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周树人散文作品比较（精选2篇）
周作人与周树人散文作品比较 篇1
周作人散文作品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当然并不是说越是平淡越是好，要在平淡之中有神韵，或是以平淡之语言明不平淡之志；或是以平淡之言明不公等等不一而足。
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周树人散文作品
相比于周作人之散文，鲁迅的风格则更加凌厉。郁达夫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两兄弟作品的差别“鲁迅的文体简练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确实如此，便如《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笔锋辛辣的讽刺着旧社会人民的愚昧。或许这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鲁迅便是意识到仅靠技术的崛起是救不了中国的才弃医从文，对他散文的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作人与周树人散文作品比较 篇2
关键词：闲适散文,苦涩,优雅
“闲适散文”一说始于中国现代文学, 周作人、林语堂、梁遇春等作家都是写作小品文的“圣手”, 文艺复兴后西方文坛上蒙田、兰姆等人是他们极力引介推崇的。在历史上, 闲适散文一度被认为是消极软弱的文学, 惨遭围攻。在现当代文坛上周作人和汪曾祺无疑是闲适散文两个代表人物。本文拟就他们的闲适体散文创作做一比较分析。
一、闲适冲淡中的苦涩
周作人散文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 不仅量大, 而且质高, 包容更是包罗万象, 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周作人的散文多有英国散文之风, 侃侃而谈, 从容不迫, 内容丰富驳杂, 学贯中西, 融知识、趣味、说理于一体, 旁征博引, 娓娓道来, 给人以知识与美的享受, 显示了作者宽广的阅读视野和深厚的文学造诣。周作人的散文则更平和, 感情趋淡, 呤风弄月, 大多属于闲适的文字。但是这种恐惧痛苦、回避黑暗、厌倦抗争、放弃责任、拒绝承担的人生哲学, 对于一个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和闯将来说, 无疑是一种不能解脱的精神沉疴, 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就是作品充满了周文中独有的“苦茶派”味道。周作人为了强化为国为民的殉道者形象, 一再强调他的散文中“闲适”里的“苦味”——撇开周作人是否真的忧国忧民不说, 这“苦味”却是真的。他既想做“现代的隐士”, 又以“不平”和“反抗”来装点自己, 装饰自己所推许的现代隐士文明, 把他的软弱、逍遥和逃避涂上了一层雅致的、好看的油彩,
周作人散文取材广泛, 从北京的茶食说到南北的点心, 由吃茶写到饮酒, 从北平的春天写到故乡的野菜, 还有金鱼、野草和狐仙鬼怪……行文中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 信马由缰, 舒徐自在, 让笔意自然地流泻, 从而形成“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在他的作品中, 他不故作高深地议论,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就是一些精辟的警句也很少见得到。他的散文, 无论谈事、谈人、谈政治、谈文艺……都像是同友人拉家常, 叙旧情。叙事状物, 写景, 他都能做到朴素、自然。发表感想或看法, 没有长篇大论, 而是舒徐不迫地絮絮而谈。比如他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在他所有的散文中, 篇幅算比较长的了。但是, 他并未摆出一副宏论的架势, 而是采取随笔那样的写法, 把意思一层一层地、有条不紊地说清楚、说明白。关于“三一八”惨案, 周作人写了好几篇散文, 大多是如实的记事, 虽也有内心的感情, 却少激烈的议论。甚至有些记叙, 让你感到惊人地客观和冷静。在周作人的笔下, 他有意识让文字淡下去, 当然并不是平淡无味, 而是将感情冲淡, 把感情有意识地隐藏起来, 用质朴的文字平平道道出, 没有做作, 没有雕饰。这恰好表现了其对文学的态度:“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如在《乌篷船》中, 你会体会到作者那种闲适自在、轻松自如的风格, 吸引读者步入作者所描绘的那种平淡冲和的意境, 领会作者那种难以言传的闲适, 欣赏那种带有野趣的返朴归真的美。正是周作人这种谈话式的闲适的笔调接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 能够让读者投入到文章所创造的那种平淡冲和的意境中。“平和冲淡”是周作人散文闲适艺术风格的主要表现。但如果仅仅把周作人散文的闲适归结为“平和冲淡”是不全面的。我们在读其散文时常常有一种迂回曲折、山回路转的感觉, 这正反映了周作人散文闲适风格的另一特点:行文回旋往复、迂回曲折的笔墨情趣。在笔意的流泻中表现出行文的摇曳多姿, 在看似漫不经心中让读者领略行文的婉曲纡余、摇曳多姿, 体会其难以言传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老成境界。正是这种行文风格, 形成了周作人散文平易流畅中富于曲折变化的笔墨趣味。
另外, 我们在品味周作人散文“闲适”艺术风格时, 还不应忽视其闲适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淡淡的苦涩味。苦味的散文往往能让读者在平淡之余品尝出生活的真实滋味。后者或许更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原始味道。这正如喝水, 同样是解渴, 白开水给人感觉是淡而无味, 而茶却在解渴之余, 让人感觉到一丝淡淡的苦味, 而这才是生活的原味。周作人的散文是有思想的, 它并不让人觉得苍白贫乏。周作人虽然说不上是卓越的思想家, 但对于许多事情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无论是与非、曲与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 他都能判断分明, 做到不含糊其辞, 模棱两可。对于有些问题的看法, 其深刻性往往为一般人所不及。这也正是他的散文不显疲弱, 比较耐读的主要原因。周作人的这类文章正是有意在平淡中注入一丝苦味, 使文章更加耐人咀嚼, 回味无穷。他才自署“苦雨翁”“苦住斋”, 才以“苦竹杂记”“苦茶随笔”“药堂语录”“苦口甘口”为书名写了大量的苦味文章。如周作人散文《苦雨》, 文章以“苦”为题, 处处围绕“苦”处着笔。周作人笔下的雨可谓“苦不堪言”。但“苦”并不是作者的目的所在, 他追求的是一种苦的韵味即苦中的乐趣。这种苦与乐的融合更增添了周作人散文的韵味我们在品味其散文的闲适特色时, 不能忽略其文中的“苦涩味”。冲和平淡的蕴致、迂回曲折的笔墨情趣以及蕴含文中的苦涩味构成了其闲适散文的主要特色, 也是其小品散文的魅力所在。
二、闲适冲淡中的优雅
