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研究述评

语言接触研究述评（共8篇）

语言接触研究述评 篇1

美英社会语言学研究述评

综述了社会语言学在美英诞生40年来的发展历程,着重阐述了作为交叉和边缘学科的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成长轨迹,与传统语言学的分歧.探讨了当代社会语言学内部的五个主要流派:语言社会学、社会方言学、语言社会心理学、言语交际民族文化学、互动社会语言学,指出它们的研究方向各有其侧重,最终共同构成当代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内容.

作 者：赵文学 ZHAO Wen-xue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12刊 名：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年，卷(期)：7(3)分类号：H0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性质 历史背景 成长轨迹 流派

语言接触研究述评 篇2

一、语言的融合

同一个人群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两种语言,就叫“双语制”。说不同语言的社会集团,混居在一起,共同生活来往,往往使得说一种语言的人在某些场合有必要说另一种占优势的语言。这样这些人就掌握了两种语言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两种语言在同一地区流通,往往有一种占优势,另一种则处于劣势,双语制多存在于使用劣势语言的人们之中。占优势的语言主要是靠行政手段、教育、商业贸易、甚至宗教等得以推行,例如18世纪清政府在今湘西一带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汉族和土家族混居在一起,打官司、做生意、上学校都要用汉语,土家语只局限在家庭中使用。当然“双语制”是语言融合过程的一种表现,如果失去了共存的条件,“双语制”也可能解体,仍然只用本族语,例如元朝蒙古人散居各府州县,有许多蒙古人也学会了汉语。但元朝被推翻后,许多蒙古人又回到原来的聚居地,“双语制”也就不再存在。

语言的替换也叫“同化”,是语言融合的结果,两种语言经过融合,弱势语言被优势语言替换。这时,说弱势语言的社会集团全部或大部采用优势语言进行交际,优势语言继续按着自己的规律发展,只在弱势语言中吸取若干成分,弱势语言因而消失。

语言替换(同化)有不同的性质。

如果征服者人口众多,以其雄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迫使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长期的稳定的统治。说这两种语言的人民长期杂居,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这时被征服者的语言往往被消灭。但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并不总是征服者的语言占据优势。历史上有过被征服者的民族的语言反而同化了征服者的语言的事实。这时融合的过程和性质都有所不同,本来长期处于同一地区同一国家的各个民族之间经常交往,互相学习语言,少数民族向人口占多数、文化较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民族的语言学习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满族在建立清王朝之初,出于统治全国特别是汉族人民的需要,曾提倡八旗子弟学习汉语汉文,但是不久就发现散居在各地的满人很少用满语交际也不愿学习满文,满语因而有被汉语替换的趋势,于是又极力主张八旗子弟必须学习满语满文,但这一规定并无成效。到后来只有少数满族人会满语,精通满语的就更少了。而许多满族人却用汉文同样写出了光辉的著作,对祖国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语言也对汉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然,这样的融合是比较自然的,较少痛苦的,即使民族的融合过程完成,也不一定导致语言的融合。

二、语言间的借用

语言借用是指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吸取某些语言要素的过程。从别的语言吸取借词,是语言扩大词汇的重要方式。任何一种语言都要从别的语言借入一些词语。借入的词与本族固有的词的区别是,本族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为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阶段,而外来词则总是可以找到借入的途径。例如“苜蓿”“葡萄”等虽然从字形上看已经和“芦苇”“蔷薇”等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们仍是借词,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逐步从西域诸国各族语言中借来的。

语言间的借用是使用各种语言的不同社会集团互相交往的结果,各个社会集团,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密切交往,往往产生语言中借用词语的必要和可能。汉族从汉朝开始通往西域诸国,以后又经由“丝绸之路”同中亚、南亚(以至非洲、欧洲)各个民族开展贸易。这样,一方面从各民族借入了大量的词语,除“苜蓿”“葡萄”外还有“玻璃”“琉璃”“琵琶”“刹那”“菩萨”“塔”“尼”等;另外一方面汉语也向其他语言输出了一些相应的词语,如“丝”,英语叫silk,希腊语叫做seres,瑞典语、丹麦语叫做silke,立陶宛叫做szikai.,都是从汉语借去的,茶也是如此,英语中各种茶叶的名称都来自汉语,如tea(茶叶)、souchong(小毛尖)、pekoe(香红茶)、hyson(熙红茶)、congou(二尖茶)等都是从汉语借入的。其他还有如“瓷器”(china)等也对世界各族语言普遍产生影响。

但是真正的大量借用在古代还往往由于政治统治、军事占领等原因,说各种语言的社会集团共处于一个国家之内,他们的密切联系使得语言的借用大量产生。这一点英语表现得最明显,人们甚至可以靠研究某些借词进入英语的情况来追溯说英语的人民的历史。

不列颠原来居住着凯尔特人,公元5世纪以后说日耳曼方言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侵入该地。他们用武力完全征服了凯尔特人。新统治者们以日耳曼方言为基础发展成了古英语,其中带来了大量的拉丁语借词,而凯尔特语的影响反而更少。本来英语“牛”和“牛肉”都是ox,“猪”和“猪肉”都是pig,“羊”和“羊肉”都是sheep,宰ox(牛)吃(牛肉),宰pig(猪)吃pig(猪肉),宰羊吃sheep,但是ox送到诺尔曼人桌上则是beef(boeuf),pig则是pork(porc),sheep则是mutton,这beef、pork、mutton就是来自于法兰西语,现在已经成了英语中分别表示牛肉、猪肉、羊肉的名称了。

许多语言也从文化程度高的语言借入科学技术词语。

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还是不能夸大语言中借词的作用,有人曾经统计英语200000个常用词大约五分之三是借自各种语言,但在500个最常用的词中则仅仅七分之二是借词,本族词的频率往往高于借词的单项统计。

三、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在词组上的相互借用

汉族在历史上就与各兄弟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交往密切,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因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更为先进,所以各兄弟民族都从汉语中吸取大量的借词,这样的借词源远流长,有许多已经成为各民族语言的基本词。例如维吾尔语:Joza(桌子)jangza(庄子)su(书)gongsi(公事)laza(辣子)say(菜)gangpan(午饭)qay(茶)yangyu(洋芋)。

当然,各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丰富汉语词汇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以蒙古语为例,如“褡裢”借自蒙古语[takalimpa][tailimp],“蘑菇”借自蒙古语[moku][moik],“胡同”借自蒙古[xwttwk](水井),“哈巴(狗)”则借自[xapa]。有的作为根词还产生了大量的派生词。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名更是大量地进入现代汉语,来自蒙古语的如“包头”(有雄鹿),“巴彦诺尔”(富饶的湖),“呼和浩特”“西拉木伦”以及一些混合词,如“乌粱素海”“哈喇沁沟”“锡林南路”“紫敖包”等。其他如“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腾冲”“拉萨”“珠穆朗玛”“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都是来自各兄弟民族语言的借词。

参考文献

[1]杨凌.现代哈萨克语结构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2]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古丽海夏.哈萨克语俄语借词的语音及拼写规则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4]金锡永.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D].复旦大学,2011.

