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

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通用8篇）

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 篇1

中学生抑郁、焦虑情绪调查

摘要： 就中学生焦虑、抑郁情绪问题与性别、性格、年级、成绩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抽取上海市南汇区初、高级中学各1所.其中,初中3个班,高中4个班,共1 040人.采用自编一般情况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测评.现场运用统一指导语,无记名方式答卷,收回有效问卷972份,有效率为93.46%. 作者： 顾文谊龚雪惠张伟宏 Author： 作者单位： 上海市民政第二精神病院,201319 期 刊：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ISTIC Jour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年，卷(期)： 2009,19(6) 分类号： B749.4 关键词： 焦虑 抑郁 中学生 机标分类号： R74 R39 机标关键词： 中学生抑郁焦虑情绪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情绪问题高级中学指导语有效率上海市南汇区性格性别现场问卷统一关系高中方法对象调查 基金项目：

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 篇2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随机抽取现职重载机车乘务员235 名,均为男性, 年龄21~56 岁, 平均( 33.8±9.0) 岁, 乘务龄1~35 a,平均( 9.9±9.5) a。

1.2方法

采用国内外广为认可的 《 焦虑自评量表》(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 《 抑郁自评量表 》(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1]进行心理测试。 量表由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Zung分别于1965 和1971年编制,量表各20 个项目,分4 级评分:没有或很少时间;小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被测试者只需根据各条目内容结合自身过去1 周内的感受做出选择即可,能直观地反映人的主观感受。 统计各指标得分以评定被试者是否焦虑或抑郁及其程度。

1.3评定标准及质量保证

评定采用1~4 制记分,把各个项目的得分相加为粗分,粗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整数即得到标准分。 标准分T<50 属正常范围,50~59分属轻度阳性,60~69 分属中度阳性,T>70 分属重度阳性。

测试时间统一选择在重载机车乘务员退乘后的1h内完成,避免被测试人员相互干扰;工作人员统一对量表各条目意义的理解,统一引导测试语言;所有数据全部录入SPSS 17.0 数据库,保证数据完整准确。

1.4统计学分析

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放射应用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 χ2检验和t检验。

2 结果

2.1重载机车乘务员发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情况

重载机车乘务员焦虑情绪发生率为57.0%( 133/235) ,抑郁情绪发生率为68.5%( 161/235),轻度人数最多,见表1。

注:SAS—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

2.2重载机车乘务员焦虑和抑郁情绪与国内常模比较

重载机车乘务员的焦虑、抑郁情绪高于国内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1) ,见表2。

注:SAS—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年样本t检验。

2.3不同乘务龄重载机车乘务员焦虑和抑郁情绪

按照不同乘务龄分组比较,做趋势 χ2检验,不同乘务龄的重载机车乘务员焦虑情绪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抑郁情绪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进一步采用bonferroni多重比较方法得出各乘务龄组间的差异性,见表3。

2.4不同作业时间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比较

将重载机车乘务员以月累计作业时间166.6 h为界线,分为两组, 比较其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平均标准分, 两组的焦虑、 抑郁标准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166.6 h组的平均标准分>50 分,达到了焦虑和抑郁阳性分值,<166.6 h组平均标准分<50 分。 见表4。

注:采用bonferroni多重比较,与<5 a组比较,aP<0.01; 与10 a~ 组比较,bP<0.01。

3 讨论

国外于1948 年开始心理健康的研究,近二三十年来, 已成为西方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研究的重点[2],我国1994—2009 年间文献显示,机车乘务员心理健康水平较低[3,4,5,6,7],1980—1990 年各种行车事故调查研中,机车乘务员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违章、违纪造成的事故排在首位[8]。 重载机车乘务员作业具有诸多区别于普通机车乘务员之处,列车长且重,行车中各种技术参数指标更加严格,如列车与钢轨间摩擦力不同,制动能力不同,长列车中每节列车间协调难度大等等,对于重载机车乘务员的作业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他们所承担的行车安全风险非常之大, 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目前关于重载机车乘务员心理健康的研究少有报道。

本次调查的重载机车乘务员有超过1/2 的人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这一人群的焦虑、抑郁测试得分明显高于国内常模[9],且比国内文献[5, 10- 12]报道的一般机车乘务员的焦虑、抑郁发生率高,其中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分别达到25.6%和22.4%;对不同乘务龄组间分析发现,5 a~ 和20 a~ 两个组的焦虑、 抑郁情绪发生率最高, 其中两组的抑郁情绪发生率达到了80.6%和92.9%。 考虑5 a~ 组与工作负荷的累加有关;20 a~ 组与工作负荷累加和年龄增加有关;而其他两组<5 a组人员年轻, 生理适应能力强;10 a~ 组年龄尚处优势,工作经验相对丰富,应对能力强。趋势 χ2检验结果, 重载机车乘务员抑郁情绪有随着乘务龄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提示与乘务龄有关。 对月均作业时间分组分析发现,月累计作业时间超过166.6 h的人员发生焦虑、抑郁情绪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作业时间超长是焦虑、抑郁情绪增加的原因之一。

