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调研报告

药价调研报告（共3篇）

药价调研报告 篇1

现代诊治疾病，除靠医生医术以外，用药也是关键的一环，而对于药品，我们最为关心的则是价格问题（插一）

因此寒假期间，我们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关于药价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插二）

在我们采访的30个人中，按年龄分为三类人，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插三）青年人以大学生为代表，他们基本没有收入，对药价的看法普遍认为药价高，中年人大多都工薪阶层，生活小康，对药价看法也是认为高，对于长期吃药的老年人，依然认为药价高。OK，我们的问题来了。（插四）药价高，why？

经过上网调查和访问医生，药店老板，以及政府官员，我们得出以下四点原因：

五、原因一: 流通环节过多。现在医药产品的销售流通程序。报批（一些新药批文的速度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批文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全国总经销商——大区经销商——省市经销商——地市级医药公司——药店、医院——主管领导、药剂科、药房、主治医师、医药代表——病人

六、原因二：药品回扣。这是众所周知的隐性提高药价的因素，很多药企通过给医生好处以影响医生的处方习惯，达到销售药品的目的。药价中，回扣一般占20%左右，一些差的药回扣占到30%。

七、原因三:医药不分家。处在买方市场中的医院具备了与药品提供商讨价还价的巨大能力，处在卖方市场中的医院对于患者的药品消费选择具有强大的诱导能力。使得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在这一领域扭曲，突出表现为药价的虚高。“以药养医”机制为药品高回扣、虚高定价提供了制度基础。

八、原因四:仓储配送费用高。在国际上，医药配送模式已经完全进入现代化无人操作模式，有统一编码，操作过程完全自动化，且配送流程是从生产企业通过物流配送直接供应到需求单位。而我国仍然沿用手工、票据、仓储式配送，还处于低水准的操作模式。

九、面对高药价，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2005年9月28日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降低22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四百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幅40％左右，最大降幅达到63％。此次降价金额约为40亿元。一九九八年以来，为整治药价虚高，中国官方共出台十七次药品降价令。

十、但是调查中发现，在一次次“降价令”后，老百姓几乎没什么感觉。调查显示，居民平均每次门诊的费用和住院费用，远远快于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十一、当然政府调控药价也有漏洞。我国药价调控有三种形式，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市场调节价。漏洞一: 政府定价品种覆盖面小。漏洞二:政府无法掌握真实成本。

十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十三、药企对策之一：不少药厂将原包装的药品停产，将同一种药品改换包装剂型生产，自动跳出降价范围之内。

十四、药企对策之二：对于药品降价，有些厂家会用暂停供货来避免损失另外，有的厂家认为无利可图不愿再做，忍痛停产，转而生产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产品，这也是许多廉价药品逐渐绝迹的原因。

十五、医院对策之一“大处方”抵消降价；医院对策之二不开降价药

十六、你有对策，我有建议。我们的建议是！

十七、一：加大实行政府定价的覆盖面“两个纳入”：

• 一是把列入国家药典的所有药品，都纳入医保目录

• 二是把所有列入医保目录的药品都纳入政府定价范畴十八、二：改进政府制定药品价格的定价方式

• 一是改变成本价格确定的办法。如对企业进行全程监控等

• 二是充分利用市场形成价格机制校正政府定价

十九：建议三：完善药品价格监督管理机制；建议四：建立健全商业医疗保险制度

二十、作为以学生的我们可以身体力行些什么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大家慢慢想吧，我的演讲终于结束了。

二十一、谢谢大家！

虚高药价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篇2

药价虚高现状

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并从12月1日起实行，同时将对国家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药品开展出厂价格调查。发改委公布药品出厂价调查办法意在加强价格管理，不过有人把此举称为掀药价的老底，整治药价虚高的重要信号，然而药价虚高不是在短时间内能解决的。