[5]仲崇峰.哈萨克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9.

语言接触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语言接触 日语借词 借词回流

一、中日语言接触背景

甲午战争之前，文化传播是从中国到日本这样单方向的传播，汉语对日语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日本遣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倭王“汉倭奴国王”金印，以此为契机汉字传入日本。当时的日本是没有文字的。日语的发音也跟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时间顺序，日语首先在南北朝时代直接借去了当时的汉语标准音“吴音”，主要传承了中古汉语的特征；后来从中原地区借去的是“汉音”；最后镰仓时代以后直至近代传入日本的是“唐音”。因此很多日语词汇的发音跟汉语发音有几分相似。例如：椅子（いす）、馒头（まんじゅう）、勉强（べんきょう）、帽子（ぼうし）……而正是因为汉语对于日语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与影响，两种语言接触过程中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往往被忽略。

明治维新以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学习、引进西方文化，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日本人用汉字造的新词。国人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等为契机，积极推动了日语借词融入汉语。[1]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日益发展的网络媒体也进一步推动了日语借词的发展与传播。

二、日语借词的界定与分类

《现代汉语大词典》对借词的释义为：外来语，指从别的语言借来的词语。分为译音，译音加表意成分，半译音半译义，从直接使用汉字的国家借入四类。其中最后一类以日语为主。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积极学习西方，在此期间产生了大量有关科技、先进思想的新词，日语借用汉字的表意功能制造新的和制汉语。大部分以汉字的形式来书写，或者赋予日语中原有的汉语借词新的意义。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时间在日本之后，当时有很多有识之士试图用汉语来引进西方的先进词汇，但最后发现没有日语借词实用方便。例如：evolution，严复先生翻译成“天演”，过于复古和考究，最后流行起来的是日本人翻译的“进化”。因此很多的日语词汇在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地进入汉语系统，这就是日语借词。郭伏良先生在《从人民网日本版看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中对汉语借词的分类是比较严谨的，在这里可按日语借词借用的形式将其分为五类：

1.音译类。日语原词没有用汉字书写，汉语将这类词借入的时候用发音与日语词相近的汉字表示。如：卡哇伊（かわいい）、榻榻米（たたみ）、欧巴桑（おばさん）等。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还有大量的外来专有名词。这种日语借词的借用方式属于音译类，是外语学习和翻译中的重要部分，因此也当格外引起注意。例如：达能（ダノン、フランスの食料品グループ）、比卡丘（ピカチュウ、日本の漫画）、奥托（アルト、日本の鈴木自動車製の乗用車）、哆来A梦（ドラえもん）、阿西莫（アシも、日本の本田技研のロボットの名称）等。

2.意译类。日语原词用汉字或假名书写，借入时根据词的意思适当用汉字表示。如：生鱼片（刺身），便利店（コンビニ），校园节（祭り）等。

3.借形类。日语原词用汉字书写，借入时直接转写，有时将日语原词中的汉字改为汉语汉字。这一类借词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认为日语原词中的汉字就是汉语中所指的汉字，其实不然。日本现使用的汉字大部分是汉语的汉字，但也有很多日本的“汉字”即日本造字，又称国字。此类借词最多，如：寿司（寿司）、自动贩卖机（自動販売機）、短期大学（短期大学）、社会人（社会人）、写真（写真）、研修（研修）、便当（弁当）等。[2]

4.混合类。指不能归入以上三种类型或者兼有其中两种类型的日语借词。如：卡拉OK（カラオケ）、金小姐（金さん）等。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日语原词“的”的假名“の”如：我の生活等表达方式。

5.增加词缀。日语原词一般以汉字书写，借入时依旧用汉字表示，作为词缀使用。如月光族（～族）、开会中（～中）、超萌（超～）、口红控（～控）等。

新时期日本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由从前单纯的文化输入国向文化输出国转型。尤其是在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技术时，不再单纯地用汉字表示，而是用假名，也就是日语中的“外来语”。日语借词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很多日语借词都是日本本土词汇，因此日语原有词汇中汉字与汉语中的汉字并非意义相同，不可等同而论。例如：“苦手”，两种语言的表示方式都是同样的汉字，日语原词的意思是不擅长，汉语中却可以用作表示难对付、棘手的人。

三、日语借词的流行与使用

年轻人是新时期使用最新日语借词的主要对象。日语借词的使用从甲午战争以后逐渐变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渴望与需求逐渐增大，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明显增强，因此新的日语借词的使用场合也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种潮流。例如新时期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日语借词“卡哇伊”，现在很多小饰品店的店名里就嵌进了这样的词，它源于日语词汇“かわいい”，年轻人是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的一个年龄层，并且使用日语借词给人一种时尚的感觉，因此很快就能成为一股时尚潮流。使用日语借词较多的另一个对象就是中国在日留学生（加上就学生已近8万人），由于中日两国密切的经济来往，中国赴日留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留学生对日语借词融入汉语体系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媒体介绍日本相关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日本原有词汇中有汉字的表示方式，人们大多数情况下会将这种日本原有词汇用汉语的汉字表示出来。2015年因中国人在日本抢购的现象，日本流行着一个新词“爆買い”。相应地在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中，就直接用了“爆买”一词，通过字面意思就能大概理解词汇的意思，并且使用日语借词更加直观，有说服力。再比如“过劳死”，这个日本借词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京华时报》2006年6月16日报道写道：“当日本人的过劳死现象频频出现在媒体上时，大家都觉得过劳死似乎离我们还十分遥远。”日语借词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流行当中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词汇，这些词汇是以日语借词的词缀等方式产生的新的汉语词汇。例如第二章所说的“～族”。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的有：工薪族、单身族、追星族、理性族、有车族等。“族”在无形之中渗入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了汉语中的一个词素。

再比如说“男”“女”，新时期也受到了日语借词的影响，变成了汉语的词素，有了一些新的使用方法。如：

“金融危机下，两个在网络上频繁出现的人群‘经济适用男和‘清汤挂面女开启了一个爱情，生活，消费的实务时代。”-《“经济适用男”的购车推荐 新闻晚报，2009.8.12》

