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业发展路径

中国保险业发展路径（精选12篇）

中国保险业发展路径 篇1

摘要：农村养老保险存在较大问题。本文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优化路径的过程中,关键是锁定其中的核心问题,为这些问题解锁,才能解决优化路径中的“拦路虎”。本文从内在制度——传统“养儿防老”的思想与外在制度——空间上的不一致性和时间上的间断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研究的结果主张,内外制度是相互联系的,应当实现内外制度的均衡,才能实现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化。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均衡,优化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近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张图片:有四份不同时期的报纸,上面有着围绕同一问题讨论的内容,这个问题就是养老保险制度。第一份报纸是1985年的,上面的标题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第二份报纸是1995年的,上面的标题是: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第三份报纸是2005年的,上面的标题是:养老不能靠政府。最后一份报纸是2012年的,标题是: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从以上四份报纸可以看出,我们国家从原来的政府来养老到公民自己养老,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虽然在2014年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并轨,但是由于历史、观念等因素,仍存在一定差距,农村人口所受养老保险的益处远远比不上城市人口所受到的。因此,我们应当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优化,使农民得到更多的益处。

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路径优化的过程中,关键是锁定其中的核心问题,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为这些问题“解锁”,才能真正实现制度的完善。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内外问题之锁定

在一项制度的优化路径中,我们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聚焦到关键问题,将其锁定,然后给予解决。

(一)内在问题: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这属于内在制度,即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它体现着过去曾最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在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这一内在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传统养老思想———养儿防老。在农村的家庭中,人们更加倾向于多抚育几个孩子,能让老人在年老的时候受到照顾。在他们的观念中,老有所依,就是依靠他们子女的赡养。这使得养老保险在农村推广时,人们的积极性不强,响应的人较少。

(二)外在问题: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这属于外在制度,即是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它们是由一批代理人设计和确立的。在中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外在制度主要表现在空间上的不一致性和时间上的间断性。

1. 空间上的分散性。

这里空间上的分散性主要是指:一是国家、集体和个人缴纳的分散。国家补贴、集体补助和个人缴纳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绑定在一起,而是分散的。除了个人缴纳是有具体规定,其余二者都缺乏硬性规定。国家补贴、集体补助和个人缴纳不能同时到位,出现不一致性。二是个人缴纳金额的不一致。由于新农保缴费标准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绝大多数村民愿意缴纳的费用为100元每年。三是地区间的不一致性。新农保2009年推广,国家要求到2020年实现制度的全面覆盖,但是实际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别。未能覆盖到的农村与覆盖到的农村差距很大。

2. 时间上的间断性。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1999年,这一个阶段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摸索实践时期。第二阶段是1999年至2009年,是创新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09年8月至今,是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正式建立并进行试点的阶段。虽然表面上看,时间的年份是连续的,实际上,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改变,相互之间的衔接不连续,因此时间上是具有间断性的。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优化路径的“解锁”———实现内外制度的均衡

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化路径中,主要存在着内外两方面的问题。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只有达到二者均衡,才能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完善。

(一)内在制度是外在制度的基础,内在制度决定外在制度。

内在制度最大的问题是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还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脑海里,农村老人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赡养自己。另一方面,许多青壮年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正在逐步减弱。在这种矛盾下,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农村许多青年人不再居住在农村,年老的父母又不愿意离开故土,空间上的距离使得子女对农村老人养老较为困难。因此,需要加强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宣传,促使农村老年人转变思想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子女一点都不担负赡养父母的义务。我们国家已经立法,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因此,一方面,在老人依然希望养儿防老的情况下,引导农村老年人对养老保险产生正确的认识,树立起对养老保险的信任感。另一方面,老人在参加养老保险的同时,子女仍然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给老人关爱,从而更好地去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外在制度是内在制度的反映,补充了内在制度的不足。

外在制度实际上是根据内在制度的需要产生的。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虽然可以让许多老人老有所依,但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孤寡老人,这部分群体并不能在年老的时候依靠子女赡养。国家为了使老人能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定了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外在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问题亟需解决。第一,农村养老保险的缴纳由国家补贴、集体补助和个人缴纳三部分组成,但是国家补贴和集体补助没有硬性要求,缺失很大。所以应当运用一些其他方式,增加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收入。如加入商业养老保险,这部分保费可以由国家与集体共同承担,国家财政和集体各拿一部分钱合起来为老人交保费,这样财政压力和集体的花费将大大减少,同时又能提高老人的养老金收入。当然,这部分费用必须是强制性的,不能让国家和集体逃避责任。第二,养老保险金缴纳之后,国家能不能很好地管理,也值得关注。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性方面的管理还需加强。很多养老保险金却只能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国家债券取得一些利息,不足以对付通货膨胀。因此,国家应当拓宽农村养老保险金的投资方式,加大其增值保值力度。第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也需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目前在城市试行“以房养老”制度,同样,土地和养老保险也可以结合起来。在法律的保障下,可以利用土地流转所得,给农村老人缴纳养老保险。例如,承包商需要承包土地进行经营,可以将费用交至集体,然后由集体统一缴纳养老保险;或者也可以由承包商每年出一部分费用给愿意承包土地的老人用于养老,这样在土地养老功能弱化的情况下,可以增强土地的作用,利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四、结语

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化路径过程中,需要锁定重点问题,将这些重点问题解决,其他的枝叶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本文从内外制度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将内外制度的问题进行“解锁”,以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刘成高.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与农村养老保险联动机制的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8

[2]唐利平,风笑天.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分析[J].人口学刊,2010,1

[3]杨礼琼.农村养老保险意愿缴费能力因素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1,3

[4]曹信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环境建设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5,1

[5]殷俊.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软科学,2002,11

[6]李轩红.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1,3

[7]甘霖.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浅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4,5

中国保险业发展路径 篇2

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近20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预计在未来10年之内，我国保险业将出现以下发展趋势。保险市场体系化。经营业务专业化。市场竞争有序化。保险产品品格化。保险制度创新化。经营管理集约化。行业发展国际化。从业人员专业化。

纵观我国保险业20年的发展，客观地说，中国保险市场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保险市场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寡头垄断。从中国目前保险市场情况分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四大保险公司已经占有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份额的96％。而其中，国有独资的人保、中国人寿则几乎占去保险市场份额的70％。中国人寿占去了寿险市场份额的77％，人保占去了产险市场的78％。而机动车险市场中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就占82％。这就是说，中国保险市场虽然初步形成了竞争的格局，但这种以国有独资保险公司高度垄断市场的局面，特别是以少数几家保险公司寡头垄断市场的局面，就是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特点之一。

中国保险业发展路径 篇3

关键词: 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困境;加快;路径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038—02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自1982年恢复以来,一直发展缓慢。2006年农业保险费收入8.5亿元,仅占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的0.56%。种植业是农业的基础部分,加快发展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显得尤为重要。

一、加快发展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灾害频繁。近年来,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户积极投保已成客观需要。2008年,巢湖市庐江县也因风灾、虫灾,11个乡镇受灾面积2万多亩,保险公司赔付了83万元。以为旱涝保收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其次,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仍然不高,各地仍然有抛荒或隐性抛荒现象存在。没有粮食安全,保增长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农业保险可解除农民惧怕种粮高风险的后顾之忧,使其敢于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技术含量、增加资金投入,从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国家粮食安全。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扩大试点范围、增加险种。”这无疑是吹响了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号角。

二、当前推行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一)农民参保意识不强,投保率低

巢湖市投保率较低,平均为12.13%。其中水稻投保率仅为4.9%。仅含山县投保率为29.7%,市开发区投保率为22.2%,其他县区均在20%以下,与宣城、马鞍山、安庆等市投保率50%以上相比,差距不小。

1.农民风险意识淡薄。不少农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解不透,抱有侥幸心理,以为旱涝保收,不愿意多花钱,这是农业保险推广的主要心理障碍。

2.对乡村干部的信任度不高,担心赔偿麻烦,赔偿少。由于诸多原因,农民对乡村干部的信任度并不高,而这次保险,又主要靠行政部门推动。不少农民没有理解政府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图,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解不够,有时出现抵触情绪。有些农民担心参加保险,交了钱,要求赔偿时,却“求爹爹,拜奶奶”,麻烦多;有时还认为乡村干部在“找钱”,便少了投保兴趣。

3.农民收入低,进行选择性投保。据2008年安徽省统计公报,全省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202.5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284.1元,结余仅918.4元。一些农户虽有投保需求,但因收入较低,影响了其投保意愿,从而导致农户出现选择性投保等现象。

4.农民认为保额偏低,小于成本。由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农户投入的物化成本逐年上升,比如水稻每亩赔付300元,仍难抵销投入的物化成本,难以化解农户的种植风险,因而农户投保意识不强。

(二)乡村干部对政策理解不透,行政推动力度小

1.思想认识有误区,工作主动性不强。一怕上访。部分乡镇对农业保险重视程度不够、畏难情绪较大。巢湖市某县17个乡镇有5个没有参加保险。其原因不外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担心搞不好,村民责怪,会闹上访。“为了群众的事,自己倒了霉,那才划不来呢!”这是“舍大家,顾小家”,要不得。其次认为收缴农户每亩3元左右的保费,要付出很大的行政成本,因小失大。基于这个认识,许多乡镇便产生了消极情绪,表现在没有将之放在当前工作的应有位置,行政推动力度不大,导致农户投保率不高。

