法律中首次承认了个人信息权, 在一般人格权的基础之上, 分别制定了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以及平等主体之间在利用个人信息时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不难看出, 德国法律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主要是基于一般人格权理论, 采用统一立法之形式。

(三) 如果生硬的将以上两种国际上较为典型的立法形式移植到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笔者认为都有待商榷。

正如上文所述, 美国立法所谓的隐私权, 是广义上的隐私权, 类同于我国的一般人格权, 而在我国立法语境之中, 隐私权只是狭义上的隐私权, 与个人信息权属于两个独立的具体人格权, 二者的内涵、外延、价值实现方式以及保护形式均有很大的差异, 不宜直接套用隐私权的规则来保护个人信息权。

德国以一般人格权作为基础来保护个人信息权, 对于现阶段的我国而言同样不适用, 因为德国这一做法是有长期研究、发展成熟的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作为依托的, 并且通过大量的经典案例对司法实践做指导, 而我国的一般人格权还仅仅是框架性的规则, 概念十分抽象, 可操作性并不强, 想要将其作为个人信息权的基础显得过于空泛, 而且用一般人格权来规范、保护具体人格权, 势必会给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我国目前的法学研究水平以及司法实践环境而言, 难以实现其预期效果。

四、从民事立法的角度对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建议

上文中笔者已阐述了美国、德国对于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之模式并不适用于我国, 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学体系中已经对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且个人信息权与其他的具体人格权有着明显的独立性, 并不存在互相涵盖的情形, 因而笔者认为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应该以具体人格权理论作为基础, 建立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

(一) 在民法体系中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地位

个人信息权的内容有着较为明确的指向性, 实践中需要法律法规给予易操作性较强的指引与约束, 因而我国现阶段的一般人格权之规范难以对其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 同时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有着独特的内涵与外延, 与其他的具体人格权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因此想要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地位、对其进行可靠的保护, 就不能将其纳入隐私权或者其他具体人格权之下, 而应该在立法体系中构建独立、完整的法律法规。对于个人信息权的应该以何种形式存在于我国的民事立法体系之中, 法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 很多学者———例如王利明教授———认为应当制定人格权法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其进行单独的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可行的, 能够对于个人信息权进行集中且针对性很强的保护, 但是笔者认为当前的情形之下, 还是应该将个人信息权归于民法之中, 纳入正在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人格权编里, 这一方面是因为个人信息权应属人格权之范畴, 是民法的下位法, 归入民法典之内对于确立其权利归属与法律地位更为有利, 另一方面从已经出台的《民法典草案》来看, 立法者对于个人信息权保护已经有了很大的重视, 其中也有很多具体的条文对其进行保护, 这无疑较之编纂颁布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能更快的构建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同时也是之后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利基础。

而将个人信息权纳入民法典之中,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对于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障, 到底是应该以政府公权力监管为主, 还是以私权利保护为主?王利明教授支持后一种观点, 笔者对此表示赞成, 因为从上述可以看出, 个人信息权虽然也涉及公共利益, 但其带有浓厚的私权利色彩, 如果对个人信息缺乏足够的尊重与保护, 又何谈人格尊严与自由, 而且也势必会影响到公共利益, 同时, 将个人信息权定义为私权利去保护, 也能引导公民自觉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在个人信息权受到侵害是积极的去寻求法律救济。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个人信息对于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安全有着一定的影响, 因而政府的监督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

(二) 在侵权责任法上明确对个人信息权的救济内容

英美法国家流传一句法律谚语, “无救济则无权利” (Remedy Precedes Rights) , 这说明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也离不开侵权法上的救济性条款。目前我国的民法体系中尚未确立个人信息权, 因而现行的《侵权责任法》及其司法解释也仅仅是通过对其他具体人格权———如隐私权、姓名权等———的保护来引申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 例如其中第六十二条规定, 医疗机构及其人员未经患者本人同意而公开其病历资料或者泄露其个人隐私而对其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但这些规定仅仅涉及个别领域, 未能对公民个人信息权进行全面的保护, 而且也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损害赔偿问题 (6) 。因此, 应当在侵权责任法中增加相应条款, 明确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不受他人侵犯, 并对具体的损害赔偿问题做出相应的明示。

