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中的情绪研究论文

决策中的情绪研究论文（精选5篇）

决策中的情绪研究论文 篇1

情绪与决策的关系

该文对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早期的决策理论完全排斥情绪的影响作用,研究者们热衷于建立理性决策的数学模型;自Kahneman和Tversky提出前景理论后,产生了以预期情绪为主的后悔和失望理论,以及主观预期愉悦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意识到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作为效用的预期情绪,还存在“即时”情绪,它们可以在没有认知评估参与的情况下产生,可以反过来影响认知评估,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行为.

作 者：庄锦英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上海,62 刊 名：心理科学进展  PKU CSSCI英文刊名：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年，卷(期)： 11(4) 分类号：B842 关键词：情绪   决策   主观预期效用理论   主观预期愉悦理论  

决策中的情绪研究论文 篇2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认知,情绪,经济决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一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合作, 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认知心理学理论, 系统地研究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 形成了现代行为经济学中基本的稳定的理论体系及研究阵营, 并对经济学的诸多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近年来,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 针对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现实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对认知和情绪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地研究,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测试和专题调查两种形式进行。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认知与情绪在个别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中的作用, 二是认知与情绪在社会经济决策中的作用。

一、关于认知与情感在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中的作用

1、在面临风险时认知与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Chien-Huang Lin, Rebecca Yen, Shin-Chieh Chuang (2006)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 提出个体认知需求可以调节有关情绪在冒险时的影响。测试通过有关情绪的影响和和认知需求的假设, 设计了三个研究目标:第一个是个体的心情与认知需求在面临风险时对其消费决策的影响, 第二个是情绪状态对冒险行为的影响, 第三个是多变的性格在协调情绪的影响中的作用。在每个研究目标中, 课题都设计了不同的选项以权衡在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得与失, 从而分析在消费环境下测试者所做出的不同的决策任务的类型。结果表明有着乐观情绪的那组测试者倾向反对冒险, 而有着悲观情绪的那组测试者更倾向冒险。文章进一步指出;相对于高认知需求那组而言, 情绪对于低认知需求的那组测试者在面临冒险时的行为的影响更明显。相对于诸如悲伤等消极情绪而言, 积极的情绪会促进消费者做出更多规避风险的选择。这项研究的意义之一在于, 再次确认了之前的相关研究中所指出的个体的情绪与其冒险趋势之间的联系。其次这项研究成果表明:情绪在冒险行为中所起影响的大小是由认知需求决定的。第三, 该研究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范围, 将情绪的影响及认知需求的调节作用应用到消费者决策的研究领域, 都是突破性的进展。

Gambetti和Giusberti (2007) 通过问卷调查报告的形式研究倾向性愤怒与风险决策制定的关系。Gambetti和Giusberti路径分析法揭示了愤怒特质与风险承担两者确实存在关系。此外, 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显示, 这种联系可以部分通过认知评估状况的两个方面予以协调:第一、对风险环境的熟知 (更高的愤怒特质与更强的熟知感紧密相联, 反之对环境的熟知程度与风险决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是其显著特征, 决策潜在的积极结果具有特殊重要性 (更高的愤怒特质与较低的显著特征有密切的联系, 反之较低的成果与风险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发现显示了情绪、认知评估和风险承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多变的。做出风险决定的过程可以看成是评估过程的产出, 它与愤怒特质紧密相连, 从而引导着个体在潜在危险的局势下充满信心。

2、危机背景下消费者的决策。

由Graf feo, Savadori, Tentori, B on in i和Ru miati (2008) 共同研究的命题是:消费者在高度情绪化状态下如何做出选择, 是否会决定购买可能存在潜在污染的食品。在全球范围内,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我国目前面临食品安全危机的背景下, 其研究成果也是颇具现实意义的。作者采取调查实验的方法, 假设性地选取了两种食物:鲑鱼和鸡肉作为调查对象, 这两种食品各自分为两组, 一组有消费食品安全的承诺, 另一组则没有食品安全的承诺, 从而观察关于食品安全承诺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这两种食物价格相差悬殊,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 它们都遭遇了二恶英的污染, 因此有着相同的遭遇食品危机的背景。但与鲑鱼相比, 鸡肉作为欧洲消费者经常购买的食物, 其面临的受众范围更广, 与鲑鱼罐头相比, 其调查结果与影响范围更大。

通过调查研究得到的结论指出:在食品危机背景下, 消费者是否决定购买某种存在潜在污染的食品, 很可能受到先前的关于食品安全承诺的影响。然而, 从调查报告来看, 相对于对于准备购买鸡肉的消费者而言, 食品安全承诺对于准备购买鲑鱼的消费者的影响更强烈.