2.宣传不深入,政策导向不明确。是“自愿保险呢?”还是“国家交多数,个人交小数,政府不但补钱,而且不强求参加保险,还要求农户自愿参加呢?”这两种宣传效果截然不同。宣传的根本目的,是发挥明确的政策导向作用,让农户理解政策性农业保险,自觉自愿、心甘情愿去参加农业保险,而不是不做好深入宣传动员工作,只过分强调农民自愿。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说,那不仅会断章取义,而且会导向相反。

3.农险工作没有纳入各级政府考核之中,因而政府的压力较小,其推动力度有限,严重制约农险工作的积极开展。

(三)保险公司正在建立农业保险网络,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1.机构不全,没有建立网络体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工作,主要在乡镇。而保险公司机构网络覆盖面不足,服务难以到位。很多乡镇没有保险人员、办理场所等。网点建设是保险公司的当务之急。

2.防灾减灾、查勘定损理赔较难。由于网点建设没做好,目前存在勘查不迅速,农民不满意、对付不及时的情况。调研中常听到的一个词“两难”,即缴费难、理赔难。缴费难,难在涉及到政府的推动与否和农户是否积极参与。理赔难,难在查勘定损较难。种植业出现灾情,经常“与时俱进”,如虫灾定损难,因为它随时变化,很难判断,即使能判断,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3.利润不大,主动性不强,保险公司有畏难情绪。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处于试点阶段,政府不允许较大的盈利,保险公司又要大量的投资,两相比较,心理落差较大,难免存在消极态度,表现为工作主动性不强。

4.道德风险难以防范、控制。目前计税田亩与实际面积存在差异,保费计算不一,带来赔偿计算不同;有的农户选择易受灾田亩投保,其他地块不保,理赔时产生麻烦。此外,由于种植业保险标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植物,风险因素较多,而且主体因素难以确定,加上保险网络在乡镇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农户和保险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增加了防范控制道德风险的难度。

总之,当前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有两点:一是政府推动是关键,二是保险公司落实是重点。二者工作的焦点是让农户真正理解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从而使其积极自愿投保。

三、加快发展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路径思考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多个主体,一般来说至少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个主体。因此,要设计出一个“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均满意且可持续发展的联动方案。

1.政府强力推动,宣传落实政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最大不同就是,投保阶段政府给予推动,各级财政拿80%配套资金,保险公司具体经办,农民只需支付20%的保费。且赔付超过一定限度时,政府予以赔偿。现在保成本,今后还要保产量、保收入。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调研时,市县保险公司领导深切感受:没有政府强力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寸步难行。各级政府要加大行政推动力度,建立健全县、乡、村工作网络,保证人员、经费、办公场所及时到位。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重点在基层,要赋予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农业保险推广职责,并加大督查考评力度。尤其是乡镇政府要高度重视,积极支持,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农业保险特点和农民群众需求,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通俗易懂的形式教育群众,通过宣传,将“多年致富,一灾返贫”、“政策性农业保险是花小钱买大安”的道理深入人心,让农民真切的感受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确实是一项惠农政策和民生工程。

2.典型示范激励,吸引农户参保。种粮大户投保积极性高。庐江鸿润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鸿斌投保后说:“我这一旦受大灾,可不是几万块钱的事情了!现在国家出台这么好的政策,真正给我们搞农业的买了个心安啊!”政府可以组织陈鸿斌等现身说法,动员农户投保。另外,让个别积极投保的农户来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好处,使农户看得见,摸得着,心甘情愿。此外,由于农户投入的物化成本逐年上升,为减轻农户负担,提高农户投保积极性,中央政府应逐年提高保额标准。同时对未发生灾害理赔的种植户,在续保时逐年给与保费下浮的优惠,以激励农户积极续保。

3.创新缴费模式,提高投保概率。当前的缴费模式可以称之为农民自交式,即农民自己交保费的20%,各级政府拿80%,农户每亩只要交3元左右,即可以投保。事实显示,农户投保率并不高。应该创新缴费模式,切实提高投保率。以下四种模式,可供选择。

其一,种粮大户代理式。由于种粮大户投保积极性高,可以发挥其传帮带作用,劝其代理农户投保业务,明确其投保责权利,这样对缴费、理赔都有好处,更能加快发展某一区域政策性农业保险。其二,行政村代理式。行政村可以发挥其集体组织的功能,全权代理村民投保业务。当然,除了制定相关的政策外,经办人员一定要务实勤快,群众信得过。其三,政府代扣式。由于收缴每亩3元的保险费,需要投入大量的行政成本。而对农民的粮食直补资金也是通过政府发放。因此,可以化繁就简,从中代扣。当然,一定要跟群众讲清道理,并公布所扣项目、资金。让群众一目了然,心服口服。其四,政府代交式。由于田亩数不明确,在发放粮食国家直补资金时,引发很多负面效应,政府政策意图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可以结合农业保险,来核实田亩数,然后公平发放各种惠农资金。国家可以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内代替农户上交保费,以查清农户土地的真实数据。这样既能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又能获得真实的土地数据,可谓一箭双雕。所花费用,也不占多大的资金盘子。

4.加大保险力度,吸引农户参保。保险公司要尽快健全网络,及时查勘理赔,让农户切实感受到投保的好处,使其心甘情愿主动投保。

5.加快土地流转,加快发展保险。农户居住分散,且人均土地少,即使全部参加保险,保险公司也难以应付。从实践来看,查勘、理赔的程序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行政成本,这难免制约保险公司的工作效率,影响农户的期望值。政府应该在开展农业保险的同时,加快土地流转,培养种植大户,这样既能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户收入,又能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

6.尽快制定《农业保险法》,提供法律支持。对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作用也应以法律形式予以具体明确。西班牙农业产值50%以上来自于种植业。1978年,该国《农业保险法》颁布后,农民参保意识明显增强了。

参考文献:

[1]方华.保障稳产增收 政策性农险欲加快步伐[EB/OL].金融时报,www.cnfol.com,2009-02-04.11:11.

我国保险产业的发展路径初探 篇4

1. 我国保险行业存在的问题

1.1 保险市场不健全, 严重阻碍保险行业发展

市场经营主体较少。与国际经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目前仅有25家保险公司, 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我国保险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被少数几家瓜分 (人保、太平、平保) , 无法形成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 精算体制、精算协会未成立。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 精算体制的建立对寿险业科学稳定的经营是至关重要的。

1.2 产品周期较长

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 基本上是投保人有需求, 公司就能开发出所需要的产品。而我国保险业在产品创新方面显得不足, 以家财险为例, 目前各公司的产品基本与20世纪80年代的条款费率相差无几。据统计, 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52元, 人均居住面积7平米;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703元, 人均居住面积21平米, 分别增长9倍和2倍。人民生活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而我们还采用老的条款费率显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1.3 保险费较高、总准备金不足

据统计, 1985~1993年间国内保险业务赔付率平均为47.2%, 其中企财险为55.3%, 生死两全险为58.6%, 国际险赔付率为44.1%。根据公式: (已知赔款) / (总保额) 计算, 国内外险分别为0.41%和0.17%。目前的国际保险市场保险费率存在普遍下调的现象, 而我国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保险业准备金提取不足, 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重大赔付事件 (如卫星发射失败) , 往往会使保险公司陷入赔付危机。

1.4 人员培训不足, 造成服务创新张力不够

我国保险业发展迅猛, 迫切需要大量人才, 而我国各院校所开设相关专业并不多, 众多从业人员仅只经过简单培训即上岗, 并未受过系统的相关训练, 更不用说高级的精算人才和管理投资人才。人才的缺乏使得一些险种的开设受到较大限制, 险种的设立需要精算师承担对风险分析和科学的计算工作, 它要求精算师对社会学、系统学、数学、财务管理等学科的精通, 才可承担设计险种;而大量的保费需要投资管理人才对其进行财务管理, 合理投资以确保其保值和增值。

2. 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路径

2.1 完善市场体系, 转变增长方式

有步骤地批设新的保险公司。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和精算体制, 为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建立较好的宏观环境。加强保险市场与其它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联系和沟通。要转变增长方式, 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粗放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保险业的粗放发展主要体现在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低效率上;公司管理水平比较低, 经营成本特别是部分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不断攀升;依靠简单的费率和手续费竞争占领市场, 保费大量流失, 行业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对保险资源的利用比较粗放, 部分公司追求短期利益, 对保险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 严重损害了行业的整体形象。同时, 当前保险业的区域结构、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等方面还不尽合理, 尤其是产品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保险公司处理传统业务与新业务, 保障型产品与投资型产品, 短期性业务与长期性业务等方面关系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2.2 调整税率, 鼓励公平竞争

国内保险公司与外资保险公司无论在管理还是税收上都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管理应统一, 避免出现政出多门情况。根据险种的不同, 适当调低税率, 保护我们国家新兴的保险业。根据《Sigma》1994年统计, 火险, 荷兰税率为7%, 意大利为17%, 法国为30% (最高) 。而我国无论何种险种, 都是统一税率, 搞一刀切。考虑到保险业维系着社会稳定并面临市场准入的威胁, 以及国际保险业税赋水平,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保险业综合税率应为20%~30%较为合理。

2.3 培养精算及投资人才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精算师, 许多生命表仍然使用日本的第二、三回生命表, 致使责任准备金计算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尽管当前投资品种单一, 但随着投资渠道拓宽, 对投资人才的需求会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要加强精算及投资人才的培养、储备, 才能促进保险市场的发展并使之立足于不败之势。

3. 结论

我国保险业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高度注意存在的各种问题, 要对问题的本质和成因有清楚的认识, 在保险业发展实践中切实加以解决。要把解决存在的问题作为保险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保险市场现状, 指出了目前国内保险业的缺陷与不足, 并指出未来我国保险产业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保险,投资,精算

参考文献

[1]陈敏.浅谈我国保险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商业, 2008, (5) .