焦虑、抑郁情绪严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13],焦虑、抑郁情绪长期蓄积, 最终可导致更加严重的不可逆的心理疾病[14],影响行车安全。我国自开行重载运输以来,对人员的选拔非常重视,从业务能力、反映能力、动作敏捷程度各方面都进行了优选,最终选拔出一支年轻的、素质较为全面的重载机车乘务员队伍, 然而, 即便如此,从我们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个人群中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焦虑和抑郁的不良心理状况,长此以往,就会成为行车安全隐患,因此,有必要关注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改善重载机车乘务员身心健康状况,避免重载运输行车事故的发生。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 调查了解重载机车乘务员焦虑抑郁情况及其与乘务龄和月累计作业时间的关系。方法 随机抽取现职重载机车乘务员235名,对其进行焦虑、抑郁情况调查,调查运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结果 重载机车乘务员焦虑、抑郁情绪较明显,其中焦虑阳性率为57%,抑郁阳性率为68.4%,其得分明显高于国内常模(P<0.01);不同乘务龄人员发生抑郁情绪有显著差异(P<0.01);月累计作业时间>166.6 h的人员其焦虑、抑郁情绪明显偏高。结论 重载机车乘务员焦虑、抑郁情绪较重,与乘务龄和月累计作业时间有关,这种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关注,以避免行车安全事故的发生。

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 篇3

我院2003～2005年住院的癌症患者96例，男53例，女43例，年龄25～65岁。其中肺癌36例，乳腺癌24例，肠癌21例，胃癌10例，甲状腺癌5例，生存时间1年以上，其中4例在1年内死亡。随机将病例分为常规治疗结合综合性心理治疗组(研究组)及常规治疗组(对照组)。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性别、病种、年龄、病情、受教育程度、病程及治疗次数等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异。

焦虑、抑郁情绪通过自评焦虑量表（SDS）、自评抑郁量表（SAS）等测量记录^［1］,并同时测量其他相应层次的住院病人作对照组,将调查结果,按癌症病人组和对照组比较,将心理变化对生活质量、生存时间的影响比较分析。

对照组：应用各种化疗药物不同组合的方案化疗、放疗及生物制剂、中药治疗。

研究组：除了常规治疗,同时应用综合性心理治疗,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让病人信任，这在日常医疗工作中进行。

情感的疏泄：因为绝大多数病人有较明显的情绪焦虑、抑郁、紧张、愤怒和担忧，通过与治疗医师的交谈和倾诉，其情绪问题会得以缓解。一般来说，癌症病人能表达出其压抑的愤怒情感。

行为治疗：目的是减轻焦虑和抑郁，提高病人的自信心。具体为放松训练，转移注意力，制订活动计划，帮助病人学会适应周围环境和减轻对放、化疗的恐惧，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认知治疗技术：在治疗的中、后期，治疗医师需注意发掘和了解癌症病人存在的“自动性思想”，并告诉病人如何识别这些负性想法。一旦病人能够学会识别这些认知错误，下一步便是指导病人去克服和纠正它们。不要让患者认为人人都厌弃自己，要学会用新的知识代替原先的想法——“人生活在社会中，作用是多方面的”，“人与人的交往以情谊为重”等。

家庭治疗：在癌症病人的认知行为治疗中，往往需要配偶或家属的协同参与。一方面是作为治疗医师的合作者，帮助督促和观察病人，强化和巩固其有效的心理应对技巧；另一方面，促进和改善夫妻间的沟通，解决有关癌症所引起的婚姻矛盾。

肌肉放松训练和内心意念引导:在轻音乐背景下,从头到脚松弛肌肉,在肌肉放松的基础上想像体内的抵抗力正在杀灭肿瘤细胞,以调动机体的抵抗力。该方法教会患者自己进行,要求患者每天至少1次,每次15～20分钟。

结 果

两组治疗前后SDS、SAS总分比较：SDS实验组治疗前42.05±10.07，治疗后，35.43±10.44，对照组治疗前42.75±10.55，治疗后40.36±10.74；SAS实验组治疗前41.67±10.54，治疗后34.26±10.66，对照组治疗前40.57±10.85，治疗后，41.34±10.29。

实验组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总分较对照组明显下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讨 论

近年来生存质量已成为医学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不断见诸报道，国外临床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心理因素可影响癌症的发生和发展。有学者研究发现与癌症发生、发展恶化及预后相关性最大的心理变量是紧张、沮丧、精神极度不安及忧郁^［2］。本研究在常规化疗、放疗和生物治疗的基础上结合应用较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如一般性心理支持、疾病知识教育、情感疏泄、行为治疗、认知治疗技术、家庭治疗、放松训练等方法, 能够激发病人的生存欲望,增强忍受治疗痛苦的耐受力及提高配合治疗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增刊,1993：160-162,203-204.

