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之中国结

民俗文化之中国结（通用8篇）

民俗文化之中国结 篇1

中国民俗文化之壮族文化

一、壮族文化源远流长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广西等南方地区，作为一名壮族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壮族歌节是我们壮族人民最具特色的节日。很多人不禁问道，壮族三歌节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那么，基于我对于本民族的了解与认识，下面我将给大家讲述的就是壮族歌节的来源、历史及独特之处。

广西每年盛装上演的官方国际民歌节，一首《大地飞歌》，让广西激情澎湃，处处是歌的海洋。壮族素以“善歌”著称，壮乡素有“歌海”盛誉。民间农历三月三又称“三月三歌节”或“三月歌圩”，“歌圩”在壮语中又称为“圩欢”、“圩逢”、“笼峒”或“窝坡”。尽管“歌圩”在壮族地区有不同的称谓，但均有“坡地上聚会”、“坡场上会歌”或“欢乐的节日”的意思。在广西有很多著名的歌圩，比较著名的歌圩有巴马的盘阳河畔、田阳的乔业、都安的棉山、宜山的下涧、田东的仰岩、柳州的鱼峰山等处。

二、壮族歌圩节的来历

三月三歌圩节作为壮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之所以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壮大，也充分体现出它满足了壮族人民的生活需要。三月三歌圩节不仅使得广西壮族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演化和发展，也为该民族的生存和劳动带来信心和乐趣，体现了该节日的文化功能。

关于歌圩节的来历，壮族民间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一说，古

代有一对情人，都是有名的歌手，经常唱山歌来表达相互的爱慕之情。但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使他俩不能结为夫妻，于是他们绝望地双双殉情身亡。人们为了纪念这对情侣，遂在三月初三唱歌致哀。

二说，在唐代，壮族出了一个歌仙，名叫“刘三姐”。她聪明过人，经常用山歌歌颂劳动和爱情，揭露财主们的罪恶，财主们对她又恨又怕，因此一年的三月初三，乘刘三姐在山上砍柴时，财主派人砍断了山藤，使她坠崖身亡。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歌仙，便在刘三姐遇难这天聚会唱歌，一唱就是三天三夜，歌圩就此形成。

这些传说现已难于考证，但在宋人著的《太平寰宇记》中就有记载：“壮人于谷熟之际，择日祭神，男女盛会作歌。”这说明当时的歌圩也很兴盛。宋元以后，壮族山歌的发展尤为突出，歌圩也成了文化娱乐和男女谈情说爱的场所，并出现了抛绣球的游戏。女子将绣球抛给自己心爱的男子后，双双退出歌场，互赠定情信物，到了清代，便形成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到1934年编的《广西各县概况》记载，当时广西有歌圩活动的就有二十六个县，几乎遍布广西各地。

三、壮族歌圩节的主要内容

每次歌节会持续两三天，歌圩活动主要内容：①以歌传情，即男女青年以歌为媒，唱歌求偶，所唱有见面歌、求歌、接歌、对歌、交情歌、定情歌、誓盟歌、思恋歌、离别歌、相约歌等歌式。参加者也多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有时老人和小孩也前来助兴游乐；②赛歌赏歌，歌手们通过赛歌来展示智慧，有盘歌、猜歌、对子歌、故事歌和斗歌、抢歌、和歌等歌式，众人也多以以赏歌为乐；③游艺自娱，有抛绣球、斗蛋等活动，还有壮戏、师公戏、唱采茶和其他歌舞表演。歌圩所唱涉及到内容也很广泛，有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岁时农事、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恋爱婚姻等各个方面，几乎无事不歌。

歌节除农历三月初三，春节、四月初

八、中元、中秋以及婚嫁、小孩满月、乔迁等时节都可形成歌圩。甚至赶圩路上歌逢对手时，也可形成临时歌圩。歌圩节前，人们要备好五色饭和彩蛋，姑娘们还要赶制绣球。歌圩日，小伙子和姑娘们都穿节日盛装，男携礼物，女揣绣球，成群结队前往。有的抬着刘三姐神像绕行歌圩一周，才开始对歌。有的则由姑娘们搭起五彩绣棚，待小伙子到来，边对歌、边审度对方人品、才华。有的是男女对列，姑娘向意中人抛出绣球，对方如果中意，就在绣球上绑上礼物，掷还女方。有些歌圩有碰蛋的习俗：小伙子用手上彩蛋碰姑娘手中彩蛋，姑娘如愿意和他做朋友，就露半边蛋让他碰，不愿，就整个握住。还有的是甲村向乙村送去彩球，相约还球时举行山歌比赛，如乙村输了，彩球不准送还，来年继续比赛，直到唱赢为止。

更为之重要的是一些节日性歌圩，在特定的节期和地点举行，带有节庆、纪念和祭祀的性质。这种为了敬奉神灵，求得神灵的保佑，以获得心灵上的愉快和慰藉，而创造了盛大的集合，并周而复始地定期进行，特别是在每年的春种和秋收时节，壮族人民的民歌就可使一度紧张的劳动生活得到暂时的放松，在歌舞游戏中娱乐身心。在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歌圩活动往往和求存愿望相连结，为生产和生活斗争提供直接的信心、勇气和动力，同时也让大家对来年的丰

收充满信心。

四、民俗文化得以留存的优势及意义

由壮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三月三歌圩”这个文化母体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是多种多样文化成分的集中表现，是壮族文化的集大成；或者说，壮族文化集中融合、凝聚于“歌圩”这个特定的文化形态上，与整个壮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歌圩首先是是壮族民歌的自然载体，为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提供了学习山歌和展示歌才的场所，满足了他们崇尚山歌、诗性思维的心理需求，对于壮族各类传统民歌的产生、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又是壮族民间文学的宝库，对了解和研究壮族古代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壮族三月三歌节文化是壮族文化(包括物质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的载体。