[2]方芳, 安祥林, 杨爱荣.浅谈我国保险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07, (4) .

中国保险业发展路径 篇5

重庆市保险学会成立大会纪念 钱波/摄

赵老还保留着刘伯承给他签发的委任书

赵老收集的老保单

赵同生，一位将一生献给了保险事业的88岁老人，见证了渝中乃至重庆市保险业发展的每一步。

提及保险业的百年发展史，这位元老级的保险人说：“重庆是我国西部地区最早开办保险业务的大城市。自1891年开埠以来，保险业的起步和发展都是以渝中区为据点，所有的市级保险公司都设在该区境内。”

开埠以后

外商保险一度垄断

1891年重庆开埠，随着出口贸易的打开，外商接踵而来，英商太古、怡和、隆茂洋行、日商三井洋行和英、法等国的一些洋行在经营工商业和仓储、航运业务的同时，开始经营保险业务。

“从1892年起，英商利川保险公司和永年、永明寿险公司等专业机构，相继在渝中区的小什字到太平门一带成立。”赵同生回忆说，截至上世纪30年代，这些机构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和业务上的便利等，基本形成了外商保险垄断的局面。

从1939年起，赵同生开始在重庆、西安等地中保公司从事保险工作。“从上世纪30年代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民族保险业开始兴起。”

抗战前夕，仅专营保险的公司就有13家，1935年全市保费收入达150万元，赔款20余万元，“除了与银行贷款有关外，其他业务还不多。”

抗战时期

各大机构一派繁荣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工业纷纷西移，我市经济发展和城市人口骤然增长，国内各大保险公司领导机构相继来渝，一时间，我市成为了抗战大后方的保险业中心。

“截至1945年，全市设有50多家保险公司和大量代理网点，其中，8家官办公司、7家地方公司和其他全国性及小规模的民营公司都集中设在渝中区。”赵同生告诉记者，那时的险种除了火险和货运险，开始出现人寿保险，为了适应战争形势，还增办了陆地兵险、运输兵险、信用保险等。

赵同生说，这一兴旺局面持续时间不长。抗战后期，社会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不稳定，渝中乃至重庆的保险业日益衰退，有些工商企业因向银行贷款而不得不参加保险，然而，一旦发生灾害事故，理赔时间迟延，所得赔款所值无几，“到解放前夕，保险企业仅剩十几家，且多名存实亡。”

解放以后

中国人保一枝独秀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不久，重庆市军管会金融部派人接管了原中国保险公司、中国农业保险公司等，组建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渝中区打铜街38号营业。不久后，川东地区分公司和重庆市分公司相继在渝中区成立。50年代，赵同生先后担任了人保西南区和重庆市公司防灾理赔科长。

“50年代，我市保险员工最多时有三四百人。1959年初，中央宣布停办国内所有保险业务，机构撤销，人员被调回人民银行。”赵同生略显感伤地说。

改革开放

恢复前期一无所有

1979年，国务院决定逐步恢复国内保险，我市也委派赵同生等开始筹建人民保险重庆市分公司。

“当时，保险已停办20年，社会保险意识淡薄，机构、人员、房屋设备，一无所有，比解放初期首次创业还难得多。”曾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副经理的赵同生很激动地说，“对于我们这些憋了整整20年的老保险人来说，困难再大，都不愿放弃。”

没有人才，他们办起了保险专修班；没有办公用房，就从银行借，20多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没有经费，先向当地中国银行借来一万元作开办费；没有业务设备，因陋就简，连业务单证都是用油印代替；没有业务用车，就凭“一张嘴巴两条腿，三个文件身上揣（中央和地方关于恢复国内保险的文件）”……

1980年1月3日，渝中区新华路74号市人民银行里，新的人民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正式成立了！

1992年起，太平洋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相继在渝中区建立了分公司，标志着我市保险业开始打破一家公司垄断的局面。

直辖以来

渝中保险一马当先

“重庆直辖以来，永安、天安、泰康、华泰、太平、安诚等国内保险公司陆续在渝中设立了保险机构，中美大都会、利保保险等外营和中外合资公司也先后入驻渝中。”赵同生说，截至目前，全市已有3家保险法人机构、1家区域总部、17家产险分公司、13家寿险分公司在渝中区成立，全市还有众多中介和代理机构及大量区县分支公司、营销网点。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我市从事保险业务的人员已增至5万多人。2008年，全市保费收入200多亿元，渝中区保费收入占1/3还多，呈一马当先之势。2000年，我市成立保监局，使保险市场在扩大的同时，市场秩序也得到逐步规范。

中国保险发展指数首度发布 篇6

指标体系的设计依据与原则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编制指数的基础，中国保险指标体系，是以“新国十条”中2020年发展目标作为政策理论依据，并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导向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该指标体系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用以反映我国保险业总体发展情况，通过计算总指数实现;第二个层次用以反映我国保险业在基础实力、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4个领域的发展情况，通过计算分领域指数实现;第三个层次用以反映各领域内具体指标发展情况，由25个指标体现。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法，利用2010-2014年数据测算总指数和分领域指数。

保险综合发展实力稳步提升

从总指数看，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以2010年为100，2014年中国保险发展指数为109.1，年均增长2.2%。2014年，保险业实现快速发展，整体实力显著增强，改革创新不断深化，服务能力有所提升，成为影响全球保险格局的重要力量，总指数同比提高2.8个点，提升幅度最大。

保险基础实力不断增强

基础实力主要从承保和投资角度，反映保险业发展的速度和结构状况，以及资金运用效果。“十二五”期间，中国保险业保费收入逐年增长，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主体结构日趋完善，资金运用能力稳步增强。2014年基础实力分指数为110.4，比总指数高1.3个点，对总指数的贡献率为41.0%，贡献最大。与上年相比，指数提升了3.9个点。

保险服务能力显著改善

服务能力主要从服务经济和保障民生角度，反映保险业对国民经济和金融业的贡献，以及保险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的作用。“十二五”期间，中国保险业承保范围不断拓展，风险保障与损失补偿功能凸显，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增强。2014年服务能力分指数为109.9，比总指数高0.8个点，对总指数的贡献率为32.4%，贡献较大。与上年相比，指数提升了3.1个点。

保险创新能力有所提高

创新能力主要从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角度，反映保险业人才投入、新产品产出情况，以及渠道创新等情况。2014年创新能力分指数为107.3，比总指数低1.8个点。与上年相比，指数提升了0.5个点。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保险业创新潜力巨大，在互联网渠道创新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模式创新。

保险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

国际竞争力主要从国际比较和对外开放角度，反映我国保险市场和保险企业在全球的位置，以及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情况。2014年国际竞争力分指数为107.9，比总指数低1.2个点。与上年相比，指数提升了3.2个点。保险业国际竞争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保险业发展路径 篇7

一、黑龙江省保险业发展现状

(一)原保费收入情况

2014年黑龙江省原保费收入约507亿元,同比增长31. 94% ,其中财产险收入约122亿元,同比增长7. 40% , 人身险收入约385亿元,同比增长42. 25% 。在黑龙江省经济下滑的情况下,2011—2014年原保费收入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保险深度稳步提高,保险业在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中地位不断提升( 见图1) 。

(二)原保费赔付支出情况

随着原保费收入的增加,保费赔付支付也在增加。 2014年,黑龙江省原保费支付约154亿元,占原保费收入的30. 5% ,保障社会能力不断提高,在保障黑龙江省人身和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小受害人损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市场主体发展情况

近年来,黑龙江省保险业形成了以保险机构主体和保险中介主体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服务网点不断增加,保险产品不断丰富。在为不同人群提供专业化、 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各保险公司大力推动农业保险改革创新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以点带面,全省保险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

二、黑龙江省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保险市场发展不平衡

当前黑龙江省保险业市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 第一,区域保险市场发展不均衡。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之间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并且这种不平衡有加大的趋势。如,2014年大兴安岭地区的原保费收入约为1. 18亿元,哈尔滨市的原保费收入约为39. 7亿元,两者相差30多倍; 第二,险种发展不平衡。2014年黑龙江省人身险保费收入约385亿元,全国排名第11位,财产险保费收入约122亿元,全国排名为24位。

(二)保险产品结构不合理

黑龙江省内多数保险公司重视投资型产品销售,而忽视传统保障型险种发展。保险产品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人身险领域,保障性强、保费收入较低的业务发展滞后,而投资性强、保费收入较高的业务发展较快; 在财产险领域,车险占比较高,各种责任险、工程险、家财险和信用保险等产品发展滞后。

(三)发展方式落后,管理水平较低

黑龙江省保险业前期发展主要靠“铺摊子”方式推动发展,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使个别保险主体重业务量的提升而忽视了管理水平的提高、重中短期发展而轻长期的发展战略,从而造成经营管理水平相对滞后,代理体制、保险人才特别是高级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

(四)保险人才培养相对滞后

随着省内分支机构的快速延伸,机构扩张与人才储备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各大专院校保险专业、 保险课程开设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且开设课程与保险行业的需求存在脱节,造成学生就业难和保险公司人才难觅的“两难”现象。另一方面, 随着保险业快速发展,竞争加剧,业务创新、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保险业人员结构失衡矛盾逐步显现,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核保核赔人员、市场营销人员严重短缺问题突出。保险专业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整体素质偏低, 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制约黑龙江省保险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