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食品危机的背景下, 就遭受二恶英污染覆盖范围而言, 鸡的影响范围的远比鲑鱼大, 消费者很容易从各种渠道获得有关食用的鸡肉存在危险的信息。其二是因为鸡肉是人们日常普遍消费的食品, 当“没有消费安全承诺”那组测试者在面临免费品尝鸡而承诺对于消费者购买鲑鱼的影响很强烈, 它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消费态度都有影响.而对鲑鱼进行了食品安全承诺的那组与没有食品安全承诺的那组相比,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多出30%, 可见二者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此外, 最具预测威力的选项是消费者对食品的态度, 通过回归分析法显示:消费者态度越积极, 在食品危害背景下购买食品的意图越强烈。此外, 研究成果还表明, 针对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 政府和市场必须制定有关的政策及战略, 以应对可能突如其来的危机。政策的制定, 致力于减少关于食品危害的信息传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但它需要建立消费者对食品生产的信心, 以及增强他们积极的消费体验的基础之上。在食品危机时期, 通过加强关于食品生产的承诺, 以及强化值得肯定的消费体验能降低信息传播的负面影响。例如, 在某次公共事件中, 通过积极的承诺倡导人们食用某种食品的行为是公众应有的选择, 将会使消费者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 从而增强其再次购买的欲望。承诺将是有效的战略, 从而应对食品危机所带来的沮丧。

二、关于认知与情绪在社会经济学中的决策作用

在研究“关于认知与情绪在社会经济学中的决策作用”这一命题中, 有三组代表性的成果阐述了社会经济行为。

1、情绪在谈判中的作用。

伴随着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 无论是商务会谈还是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过程中, 谈判对解决各种社会冲突起都起着重要的作用。Pietroni, Van Kleef, Rubaltelli及Rumiati (2007) 在文章中陈述了情绪在交涉情境下体现的作用。在最后通牒游戏中, 他们对积极与消极情绪的反映 (开心与愤怒) 是否影响所提建议进行了测试。通过这项测试他们发现, 与愤怒的表达相比, 应测者对幸福的表达更能产生大量丰富的提议。作者解释这些发现为了表明在谈判过程中情绪所起的信息价值。这些调查结果表明, 积极的情绪可能预示着有更好的退出选择。这意味着幸福的表达方式, 对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有关物质的及相关的产出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 根据目前的推算结果发现情感的表达特点, 可以预期的是, 例如, 幸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依赖于表达幸福的谈判者的角色 (例如, 是作为订价的卖方还是要求获得折扣的买方) 。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 尽管先前一方或双方都站起来准备离开谈判桌, 但最后协议仍然达成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可以推测的是在这个阶段谈判者情绪的表达或是站立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退出选择”的质量。研究指出:微笑着站立的谈判者要比紧蹙眉头站立的对手获得优惠的概率更大。

2、社会信息与情绪的关系。

在任何历史时期, 公平都是社会生活中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从“理性”和“自利”的角度出发, 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假设, 即, 行为主体在给定的决策范围内有进行最优选择的能力, 行为主体在决策时只关心自己而非关心他人的利益。行为经济学为人们探索公平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阐释了诸如互惠、利他的合作博弈模式。公平的内涵包含了诸多的层次。Deutsch (1985) 采用三分法, 把这些不同的标准分为以下几个层次:需要 (need) 、均等 (equality) 和衡平 (equity) , 分别讨论行为经济学对它们的研究结果。政治科学家Dawes和行为学家Fowler等2007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关于均等分配的实验结果, 人们对财富的分配具有趋向于平均化的偏好。Sanfey (2007) 同样发表了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发现。民众普遍期待公平的待遇, 拒绝更多不公平的待遇, 这种心理明显多于那些只期待获得少许优惠的心理现象。

3、在社会经济决策中倾向性权力动机对利润最大化的影响和作用。

Quirin, Beckenkamp and Kuhl (2008) 在9个月里通过实验设计、问卷调查等方式, 对62名学生的影响评价和执行的货币分配的任务进行了有关社会价值观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调查倾向性权力动机与情绪状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对社会经济决策的预测。在通常情况下, 社会经济政策的决定, 总是从合理的成本与所获得的收益之间的关系来解释, 但这种方式通常忽视了人们性格多样性的特点。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个体差异在经济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假设倾向性权力动机与增大个人收益这一趋势相关联, 但很少在意另一方的利益。同时学者们通过构建了一个类似评估的模式, 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权力动机的关系和社会行为之间的积极影响, 从而更彻底的审视, 由自私和亲社会行为组成的社会价值取向如何评分, 以及它们与权力动机之间的关系和影响。通过测试表明:测试者的情绪状态与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的关联不明显, 但与自利的分配方式有着强烈的关联。

三、小结

关于认知和情绪在经济决策中所起作用, 这一特殊问题的探讨, 有助于分层解释经济决策。其中, 认知因素包括风险预知和他人的期望, 动机因素则包括先前的承诺,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所担当的多变角色都是清晰可见的。另外, 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因素是确定的, 例如风险情境下的熟悉度和其他因素的协调作用, 信息处理方式中的个体差异对其协调作用, 通过研究证明这些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 有关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 还有在食品危机的背景下, 消费者在高度情绪化状态下如何做出选择, 以及关于认知与情绪在社会经济中的决策作用, 这些研究成果对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Michele Graffeo, Lucia Savadori, Katya Tentori, Nicolao Bonini& Rino Rumia (ti2009) ,

[2]、“Consumer decision in the context of a food hazard:the effect of commitment”, Mind & Society 8:59-76

