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

中国民俗文化（共12篇）

中国民俗文化 篇1

中国梦, 是2012年11月29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之一。习近平说, 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共同期盼。1988年, 76位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聚集在巴黎开会, 他们在宣言中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实现中国梦,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 要解决文化传承的问题:实现中国梦, 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精神家园, 还是以其他文化作为精神家园?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立国根基, 还是以别人的文化作为立国根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做出一致的回答:中国梦必须以中国文化作为价值内核, 以中国文化作为立国强国之本。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只有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才能充满自信的去迎接世界。

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文化是指一个国家的灵魂。是国家民族在历史长河发展中形成的悠久历史、民族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等人类发展的组合。对一个国家而言, 文化关乎立国、治国和兴国。

“当有一天, 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美国总统尼克松

那么, 近一百年来, 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近一个世纪来, 西方资本文化大举侵入中国, 且畅行无阻。中国社会目前的各种乱象皆来源于此。世界历史已经证明给我们看:凡是用别人的文化作为立国之本, 就意味着是别人的文化附庸, 进而很容易成为别人利益的附庸。如果我们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我们自身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就是在心悦诚服地为西方的利益服务。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和自信, 要扎根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在今天的世界上, 假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构成它最内核的‘自我’的文化, 它的自我认同必然出现危机。”——亨廷顿《我们是谁》

如果不去继承和发扬光大本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 也就失去民族文化的“根”, 失去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承载力, 也必然陷入文化的迷茫和文化自卑、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21世纪, 中国的硬实力在增强, 中华民族在崛起, 中国人对自己祖宗留给我们的5000多年中国文化在觉醒!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 作为中国人我们开始醒悟, 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唯有以华夏五千年文明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和灵魂。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 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必须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 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用本民族文化作为动力来源。那么, 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具有5000年博大精深的属于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呢?

一、儒学拯救世界

中国必须要以中国传统主流精神文化——儒家文化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价值依据。华夏文明绵延五千年, 长盛不衰, 傲立于人类文明史。诸子百家, 三教九流, 中华民族选择了儒家, 这条路一走就是两千多年,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康乾盛世”, 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历史无容分辩地证明, 中华民族对儒家的选择是正确的;近百年的历史也铁证如山, 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也是正确的。纯正的儒家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原动力。

世界四大文明, 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 长盛不衰。五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中华文化的治世瑰宝, 护佑华夏子孙生生不息, 和谐共处, 长盛不衰。

近代一百多年来, 社会动荡, 争战不断, 持续不断的颠覆性、毁灭性打击, 致使引领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被说成是封建、迷信, 这样的文化瑰宝被中国人自己踩在脚下, 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呜呼哀哉, 一百多年, 不要祖宗, 崇洋媚外……一百年后, 我们幡然醒悟: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首先应该是观念的进步, 而社会观念一定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 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 就没有民族的立足点, 就缺少民族的自立与自信, 从而难以真正吸纳世界上其他的优秀文化成果。2013年11月, 习近平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他提出, 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坚持古为今用,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因势利导, 深化研究, 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 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孔子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业已沉淀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从隋唐开始, 就有以儒治国, 以道治身, 以佛治心, 儒释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1989年, 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会上, 联合国教科文卫生组织干事泰勒博士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 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多年里, 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 或者缺少进步也好, 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 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属于过去并照耀着今天和未来。”

中国学者的认识更加深刻。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 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 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 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 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 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 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 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 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主流媒体责无旁贷, 当披荆斩棘, 勇立潮头!为天地立心, 为百姓立命。为往昔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承传华夏文明, 媒体应该一马当先, 当仁不让。在五千年中华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方面, 主流媒体应该担当起振兴中华文明的急先锋。

我们欣喜地看到, 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之下, 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努力创导和不懈努力之下, 当今社会, 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的觉醒和喜爱。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论坛遍地开花, 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弟子规》夏令营, 传统文化夏令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学习热遍布大江南北, 学习传统文化的组织更如雨后春笋, 在神州大地建立起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益网站越来越多, 以上种种, 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希望。

二、小结

通过上面分析, 我们明白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 功在千秋, 造福子孙后代, 宣传和弘扬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 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主流媒体作为大众传播机构, 可以说播什么内容的节目, 就是在教人们什么。所以说, 媒体能救社会, 也能毁灭社会、毁灭世界。今天的媒体, 影响力和范围之大史无前例, 如果媒体播出去的内容是暴力、色情, 是杀、盗、淫、妄, 那么就在教人们恶, 毁灭世界。如果播出去的内容是劝善的, 是弘扬仁义礼智信的, 是劝善的, 是伦理道德教育、是因果教育, 那么就在教人们善, 那么就救了世界。因此说, 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体, 承担着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弘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如此迫在眉睫, 可是,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电视频道专门宣传优秀传统文化, 这种现状急需改变。在国内几十家卫星频道和数千家地面频道中, 通过每日节目单我们看到, 这些频道的节目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内容:新闻, 电视剧, 娱乐节目等。在这些节目中, 教中国观众向“真善美”的有多少, 教人们“百善孝为先”的有多少?而是潜移默化的在教人们“不以淫为丑, 反以淫为荣”, 老祖宗告诫后人“万恶淫为首”, 可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在教观众什么?

作为媒体, 国家的喉舌, 应该告诉观众儒释道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正统, 应该把中国老祖宗能够化解世界灾难, 促进和平的方法告诉世界。响应习主席号召, 大力弘扬中华文明。主流媒体应该承担起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21世纪, 媒体传播的速度、传播的广度、影响的范围和深度, 媒体的教育力量之大前所未有。有人会说, 教育是学校的责任, 媒体可以袖手旁观。可是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 是学校对人的影响大, 还是电视网络等媒体对人的影响大, 答案一目了然。今天, 媒体的影响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 影响终身。

借助当今的媒体, 尤其是主流媒体,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传播正能量, 是媒体人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现在婴儿扎根的教育是什么?是电视教育。从前是父母家长教育, 现在是电视。从一出生到长大, 先是电视然后是电视和网路在影响他们。这些电视网路在教人们什么, 我们都知道了, 这是可怕的危机呀!

媒体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借助电视和网络等媒介, 把千万年来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圣贤智慧, 留下来的千年不变的真理, 留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方法等等一切优秀中华智慧传给中国的下一代。

中国的媒体到了拿出行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了。据了解, 2014年7月开始, 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的中小学将开始全面开始学习《弟子规》。这个消息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 不光是中国人的, 它更是世界的, 是永恒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作为华夏子孙, 这样的宝贵财富一定要继承呀!

中国新一代国家领导人, 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描绘了富强崛起美好光明的蓝图, 正带领全国人民高高举起实现中国梦, 继承和振兴中华文明的大旗, 作为媒体, 作为对人民进行传播、教育的大众传播机构, 理应担起历史的重托, 扛起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 时不我待, 即刻行动。

摘要：主流媒体,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传播正能量, 是媒体人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习近平说, 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他说, 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 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 养浩然之气, 塑高尚人格, 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必须以中国五千年文明所创造的民族文化作为文化之本, 作为民族复兴的灵魂。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中国梦。

关键词：中国梦,主流媒体,弘扬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张洁云.构建普惠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考[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 2011 (01) .

[2]马振清.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发展方向[J].科学社会主义, 2007 (04) .

[3]杨彬.从文学的发展看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的选择[J].广西民族研究, 2005 (02) .

[4]张洁云.构建普惠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考[J].大连干部学刊, 2011 (02) .

中国民俗文化 篇2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在我国古代对于“衣食住行”是有着深入的研究的。在古代，“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常用的字眼。的确，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离开这四件事呢？而把衣放在第一位更是突出了“衣”在我们祖先心中无比重要的价值。在最初，人是不穿衣服的，后来由于有了羞耻之心，衣服才产生了。当然，那时的衣服是最原始和简单的。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衣服也在不断地改变，可以说，衣服的历史也是一部文明史。

中国传统服饰的特色在于：

一：善于表达形与色的含蓄：朦朦胧胧，藏而不露，给人以审美的感受。这种含蓄有时通过款式展现，有时通过造型、线条、等手段给人以整体和谐之美，以此表达深刻的设计思想。比如清朝的服装，就演变成了后来的旗袍。

二：注重精细的手工艺表现，大量采用刺绣、符号等手法，表达丰富的想象力，以浪漫主义情调，达到效果。如红楼梦，对王熙凤的着装刻画的表现。

三：注重气派稳重的氛围效果，服装的整体配合给人以秩序的谐美感，严肃端庄。如：中山装的流行。

四：为了营造和平统一的气氛。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以情意为主线，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中心的氛围中，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持礼仪之邦的声誉的。

五：表现其民俗信仰。在民族信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服饰纹样来表达的,这些纹样具体地表现了中国古代民俗信仰以及图腾崇拜的情感与内涵。

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共有56个民族，其中55个少数民族，居住在全国一千多的县，分布广阔。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有些民族又具有众多的支系，如苗族分为红苗、黑苗、白苗、青苗、花苗五大类，其中的花苗又包括了大头苗、独角苗、蒙纱苗等，皆以不同的服饰划分。这样一来，不但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服饰，仅是同一民族内也因支系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服饰，使得我国少数民族的服饰显得格外丰富。

由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全球文化的发展问题。全球化对中国的本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起国人普遍的焦虑感，因此人们纷纷投入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中。近几年，汉服复兴已经成为不能忽视的文化现象，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试图与全球化抗衡着。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汉服复兴提供了条件，也危及着包括汉服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而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文化 篇3

以舒伯特等为代表的欧洲艺术歌曲大师的作品传入中国后，对中国艺术歌曲乃至整个歌曲领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国古代艺术歌曲(由于历史传承原因，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被杨荫浏、叶栋先生等专家逐渐发掘出来。）和我国多民族的民歌，也对近现代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中西音乐文化的合璧，专业音乐家的创作和民间音乐的合璧，构成了从二十世纪初叶以来近百年间我国艺术歌曲创作色彩斑斓的艺术长廊。

一、中国古代艺术歌曲与古代文化

其实，我国古代的艺术歌曲很早就产生了。《诗经》的“风、雅、颂”，是否有艺术歌曲成分，已无据可考，但敦煌所保存的唐代古谱中，经叶栋先生等人的考证，就有“曲子”。它原是流传于乡间的民歌，后来有的进入城市，经过乐人加工，实际已形成一种艺术歌曲而有别于一般的民歌，故称为“曲子”，而不叫民歌。宋以后就更明显了，南宋姜白石创作的十七首自度曲，是现存八百年前最重要的艺术歌曲，还有其他词人的词曲，元、明、清的散曲、琴歌等。似都可归于艺术歌曲的范畴。