三、黑龙江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推进农业保险改革,提高农业保险保障程度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业保险平稳发展,不断发挥功能作用,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作为中国的大粮仓,黑龙江省从2008年开始推行农业保险费补贴试点改革,推动玉米、大豆、小麦、水稻4类种植业品种和能繁母猪、奶牛等两类养殖业品种的保险费补贴改革,截至2013年底,全省收到农业保险费保费补贴达29亿元,为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农民收入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黑龙江省应在 “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改革,建立考核制度和财政补贴效率评价体系,释放农业发展潜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且还要适应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的发展趋势,大力开展互助合作保险试点。

(二)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保险业务的技术含量

科学技术对保险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黑龙江省应抓住科技进步发展的机遇,加大保险业的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推进保险业服务模式和销售渠道创新。借助各种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使保险的服务关口前移,实现基本上全覆盖的保险服务体系; 简化理赔流程,实现服务方式的创新。

(三)增强保险业自主创新能力,释放保险业改革红利

阿诺德·希尔金指出“创新,总的来说指所有种类的新的发展。”保险创新则指改变了保险结构的保险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针对我国目前金融、保险的发展状况,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 在我国保险领域存在着的潜在利润,由于现行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手段使这种潜在的利润无法正常获得,因此在保险领域要进行改革,包括保险体制改革和保险手段的改革,这种改革就是保险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为保险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保险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且要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黑龙江省在发展创新保险产品的同时, 要切实改革保险手段,鼓励和支持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产品服务,减少同质化竞争,降低经营成本。通过保险体制和保险手段的改革,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创新,释放保险业改革红利。

(四)提升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

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及发展路径 篇8

农业保险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主要保障的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种可保风险。它是保障农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险种, 是农业风险管理和灾害救助方式之一, 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农业保险最早始于200多年前西欧的农作物雹灾保险。在欧美发达国家, 在其工业化初期阶段, 由于农业收益下降, 农业即处于被保护状态,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 农业的“适度保护”政策也始终坚持, 农业保险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在我国, 新中国建国初期曾有过农业保险, 上世纪70年代中断, 80年代逐渐恢复。此后, 农业保险业务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两公司的尝试和地方政府的参与下, 在1992年曾达到历史高峰。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农业保险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也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自从2004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上海、吉林、黑龙江、江苏等地开展试点以来,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和保险覆盖面呈现出快速扩张的态势。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8年我国农业保险共实现保险保费收入110.7亿元, 比上年增长1.1倍;赔款69亿元, 增长1.1倍, 受益农户1098.7万户次。但总体看,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农业产值的3.2‰, 覆盖面积仅占我国耕地面积的1/4, 发展模式还不成熟, 对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相对有限。

(一) 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逐年上升, 农民投保意愿日益强烈

农业是个“靠天吃饭”的特殊产业, 受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 一旦遭遇天灾人祸, 几乎所有的损失都压在农民的肩上, 他们一般难以承担。不参加农业保险, 使农业这个弱势产业丧失了唯一可以得到保障的机会, 无法分摊风险, 也使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负担更加沉重。

其实, 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 农民的投保积极性并不高, 一是存有侥幸心理, 认为买保险加大了“机会成本”;二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 保费支付能力较弱;三是保险公司的赔付率相对偏低。另外, 我国一直实行大灾政府直接救济制度, 造成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缺乏主动防范和规避风险的意识。而且, 与大多数保险业务一样, 农业保险的供给要求满足特定的最低参保率, 在达到规定参保率之前的农业保险需求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潜在的需求, 这实质上是一种消费者福利的损失。[1]

大灾救济制度的费用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民政部门负担, 这种模式不仅让国家投出了大量的财力, 而且不利于健全的农业风险防范体系的形成, 也使农民失去了更多的补偿和保障。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台风、禽流感等带来的巨大危害以及保险对风险的分担与转嫁, 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投保的重要性;再加上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 农民生活质量与支付能力逐步提高, 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断上升。然而供给与需求不成比例的发展趋势, 使广大农民陷入了投保无门的尴尬境地。

(二) 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 保险公司服务不到位

对保险公司而言, 一是农业保险收益不高, 加上不可预测因素多, 这种“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与保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相背离, 保险公司不愿涉足;二是目前农业保险的险种较少, 与农业经营的多样化不相称;三是保险条款过于复杂, 操作困难, 而且缺乏一定的宣传力度;四是缺乏分保制度或再保险途径, 一旦遇到破坏力强的自然灾害, 如2008年的特大雪灾和地震、2010年初的旱灾和夏季的洪灾等等, 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过大。

我国农业保险目前面临着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双重制约:一方面, 如果按商业化操作的要求制订保险费率, 农民保不起;另一方面, 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订保险费率, 则保险公司赔不起。农业保险市场潜力巨大, 保险公司希望加快发展, 但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又令其望而却步。

(三)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不足, 政策不够健全

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 在市场中要遵循准公共产品经营原则, 需要政府介入以避免市场失灵。从国内外经验来看,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业务, 政府应该在农业保险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如果没有政府的配套制度支持, 将不能得到有效发展。目前, 我国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制度性的农业保险支持政策体系, 所以, 当前农业保险试点中所得到的政府支持政策仅仅是试点当地政府所提供的有限支持, 而且, 受地方政府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 基层政府客观上无法为农业保险试点提供足够的支持。另外, 目前政府对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除免征种植业养殖业险的营业税外, 在所得税、财政补贴等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四) 市场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巨大

尽管现代农业已发展多年, 但农业生产在一些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 仍然脆弱不堪。近年来, 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呈现出发生频率加快、灾害种类增多、影响范围扩大、危害程度加重、灾害发生不确定性加剧等特征, 经济损失十分严重。2007年, 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7.85亿亩, 其中成灾面积3.73亿亩、绝收面积7134.5万亩;2008年, 农作物受灾面积39990千公顷, 绝收面积4032.2千公顷, 其中仅2008年初的雪灾就导致农作物受灾面积11874.2千公顷, 绝收面积1690.6千公顷;2009年初, 我国北方降水减少七成全国近43%小麦受旱;2009年5月, 全国自然灾害受灾人口2250.2万人 (次) , 农作物受灾面积11727千公顷,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48.2亿元。[2]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这块“大蛋糕”还是比较诱人的。

二、我国加快推行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业的基础地位难以动摇, 而另一方面, 在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下, 在农村普遍实行承包责任制、农田分散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下, 农业的“弱质性”特征十分突出, 农业生产经营存在着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 随时可能发生的旱、涝、虫等灾害, 以及信息不对称、价格波动等因素, 都会给农民带来巨大的常常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尤其是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影响着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进而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 削弱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而农业保险是防范农业生产风险、化解农业灾害损失、创造良好农业生产环境的一项制度创新, 也是创新财政支农方式的重要手段。切实做好农业保险工作, 对于推动“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具有重要作用。[3]

总的来看, 农业承受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 特别是自然风险难以人为控制;另外, 农民不敢调整产品结构, 就是怕万一与市场不对路难以承受经济损失;因此, 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必须为农民系上一根“保险带”。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和高附加值农业的迅速发展, 农民所承担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也不断加大, 农民有必要寻找一个载体来分担自己的风险, 这使得农业保险在农业中的地位必将越来越重要。当前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 与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很不相称。从严格经济意义上来说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农业保险机制。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实际上还处于高度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状态。为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有必要进一步开拓与发展农业保险市场。

三、加快推行我国农业保险的途径

(一) 尽快推进农业保险立法

在农业保险发展的过程中, 立法的迫切性逐渐增大, 相关法律的缺失,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保险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目前世界上大约有50多个国家实施了农业保险, 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 各国的农业保险都特别制定了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 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 规范其制度和行为, 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协调运转。如美国在1938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 1994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日本于1947年将《牲畜保险法》和《农业保险法》修订统一为《农业灾害补偿法》等。我国现行保险法也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 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健全我国农业保险法规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尽管我国《农业法》、《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有原则性的规定, 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农业险自1982年起步, 至今已接近30年, 发展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应尽快列入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 使农业保险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发展。可先在试点的基础上制定试行《农业保险条例》, 在条件成熟时出台《农业保险法》, 从各个方面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和规定, 使之逐步走向成熟。

(二) 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在农业保险中, 农民和保险公司之间同样存在着利益的博弈, 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使得农业保险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易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此外, 由于保险人财力有限, 农业保险风险过大、成本过高, 一般的保险公司不可能持续经营, 最后通常会造成农业保险市场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介入就非常有必要。比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探索保费补贴、给予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经营费用补贴、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税收优惠等多种财政支持方式。国际上有的国家采取政府承担一部分, 银行承担一部分, 农民自己承担一部分, 三方共同分担。如菲律宾农业保险的保险费分担办法是:政府承担50%, 农民贷款的银行承担25%, 农民自身承担25%;在日本,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约占赔偿费的60%;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政府农业保险补贴甚至高达80%;而还有些国家是从政府设立的农业风险基金或者农作物灾害基金中拿钱交一部分保险费。

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实践表明, 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按照纯商业化模式运作, 既然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 它不以赢利为目的, 而是要借助于税收杠杆的财政积累来补贴农业, 所以农业保险应该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 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 统一进行农业保险的产品设计、管理和经营, 建立政府主导和管理、市场化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模式。而且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属于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绿箱政策”, 因而是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的有效工具之一。我国从2007年开始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 2008年试点范围已经由6省区扩展到16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保费收入已达110亿多元, 到2010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展。就笔者所在安徽省, 各级财政共出资80%的保费, 农户出资20%, 也就是说原本每亩10.4元的保费农户只需每亩出资2.08元。但总体来看,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农业产值的3.2‰, 覆盖面积仅占我国耕地面积的1/4。显然, 提高覆盖面和加大渗透度, 已经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下一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 引入相互制保险公司