决策行为中的预期情绪与即时情绪 篇3

关键词：决策；预期情绪；即时情绪

一、引言

在经济决策时，理性人假设也是决策的依据之一，即认为个体的决策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决策的目的是获取利益的最大化。然而，随着相关领域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极端理性的决策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结果的质疑。西蒙告诉我们：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拥有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性，因此作为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令人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只能存在于严格假设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

我们认为，人的精神世界不仅包括理性，还包括潜意识、直觉、本能、情感、意志与信仰等非理性范畴，难道非理性与决策行为无关?现实中，由于虚拟经济和信息经济日益壮大，人的情趣、情绪、情感等非理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而决策理论却长期忽视非理性的作用。2002年Kahneman因为把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解释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问题，而获得了诺贝尔奖。Kahneman提出人是非理性的决策者，在做决策时首先倾向于依赖自己的直觉，但是其心理唤醒水平、个体期望、人物重要性等内外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可能运用大量心理资源进行高级的心理加工，综合的分析外部信息而进行判断。传统经济学更多地思考人们应该怎么决策，而行为经济学则更多的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们实际上是怎样做出决策的。在无法正常取得概率及基本比率信息的情况下，直觉有可能带来比标准化决策更优的选择。决策和判断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可使用的时间和决策者的情绪这类环境特征因素。当时间紧迫时，决策者选用简单化的策略通常只注意到少量线索，并做出相对而言风险较低的决策。而情绪好的决策者可能更富有创造力，觉得负面事件发生的概率较低或者不发生。这说明我们从决策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应被妥善地评价，防止过度概括化的发生。Kahneman让非理性回归到它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位置。

在Kahneman研究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情绪与决策过程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许多研究已将预期情绪作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变量加以研究，这已成为决策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在综合前人对情绪在决策中作用的研究基础上，简要论述了即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并对即时情绪和预期情绪在决策中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期将情绪在决策中作用的研究推向更深的层面。本文中的预期情绪是指决策者对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可能结果的情绪体验；即时情绪是指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活动当时的情绪状态。

二、预期效用理论、前景理论中关于预期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

20世纪中叶，数学上的重大突破催发了现代效用理论的产生，Neumann等人提出“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Utilitytheory，EU），该理论假设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对选项排序，且偏好遵循少数几个规则，决策者按最大预期效用进行选择。这里效用不再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而成为可测量的客观指标。之后，Savage提出“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效用不以事物的客观概率而以主观概率来计算。主观预期效用理论迅速成为标准化决策的主导方法。无论是预期效用理论还是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在追求客观性和量化指标的过程中均抛弃了古典效用理论所包含的心理内容，尤其排除了情感因素，从而使得这些理论在增强了客观性的同时丧失了对许多现象的解释能力。如在有100%的把握稳拿5000元和有80%的机会得到6000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人选择稳拿5000元；而在有100%的机会损失5000元和80%的机会损失6000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人选择后者，出现了所谓的“偏好反转”。对于这种现象，上述两种理论解释起来都显得无能为力。

Kahneman和Tversky对偏好反转等“反常”现象做了描述性说明。在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根据该理论，效用受决策现状（参照点）和未来效益变化的影响，在小风险条件下，值函数曲线在赢区呈凸型，在输区呈凹型，即人们在获益领域表现出“风险规避”，在损失领域表现出“风险寻求”偏向。之所以如此，Kahneman认为是“一个人在损失一定数量的金钱时所体验到的恶劣心情远远大于得到相同数量金钱所带来的愉悦心情”的缘故。对决策过程中的反常现象做出解释的还有“等级和信号依赖理论”。它认为假设决策权重随结果出现的概率、信号以及等级发生变化。例如，如果一个决策者特别在乎微不足道的收益，他就会给较小的收益以较大的权重，以避免一无所获。同样，这个决策者也会给较小的损失以较大的权重，以避免损失过大。在这些理论中，已然出现了一些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如希望和恐惧、乐观和悲观等。但无论是前景理论还是等级和信号依赖理论，它们在将参照点和决策權重等概念引入决策时，虽然不得不提及某些情绪因素，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将情绪作为影响决策的一个参数加以考虑，由此仍将情绪排斥于决策的大门之外。

Mellers在情感判定理论和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情绪选择的模型，即主观预期愉悦理论。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的思想来源于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将情绪作为一种效用，这与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相类似，但又有所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预期的情绪不同于效用。首先，效用一般被认为伴随收益的增加而增加，而预期的情绪则依赖于比较、惊讶等因素。令人惊讶的微小收获带来的愉悦甚至大于平淡无奇的巨额收益带来的愉悦。其次，效用是比较稳定的，而预期情绪则随信念和比较而变化。

无论是后悔理论、失望理论还是主观预期愉悦理论都是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均为预期效用类模型的变式。这类模型有一个不言而喻、也很少受到质疑的理论定位，即都采用了基于结果和认知的理论视角。在情绪、认知与决策三者之间，情绪的作用是通过认知评估这一中介来实现的。预期效用类情绪模型虽然已经考虑了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并且给予这类情绪以充分的重视，但是模型仅涉及了与决策结果紧密相连或作为决策结果的那部分情绪。近年来随着对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的深入，对情绪影响决策过程的认识也逐渐全面与深刻，一些学者意识到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作为效用的预期情绪，还存在“即时”情绪，它们可以在没有认知评估参与的情况下产生并反过来影响认知评估，直接影响决策行为。Loewenstein提出的风险即情绪模型认为：它表明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受认知评估影响的预期情绪，还存在不受认知评估影响的即时情绪。