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化特色也在音乐(包括艺术歌曲)中折射出来。如唐朝的强盛与开放，与西域的经贸往来，日本的多次派遣唐使，外交带来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与外族的不断征战，边塞诗歌中透出的豪放气息等，都在唐“曲子”“大曲”等音乐中表现出来，如《饮酒乐》《弊契儿》《秦王破阵乐》等。而宋代则不同，北方民族的南侵，山河的破碎，小朝庭的偏安，都给诗人和音乐家内心带来巨大的苍凉和悲苦。宋代诗歌已从唐诗的充满阳刚气逐渐转入宋词的阴柔与婉约，虽然仍有苏辛词的豪放，但大量的宋词都充满着哀怨与感伤，加上长短句的语言韵律和音乐的结合，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像姜白石十七首歌曲中，几乎全都是伤怨之作。试以《凄凉犯》为例，作者在该曲的小序中说：“合肥(宋金对峙，当时合肥已是南宋的边域)地方的街巷，都种着柳树。晚上秋风一起，发出骚骚的声响。我旅居在那里，关上门，时时听到马嘶嘶的声音。出城向四周一看，则满眼都是荒烟野草，景象十分凄清而黯淡，因此作了这首歌曲，七弦琴有凄凉调，就借它作为曲名。”整首歌曲音乐语言十分简洁，自由散淡的节奏，多是下行又不断起伏的旋律线条，几次的向下小六度的大跳方程，非常浓烈地营造了作者所要表达的那种悲凉、无奈的情怀。姜白石的歌曲充分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士”的文化精神，既忧国忧民，又报国无门，只能寄情于山水与词曲。

元代之后，散曲和杂剧一样，逐渐在市井兴起，由于多民族文化的交融，音乐也更丰富多样化，元曲词的口语化，也使音乐更为生动。少了宋代词曲的那种古朴、凝重，而更多了民间的生活气息。如《快活三》《金盏儿》的清新流畅，《甘草子》《青哥儿》的开阔爽朗，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散曲的套曲，如白朴的《恼煞人套曲》，马致远的《夜行船套曲》等。

我国古代的艺术歌曲循着诗、词、曲的发展路子，也走过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由于当时还没有保存、记录这些音乐的办法，我们至今无法想象过去的盛况。但是，千百年来不争的事实是：这些音乐与古典文学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我们民族文化特色的音乐语言。研究它们的艺术规律，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的创作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西方艺术歌曲与中国近现代文化

西方艺术歌曲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实践，不但涌现了众多的名家和无数的经典作品，同时还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系统的音乐创作理论。上个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浪漫派作品相继传入中国后，相应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也被老一辈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传授给我国的作曲学界，于是我国逐渐出现了一批以西方作曲技法为指导的艺术歌曲。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次爱国的、同时也是激烈的思想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西体中用”等思潮的掀起，以及提倡白话文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并对多种文艺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批努力吸取西方音乐文化精华，又代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意识的艺术歌曲应运而生了，如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青主的《我住长江头》，黄自的《思乡》《春思曲》《玫瑰三愿》等。

最早的这一批艺术歌曲的作曲家大都是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内涵的认知度都比较深。贺绿汀先生曾就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发表过非常精辟的看法，他说：“对专业作曲者来说，它的词、曲、伴奏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首先词曲本身都十分典雅流畅而细致，诗一般的抒情，并不是浅薄庸俗的口头语言，这是全曲的主要特点。它好像一株自然长出来的有生命力的野花，而不是由人工做出来的纸花。就是说，它是词曲作者从自己感情深处自然流露出来的心声，这是艺术创作最可贵的地方。它是一首艺术歌曲。也许带点‘洋’味，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旋律上有中国民族特点，并与语言结合得很密切，深刻地抒发了原诗的意境和情绪。也许可以说，抒发了刘半农、赵元任那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特点。”

赵元任先生在谈到他自己的音乐创作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中国人要么不做音乐，要做音乐，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就是得用和声。中国既然还没有和声学，当然是只有用西乐的和声法。至于和声运用的方法，那当然很要细研细究，不能像赞美诗的乒乒乓乓或是进行曲的叮叮咚咚一来就算了。我在这个歌集里头也稍微做了一点试验。……至于歌调方面，加入中国风味的机会更多了，在好几处地方我都用了滑音像说话或是唱中国儿歌的唱法，有些地方花音用得也特别的多一点。”这种学习运用西方和声并使之中国化，或是旋律音调与汉语言结合的特点，代表了当时中国艺术歌曲的主要取向。

黄自先生的艺术歌曲，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他的艺术歌曲形象鲜明、情景交融、感情细腻，特别是钢琴伴奏的写法，和对主旋律的烘托，有其艺术独到之处，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钱仁康先生曾这样评价：“《思乡》和《春思曲》中的某些意境，都是由钢琴用造型手法(如春雨潇潇，柳丝轻拂和鹃啼声声的描绘)与和声手法(如描写“陌头杨柳、分色帘边”的色彩性转调)表现出来的。在这两首抒情歌曲中，钢琴伴奏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离开了歌调，几乎可以成为钢琴独奏曲。”

抗日战争爆发，救亡运动掀起。民族的危亡，山河的破碎，都使诗人和音乐家的爱国激情空前高涨。这时的艺术歌曲，已不再是过去的典雅、缠绵，而是情感浓烈，音调起伏跌宕。如陆华柏的《故乡》，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冼星海的《黄河颂》等。

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带有明显的西方朗诵调音乐风格，整首歌曲节奏很自由，形象很鲜明，词曲结合得非常好，生动地表达出一个国破家亡的游子的悲愤心情和要与敌人战斗的决心。冼星海的《黄河颂》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歌颂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强。音乐气息宽广，情绪昂扬、豪迈。它们都是抗战时期艺术歌曲的杰作。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经历了由觉醒、斗争到愤怒的历史进程，文化上也经历了封建文化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民族大众救国解放运动的风云激荡。艺术歌曲的发展也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和文化潮流而逐渐地趋于成熟。

三、当代艺术歌曲与当代文化

中国的当代音乐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走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形成的。

而西方音乐的多元化趋势，是上世纪初就开始了。德彪西艺术歌曲中和声已大胆突破，福列的艺术歌曲则依然贯穿着法国浪漫主义的纯情与优雅，同为浪漫主义大师的拉赫玛尼诺夫的艺术歌曲则带着强烈的斯拉夫式的冲动，格什温的许多歌曲大量运用了爵士音乐的元素。尤其是勋伯格创立的十二音序列主义，对调性、调式、和声、复调等的全面突破，带来了整个音乐创作领域包括艺术歌曲创作的全面多元化。在我们刚刚开放的七八十年代，西方的这种多元的“春秋”局面，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求新的过程。

西方当代音乐的多元化趋势无疑大大影响了我国的音乐创作。在艺术歌曲领域，虽然变化不如其他音乐创作领域那么大，但从总的来说，已经出现了多种有不同追求和走向的现状。相当部分的作曲家，继承了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中国艺术歌曲传统以及自己的创作个性，走传统基础上出新的路；一部分作曲家更多地从民间音乐和多民族民歌中吸取精华，走艺术歌曲民族化的路；有的作曲家希望将艺术歌曲与流行音乐包括爵士乐、百老汇歌曲等结合起来；有的作曲家则采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包括十二音序列，自由无调性、多调性等手法来创作新的艺术歌曲；还有的作曲家把电子音乐的发展成果引入艺术歌曲领域，走科技化的道路……

科技的进步大大推进了当代文化的进程。信息化、全球化等经济文化现象，强烈地冲击当代人的生活积习和文化理念，大众文化需求也呈现出横向的多样化和纵向的快速求新化。这样的文化氛围既促进了艺术歌曲创作的多元化，同时也给词曲作家们更多思考的空间：如何来适应当代人对文化的需求和期待?

我想，不管当代文化怎么发展，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个性魅力这几个因素，都是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艺术歌曲创作除了这些，还必须紧紧抓住“艺术”这两个字，它是这一歌曲领域有别于其他歌曲领域的最重要的象征。至于各种“艺术”是否成功，只有在实践中检验。被人民接受的艺术才是成功的艺术。

章绍同 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民俗文化 篇4

在我们对《舌尖上的中国》中民俗文化进行分析之前, 有必要先对民俗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一、民俗的概念

民俗学家钟敬文说:“民俗, 即民间风俗, 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1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前的小年, 家家户户祭灶爷、吃灶糖, 保佑全家来年幸福平安。腊月三十, 人们贴春联、贴窗花、放鞭炮、敲锣打鼓, 延续着老一辈传下来的喜庆气氛。除夕夜一家团聚, 吃饺子, 有“更岁交子”之意。而守岁的习俗, 既饱含对逝去岁月的留恋之情, 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予美好希望之意。正月初一, 开门大吉, 先放鞭炮, 碎红满地, 可谓“满堂红”的好寓意。以上种种, 都是民间风俗最直观的体现。

二、民俗的特征

民俗特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国家都有其各自的民俗特征。同时, 民俗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又具有全人类、全世界共通的法则,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便是指各类民俗共有的特征。

(一) 集体性。

民俗的集体性, 是指民俗在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也是民俗的本质特征。[1]11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 每一个个体都不能脱离其所属的群体单独生存, 在人类的各种群体活动中, 民俗文化应运而生。

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就已经盛行, 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白波一家人在北京过年的故事, 使无数中国人产生了心灵共鸣。贵州省的下尧村, 每年十月都会迎接一个专为稻谷丰收而设置的节日———新米节。而村民享受盛宴的方式也很特别, 十里长街, 百十张桌子排在一起, 所有的村民沿街而坐, 这就是能够体现出群体协作和分享的“长街宴”。由此可见, 民俗文化是一种群体智慧的结晶。人类社会中绚丽多彩的人文景观和民俗文化, 都是由群体不断创造、完善、传承和保护下来的。

(二) 民俗的传承性。

民俗的传承性, 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 即历时的纵向延伸性, 也是指民俗文化的一种传递方式。[1]13每个人在成长历程中, 都从民俗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学到了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 在民俗传承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和能力。

诺邓火腿的腌制方法, 由老黄手把手教给了自己的儿子树江;陈皮鸭的手艺传自阿伦的祖父;周赛群在厨师学校传道授业, 为孩子们的就业增加砝码;王德峰作为一名新入行的潜水员, 在师傅的引领下, 完成了一次不寻常的海底旅程;5岁的宁宁跟着曾祖外婆一起做年糕, 宁波人的这种庆贺新年的传统将会在宁宁的心中得以传承。无论是家庭传承、师徒传承还是节日传承, 民俗文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一代代绵延不断地发展和传承下去。

(三) 民俗的稳定性与变异性。

民俗的稳定性是指民俗一旦产生, 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期相对地固定下来,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1]17中国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人们开创并延续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特色。例如, 元宵节吃元宵、猜灯谜;清明节出门踏青、插柳条;重阳节登高放纸鸢、插茱萸等等, 许多习俗自先秦两汉时就已经定型, 并一直传承至今。

民俗的变异性是指在民俗传承过程中引起的自发和渐进的变化。[1]18民俗文化是几千年来社会发展的积累和总结, 在历经千年的传播过程中, 语言和行为是民俗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工具, 这种特性也决定了民俗文化的变革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以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舌尖上的中国》中提到的望果节, 这是藏族农民欢庆丰收的节日, 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望果”起源于公元5世纪末, 在这个时期, 它还不是一个正式的节日, 只是开镰收割前的一种活动。8世纪后期, 西藏进入佛教兴盛时期, “望果”也带上了教派色彩。后来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该节日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

(四) 民俗的类型性。

民俗的类型性, 是指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民众共同遵守的标准。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定型化的思维习惯, 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1]20

以民俗文化中的民间文学为例, 中国著名的四大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牛郎织女”和“孟姜女哭长城”———之所以被人们所称颂, 就是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愿望密切相关。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 无论是吉林查干湖上的“祭湖祭鱼”仪式, 还是海南的林红旗上船之前在妈祖庙中的祈福, 或者是捕鱼船上简陋的祈福工具, 都体现着劳动人民企盼丰收、感恩自然的思想和愿望。