与股份制公司不同, 相互制保险公司是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 它具有经营灵活、成本低、适于道德风险较高的保险业务等优势, 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大多采用这一形式。它最早起源于农民之间自发的互助式的救助方式。作为一种保险险种, 它需要农民付出小额的保险费用, 但却能在遭遇风险时获得较大补偿。2005年1月11日, 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挂牌成立, 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在业务开拓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另外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和法国安盟保险成都分公司外, 安徽国元农业保险公司也得以快速发展。尽管目前我国的保险法、公司法尚未对这种组织形式有所规定, 但是中国保监会已经开始尝试着在国内农业保险试点中引入相互式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 这不仅可以有效避免道德风险, 而且对非寿险保险企业的经营组织形式也有借鉴意义。

(四) 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

在巨大灾害损失面前, 农业保险之所以表现得无能为力, 除了覆盖面窄外, 还因为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大范围的旱灾、水灾、震灾等, 往往带来农业的巨大损失, 而普通商业保险很难承担, 一般都需要通过再保险这一途径寻求风险的分散转移。但往往因为农业保险的特殊性, 难以寻觅再保险业务的承接人。这个矛盾不解决, 农业保险业务就难以顺利开展。应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 扩大国家再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把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作为重要的业务内容, 努力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我国农业再保险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只有中国再保险集团开展农业再保险业务, 而且经营业务仍然偏少, 相关的灾害统计数据还不完善, 具体操作仍不规范, 与农业保险业务的迅速发展还不相适应。

在国际上, 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国家大都通过提供再保险或者承担超赔责任等方式, 对分散农业巨灾风险做出制度性安排。法国在1840年就成立了第一家地区性互助保险公司, 1986年该公司被正式确定为法国农业互助保险集团公司;在美国, 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原保险, 政府提供再保险;日本的经验是共济组合经营原保险, 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一级再保险, 政府提供二级再保险。

(五) 加强农业保险经营的多样化

引导、鼓励、支持保险公司通过创新大力开发农业保险市场。一是产品创新, 要根据农业、农民、农村的多元化需求, 因地制宜, 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地开发多样化产品, 特别是要开发针对高新农业、产业化农业、外出务工农民、失地农民的保险产品, 将产品覆盖面从传统的种养两业拓展到涉及农业和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二是服务创新, 要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 通过强化防灾防损服务, 提高农民防风险能力, 将风险防线前移。有条件的地区, 可积极探索承保农作物市场风险。三是营销渠道创新, 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 通过直销与间接销售相结合的方式, 充分利用农村合作组织、农信社、农业龙头企业等中介机构的优势, 将农业保险的网络延伸到最基层的农户。四是体制创新, 应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采取自办、与公司联办或委托公司代办等形式, 灵活有效开展农业保险。[4]各地保险、财政、税收、农业、卫生和防疫等相关部门应建立协调机制, 相互配合, 共同支持农业保险发展。

(六) 加快农业保险试点步伐

中央确定的补贴险种以“低保障、广覆盖”为原则确定保障水平, 保障金额原则上为农作物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2007年4月, 中央财政拿出10亿元, 在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等6个省 (区) , 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2008年财政部决定在六省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 将试点地区范围扩大到16个省 (区) , 中央财政将对其水稻、玉米、小麦、棉花和油料作物五险种给予35%的保费补贴。2009年试点范围又扩大到17个省 (区) , 新增了对林木保险的保费补贴, 同时加大了对种植业保险补贴力度, 中西部12个省 (区) 达到4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农垦总局的保费补贴比例提高到65%。这将大大减轻农民经济负担, 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 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化解财政隐性负担。

从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来看, 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大多经历了“先试点、后推广;先立法、后实验;先起步、后完善”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或长时间的可行性论证。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 遵循“先试点、后推广;先立法、后实验;先起步、后完善”的原则, [5]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形成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参加、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体系, 使它真正成为农民的“保护伞”。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同时农业又是一个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和在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双弱质产业”,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但是我国农业保险却起步较晚, 而且覆盖面小, 保障能力低。本文在分析我国农业保险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加强农业保险的法制建设、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和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 促进农业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农业再保险

参考文献

[1]孙香玉, 钟甫宁.对农业保险补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8 (2) :4-11.

[2]民政部.2009年5月份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EB/OL].民政部门户网, 2009-06-15.

[3]宋佳益, 李立楠.切实做好农业保险工作[N].经济日报, 2009-06-03.

[4]郭左践.中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中国金融, 2006 (11) :51-52.

中国保险业发展路径 篇9

作为保险业一定时期内在人类社会主流文化下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1],保险文化对于保险企业个体而言,属于企业文化,而对于保险行业而言,它则属于行业文化[2]。优秀企业文化能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的价值,这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识。从保险业内部而言,保险文化可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同时还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员工达到教育与约束的目的;从外部而言,保险文化对于开拓保险市场,树立保险行业形象以及增强保险行业整体的竞争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监管层面也非常重视保险文化的建设,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早在2008年就特别强调了加强保险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塑造与现代保险业相适应的先进保险文化”的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逐步加大了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开业,拉开了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序幕。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境内保险市场已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除以独资形式在华设立保险公司外,更多的是通过中外合资的形式登陆中国保险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保险公司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在国外设立分公司及代办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必然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相互影响,而“具有两种及其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就是跨文化”[3]。在开放的环境下,随着外资的逐步引进,国外的保险营销理念与理财方式必将对中资保险公司产生影响,中外保险文化必然会在中国本土出现交汇、碰撞与冲突。与此同时,中资保险公司海外市场的开拓也必将面临着中国保险文化与国外保险文化的交融。

保险业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为中国保险业造就了跨文化的环境。本文基于“洋为中用”的思想,探讨在跨文化的环境中通过吸收国外保险文化的优秀成分,抛弃中国保险文化中阻碍生产效率提高的“糟粕”,来促进中国保险文化的创新,真正塑造出与现代保险业相适应的保险文化。

二、中西企业文化对比及跨文化融合创新必要性分析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经过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而西方国家大多经过了工业化文明的洗礼,由工业文明和物质社会逐步过渡到了信息文明和信息社会。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积淀也使中西方企业文化表现出差异性。与西方企业文化相比,中国的企业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等文化惯性使中国企业更加突出强调“领导决策的作用”,中国管理层具有较高的权威。人们比较容易接受上层的领导和服从权威的安排,在企业内部平等化程度偏低。而西方企业则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创意,允许员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权力差距较小,重视专家和合法的权利。

2.集体主义的取向。中国企业注重和谐和稳定,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以集体利益为重,侧重企业业绩的创造和价值的提升,而对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员工的成长以及满意度的提高重视得不够。而西方企业文化则突出追求卓越,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注重个体的生存价值和自由发展,并构建了机会均等的文化氛围。

3.情义主义至上。在供销方面,销售网络对中国企业产品的买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品质量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因此中国企业十分注重关系网络的建立,力求保持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同时,家庭、家族、亲戚与朋友等社会关系构成了我们赖于生存的集体,对待“圈内”与“圈外”往往不能一视同仁,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普遍。“人情”和“面子”的成分也构成了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而西方企业则注重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把企业事务与家庭事务截然分开,习惯于用制度化、规范化和条理化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事务。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权威的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执行效率,但是也容易导致武断的决策并阻碍技术的创新。同时集体主义的导向也忽视了个人价值的实现,难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影响员工潜力的充分发挥。另外,注重情义主义的倾向也给保险企业带来了过高的关系维护成本。

保险文化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文化共性,同时它也是对个体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的概括与总结。因此,中国的保险文化同样既有其有益的成分,也有消极因素。“历史已经证明:越是能够主动促使自己文化实现创新的民族,文化力就越强大,越是能够站在世界民族文化的先进行列之中”[4]。因此,在国际交往不断加深与对外开放逐步深化的当今时代,中国保险业应该积极促进中外保险文化的交汇,并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使中国的保险文化自觉接受国外保险文化的涤荡与洗礼,通过吐故纳新式的跨文化融合创新来重塑中国的保险文化。

三、中国保险文化跨文化融合创新的实施原则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在开放环境下中国保险业必定会更多地面临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人的国际交往,同时文化形成的历史积淀性也决定了中国保险文化融合创新也并非能一蹴而就。另外,保险文化的重塑应结合保险业的特点,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判定保险文化演进方向是否正确的一个标准。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保险文化在与国外保险文化进行跨文化融合中,其重塑与创新应采取如下的实施原则。

(一)平等互助,合作共赢

人是文化的承载主体也是文化的创新传承者,保险文化跨文化融合创新的主体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外保险企业的员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一直奉行的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因此,在跨文化融合中中国也应贯彻平等互助、合作共赢的指导原则。只有充分尊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外保险企业员工,才能赢得对方的认可与信任,进而为双方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不同的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并没有绝对的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积淀时间长短的不同和演变路径的差别。因此,我们提倡的是跨文化融合而不是整合,整合往往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生硬态度,而跨文化融合则能充分体现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友人的尊重和对不同保险文化的认同,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时在国际交往中,只有通过合作互助,追求多方共赢的目标,才能确保中国保险文化跨文化融合创新具有持续性,进而形成深厚的保险文化底蕴。