三、即时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

近来决策领域的研究者不仅关注对伴随预期结果而产生的预期情绪，而且对决策者在决策活动进行时所体验到的即时情绪越来越重视，因为即时情绪的状态可能导致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与早期对结果的预期大相径庭。研究发现，决策者的即时情绪由两个因素组成，一是预期影响，它来源于决策者对决策后果的感知；二是偶然影响，它包含了所有与决策结果不相关的其他因素。即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通过直接和简接两种方式进行。

（一）即时情绪对决策行为的直接影响

即时情绪的直接影响指即时情绪不通过影响决策者的预期情绪或者认知加工过程而对决策行为直接产生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决策者决策时的情绪和心境可以对决策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即时情绪的强度。

在低水平和中等水平的即时情绪强度下，情绪负载着决策者决策所需要的相关信息来影响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情绪即信息理论详细描述了情绪负载的信息是如何进行决策者的决策过程的。这个理论认为，当决策者在进行决策任务时，他们会常常问自己“对这个问题我的感觉如何”，并且利用他们当时的感觉来做出判断。如决策者进行决策活动时的情绪是积极的，那么决策者倾向于做出较为乐观的选择，反之也是成立的。在高强度的即情绪体验下，它对决策者行为的影响也就变得更大。实际上，当情绪的强度变得足够强的时候，它会完全盖过决策者的认知加工过程和复杂的决策过程。在高强度即时情绪的影响下，人们常常说他们“失去了控制”。这种即时情绪的强度对决策的影响的事例在广场恐惧症病人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他们（病人）尽管意识到广场这些空旷的地方没有危险，但是他们仍然感到恐惧，这就是因为恐惧的情绪已掩盖了他们的认知过程。但是，即时情绪不会对所有类型的决策都会产生影响，它只对那些与情绪相关的决策会产生影响。例如，去看哪一个电影的决策就与决策者的即时情绪高度相关。至于你是否对实验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这种与决策者的即时情绪关系不是很密切的决策活动，受到即时情绪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二）即时情绪对决策行为的间接影响

即时情绪不仅仅只对决策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它也会通过影响决策过程中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而间接影响决策行为。即时情绪对决策行为的简接影响通过两条途径进行：一是即时情绪影响决策者对决策预期价值的估计；二是即时情绪影响决策者信息加工的数量和质量。

1、对预期价值的影响。许多研究发现，决策过程中的即时情绪会使决策者对决策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可能性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当决策者在决策时的情绪比较好时，他们倾向于对决策结果做出乐观的预期，反之，如果他们决策时的情绪比较坏，那么他们倾向于对决策结果做出悲观的预期。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发现，当被试在阅读了一篇喜剧小说之后对风险任务的结果预期倾向于乐观，而阅读了悲剧小说的被试倾向于对风险决策的结果预期倾向于悲观。Loewenstein发现，当被试试图对一个将来产生的结果产生什么样的情绪时，他们倾向于将目前的情绪状态移植到将来。研究发现，当被试处于情绪稳定状态时，例如，被试没有饥饿感、情绪平静等等，他们对将来决策结果的预期情绪也会倾向于做出冷静的选择。而在性唤起的状态下，那些阅读了性唤起资料的男青年对将来某个情景的假设变得比那些没有阅读性唤起资料的男青年更富于侵略性。

2、对信息加工过程性质的影响。即时情绪会对参与决策的相关信息及信息加工过程产生影响，如对信息的编码和提取等产生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会因为即时情绪的性质而使产生偏差。决策者的情绪状态（如正性情绪VS负性情绪）会决定信息加工过程的性质，例如，负性情绪导致了决策者的注意广度变小，而积极的情绪状态则使注意广度增加。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挑选将来工作的同事，负性情绪的被试要比正性情绪的被试更注意目标导向，并且他们在挑选合作者的时间上要花更多的时间，他们更多考虑将来与合作者如何处好人际关系，并且过多考虑未来合作者所具有的一些负性特征。与此相对，具有正性情绪的被试挑选合作者的速度非常快，并且较少注意合作者的个人因素。

3、对信息加工深度的影响。有研究发现负性情绪要比正性情绪激发更系统的加工过程。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情绪扮演了适应器的角色，它能够觉察在特定的决策下是否需要更多的注意的参与，在积极情绪下，决策者会觉得一切情况都是好的，而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注意，在负性情绪下，它会提示决策者目前的情况不理想，需要引起注意。基于这样的假设，许多研究发现，烦躁不安的情绪与警醒与沉思密切相关，而正性情绪则于启发式思维过程联系在一起。如快乐的参与者更倾向于表现出偏差，过高的将结果归因于个人的特征而非环境因素的影响。