人们把“看病难、看病贵”和“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并称为困扰民众的“新三座大山”。2011年是新医改第一阶段的“收官”年，目前，公立医院改革仍然处在攻坚阶段，在基本药物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已逐步显现，亟待更深入的改革与调整突破。此外，药价是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最敏感的神经，在整个制度框架中，“统一招标采购”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要解决两个关键节点，即药品的安全性和药价的合理性。然而据央视报道，出厂价0.6元，中标价超过11元，医院零售价超过12元，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从出厂到医院的利润超过2000%。这种“离谱”的药品招投标中标价并非个别现象，相关管理部门也没有给出合理解释。这便是“药价虚高”的奇怪现象，即药品价格长期严重偏离生产成本。

药价虚高的成因

一、从药品生产、出厂、定价、流通方面分析

（一）政府定价方面

存在定价过高的问题。国家明确规定,药品出厂价格原则上以社会平均成本为基础加规定销售利润和税金确定即平均成本加20%左右为出厂价。药品生产企业为追求最大的生产利润, 在向物价管理部门申报出厂价格时普遍存在虚报生产成本的现象, 通过虚报成本、抬高出厂价等办法, 为厂家和批发商留下高利润空间。由于药品生产过程比较复杂, 技术性较强, 受专业知识的局限以及高度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加之缺乏科学的测评方法, 政府物价部门难以确切掌握各类药品的真实费用消耗, 对药品的报批价格不能实施有效的监控。

（二）药品生产企业方面

药品生产企业为了能够生存, 往往采取高定价格策略, 因为只有提升价格, 才能为各个环节留取一定利润, 才能建立起销售渠道, 自己的产品才能销售出去。因此厂家将药品的出厂价大幅度提高, 目的旨在给经销商高折扣及回扣以促进产品销售。另外由于普通药品提价空间有限, 许多厂家便通过改变剂型、包装、名称等 新瓶装旧酒方法, 避开政府指定降价药品品种, 而以新药面貌出现使其价格成倍提升, 也是为高折扣促销留下操作空间。无论是哪种策略, 药品厂家都是通过高定价格求利来达到生存目的。最终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又使得政府多次降价收效不明显。

（三）医疗机构方面

医疗机构的双向垄断导致的药品费用的虚高。医疗机构与药品的供应、管理、定价、买卖紧密联结,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向垄断结构: 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 即对药品供应渠道的垄断以及对药品技术、信息的垄断。医患信息不对称, 药品销售与一般商品销售不同, 药品销售渠道主要是医院、医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专业知识和地位极其不对称。患者在医院看病时, 对患者用什么药, 用多大的量, 处于主导地位的医生拥有绝对话语权;而患者却没有或只有很少这方面的知识。这就导致医生和医院可能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向患者开出价高、药量过剩的处方, 甚至开出药效甚微的药品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为也时有发生, 抗生素滥用的根源即在于此。作为信息弱方的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究其根源是我国现行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造就了医院垄断地位, 而医院在利益的驱动下又采取以药养医策略, 从而进一步推高了药品的价格。

（四）流通环节方面 我国药品流通模式是众多企业参与的长供应增值链。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 药品流通环节程序繁杂, 同时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竞争, 信息透明度低, 使得该行业利润率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加之行业内部运作, 又有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加入到流通环节中参与利润分享, 因此形成层层加码的药品流通模式。据有关报道, 医院按处方提回扣的药品品种达到整个药品数量的90% 以上。环节过多、流通利润的追逐, 使消费者最终负担起药品流通中的额外成本。

二、国家的财政支持和管理机制方面

（一）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和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政府在医疗事业上的投入不断增加, 但是增长幅度较小, 占GDP 的比重依然很低。从下图中可以看出, 卫生总费用逐年增长的幅度明显大于政府的卫生支出增长幅度, 从而也说明了政府投入力度的不足。“以药养医”的现象并没有有效扭转，不合理的医药费用支出无形中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二）国家在医药价格管制方面做的努力成效不大