笔者认为, 《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之中, 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侵权损害赔偿而言, 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赔偿损失皆可适用;关于具体的损害赔偿标准, 由于个人信息权既属于人格权之范畴, 又具有财产权之特征, 权利属性上与知识产权相类似, 因而有学者认为可以类比立法上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赔偿标准 (7) , 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第十条之规定, 笔者对此观点持赞成态度。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公民个人信息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我国现阶段司法实践中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还仅仅只能依靠隐私权之规范来进行部分的救济, 而美国、德国的立法经验对于我国也同样难以适用, 如何从民事立法的角度构建个人信息权法律体系显得极为重要。

关键词：个人信息权,隐私权,一般人格权,民事立法

参考文献

[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第二版) [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2]齐爱民.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个人信息保护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J].现代法学, 2013 (04) .

[4]齐爱民, 李仪.论利益平衡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在个人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J].法学评论, 2011 (03) .

[5]高圣平.比较法视野下人格权的发展——以美国隐私权为例法商研[J].法商研究, 2012 (01) .

[6]韩迎春, 魏新丽.个人信息权保护模式探析[J].前沿, 2010 (12) .

个人信息权相关问题论文 篇8

一、在民事立法体系中确立个人信息权之法律地位

在当前的情形下,笔者认为应当把个人信息权纳入民法体系中来,并将其写入正在编纂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面的人格权这一编里。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信息权从属性上来讲本就属于人格权的大范畴里,本身就是民法的下位法,将其写入民法典对它确立权利的归属和法律地位更加便利,而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出台的《民法典草案》来说,立法学者对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已然提高了重视,其中也包括很多细致的条文对其进行编纂保护,毫无疑问,这对比编纂颁布独立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立法能更迅捷地构建出个人信息权民事立法保护法律制度,同时,这也可以成为之后颁布个人信息权保护立法的有利法律基础。把个人信息权写入民法典编纂之中,我们需要关注的一点问题是,对个人信息权的民事立法保护,到底应当以政府公权力管理为主,还是让私权利监管为主呢?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支持的是后一种观点,本人同样赞成此观点,从上述表述就可以看出来,个人信息权即使也涉及了公共利益,但它更多的带有浓厚的私权利的色彩,若是我国对个人的信息缺乏必要的保护与尊重,又如何谈人格尊严、人格自由,这也将势必影响到公共利益,并且把个人信息权放在为私权利中去保护,也可以引导公民自觉自动地去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同时在个人信息受到非法侵害时主动地去寻找民法救济。这里面需要着重说的是,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都有着一定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政府的监管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制定个人信息权民事保护立法

制定个人信息权民事保护立法,对促进信息的合理快速流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面对全球信息化高速运转的今天,个人信息展现出了它新的作用和意义。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制之下,还没有形成民事、刑事有机结合的法制体系和救助机制,在民事立法中以人格权为主体的保护措施并不能对个人信息进行全面的维护。

在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民事保护立法,只是在学术界曾经起草过一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报告和专家意见稿。这个专家建议稿还有立法报告是由我国民法学者周汉华教授负责主持的,它对我国的个人信息权做了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总结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久以来我国民事立法上的空白点,但是它过于强调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刑法责任和行政责任,而实际上,就如上文所说,我国的个人信息权是由于个人信息的采集、分类、利用而衍生出的利益,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显而易见的,该立法报告在这一方面还有着一定的不足,同时,在该报告里也没有确认侵害个人信息权的承担方式。非法侵害了个人信息权,侵权人不但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个人信息的主体承担违法侵权的赔偿责任、违约责任以及其他相关的民事责任,政府各部门对个人信息权的民事立法保护也应该着重表现在私法范畴内。

摘要：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个人信息成为当前最为重要之内容,其承载着的内容已经紧密地关系到了人类的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对我国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也变成了人类权利保护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在目前来看,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个人信息受到侵害从而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也将会不可估量。并且从法理学上的角度来看,对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最终所体现出来的是对人权的保护,所以,我国实现对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民事立法

参考文献

[1]郭明龙.个人信息权利的侵权法保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2]郭瑜.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冯登国,张敏,李昊.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J].计算机学报,2014(01):246-254.