Bless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种假设，他们发现快乐的即时情绪会降低决策者的动机过程。尽管快乐的情绪会增加对一般知识结构的依赖，而悲伤的情绪则降低这种依赖，但快乐的情绪并没有降低决策行为认知绩效的广度。实际上，快乐的被试在第二任务的决策绩效上要比悲伤情绪的绩效要好。这个结果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快乐的被试对一般知识结构的依赖要高于悲伤的被试。就象其他系列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一些具有确定性的情绪（如满意和愤怒）导致决策者更多地依赖于启发式的线索，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情绪（如担忧和惊讶）导致决策者仔细的审察收集中的信息。

四、预期情绪和即时情绪对决策行为影响的比较

从情绪与决策方面研究的历史来，研究结果都倾向性地认为：情绪对决策有负面影响，它的存在是非理性的体现，它严重影响了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影响了决策者对决策行为的控制。然而，在近代的一些研究中，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作用却有了变化：它不再是只对决策有消极影响的因素，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会促进决策者的决策，情绪在决策过程中对决策者的认知和行为过程都起着调节作用，忽视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对决策行为是有害的。

我们认为，预期情绪对决策行为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决策结果精细的计算方面，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理性的选择”理论方面找到类似的解释。然而，预期情绪对决策行为的这种影响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预期情绪必须包含了所有决策者所关心的因素；二是这种预期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是精确的。在第一个条件方面，目前的研究已发现，预期情绪并不能包含所有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关注的影响因素。它的存在阻止了即时情绪的进入，这降低了决策的质量。在一个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对几种草莓酱的质量进行排序，其中一半的参与者给出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一品牌的原因。结果显示，那些没有被要求给出喜欢与否原因的被试对这几种品牌草莓酱的提名与专家的排名接近；而那些被要求给出原因的参与者的排名却与专家的排名相差甚远。Damasio等人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那些大脑情绪中枢受到伤害的被试较之正常人更难做出决策行为。例如，在一项投资任务中，这些情绪中枢受到伤害的被试会不停的去选择高风险的方法，直到他们破产为止。在实验任务进行时，被试脑活动的影像也被记录，结果发现，这些被试在决策时缺少决策行为所必须的“躯体标记”——它是伴随决策过程的一种情绪信号，能正确的对决策者所采用的决策行为产生的决策结果进行正常的编码。尽管这些脑损伤病人知道他们的选择是高风险的，但是他们感知不到这种重复进行高风险投资所代来的恐惧感。这些研究都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时情绪是决策行为非常重要的构成成份。如果预期情绪可以包含所有决策者所必须的因素，那么如果没有了即时情绪的参与，就不会对决策造成的影响是这样的大。也就是说，预期情绪并沒有包含决策过程所有必须的因素，即时情绪对决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预期情绪起作用的第二个必须条件是对将来情绪的预测必须是精准的。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指出，决策者对将来的情绪的预测可能会产生系统误差，这种系统的偏差可能会对将来决策的所代来的情绪变化产生多种的负面影响。例如，许多健康的美国人不愿意自己死在诊所或者ICU（重症病人监护室），他们说他们如果得了那么严重的疾病，他们宁愿自杀，但是超过90%的垂死的病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死于医院，看起来喜欢在医院所受到的照顾。另外的研究发现，不同组的参加者在被问到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非常痛苦的化疗来使他们的生命延长3个月，没有一个化疗师愿意接受这种治疗，分别有6%和10%的肿瘤科医生和健康人愿意接受这种治疗。但是在身患癌症的人群中有42%人愿意接受治疗。我们认为预期情绪实现其作用的两个条件很难完全满足。预期情绪不能包含所有的决策过程所关注的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决策者对将来情绪的预期会产生某种系统的偏差。

如果预期情绪不能包含所有的因素，那么即时情绪在决策中又起到哪些作用呢？首先，即时情绪将决策者的注意资源导向于那些重要的事件上去，正如西蒙认为的那样，个体的中枢神经活动是一系列的信息加工过程，情绪扮演着认知中断者的角色，它告诉决策者什么是重要的，这样将较多的认知加工资源分配到重要的任务上去。其次，即时情绪提供了不同决策阶段所必须的有用信息。Damasio的躯体标记假说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表明预期情绪不能包括全部对决策者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即时情绪或许也不能包含那些决策者自己也不能清楚表达的如决策的道德价值的因素。

尽管即时情绪为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反应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并能促使决策者执行这种反应。但是已往的研究结果认为即时情绪在决策过程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如决策情境和即时情绪可能产生失配。情绪就像其他可以影响决策者的内部因素一样，它可以促使决策者做出正确的、适应性的行为，某些特定的情绪会导致特定的行为。如饥饿使人产生进食的行为等。然而，所有这些情绪激起的行为的后果个体并不是很快就能够体验到，那么个体可能会忽视这个结果代来的影响。如面对高脂肪高热量的食品时，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些食品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但是这种损害需要在很久以后才能显现出来，此时，情绪的动机作用的水平往往要高于个体的认知评价水平。

总之，即时情绪和预期情绪对决策行为影响的优点和缺点是互为镜像的。预期情绪对决策影响的主要表现在它能使决策者对一个较长时间后的行为的结果进行考虑；它主要的缺点是这种长时间后的结果并不是决策者关心的唯一因素，并且当决策者在对长时间后的结果进行预测时可能会产生系统的误差。即时情绪对决策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它能为决策者提供一些预期情绪不能提供的、可能是模糊的但是对决策行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时情绪的缺点主要是它常驱使决策者不去考虑长期的后果，并且能对决策者的预期情绪产生曲解。因此，在决策的过程中，我们应对预期情绪和即时情绪都给予充分的重视，使决策行为更科学。

参考文献 ：

1、 Kahneman D. Prospect theory [J]. Econometrica,1979(47).