我国多元一体、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源头、根基和底层，是各族人民性格、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国情、民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写道：“一物品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用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所有的意义都是依它在人类活动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所关联的思想，及所有的价值而定”。民俗对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民俗文化之中国结 篇2

风起云涌的圈地运动

从“文化创意产业”这个名词诞生的那天起, 我们就赋予了这个产业过多的经济色彩, 加之媒体的吹捧, 文化创意产业沦为争相热炒的概念和政绩工程追逐的新目标。长期以来单纯依赖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让我们的官员对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有一种天生的喜好,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同样不能例外。在很多人看来, 要把“文化创意”这个“隐性”产业演变为“显性”产业的最直接的途径, 就是建造规模庞大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并吸引企业入驻。于是, 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纷纷上马, 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

目前,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数量惊人, 官方承认的是1300个, 但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这些。最近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时表示, 全国文化产业园区、集聚区数量已逾万家, 其中, 仅上海市市级的文化产业园区就有100多个, 北京市市级的有30个, 区级至少上百个。另据报道, 山东有40余处省级产业基地, 广州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不下30个, 深圳已建、在建和规划待建的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不下54个。在这上万个文化产业园区中, “真正能称得上是‘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只有不到5%”。园区占地面积不小 (一些园区在规划建设过程中, 往往以平方公里为单位进行跑马圈地) , 入驻的文化企业却寥寥无几, 投入与产出形成鲜明的反差。据悉, 上海目前授牌的、未授牌的文化产业园区总共约有300家, 数量不少, 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产值上却只占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产值的十分之一还不到。

伤不起的地产化

由于过分偏重硬件建设和短期利益, 文化创意产业地产化的趋势正在加剧。这集中体现在各种“以文化之名行地产之实”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以及“文化地产”的崛起。

创意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 缺乏高质量的创意企业和创意产品, 文化产业园区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空壳”, 甚至沦落为一个看似漂亮的房地产项目。“文化+地产”模式是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 实际上就是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名义, 进行地产开发, 并以地产或物业收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这种模式促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双赢”, 因而在全国被不断复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力度的加大, 住宅用地获批难度越来越大, 而以国家扶持产业的名义申报用地, 获批的几率则要大得多。当前, 文化产业已成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 不少地产商将目光聚焦到这一待开垦的处女地……于是, 新一波的文化地产投资浪潮开始涌现, 形形色色的“文化地产”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太多的地产商以文化创意产业之名进行创意地产开发, 好一点的可能会把创意进行到销售结束, 差一点的就直接把售楼处挂上创意园区的牌子。用文化圈地, 已成为地产商新的生存法则。2009年4月, 曾有媒体爆出“北岸1292”以“文化创意产业”名义租用集体建设用地, 进行房地产开发, 就是一例。投资“文化地产”本身没有错, 但如果假借文化之名, 进行商业地产开发或是进行其它商业活动, 那跟“文化”还有多大关系呢?

缺乏引擎的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创意人才和文化积累是其核心资源。创意人才好比文化创意产业的引擎, 没有这个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就转不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同传统产业, 不能以工业化的思维去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必须将创意人才的培养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去对待。

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文化产业缺乏市场化的发展环境, 加上特殊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人才与从业的教育与培育机制, 真正能适应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意人才都比较稀缺。目前尽管各高校纷纷开设相关专业, 但是在短期内人才短缺与产业发展的矛盾依然会很突出。据统计, 我国仅影视、游戏动漫人才总需求量就达到15万人和10万人左右, 而目前我国的动漫人才不到1万人, 创意型高端人才更为紧缺。再以软件人才为例, 据调查, 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每年至少存在20万软件人才缺口, 并且这个缺口还在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预计到2015年将扩大到42.5万人左右。综合能力、应用能力较强的软件人才严重不足。创意人才的缺乏, 成为制约文化创意产业的瓶颈。

投机带来的资产泡沫

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好的创意内容和创意产品, 同时也需要规范、有序的交易和市场环境。否则就有可能陷入资产泡沫。近几年我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迅速, 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各门类艺术品交投活跃, 但与此同时, 艺术品炒作、假拍、做局、欺诈等乱象丛生, 资产泡沫不断涌现, 严重困扰着我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赝品横行是艺术品市场的一大乱象。比如, 2008年, 藏家苏敏罗花200多万元买下“吴冠中作品”《池塘》, 后经吴冠中先生亲自鉴定为伪作;再如, 2010年以7280万元天价拍卖成交的徐悲鸿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 后来被指是中央美术学院首届研修班学生的习作。价格炒作导致艺术品价格虚高, 这是第二大乱象。由于楼市受到调控, 股市低迷, 大量热钱涌入艺术品市场, 加上艺术品机构的推波助澜, 艺术品价格不断创造新高, 有的成交价格已经严重背离其实际价值。拍卖已成为很多艺术集团、资本和个人的炒作平台, 一副底价几万元的作品, 可能被炒至几十上百万元。请“托手”做局抬价, 这是艺术品市场的第三大乱象, 即安排“自己人”和一群真买家坐在一起, 假装举牌竞拍制造抢购假象。比如曾经有业内人士透露, 一幅底价为18000元的画作, 拍卖公司为了抬高价格, 请“托手”不停往上叫价, 直至炒到32万元还不肯罢手。一些拍卖机构甚至跑到纽约等国际著名拍卖行去“天价做局”。