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 篇4

1 不孕不育症患者抑郁焦虑情绪影响因素

1.1 人口学特征

1.1.1 年龄

无论男女,不孕不育患者抑郁的发病均与年龄相关[4,5,6,7]。国内外对不孕妇女研究显示,随着妇女年龄增长,抑郁倾向增加[5,6]。这可能是由于患者年龄增大,妊娠概率下降,而女性一生中的妊娠时间有限,因此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更加担心,加之长时间的负面情绪累积,更加重患者的抑郁与焦虑。而不育男性可能与对配偶妊娠机会减少的担心、疾病能否治愈的信心下降继而出现心理疲劳相关[6]。

1.1.2 文化程度、家庭来源地和经济状况

既往对不孕不育患者的研究认为,患者受教育程度越低,焦虑得分越高。单因素分析结果示,较城市患者,家庭来源为农村的患者焦虑与抑郁水平更高,同时家庭收入与患者抑郁水平呈负相关,低家庭收入患者抑郁得分较高家庭收入者得分高[2]。这可能与来源于农村的患者家庭收入低,对不孕治疗的医疗费用过分担心有关,且农村患者大多文化程度较低,不善于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相关知识,导致对不孕不育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从而受到歧视感更强,产生的心理压力也更大[7]。

1.2 疾病相关因素

1.2.1 既往抑郁病史

旧金山州立大学最新研究[8],共历时18个月,包括在第4、10个月和第18个月的随访,结果在未能成功受孕的174例女性患者和144例男性伴侣中,39.1%的女性和15.3%的男性符合重度抑郁症的诊断,进一步控制抑郁基线水平、焦虑基线水平、伴侣的支持水平等其他风险因素后,发现在不孕不育症治疗期间,既往重度抑郁病史是不孕不育症患者抑郁症的最佳预测因子,说明对既往重度抑郁症病史风险因素进行定期评估对患者的治疗意义重大。

1.2.2 病因方

研究认为病因方不同,不孕不育家庭中男性成员的焦虑抑郁水平不同。男方原因组、女方原因组和双方原因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得分分别为(F=5.07,P=0.002、0.04)和(F=4.72,P=0.003、0.042),表明由男方因素导致不孕不育症的家庭中男性焦虑、抑郁程度要显著高于单纯女方和双方因素所致的男性患者[9]。可能与男性患者受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与负罪羞耻心理较大有关。王笑红等[7]的研究也认为病因方为男方较双方原因所致的不孕不育家庭中,男性患者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可见,对于病因为男方的不孕不育家庭,在进行不育症治疗的同时,更要重视患者的心理状况,给予积极的心理干预,尽可能减轻其心理负担。

1.2.3 不孕不育类型

Alhassan等[4]认为不孕症类型与抑郁有显著相关性,原发性不孕患者的抑郁评分更高。而陈璿名[5]认为,原发性不孕组虽较继发性不孕组抑郁、焦虑评分高,但二者之间抑郁(t=0.862,P=0.390)和焦虑(t=0.444,P=0.658)得分并无显著差异。对不育患者的研究却发现,原发不育组较继发不育组SAS(t=3.18,P<0.01)和SDS(t=2.98,P<0.01)得分均明显升高,提示原发性不育患者抑郁与焦虑更严重,进一步与正常对照组比,继发不育组男性的焦虑抑郁得分仍有明显升高[10]。

1.2.4 不孕不育症治疗情况

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次数与患者的焦虑显著相关(P<0.05),且不孕症治疗过程复杂、治疗时间长、治愈率低的特点会使焦虑增加[11]。瑞典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此前接受体外受精的妇女抑郁症风险增加(P=0.017),女性仍没有孩子增加抑郁(P=0.009)和焦虑风险(P=0.017),已经接受试管受精20~23年治疗的女性大多数有良好的心理,而仍没有子女或不孕治疗失败后无配偶的女性成为弱势群体[12]。经历过一次生殖技术治疗失败的患者HADS-A得分显著高于未治疗者(P=0.003),两次治疗失败的患者HADS-D得分升高(P=0.019),不孕不育治疗失败后增加患者抑郁和焦虑情绪[13]。因此,临床医生应了解患者过往的治疗情况,如治疗的次数、持续时间和治疗效果等,重视不孕不育症治疗失败后对患者潜在的心理影响。