2、 Mellers B A, Ritov I.. Emotion-based choice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 1999(128).

3、莊锦英.情绪与决策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03(4).

4、 Loewenstein, G. Lerner J. S. The role of affect in decision making[A]. In R. Davidson, H. Goldsmith, & K. Scherer (Eds.),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5、 Katja M. Wartenburger etc. A neural network reflect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emotions during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J] .NeuroImage,2006(3).

6、 Damasio H, Damasio AR..Emotion,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prefrontal cortex[J]. Cereb Cortex,2000(10).

7、Lily A. GutnikA. etc.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sion-making: A cognitive neuroeconomic approach towards understanding sexual risk behavior[J].Journal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2006(6).

决策中的情绪研究论文 篇4

成就动机指的是个体做与成就相关的任务时, 倾向于选择成功的可能性大的任务还是失败的可能性大的任务。个体的成就动机包括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两部分。个体在追求成功的同时也会去考虑出现失败的可能性。因此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共同影响着个体去选择成就任务。如果个体去追求成功的动机较强, 他的注意力会更多地放在成功上,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求实现目标;如果个体有较强的避免失败的动机, 他更多地去关注可能导致失败的方面, 更可能选择失败可能性较小的目标。因此, 本研究考查成就动机这一人格特点对做风险决策后出现的后悔情绪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一) 被试

被试为河北师大学生160人, 其中男生80人, 女生80人。收回有效问卷140份, 筛查出低成就动机组32人, 高成就动机组32人。对成就动机量表的得分做独立样本T检验, 两组被试的成就动机水平差异显著。

(二)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 (性别) *2 (风险决策) *2 (成就动机) 的混合设计。性别分男、女两类, 风险决策分高、低两个水平, 成就动机分高、低两个水平。其中风险决策为被试内变量, 性别和成就动机为被试间变量。被试的后悔程度为因变量。

(三) 实验程序和实验材料

1. 成就动机量表。

采用1988年挪威心理学家K.A.Hegtbet和我国心理学研究者叶仁敏合作译制的中文版本的成就动机量表。修订后的成就动机量表 (AMS) 信效度较高。该量表由避免失败的成就动机分量表和追求成功的成就动机分量表组成, 每个分量表都有15道题, 采用的是4点量表评分, 4代表非常符合, 1代表非常不符合。

2. 风险决策故事。

被试阅读一则与风险决策有关的故事, 假装自己就是故事的主人公, 面对故事中的场景, 自己会怎样选择, 如果选择失利而产生后悔情绪, 采用7级评分对自己的后悔情绪进行打分。 (7代表非常后悔, 1代表稍微有点后悔) 。

(四) 实验结果

由表8可以看出, 性别的主效应显著, F (1, 60) =9.979, p=0.002;风险决策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 60) =0.553, p=0.460;成就动机的主效应显著, F (1, 60) =6.816, p=0.011;风险决策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60) =5.925, p<0.05;性别和成就动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风险决策与成就动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 60) =1.879, p=0.176;风险决策、性别和成就动机三者的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二、讨论

本实验采取故事法研究范式, 研究的结果初步支持了研究的假设。其结果发现, 在作出风险较高的决策后, 男性的后悔强度明显低于女性;在作出风险较低的决策后, 女性与男性的后悔强度差异不显著。低成就动机者的后悔强度显著高于高成就动机者。在女性中, 作出风险较高的决策后的后悔强度显著地高于作出风险较低的决策后引起的后悔;而在男性中, 作出风险较高的决策与作出风险较低的决策引起的后悔强度差异不显著。景怀斌曾经对中国人的性别差异进行过研究, 发现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 中国女性的成就动机普遍低于男性。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在做决策时倾向于回避高风险, 因为高风险伴随的高损失会使其产生比较大的情绪波动, 风险较高的决策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 造成的情绪波动较大, 因此做风险较高的决策后产生的后悔情绪显著地高于做风险决策后产生的后悔情绪。

三、结论

在作出风险较低的决策后, 女性与男性的后悔强度差异不显著;而在作出风险较高的决策后, 男性的后悔强度明显低于女性;

在作出风险较低的决策后, 成就动机较低的人与成就动机较高的人的后悔强度差异不显著;在作出风险较高的决策后, 成就动机较高的人的后悔强度明显低于成就动机较低的人。

摘要：本研究在河北师大随机选取160名大学生进行试验, 首先选用叶仁敏修订的成就动机量表 (AMS) 进行施测, 从中选出有效被试64名, 其中低成就动机者32名, 高成就动机者32名。采用故事法研究范式让被试对自己作出风险决策后出现的后悔情绪去进行评定。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结论如下: (1) 在作出风险较低的决策后, 女性与男性的后悔强度差异不显著;而在作出风险较高的决策后, 男性的后悔强度明显低于女性; (2) 在作出风险较低的决策后, 成就动机较低的人与成就动机较高的人的后悔强度差异不显著;在作出风险较高的决策后, 成就动机较高的人的后悔强度明显低于成就动机较低的人。