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何去何从

文化创意产业本身是一个自发形成的产业, 而在我国却变成了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业运动, 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加以反思的。要厘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思路, 必须首先明确创意产业的内涵, 回归创意产业本来的面目。创意产业的概念来源于英国, 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了界定, 认为创意产业“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 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从中可以看出“创造力”和“知识产权”在创意产业中的重要性。事实上, 英国、美国这两个世界上公认的创意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其创意产业的发展都是紧紧围绕创造力的发挥和知识产权的开发这一主线而进行的。

英国的创意产业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动, 但政府的作用不是去大力建设所谓的创意产业园区, 而是从国家层面塑造和提升创意产业形象和挖掘创意产业潜力, 从地方层面与艺术机构合作成立各种非营利性的专业组织, 对创意企业在创业、融资、经营、人员培训等环节进行指导。为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 英国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 这些研究包括:创意产业的地区发展、创意产业的出口政策与做法、创意产业教育培训、创意产业个人扶持及创意生活提倡。同时, 政府为企业和个人搭建资金支持和服务平台, 积极支持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个人或业者, 为其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其服务平台主要通过非政府性的CI DA (创意产业发展局) 整合社会资源, 搭配相关产业链, 推动、协调创意产业发展。为保护企业或个人的知识产权, 英国专利局制定了完善的法律体系, 并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网站, 提供使用者和创作者关于版权、商标、专利及设计等信息促进资讯的自由流通。

创意产业在美国被称为“版权产业”。美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同于英国, 它更重视自由和市场, 政府更多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自由竞争政策, 刺激创意产业发展。首先, 营造完善的金融投资环境, 联邦政府在政策上采取了“杠杆方式”, 以“资金匹配”来要求和鼓励多方主体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 使得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局面, 地方政府、企业、文化团体、外商投资、私人捐赠都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其次, 美国重视应用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和文化管理人才的培养, 文化管理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学科, 全美有30所大学开办了文化管理学、艺术管理学等专业, 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文化管理人才。再次, 美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美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国台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略显迟缓, 但也有值得借鉴之处。2002年以后, 台湾当局的“文建会”、“经济部”、“台北故宫”和“工业局”等部门针对不同类型之文化创意产业, 就人才培育、研究发展、信息整合、财务资助、空间提供、产学合作接口、营销推广、租税减免等, 陆续推出了整合机制和一系列政策措施, 扶植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台湾也仿照过去科学园区的成功模式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让相关产业工作者在其中交流资源与信息。与内地有所不同的是,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数量不多, 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定位和特色, 其重点是为民间和各个企业或者创新型人才搭建平台, 对推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茶道之文化 篇3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工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工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工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工夫茶讲究品饮工夫。

在中国茶道的发展历程中，佛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

中国茶道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许多茶叶著作。自唐代陆羽《茶经》到清末程雨亭的《整饬皖茶文牍》，专著共计100多种。包括茶法、杂记、茶谱、茶录、茶经、煎茶品茶、水品、茶税、茶论、茶史、茶记、茶集、茶书、茶疏、茶考、茶述、茶辩、茶事、茶诀、茶约、茶衡、茶堂、茶乘、茶话、茶荚、茗谭等。

民俗文化之中国结 篇4

雷强收集资料、课件设计

陈庆超收集资料、演讲稿、演讲

演讲稿

两条腿走路:

任何国家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如果文化软实力这条腿不行，这 个国家可能不推自倒，不打自败。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显示了在经济建设的“硬实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中国领导层在文化建设的“软实力”上将进一步加强构思布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文化“走出去”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举措，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十二五”期间，文化系统将围绕 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国际力、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坚持政府交流和文化贸易两手抓，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着眼长远、整体谋划、加大投入，不断增 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国文化软实力表现:

（接下来从这六部分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1.孔子学院 2.中国文化年、文化节 3.中国影视剧在外热播 4.中国家形象宣传片5.2008北京奥运会 6.2010上海世博会

孔子学院:

提升中国软实力孔子学院是起步。自2005年正式启动该项目以来，国家汉办与各驻外使领馆和教学机构紧密合作，迅速地推动了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建立。（看幻灯片分布图）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

中国文化年、文化节：

2003—2005年，中国与法国互办文化年，这是我国首次与外国互办国家级文化年。此后，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此起彼伏。最近几年，我国陆续在美国、意大利、葡萄牙、日本、西班牙、韩国、瑞士、印度、澳大利亚举办中国文化年、节。这些中国年、中国节不仅在展现我国形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影视剧在外热播：

《后宫•甄嬛传》热播美国，《三国》热播日韩，《步步惊心》热播东南亚。习主席上月出访在坦桑尼亚尼雷儿国际会议中心演讲时说到：“一些非洲朋友活跃在中国的文艺舞台上，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随后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中国家形象宣传片塑造和提升中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是在新时期探索对外传播新形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2008北京奥运会：

一场奥运盛宴也是国家软实力的胜利，北京奥运会为中国树立了四大形象，开放自信的形象、诚信守诺的形象、文明进步的形象、友好合作的形象。

2010上海世博会：

屈原对于中国文化之功过 篇5

——试论屈原精神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平瑭县克度中学 姜胜勇

内容摘要： 屈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他的思想和精神，令后代文人无不推崇。以致后世文人在言行举止和行为准则上都烙有深深的“屈原印记”。可从后世历代文人的“屈原印记”中，我们看到屈原精神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矛盾和错位。本文就屈原的“避世”行为，屈原的“自沉”举动，屈原的“爱国”理念来谈屈原精神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屈原印记 “避世”行为 “自沉”举动 “爱国”理念 负面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成就非凡的人物，他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自屈原之后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犹如江水滔滔，源源不尽。同时，由于屈原的独特经历和爱国举动，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正由于此，屈原成了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象征。他与关汉卿并列入世界100个历史文化名人，作为中国仅有的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两位文化名人之一。然而，在这些光环的背后，屈原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任何呢？笔者认为，在总的历史长河中屈原地位功不可没。影响甚为积极和深远。但在整个文化领域中，屈原精神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一 屈原的“避世”行为影响我国文人对改造社会的淡泊和冷漠