我国公立医院的药品是由政府部门向企业集中招标，医院采购，再卖给患者。这一项本意在降低药价虚高的措施，现在却被视为药价虚高的重要推手。集中招标制度设计本身具有一定优势，主要用意在于以批量团购的方式取得较低的价格，以市场机制保证药品质量。正因为有了这一制度的探索，才有了后来种种招标制度的改进。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降低药价方面亟待发挥更好的作用，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制度亟待完善。

虚高药价的对策

（一）政府付出更大的努力

1、构建新型的药品定价管理体系完善价格监控的技术

监管乏力容易造成医院凭借信息优势不当得利, 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与药品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政府需要从下列方面加大监管力度: 完善药品政府定价规则, 严把新药、特需药的审批和定价关。严格监督政府相关部门执行许可法的情况, 严查政府相关部门收费情况, 杜绝寻租;制定严格的实行成本审核制度, 由于药品是特殊商品, 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因此就需要评审人员具有相当水平的专业知识。应由物价部门、药监部门、行业协会联合成立药品定价专家评议委员会对药品价格进行审核, 通过评审制度对药品成本进行科学的定量, 使药品价格管理科学化;完善政府定价组织体系。建立医药生产流通行业协会, 定期公布药品生产社会平均成本, 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公众听证会来确定特定药品的价格;严格完善新药的注册申报和定价。

2、从“以药养医”到“以医养医”

加大政府投入。首先, 医疗卫生事业是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益事业, 承担着为人们提供医疗和卫生保健服务的社会责任。虽然医院不是企业, 但其仍然是以盈利为目的, 要让其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必须给予财政补贴, 才能发挥其职能作用。加大社会支出。可以主要从两方面加大社会支出, 第一, 扩大保险的覆盖范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二五规划演讲中提出到2020 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第二, 加大保险的保障程度, 扩大保障范围和加强保障力度。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补贴、医疗收入、药品收入, 目前我国医疗服务价格相对较低。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不仅可以缓解医院对药品收入的严重依赖这一不合理现象, 还可以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和提高服务质量。但是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要适合中国的国情, 不能出现以高医疗收入取代高药品收入的不合理现象。

3、明确卫生行政部门职能, 强化医疗机构监管执法力度

从长期的制度设计来看, 国家可吸收借鉴香港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成功经验和作法, 在国务院内下设一个专门从事公立医院及非营利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管理的部门——医院管理局, 对全国整个公立医院体系实施统一管理。对于社会举办的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和其他通过转制方式演变而来的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 可以逐步纳入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范围。卫生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在首次注册或每年续发行医执照前进行视察、临时突击视察、发放通知书、医疗警报等方式实施监管, 同时也可以通过接受对营利医疗卫生机构的有关投诉并进行调查来实施监管工作。从现阶段来讲, 应加快进行卫生行政部门的政事分开改革工作, 使其从医疗机构“家长和守护人”的角色中退出来, 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投资主体确定为各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由他们去负责医院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工作。针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暴露出的问题, 应进一步明确卫生行政部门的主体地位, 规范其他政府参与部门职责权限, 使各部门各司其职, 齐抓共管, 形成监督的合力;应建立常设而非临时的办事机构, 工作人员相对固定, 各部门可采取定期更换方法进行人员调整, 保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连续性和严肃性;发展全面的信息系统, 构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网络系统平台, 并创造条件, 努力实现药品采购活动的全国联网。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社会保障部门积极创造条件, 加快医院网络体系构建,实现院际联网, 对医院进行网络实时监控管理, 逐步提高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在加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时, 应积极吸收社会相关民间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参与其中工作, 并使之制度化, 通过志愿者的合法活动来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 增进社会福利。