关键词：性别,风险决策,成就动机,后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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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中的情绪研究论文 篇5

关键词 风险决策；情绪；情绪调节；神经机制

分类号B84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2.0061引言

风险决策是指决策者在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确定的决策后果，尤其是在面对伴有负面结果的可能性时，所产生的复杂心理过程。由于风险决策所探讨的是人类在风险情境下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因此情绪和情感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情绪已是决策领域未来需要解决的16个问题之一（Mayer，Salovey， & Caruso，2002）。情绪状态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并不只取决于情绪的效价，可能还取决于对它的确定性、可控性维度的评估（庄锦英，陈明燕，2005）。一方面，愤怒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在风险规避和风险寻求方面都有促进作用（Lerner & Keltner，2001）；另一方面，快乐对风险决策也会引起风险寻求和风险规避（黄晓峰，2010）。所以，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研究有待于在情绪的各个维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深入。

受到情绪领域研究的影响，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对情绪调节的研究，强调了人们通常努力控制情绪的体验。这留下了一种可能性，即以前归因于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可能是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如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影响结果（Renata，Liviu，Daniel，Mircea， & Andrei，2010）。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训练认知重评技能，会使焦虑患者增强他们的情绪控制从而减少风险决策的偏好。另外，有关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神经机制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综上可见，研究情绪和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拟在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针对未来的研究趋势提出自己的观点。

2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理论解释21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作用

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首先，不同的决策情境中，情绪的效价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不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不能仅从效价上进行区分，但是在不同的决策情境中，情绪的效价确实会对风险决策产生相应的影响。当个体面对潜在损失较大的情境时，即使损失可能性非常小，积极情绪的被试也极少去冒险；而当个体面对潜在损失较小的情境时，即使损失可能性较大，积极情绪的被试也会更加倾向于风险寻求（Nygren，Isen，Taylor， & Dulin，1996）。另外，在高风险的决策情境中，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被试比中性与消极情绪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的风险规避倾向；而在低风险的决策情景中，积极情绪的被试则比中性与消极情绪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寻求倾向（Nygren，1998）。

其次，动态和静态的决策模型下，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不同（毛华配，廖传景，黄成毅，童辉杰，2014）。不同效价的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不同，除了考虑情绪不同维度的原因外，也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的研究采用了将文字材料、情景或备选项一次性呈现的设计，属于静态决策模式。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则需要一边观察一边对序贯决策任务进行多阶段的决策，也就是动态决策。毛华配等人（2014）通过影像资料诱发情绪，结合动态决策情景的研究发现，恐惧情绪在动态决策模型中具有抑制冒险的作用，出现风险规避行为。庄锦英和陈明燕（2005） 通过交换有奖卡片的方法，即一种静态的模式，研究愤怒和恐惧与风险决策的关系，结果发现愤怒使人产生风险规避，而恐惧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则不显著。

22关于情绪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理论解释

221基于情绪维持假说的分析

情绪维持假说（mood maintenance hypothesis）认为，决策者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持其情绪状态，将避免去做能带来与之相反体验的决策行为，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人们为了维持其良好的情绪而避免去冒险，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人们为了摆脱当前的不良情绪愿意去做出一些冒险行为，并希望能够从中获益而改变自己的消极情绪（Isen & Patrik，1983）。通过阅读材料诱发愤怒的情绪，发现愤怒的情绪会使人寻求风险（Lerner， Gonzalez， Small， & Fischhoff， 2003）。

心理技术与应用4卷

2期王晓利： 情绪和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神经基础

222基于情绪泛化假说的分析

情绪泛化假说（affective 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认为，决策者的情绪状态会泛化到之后的决策判断（Johnson & Tversky，1983）。Johnson的研究发现，在观看可以引发消极情绪的信息后，被试增加了对风险事件发生的感知概率，而观看引发积极情绪的被试则相反。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看，恐惧属于负性的效价情绪，更易将不确定、不可控事件知觉为负性事件，从而导致对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的增加，出现风险规避行为（毛华配，等，2014）。