汪曾祺散文的出现是在较为成熟的层面上恢复了与明清散文、五四新文化闲适散文的联系, 有文化续缘的意义:远溯是延续了古人之风, 继承《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人笔记文学传统, 接受了中国古典文论与画论的精神, 典雅闲逸、诙谐幽默, 似明人小品极有风致, 有着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精致生活品位和名士心态,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联结点;近则是继承了京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和闲适派作家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的创作流脉, 把一种清新的审美风格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汪曾祺的散文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 他所关注的是民间的日常生活, 是以对生活、生命的终极关怀为追求的独特境界, 在闲适平和冲淡中有一种士大夫的优雅。
汪曾祺有一种浓郁的士大夫情结。在他一系列的写人记事散文中, 我们可以看见“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的沈从文;学识渊博, 不修边幅的经常戴着帽子的金岳霖先生, 还有文坛泰斗却平易近人的老舍先生等等。在他缓慢和平淡的笔端中, 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的人格理想, 看见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精神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一个精神追求。这类人叫做“士大夫”, 进则忧国忧民兼济苍生, 退则寄情于山水, 淡泊名利。汪曾祺就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他处于一个令文人尴尬的商品经济时代, 他的个人气质与性格决定了淡泊的生活取向。
在这样一个时代, 汪曾祺的散文都似乎尽量在冲淡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 在淡化人们对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的诱惑, 在回避着人们对于钱、权欲的追逐。他继承了传统文化, 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道家的超然, 儒家的和谐。可见他是很有意识地去继承传统文化的, 或许那些东西亦平静了他的心, 这种平静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他的散文中所写到的人物, 如沈从文, 金岳霖, 老舍, 赵树理都是具有高贵人格, 正如他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所写的那样“对生活充满热情, 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 无机心, 少俗虑。”他对这些人物有一种“闻多素心人, 乐与数晨夕”的深厚感情, 他是怀着一种感动抒写这些人物的。
他写老舍先生, 写他爱喝茶, “喝得很勤, 而且很酽”汪曾祺不爱喝花茶, 除了老舍先生家里的花茶, 因为老舍先生也爱养花, 富有生活情趣。他藏画甚富, 大都是精品, 写到老舍先生及其爱重齐白石, 写到老舍先生的好客, 在汪曾祺的写吃食散文中也提到老舍先生一年固定请两次客, 一是生日请客, 一是菊花开时。他写的是大人物, 选的是日常生活的小事, 但是他却能够写出大人物的审美趣味和性格特征。
汪曾祺的思想, 以道家为主, 同时还兼有儒家、佛家思想。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简单到只受一种思想的影响, 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复杂的。汪曾祺的思想既有出世的, 也有入世的。他不屑于俗世的纷争而以一种超然物外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同时也能清醒地看到自己正处在这世界之中, 但是却能不为尘世的私利、私欲、私人恩怨所牵绊。这份超然体现在他的创作上就表现为空旷浩瀚和缥缈, 是一份无须狂傲、不必矜夸的温和、淡泊与飘逸。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在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无论是写物写景还是写人, 所体现出的“闲”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很重要的一种, 指通过虚静而达到的一种自适、淡然的境界。汪曾祺的散文之所以动人, 独到之处就是在于这一境界的追求, 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有机继承。他从生活中、文学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他的笔端流出来的都是传统美感的动人篇章, 对四方食物, 写来细致温馨, 对文化名人, 怀着一种感动抒写他们的崇高而不造势。他用自己的笔连接了中国散文自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追求传统中“闲人”之境后的这一审美精神在散文中的断层, 再次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闪烁在当代散文中。
有人曾经戏称汪曾祺为本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 这戏言实际上揭示了汪曾祺依傍着文化传统的心灵与入格特征。汪曾祺出身书香门第, 精通诗书琴画的父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并最初将东方艺术的精神传递给他, 其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有趣地描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汪曾祺分析自己“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 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里长大的。有一阵子对庄子很迷, 虽然他感兴趣的是其文章而非思想, 但“文章”和“思想”是难以分清楚的。因此他后来在分析自己随遇而安心态形成的原因时, 突出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归结到最后, 是在创作中形成了内儒外道的士大夫传统倾向。
总之, 周作人和汪曾祺的散文风格轻淡闲适, 在总体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文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闲。周作人对四方食物的描写以及研究体现出他的人生品味和苦味。汪曾祺似乎和士大夫人格、性灵派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也许, 正是在相对疏离政治功利适度靠近传统中, 使在对日常生活的冲淡平和的抒写中透着一种士大夫的优雅。
参考文献
[1]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2]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