(二)以国际化战略为导向,与本土文化相兼容

在开放的环境下,中国保险业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其目的都是为了融入国际化的大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的配置。保险文化的跨文化融合创新,一方面应该服务于中国保险业国际化战略导向,否则,中国保险业就不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跨文化融合创新均是在东道国的民族文化环境下进行的,中国保险文化对国外保险文化优劣成份的“扬弃”以及融合创新成功标准的确立,都必须考虑到与东道国民族文化的适应性。因为民族文化的创造主体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而作为微观层面保险文化的重塑与创新者则是保险业员工,相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保险从业人员的力量相对较弱,在短时间内要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是不现实的。因此,保险文化的跨文化融合创新只有从整体出发和全局着眼,才能确保保险文化重塑的适应性,进而才能使中外保险文化的优秀元素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并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三)短期求同存异,长期相融共生

跨文化融合从时间跨度来说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文化积淀的长期性和变革的迟缓性要求我们,在短期内对中外双方不同的文化必须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努力寻找中外双方的文化共识,求大同存小异,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信任,为双方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从长期来看,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都是不断发展演进的,中国保险企业在逐步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应努力推动文化的创新,从国外的民族文化和保险企业的组织文化中吸取精华,使双方的文化相融共生,相得益彰。短期求同存异、长期相融共生的跨文化融合创新原则,体现了对文化演进客观规律的尊重。

(四)以诚信为根本,以综合竞争力提升为导向

保险业经营的是承诺式的服务产品,只有打造出诚信的服务品牌,才能赢得公众的认可,进而才能使更多的潜在顾客变为现实的顾客,推动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诚实守信是保险企业的立业之本,是保险文化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开放的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作为一种外部压力,也迫使中国保险业不得不把提高自身的国际综合竞争力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优秀的企业文化具有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独特性,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精神支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的竞争将是企业间最根本也是最终的竞争[5]。因此,中国保险文化在跨文化融合创新的过程中,所重塑的保险文化是否优秀,应该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保险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内控机制的完善和综合国际竞争实力的提高为检验标准。

四、当前中国保险文化跨文化融合创新着力点透视

中外双方各自的文化都有其精华也都有其“瑕疵”。中国保险文化在与国外保险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既不应对别的文化进行全盘否定,也不应不加选择地对国外的保险文化全盘吸收。认真分析各种文化成份的优劣,在保留自身优秀文化的同时,有选择地吸取外来保险文化的有益成份,选择外来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其与中国的保险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是理性明智的选择。就目前中国保险业的现状而言,我们认为,中国保险文化跨文化融合创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纠正用人机制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为人本文化注入积极的因素

一些国有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层的选拔任命上,过分注重社会背景、人脉资源,而对业务工作能力和贡献等因素考虑得过少,致使一些德才兼备的人得不到施展才能的平台。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关系和背景的大社会环境下进行经营,面子、关系、背景和人情等因素固然需要进行考虑与权衡,但是不应成为用人机制上的一种主流文化价值观,将其作为一种次文化或亚文化来对待,也许更为合适一些。卓越的才能、出色的工作表现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应该作为用人选人、聘用经营管理层的主要参考指标和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在组织中形成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个人的成长与企业的成长联系起来,为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为员工的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为各种类型的人才提供一个准确合理的目标定位。

(二)加强执行文化的建设刻不容缓,为内控机制健全提供可靠的保障

正如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企业家对话时,回答一个企业家“你讲的和我们知道的差不多,为什么中美企业之间的差距却那么大”的提问时所说的:“你们知道了,我们做到了”。中国保险行业各种规章制度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存在打折扣出偏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执行力的弱化等现象,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内控制度形同虚设,最终导致了一些保险公司案件高发、频发。也正是执行文化的缺失,才最终导致中资保险公司与外资保险机构等国际上先进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仅有差距,而且差距相当大。规章制度不论多么完善,如果得不到很好地贯彻落实都将只是一纸空文,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因此,中国保险公司不仅要把先进的经营理念具体化为各种实施方案,贯彻到实际操作中去,还要从管理层做起,从高管到基层员工层层抓落实。执行文化的创建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而重点和难点却在管理层,抓住“重要的少数”,进而形成巨大的辐射效应,通过管理层的示范作用,使执行文化的建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突出风险文化在保险业经营的独特重要性,切实从源头上防控各种风险

作为聚多家之财分担风险的金融企业,保险公司的每笔业务都与风险相伴而生。风险意识的淡薄和风险文化的缺失,在保险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为地引发各种内生性的操作风险,而操作风险往往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相伴而生,并加大信用风险的冲击力度。因此保险业应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改革,把提高全员的风险意识提高到战略的高度,突出风险文化在保险业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要增强员工的风险识别能力,调动参与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完善风险预测、分析、报告、控制、处置与监督机制,及时把各种潜在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要从政策、舆论、价值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方位引导员工,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使风险管理的思想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深深印到他们脑海里。可以说各种风险防控的操作技术只是管理风险的硬件,而风险意识的增强和风险文化的构建则是管理软件,硬件只有在软件的驱动下,才能更好地运行。

(四)明确服务对象与重心,创新服务方式,突出保险业的文化特色

梁漱溟指出:“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到人伦关系上面去了”[6]。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中,关系是无所不在的。注重关系、人情和面子的这种文化氛围,使得我们的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们,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人际关系的协调、维护与平衡中。在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相应地用于改善经营管理、创新服务方式进而增强企业竞争实力的精力就会有所减少。保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走出整天忙于应酬的怪圈,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客户需求的调查、目标市场的细分和营销策略的设计上,在引进国外先进服务理念的同时,根据自身的经营规模和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目标客户群;在此基础上,把保险创新与改善服务紧密结合起来,研发保险新产品,推出适合顾客需要的业务种类,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优质高效的服务、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创建自身独特的行业文化。

(五)注重跨文化人才培养,组织跨文化融合培训

人既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跨文化融合创新的推动实施者。由于在跨文化的环境中众多中外保险企业会全面接触与碰撞,因此,保险文化的跨文化融合创新需大量的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优秀人才。“跨文化能力是在跨文化的情景中有效地进行交流并能恰当地融入各种文化语境的能力”[7]。因此,中国保险业在实施保险文化的跨文化融合创新过程中,应该注重跨文化人才的培养,以尽快提升其跨文化能力。一是可通过外派人员到海外保险公司进行实习,零距离感受中外民族文化与保险企业文化的差异,在提高外语水平的同时,了解国外的风俗习惯与价值观念,并熟悉国外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与运行机制,逐步培养自身的跨文化融合能力;二是可以通过开办中外合资形式保险公司等方式,吸引国外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高级管理人员入职中国保险企业,零距离地感受国外优秀的保险文化,以便中国保险企业能更好地借鉴与吸收外国的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中的精华;三是要设计跨文化培训的系统课程,从语言交流、感知文化的差异、掌握对方心理、处理文化冲突等方面,聘请跨文化培训师对从事跨文化融合管理的人员全方位进行培训;四是模拟跨文化的情境,具体进行跨文化融合的实际操作,提高跨文化管理人员处理文化冲突的应变能力。

五、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必然带来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开放环境下中国保险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改革举措,也必然会加速中外保险文化的融合。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都先后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洗礼,在商品经济和市场化的道路上创造了先进的工业文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而国外的保险业的发展有的已经历了几百年,因此,中国的保险文化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保险文化相比,底蕴还不够深厚。演进背景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价值取向的相悖,决定了中资保险公司在与国外保险企业的合作与竞争以及跨文化管理过程中,必定面临着不同企业文化的对接和冲突。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认真地甄别各种文化成份的优劣,促进中外优秀的保险文化在中国本土融合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文化,才是中国保险文化建设的一个理性的选择。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对外国的保险文化进行“扬弃”,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另一方面也要使中国保险文化中一些阻碍社会发展进步、限制人才脱颖而出、束缚运营效率提高、导致内控机制失效的文化元素,通过接受外国先进保险文化的涤荡而推陈出新。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保险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为中国保险企业提供了跨文化的经营环境。鉴于中国企业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外保险文化也各具优劣成份,中国保险文化的重塑,应通过中外保险文化的交汇、碰撞与冲突,走跨文化融合创新之路。中国保险文化跨文化融合创新所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包括:平等互助,合作共赢;以国际化战略为导向,与本土文化相兼容;短期求同存异,长期相融共生;以诚信为根本,以综合竞争力提升为导向。

关键词：中国保险业,保险文化,跨文化管理,融合创新

参考文献

[1]卓志.中国保险文化的几个基础问题探讨[J].保险研究,2009,(9).

[2]王新利.深度开放形势下我国保险文化的发展轨迹:从交汇、冲突到融合[J].中国金融,2005,(17).

[3]郑建祥.论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J].企业经济,2004,(7).