(五) 民俗的规范性和服务性。

民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 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 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准则, 这就是民俗的规范性。[1]22简单来说, 就是约定俗成。吉林查干湖上的捕鱼工作进展顺利, 但是那里的人有一个心口相传的类似于“家法”的约定:只捕大鱼, 不捕小鱼。他们用规范化的民俗构成了大家的行为准则, 表现了对自然的感恩和尊敬。

人们通过这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 遵守着长幼有序的生活礼节、享受着岁时节日的欢乐团聚、祈祷着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 这就是民俗文化服务性功能的直观体现。

三、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对于民俗的分类, 众说纷纭, 不同的民俗学家由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课题需要, 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把民俗分为四大类: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和游艺的民俗。陶立璠则在《民俗学概论》中将民俗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和精神民俗。本文中, 为了更好地引用《舌尖上的中国》中的事例, 我们把民俗分为三大类来进行阐述: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民俗和精神生活民俗。

(一) 物质生活民俗。

物质生活民俗可以分为三小类, 即生产民俗、工商业民俗和生活民俗。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是中国地域发展的一大特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 以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创造出如此多的饮食文明。《舌尖上的中国》以食材为载体, 记录了中国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独具特色的食材发掘特点[2]169。

依靠土地的馈赠, 云南的卓玛得到了养家糊口的松茸;浙江的老包在自己的毛竹林里, 得到过遂昌最大的一个冬笋;云南大理北部的山区, 老黄和他的儿子树江利用天然的盐井, 熬制出“诺邓盐”, 并腌制出了极负盛名的“诺邓火腿”。

湖水和海洋中, 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渔业资源。吉林查干湖的一批职业捕捞者正在用冬捕的收获制作出一桌丰盛的全鱼宴,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南三亚, 林红旗也率领着他的远洋捕捞队经历了从一无所获到一日千里的心情变化之后, 享用着海鱼午宴。

然而, 无论是采挖还是捕捞, 都带有强烈的破坏性和索取性, 《舌尖上的中国》在向我们展示劳动人民获取自然馈赠的同时, 也不忘向我们传达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价值观。

卓玛在采摘松茸时, 当松茸出土后, 她会立刻用地上的松针把菌坑掩盖好, 以免菌丝被破坏;查干湖冬捕的渔网, 采用的是6寸的网眼, 这样稀疏的网眼自然而然地将那些未成年的小鱼漏掉了, 这是“猎杀不绝”思想最好的体现。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同时, 智慧的劳动人民还学会了主动与大自然合作, 从而达到资源的良性循环。獐子岛是中国最大的海洋牧场, 几年前, 人们把人工培育的海参幼苗撒在獐子岛海域, 使得这些人工幼苗获得了与野生同类完全相同的成长轨迹。这是人类和大自然的携手合作, 以最小的生态代价, 实现了耕海牧渔的理想。

(二) 社会生活民俗。

社会生活民俗主要可以分为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和人生礼俗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民俗。社会组织这一概念通常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 民间形成的各种稳定互动关系的共同体, 如家族、行会、帮会等。而社会组织民俗也就是指人们建立并沿袭群体内的互动关系, 以推动群体事件的时候所形成的习俗惯制。

在顺德的均安镇, 遇上红白寿诞或大型节日, 人们更愿意选择聚合在一起, 品尝一席美味的村宴, 这也是均安镇人民独特的庆祝习俗。作为村宴主角的蒸菜和作为村宴压轴的蒸猪, 使一席美味的村宴得以成型。均安镇的村宴, 以美味为载体, 将情感联络在一起, 成为当地人民不可或缺的庆祝习俗。

二是岁时节日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是指在一年之中的某个相对阶段或特定的日子, 在人们的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纪念意义或民俗意义的社会性活动, 并由此传承下来的各种民俗事项。从孩提时代开始, 我们就约定俗成地在特定的时间里进行民俗活动。从元旦的拜年至岁末的守夜, 无论是清明祭祖、重阳敬老, 抑或是粽子、月饼以及腊八粥这些年节的象征食品, 都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

如冬至, 亦称冬节、交冬, 是汉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很多地区在冬至这一天有祭天祭祖的习俗, 现在仍有一些地方如江浙闽南一带在冬至这天过节庆贺。在潮汕的祖祠中, 人们怀着敬意把各种色泽艳丽的甜品奉献给祖先, 同时也为自己的生活祈福。

三是人生礼俗。人生礼俗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1]156人类通过人生礼俗的设置, 使自己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如祝寿礼, 一般在六十、七十、八十等逢十年举行, 长寿面也是寿宴上不可或缺的生日主食。丁村人做寿请客有其特有的习俗———早面午席, 也就是说中午需要吃的面条, 在早上就要开始准备, 表示了对老人的尊敬。在丁村人的寿宴上, 吃面之前, 每个人都要挑出一根最长的面条, 放在寿星公的碗里, 要等他吃下这碗带有全村人寓意长命百岁祝福的面条, 一场寿宴才算圆满。

(三) 精神生活民俗。

精神生活民俗也可以称为民俗信仰, 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1]187

在藏族人民的望果节中, 人们将手指涂满青稞粉, 一个个地按在祭台之上, 这些手印被赋予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是藏族人民对自然的恩赐表达敬畏和感恩的重要时刻;绍兴市的酿酒师傅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请酒神的仪式, 由于受到天气、风、空气、菌的不稳定性影响, 即便是最好的酿酒师傅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能酿出好酒, 因此, 每一年的仪式, 都是酿酒师们对自然表达的一种尊重。

民俗文化协调着民众心理, 满足着民众的审美需求。[1]25民俗的信仰心理在精神生活民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生活中, 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愿望寄托于祠堂之上、寄托于求神拜佛的行为之中, 人们也习惯在春节这个岁时节日中贴门神、贴对联, 以求来年的风调雨顺、年年有余。这种种的仪式行为和艺术创造行为, 都是民俗信仰心理的物化表现形式, 在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同时, 也带给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持。

四、结语

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和调节功能,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生产,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文化的稳定性, 并通过社会舆论和人们的良心、负罪感等一系列心理活动, 达到规范社会的目的。同时, 中国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民族习惯与生活方式, 而所有的民族又因为中国几千年的独特习俗, 共有中国人生活的特点, 这又维系着所有民族的关系。民俗文化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 协调人们的内心情绪, 并保持和延续了自己文化传统上的责任与义务, 使各民族在同一个国家中, 共同奋斗、共同发展。[3]267

我们通过采松茸、挖田笋感受到大自然无私的馈赠和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通过长街宴的合作、重阳节的敬老, 我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还从望果节的隆重和请酒神的真诚中, 体会到民俗信仰的力量。《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以其朴实简洁的介绍、干净纯美的画面、直入人心的情感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给观众带来了天南地北的美食知识、人文信息和生活图景, 不仅使日渐沉寂的纪录片重新焕发了光彩, 更是将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民俗文化发扬光大。

摘要：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民俗文化的国家,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人民群众创造出了各类民俗文化并传承下来。《舌尖上的中国》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 就是其不仅关注食物本身, 更发掘出了美食背后的文化底蕴。通过对中华美食群像式的介绍, 将传统的民俗文化与美食之间微妙的联系以影像的形式展现出来, 承担了重要的文化功能与教育责任, 也使各地域的民俗文化得到了多重展现。

关键词：民俗文化,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民俗,精神生活民俗,民俗信仰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2]王妙甜.《舌尖上的中国》——地域意象与传统文化的双重表达[J].大众文艺, 2012 (21) .

中国民俗文化教案 篇5

一、前言

中国民俗文化是一门以社会民间风俗习惯为对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人文科学。本讲座旨在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民族、民俗学常识，讲座内容既包括了本学科的基本知识，也注重民俗文化内涵的揭示，同时也适当介绍了本学科的研究与最新发展。民俗实体部分的介绍构成了讲座的整体框架

二、教学基本要求

1．通过本讲座的学习，了解文化的本质内涵，理解并掌握文化的基本特点； 了解什么是民俗学，民俗学的起源和发展； 理解民俗的分类，民俗的特点，民俗的功能； 理解民俗与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

了解民俗调查，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出现、发展和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媒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学生学习的个性化要求。第一讲文化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词语，自古以来，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来界定文化。堪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文化”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ultura，原意是耕种和植物培育。以后逐渐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精神领域。古罗马哲学家塞罗曾提出“智慧文化即哲学”的著名论断，其内涵则包含了人的心灵、智慧、情操、教育等内容。进入18世纪以后，伏尔泰、康德等思想家、哲学家不断赋予文化以精神或观念的意义。

《说文解字》上说“文，错画也，象交纹。”因此“文”的本意是指各色各样交错的纹理，如手掌上纹理交错称掌纹，天上日月星辰交错称天文，布帛纹理交错成文布纹。“化”的本意为改易、生成、造成，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易·系辞下》中“万物化生”的“化”，引申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说文解字》上“化，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 文化二字合用包含有“人文”与“化成天下”、“以文教化”的意思。我国古代最早将“文化”二字连在一起的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选·补亡诗》和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分别有“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和“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记载。这里的文化都含有“文治教化”之意，它与天文（自然）是相对的，天文蕴含的是古代中国人的自然和宇宙意识。人文体现的则是他们对人伦社会活动的思考。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它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包含着一种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涵，又有伦理意义。演化到今天，不同的人在使用文化一词时，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它通常的含义是指“知识”，如“学文化”、“文化课”等；或指某种较鲜明的社会生活习惯、风俗，如“饮食文化”、“丧葬文化等；而目前学术界常用的文化含义一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仰韶文化”、“玛雅文化”；二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艺术”，“文化领域”等。

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又称“大文化”，它包括的领域甚广。如认识领域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等；艺术领域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器用科学领域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相关的制造技术等；社会领域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这里既有物质文化，又有精神文化。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

狭义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以社会集体（民族和阶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总体体系，它指的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即精神文化。他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学美学和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可分为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和不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前者如政法制度、道德伦理、宗教哲学和大部分文学艺术等；后者如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和相当部分的风俗习惯与部分文学艺术（像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建筑、杂技、书法及文学中的山水诗等）。联合过教科文组织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以及乡村、城市等，是文化要素或者文化景观的物质表现方面。与“物质文化”相对。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1)与自然环境相配合和适应而产生的，如自然科学、宗教、艺术、哲学等；(2)与社会环境相配合和适应而产生的，如语言、文字、风俗、道德、法律等；如楹联等。(3)与物质文化相配合和适应而产生的，如使用器具、器械或仪器的方法等。

二、文化的特点：

①文化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出来或创造出来的。自然存在物不是文化，只有经过人类有意无意加工制作出来的东西才是文化。例如，吐痰不是文化，吐痰入盂才是文化；水不是文化，水库才是文化；石头不是文化，石器才是文化等。

②文化是后天习得的。文化不是先天的遗传本能，而是后天习得的经验和知识。例如，男男女女不是文化，“男女授受不亲”或男女恋爱才是文化；前者是遗传的，后者是习得的。文化的一切方面，从语言、习惯、风俗、道德一直到科学知识、技术等都是后天学习得到的。

③文化是共有的。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性产物，它必须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全体成员共同接受和遵循，才能成为文化。纯属个人私有的东西．如个人的怪癖等，不为社会成员所理解和接受，则不是文化。