1.3 心理因素

1.3.1 生育观念和生育压力

国内研究认为[2],不孕患者因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易受到来自社会舆论、家人亲朋的压力,比普通人有较高的抑郁、焦虑情绪,生育观念越强,对焦虑(t=8.105,P<0.01)和抑郁(t=9.004,P<0.01)影响越大。土耳其一项研究发现,患者受丈夫家庭方的生育压力影响使其心理症状更严重,来源于丈夫家庭方的生育压力为不孕患者焦虑水平的有效预测因素[14]。而积极的心理干预不仅减轻患者的抑郁、焦虑[15],促进整体健康、改善家庭关系、提高生活质量[16],且可有效提高妊娠率[17]。

1.3.2 心理灵活性和自我同情感

心理灵活性是指有意识的个体充分接触当下,并在个人价值方向的指导下坚持或改变行为。个体不把精力用在回避痛苦等消极记忆、情绪或感受上。有学者认为,心理灵活性和自我同情为不孕不育患者抑郁的保护因素,还发现女性在面对不孕问题时较男性更缺乏自信心[18]。可见自我情绪调节对维持不孕不育患者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患者对自我不能生育的自责和羞愧耻辱感可使抑郁与焦虑加重[19],而积极的个人价值观可帮助减轻抑郁焦虑程度[20]。

1.4 社会环境因素

1.4.1 婚姻与家庭关系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孩子是维系夫妻双方的纽带,不孕不育症家庭,面对不能生育的事实,往往会影响夫妻感情,对患者造成负性心理。既往研究表明不孕不育症患者婚姻失调现象较多,婚姻调试情况良好者仅占51.3%[21]。中重度功能障碍家庭组的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总分明显高于功能良好组(P<0.001),家庭功能障碍是导致不孕妇女心理应激、产生焦虑抑郁心理的因素[22]。Verhaak等[23]认为对婚姻不满意是不孕治疗失败后发展为焦虑、抑郁的风险因素。

1.4.2社会支持水平

研究表明[24],社会支持水平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β=-0.21,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水平呈直接负相关(β=-0.21,P<0.01)而与焦虑抑郁水平呈正相关(β=0.21,P<0.01),应对方式对不孕女性的负性情绪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社会支持作为中间变量调节应对方式与负性情绪的关系,运用积极应对减少消极应对既可直接减轻患者的负性情感体验,又可通过提高患者的社会支持降低患者不良心理应激。Erdem等[25]研究同样说明,抑郁症状随女性获得社会支持的增加而减少。

1.5 生物因素

不孕不育患者抑郁焦虑水平与体内多种生物水平有关。国内对接受体外受精或胞浆内精子注射治疗的不孕患者研究发现,治疗前患者血清类固醇浓度与焦虑得分呈明显正相关,治疗成功患者的血清与卵泡液中的皮质醇和去甲肾上腺素浓度较低,表明这些生物标记物可能与心理压力有关,并会影响患者的临床妊娠率[26]。瑞典研究发现,在整个生理周期,患者体内的催乳素和皮质醇均明显升高,未成功受孕者与已怀孕妇女体内雌二醇和孕酮水平有明显差异[27]。可见,心理压力可通过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卵巢轴,甚至交感神经系统,从而影响体内多种生物水平,而有些物质是成功受孕所必需。

1.6 其他

1.6.1 吸烟

对吸烟与不吸烟的不育患者研究表明,吸烟者抑制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得分都显著高于不吸烟者。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示吸烟时间与抑制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吸烟不仅对精子活力有负面影响,并与抑郁和焦虑相关[28]。临床医生不仅要重视吸烟对患者躯体疾病的影响,也要根据患者吸烟的时间评估其心理状态,对有心理障碍的患者给予及时的心理干预。

1.6.2 肥胖

Rodino等[29]对不孕妇女体重指数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发现,高体重指数的不孕妇女较正常或超重女性虽无明显的抑郁、焦虑,但肥胖患者易出现暴食、低自尊和过多关注体型等问题。相较之,肥胖不育组强迫因子、人际关系敏感度、抑郁和焦虑得分均高于常模(P<0.05),体重指数与SCL-90的强迫症状、抑郁、焦虑症状呈正相关(P<0.05)[30]。可见肥胖对男性患者抑郁、焦虑的影响相对更明显。但在不孕不育症治疗过程中,无论男女患者,都需重视肥胖对患者心理状态影响,并需患者积极配合,适当进行体育锻炼,合理控制体重指数。