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①自认为是上古帝王颛顼氏的后代，属楚国公族。曾“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王甚任之”②由此可见，屈原起初深受楚王器重。且也雄心勃勃、励精图治，总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可后来却遭小人猜忌，楚王疏远即“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应该说，政治上遭排挤、事业上受挫折乃人之常情，不足为怪。然而，从“王怒而疏”后，屈原却选择了一条与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截然不同的道路。在生活方面，他流浪天涯、飘荡不定。思想上，他诅咒社会与现实。精神上，他将感情和理想都寄情在“天帝”、“美人”、“香草”等虚无飘渺的意象之中。

此后屈原的作品流露出的几乎是“放逐者的自恋和关于曾经拥有的‘辉煌’回忆。伟大的诗人到头来仍然是国王的附庸”。④自屈原这种“砥励不懈、独特立行”的节操出现后，以后诸多文人如“竹林七贤”、淘渊明、李白等因经历过与屈原相似的遭遇，或汲取屈原的精神力量，或深受其影响。都把屈原精神作为安顿自己痛苦精神的家园，相继走上一条名则不与统治阶级合作，实则依附他们。同时对人民生活处境不关注，对社会发展与时代潮流冷漠、淡泊的“仕子文人”之路。

当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民族的希望与民族精英的责任戚戚相关时。作为民族精英的这些封建文人士子却袖手旁观。现在看来，这实在是我国历史的悲哀。然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悲哀竞然是从屈原开始的。

二 屈原的“爱国”思想影响我国文人对爱国主义的错误理解和狭隘偏见

在屈原一生中，爱国情操占很大成分。可他的爱国却是以“忠君”为核心。在这种情形下，以其说是爱国情操，不如说是狭隘的爱国思想。且他的一举一动几乎围绕这一核心来展开。“‘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灵修之故也’”。④都是“心系怀王”的咏唱。诚然：“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⑤但从辨证的观点来看，忠君显然并非爱国，何况屈原所忠之君

③又是昏庸无能的楚怀王。当整个楚国内忧外患、人民水深火燃时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屈原却把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寄托于昏庸无能的楚怀王，这是多么的不正常啊！这种“忠君即爱国”思想的后果，屈原不会不知道，但他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此当所有的希望都破灭后，他才演绎那纵身一跳、葬于汨罗的一幕。

这种“忠君即爱国”思想影响着后世很多文臣武将：岳飞背负“精忠报国”的美誉，因忠于宋高宗而被勒死于**亭、文天祥在国破家亡后也以忠君报国成全美名，丁汝昌、邓世昌等的举动，无不映射屈原爱国思想的阴影。其实，“爱国”应是一个广泛的范畴，不管人们怎样界定它，反正与“忠君即爱国”是有根本区别的。正是屈原狭隘的爱国思想，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良莠不分。影响甚为深远：明朝灭亡后，“反清扶明”的口号喊了几十年。清朝灭亡后，遗老遗少的辫子总是剪不下来。这样的教训是深刻的。

当连自己的国家都无法拯救时，谈爱国就难免显得不伦不类了。但在马克思主义尚未到来之前，又有多少志士仁人能作过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我想，这其中部分因素就渊源与屈原的影响。

三 屈原的“自沉”举动影响着后世文人对生命价值的看法 众所周知：屈原在所有的希望破灭后，身投汨罗，血荐轩辕。《史记》写到：“明以告君自兮，吾将以为类兮，于是怀遂自[投]（沉）汨罗以死”⑤这一举动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史记》记载：“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守。过湘水，投书以悼屈原”⑦ 屈原以死抱国、留名千古的举动几乎影响着历代文人对生命价值的独特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以自杀来成就自己忠烈的人。

此后，诸多文人都相继布入后尘。要麽隐姓埋名、与世无争。要麽用生命来换取芳名：如王国维、朱湘、老舍、胡河清、海子等都以自杀来完成对社会的诅咒。而有些文人虽不是自杀，但都乐于以死换取芳名：如岳飞、文天祥等。虽然斯人已去，但警示和沉思却永远留给后人。用“死”来反抗现实的黑暗和诅咒社会的不平等，作用有多大呢？这种愚昧的方法只能导致人民群众听天由命，距离文明、自由、平等的理念越来越远，甘于作统治阶级的“顺民”。鲁迅说的中国历史的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得不到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我想：可能部分根源就在于此吧！

记得最近看一则记录片，我被美国总统布什为在伊拉克丧生的士兵作沉重哀悼所震惊，原来民主与专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在民主制度里，人的生命重于一切。在专制制度中，人的生命可以忽略不计。参考文献：

① 浦江清 ：《屈原生年月日推算问题》，见《历史问题研究》1954年第1期。

②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1988年版。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

③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1988年版。④ 余 杰：《压伤的芦苇》序，第11页

⑤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 卷，第134页。⑥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1988年版。⑦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1988年版。⑧ 鲁迅：《灯下漫笔》，选自《坟》。

中国文化基本特征之我见 篇6

1、传统文化的主体属农耕文化。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中国的传统经济特点是农耕经济，它的文化就必然是农耕文化。诗歌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意义的形式，但中国诗歌不同于外国的诗歌，它短小精致，表现的只是一种意境、一个情形、一种情绪。正如中国农民所经营碎小的土地、单一的农作物和精耕细作的耕作手段，是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封闭的小农经济在文化上的表达方式。用“诗是土地的心语”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某一特征是恰如其分的。