另有宅女、眼镜男、外籍女、凤凰男、孔雀女等。同时日语借词在汉语中也有语法化的现象。例如用“中”用来表示时态。在街上经常能看到“休息中”“营业中”“修理中”等。由此可见，日语借词的使用仍然是外来词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四、汉语与日语借词的往返借用现象

两种语言接触时文化传播方向决定了借词的方向。当两种社会语言接触呈现双向交流的情况下，借词也是双向的。借词有借出去又借回来的现象，再借回来的时候音义等方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魏晋六朝以后，汉字用作日语的书写工具，当时日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首先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思想时创造了很多用汉字书写的新词，中国又将这些借词重新借回去。因为同样都是汉字，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哪些是借词，哪些是固有词汇。往返借用的词汇主要有两大类：

1.取自中国古典典籍，在日语中对本义稍加改变的词。例如“封建”——《吕氏春秋·慎势》记载：“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这时候封建是指帝王分封土地给诸侯，使其建立邦国。而现在汉语又将它作为日语借词来用，就多了一层封建制度的社会形态或思想意识的意思。又如“经济”——《宋史·王安石传论》：“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里经济的意思是经世济民。现在作为日语借词的主要意思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样的还有：思想、具体、节约、悲观、资本、侵略、劳动、选举、现象等。

2.利用汉字的造词规律造的汉字词。语素、构词结构、构词规则都模仿汉语，借回这类日语借词的方式是保留汉字，将日语中的读音换成汉语的发音，如：事件、工业、广告、银行、货物、会长、改良、金额等。这样的借词回流现象正是反映了很长一段历史以来中日两民族的深入交流与紧密的语言接触，有利于将来两个国家进一步的交往与发展。

五、结语

在我国新时期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中日间广泛的社会接触和语言接触，大量的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系统，对于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近现代汉语词库，推进了汉语词汇的发展。汉语中的新词汇大多数是日语借词，也有一部分是日语借词的回流，很多的汉语以借词的方式先被借到日语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再从日语中借回来。日语借词对于研究新时期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97页。

[2]郭伏良：《从人民网日本版看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汉语学习，2002年版，第37页。

参考文献：

[1]萨丕尔.语言论（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73.

[2]鈴木修次.日本漢語と中国―漢字文化圏の近代化[M].中央公論社，1981.

[3]郭伏良.从人民网日本版看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J].汉语学习，2002，（5）.

[4]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A].饮冰室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36.

[5]高名凯等.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述评 篇4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述评

本文主要是阐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主要哲学思想--“使用论”,维氏提出了“语言游戏说”.文章首先对其基本观点及思想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从优点和缺陷两方面对其进行评介.它主要对后来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家族相似性理论的形成以及语用学的大力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作 者：华紫武 HUA Zi-wu 作者单位：巢湖学院,安徽,巢湖,238000刊 名：巢湖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OHU COLLGEG年，卷(期)：10(1)分类号：H14关键词：维特根斯坦 语言游戏说 言语行为 家族象似性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篇5

田义贵 黎光容

农村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这是从影片本身所涉猎的生活内容来界定的；广义的农村电影，相对于城市电影的影院制或院线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广大农民为主要消费群体、以广大农村为发行放映场地的“电影工程”；除了狭义农村电影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文化服务、从业队伍、消费市场等诸多方面。本文使用广义的农村电影概念。

农村电影的概念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偏爱于城市，因为城市能够在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等方面为电影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城市是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天然土壤和乐园，而电影也是城市的宠儿。在世界范围内考查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各个时期，全球电影资源的主体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始终是次生的“二级电影市场”。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却是个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幅员辽阔等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需要，农村电影事业得到飞速发展：1957年，全国拥有农村放映队6 700个；1965年，增加到9 800多个；1978—1982年，农村放映单位激增了32 000多个。据统计，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台艺术片和108部新闻、科教片到农村放映，达2 400万场，观众累计达194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万农民看电影。①此时中国农村电影的繁荣局面可谓空前绝后、世所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还是硬件设施、政策导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几乎吸纳了中国电影的所有资源，而广大农村甚至县级以下的城镇都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成为永不再来的记忆。”②如今，虽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的政策性扶持，但农村电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长达7年之后，我们还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农民想看电影，却没有人去农村放电影，事实上可放的电影也寥寥无几。在有些偏僻山区，八九岁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这就是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现状。”③