个人信息权相关问题论文 篇9

一、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应成为信息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

法律权利反映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的行为自由, 是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法律手段。[2]赋予网络消费者控制和维护个人信息的权利, 将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确立为信息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 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

(一) 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是保证消费者信息利益的法律手段

任何法律权利的产生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一方面带来快捷、便利的生活、工作方式;一方面也使得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加工、提炼成为可能。[3]据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公布的数据, 2013年约有600余个中国网站用户信息数据库信息被公开售卖, 其中真实数据近100亿条。譹) 尤其是在网络消费领域, 存在着交易方式虚拟、消费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困境, 消费者的信息利益受到严峻的挑战。而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可以很好地调整网络信息利益关系, 同时给网络消费者维护和保障自身信息利益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途径。

(二) 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是规范网络消费秩序的法律手段

德国学者曾指出:“要使某人负有的义务在私法上得以实现, 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赋予另一个人对应的权利。”[4]因此, 将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利益确认为一项法律权利, 可以发挥法律规范对网络消费者信息利益的确认和保障作用。同时可进一步加强网络经营者等主体履行信息保障义务的力度, 降低消费者个人信息在网络空间受侵害的法律风险, 从而更好地规范公平合理的网络消费秩序。

二、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

有经济法学者认为, “经济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是竞争秩序的维持和一般消费者利益的保护。”[5]因此经济法将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作为消费者的一种权益, 体现出对消费者的特殊保护和对社会本位的价值追求。但如果我们从私法角度进行研究, 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具有一定的私法属性, 它是指在网络消费关系中, 消费者依法对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支配、控制、使用以及请求保护的权利。其以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为权利客体, 并涉及到私法领域中的两大利益关系———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

(一) 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与人格利益

个人信息作为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 每个人都有控制涉及个人信息的愿望和利益, 这种支配和控制是人格利益的体现。[6]德国通过立法形式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了个人信息所体现的人格利益。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以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为客体, 自然体现出其权利所保护的人格利益。笔者认为, 具体体现为:

1. 人格的独立性。

在网络消费环境中, 消费者往往要先进行个人信息注册才能参与交易, 而这些注册信息在网络空间很容易受到侵害。比如, 2011年中国发生了最大的互联网泄密事件, 淘宝、当当、京东等购物网站上约几百万条消费者个人注册信息遭到泄露。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虚拟、间接的网络消费环境下, 消费者注册的个人信息确实可以区分不同消费者之间的个体差异, 从而识别、固定网络消费者主体的独立身份。因此, 对这些个人注册信息的保护体现出对网络消费者人格独立性的尊重。

2. 人格的自主性。

由于网络经营者掌握着强大的技术优势, 网络消费者在参与网络消费活动时, 其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明显削弱, 一些网络经营者非经消费者同意利用各种软件侵害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在目前发生的非法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事件中, 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Cookie软件收集网络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网络经营者在消费者进行网络交易时, 在网络交易平台自动投放Cookie程序, 从而获得消费者的个人交易信息。这些过程消费者往往并不知情, 更不能够自主控制和决定对这些信息的利用。因之, 保护网络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控制和利用, 也是保护其人格自主性的体现。

3. 人格尊严。

当消费者与经营者在网络消费过程中发生了消费冲突,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有时会成为经营者侵犯消费者人格权的工具, 严重扰乱到了消费者的生活安宁。比如有的经营者会利用消费者提供的通讯方式, 故意打电话骚扰、辱骂消费者。更有甚者, 据凤凰网报道, 经营者因某消费者在淘宝网店给差评而基于其提供的住址信息进入其住宅将其砍伤。虽然这只是极个别案例, 但是这些行为确实严重降低了消费者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 对消费者的人格尊严造成了极大的侵害。因此, 人格尊严也应成为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