④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文化既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份社会遗产，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每一代人都出生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并且自然地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传统文化。同时，每一代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新的内容，抛弃那些过时的不合需要的部分。

⑤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特定的阶级性。一般文化是从抽象意义上讲的．现实社会只有具体的文化，如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化等。具体文化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受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如有石头，才有石器文化；有茶树，才有饮茶文化；有客厅和闲暇时间、才会有欧洲贵族的沙龙文化。文化具有时代性、地区性、民族性和阶级性。自从民族形成以后，文化往往是以民族的形式出现的。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此即民族文化的表现。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中，由于各阶级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因而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不同，出现了各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举例：

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是汉文化中的瑰宝。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瀚浩、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实物距今有二千四百余年，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存见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百余种，琴曲达三千首，还有大量关于琴家、琴论、琴制、琴艺的文献，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古时，琴、棋、书、画并称，用以概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代涌现出许多著名演奏家，他们是历史文化名人，代代传颂至今。隋唐时期古琴还传入东亚诸国，并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所汲取和传承。近代又伴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琴者，情也；琴者，禁也。”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春秋时期，孔子酷爱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操琴弦歌之声不绝；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美谈；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唐代文人刘禹锡则在他的名篇《陋室铭》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淡泊境界。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2号太空船上,放置了一张可以循环播放的镀金唱片，从全球选出人类代表性艺术，其中收录了著名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演奏的长达七分钟的古琴曲《流水》用以代表中国音乐。这首曾经由春秋时代著名琴家伯牙的弹奏而与钟子期结为知音好友的古曲,如今又带着探寻地球以外天体“人类”的使命，到茫茫宇宙寻求新的“知音”。

琴的创制者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作为追记的传说，可不必尽信，但却可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一度盛兴于民间，深得人们喜爱，用以抒情咏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民间诗歌集《诗经》中得到印证。《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经·小雅·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诗经·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桑”；《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说明古琴至少在春秋时期，便是一件在民间非常普遍、非常受古人喜爱的乐器。古琴在古代人们的认知度是相当广泛的，“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明确有对琴的描写，古代诗词、史书、小说、戏文、绘画、古董瓷器„„古琴大量存在，史实、文学、艺术作品均来源于实际生活，这得有多么广泛的社会基础才能造成这种现象。所以说，古琴在我国古代民间曾经是相当普及的，至少在读书人中是家喻户晓。也正因为这样，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琴艺术终于传承到了今天。第二讲民俗

一、什么是民俗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民俗的产生和传播 中国，“民俗”一词很早就已经出现。在《礼记·淄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史记·孙叔敖传》：“楚民俗，好痹车”；《汉书·董仲舒传》：“变民风，化民俗”；等等。此外，还有不少意义与其相近的词，如“风俗”、“习俗”、“民风”、“谣俗”等。

“民俗”一词作为专门学科属于，是对英文“Folklore”的意译。这个词是英国学者汤姆斯1846年在创用的，他以撒克逊语的“flok”（民众、民间）和“lore”（知识、学问）合成为一个新词，既指民间风俗现象，又指研究这门现象的学问。后来，该词逐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接受，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学科名词。近些年来，鉴于“Folklore”一词既指“民俗”又指“民俗学”，容易混淆，国际学术界又以“Folkloristics”一词专指“民俗学”，而将“Folklore”专指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以便区别。在日本，则将研究民俗的学问称为“民俗学”，而将其研究对像称为“民间传承”。

三、民俗的特点 1.民俗的集体性

民俗的集体性，是指民俗在产生流传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基本特征，也是民俗的本质特征。人的根本属性是他的社会性，民俗文化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群体活动。当人类社会以母系和父系社会为基本单位时，相应的各类民俗文化就孕育产生了。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部落和村镇的形成，人类社会出现了种种人群集合体，民俗文化便由这一群体不断创造、完善、传承和保护下来，形成人类社会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人文景观。

民俗的集体性源远流长。在远古时代，民俗的集体性就是它的全民性。原始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都是全民共同参与创造和传承的。这种传统通过某种变异，一直延续到今。今天民间传承的许多民俗事象，我们都无法找到原来的倡导者和创造者，他完全是靠一代又一代集体的心理、语言和行为传承下来，服饰、饮食、居住、家庭、村落、岁时节日和人生礼仪民俗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民俗，莫不如此。民俗的集体性并不排除个人因素，有些民俗事象的倡导者也许是个人，但这种个人应被理解为集体中的一员。或者说，民俗事象是由个人创造，也必须得到集体的响应和施行，否则就不能成为普遍传承的民间习俗。总之，民俗文化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心态、语言和行为模式。

民俗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集体的行为习惯，并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流动。这种流动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在自然流动和传承过程中，不断加入新的因素。民俗在流传的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经过集体的不断补充、加工、充实和完善。例如，汉族的春节习俗，体现农业社会的特点。

2.民俗的传承性和扩布性

民俗的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即历时的纵向延续性；同时也是指民俗文化的一种传递方式。民俗的扩布性则指民俗文化在空间伸展上的蔓延性，也是指民俗文化的横向传播过程。

民俗文化的传承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这种功能系统体现着教化的职能，传承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和手段。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在孩提时代到成人，人们从民俗文化中学到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甚至是祖先留下的成绩。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潜在能力，一切教化都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使你不知不觉的在民俗传承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能力。同时，民俗传承有时又是积极、主动的，这使民俗文化的传承有目的地进行。

扩布性，也称传播性，它是指民俗文化在空间平面上的伸展。民俗文化的扩布是有条件、有选择的。从民俗扩布的自身规律看，那些发生时间比较早，社会功能比较广泛的民俗，不大贴近民众生活的民俗，扩布的地域和民族就要狭小得多。其次从扩布性研究的趋势看，过去一般只注意地域民俗的共同点，通过相似和相同之处的比较，寻找地域乃至民族文化的同源性，这固然必要，但同时也应注意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共同性和差异性正好证明民俗文化的扩布是受到种种客观条件限制的。

民俗文化的横向扩布包含着对民族民俗文化价值取向的判断、吸收、消化和加工。这里说的加工，包括从形态、含义到功能的融化吸收。这样才能使被接纳的民俗文化变为本民族，本地区民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扩布从整体扩布来看，扩布方式主要有正常和非正常两种。正常的扩布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自然进行的。非正常扩布，往往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如，战争、灾荒、瘟疫等突然事件，造成大规模迁徙，迫使一部分人迁徙到另外一个地区，随之将民俗文化一起转移过去。举例，清入关，服饰发型的改变。3.民俗的稳定性和变异性

民俗的稳定性是指民俗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生产及生活方式长期相对的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要社会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不发生剧烈变革，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就会越强。民俗稳定性一般来说取决于经济基础和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稳定性，当一种经济基础处于巩固和发展时期时，民俗文化不仅在这一经济基础处于完善，而且反过来为这一经济基础服务。但当这一经济基础消失时，民俗文化并不因此而立即消失，它作为人类群体观念的反映，仍然要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就是民俗文化的稳定性的强大支配作用。如:春节贴对联，吃年夜饭，放鞭炮，元宵节吃元宵，放烟火，舞龙。清明节出门踏青，上坟。中秋节，贡月，吃团圆饭。

民俗文化的稳定性是相对的，稳定中随时包含着可变因素，这就是变异性。变异性也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是指在民俗传承的扩布的过程中引起的自发和渐进的变化。民俗是靠语言和行为传承的。这种方式决定了民俗在历时的和共时的传承过程中，不断适应周围环境而做出的相应变化。变异实际是民俗文化机能的自身调适，也是民俗文化生命力的所在。没有变异性的民俗文化是不存在的，存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民俗事象，大都是古代民俗变异流传的结果。

4.民俗的类型性

民俗的类型性或模式性，是指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民众共同遵守的标准，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定型化的思维习惯，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与上层文化的个性化，独创性有所不同。由于民俗文化是靠集体创造、流传，加之流传中的不断扩布和变异，不易形成一个个性化的符号系统。这就决定了民俗文化的传递，主要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即众多传承因素汇合成一个民俗文化丛作类型传递，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比如：民间故事中的《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著名的四大传说，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维和愿望有关。5.民俗的规范性和服务性 民俗文化就实质而言，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的行为模式，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这种模式和规则对于客观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适应性。它具有观照民众集体心理和生存需要的特点。民俗文化中的种种行为模式，是民众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因此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最常见的是民俗社会中经常使用的不成文法或习惯法，它对民众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强大的约束力量，迫使人们在一定的道德和习惯规范中行事，以得到心理和环境的协调和平衡。

比如。图腾（totem）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原始民族对自然的无知是图腾产生的基础。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在崇拜图腾的氏族中，大同的共同观念，是图腾物与自己氏族生存和生活的种种联系，这种观念引申出许多禁则，如图腾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有行为上的亵渎，万一不小心触犯和伤害了图腾物，要举行一系列的赎罪仪式；男子长到一定年龄要举行成年仪式，通过考验仪礼，被接纳为氏族的正式成员；氏族内部严禁通婚，图腾是氏族的保护神，也是氏族的族徽和标志等。民众在统一的意志和行为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而这种创造又处处体现着它的服务性功能。

首先，民俗文化的创造是服务社会的。人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行为的社会性。作为规范了的行为，是为社会的需要服务的，民俗规范从来都是社会规范，这是由民俗的集体性所决定的。规范从来都是社会规范，这是由民俗的集体性所决定的。规范的目的是使人们的社会行为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模式，这样社会才可以协调发展。

其次，民俗文化服务于生产和生活实践。历代民俗文化的积累，已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反过来又服务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第三，民俗文化协调民众心理，满足民众的审美需要。人，不只是生活在物质环境中，同时也生活在精神环境中，民俗历来都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精神生活中，民俗的信仰心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信仰的物化表现则多种多样，有时表现为仪式行为，有时表现为艺术创造的行为。

四、民俗的功能。1.教化功能

民俗的教化功能，指民俗在人类个体的社会化文化过程中所起的教育和模塑作用。

人是文化的产物，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人一出生，就进入了民俗的规范；诞生礼为他拉开人生第一道帷幕；他从周围人群中喜得自己的语言；在游戏中模仿着成人生活；从称谓与交际礼节中逐渐了解人际关系；他按特定的婚姻习俗成家立业；直到死去，在特定的丧葬民俗中离开这个世界。人生活在民俗中，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须臾不可离开。2.规范功能

民俗的规范功能，指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约束作用。

民俗的作用，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的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的进行。社会规范有多种形式，他们大略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是法律，第二层是纪律；第三层是道德；第四层是民俗。其中，民俗是产生最早、约束而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3.维系功能

民俗的维系功能，指民俗统一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民俗能维系社会稳定。任何一个社会都在不断变化，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根据外部环境与内部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加以调整。在社会生活的时代交替中，民俗作为一种传承文化不断被后代复制，由此保持着社会的连续性。民俗不仅统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4.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是指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的调剂的功能。

娱乐功能：人类创造文化，目的就是为了享用它。人不可能日复一日、永无休止的劳作，必须在适当的时间进行娱乐活动，休息体力，调剂精神，享受劳动成果，进行求偶、社交等活动。

宣泄功能：人类社会生活中，个体的生物本能在群体中必然遇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无论在肉体行为压抑，还是在心理压抑，对人来说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宣泄，一旦积郁起来集中爆发，其后果不堪设想。