[4]李鹏程,倪志娟.当代文化论稿[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5]周忠英.企业文化——未来企业的第一竞争力[J].商业研究,2004,(3).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成都:成都路明书店,1949.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路径与政策分析 篇10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保障,启示

1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政策环境与时机

1.1 政府高度重视,法律法规支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简称《意见》)指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意见》明确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并提出要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的保险意识,为商业健康险将潜在的市场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提供了重要契机。《“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2]11号)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商业健康保险等的协同作用,解决重大疾病患者的因病致贫问题。以上政策法规的实施有利于商业健康险利用自身优势,发挥补充保障功能,更好地服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1.2 健康保险面临创新机遇

从国际经验看,健康保险支出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都将越来越高。相对于持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来说,健康保险行业的供给能力还远远不够。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中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对护理保险等新兴险种的巨大需求,为商业健康保险带来新的机遇。

2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已有包括四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在内的近百家保险公司开展健康保险业务。在售的健康保险产品达上千款,涵盖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四大类。

健康保险保费收入1999年为36.54亿元,2010年达到677.47亿元,且整体呈每年增长势头。但增长速度与人身险保费收入及原保费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还是较为缓慢。从2010年看,全国累计实现原保费收入14527.97亿元,同比增长30.44%;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为10632.33亿元,同比增长28.70%;健康保险保费收入677.47亿元,同比增长18.03%。

从健康险在人身险中的占比看,商业健康保险在人身险业务中占比较小,发展相对滞后。如图1所示,2010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份额为6%,成熟的保险市场这一比例应为30%左右。

相对于较快的保费增长速度,健康保险保费支出同样呈现不断增长趋势。1999年健康险保费支出为11亿元,到2010年已增至264亿元(如图2)。

3 德国等OECD国家经验借鉴

在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与法定医疗保险机构都是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OECD国家的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及财政支持、卫生系统反应性、医疗质量等方面提升了医疗卫生体系绩效。如在医疗服务可及性及财政支持方面,商业健康保险为特定人群提供医疗保障,促进病人及时住院治疗,提升了医疗卫生体系的服务能力及供给能力,为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支持。

数据来源:中国保监会网站

3.1 完善的法律法规

德国政府自1883年开始相继颁布了《疾病保险法》、《意外伤害保险法》、《伤残老年保险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人群、保障范围、允许选择商业健康保险的收入标准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表所示,一些OECD国家有关商业健康保险的法规健全明确,推动了其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发展。

3.2 严格的监督管理

近年来,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监管规定愈加严格。比如,规定保险公司不能因为申请人残疾或疾病而拒保,要求实施终身保障(保证续保)等。严格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更多的人能够自由选择商业健康保险,尤其针对老年人、贫困人群及慢性病人。否则这些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非常困难或昂贵。

仅就德国的监管体系而言,其拥有联邦政治体系及16个州的州政府管理体制。在中央层次,联邦健康部和国会是主要监督机构。对健康事务的监管权限在联邦、州、地方三级。其强大的监管体系对健康保险资金施以极大的影响。在德国健康保险制度中,自我监管是一个重要理念,即在中央政府统一设计框架下,地方政府及健康保险基金有一定的自主权。

注:来自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in OECD countries.OECD Health Working Papers,2004.

4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政策路径及建议

4.1 探索政府购买服务与风险管理的合作模式

商业健康保险功能的发挥在于其合理的政策定位。国外经验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商业健康保险计划与社会保险系统有机结合。只有权责分工定位明确,才能保证社保和商保双方在共同管理服务过程中不缺位、不越位。坚持政府主导,积极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委托方和受委托方共同利用政策杠杆和协议约束服从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要注意从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差异定位,协同互补。发挥商保参与社保体系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消除商保参与医保经办服务的制度约束。

4.2 加强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监管

制定和完善健康保险市场准入制度。尽快对商业健康保险实行业务专属经营和单独监管,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在中国保监会内部及下属的各派出机构内部设立专门的健康保险监管部门,负责制定和监督实施与健康保险发展相适应的准则和规范,进一步加强对各经营主体的监管,提升其专业化水平。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商业健康保险评价体系,完善准入及退出机制,规避基金风险。

4.3 加大健康保险业务税收政策支持力度

税收政策是政府支持商业健康保险最主要的方法。目前我国经营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中,寿险公司免征企业所得税,而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不免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发展。因此,应适度降低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税率。针对当前商业健康保险营业税税基过大的问题,建议参考国际惯例优化税基。此外,要加大对补充医疗保险参与者的税收支持力度,如对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企业及个人提供税收优惠。

参考文献

[1]中国保险年鉴出版社.中国保险年鉴2011[M].北京:中国保险年鉴出版社,2011.

[2]张琳.商业健康保险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的补充作用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0.

浅析中国县域经济现状及发展路径 篇11

关键词：县域经济；问题；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3-0095-02

一、我国县域经济现状及特点

据统计，截止2010年底，我国约有县级行政区划2860多个，全国县域国土面积89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县域人口约9.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1%。从经济总量角度看，全国县域经济的GDP总和占全国GDP的50%左右，全国县域经济的社会消费总额大概占全国的50%。可见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脉络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正确地认识县域经济的特点。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基本特点:1.各地区差异性显著。由于地理区位、自然禀赋和人文环境等诸多条件的不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很大的地区差异性；2.与农业联系紧密。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3.囊括各种经济类型。县域经济包括城镇经济、乡村经济、农户经济几个层次。按经济成分又可区分为国有、集体、民营、外资和各种混合经济；4.政府主导性明显。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而处于政府执政关键地位的县域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必然由政府严格控制；5.对自然资源及环境依赖比较严重。如陕西省的神木县以煤炭资源为基础的煤炭产业在当地经济中比重较大。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1.当前我国各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突出表现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县域经济规模及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11年评出的第十一届全国百强县中，东部沿海的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分别有29个、26个、24个、8个进入榜单，占据87%，并且大部分位于榜单前列，无论GDP总量还是人均GDP都远超中、西部地区的县域。

2.就目前形势来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停留在粗放式的发展阶段，观念落后，过于看中经济发展的速度和GDP的增长。发展思路一定程度上停留在过去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以资源的大量低效率耗费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现象比较严重。

3.“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很多地方发展县域经济热情很高、力度很大，却不同程度存在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倾向。有的地方甚至以统筹城乡为名，强征农民的耕地改为建设用地，往城里统筹，损害农民的权利。

4.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短缺，技术水平落后，人才流失严重。政府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相当一部分企业技术含量低，缺乏资金支持。而于大城市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比较好，绝大部分有知识和技术的人才纷纷涌去，导致县域经济发展遭遇人才瓶颈。

5.当前我国很多县域发展经济过程中缺乏自身的区域特点，缺少特色主导产业，没有充分发掘本身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县域间各自为战、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象比较严重。同时很多县域的中小企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低，位于产业链的低端。

三、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1.加大发展中、西部县域经济的政策力度和决心，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县域要抓住机遇，学习和借鉴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区位特点迎头赶上，缩小地区差距。而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县域应在已有基础上再接再厉，同时加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2.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县域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加快县域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着力解决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效益。同时要积极促进县域非农产业，特别是个体经济发展，培育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3.加快我国县域经济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贯穿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尤其要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发展县域经济要做到以人为本，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切实有效地解决老百姓的就业、医疗、教育等问题。

4.加大政府对县域经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财政资金扶持力度，优化经济环境和市场秩序，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金融支持，降低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贷款、农业贷款门槛，创造宽松的宏观社会环境、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努力引进人才，以良好的事业发展环境留住人才,让人尽其才。

5.大力发展我国县域经济的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把握区域分工带来的机遇，突出区域特色和产业集群。通过产业整合把人、财、物等资源、要素集中配置到优势产业上，将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多功能的一个集合体，也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支撑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下，研究和解决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探索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路径，从而实现整个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

[1]高宏彬.县域经济发展及其评价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2]王青云.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商务印书馆，2003.

[3]张秀生.县域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J].武汉大学学报，2007（07）.

[4]王军，张蕴萍.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1.

徐会海（1988.04—）男，河北保定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邓棚（1990.04—）男，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中国保险业发展路径 篇12

一、人寿保险与老龄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20243万,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4.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9.7%[1]。据预测,我国老年群体人口数量在2020年将达到2.6亿。与此同时,高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为年均增加10.0万,而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将在2020年超过4600万。衡量一个国家达到老龄化的国际通用化标准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7%。对比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逐步加深并且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释放了老龄产业发展空间,老年人口在医疗保健、康复护理、日常生活照料等方面的需求迅速增加。预测表明,2014年～2050年我国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在需求会由4万亿元的规模增至106万亿左右,在GDP中所占比例也将从8%左右增至33%左右,很显然老龄产业正在逐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

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已经逐渐发展,根据产品类型分化形成了老龄金融、老龄服务、老龄房产和老龄用品四大板块。其中,老龄金融是四大板块的核心,它直接向老年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更大的发展潜力在于为年轻一代提供金融服务,为未来养老做准备。同时老龄金融涉及面广,与其他三大板块相互渗透,形成了完整的老龄产业链。

以养老、健康服务为主的老龄服务由于市场需求具有刚性,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这一板块是老龄产业优先、重点发展领域。同样以老龄用品、保健品、康复辅具、医疗器械为主的老龄用品随着市场需求日益旺盛也将快步发展。对老年群体而言,养老模式主要有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家庭养老。在这几种养老模式之外,我国的养老房地产已经出现了综合性养老社区、主题养老社区、旅游度假型养老公寓等形式,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这一板块的发展潜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人寿保险最核心的功能是保障,当然包括养老保障这一重要内容。因此人寿保险与老龄产业从本质上来说是协同发展的。面对老龄产业这块巨大的市场蛋糕,人寿保险大有可为。

目前人寿保险与老龄产业的协同发展主要集中在老龄金融和老龄房地产两大板块。在老龄金融方面人寿保险提供养老保险、健康保险产品。近几年也有多家保险公司如泰康、合众人寿等投资开发养老社区,涉足老龄房地产。很显然,人寿保险在老龄产业中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人寿保险如何更加有效、精准地介入老龄产业,更好地发挥养老保障功能,实现与老龄产业深层次的协同发展是目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人寿保险与老龄产业协同发展的可行性空间