游牧文化是农耕文化的有力的补充。传统认为，农耕文化高于游牧文化，从社会演进来看，农耕社会比游牧社会先进；但文化则不然，因为文化具有长期不变相对稳定的性质和继承性与遗传性的特点，农耕文化则保持着游牧文化的一些特质，而且是农耕文化的有力补充。比如游牧文化中的尚勇好斗、豪爽刚毅的秉性成为我国北方民族的重要特征，平衡了农耕文化中的某些弱点。草原文化、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我们常说自己是“华人”，华人根源于陕西的华山周围居住的仰韶文化，因为先民根深蒂固的崇尚玫瑰花的传统，因此称为“华人”；中国人所以称为“龙的传人”根源于对龙凤的崇拜。而最早的中华龙凤图腾即出土于内蒙古东部的翁牛特旗。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形成的，中国北方是广袤的草原，东边南边是大海，西南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山，地域相对广阔，有一定回旋余地，具备几种原生文明的形成以及它们之间的杂交、融合的优越条件，最终凝聚成“中华文化”的地理环境条件。

2、中国文化的正统意识非常浓厚。正统意识强调官方化、权威化、模式化。如《三国演义》就宣传刘氏权力集团是正统的，曹操与孙权集团则是非正统的，因为天下是姓刘的。然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每每不是靠正统文化，而是靠非正统的民间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推动。如果秦王不听李斯的劝谏，不使用或驱逐外国人才，秦能统一天下将是个问号。唐朝诗歌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峰，也是外来文化的结果。李白就是明例。李白祖籍是是甘肃天水县，出生于碎叶城，后经四川，他受的是胡风夷俗的文化影响，佛教不是中国的正统文化，但它创造了足以称世的敦煌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强调官方化、权威化、模式化，中国传统文化排斥民主与科学。排斥民主就必然漠视个人意识的权利，人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批评的权力和理性的权利。也必然反对科学。民主与科学是一对孪生兄弟，缺一不可。

3、中国传统文化排斥民主具有深层的历史原因。首先，中国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发展，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定型是自有国家制度始，中国文化的政治意识十分浓厚，中国虽然是山陵丘地众多地方，但中原大地较为平坦，黄河流径此处，交通便利，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这里处在温带气候，易于作物生长，农耕文化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河姆渡文化为其代表。后国家制度建立，特别是经过夏商周三朝，文化艺术逐步繁荣起来，经过文化的扩散与吸收，使文化在整个中原迅速发展。

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的国家，而国家本身属于一个强势家庭。“家天下”不仅仅是国家体制的性质，而且是每个中国人的深层意识。在中国人的心里，没有社会，没有国，只有家。家就是天下，就是一切。中国古代战争的起源就是为了夺得家天下，一切民众的纷争也是为了一个家，至今民众的口头禅：“我吃了这么多的苦，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宫廷斗争总是围绕着“继位”、“篡位”而展开。这种以家为本的价值观，是造成封建家长制、世袭制也是君主专制的根源。

国家制度建立，特别是土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础。从土地分封制开始,中国农村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村落逐步形成。不像西方城邦制具有社会性、民主性的特质，自然村落的田园化，使得人趋于闲散，保守。也不具有城邦的扩张性。土地制度带来了一种移民，盘庚迁徙就是由游牧经济走上了农耕经济，而这种移民又不像西方移民向外扩张的内在需求。中国式的移民，却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它以血缘家庭为单位，以家庭代替了社会。封建社会的“井田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这样的社会的构成。

4、中国文化的守常性很重。中国是温带大陆型地理环境，农耕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是守常，顺自然之道以行事。中国是农业性文化，不像西方是商业性文化。商业性文化具有竞争性，而农业性文化不需要竞争，最典型的是一句格言：“有饭大家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排斥竞争，《东方文化周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先原则与美国精神》当中说：美国人追求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优先原则，把民主、平等的火炬普照众生，在17至19世纪的欧洲，缺乏信心和天才的人极少能成功，而在美国这片自由、广袤的土地上，人们尽可以放心大胆地闯，因为美国的这种“例外”这人们不断提供自由和土地，而优先原则作为美国移民社会环境下的“自由法则”则保障了“创业者”的利益。美国人乐观向上是因为优先原则的社会化使美国社会奉行“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能成为总统”的社会法则，相信机会均等，信奉“命运不是机会，而是选择”。美国人开拓扩张是因为他们相信优先原则，只青睐那些具有竞争意识的强者。在美国人心目中，无论是以知识武装起来的学者们之间的学院式智力竞赛，还是地球上另一岸的艺术家和预言家的热烈争论都不如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更有价值，美国人的创新超前是因为优先原则激发了一种不断的竞争，而竞争的社会化更使美国民族竞争精神不断深化，美国社会崇尚“适者生存”，主张“优胜劣汰”，而优先原则的建立更坚定了这一信念，它促使美国人不断改进，不断创新，不断拓展。美国社会、文化、科技的历史发展与现状更证实了这样的事实：美国民族追求民主的精神奠定了美国走向法制化国家的基础，并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美国民族“开拓精神”促使美国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福利社会形成，阶级界限模糊，民主平等具体化，美国民族竞争精神开拓了美国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超前发展模式，坚定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美国民族“乐观实用”精神是美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美国民族精神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是其余因素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就缺乏这样的竞争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反对竞争，也反对市场机制。中国一直抑制商业的发展，重农轻商，排斥市场。主要有：一是不言利，“君子喻义，小人喻利”；不言利就失去了市场动力。二是轻商、抑商，使市场失去了主体。三是抑制城市发展，使市场缺乏基础。虽然孔子学说并不全盘否定利的作用，《论语》中曾说过，他反对的是不义之财，无道之利。但当义与利冲突时，他是主义的，他反对一味地讲利。然而中国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性本能抑制逐利行为，而商业的本质（后成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逐利的。