中国农村电影从繁荣到萧条的巨幅下滑，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自1999年以来受到了电影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专业研究机构、电影学者等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分析。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需要一些数据作依据，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职能部门或专家学者做专门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带有官方性质，多半没有公开发表。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因为这些真实的数据有一部分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多数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供决策部门使用，而不予向社会公布。通过CNKI数据库查询2007年以前的论文，仅能找到2篇这方面的文章，它们是：《关于安徽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刊发于《电影通讯》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厅社会文化电影处；《发展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与思考》，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这两篇文章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是东部(安徽)还是西部(四川)，我国的农村电影市场极度萎缩，实现“2131”目标困难重重。要救活农村电影市场，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同时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电影发展的市场机制。另有2篇记者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它们是：《农村电影：蛋糕巨大谁人识?》(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农村电影：直面生死抉择》(崔晓林，《时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发表的3篇农村电影市场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机，这3篇文章是：《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黎光容，《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宁波市农村电影市场调查报告》(郭学勤、邹大鸣，《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和《宁波市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践与思考》(邹大鸣，《宁波通讯》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过对当地农村电影的深入调查，反映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若干年后农村电影正在复苏和逐步兴盛的工作成绩。我们看到，“2131工程”的推进已初见成效，农村电影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各级党政高度重视和关怀的结果，也是农民文化消费意识觉醒和农村电影市场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从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电影。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代表性的论文有3篇：一是贾磊磊的《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此文认为，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景色”，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渊。基于城市的开放性、多重性的叙事空间，在中国的农村电影中历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叙事主题。中国农村历史语境的巨变决定了农村题材影片叙事成规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二是张新科的《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刊发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此文选择农村电影放映员作为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是中国电影发展、普及和农村文化变革的开拓与躬行者，并尝试从文化传播、社会徙变、政治服务、文艺生活四个方面对其社会功用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评判。三是刘广宇的《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此文选取重庆的江津市④为研究个案，通过田野调查，援引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主要社会功能(政治动员与资本积累)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对农村电影的文学/美学分析。主要从文本艺术性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论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长──新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演变》，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过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变化，探讨了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二是张浩月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文章认为，农村题材儿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蕴含的其实是城市人对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对农村和农村儿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体现出的对这两个向度想象的流变以及年产量的走势，作者对农村题材儿童片的发展脉络进行科学的划分。三是胡黎红的《登绝顶览众山 忆辉煌细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电影》，刊发于《电影》2006年第7期。文章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电影曾经蔚然成风，并一度占据了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成为创作与批评话语的中心。农村题材电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的激情抒写”“伦理视角和戏剧化的叙事策略”“鲜活明快的喜剧风格”等三个方面。但眼前是辉煌不再，农村电影已经被淹没于都市影像的喧哗之中；四是王向辉的《结尾影像的寓意——兼谈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刊发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文章选取广义的农村电影作分析文本，从多种多样的结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电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发了一组关于农村电影的很有分量的论文，除了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讲话《多出精品服务“三农”大力繁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带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外，其余几位资深电影学者的论文，或从主题学的视阈透视农村电影发展的精神轨迹，分析重点集中于电影的叙述主旨上(贾磊磊《中国农村电影中“出走主题”的嬗变》)，或从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变迁中总结农村电影创作的得与失，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电影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策略。(。(李准《创新时代呼唤新的视野与激情——农村改革题材电影四题》、黄式宪《乡土•诗情：回响着时代变革的大潮新声》、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流变及其发展策略》)这组文章是“农村题材电影三十年及未来展望”主题论坛的理论成果，论坛的举办，对于促进农村电影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针对农村电影事业的不景气，电影工作者、管理者、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湖南省娄底市电影公司罗金元认为，要开发我国农村电影市场，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这是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寻求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新路；再次要积极引导，培育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电影市场。(见罗金元《从我市的探索看农村电影市场开发新路》，载《影视技术》2000年第8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在“电影发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电影企业集团、深化院线制改革、大力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内的“十项重点任务”。(见朱虹《建立农村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电影产业——解读“农村服务年”和“电影发展年”》，载《电视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关于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认识农村电影事业的重要意义。如山西省电影学会的杨志刚，在分析了农村电影市场的主要问题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9项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诸如发行放映单位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成立专门面向农村供片的电影服务机构、积极与企业联姻、大力推广数字放映技术、建立奖励机制，等等。(见杨志刚《加大支持农村电影力度 促进新农村建设》，载《山西农经》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的夏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农村电影仍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扶持与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和开放农村电影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农民开展个体放映活动，实行有偿服务，也是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电影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新形势要求的农村电影发展之路。(夏华《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农村电影工作》，载《共产党人》2006年第16期)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南大学影视艺术系余纪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县级电影公司才是目前农村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生产息息相关，是新一轮文化改制的关键链环之一。(余纪《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刘帆《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庆市为例》，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第五，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只是散见于市场调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产业做完整的分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电影产业的现实基础决定的。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在经济、文化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当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弱化、娱乐消费功能逐渐强化之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广大农村的电影消费能力。久而久之，农村电影市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中国电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城市电影”产业，而没有了“农村电影”产业的哪怕一点点份额。这样的现实基础使得人们根本就没有“农村电影产业”的基本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导致农村电影产业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当城乡差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到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国家出台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举措，农村电影这块曾经辉煌又逐渐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巨大的商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在城市的不景气、在资源及发展空间上的受限，使得国产电影业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这其实是一次无可奈何的转向，并非主动出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的所谓“二级市场”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围。(见《“农村包围城市”——访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载《大众电影》2006年第15期)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有时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

农村电影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强农村电影的理论研究，振兴农村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来，农村电影工作事实上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国西部地区尤为严重。1998年以来，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实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的那么乐观。显然，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如何推进和落实“2131”工程，从而使电影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复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未来：2008年的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3亿元，取得了斐然佳绩，尽管这43亿元主要是通过城市影院的4 100块银幕实现的⑤；2009年中国电影综合效益10665亿元，同比增幅达2647%，电影消费已经和教育消费、新媒体消费、旅游消费和演出市场成为2009年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四大热点。⑥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国电影的春风一定能吹拂广阔的农村天地！

注释：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万农民看电影》，《了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③ 魏运亨：《“农村电影市场真是到了谷底！”——一位农村电影经纪人的实话实说》，《了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为重庆直辖市的地级市，2006年撤市设区。

⑤ 《2008年国产电影票房突破43亿》，央视网消息(午夜新闻),CCTV.com，2009-01-10。

⑥ 《中国电影票房增长全球最快》，《香港文汇报》，2010年5月7日。

亚言语研究述评 篇6

亚言语这一语言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它的概念、分类以及功能.并且亚言语和其它类似的语言现象,如话语标记、语用标记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亚言语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它的研究成果无论对母语发展还是对外语学习都有借鉴价值.

作 者：姜晖 边娜 JIANG Hui BIAN Na 作者单位：姜晖,JIANG Hui(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边娜,BIAN Na(辽宁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语言接触研究述评 篇7

汉语和日语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 汉语是独立语, 日语是黏着语。但是, 一般认为“日语是汉语的博物馆”。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 笔者以为主要是由于中日两种语言的频繁接触。语言接触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 是语言间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关系。语言接触的结果, 必然会出现语言影响。日本人在长期交流中学会用汉字来表示日语, 随着时代发展, 两种语言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在现代日语中有许多来自汉语的词汇, 同样在汉语中也有许多日源外来词, 于是两种语言中出现大量同形词。

在中国较早关于同形词的研究中有赵福全的《日汉同形词的错情剖析》、赵福堂的《关于中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以及李进守的论文《中日两国同形词的对比研究———以“门”“上手”“今日”“得意”四个词为例》。何培忠、冯建新编的《中日同形词浅说》一书中, 从产生原因、表记差异、语义变化、研究意义等方面, 对中日同形词进行了全面阐述。鲁宝元的著述《日汉语言对比研究与对日汉语教学》在第3章中重点提到了中日同形词问题, 阐明了中日同形词的概念并进行了分类说明, 同时也分析了同形词出现语义差异的原因, 最后着眼于同形词教育这一领域, 对如何更好地教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另一方面, 日本学者荒屋劝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分析了中日同形词意义的差异, 阐述了译词的多样性。大河内康宪以日语形容动词中的二字同形词作为对象, 研究了日语场合及汉语场合下同形词意思的差异, 特别是在日语场合下意思的偏差。

二、中日同形词的定义

有关中日同形词的定义, 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本文在这里简单介绍几种中日两国有关同形词定义的代表性观点。