公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6

【关 键 词】公民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一、公民文化的内涵和本质

1.公民文化的内涵

公民文化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稳定民主制度一种心理分析理论。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等人首创研究的,其逻辑起点是对政治文化作出严格的界定。这是采用科学定量方法研究政治文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一界定通过层层辨析和分解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可以通过问卷设计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政治文化概念。从文化视角探讨了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就是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包括对整个政治体系,体系的输入与输出的人口的态度在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口的态度在政治取向诸方面不同的频率分布。可以区分出3种基本的政治文化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按照阿尔蒙德等人的界定,所谓“公民文化”是由这3种类型政治文化交汇而成的[1]。

2.公民文化的本质。首先,它包含着所谓的“理性——积极”模式,即公民对政治活动是积极参与的,而且这种参与又是理性的。其次,这种参与是全面的,即涉及政治活动的全过程。再次,在公民文化中,参与者政治取向与臣民和村民政治取向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后,这些取向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传统的、较为保守的态度或取向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等相融合,产生出一种相对平衡的政治文化。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公民文化的特质在于:第一,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关注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尤其是输入功能取向的具备;第二,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效能感;第三,公民政治活动的频率较高,但这种活动的主要特征是高理性基础上的高参与。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1.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是世界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是全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逐步產生和发展起来的,最终成形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2.农业文化。3.血缘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

2.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一是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二是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三是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四是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2]。

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公民文化的发展

1.中国传统文化在国民中的地位。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依然存在并散发活力的古老文明,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持续地发展着,直到今天的现代社会,仍然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认识影响着普通民众,即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占据国际前列,但很多传统思维和文化方式如同我们的基因一样伴随着我们,没有改变,也如同深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和血液里,不是我们想刻意抛掉就能丢弃的东西,虽然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那样的对传统文化的打击破坏甚至毁灭,但依然经历了时间的长河缓缓流到今天的现代社会。因此,传统文化在国民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提倡公民文化的发展,应结合我国国情。公民文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其涵盖的内容和意义都明确反映了公民文化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都存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矛盾甚至冲突的方面。因此,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应采取拿来主义,而这种拿来主义不只是洋为中用,而更要在更深层次上体现拿来的中国化,以及应用的中国化。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结合我国国情。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时间和整个发展状况看,都无法和西方国家相比,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盲目,根据实际情况来把握公民文化在我国的发展。二是公民的民主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还很淡薄,我们不能拿几个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著作或者西方的政治体制就来解决我们存在了几前年的意识,不能急功近利,而应用科学发展的态度改变改善甚至废除我们国民中传统文化的不利的有害的深刻影响,三是我国公民的教育程度和法律观念仍待提高。我国的教育要更加强对公民的普及,并在传统的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公民的法律教育,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和法律观念和意识思维方式的普及。

3.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文化相结合,促进有中国特色或是更符合中国实际和公民需要的公民文化的发展,是我们需要长期坚持的目标。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中体现了当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极富现代意蕴。这些内容既是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我们把这些内容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的形式对外传播,比较容易认同,从而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同时,这也有助于在全世界塑造我们国家的文明、友好、开放、包容的形象。[3]

四、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公民文化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很大进展。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民众的思想观念有了更大的改变。民众在21世纪初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显然已大大超越于改革开放前,也强于上个世纪90年代。但较之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仍显滞后,为此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民文化的步伐,进一步推进社会整体文明。

1.发展市场经济,特别是改善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和差距,培养和强化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经济发展是解决当前公民文化发展障碍的很重要的基础手段,并且通过经济发展的平衡和协调,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科学发展,公民才会在自主自觉的前提下培养主体意识,也才会在自己的亲身参与下强化主体意识。

2.培育公民社会,强化公民的参与意识。提高公民能力有效的途径就是公民实际的政治参与和民间管理。民间治理不仅形成了组织化、群体化的权力制约和平衡力量,促进了多元利益、权利保障,也增进了自生自发秩序,形成了反思对话的互动协商机制等等,从而促进了广泛的公民参与,提高了公民的自由自主、理性自律、自主发展的能力,推动公民文化的形成,民主的精髓乃是公民的自治,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锻炼了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在“精英政治”仍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状条件下,公民首先需要在各种小规模的自治组织和初级的基层机构中学会自治。然后才有能力、有兴趣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公民在非国家的或准国家的团体或机构中养成的自尊,当他们面对国家时也要着意维护和表现出来[5]。

3.加强法治建设,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得到了长足进步与发展,法律逐渐成为公民政治行为的价值标准。但封建的“人治”意识根深蒂固,法治意识仍显淡漠。因此,建设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催生公民的法制意识,帮助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避免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和维护社会稳定。

4.在努力改善差距,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下,培育公民的宽容意识。经济的发展造成利益格局的进一步分化,使利益主体趋向多元化,各利益主体的自觉意识不断觉醒。公民在非均衡利益格局状态下,通过利益关系的不断冲突、分化、整合,力求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和集体利益中找到平衡点,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妥协、合作与忍让,逐渐铸炼了公民的宽容精神。它意味着只有在尊重其他个体利益正当性的前提下,自身的利益要求才会得到尊重.才有实现自身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物质基础,制度保证,但同时需要精神的支持。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持便是宽容。所谓宽容,就是社会包容的心态与思维方式,换句话来说,就是对不同于自身的他人的存在、他人的生存方式、他人的选择,给予承认和尊重。社会是由不同的生命组成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权与尊严都应受到保护与尊重。以平等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生命,是社会良好品德的基本条件。宽容意味着不但要尊重自己同一集体的成员,还应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信仰、文化、政党、种族群体。宽容还意味随时准备节制个人或地区与集团的特殊利益,而将共同利益置于首位。

总之,公民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但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不断做好拿來主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在这样的拿来主义想真正地成为中国制造,必须去更深刻地剖析两者,努力做到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的同时接纳和发展公民文化。使二者互为补充,从而促进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沉淀着深厚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更加民主自由宽广的公民文化。

参考文献:

[1][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519

[2]薛明扬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潘一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文化[J].中国青年研究.2002,3

[4]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民俗文化 篇7

我们都知道技术含量低的东西附加值就低, 比如说纺织业, 而在中国恰恰就是纺织业最为盛行, 不得不说在以前纺织业不光可以创汇而且可以提供大量就业, 无论是在促进经济发展还是稳定社会安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且“中国制造”这个口号就是中国纺织业为中国企业打下来的。然而无论纺织业有着多么辉煌的过去, 现在还是势不可挡的衰落了, 原因无二, 技术含量低。所有新兴发展中国家都已纺织业为主要经济发展方向, 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逼迫原本利润低廉的中国纺织业进一步压缩价格, 而压缩的价格又逼迫企业压缩成本以盈利,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原材料价格一定的情况下, 最后受损的还是纺织工人。举个列子, 在2005年巴黎举行的“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上, 时任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给在场的法国企业家算了一笔账, 由于中国出口纺织品利润较低, 中国出口约8亿件衬衫才能抵一架空客380——8亿∶1!

问题出现了, 同样是法国, 同样是服装纺织业, 法国的服饰作为一种艺术品而被世人所称赞与欢迎, 法国的时装也在世界服装奢侈品中独占鳌头, 一件CHANAL的时装售价1000欧以上, 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 同样是一件衣服, 为什么中国制造与法国高档时装有那么大的区别?原因的根本就是文化, 品牌文化与企业文化。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与人, 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 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文化上的碰撞, 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 宗教习俗, 这些差异导致了更多政治经济上的区分, 比如说在俄罗斯再受欢迎的伏特加也不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出售, 同样在欧洲普通的超市你也不可能买到中国的调味料。而联通各个不同国家人民日常生活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贸易, 以及贸易中的商品。因此鲁迅说的好“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产品质量一定的情况下, 品牌文化, 企业文化起到了向导, 指示作用。独有的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可以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给产品在无形中提高内在价值, 提升品牌价值。

在欧美, 一个品牌除了优质以外, 必定有着一段刻骨铭心, 源远流长的品牌历史以及妇孺皆知的企业文化, 甚至文化本身也可以作为商品。美国好莱坞的电影, 日本的动漫游戏, 欧洲的奢侈品, 都不在是单纯的商品, 而是与文化捆绑, 以一种新的模式出现。因此, 在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过程中, 一定要有其独有的品牌文化, 企业文化, 只有这样才能更容易的被世界市场所接受。

所以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归根结底就是品牌文化与企业文化上的创造, 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提高品牌价值, 提高全球知名度, 由低文化内在附加值生产到高文化内在附加值的生产。

日本的丰田在进入美国的时候曾遇到重重困难, 当时的美国人因所处的时代所以分外自信与骄傲, 那时候美国人心目中完美的车有3大特点:大气, 宽阔, 高耗油。而来自东方的丰田有着东方文化的普遍特点:精致, 内在, 节俭, 家庭。而在这种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影响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是难以被美国人所接受的, 所以丰田以其几十年如一日的品牌企业文化推广策略, 慢慢的改变这美国人的消费观念。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美国学生参观丰田在美国的工厂, 每年都有丰田赞助的日本文化展在美国巡展, 每年丰田都不遗余力的支持者日本本土文化与自其企业品牌文化的输出, 正是这种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全球销量第一的丰田, 与风靡世界的日本文化。而现观中国, 我们难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联想收购IBM的笔记本电脑业务, 拥有了其全球销售与售后服务平台, 但是联想自己的品牌却难以打入国际市场, 就是因为没有相映的知名品牌效应, 收购的IBM笔记本电脑所拥有的品牌文化归根结底还是IBM的, 还是美国的, 所以没有人会留心这个中国东家的产品, 这也导致联想产品难以突进国际市场。

而提及文化, 特别是中国文化, 可以说这才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 中国文化连绵5000年, 在这其中有多文化理念, 传说故事, 历史名人, 箴言可以引进中国制造里。拥有这些独有的文化的中国产品与中国独有的文化相映成章, 使中国文化具体化, 使中国制造深刻化, 用东西方人所对中国文化好奇的特点为切入点, 让本已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真正的深入人心, 为世人所接受所追捧。

参考文献

[1]魏凤.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3.

[2]何立, 凌文辁.现代企业管理的新思想——创建有效的组织文化[J]企业经济, 2003, (11) .