1.6.3 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女性具有更高的强迫症状、恐惧和低自尊心,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远大于男性,更易产生心理应激致抑郁、焦虑[31]。但也有研究认为,临床治疗中,女性心理压力较小,男性更显著[32,33]。男女的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评分有明显差异,男性患者在合理化、逃避、自责因子方面高于女性,女性患者则在求助因子方面高于男性[34]。另有研究发现,不孕妇女的主要危险因素是人际关系较敏感(OR=16.42,P=0.0001)、抑郁(OR=17.18,P=0.0070)、焦虑症状(OR=42.67,P=0.0010)和精神病性(OR=48.93,P=0.0024),而不育男性主要危险因素为较多的躯体化症状(OR=12.47,P=0.0046)和焦虑(OR=91.47,P=0.0001)[35]。可见,男女患者不仅对疾病的应对方式不同,心理压力水平也具有差异,因此,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的性别评估抑郁与焦虑程度,制订针对不同性别患者的个性化诊疗。

2 展望

综上所述,心理状态与不孕不育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人口学特征、疾病相关因素、心理因素、社会环境、生物因素等都可使患者产生心理应激,出现心理问题,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且不孕不育患者发生抑郁、焦虑水平具有性别差异,影响因素不同,男性和女性患者产生心理压力的水平也不同。但国内外对于不孕与不育患者在面对不能生育时所表现出心理方面的异质性问题并无统一定论,对不同因素影响下患者所表现出抑郁与焦虑程度的性别差异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我国目前尚缺乏对不孕不育患者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心理干预体系,未来应加强对生殖医学、精神卫生医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合作,遵循“生物-心理-社会”三位一体的医学模式,积极构建以“患者为本”的心理干预体系。

摘要：不孕不育患者较正常育龄男女更易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主要表现为明显的抑郁和焦虑情绪。近年来,不孕不育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对不孕不育患者抑郁焦虑情绪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五大类: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来源地、经济状况;疾病相关因素,包括既往抑郁病史、病因方、不孕不育症类型、治疗情况;心理因素,包括生育观念、生育压力、心理灵活性和自我同情感;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婚姻家庭关系、社会支持水平;生物学因素,包括血清皮质醇水平、催乳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另外,吸烟、肥胖、性别因素也与患者抑郁焦虑情绪有关。

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 篇5

【关键词】 关节炎，类风湿；焦虑抑郁情绪；相关性分析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motional changes of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RA）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indicators.Methods：There are two groups in the study：the RA group

（604 patients with RA）and a healthy control group（60 healthy people）.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record the scores of health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HAQ），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and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to assess the statu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At the same time，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frequency of peripheral blood regulatory T cells（Treg）and B and T lymphocyte attenuator （BTLA），and to made a determination of indexes of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immunoglobulin G

（IgG），immunoglobulin M（IgM），C- reactive protein （CRP），rheumatoid factor（RF）and anti 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CCP）antibody，calculating the disease activity score （DAS28）.Results：①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more than 70% patients in the RA group had HAQ，SDS and SAS integral anomaly：the higher scores of HAQ，SDS and SAS，the higher inflammatory indexes of ESR and CRP and the decrease of expression frequency of BTLA and Treg.②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 the RA group the HAQ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SR，RF，IgG，BTLA and Treg；SDS scor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SR，CRP，RF，IgG，BTLA，and Treg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ti CCP antibody and IgM；and SAS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SR and IgG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ti CCP antibody，BTLA and Treg.Conclusion：Many RA patients ha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activity and disorder of immune function，which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RA.

【Keywords】 arthritis，rheumatoid；anxiety and dep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进行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因不明，致残率高。关节疼痛、生活不能自理甚至残疾、经济负担重、工作能力下降、社交关系的改变，以及在治疗过程中药物严重不良反应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极易导致RA患者发生心理或情志障碍，其中最常见的表现是焦虑和抑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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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外的大规模调查表明，约37%～58%的RA患者伴有抑郁状态，15%的RA患者有严重的抑郁症，超过80%的RA患者有抑郁情绪[2-3]；而最新的一项包括72项研究，13 189例患者的回顾性Meta分析证实，在RA患者中，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6.8%，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8.8%[4]。这项研究主要表明，影响抑郁患病率的主要因素是患者的平均年龄，且抑郁症的发病与贫穷直接相关。国内亦有同类调查表明，RA患者的抑郁指数为73%[5]。笔者前期在一项对136例RA患者的观察中也发现，36.76%患者存在焦虑情绪，61.76%患者存在抑郁情绪，同时发生为29.41%[6]。而最新的一项针对早期RA患者历时3年的长期研究发现，46.9%的RA患者存在阳性心理疾患，经过