中国方面, 潘钧在论文《中日同形词词义差异原因浅析》中提出判定同形词时应依据以下三个必要条件:第一, 表记为相同的汉字 (繁简字体差别及送假名、形容动词词尾等非汉字因素均忽略不计) ;第二, 具有共同的出处和历史上的关联;第三, 现在中日两国语言中都使用的词。

日本方面, 大河内康宪从实用的角度论述了中日同形词的定义。“例如‘政治’‘文化’等在日语和汉语中字形相同的词汇。但这其中并不包括单个汉字组成, 并且可以同时音读和训读的词。即便认为用相同汉字书写的都是同形词, 但把这些都算成同形词并没有多大意义。只不过是把日语汉字当成了汉语, 就连意思也理解成了汉语中的意思, 但这两个词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仅仅是借用了字形而已。”大河内康宪在这里虽然并没有对同形词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却给出了一个参考基准。换言之, “不仅仅只有书写相同的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有历史关联的, 语源相同的也应当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总之, 就是一部分二字音读词。”

三、中日同形词的分类

1. 同形同义词

同形同义词是指同形词在中日两种语言中意思相同或者极其相近, 主要归纳为如下几种:数词;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方位词;表示事物性质、状态的形容词;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科学技术用语和学术用语。这类同形同义词对我们中国日语学习者来说并不难, 很容易掌握。

2. 同形类义词

同形类义词是指同形词在中日两种语言中意思部分重叠, 但同时也有完全不重叠的意思。对我们中国日语学习者来说, 同形类义词可能是同形词中最麻烦的一类词。笔者尝试从以下几种情况进行探讨。

(1) 汉语语义范围比日语广的情况

在汉语里, 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 甚至是研究生都可以称之为“学生”。也就是说, 进入学校学习的人, 不管年龄大小, 都是学生。但在日语里, “学生”一般仅指大学生。

(2) 日语语义范围比汉语广的情况

“性格”一词在汉语和日语里都有“人们独特个性”的意思。但在日语里, “性格”还有“事物固有特性、性质”的意思。

(3) 日汉语各自都有互不重叠语义的情况

汉语的“意见”和日语的“意見”第一个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 汉语的“意见”还有“不满、牢骚”的意思。而日语的“意見”里并没有这个意思, 但却有另外一个在汉语“意见”里没有的意思, 即“忠告、劝告”。

3. 同形异义词

同形异义词是指同形词在中日两种语言中意思有明显的差异。同形异义词和同形类义词一样, 很容易出现误用。日本作家根本三郎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看到剧场的柱子上写着‘请勿吸烟’‘请勿喧哗’, 想来‘禁止吸烟’、‘禁止斗殴’这两个标语放在一起挺有意思的。”连有名的作家都把同形词“喧哗”的意思搞错了。下面是30个同形异义词, 笔者拟以江苏大学日语专业部分学生为调查对象, 分析同形异义词的误用情况。

怪我喧嘩油断愛人検討手紙汽車経理事情行事老婆新聞迷惑用心野菜結束結構勉強遠慮地道暗算意味大勢顔色走る娘湯床研究生運動員

据调查结果显示, 这30个词中最容易出现误用的同形异义词前三位分别是“検討”“結束”“事情”。表2是笔者对“検討”这个词的分析。

由此得出, 我们应当对同形异义词特别注意, 否则可能会出现比同形类义词的误用更离谱的错误。

4. 中日同形词的误用分析

中日两国的语言中存在大量同形词, 这无疑对中日两国的交流带来了便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样使用汉字的日语也和汉语母语具有同样的意思。同形类义词、同形异义词在同形词中所占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因此很容易产生误用。究其原因, 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在于汉语母语的干扰。

母语干扰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称为“语际干扰”。我们在学习日语时, 往往很容易受到汉语母语的影响, 遵循汉语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大多数人采取通过汉语理解日语的方法, 即汉语是我们的母语, 汉语的意思、用法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 而日语恰巧也有汉字,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学习似乎非常简单。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注意到日汉语的相似性, 完全忽视了两者的差异性, 把汉语和日语中的同形词看成是完全一样。在实际应用时会把头脑中浮现的汉语不经转换直接用日语脱口而出, 于是就出现了所谓“中国式日语”, 这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称为“中介语”。如询问学生放假回家使用何种交通工具时, 有些学生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汽車”, 其实是把汉语“汽车”的意思迁移到了日语“汽車”里而出现误用。

“语际干扰”又叫负迁移, 即起干扰作用的消极影响, 反之, 起促进作用的积极影响叫正迁移。我们在学习日语时要尽量利用正迁移, 克服负迁移, 利用汉语与日语的相同点, 同时不能忽视两种语言间的差别, 即使差别很微妙。

另外,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管何种语言, 其方方面面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 语义方面亦是如此。即使日语汉字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但时代在发展, 语言文字也在不断发展, 与时俱进, 同形词虽然字形相同, 但处在两个不同的语言体系中, 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 语义发生变化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 我们在学习中日同形词的同时, 也要对中日的社会生活文化加深了解, 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误用的发生。

结语

对我们中国日语学习者来说, 学习同形词既简单又复杂, 想仅仅通过母语来掌握日语汉字是不可取的, 很有可能会给实际的交流带来不便。因此, 在对中日同形词的理解和应用上, 不能因为母语里也有汉字就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 有必要对其在两种语言中的意思进行确认, 切不可望文生义。

摘要：中国和日本都属于汉字文化圈, 现代日语中仍在使用诸多汉字, 因此两国的语言中存在大量同形词。从语言接触角度出发, 以HSK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词汇表和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大纲词汇表中出现的同形词作为语料样本, 以江苏大学日语专业学生作为研究个案, 本文从中日同形词的定义、分类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和对比研究。对中日同形词中误用频率较高的同形异义词进行探究。

关键词：语言接触,同形词,中日对比,同形异义词,误用分析

参考文献

[1]曲维.中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6) :34-37.

[2]潘钧.中日同形词词义差异原因浅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 1995 (3) :19-23.

[3]荒川清秀.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M].東京:文化庁, 1979:70.

[4]大河内康憲.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M].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1992.