守常性的文化都具有同化异质文化的能力。中国对外来文化只是同化它，并不吸收它。西方人有句格言：“假如你能从最坏的东西中学到最好的东西，那世界将更美好。”这种思想颇能反映西方人长期而普遍的一种文化心理。中国人抱残守缺，坐井观天，稍与自己的见解有所差异便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恶习，这是一种态度，另一种态度就是同化它，让其合乎自己的理念（改造佛教为禅宗，把佛理变成禅趣）。文化的传播与吸收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具有交流的特质，光吸收是无法成功的，它必须互动，正如光学原理一样，我们看到一个物体，是物体在你眼中的成象。中国传统文化既不吸收人类文化成果又不重视自身文化的对外传播。

过于守常就排斥创新。北京大学郭建宁在《关于文化选择的思考》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譬如树木，非岁岁有新芽茁长，则其枯槁可立待；譬如井然，非时时有新泉喷涌，则其干枯有时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对立统一，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如禹是滚的儿子，是滚的生命继承，禹治水改堵为疏，是创新。从这里可看出，继承是根本，创新是为了更好的继承。这是一种倒置的文化。这种倒置的文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创新应当是一个组织的灵魂。是主体。治水有时用疏，有时也要堵，如不堵，即不建水坝，旱灾来怎么办？无水可用。用疏用堵，应视情况而定。

总之，守常性易于文化的继承；兼容性易于同化外来文化，多元一体；正统性、秩序性易于社会稳定。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作用；它的负面影响：守常性造成社会惰性；兼容性造成趋同，扼杀创新；正统性、秩序性造成人格的不平等。

试谈当今中国“笔”文化之现状 篇7

关键词：书写能力,毛笔,退化,文化断流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信息化时代, 文字的表达多被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所代替, 导致手写能力直线下降, 这种状况对于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汉字的中国来说是可悲的。许多人对于手写能力下降的现象归咎于汉字本身或学校书法教育等问题, 但实际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很多。下面笔者就逐一论述, 并对其影响探究一二。

一、选题来源

笔的种类名目繁多, 如毛笔、铅笔、水笔、钢笔、记号笔、圆珠笔等。如中国绘画的媒介中的毛笔。中国水墨画表现力最大魅力之一就是笔, 它一直被那些顽固的传统卫士极力坚守。在今天的生活中真正亲手去写的机会很少, 使用可以称为国笔的毛笔的机会更是非常少。这种书写能力下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忧虑。

二、创作构思

1. 毛笔的发掘和认识

最早的毛笔, 大约可追溯到二千多年之前。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毛笔, 该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笔, 是上古时代遗存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笔是人们日常书写的文具用品, 非常普通但又非常重要。我们从小学或幼儿园就开始接触笔了, 老师首先会教我们如何拿笔、握笔, 以及写字的姿势等。可以说笔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的伙伴, 密不可分。让笔者印象最深的也是最喜爱的就是毛笔 (见图1) , 因为它软硬兼备, 可以充分地表达出书写者的感情和心理面貌。人们就是借助它书写或抒发, 在疾、涩、停、顿间完成了书法艺术千年的传承。

2. 手写习惯的退化及其影响

当今社会日趋发展的科技文化技术, 导致许多人逐渐忘记了笔和书写的重要性了, 现在大多数的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选择电脑打字和机打, 在许多时候大家都忘记了如何书写汉字, 这些方方正正的汉字已经渐渐被人们淡忘, 可是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 这样一来, 这些不好的习惯就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现代文化的传承问题。

汉字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气质, 它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最直接的传承者。手写汉字, 能够抒发个人的情感和文化, 所谓中国汉字“字如其人”就是生动的描绘了中国汉字书写的魅力所在, 并且具有个人的特征性和生动性。汉字承载着历史记忆, 汉字的书写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如传统的甲骨文到现在的汉字, 它的历史演变和进程都具有一定的传承性, 如历史上各种书体都是各具特征的、有明显的时代性。据笔者分析, 汉字书写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汉字书写在20世纪走向低谷, 诸多缘由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是中国传统的毛笔书写渐渐被后来的“硬笔”即圆珠笔、钢笔、铅笔等替代。20世纪50年代普及国民教育, “硬笔”也普及开来。虽然“硬笔”的普及有些影响人们生活习惯, 但是传统的书法用笔方式还在, 而且一直保留着手写的价值, 所以“书写”传统犹在。

第二种是上世纪90年代, 随着计算机问世和普及以及网络的覆盖, 人们以往日常用笔书写的习惯逐渐被计算机记录取而代之。这是一次大的科技的进步, 但是以笔书写被机器所替代, 书写的程序也被忽略。汉字书写的灵巧动作简化为两种简单垂直的操作:键盘上的“敲”、鼠标上的“点”, 字库里的汉字就蹦出来, 省心又省力。不论是被动裹挟还是主动顺应, 20世纪的两次换笔, 速度一次快过一次。处理文字的工具越来越进步, 手段越来越便捷, 效率越来越高。

当我们陶醉于现代科学技术之时, 蓦然回首, 才发现我们的书写能力正在退化, 我们日常生活中与传统文化联系的纽带正在断裂。

结语

呼吁人们发扬和传承手写汉字习惯。让世界了解中国, 也让中国走向世界。我们的汉字需要手写, 一旦因为科技的进步就逐渐逃避和遗弃手写汉字,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的汉字文化和汉字艺术将得不到传承。本文从小处作为切入口, 以点代面, 希望能够给人们一点启发和思考。

参考文献

[1]何小勤.湖笔文化及其旅游开发[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 (01) .

[2]薛彦华, 郑翠飞.传统文化的创新——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 (06) .

[3]杨群欢.湖笔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策略[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02) .