3年的治疗，心理疾患的患病率降低至25.8%。健康状况评估问卷（HAQ）分数是最重要的预测焦虑、抑郁的因素，对早期RA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十分重要[7-8]。因此，对RA患者情志状态的评估不仅与疾病活动度的评价密切相关，同时对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和疗效评定有重要意义。

本课题旨在观察RA患者的情志状态变化与疾病活动性是否相关，是否能在抗风湿治疗的同时达到改善患者情绪状态的目的。本项临床研究共在

4个研究中心同期开展，属于课题组承担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新安医学防治痹病临床研究”中的一部分。本文主要对604例RA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状态进行观察和评估，并与疾病活动度及免疫功能进行相关性分析。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所选604例RA患者（RA组）来自4个临床研究中心，分别为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科、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风湿科及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风湿科。病例收集时间为2012年1月至2014年9月，男91例，女513例；年龄19～70岁，平均（48.95±10.41）岁；病程2～400个月，平均（70.48±61.34）个月。健康对照组为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检中心的健康者60例，男23例，女37例；年龄24～55岁，平均（32.64±8.26）岁。

2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依据2009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CR）和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LAR）提出的最新RA分类标准和评分系统[9]，根据评分系统评分，总得分6分以上可诊断RA。RA的病情活动标准：采用欧洲抗风湿联盟制订的改良疾病活动性标准（3变量），简称DAS28-3[10]。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②年龄18～70岁；③同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按要求完成问卷填写，依从性好。

1.4 排除标准 ①4周内使用过肌注或静注皮质激素或1个月内参加过其他临床试验者；②DAS28-3评分 > 5.1分（高活动性）者；③重叠其他风湿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严重的膝骨关节炎等者；④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器质性疾病者；⑤合并心血管、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或近期有严重感染者；⑥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及精神病者；⑦白细胞 < 3.5×109·L-1、血小板 < 90×109·L-1、血红蛋白 < 85 g·L-1者；⑧胃十二指肠溃疡、胃炎活动期或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导致胃病者；⑨对试验药物过敏者。

2 方 法

2.1 试验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评估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包括HAQ[11]，抑郁自评量表[12]（SDS）和焦虑自评量表[13]（SAS）。

疾病活动度评估：魏氏法测定红细胞沉降率（ESR），全自动生化仪测定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M（IgM）、免疫球蛋白A（IgA）、C-反应蛋白（CRP）、类风湿因子（RF）、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等指标，并计算疾病活动性评分（DAS28）。

免疫状态评估：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调节性T细胞（Treg），B、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BTLA）表达频率。

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Statistic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变量的数字特征，采用χ2检验、t检验对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RA患者HAQ、SDS和SAS积分评价；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Pearson或Spearman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所有的统计均采用双侧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伦理学要求 本试验方案经研究负责单位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伦理审查批号2012AH-038-01），受试者入选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3 结 果

3.1 2组HAQ量表积分各维度分项比较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RA组患者HAQ量表积分明显升高（P < 0.01）；其中在如“切菜，开瓶塞，开/关水龙头”等精细活动的完成方面明显较差，且极易感到“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P < 0.01或P < 0.05）。见表1。

3.2 2组SDS量表积分各维度分项比较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RA组患者SDS量表积分明显升高（P < 0.01）；其中在如“我觉得一天之中早晨最好，与异性密切接触时和以往一样感到愉快，我的心跳比平时快，我的头脑跟平常一样清楚”等感知方面差异较大，且在极易感到“不安而平静不下来，生活过的没有意思，平常感兴趣的事没有以前感兴趣”等，甚至产生“觉得自己不被需要，对将来不抱有希望”等消极情绪（P < 0.01或P < 0.05）。见表2。

3.3 2组SAS量表积分各维度分项比较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RA患者SAS量表积分明显升高（P < 0.01）；其中在如“我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容易心里烦乱或觉得惊恐，因为头痛、颈痛或背痛而苦恼，吸气和呼气都感到容易”等方面差异较大，且易发生“衰弱和疲劳，因胃痛和消化不良而苦恼，手脚经常不是干燥温暖的”等不适症状（P < 0.01或P < 0.05）。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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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组疾病相关指标及外周血细胞因子比较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RA患者疾病活动性指标ESR、hs-CRP等显著升高，外周血BTLA+、Treg+表达频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 < 0.01或P < 0.05）。见表4。