中国画与中国文化 篇8

但是,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 中国画必然面临诸多的文化关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想要原封不动的保持民族传统已没有任何可能, 所有排斥外来文明的社会必将陷入历史的死胡同。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接受了“师夷长技”“西体中用”“洋为中用”, 这在中国的近代、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已经表现得十分充分。但是, 如果没有思想文化上的转型, 社会的现代化必然是不彻底的, 在文化上、观念上拒绝现代文明的整合, 以历史情绪、保守文化和狭隘思想主导社会的主流意识, 将严重地阻碍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病源, 主要来自于儒、道思想。

孔子的思想产生于春秋与战国的过度时期, 封建秩序解体, 封建道德崩溃, 群雄并起, 战争频发, 各种思想竞相产生。在思想的交锋和实践当中, 孔子的“复辟周礼”“君子仁政”等理想, 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他对旧时代强烈的依恋情怀, 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危机的反映, 成为儒家思想产生的本源。其思想孕育出的中国文人, 不可避免的带有这种思想烙印。这种怀旧的思想形态,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回归与复古情结, 使整体文化趋于保守, 从而失去了进取开拓的精神张力, 导致文化激情和社会创造力的萎靡。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史, 始终在一个超稳定结构中周而复始。从思想文化看, 自汉以后,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儒家学说, 成为统治帝国的工具, 孔子被奉为“圣人”, 成为整个民族膜拜和不可逾越的精神偶像。从社会伦理看, 在儒家思想统御下的宗法制度, 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君臣”、“父子”“夫妻”“嫡庶”“长幼”等关系, 构成帝国的人伦法理。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其结果是, 孔子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思想的高峰。

中国艺术以文人画为主导, 更多的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儒道两家, 虽然皆有怀旧与复古情怀, 但老庄的出世思想, 较之于孔子, 更具有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儒家强调入世的社会和生活规范, 使它难以成为艺术精神的指向。表现在审美上, 追求格调高古。或闲云野鹤, 或世外桃源。纵观中国画史, 与社会史的特点极为相似, 表现出超稳定的特点, 讲求传承, 沿袭古法。是典型的承接性、叠加式发展, 经过上千年的积淀, 在技术水平上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而在艺术思想方面则几无建树。

儒家的道统地位不仅得益于皇权, 反过来也促进了皇权的格外强硬。统治者一方面推行儒家思想, 另一面打击和摧残知识分子, 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令人发指。例如:明代的科举考试, 举子必须依照“圣人”的言论答卷, 自己是没有资格发表言论的, 这叫“代圣人言”, 你只能模仿“圣人”的言论说话。这种对人的思想的禁锢, 对人性的摧残, 我们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再看清代, 君臣关系, 已经变成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为打击汉族知识分子, 统治者大造文字狱, 仅乾隆一朝有记载的文字狱案达一百二十余件, 涉及人数少则数十人, 多则数万人。这种对文化的摧残, 彻底禁锢和摧毁了知识阶层的思想和性格。

毫无疑问, 传统中国画作为文化认同、民族身份、审美惯性, 在中国具有普遍的认同和广大的市场, 作为艺术历史的延续其意义不可否定。但在全球化的今天, 思想文化的碰撞, 艺术的交融, 呈现出多源的文化艺术生态, 为中国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参照性、整合性的文化和艺术资源。在这种文化语境中, 中国画不应当只是满足民族的认同, 而应当具有艺术的文化全息功能, 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思想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

“中国画”这个名称首先标明了民族性、地域性, 同时也具有局限性。在学术层面, 从理论到实践基本没有脱离这个局限。仍然陶醉在关起门来, 自说自话的状态之中。以民族自身的能力, 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抗拒外来文化的影响, 是不可能走出这种局限的。就象中国的历史, 改朝换代不过是旧有秩序和就有文化的循环, 直到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 其内在的危机才全面的暴露出来。今天, 在国际化的平台, “三流国家出原料, 二流国家出技术, 一流国家出文化”, 这一认识已被世界主流文化所认同。要发展民族的文化, 建立现代化的文化理论体系, 使中华文化成为影响世界乃至引领世界文化的主流, 必须放下那些盲目的自大, 先学会与其他文化的对话。而艺术毫无疑问地应当是这一实践的先锋。

参考文献

[1]胡树华.产品创新管理[M].科学出版社, 2000.

中国民俗文化 篇9

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现象, 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 也不只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政治思想, “它应当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 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 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 它包括政治思想和一个政治体制的运行规范, 因此, 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态度集合形式的展示。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体史, 又是这个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的生活史的产物。”

中国政治文化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当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它时, 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几点特征:

(一) 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就是在坚持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前提下, 同各种错误的政治文化理念 (如只重视政治文化的时代性特征) 开展斗争的。政治文化的民族性突出表现在民族的爱国情结。这是人类最朴素, 最深厚的感情, 建国以来, 党和国家始终强调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并使之成为团结人民的最大凝聚力, 从而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今日的政治文化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 不仅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政治文化, 而且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合理成分, 成长起来的。在未来, 中国政治文化也将始终以这种开放的胸襟来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

(二) 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自新文化运动拉开中国变革思潮的序幕, 民主 (德先生) 和科学 (赛先生) 就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在它们的指引下, 彻底反对和摧毁腐朽没落的封建政治文化, 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起到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过中国政治文化的属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当然政治文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不是空中楼阁, 它必须需要一定的条件, 这就是一定的国民素质。

(三) 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平衡

我们党就一直十分重视主流文化的支配地位,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主流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价值观, 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 是全体人民的基本政治原则。

同时在坚持主流政治文化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 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利益要求的多样化也必然表现为主流政治文化与多种非主流政治文化共存的格局。因此, 在一元的主文化和多元的亚文化之间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即坚持和弘扬主文化的前提下, 也允许不同民族、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众多的群体和小群体合理地表达各自的亚文化。

二、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必须依靠先进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去扶门祛邪, 并且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去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

(一) 积极倡导中华民族精神, 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的民族特色

“文化是制度之母”,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凝结。一般说来, 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心态, 应是民族全体成员的共识, 是联结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纽带。民族政治文化是民族世代的积累,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定势, 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群体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选择。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必须坚持其民族性, 这样的政治文化才是有中国性的;才能更好释放中华民族的潜能, 成为具有号召力、人民群众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的旗帜。

(二) 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论内核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 100多年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 不可能完全符合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的一切具体情况, 更不会为我们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只有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思主义的那种“马克思精神”, 开拓新视野, 汲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认识成果, 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封建主义的影响, 有效抵制资产阶级一些腐朽思想的侵袭, 一言以蔽之, 才能为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精神核心和指导思想。

(三) 辨证看待最高政治目标与当前政治文化的问题

就像共产党的总体目标的最高纲领和当前纲领一样, 政治文化建设也存在着最高目标和当前目标的问题。撇开历史现实发展去论述发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建设, 只能是梦幻的勾勒和虚拟性预测。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选择:只能是最高目标和现阶段目标的统一, 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远大目标与社会主义当前实践的统一, 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与中国封建文化落后性、变革的现实性的统一, 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统一。

三、中国政治文化对新时期党的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启示

启示之一, 正确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正关系不仅是中国革命成败得失的关键, 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建设的保证。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关系, 毛泽东曾简洁地概括为“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 充分重视文化在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思想, 对我国现阶段党的先进文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启示之二, 与时俱进、勇于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 是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文化工作不断推进的源动力, 也是党的先进文化建设的鲜明特色。中国的先进文化从来都是时代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 就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始终使社会主义文化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与需俱进。

启示之三,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以先进文化立党、建党, 而且要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带动全社会的先进文化氛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7000万的执政大党, 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 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者, 带领全社会学习先进文化, 全面推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 树立中国先进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埃通加·曼格尔.文化的重要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中国民俗文化 篇10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区长孙文锴,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分别为论坛致辞。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文彰,韩国驻华使馆公使参赞兼韩国文化院院长金辰坤,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做主题演讲。四百多名来自政、产、学、研各界的嘉宾齐聚燕园,共享这一年一度的文化产业盛事。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大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的一次重要大会,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吹响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号角。当下是全国各地结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十八大精神,研究制定或者落实实施文化产业发展新目标、新要求的关键时期。纵观国际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科技与文化融合的趋势日益凸显,文化、科技与创意三者相互渗透生成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直接、更快速、更迅猛。科技已交融渗透到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和关键环节,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擎。在此背景下,第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以“文化创新战略:创意与科技”为主题,旨在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如何融合互动、如何带动中国文化产业振兴、如何助力“文化强国”梦想的实现,既有重要的当下意义,也有很深远的前瞻意义。

关于本届论坛主题的选择,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提到,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加快了我国以文化内容和科技支撑为内涵的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当前,以经济转型为契机,以现代市场为手段,以数字技术和新兴媒体为载体,推进文化造镇、创意造城的进程,这将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的历史契机。因此,以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为手段,打造文化产业新兴业态,显著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就成为最近几年的热点话题。本届论坛以“文化创新战略:创意与科技”为主题,就是要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合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实现“文化强国”和“美丽中国”的庄严使命。

在第十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开幕式中,各位来宾对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十年来的发展和成就表达了赞许和肯定,并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出建议和展望。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首先发表演讲,指出第十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的重要时代意义。一方面,十七届六中全会及十八大以来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文化、科技、创意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的趋势愈加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论坛“文化与科技”的主题具有深远意义,科技是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持,而文化是科技创新的源泉,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交融。随后,陈委员长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几点期望: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要重视长期的发展,脚踏实地,避免盲目增长;第二,对成绩的客观评价,不仅要关注文化产业贡献的产值,还要重视其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第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既要避免技艺失传,也要避免仿古文化泛滥。最后,陈委员长表明,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核心是文化价值的竞争,而内容缺失是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例如,电影产业国产电影票房破亿之时,电影内容价值问题的凸显令人担忧。因此,要深入落实文化的科技创新工作,产、学、研同心协力,共同实现文化强国的美好愿望,并预祝第十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介绍了北京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上做出的努力。李岩松提出,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发展历程,十年是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十年间,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从新芽成长为大树,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思想高地。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拥有深厚的文化自觉,担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北京大学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其中的重心之一就是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传承,为此,北京大学建立一系列文化艺术的相关科研机构,组织了多个以文化发展为主题的学术论坛,以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为基地,积极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与“昆曲义工”白先勇先生联合发起的昆曲传承计划在北大校园掀起一阵热烈的昆曲风,该计划中的《经典昆曲赏析》课程,被北大学生称为史上最火爆的公选课。北大正在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促进新思想、新领悟的诞生。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区长孙文锴,通过具体的数据和成果向论坛汇报了海淀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指导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的工作成果。海淀区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才的优势,目前该区文化产业从业人数已达到北京市整体的50%,中关村科技园一区十六园等文化科技产业园区也成为海淀区自主创新的示范区。孙区长表示,海淀区将在文化与科技的方向继续发展,树立“文化中关村”、“科技中关村”的形象,积极落实国家文化战略,努力成为双轮驱动的示范区。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角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了探讨。叶朗认为,伴着十八大新风,第十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将比过去九届更加成功,在发掘新思想方面将取得更大成就,北大作为研究型综合大学,肩负着孕育新思想、产生新学派的伟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总目标,弘扬中华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当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失去平衡,物质、技术、功利的追求统治了人们的心灵,而精神生活被冷淡、被挤压。更多地关心心灵世界成为时代的呼声,召唤人们回归中华文化,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推动文化复兴。

在接下来的主论坛中,演讲嘉宾围绕创意城市建设、国际文化产业合作、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发表了题为《文化创意产业推进城市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主题演讲。从战略意义、城市发展的实际和经验三方面发掘文化强国的三条重要路径:旧区改造、资源开发和旗舰项目。并以德国鲁尔区为具体案例提出将工业区改造成全新概念新区的方式;以主题“秀”和主题公园等国内多个创意产业扩大资源内涵和外延的成功例子,以及常州市“恐龙园”、“嬉戏谷”“淹城春秋乐园”组成的主题公园群的案例证明了文化产业促进了从传统经济到文化经济的转变;以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古根海姆博物馆为例,阐述了文化旗舰项目将文化活动和不动产计划、商业功能整合在一起,促进市场的交互作用,创造了市场效益。