语言接触研究述评 篇8

关键词：汉语语法发展过程  文献综述  研究现状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对对外汉语教学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其中对学习者语言系统的描写是整个领域的基础研究。这种描写性研究又可分为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发展模式研究（developmental patterns）、语言变体研究（variability in learner language）和语用研究（pragmatic aspects of learner language）（Ellis，1994）。发展模式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学习者的习得顺序（order）和次序（sequence）。习得顺序是指在目的语的一系列语音、语法特征中，哪些特征先习得，哪些特征后习得。发展过程（或称习得次序）是指在对目的语某一特定语音或语法项目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要经过哪些阶段才能最终正确习得这一项目。本文试对近20年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法发展过程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并对其研究现状、特点进行述评。

一、文献综述

孙德坤首次采用个案跟踪法外对国学习者进行纵向研究，于1993年发表《外国学生现代汉语“了·le”的习得过程初步分析》，阐述了两个汉语学习者习得助词“了”的过程和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这篇文章在提出研究课题和纵向研究方法上都作了开拓性的尝试。

赵立江于1996进行纵向个案跟踪与横向规模调查相结合的研究，发表《外国留学生使用“了”的情况考察与分析》，再次分析了学习者在习得的不同阶段对“了”的掌握和使用情况，并运用中介语理论对调查结果进行初步分析，提出对“了”的研究分析应由单句结构扩大到语段、语篇，强调在话语篇章中考察，对语法研究、习得考察及教学方法均有一定启示。

王建勤通过对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914条语料的研究，探讨以英语为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群体习得“不”和“没”否定结构的全过程，于1996年发表《汉语“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从“不”和“没”构成的否定结构的分布情况，与谓词、助动词的搭配及某些特定规则的习得三方面进行了考察，论述了：“不”和“没”否定结构习得消长过程的有序性特征;“不”和“没”扩散过程中规则习得的过渡性及渗透性特征;谓词否定与助动词否定结构的习得爆发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该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学习者习得否定结构的过程是按一定习得顺序进行的，该顺序实际反映了否定结构习得的难易顺序;与实际教学相结合，指出否定结构教学应考虑学习者内在的习得顺序;第一次将科学的统计方法引入习得过程研究，从而使习得过程研究更科学化，使研究结果更直观化。

1999年，王建勤发表《表差异比较的否定结构习得的分化过程》，通过对习得“和/跟……不一样”的表差异否定结构和功能的过程，即简单表述阶段——分化阶段——整合阶段的描写与分析，进一步探讨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简化策略、外化过程的心理机制、语境认知与模板制作机制及策略取向等理论问题，对西方学者提出的观点进行检验和补充。

同年，孙德金发表《外国学生汉语体标记“了”“着”“过”习得情况考察》，将汉语体标记“着”“了”“过”放在一起，对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料进行断面分析，着重从动词语义特征及句法结构对习得的影响来分析习得过程。文章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在语料观察的基础上，得到两个基本假设：体标记的习得与动词的情状类型密切相关;句法结构类型影响体标记的习得。然后从多角度对语料进行整理分析解释，证明假设。这种先提出假设后加以证明的分析方法使汉语第二语言习得语法发展过程的研究更具实验性研究的特点，有利于与西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接轨。

与此同时，余又兰则对英国两所大学汉语专业35名学生习得“了”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分析，发表《汉语“了”的习得及其中介语调查与分析》，将汉语语法发展过程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到处于非目的语语境中的海外汉语学习者。

1999年，王红斌、李悲神发表《汉语篇章零形回指习得过程的分析》，运用中介语理论考察韩国和日本留学生汉语篇章零形回指习得的过程。从尝试期、尝试二期、成熟期三阶段的表现形式、交际策略、母语迁移作用的发挥、“习得”还是“学得”及阶段持续时间等角度进行分析，提出留学生习得汉语篇章结构的过程也是其语言习惯和思维模式重构的过程。该文紧跟汉语语篇研究的潮流，将汉语语法发展过程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到语篇习得上，将语法意义的习得与民族思维、表达习惯的重构与习得相结合，深化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2000年，曹秀玲根据语言类型学，通过语言差异对比，选择学习难点，发表《对朝鲜语为母语的学生汉语宾补共现句习得的研究》。该文通过测试语料，归纳出朝鲜语学生习得汉语宾补共现句的错误类型，总结了习得的大致序列，阐述了影响习得的内在机制。文章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中国朝鲜族大学生，水平视为高级，特点是把汉语当作外语学习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但学习方式是分散式;来华学习汉语的韩国留学生，根据学习程度及学习时间分为次高、中级、初级三个层次，学习方式是集中式。这种划分突破了仅仅根据汉语水平划分研究对象的模式，考虑了教学方式的区别，扩展了习得过程研究考察因素的范围。文章还特别强调不同母语及学习阶段学习者汉语中介语发展的不平衡性，明确提出根据学生母语情况进行有针对性、预见性的教学，具有实践意义。

2002年，施家炜发表《韩国留学生汉语句式习得的个案研究》，该文使用韩国留学生的个案跟踪语料，重点考察研究韩国留学生汉语句式平均句长的发展，发现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平均句长会随其学习时间而增加。通过研究汉语句式习得的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发现学习者的停顿、重复、认知性延长现象渐趋减少;句式有格式化倾向，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提问多关注意义而非形式，询问方式日趋多样化;而询问次数却不断减少;经历从无标记到有标记形式的习得历程，并逐渐由前者向后者过渡分化。其价值在于填补了汉语语法发展过程研究中单句句式习得过程研究的空缺;引入国外心理语言学界考察学习者语言发展的重要指标——平均句长和句法结构的发展，通过实证性研究，寻求到两种较易操作、较科学客观的衡量语言习得或语言发展程度的量化指标——平均句长（MLU）和平均停顿次数，这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是一种新的探索。

杨德峰于2003年、2004年分别发表《英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朝鲜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日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习得情况分析——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三篇文章，根据学习者母语背景的不同对同一个语法项目——趋向补语的习得过程分别进行了基于语料库的考察研究，分析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容易出现的错误类型及出错原因。其研究对实行针对性教学，减少教学盲目性，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有很高的借鉴意义;对语法大纲、教学大纲的制定及教材的编写等也有参考价值。

2003年，赵果另辟蹊径，以“吗”字是非问为考察项目，发表《初级阶段美国留学生“吗”字是非问的习得》，将发展过程考察细化：从形式结构（语法）、语义功能的习得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将美国留学生“吗”字是非问和汉族儿童“吗”字是非问的发展进行比较，探讨第一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异同。

从2004年到2014年，汉语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关于语法发展过程的研究渐成热点，先后有多位学者发表研究论文，研究集中于对外汉语语法界公认的重难点语法项目，研究对象略有拓展，研究方法少有创新，不再赘述。

二、研究现状与特点

（一）理论基础薄弱，有待进一步验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语言学理论、第一语言习得理论、认知理论和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就语言发展过程而言，其研究前提、基础有以下三方面：