3.5 2组HAQ、SDS、SAS与RA疾病相关性分析 RA患者HAQ量表积分与ESR、RF、IgG、BTLA、Treg呈正相关，与CRP、抗CCP抗体呈负相关；SDS积分与ESR、CRP、RF、IgG呈正相关，与抗CCP抗体、IgM、BTLA、Treg呈负相关；SAS积分与ESR、IgG呈正相关，与抗CCP抗体、BTLA、Treg呈正相关（P < 0.01或P < 0.05）。见表5。

4 讨 论

RA患者长期面对疾病疼痛的折磨，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工作能力受限，社交活动减少，家庭、夫妻、朋友关系改变等而产生精神压力，造成情绪障碍。在新近的国外研究中，刘健等[14]对风湿病与精神疾患临床和病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RA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频发焦虑和抑郁（DADP）。Cabrera-Marroquín等[15]对RA患者心理领域和治疗反应的相关性做了综合评述，提出不仅要关注疾病的活动，也要关注疾病对患者生活的影响。另一项分析就直接指出，心理疾病对患者的治疗反应和对慢性疾病的适应能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可直接导致治疗的低回报[16]，影响疾病预后。

SAS、SDS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焦虑、抑郁调查量表，可反映疾病对患者情绪的影响及判断预后，分值越高，焦虑、抑郁倾向越明显[17]。在本次对604例RA患者的调查中证实，RA患者的HAQ积分、SAS积分、SDS积分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人群，且均与疼痛、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工作社交、对未来生活的认识等呈正相关。通过对表中单项的分项分析可以看出，RA患者由于关节功能障碍，完成如“切菜，开瓶塞，开/关水龙头”等精细活动较差，因此极易感到“不安、忧愁、烦躁”等情绪；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感知异常如“吸气、呼气困难”等，甚至影响人际交往，产生“觉得自己不被需要，对将来不抱有希望”等消极情绪。由此可见，进一步关注RA患者的情志变化意义重大。

既往认为，RA患者发生情感障碍的主要原因包括：①疾病带来的生理功能丧失；②RA病情特点使患者有焦虑不安及对疾病过分担心，表现过于敏感；③药物不良反应[18]，如长期服用皮质类固醇类药物等引起的满月脸、体质量增加、脱发等，也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19]。同时，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出现抑郁较少，而文化程度较低，从事体力劳动较多，心理调适能力差的患者较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6，20]。此外，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在RA伴发情志疾病中起重要作用，RA和抑郁之间存在细胞因子、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单胺递质系统的“共病”基础[21]。

RA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与疾病的活动度、疼痛强度、疲劳、睡眠障碍、严重功能不全和低生活质量等密切相关。在一项对322例RA患者的调查中发现，认知和情绪与DAS28的关系比临床或生化指标与DAS28的关系更为密切[22]。且HAQ量表积分与SAS、SDS积分呈正相关，能很好地反映患者在自身健康状态评价下降时的焦虑抑郁状态变化。本文结果认为，RA患者的SAS、SDS标准分与DAS28和其他RA疾病活动性指标ESR、RF、CRP、IgG等均呈正相关，与BTLA、Treg等抑炎性淋巴细胞调节因子呈负相关，也提示RA疾病活动度越高，炎症指标越高，免疫功能越低下，患者即越易发生焦虑抑郁。

综上所述，RA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等情志障碍，且与疾病的活动度，免疫功能紊乱的程度密切相关。而干预患者抑郁情绪可能因此成为治疗RA一个目标，旨在改善患者的健康需求和生活质量。通过观察疗效指标与抑郁状态，临床医生能够更好地评估疗效，根据患者的需要调整治疗方法。因此，在RA治疗方案的选择和疗效评定上，不仅要重视躯体康复治疗，而且要从心理社会因素方面探讨RA的发病机制，以提高近期和远期疗效。适当的心理健康调节，间接性心理治疗，包括依从性、安慰剂效应、认知、应对策略、家庭和社会支持等，均可以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信心，显著降低治疗疾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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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4-12；修回日期：2016-06-28

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 篇6

关键词：产妇；护理干预；焦虑；抑郁

【中图分类号】R74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4-0621-02

产妇在妊娠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不少产妇在妊娠期因为心理和生理发生变化，焦虑抑郁症状愈发明显，对产妇与胎儿产生不良影响[1]?本文将随机选取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200例住院产妇，观察产妇的焦虑抑郁情况，分析焦虑抑郁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内容如下?

1?相关资料与方法

1.1相关资料 随机选取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200例住院产妇，对200例产妇分别进行抑郁原因分析和焦虑原因分析，其中200例产妇年龄在20至34岁之间，其中初中学历35例，高中学历65例，大学以上学历100例，收入1500元以下者67例，收入1500元以上者133例?