(二) 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与财产利益

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 个人信息中的财产利益日益凸显, 个人信息因具备使用价值、价值和私有权利三个特征, 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用于交易, 并参与市场流通成为商品。“对于资料采集者来说, 获得个人资料不是目的, 而是一种手段, 是建立和扩展财源的一种途径。”[7]个人信息逐步突破人格利益不可转让的界限, 开始呈现出财产化趋势。因此, 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也应充分保护其中的财产利益。这些财产利益主要包括:

1. 使用价值的合法利用。

网络平台存在着一些专门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中介机构或个人, 他们会向经营者收集或转卖个人信息。在北京发生的最大一起倒卖消费者个人信息案件中, 被告人刘某利用网络平台向经营者直接购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或转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牟利近50万元。据说一条30元的信息倒手就可卖50-80元。而据调查, 大部分受害消费者并不知道其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其中部分消费者还遭受到了恶意欺诈、骚扰等情况。譺) 这其实就是对消费者个人信息使用价值的不合理利用, 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宁造成了损害。而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所保障的财产利益一定基于对其使用价值的合法利用, 即利用财产利益的使用价值必须经网络消费者本人同意, 且利用手段、目的均应合法。

2.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在现实的网络消费中, 一些个人信息实际上就是私有财产权的载体, 比如网上银行卡号、密码等。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窃取、诈骗等方式, 利用网络交易非透明性、隐蔽性等特点, 恶意攫取这些信息, 非法获取其承载的实际财产利益, 侵犯了网络消费者的私有财产权。央视315晚会就曾曝光不法分子利用淘宝网店以低价扣通过电话代缴的方式非法窃取消费者的网银账号、密码, 从中牟取非法利益。譻) 因此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所保护的财产利益范围也应包括消费者个人信息所承载的实际利益, 从而能更加全面地保护网络消费者的私有财产权利。

3. 损害求偿权。

消费者在进行网络消费活动时, 如果其个人信息受到了不法侵害, 其可以通过与侵权者就个人信息的价值进行公平谈判, 并有权获得一定的损害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 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 应当赔偿损失。而美国、英国则将其进一步细化, 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利受侵犯, 适用最低额赔偿制度, 在最低额赔偿的基础上适当进行必要的惩罚性赔偿。因此, 获得的损害赔偿对于网络消费者来说, 也应视为一种财产利益。

三、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不同私权保护方法之分析

私法上的权利体系是以抽象权利为基础的。这些抽象权利如果要具体到个人身上, 需要实现的途径。[8]尤其当抽象权利受到侵害时, 必须通过私权方法予以保护。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具有私法属性, 因此可对其采用以救济请求权为基础的私权方法予以保护。比照国外立法例, 这些方法主要包括人格权请求权保护方法和侵权责任请求权保护方法。

(一) 人格权请求权保护方法

所谓人格权请求权, 就是指民事主体在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妨害或者有妨害之虞时, 有权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2、排除妨害、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9]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具有人格利益, 因此可适用人格权请求权保护方法予以保护。比如《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即以一般人格权保护方法为基础保护网络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其以信息主体的权利为核心, 以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之上的人格利益为其立法宗旨。[10]

1. 保护目的

人格权请求权主要是对人格利益的损害提供保护, 从而使其保持或回复到圆满状态。它以恢复法人人格权的圆满性为目的, 具有一定预防功能, 但断无惩罚或制裁的功能。[11]同时, 它基于实体权利而非侵权行为而产生, 因此可以在损害事实发生前起到一定的权利保全功能。对于网络消费者来说, 行使人格权请求权, 一方面可在权利妨害之虞强化自身对个人信息的控制, 减少个人信息权受损害的风险, 另一方面也更大程度地尊重了消费者对其人格利益的保护需求, 很好地维护了网络消费者的信息利益。

2. 保护方式

人格权请求权保护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方式。作为既存的请求权, 损害发生, 不需具备必要条件就可以直接行使。因此权利主体行使权利更为简便, 可直接采用自力救济的方式寻求保护。同时由于人格权请求权保护方法的行使不必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及损害事实发生与否, 从而减少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一些侵犯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行为只是对人格利益造成损害, 采取该种保护方式可对人格利益进行针对性地保护。同时, 由于网络消费环境的虚拟性、不确定性、高技术性, 信息删除、更新较快, 网络消费者很难收集到有关损害事实的证据, 行使人格权请求权保护方法可以节省网络消费者的诉讼成本。