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文彰畅谈了自己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创意思考。对于如何进行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拆建问题,周文彰认为应该明确四个区分:第一,区分纯粹/混杂街区;第二,区分历史/暂时街区;第三,区分参观/使用功能街区;第四,区分公益性/商业性街区。周文彰认为,文化历史街区的建设要有文、古、雅、林四大特色。文,就是文化和文明;古,就是历史,古色古香,对古元素进行恢复重建;雅,就是古雅精致;林,就是要树立正确的绿化意识,绿化要服从生活需要。周文彰还提出,实现文化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树立精品意识、开发商业模式和加强宣传推广。精品意识就是要提高建设品质,杜绝假冒伪劣,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历史街区应对商业模式抱有宽容理解,商业价值可以提高街区的吸引力,商业气息不可怕,关键在引导、规范和管理。

韩国驻华使馆公使参赞兼韩国文化院院长金辰坤,从中韩两国在文化产业的合作现状及未来前景发表了主题演讲。韩国文化院在过去一年非常繁忙,这是文化大发展的愉快景象。总结起来,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向对方人民宣传本国文化;第二,两国优秀文化产品的共享;第三,策划、制作等阶段的文化交流。需要克服的问题有:第一,平息文化所有权纠纷,让人们意识到文化是共同的资源而非国界可以限制的;第二,消除障碍和限制,两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更加开放,对文化出口的贸易也更加自由;第三,两国加强著作权保护工作,去年两国在北京签订了著作权方面的协议,这方面的合作对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从企业和产业化的视角探讨了自己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深入思考。当下,我们正面临着文化科技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双驱动双提升的大趋势,数字化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高度融合将对人们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陈少峰勾勒出了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数字娱乐内容服务将成为消费增长的强大驱动力,海量内容需求也将促进网络应用移动技术升级。五种合力将联合驱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生活方式与数字技术相互加强,青少年消费者的文化体验更加短频快和互动化,数字创新与文化创意内容相互依存,电信运营商的服务进一步强化媒体化、平台化、技术化和移动化,网络购物促进宅人化数字化消费生活。陈少峰还提出文化科技融合的几种模式,其中重要的一个模式为品牌化与延长产业链互相促进。以媒体品牌为例,新媒体为媒体产业创造了新机遇,为产业链的完善提供了便利。特别是新媒体为核心的媒体跨界整合带来内容资源的集约利用,如创业者可以拥有新媒体的发展空间来从事传统媒体的延伸业务;而内容资源共享加快了品牌培育的过程和广告产业的平台资源整合。其他模式还包括传播内容、交易内容、下载内容、自制内容和开发延伸产品五位一体平台、数字全产业链产业聚集、提升体验力、借鉴和本土化结合。

据悉,本次论坛为期两天,共有八场各类专题研讨,其中包括1月5日上午的开幕式和主论坛、1月5日下午三场高峰研讨、1月6日全天的一场专题研讨及五场主题论坛,将有一百五十余名来自政产学研各界的精英和代表人物发言论道,分别围绕文化软实力与美丽中国、特色文化城市与创意驱动力、数字出版与未来阅读、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文化复兴、两岸文化产业案例经典、创意战略与文化影响力、文化内容跨界融合等多个焦点议题深入展开,多维度展开对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双创”融合之道的探问,共同把脉产业振兴新引擎应该如何发力。

此外,在论坛前后,还开展了“创意中国榜”2012年度评选的特别策划活动,北京商报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研讨会系列研讨,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和圆明园正觉寺参观考察活动。

作为本次论坛的特别策划活动,“创意中国榜”2012年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评选结果也在1月5日下午的高峰研讨上揭晓。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新浪财经频道联合主办,从领军企业、新锐人物、年度大事件三个角度收集本年度值得关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果,记录2012年中国文创产业取得的辉煌业绩,以评选发布和高峰研讨的方式,总结和推广这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优秀成果和经验,全面展示创意领导人和文化创意企业在发展中如何应用“用创意创造价值”的战略。

中国千年外交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11

【主流传统文化影响千年外交的基本走向】

几千年来，对中国外交影响最大的是如下四种文化——

首先是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怀念西周“大一统”，渴望结束当时诸国纷争、四分五裂的状态。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华人的内心深处，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以至于统一成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有分裂与内争，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统一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客观上处在分裂状态时，各独立政权领导人也不可能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他治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要获得统治自己属地的合法性，他在执政时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追求和维护统一的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三国、南北朝等时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其次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决定了谋求和平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政策。四大文明古国都以农耕立国。虽然中Ô¬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¾¬济结构，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上面讲到的大一统文化的出现是由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如大型水利工程依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和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和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也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农耕文化造成人们对农田的依赖，对中Ô¬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加之自给自足造成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求，由此形成缺乏对外扩张动力的封闭社会。守护田园的需要使以农立国的历代中Ô¬王朝大多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禁出入之类的守势，草Ô¬王朝侵入中Ô¬王朝农业区后，会逐步改变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Ô¬王朝的文化，从而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外交整体上以谋求和平为基本政策。因而，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以掠夺为目的。与之相联系，除成吉思汗外，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Ô¬地，只要求对朝廷的附属与臣服，对于称臣纳贡的降服者往往赏赐有加。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Ô¬因在于东西方¾¬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

再次是礼制文化。礼制文化决定了朝贡体制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体制。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而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定位，因而，其外交导向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中国历史悠久，号称礼仪之邦。中国文化基于农耕活动，地域相对稳定，民族相对单一，因而极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礼制文化。几千年来，礼作为中国千年外交的思维逻¼¬与行为准则，呈现了权威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教条化的特点，一直是东亚国际体系的文化基础，决定了古代中外关系的非对等性。因而，中国历代王朝办外交时，很少具有平等意识。周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外关系纳入华夏礼制的轨道，从而使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延伸到中外关系领域。朝贡体系重礼仪和象征意义的特征，从先秦到明清，一直没什么改变。在传统关系中，对外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古代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因而自乾隆朝以后，中西屡屡发生外交礼仪冲突。

最后是仁义文化。早在周初年，仁义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统一各诸侯国的一面旗帜。仁义文化主张以仁义立国，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在先秦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体现，就是周礼作为公认的准则（相对于现在的国际法）被运用于各国，礼的根本就是一个“仁”字。古人在国际交往当中不少践行仁义的行为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当时却很普遍。例如，襄公的“仁义”之举，被毛泽东看成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仁义外交最典型的事例是公元前57年，匈奴大乱，朝廷大多数人主张乘机出兵消灭匈奴，只有御史大夫萧望之反对，认为“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 。主张“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 。汉宣帝采纳此议，不仅不出兵攻击，而且还“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后来，更以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果“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汉书》卷78）仁义外交的典型代表是曾国藩，曾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锦囊”。李鸿章说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诚”的含义就是“忠信笃敬”。曾给李的信中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今天看来，这正是对外交往所需的基本品格。

上述四种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千年中国的制度文化，是支配中国千年外交的意识形态。这些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但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

【非主流传统文化的影响】

非主流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制度文化，但对中国千年外交的影响不可低估。非主流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如潜规则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对外交都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如下三种——

一是权术文化，也叫做权谋文化、谋术文化。中国是世界上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国家。申不害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冯梦龙说：“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外交离不开谋略，历史上许多谋略家就是外交家，如张仪、苏秦、诸葛亮。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时代，同时也就是外交思想最丰富、外交家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谋略著作出现，中国外交也演绎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大剧。谋略不等于权术，外交不等于权术，更不等于诈术，外交辞令也不等于空话假话。但外交史上尔虞我诈的事确屡见不鲜。权术文化中外都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西方权术文化的代表作。中国讲权术的书不少，如《六韬》、《三略》，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文化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认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面，十分准确。权术与封建专制相伴相生，包括驭臣之术、愚民之术、谄媚之术、韬晦之术、结党之术、游说之术、狡辩之术等，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玩弄权术者行为和思维均具有两面性。《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外交上折冲樽俎的时代，也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但权谋最为成熟的时代。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进入外交更不奇怪。越国在灾年向吴国借粮一万石，第二年说选择最好的粮食归还，吴国竟然相信越国，将其留作种粮，哪知来年播种颗粒无收，Ô¬来还吴的是¾¬过了蒸煮、永远不会发芽的粮食，使吴国遭受严重饥荒。唐太宗外交上也有使阴招的时候。例如，太宗以答应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为诱饵，换回唐大将契苾何力，换回后，却不将公主送往汗国，而是故意断绝和亲关系以促使汗国内部分裂。当时有大臣坚决反对这一外交决策，认为既已答应，不可失信。夷男发觉被Ƭ后，气恼而死，接着，“国中乱，如其策云”。（《新唐书》卷110，《契何力传》）源远流长的权术文化至今仍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生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我们的所谓“生存智慧”、“实践理性”。

二是暴力文化，即崇拜暴力的文化。按理说，外交是打嘴仗，同暴力不沾边，但外交史上确实留下了暴力文化的斑斑血迹。韩非子说，“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尉缭子》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其半，威加海内” （见《汉书・艺文志》），公然鼓吹血腥屠杀，令人发指。几千年来，“暴力斗争哲学”在中华大地上始终有深厚的成长土壤，逐鹿中Ô¬、王朝更迭总是伴随着大砍大杀。专制制度催生出一代代暴君、暴官和暴民，虽然他们在国人中比例不大，但足以使暴力文化代代相传，其影响有时超过主流文化、制度文化。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是有关杀戮和暴力描写的。《三国演义》既是三国外交演义，更是如何最多、最快杀人的阴谋演义；而《水浒》讴歌的英雄义士行为，多出于私仇而很少公愤。他们开人肉包子店，杀无辜路人以作入伙投名状等等，以杀人为乐，在杀戮中感受快意。李逵救宋½¬，抡起板斧，不管男女老少一并砍去，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他杀黄文炳，类似于凌迟，后来，在明朝酷律环境下，凌迟竟发展成为一种残忍的艺术。按照一些民间历史故事的记载，凌迟一般每天割357刀，共切10天，这样的刑罚，不但施于大奸臣刘瑾身上，也施于英雄袁崇焕身上，在清代也施于石达开身上。千刀万剐剔下来的“肉”，不少被用作下酒菜，闻之令人毛骨悚然。中国外交史上也不乏血写的篇章。春秋时期，晋国不仅无礼扣押郑国国君郑成公，而且杀了前来求和的郑国使者，从此，违反“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一国际法的现象不绝于史。宋亡国前夕，元主连番下诏，痛斥宋权臣贾似道接连扣押和杀害元使。虽然连克镇½¬、南京等，元主仍复遣尚书廉希宪、侍郎严忠范奉国书出使南宋，有意与宋继续议和。到了宋界，宋边将张濡，不分皂白，竟将身为侍郎的使者袭杀，将身为尚书的使者押送到宋廷。元丞相伯颜遣书质问，宋廷遣使答报，只说是边将所为，未曾禀报。伯颜再遣张羽为使，同宋使一起返宋廷，不想到了宋境，又被杀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外交人员巴夏礼一行39人被咸丰皇帝下令扣为人质，尽管恭亲王奕信誓旦旦地作了“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的保证〔《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但3日后交还人质时，生还的仅18人，其余21人归还的全是伤痕累累的尸骸，其中《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的尸体被大卸八块。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办事，被清军杀害；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时，被清将¶¬福祥乱兵击杀，尸体被肢解，抛在路上。义和团揭帖有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腾腾杀气，字字血气。无人质疑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郭泰祺是爱国者，但郭因“一 ・ 二八”事变的交涉，王、施、顾甚至蔡元培因“九一八”事变的交涉却被国人殴打、恫吓。王正廷最惨，不仅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交涉中家被砸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涉中更是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代》周刊描述说：“呼声中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新中国的外交也受到暴力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发生了围攻苏联大使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另一方面，张闻天、刘晓、章汉夫、孟用潜、潘自力、王炳南、陈家康、许建国、罗贵波、徐以新、姚仲明等副部级以上外交干部都领受了“斗争哲学”的厉害。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常务副部长章汉夫、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副部长陈家康、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被迫害致死。部党委书记、副部长刘晓被整得精神痴呆，副部长王炳南被弄得家破妻亡。正部长级干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挨斗时，研究所其他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十多个人被À¬来陪斗。都戴着高帽子，手拄两根哭丧棒（用白纸包的木棍），在台前跪成一排。孟的高帽子里安装了图钉，用手一按就鲜血直流。孟在游斗时走了一半路就已晕倒。外交部被整成全国抓“五一六反革命”的头号重灾区，全部参加运动的有4000名干部，被抓的竟达1700人。（马继ɬ：《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三是关系文化。可能没有其他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关系的价值。中国关系文化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人们必须建立各种关系来得到他人认可、谋取自身利益，通过关系建立的获利能力不少时候会远超诸如能力、业绩、敬业精神等方式。关系文化对古代外交的影响一是表现在把建立血缘关系作为外交的重要手段，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亲外交。汉匈和亲时，汉廷想的是，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皇帝与单于的关系是翁婿关系，哪有女婿打岳父的道理呢？单于死后，公主生的儿子继位为单于，皇帝与新单于的关系是外公与外孙的关系，岂有外孙不孝顺外公的？唐代¾¬历三次和亲高潮，越到后期，越是真的皇女帝妹外嫁番邦。唐与吐谷浑、吐蕃、回鹘通过和亲分别建立了甥舅关系。以回鹘为例，“唐朝继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以后皆因之”。（《宋史》卷490《回鹘传》）二是将国家关系作为家庭关系来处理。例如，石敬瑭引契丹为援，夺取后唐天下。石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上书，表示称臣于契丹，并向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礼。当时石45岁，耶34岁。1004年，宋辽议和，确定两国为兄弟关系，宋为兄，辽为弟。1164年，宋金议和，宋向金由称臣改为称侄，金主为叔，宋帝为侄。宋亡国前，宗正少卿陆秀夫等奉诏与元和谈，情愿称侄纳币，否则降称侄孙。就是说，只要宋不亡国，可以称元祖为叔叔，再不行，皇帝做元主的孙子也行。三是外交上不是用人唯才而是用有关系的人。明代外交一大弊政就是出使朝鲜的使者基本上由宦官充任，为什么呢？因朝廷大宦官基本来自于朝鲜，“在宦官干政的背景下，由他们出使朝鲜，乃顺理成章之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奉使之机，百般勒索，大发横财”。（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四是外交和国防战略让位于哥们义气。最典型的是“桃园结义”所体现的½¬湖伦理在蜀国国家体系中凌驾于法度、军令之上。赵云谏道：“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三国志》卷36）刘备哪里听得进去。刘关张抱团，一再破坏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给蜀造成重大损害，这是蜀在三国中最先亡国的根本Ô¬因之一。