[4]沈文中.明代湖笔业鼎盛的社会历史原因探究[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04) .

[5]陈连根.试论湖笔文化发展的新空间[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 (05) .

“红星照耀中国”之文化篇 篇8

1944年5月，该参观团抵达延安。到延安之前，在外国记者们的想象中，延安或许是个弥漫着强烈军事氛围的堡垒。而身临其境之后，他们却发现，延安人民的生活竟如此丰富多彩。在延安逗留时间较长的两位外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和哈里森·福尔曼，除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深入采访，还对延安的其他方面情况作了广泛的了解，其中激发起他们强烈好奇心的便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人民文化教育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尝试。

冈瑟·斯坦因发现，边区的小学、中学、大学只是中共区域内教育系统的一小部分。除此以外，军队、民兵、工厂、合作社、医院、剧院、报纸，这些组织也都有教育作用。“边区好像一所大的学校，老老少少都热心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热心于教别人。”斯坦因用“全民就学”来概括延安的文化教育政策和氛围。这种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教育方式，比起学校教育，能够传达到更多的人，传播知识的方式也更为具体。此前，面对边区90%以上的文盲群体，中共曾尝试推行“拉丁化拼音字”及“强制教育”政策，但都由于过于激进且脱离群众而收效不佳。经过不断摸索，中共改用“全民就学”这样的教育游击战术，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不嫌弃任何原始的不正统的方法，利用群众运动使“认字”在边区成为普遍的活动。“有创造力的先驱发明了认字的新方法，如农民把字写在板子上，放在田地的一端，一边耕作一边认字。因此，80%的老百姓现在至少认识三四百字。而一年前不识字的人，现在都能读《群众报》，甚至快能读《解放日报》了。”斯坦因说。

此外，延安大学也不能不提。斯坦因在延安时，延安大学已与行政学院合并，校址设在行政学院原址南门外。大学下设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医学系、短期培训班。在斯坦因看来，延安大学反而比重庆区域那些更正规的大学更符合中国的需要。“我对于延大最初的印象是先生学生都结实强壮，而在重庆的大学生几乎都是富有人家的孩子。”当时的延大校长周杨对斯坦因说：“学生的思想必须以服务大众为指针，在思想方面必须对一切问题采取科学态度。作为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民主与科学，参照现代世界的发展情形来讲授，是一切学生一般教育的基本科目。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新中国造就干部和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另外，延大的教育特点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高等教育与人民大众的需要相结合。斯坦因在他的著作中总结道：“延大学生具有战时中国需要的更多的实际知识。对于人民需要什么，怎么和人民合作，他们的认识好得多。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来协助打仗和社会进步。”

延安特有的文化艺术生活也是记者们感兴趣的。在西方记者们所拍摄的照片中，有许多是关于延安的“红色剧社”。为这些剧社输送新鲜血液的就是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学院开办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在当时有3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前线，学习两年后，会再回到前线去组织戏剧表演、音乐演奏类的工作。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必须竭力去了解他们。这样，才能使他们了解你们。应该运用那些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熟悉的形式。人民的传统音乐、美术、文学和戏剧应作为表现新的战争内容的基本模式。新的形式应以此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因而，学生们在鲁艺所学的课程也必须是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艺术形式。

另外，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发展新的艺术形式所做的尝试也获得了惊人的效果。以秧歌剧为例，文艺工作者将真实的战争故事与传统秧歌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还有如公共卫生、保护儿童、牲畜饲养等共产党提倡的革新思潮也是秧歌剧题材的丰富来源。人民群众毫不犹豫地接受并爱上了这样的宣传形式。秧歌剧生动的表现形式也让福尔曼印象深刻：“我曾见过许多秧歌剧，它们都强烈地吸引着我。它们与中国别处所见的许多戏剧完全不同。剧本的写作和演员的表演训练都适合在几乎没有道具和舞台效果的情况表演，因此，秧歌剧能在最小的村子里表演。”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不断探索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工作方法，去践行他们为国奉献的理想。他们克服了自身可能会存在的主观、理想主义、轻视农民等弱点，与人民群众同食共寝，同农民打成一片，真正深入了解自己国家的人民，他们的努力与成果也终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赞许。作家陈学昭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或许道出了所有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同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文人学士从来没有这样深入到中国农民群众的最底层。”

年轻的共产党领袖在窄小的窑洞里领导着这场伟大的战斗。

——罗曼·卡尔曼

罗曼·卡尔曼【苏联】（1906-1978），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是新闻片与纪录片的著名摄影师。受父亲的影响，他从拍摄花边新闻、葬礼以及一些政界高官开始，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后来对摄像产生兴趣，在25岁时，就已成长为苏联电影界的新宠。1938年，罗曼·卡尔曼被纪录片厂派往中国，集中报道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一生坚信事实不过是一段没有讲好的故事，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故事讲得真实一些、准确一些。

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杰克·贝尔登

杰克·贝尔登【美】（1910-1989），二战期间美国知名的战地记者，作品多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及中国的解放战争。1933年，杰克·贝尔登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作为一名水手，他来到了上海，学会了汉语，并对中國有了较深的了解。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杰克·贝尔登受聘于美联社，开始为《时代》杂志撰稿。与其他不会讲汉语的外国记者不同，杰克·贝尔登可以与中国人直接交流，而不只是转述官方的消息。他与中国有关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49年的《中国震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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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到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