1.普遍语法理论与自然顺序假说

Chomsky普遍语法理论和Krashen自然顺序假说是发展过程研究的前提，只有承认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存在一个“内在大纲”，且对语言规则的习得有一个可以预测的、固定不变的共同习得过程和顺序，才有研究的可能和必要。但是作为理论和假设，还没有一项实证性研究对其是否符合语言事实及学习过程加以验证。

2.中介语与偏误分析理论

发展过程研究的语料来源于学习者的中介语，对语料的分析以Selinker中介语理论和Corder偏误分析理论为基础，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化石化”现象及其原因的解释也从这些理论中寻求答案。但利用中介语中出现的偏误来考察学习者的习得过程，其视角偏重于学习者中介语的缺陷和与目的语的差距，而不是习得者的习得成功之处。可以说语言习得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和每一个语法现象或者语法结构从其“出生”到“成熟”的过程没有得到认真、充分和全面的研究与描述。

3.准确率标准即为习得标准

“准确率标准”是将目的语作为参数来鉴定第二语言的习得结果，即以学习者语言的准确率为标准，通过计算正误次数评判习得成败及习得过程、习得顺序。

国内汉语语法发展过程的研究在研究视角及方法上有两个共同点：准确率被用来作为习得标准;把准确率同习得过程、习得顺序相连。此做法有待商榷，原因在于：首先，准确率顺序或者难易顺序是否能体现出学习者真实的习得过程和习得顺序？从理论角度讲，没有理由认为准确率和习得过程、习得顺序有内在联系。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讲，语言运用的场合（正式或非正式）、准备程度（即席发言或有准备的发言）、时间限制程度、精力集中程度、心情紧张程度等，都会对语言运用产生影响。而受这些因素影响所得到的准确率是否能代表习得水平？其次，准确率的选择本身带有极大的任意性，并且缺少依据。比如，80%的准确率从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的角度意味着什么？代表了什么？75%、90%呢？如果习得者没有达到80%的习得标准，但达到了79%，其习得情况又如何？1%之差能说明什么问题？

综上，发展过程研究的理论基础还不够深厚坚实，其理论真实性还有待实证研究。

（二）研究方法均有涉及，但有待创新

发展过程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种：一是纵向研究，即通过对某一个或某一群体学习者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longitudinal study）来获得语料;二是横向研究，即在同一时间通过对不同程度（高、中、低）学习者的“调查”（cross-sectional study）来获得语料。国内汉语发展过程研究涉及纵向研究：个案观察;也有横向研究：语料研究、调查研究等;还有两者结合的考察研究：个案+调查测试。可见，国内汉语发展过程研究方法是多元化的，但也不免存在不足之处。

1.个案研究

目前个案研究均为跟踪观察，形式有二：采用一对一自由谈话式，属个例研究，是研究者参与其中的观察法，如孙德坤（1993）;采用跟踪一群学习者的形式，属小组跟踪，是非参与性观察法，如李英（2004）。个案研究是一种自然观察法，它从自然环境中收集、研究学习者的语言，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但局限性在于费时费力;学习者自由说话，不一定能说出研究者要考察的语法项目，如果研究者进行提示，则会犯暗示的错误;而且，语料的收集也存在研究者的偏向。另外，个案研究存在致命缺点，即不能将一个个案的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个案。我们很难从个别学习者的发展过程中分辨出哪些特点是个体特有的，哪些特点是群体共有的。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做大量的个案研究，将不同个案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以便找到共同规律。

2.语料研究

目前的语料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语料库可以提供丰富的语料，以书面形式呈现，有利于资源共享，省时省力。但语料多集中于学习者说错或不标准的语言（中介语），我们只能研究错句，而看不到学习者说对的句子，不能对学习者发展过程进行全面描写。另外，中介语语料库的语料来源与学习者的背景及语境说明不够充足，一些典型错句可能因为不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而错过一些宝贵的语料，对发展过程原因的解释也造成一定困难。

3.调查研究

目前的研究多采用测试的形式，如填空、选择、正误判断、句型变换、翻译、造句等，测试的优点是有针对性，利于统计分析，所调查的学习者范围也比个案研究广，但测试本身有一定暗示作用，通过测试得来的语料是非自然的，学习者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不用这一语法项目或因不注重语法而出现错句，因此其可信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由此看来，我们在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时，要尽量避免其不足;或者对同一研究题目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加以探讨，以提高研究的可信度。

（三）研究对象国别局限大，有待扩展

国内汉语语法发展过程研究注意到了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在某一语法项目的习得过程中会有不同，因此，绝大多数发展过程研究都是就某一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的习得过程加以考察和研究。研究对象多集中于母语为英语、朝鲜语（韩语）及日语的学习者，这可能是由于国内英语教学开始的比较早，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与语料丰富;近年来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以日本人、韩国人居多，其语料较易收集。既然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发展过程有所区别，那么对汉语语法发展过程的研究就不能仅限于对这几种母语背景学习者的考察，对其他母语背景（如法语、西班牙语、印尼语、德语、泰语等）学习者习得过程的考察也十分重要而有意义。

对发展过程研究对象的区分多以学习汉语的时间、汉语水平为标准，其实研究对象的分类标准不限于此，学习者的性别、年龄、学习环境、方式、教学方法、使用教材等都可作为研究对象的划分依据，多维划分标准不仅有利于多角度考察发展过程的真实情况，更有利于研究结果的分析阐释。

（四）研究项目屈指可数，其广度、深度有待加强

目前汉语发展过程所研究的语法项目集中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几个重难点上，即：助词、否定副词、“把”字句、趋向补语四个语法项目。个别文章涉及汉语句式、语篇习得，可以说对语法项目发展过程研究的广度还不够。汉语语法项目不计其数，列入对外汉语语法大纲及教学重难点的语法点也有百例之多，加之教学实践中学习者出现的表达、混淆错项，可以说汉语发展过程的语法研究项目是极其丰富的。另外，汉语语法有语素、词、短语、单句、复句、语段以及语篇等层次，目前研究只涉及短语、单句两个层面，可谓冰山一角，广大研究领域尚待考察与探索。