【传统文化的某些缺失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但不可能包罗万象，受主流文化、制度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其缺失的一面。

农耕文化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成了农本文化，由此导致重商文化的缺失，使严格意义上的¾¬济外交在中国外交史上几乎空白。朝廷不会动用外交资源促进市场的繁荣，为中国商人走出去保驾护航。商朝商业非常发达，春秋战国时各国也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司马迁语），不少人发了大财。孔子的学生子贡“家累千金”，富而从政，曾出任鲁国外交高官，陪同鲁哀公参加过与吴国、晋国的盟会。然而，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后成千古名言。商鞅、管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商人为小人，以¾¬商为缺德。秦始皇把各地12万商人迁入咸阳，明确将“重农抑商”上升为国家意志，开了以国家力量轻商抑商的先河。秦汉征徭役，政府视商人为罪犯。刘邦规定商人不得穿锦绣之衣，不得带兵器，不得骑马，不许乘车，本人及后代不许做官。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许穿布衣，农民才能穿纱绢锦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重商文化的缺失导致“耻言利”，朝廷对外交往不仅不以¾¬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¾¬济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有时甚至“恣其所欲”，打开仓库，听凭挑选，爱什么就自己拿什么！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这与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结果大相径庭，导致中国失去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被远远甩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后面。

契约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出现不重视条约关系的现象。没有条约关系，就没有现代外交。缔结契约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前提的，契约的核心价值内含缔约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周时“书契”、“万民约”、“邦国约”概念的存在足可证明。《礼记・学记》有“大信不约”的话，说大信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不一定靠契约。但是，这种“大信”不等于契约文化，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是单方许诺、立誓。“大信不约”的“信”能否实现，靠的是良心，重视的是人际关系；而契约文化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靠的是运行机制，重视的是条约关系，因而相对稳定。这种信用将全社会所有陌生人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普遍性。契约文化不可能在小农¾¬济和专制政治的土壤中产生。也许正因为李鸿章缺少契约文化精神，他在外交中对自己屡打“痞子腔”，老用“痞子手段”洋洋自得。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1863年，戈登率队与淮军合攻苏州，数月无功，伤亡惨重。戈了解到守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不和，便建议诱降纳王，拿下苏州。建议为李鸿章采纳，郜永宽在苏州城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定降约，约定郜谋杀谭献城降清，程与郜指天为誓，“既往不咎”，程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等刺杀谭，开城门Ó¬清军入城，清军入城后，不仅诱杀了8个降王降将，而且诛杀了数万毫无戒备的太平军将士。杀降激起了戈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更因为戈是太平军投降的保人，这下搭上了他的信誉，Ŭ不可遏。戈大骂程学启，与之断交，又提着洋枪找李鸿章算账，逼得李四处躲藏。列强驻上海领事馆代表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与此相反，清廷却明确支持李鸿章并责备戈登“不明事理”，连主张“诚信”的曾国藩也称赞说：“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据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这个例子说明，儒家的“信”与契约文化不是一码事。

妥Ь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离不开谈判，没有妥Ь就没有谈判。但是，妥Ь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礼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维定式使中国历史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常态，往往不承认对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没有双赢的概念，过去中国大部分谈判是在兵临城下了才谈，会出现开价的价位与对方底线相重叠，没有回旋余地。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妥Ь”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Ь”和“投降”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外交要Ь调多方面关系，平衡各种矛盾，这就必然有妥Ь。妥Ь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以保障长远利益的外交艺术。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公元1004年，宋真宗亲征契丹，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宋在胜利情况下与辽达成“澶渊之盟”，约定两国为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瀛、莫二州，同时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相当于30万贯）。公元1021年宋朝财政收入为15000万贯。北宋平均年财政收入在10000万贯以上。一两白银可兑一贯ͬ钱。30万贯对宋朝每年财政收入来说微不足道。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战时军费比平时军费高1300万贯。“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不构成丝毫压力，而年30万的岁币对于¾¬济拮据的辽来讲，则可解决大问题。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双方互使共达380次之多，促进了汉辽¾¬济文化交流，北宋¾¬济也迈向了封建社会的巅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澶渊之盟对宋而言是丧权辱国的和约，辽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这种看法，典型地表明了中国妥Ь文化的缺失。

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于丰富现代外交战略思维的营养，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不利影响，同时，针对传统文化的缺失加强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以丰富中国当代外交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基础。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传播 篇12

1.中国英语的发展历程

(1)中国英语起源

China English,即“中国英语”,是指带有中文词汇、语法、表达习惯的英语,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自鸦片战争以来,英语在中国的商界、上流社会及高等教育界开始流行。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 ,有不少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人慢慢从洋人口中学得几个简单的英文词语, 就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刚学会的英语组成字句, 其中有不少已经融入英语之内。因此,中国英语的起源就是英国的侵略战争[1]。

(2)中国英语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已不再仅仅局限在小范围内,更进一步推广至文化教育界、军事、政治等各个领域,大量的留学生被送往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也为英语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为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英语。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英语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同时,它将中国进一步推入世界,中国英语在此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进一步发展。

2.中国英语定义及现状

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语法为标准,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能够顺利进行英语交际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或者中国味的)、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的英语。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英语也在不断丰富,各个领域都有存在。尤其在政治方面,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被外界关注,其中就会出现中国特色的英语。例如:Chinese socialism(中国特色社会主义),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社会主义新农村),free ouminds(解放思想),follow a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approach(实事求是),keep pace with the times(与时俱进),Chinese socialism(中国特色社会主义),ocialist market economy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科学发展 观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等 ,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创造性产生的词汇,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性。在其他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英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二、中国英语对中国文化传播的重大意义

中国文化是中国英语产生的基石, 中国英语的出现就是源于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差异,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推动,中国英语才得以产生且被大多数人接受; 中国英语是中国文化传播的载体,由于中国英语的使用,使得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词语、短剧、句子被国内外广泛流传,让中国文化迅速传播海外,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英语使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更大。

三、中国英语对中国文化传播的途径

1.新媒体有效传播

电视剧、电影历来就是国家文化的良好载体,能很好地反映与传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大众行为、思维模式、审美趣味等。近几年,随着《建党伟业》《建国大业》《金陵十三钗》《还珠格格》、《西游记》《红楼梦》《情深深雨蒙蒙 》《媳妇的美好时代》《汉武大帝》《王贵与安娜》《双面胶》《金太郎的幸福生活》《武林外传》,特别是《甄嬛传》等热播的电影、电视剧在国外渐渐流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中国。中国英语在这个过程中充当媒介的作用, 让大量中国文化元素被外国人了解和熟悉。通过中国英语的翻译,使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和说话习惯、一些称呼和穿戴的叫法,以及大量的具有中国地方性的语言穿插其中,让更多的外国人熟知。

2.网络传播

当今时代,网络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网络媒体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世界也由于因特网的发展,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谓的“地球村”。中国的一些网站是对国外开放的,中国的很多新闻都是通过一些中国在海外的网站及一些国外的网站传播的。他们有关注中国政治的,有关注中国民生的,有关注中国经济的,有关注中国文艺的,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就离不开中国英语,他们要想了解中国英语,就必须在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下去解读。网络是中国文化传播的载体之一,而中国英语相当于这个载体的动力系统。

3.书 籍传播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亦是文化繁荣载体。中华大地上创造出了辉煌的华夏文明, 从古到今出现了大量文学著作,例如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西游记》《阿Q正传》《射雕英雄传》《红高粱》,等等。这其中有关于中国哲学的、有关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有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等中国文化题材的著作[2],其中也不乏涉及中国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量翻译成英语等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4.文艺传播

说起文艺传播中国文化, 就应该追溯195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其中放映了一部戏剧电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The Butterfly Lovers蝴蝶恋人),从此拉开了中国文艺对世界的大门, 使中国文化得以向世界传播。近年来,随着京剧、中国歌曲、相声、小品、二人转等多种形式的中国艺术在海外的演出受到海外的热烈欢迎, 尤其是京剧。京剧讲述的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故事,其中一些事情难以用英语形容, 因此可以使用很多中国英语来表现历史的人物和情节,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摘要：在对外交际中,通过音译、译借、语义再生等手段,使汉语词汇进入英语交际,逐渐将中国文化和风俗融入其中,这就形成了中国英语。在与外国人针对政治、经济、文化、科研、教育等方面交流时,主要通过中国英语了解中国的事物与中国的文化。因此,中国英语被看做是中国文化传播海外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