1939年5月14日晚，延安军民齐聚北门外组织部大礼堂，正急切盼望着鲁迅艺术学院编排的三幕话剧《冀东起义》开始演出。突然，一个外国“大鼻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在当时，这里已有不少人接受过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博斯哈德等外国记者的采访，八路军军医院驻地也有柯棣华、安德华、巴斯华等印度医生，但是这位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还是让在座的观众感到一丝惊奇。在众人嗡嗡的议论声中，“大鼻子”快步走到前排，很快找到了熟人。人们看到，跟他握手、拥抱并大声交谈的，是鲁迅艺术学院的编译部主任萧三。萧三用中文向周围的同志介绍，这位来自苏联的外国友人名叫罗曼·卡尔曼，职业是电影摄影师，从重庆来，今天刚到延安。

1936年8月22日，罗曼·卡尔曼以《消息报》联络员的身份进入西班牙拍摄内战。他在炮火中拍摄的影片《关于西班牙事件》被送到莫斯科放映，获得空前成功。1937年8月，由于卡尔曼在西班牙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为他颁发了一枚列宁勋章。

1938年9月，罗曼·卡尔曼再次以《消息报》记者的身份投入到战争前线，而这一次的目的地是中国。他的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11个省份，总行程约2.5万公里，拍摄影片资料1万多米。1938年10月卡尔曼到达武汉时，正值武汉大会战，在战火中他坚持拍摄到10月25日。他拍摄了战时武汉的景象，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等。接着卡尔曼转赴湖南，拍摄了前线士兵的战斗生活以及日军俘虏营的生活情况。他在广西拍摄了新安旅行团小演员的抗日戏剧活动，在广州拍摄了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12月，卡尔曼到达重庆，拍摄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的许多地方。1939年5月，卡尔曼突破国民党封锁到达延安，拍摄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许多珍贵资料，其中包括毛泽东一天的活动。回国后，罗曼·卡尔曼编辑了两部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与《在中国》，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介绍给苏联人民及世界人民。他还根据自己的拍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时他写道，“这是我最近几年采访拍摄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战火烧遍我不熟悉的国家的广袤土地，拍摄同时我得研究这个国家，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斗争方法，并估计事件的发展变化，学习艰难拗口的语言。”而书的扉页上则清晰地注明：“作者仅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

罗曼·卡尔曼与萧三神交已久。萧三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同学。他和哥哥萧瑜以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过小品散文和诗歌。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随后回国参加革命。在苏联期间，萧三写了不少诗歌，宣传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在苏联有一定的知名度。萧三1939年春刚刚从苏联回国，所以卡尔曼一见到萧三就急切地说：“埃弥·萧，原来你在这里。本想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一定要认识认识你，谁知道今天在这里见面了。”卡尔曼还由衷地向萧三感叹：“来中国八个月了，到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什么话都可以说啦。”

在愉快而热烈的交谈中，话剧不知不觉开演了。人们静下心来欣赏鲁艺学员们的演出，萧三则不时用俄语向卡尔曼介绍着剧情。因为两人晚上各自另有安排，看完话剧第二幕，他们提前退场，两人相约第二天在鲁艺见面。

5月17日，萧三在鲁艺请卡尔曼吃午饭，并向他介绍吕骥、沙可夫等同志。这天，卡尔曼拍摄了鲁艺举办的展览会、鲁艺学员开荒生产以及学校周边的树林、文庙等景观。5月21日是星期天，当天下午1时新中华报社和青年记者联合会在北门外王家坪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欢迎卡尔曼，萧三作为翻译陪同卡尔曼参加会议，会后又陪着他参观了风景秀丽的枣园。第二天下午，延安抗日軍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宴请卡尔曼。这是一次别致的宴会。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招待卡尔曼的食品来自抗大合作社，而抗大合作社里的各种食品、用品则大部分是学员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卡尔曼亲身感受到了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的成效。

在那几天里，卡尔曼去了延安城周边很多地方。他曾经渡过延河去桥儿沟参加工人学校开学典礼，在清凉山拜访解放日报社，到远离延安约40里的拐茆村参观八路军军医院。另一次较远的参观、拍摄活动，是去安塞托儿所，由于逗留时间较长，当天夜里他就住在当地。通过这些参观访问，卡尔曼拍下了不少珍贵的影片素材。

5月25日晚上9时，卡尔曼前往杨家岭拜访毛泽东。在此之前，正如卡尔曼发表于1939年7月8日苏联《消息报》、8月28日《新华日报》翻译转载的“毛泽东会见记”一文中所提到的，虽然他到延安的初期还没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在他参观过的所有地方，“在大学，在学校，儿童保育院，在每一个场所，都能感觉到这个天才的组织者的精神”。这次在简陋窑洞中的深入谈话直到午夜12时才结束。毛泽东向卡尔曼全面、精辟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第二天，正逢“抗大”三队请毛泽东讲关于战略战术的军事辩证法，卡尔曼得知这一消息赶忙去了会场。虽然报告仅有短短一小时，却给卡尔曼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他（毛泽东）的演讲充满了明了的例子、大众的言语、格言成语，常常引得全体听众哈哈大笑，在他的听众笑过之后，他自己才开始微笑。”毛泽东作完报告后，卡尔曼请他站在一个大土台上向群众讲话，并把这一场景拍成影片。在离开延安前的一天，卡尔曼再次特意到杨家岭拍摄了毛泽东一天的活动情况。他不仅记录了毛泽东看文件、写文章等工作情形，以及工作之余的散步、休息情形，还拍摄了毛泽东与农民交谈以及在“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上检阅队伍的情形。这些珍贵的电影文献资料，其中很多场景成为经典，广为流传。

1939年6月3日，罗曼·卡尔曼告别革命圣地延安，启程前往西安，临行前又拍了许多照片。在短短20天的时日里，他拍摄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卡尔曼十分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74年后的今天，罗曼·卡尔曼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2013年6月9日，“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展览中的三段珍贵视频十分引人注目，其中的一段，正是罗曼·卡尔曼所拍摄的，反映延安军民生产、生活的《中国在战斗》节选。

（据《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