着力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各方共识。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多层面的老龄政策,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老龄产业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老龄市场各层次需求逐步释放,老龄金融、老龄服务及用品、老龄地产供给不断增长,银行、保险、房地产等各路资本竞相投入、纷纷进军老龄市场[3]。

人寿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性和规模化优势,在风险管理等方面又具有技术优势。借助自身庞大的客户群体和营销渠道,在老龄产业的四大板块中,人寿保险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与老龄产业的协同发展。在老龄金融板块除了提供多样化的养老保险、健康保险产品,在具体的给付形式方面可以进行创新,将传统的资金给付转化成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这一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人寿保险与老龄产业协同发展的空间,一方面与老龄服务板块进行了有效衔接,同时又能与养老房地产这一板块进行了有效的资源整合。与此同时,人寿保险还可以进入老龄用品市场,与老龄产业的四大板块无缝对接,从而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发展。在老龄产业迅速发展的契机下,人寿保险将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盈利模式。

三、人寿保险与老龄产业协同发展的实施路径

1. 在老龄金融板块方面,人寿保险面临强大的市场需求,产品研发与创新首当其冲

(1)加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类产品研发的同时,要提供满足多层次需求的差异化产品。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由国家提供的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已经实现了广覆盖,但是保障水平不高,仅仅依靠社会养老保险只能维持中低生活水平。而企业年金作为一种补充养老保险,目前只有少数企业、用人单位为职工建立,有待进一步发展。而在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发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一政策的出台表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逐步实行与企业相同的“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意味着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和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金,由单位养老转向社会化养老[4]。在这一政策的调整过程中,养老保险待遇必将出现波动,这部分人群未被满足的养老保障需求必然会部分转向商业养老保险。因此开发适应变革中的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的养老保险产品为人寿保险与老龄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空间,这也是人寿保险面对老龄产业这一巨大市场的必然路径选择。

老年群体的疾病风险高于一般人群,医疗费用等支出占到了养老费用的重要部分。而当前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提供的医疗保障层次是广覆盖、低水平的。医疗费用的报销设置了起付线和封顶线,起付线以下和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需要个人承担。普通的常见疾病花费较少,不会对老年人造成经济负担,但对于需要长期治疗的重病患者而言,自费部分会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人寿保险可以依托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产品开发优势,为老龄人群提供针对自费医疗费用部分的医疗保险产品,这将成为老年人医疗保障的有效补充。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面临的疾病风险也发生了变化,很多慢性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血栓等成为了威胁身体健康的主要病因。老年群体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机能退化,患慢性疾病的概率也随之增加。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老年人口中慢性疾病患病率也将显著增加,这直接导致对医疗护理、康复保健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而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承担疾病治疗的门诊、住院费用报销,护理康复等相关费用属于自费项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开发了长期护理保险,目前已经成为美国健康保险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长期护理保险能够为老年人所需的护理服务提够费用补偿,对护理服务等级有明确的划分标准,保障范围全面,给付方式灵活。面对正在到来的银发浪潮,长期护理保险的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而我国保险市场出现长期护理保险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多家保险公司已经认识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的增长势头,先后推出了多款长期护理保险,例如人保健康的“全无忧长期护理个人健康保险”。这一领域市场需求潜力无疑是巨大的,人寿保险应该着力在条款设计、承保范围、给付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效地探索,不断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

(2)积极探索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研发。2014年6月17日,保监会顺应老龄产业的发展需要,提出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试点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为人寿保险积极参与老龄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利好。试点的开展有利于发挥人寿保险风险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更加积极有效地探索多方位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也为保险行业自身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创新型养老保险,本质上是养老年金与住房抵押的融合。老人如果拥有某房屋完全产权,就可以向保险公司购买该类产品,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然后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至身故,同时这并不影响老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将来老人身故,抵押房屋处置权归属于保险公司,其处置所得优先用于偿付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相关费用[5]。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可以拓宽人寿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活跃保险产品市场。同时这一产品打通了整个养老服务产业链条,针对不同需求层次的客户,保险公司可以推出医疗保险、金融理财等服务,融合养老地产的开发。平安寿险、幸福人寿、泰康人寿和合众人寿等多家保险公司已着手进行了相关产品的研发。

当然,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保险产品,它是多种金融产品的组合,这包括房产评估、房屋维护、房屋拍卖转让、养老年金、医疗保健、金融理财等众多领域。这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将面临很大的风险管控压力。

2. 发展养老地产,建立养老社区

就目前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和企业年金所提供的养老保障是不全面的,当然更谈不上提供高层次的养老服务。而人寿保险通过建立养老社区,将寿险产品与养老服务衔接,为老年群体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可以有效缓解当前社会养老压力。同时,通过开发养老地产将传统的货币给付养老金方式转化成实体养老服务又抵御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

对寿险公司而言开发养老地产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养老保险产品带来的保费收入进入到不动产领域,项目运行情况可及时反馈到产品前端,产品的开发、设计、销售真正实现了承保与投资互动,资产配置更加合理,资金运用效率得到提高,同时有助于盈利模式的转型。

平安、泰康、国寿、太平、合众、新华、华夏7家寿险公司在上海、天津、武汉、南京、西安等地展开养老地产的投资、运营。累计资金额度已超过235亿元,其中有5家保险公司投资了7个养老社区,占地面积超过3.5万亩[6]。

对于养老地产的开发,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结合各地老龄化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策略。养老地产的开发非常注重目标客户群的准确定位。不同老年群体的需求层次多样化,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户需求是养老地产开发成功的重要保障。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寿险公司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应建立规模较大的综合养老社区,集生活起居、护理保健、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并配备高端服务设施。而在经济发展相对后进的二、三线城市则以经济适用的养老社区为主。

(2)养老社区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良性运转仅仅依靠保险公司是不够的。从前期开发到后续管理,需要以人寿保险公司为核心整合一条完整的老龄产业链。老龄产业链上游是养老保险产品,养老服务设施、各项养老服务处于老龄产业链下游,寿险公司在其中起到整合资源、协调产业链各环节的作业。华夏人寿开发养老地产的模式是:华夏人寿提供保险保障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绿城集团分别提供医疗和房地产方面的支持[7]。

3. 嵌入养老服务及养老用品板块的发展,形成完整的老龄产业发展链

养老社区在经营过程中,必须提供配套的优质养老服务,切实满足老年人的各方面需求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老年群体身心状况及生活需求的特殊性,养老服务范围应该包括日常护理、康复保健、休闲娱乐、家政物业等。而这些服务专业程度要求较高,提供服务需要特定的资质,保险公司可以与专业机构合作以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在养老服务提供的过程中标准化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就是对老人的服务需求进行评估,然后制定标准化的服务项目列表。各项服务内容依据科学标准制定服务质量也是有一整套可操作的执行标准。

在老年人基本服务需求得到了优先满足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进一步服务范围,如开展适合老年人的健康养生、休闲旅游、文化法律等服务。同时可以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起居、医疗保健等方面的辅助用具、食品、药品、服饰等老年用品和服务产品。这样人寿保险可以真正实现与老龄产业的协同发展,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

四、人寿保险与老龄产业协同发展的支持系统

1. 政府层面制定规划、搭建平台

政府部门应结合老龄产业发展特点和内在规律,对老龄产业制定总体规划,为老龄产业的发展进行战略部署,并对老龄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施规范化的管理和引导。养老社区作为新兴发展的领域,在其发展之初更应该建立规范,制定明确的建设标准及具体管理办法。在政府明确的指引和扶植下人寿保险在老龄产业的发展将更具方向性,也能更有效地整合各方资源。

2. 具体政策支持

(1)健全投融资政策。各级政府首先要重视养老产业的发展,加大资金投入,着力安排财政资金支持老龄产业建设,同时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老龄产业;对人寿保险资金运用逐步放宽限制,鼓励和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在三位一体的投融资政策下人寿保险将在老龄产业中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推进土地支持政策。人寿保险公司开发的养老地产属于营利性养老机构,其建设用地可以依据国家对经营性用地的规定依法办理有偿用地手续,但要优先保障供应,并制定一系列完善的支持老龄产业发展的土地政策。具体来说国土资源部门和规划部门应进行充分协调协调,在目前实施的用地规划指标中增加养老用地及规划建设指标。

(3)深化税收优惠政策。对购买养老保险相关产品的机构和个人给予税收减免、递延纳税等优惠[8],进一步培育养老保险的需求市场。对开办养老保险、提供老龄服务的寿险公司和老龄产业链上的其他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减免营业税、所得税。与此同时老龄产业链的各个企业、机构需缴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适当减免,养老服务机构的水电、燃气等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

3. 与各大高校培养适应老龄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寿险公司与老龄产业的协同发展涉及到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医疗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健身休闲场所与管理、养老服务的提供等多种经营方面。在开发这个庞大的产业中,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寿险公司面临的瓶颈。寿险公司可以优厚条件及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吸纳人才。要实现人寿保险在老龄产业持续、强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寿险公司与大学合作培养真正满足自身需要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6/20140600654488.shtml.

[2]吴玉韶,党俊武.老龄蓝皮书-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409/23/t20140923_3584036.shtml.

[4]http://news.163.com/15/0115/09/AG06E75400014AED.html.

[5]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3918962.htm.

[6]江生忠,刘玉焕.寿险产业链延伸的方向与对策[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4,(6).

[7]杜菲.四方合作新模式,华夏人寿布局养老产业园[N].中国保险报,2013-08-28(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