3. 保护不足

由于人格权请求权保护方法针对的是一般人格权, 因此在保护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时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 人格权请求权主要是为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所体现的人格利益提供保护, 一般不涉及财产利益, 所以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所涉及的财产利益很难得到维护;第二, 人格权请求权救济力度有限。非财产方式很难对包括网络经营者在内的侵害主体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第三, 我国私法对人格权保护规定零散, 人格权请求权的保护方法并未在私法体系中形成系统性规定。

(二) 侵权责任请求权保护方法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专门规定了侵权责任请求权, 即“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据此, 侵权责任请求权是指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民事权益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其主要形式是财产损害赔偿。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具有民事权益的特征, 且涵盖财产利益, 这都为侵权责任请求权保护方法的适用提供了空间。美国等立法均采用此种方式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利。

1. 保护目的

侵权请求权是以损害填补为目的, 是一种“进取性保护”, 它以损害补偿功能为核心, 兼有预防功能、惩罚功能。[12]侵权责任请求权以侵权行为为基础, 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 就不会产生侵权责任请求权。基于侵权行为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 侵权责任请求权侧重于对被侵权人财产利益的保护。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 侵犯个人信息也会给网络消费者的财产权益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 而且有时这种损失是难以恢复的。因此, 侵权责任请求权可以填补网络消费者受损害的财产利益, 从而维护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完整性与多样性。

2. 保护方式

损害赔偿是侵权责任请求权的主要保护方式, 具体又可分为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尤其是惩罚性赔偿对侵权者可以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另外依据不同的责任基础, 侵权责任又可划分成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等不同的归责原则, 为权利人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提供了良好的责任依据。在网络消费环境下, 侵权主体复杂多样。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保护方法, 可以很好地明确各类侵权主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同时, 网络消费者可向多个侵权主体追究不同的侵权责任, 使自己的信息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比如冰岛《有关个人数据保护法》将侵权主体划分为个人数据管理者和个人数据处理者, 适用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

3. 保护不足

采取侵权责任请求权保护方法救济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 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 侵权责任请求权基于侵权行为而产生, 而侵权行为须具备法定的构成要件方能成立, 尤其是损害事实和侵权人过错在特殊的网络消费环境下难以证明;其次, 侵权责任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网络消费者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在网络环境受侵犯往往不易察觉, 且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举证责任;另外, 侵权责任请求权保护方式在人格利益方面保护不足, 不能很好地使网络消费者的人格利益回复到圆满状态。

四、构建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私权保护体系的路径展望

(一) 以维护网络消费者意思自治为体系核心

意思自治是私权神圣理念的内在要求, 旨在保障权利人的自主决定以及人格尊严。[13]从私法视野保护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 就是要保障网络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和利用, 尊重其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支配和自由意志。现行保护体系往往通过加重经营者义务以减少消费者个人信息受侵犯的风险, 但却忽视了作为个人信息权主体地位的网络消费者自身的权利需求。因此, 整个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私权保护体系必须以网络消费者意思自治为核心, 坚持网络消费者自我控制、自我利用、自我支配个人信息的价值取向。

(二) 加强对网络消费交易合同的私法规制

网络消费关系往往在网络消费者同经营者订立的交易合同中予以确定。因此, 可通过规制好网络消费交易合同, 实现对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事前预防。具体来说:第一, 应在网络消费交易合同中明确网络经营者的信息保密义务和责任承担方式, 禁止网络经营者非法转让和利用网络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第二, 通过援引合同无效制度, 使排除、减轻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格式条款自始无效。另外可适当借鉴美国《统一计算机交易法》的规定, 要求网络经营者应将格式条款标注在网络消费平台的醒目位置;第三, 参照欧美关于网络交易合同确认程序的规定, 网络经营者若在合同中提出保留修改和更新涉及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条款, 必须给网络消费者“二次确认”的权利。否则修改后的条款对网络消费者不具有约束力。

(三) 形成独立的私权保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