223基于躯体标记学说的分析

躯体标记学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反应，即躯体标记，能够调节被试在不确定和复杂情境中的决策行为。它认为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是情感加工的重要部位，躯体在各种情景下形成情绪体验并以特定的内脏反应来表达，这种正性或负性的躯体标记所对应的内脏反应进而会影响个人的决策行为（Damasio，Grabowski，Frank， Galaburda，& Damasio，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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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躯体标记学说，研究表明内侧前额叶皮层或杏仁核损伤神经患者，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相对于学会了选择有利纸牌的健康人，他们不能够逐渐避免不利的纸牌（Bechara，Tranel， & Damasio，2000； Cassotti，Houdé， & Moutier，2011）。此外，健康的被试会在奖励或惩罚之后产生皮肤电导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 SCRs），熟练任务后，他们会在任何纸牌选择之前的预期阶段（anticipatory）就开始产生皮肤电导反应，并且在选择危险纸牌前会产生更强的皮肤电导反应（Bechara & Damasio，2005）。这些研究结果证实，情绪相关的信号（即躯体标记）允许个体逐步避免不利的选择，从而选择有利的纸牌。相对于健康的被试，无论是杏仁核还是内侧前额叶皮层损伤患者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都不能在预期阶段产生皮肤电导反应（Ate，Borst，Moutier， & Varescon，2013）。所以，预期阶段的皮肤电导反应大力支持了躯体标记学说，躯体标记学说又支持了躯体标记在风险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情绪在风险决策中的重大影响。

3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神经基础31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在情绪产生过程中认知策略的运用被称为情绪调节，它会导致对情绪刺激体验的改变。目前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早期，主要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和认识来降低情绪反应；而表达抑制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晚期，主要通过抑制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来降低主观的情绪体验（Gross，1998）。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都能够有效地减少正面情绪的体验，但只有前者可以有效地减少负面情绪的体验（Gross & Levenson，1997）。

由于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降低和增强情绪体验的效果以及需要的意志努力的程度不同，所以对这些策略的运用以及它们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Renata，Liviu，Daniel， & Andrei，2010）。Renata等人（2010）的研究发现：在实验室和自然条件下，认知重评通过有效地减少对恐惧和厌恶这两个负面情绪的体验增加了冒险行为，与此相反，表达抑制则不能减少风险规避；而在实际的自然条件下的积极情绪中，情绪调节策略对决策的影响则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发现，成功地运用情绪调节能够减少损失规避和追求奖励的最大化，认知重评调节了风险决策和情绪的关系。但是，还有研究表明，成功地应用图像放松调节策略的被试表现出对高风险的货币彩票选择行为的减少，而没有有效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被试未能显示出风险决策过程中行为的差异。这些发现表明，运用情绪调节的方法可以控制强迫性寻求风险的决策（Laura & Mauricio，2011）。以上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情绪调节策略类型运用的不同造成的，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的运用一般是用指导语来操作的，而Laura等人（2011）的研究中情绪调节则主要是用图像来操作的。总之，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的重大影响。

32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神经基础

我们已经知道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而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关于这种影响的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在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时，人们的背侧前额皮层（dPFC）、腹内侧前额皮层（vPFC）、背侧前扣带回（dACC）以及与认识人们的情感状态相关的背内侧前额皮层（dMPFC）被激活（Kim & Hamann，2007），而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时，也会持续激活包括杏仁核和脑岛在内的脑区。

多层面的人脑纹状体是风险决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区域，比如，纹状体的信号与吸毒者冲动冒险的决策相关。已有的研究发现，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减少了与潜在的金钱奖励期望相关的身体和主观反应，从而调节纹状体的血氧（BOLD）反应，在运用情绪调节策略之后，扣带区域内血氧反应会有一个更大的补充（Staudinger，Erk，Abler， & Walter，2009）。腹侧纹状体还是与皮层区域的重要连接，如OFC和ACC（Haber & Knutson，2010）。由于这种连接性，在决策中，运用情绪调节之后腹侧纹状体活动的减少受皮层信号的驱动是合理的。Laura和Mauricio等人（2011）通过fMRI 的实验还发现，运用情绪调节，在风险决策过程中行为上的转变伴随着纹状体血氧信号的减少。因此，纹状体为风险决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潜在的调节影响，即情绪调节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另外，除了纹状体，情绪调节在风险决策中的有效利用可以导致在中脑和脑岛中血氧信号的减少（Laura & Mauricio，2011），中脑和脑岛也是涉及风险决策的区域（Clark，Bechara， Damasio， Aitken， Sahakian， & Robbins，2008）。研究发现，在风险决策过程中，中脑的血氧信号增加与增加值的奖励相结合（Tom，Fox， Trepel， & Poldrack， 2007），这表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涉及奖励和决策的神经回路上有一个整体的影响。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神经机制探讨还在继续进行和扩展着。

4情绪和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影响的应用价值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情绪和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有重大的影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当面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确定的决策后果时，要考虑到自己当时的情绪，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利用情绪调节策略，从而做出理智的决策行为。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的作用对于健康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也有一定影响，认知重评的习惯运用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从简单的决策，如节食（Hare，Camerer， & Rangel， 2009），到更复杂的决策，如在目标导向和形成习惯性学习系统或者是在冲突，如物质滥用（Balleine & Doherty，2010）上，情绪调节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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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还是集中在这种影响的神经机制上。比如，以指导语或图像为基础的情绪调节策略，虽都是调节策略的一种形式，但对负面情绪比较重评和抑制策略的研究中得出，它们对底层的神经回路有不同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在行为上有不同的效果。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要检验在风险决策行为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产生的效果；另一方面，具体的策略如何能更好地满足特定的个体差异从而对行为有一个预期的效果，这也是需要考虑和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索的主题，也将继续推进我们对自适应功能的情绪反应能力的理解和情绪在决策理论中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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