（二）医药分离, 发展药品零售商, 打破医疗机构垄断 “以药养医”政策是有特定历史背景, 在我国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形下, 要发展医疗事业必须采取的措施, 如今这种特殊的国情已经发生了改变, 因此, 政策也必须作相应的变动。要解决药品价格过高, 必须打破以药养医的模式, 切断医院、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关系, 将医生排除在药品经济利益受益者之外。一方面, 减少医院和制药企业之间的暗箱操作和通过回扣抬高药品价格等不合理行为, 另一方面, 如果不切断医药关系, 必然会引发医生为了自身利益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因此, 要做到’医者务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药价这一现实难题。建立多渠道的药品销售模式, 充分发展药品零售商。发展零售商有利于打破医院在药品销售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 既可以削弱医院对于药品价格的卖家垄断地位, 也能降低医院作为最大的买家对制药企业的买家垄断地位, 从而使得药品的定价更加市场化, 合理化。

（三）在药品流通方面要加大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的

药价调研报告 篇3

变脸，川剧特技之一，表演时脸谱变换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相传“变脸”是源于古代人类面对凶猛的野兽时，为了生存把自己脸部勾画得光怪陆离，以吓唬入侵的野兽。

笔者下面要说的“变脸”，同样是要“生存”，但不是为了吓唬谁，而是为了迎合某种特殊的“趣味”。我们先从财政部的一篇报告说起。

2014年12月中旬，财政部厦门专员发布了一篇关于福建“两票制”实施情况的独立调研报告，报告认为，“两票制”能降低药价是一种错误解读，由该省推行的“两票制”不宜作为抑制药价虚高的一剂良方在全国推广。然而第二天，这篇文章就被财政部官网毫无理由地撤销，这一举动极其反常，让人浮想联翩。是报告内容有误？还是报告的结论让谁紧张了？刺痛了谁？

幸于笔者多年的职业习惯，下载保存了这篇已删除的报告。文章洋洋洒洒一万字，理据充实，观点鲜明，其“两票制”不能降低药价的结论结结实实地扇了有关部门一“耳光”。其实，笔者对这类严肃的理论文章并不感冒，但文中提到的两组数据却引起笔者极大的兴趣。注：所谓“两票”，简单的说就是药品从生产企业卖到商业批发企业开一次增值税发票，商业批发企业卖到医疗机构再开一次增值税发票，以“两票”替代目前常见的多票。由于现行的药品购销规范强调“票货同行”、“（药品、发票、资金）三流合一”。因此，两票制政策不仅是对购销发票的规定，也是对药品流通环节的限制，以达到“压缩流通环节、削减中间费用、降低药品价格、让利于民”的政策“初衷”。此处“初衷”打引号，因其含义特殊，下文再表。）1.药品离奇出厂价 销往“两票制”省份和“非两票制”省份出厂价差最高近6倍第一组数据：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司的维生素D滴剂(胶囊型,24粒)，为福建省第八批非基本药物中标药品，生产成本2.40元/盒。（见下表）

由上表便可轻易发现这样一个“离奇”现象--同一种药品，生产成本2.4元/盒，销往福建与非“两票制”地区的出厂价差最高达到19.6元，而该药品在福建的中标价与非“两票制”地区代表省份湖北的中标相比，产自本地的药品中标价格还比外省略高，福建中标价约为外省出厂价的5.7倍（570%）！另一组数据则类似，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射用胸腺法新(1.6mg,冻干)，生产成本4.7元，销往非“两票制”地区的出厂价为30~34元，销往福建的出厂价（不含税）为97元，福建出厂价是外省出厂价的3倍。至此，大家或许会同笔者一样心生疑惑，为什么同一种药品，生产成本既定，全国各地中标价（即医院采购价）相差不大，而销往福建与销往其他非“两票制”地区的出厂价差大得如此“离奇”呢？欲寻答案，我们得回到开头说的话了。2.“变脸”的把戏“两票制”能降药价的谎言