就某一语法项目的考察深度而言，发展过程研究也亟待加强。近20年来，研究“了”发展过程的文章有十篇之多，对“了”的考察有：出现与否问题，位置问题，不同语法意义的混淆，相关语法结构的混淆，超单句、语段层次的分析，搭配动词的情状，所在句法结构，偏误类型，两本教材中“了”的语法分类、句型及解释术语。“了”的研究涉及语法、语义，但没有涉及语用层面的习得过程分析，至于对“了”所涉及的文化意义等方面的考察就更无从谈起了。在语法层面对“了”习得过程进行分析时，涉及最多的是“了”的出现形式及位置，大多是处于单句层面的考察，而语段、语篇层面只有赵立江略有探讨。在语义层面，对“了”的语义分类停留在“了1”“了2”两大类，而就某一大类的相关语义小类的划分考察却没有涉及;对与“了”搭配的动词作了语义考察分析，但诸如与“了”搭配的宾语、补语（时量、数量、动量等）却没有提及。

由此看来，国内汉语语法过程的研究，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待加强。

（五）过程的分析模式统一，少有新意

国内语法发展过程研究在对语法项目的习得过程分析方面体现了以下四个步骤：

1.分类。涉及两个维度：从语法、语义角度对所考察语法项目进行义项分类;依据学习者的学习时间、学习水平划分阶段，逐个阶段进行描写。

2.数据整理与描写。从统计学角度对学习者该语法项目使用的准确率、频率等数据进行整理，列表、绘图并描写学习者出现的错误。

3.特点归纳及简略解释。包括归纳总结：对发展阶段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如从语法、语义层面进行分析定性，从运用分析角度进行中介语及偏误分析;对比：如果同时采取两种以上考察方法或分类方法则进行对比分析，或与相关语法结构、所考察项目的第一语言习得情况进行对比;原因探析：对考察结果进行初步解释。

综上，国内语法发展过程研究在过程的分析模式方面整齐划一，已形成一套规整的、定型的、公式化的分析步骤，有益于后来研究者学习模仿，有利于作大规模、系统化的发展过程研究。但在分析过程方面少有创新，也会使研究停留在某一阶段难以深入拓展。

（六）原因的解释缺乏实证性、系统性，有待理论化

国内汉语语法发展过程的研究文章在描写、探讨汉语学习者某一语法项目的发展过程之后，大多会探讨其形成原因，并加以解释。近年来的研究文章对原因的解释从分布上有两种：一种是对各个发展阶段进行描写后分别直接分析错误原因，说明为什么是这样的习得过程;一种是在文章最后做出总结，大致对其形成原因进行推断。解释的角度涉及：1.语际干扰（母语负迁移）;2.语内干扰（过度泛化）;3.学习者心理过程、认知水平和学习策略;4.语法项目的复杂性;5.学习特点;6.习得环境等方面。

可以看出近年来对发展过程原因的解释多为推论性的，没有实证研究;其原因阐释也较零散，不系统，有待以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另外，对发展过程的解释角度可以延展到诸如：学习者的文化背景，性格，学能（分析归类能力等），学习态度;语法项目的特性，难易度可教性，出现频率（常用性），形式特征（标记性）;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等。

（七）涉及对教学的启示与建议，实用性、系统性有待加强

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运用于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因此，近年来国内对发展过程的研究大多涉及对实际教学的指导意义及教学启示，但仍多为泛泛而谈，实用价值不高，有待深化、细化，提高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结语

近20年来，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国内汉语语法发展过程研究已成为热点，研究文献逐年增多，但相对于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和国内汉语语法研究，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1.对国外理论和方法介绍的不够，研究的也不够。

2.国外语素习得的研究方法难以直接应用于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

3.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相关语法研究及汉语第一语言习得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尚不成熟。

由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除了需要加强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与运用，还有必要在研究中强化以下四个观念：

1.发展的观念。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运用横向、纵向两种方法对发展过程加以研究;考察汉语学习者某一语法项目的共时、历时发展情况;既宏观地考察某一语法项目的整个发展过程，又微观地考察某一阶段发展的特点与趋势;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挖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发展过程的真实全貌。

2.比较的观念。不仅要比较汉语第二语言习得发展过程与第一语言习得发展过程的异同，还要比较不同母语背景、学习方式、不同性格、年龄学习者第二语言习得的发展过程，从而总结规律，阐释原因。

3.系统的观念。一方面，要将汉语语法项目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系统加以考察和研究，考察现象，探讨发生原因、过程、结果、影响及对教学的意义等。另一方面，对发展过程的某一方面（如原因的解释）进行系统的分析。既考虑到各因素对整个发展过程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另外，系统化之后，使其上升为理论模式，有利于后来者借鉴、运用。

4.实用的观念。体现“研究为教学”的观念，从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从真实话语中收集语料，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教学，检验其准确性，使其不仅仅只是对教学有启发，而是可以站在理论的高度对教学进行指导，有效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可喜的是，汉语发展过程作为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已有许多显著成果，加之对“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的应用，相信汉语第二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必将走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具突破性的成就。

（本文得到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对外汉语听力教材编写”的资助，项目编号为：[YETP1249]。）

参考文献：

[1]曹秀玲.对朝鲜语为母语的学生汉语宾补共现句习得的研究[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2]黄月圆，杨素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习得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2004，（1）.

[3]李蕊.对留学生“着”习得情况的调查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

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4，（1）.

[4]李晓琪.母语为英语者习得“再”“又”的考察[J].世界汉语

教学，2002，（2）.

[5]李英.“不/没+V”的习得情况考察[J].汉语学习，2004，

（5）.

[6]施家炜.韩国留学生汉语句式习得的个案研究[J].世界汉语教

学，2002，（4）.

[7]孙德坤.外国学生现代汉语“了·le”的习得过程初步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2）.

[8]孙德金.外国学生汉语体标记“了”“着”“过”习得情况考察

[A].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1999.

[9]孙德金.外国留学生汉语“得”字补语句习得情况考察[J].语言

教学与研究，2002，（6）.

[10]王建勤.“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J].世界汉语教

学，1997，（3）.

[11]王建勤.表差异比较的否定结构习得的分化过程[J].世界汉语

教学，1999，（4）.

[12]王红斌，李悲神.汉语篇章零形回指习得过程的分析[J].烟台

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2）.

[13]杨德峰.英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基于汉语中

介语语料库的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3，（2）.

[14]杨德峰.朝鲜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习得情况分析——基于汉

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4）.

[15]杨德峰.日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习得情况分析——基于汉语

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3）.

[16]余又兰.汉语“了”的习得及其中介语调查与分析[J].世界汉

语教学，2000，（3）.

[17]赵果.初级阶段美国留学生“吗”字是非问的习得[J].世界汉

语教学，2003，（1）.

[18]赵立江.留学生“了”的习得过程考察与分析[J].语言教学与

研究，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