在非“两票制”地区，药品从药厂到医院终端不限定物流层级，药厂会根据物流经济性与营销策略来考量药品的物流路径。以上述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为例，药品在四川中标，药厂用大货车直接从厦门送到阿坝山区是不切实际的，药品必须经过数次中转才符合经济性，如同顺丰、京东的异地运输需要通过区域物流中心、地市分拨中心、县区分拣中心、配送站点的物流路径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将商品交到消费者手中（特别是偏远地区），大致需要3-4个物流层级。而在福建，由于“两票制”的政策规定，要么药厂直接配送，要么委托唯一一家药品经营企业配送，物流层级不能大于2。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无论物流层级是2，还是大于2，医院最终也只能按政策规定以中标价27元左右购进，然后医院再以顺加15%或者不加价（零差率）卖给患者，如此情况下，药价因“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了吗？“让利于民”了吗？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多么“2”的政策。

但是，得离谱。药厂只是将非“两票制”地区4.7元/盒的出厂价“变脸”成福建“两票制”下的出厂价约25元/盒，“理所当然”地保护了虚高中标价。（1）依旧是“回扣筹码”的竞争

中标价里包含了30%左右的医生回扣与20%左右的用于对医院、招标办等的公关费用，即报告中所提--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以咨询费、销售折扣、实物样品等各种方式支付给各类代理商作为销售佣金，用于药品推广活动（注：即药品回扣、公关费用）。经测算，销售佣金占零售价格的比重约为59%。可见，无论几“票”，药厂还是必须中个天价标，以留足空间，用“回扣”拉动药品销售，医生以“回扣”作为选药标准，你家不给自有别家给，本应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被扭曲成“回扣筹码”的竞争。

看来，2013年7月央视曝光的福建漳州医腐案73家公立医院“全军覆没”的棒子并没有敲醒他们，还在继续装睡，玩着药厂请客患者买单、他们“吃香喝辣、莺歌燕舞”的游戏。

（2）给高价药“带套”

在非“两票制”地区我们尚“有幸”能见到较为真实的出厂价，而在“两票制”的福建，出厂价说“变脸”就“变脸”，明地里是遵循了“两票制”要求，暗地里是把真实出厂价、虚高药价及其包含的回扣遮挡得严严实实，但这也正好迎合了某种特殊的“趣味”。

高价中标的药企，最怕的事情是自己真实的出厂价（底价）被“戳穿”；主管药品招标的部门，最怕的事情是自己招出来的虚高药价被“戳穿”。所谓“因果相抱”，一拍即合，“两票制”的推出不就正好给虚高药价带了个套，就不怕“乱戳”了吗？

分析至此，想必读者都会明白财政部报告说的是真话，通过“两票制”“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价、让利于民”是一个多么天大的“公益性”幌子，药价虚高高在政府招标定价而不是高在流通环节多少，福建“两票制”降药价只是一场发春的梦。

3.药品招标之殇为何“吃力不讨好”还要坚持？

医院说，我们是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药价高了关我们什么事，那是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定的。药企说，我们是“良民”，是“血拼”了好几轮才中了标，就算高了也是遵守了政府招标的规则与程序，是合法中标的。

央视说，“政府招标采购，设计上本是层层把关，现实中却是层层吃手。”

患者明白了，药价虚高就是政府招标坏的事。可“政府”是谁？总得找个下家吧？

万箭穿心，谁也不说好，还让“政府”这两个神圣威严的大字背了“黑锅”。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儿有关部门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实际上，央视的话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迷恋权力，并设计出一套“权力大、责任小”的兑现方案--将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目录与采购规则的制定权紧握在手，如何确保“虚高”的“合理”中标、洗兑变现，又如何确保“虚低”的平抑药价、光亮政绩，真要煞费一番苦心；可毕竟“僧多肉少”，全国5千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代理商）、数万个品规都想进入一省数千家公立医院，谁家的“虚高”，谁家的“虚低”，就全靠他们那双权力的手说了算了；目录与价格敲定后，他们即不采购，也不付款，采购什么药是医院的事，付款多少是患者和医保的事。将来要是民告官说药价高了，那都是医院要采购、推销高价药的，跟他们无关。而医院又被他们以差价率管制（顺价加价15%或零差率）的“公益性”由头给绑架了，理所当然地“采购价格越高收益越多”、“不让明着获利就暗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