1.2方法 对200例产妇进行焦虑抑郁分析，主要针对产妇的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学历因素?工作因素?年龄因素等进行分析，使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產妇的情况，并在产妇填完调查问卷后，将问卷收回[2]?

1.3观察标准 调查产妇的满意度，做好产妇的护理干预工作，并统计产妇焦虑与抑郁的人数，分析产妇产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原因，主要从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学历因素?工作因素?年龄因素等进行分析，治愈率是指进行护理干预后，病情好转的产妇在200例产妇中的比例，满意度是指对护理干预感到满意的产妇在200例产妇中的比例[3]?

1.4统计学 使用SPSS017.0对产妇进行统计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结果

对200例产妇进行统计分析，将焦虑产妇与抑郁产妇进行统计分析，制作了表一?

通过表一可以发现，200例产妇有120例产妇有焦虑症状，焦虑率为60%，有50例产妇有抑郁症状，抑郁率为25%，使用护理干预后，被治愈的产妇192例，治愈率为96%，满意的产妇184例，满意度为92%?

使用调查问卷对产妇的信息进行了解后制作了表二?

通过表二可以发现，170例焦虑抑郁产妇有31例产妇是因为家庭因素，有38例产妇是因为经济因素，有34例产妇是因为学历因素，有46例产妇是因为工作因素，有21例产妇是因为年龄因素?分析表一和表二可以得知，产妇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病因多种多样，并且使用护理干预后，产妇明显好转，将表一和表二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焦虑与抑郁是产妇心理异常最为常见的反应，产妇患有焦虑抑郁疾病后，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食欲不振?情绪激动等，对产妇和胎儿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可能导致早产?流产?产后出血?胎儿发育缓慢?胎儿畸形等，因此针对焦虑抑郁心理疾病要做好护理工作，防止焦虑抑郁对患者产生不良影响[4]?

焦虑和抑郁的原因主要有：○1家庭原因，患者可能是因为家庭不幸福或者婚姻破裂，在生产分娩时存在恐惧心理，担忧胎儿能否很好的融入到家庭中去[5]?○2经济因素，患者可能是因为在临产分娩时，担忧家庭无法承担胎儿的抚养费用，或者担忧胎儿能否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下成长[6]?○3学历因素，患者由于学历较低，可能对于医疗认识不足，产生不必要的忧虑，据不少数据显示产妇的文化程度与焦虑抑郁呈负相关?○4工作因素，不少患者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很容易导致患者情绪紧张，进一步加剧焦虑抑郁症状?○5年龄因素，有不少产妇因为年龄过高，担心在分娩后，会对自己和胎儿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要做好患者的护理干预工作，在产前和产后分别对患者进行宣传教育，讲解妊娠?分娩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并及时与患者进行交流，了解患者的困惑，并及时针对患者的困惑进行解答，教导患者一些基本的婴儿护理常识；充分认同产妇的观点，规范产妇的饮食习惯，鼓励产妇多摄取高营养的物质，以鱼?牛奶等食物为主，补充蛋白质，加强产妇的营养；做好产妇伤口处的护理，及时进行清洗杀菌，防止伤口感染；及时与患者进行沟通，鼓励患者合理的进行运动，帮助子宫收缩，促进伤口愈合，还要保证患者的休息时间，防止患者过于劳累?

综上所述，及时的对产妇进行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稳定产妇的情绪，减少产妇焦虑抑郁发生的概率，提升产妇的治愈率，所以，理应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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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 篇7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0年11月-2012年11月在我院小儿外科住院治疗的50例急腹症患者家属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29例, 女21例;年龄28～65岁, 平均年龄 (43.43±7.56) 岁。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系列问卷对符合书本研究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研究对象进行测评。在实施调查前, 先对本研究问卷调查员进行培训, 调查员经过笔试考试和专家面试考核合格后再对患者开始实施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时间为患者出院时。在问卷调查时, 向患者说明本研究“仅作科学研究、完全保密”, 让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如实填表, 提高本研究结果的真实性。笔者发放50份问卷, 回收问卷时由调查员对问卷进行认真核对, 重点查看问卷的完整性, 剔除无效问卷, 回收50份问卷, 问卷回收率为100%。

1.2.2 调查工具和评价方法。

(1) 自编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 (无工作、有工作) 、婚姻状况、性格、经济状况、住院费用类别、工作压力、经济压力、月固定收入 (无收入、有收入) 、居住地区 (城市、农村) 、患者家属对疾病的认识程度、患者年龄、患者起病形式、患者疾病预后、患者基础疾病、患者急腹症史等; (2) 焦虑自评量表[3]:该量表用来评估患者家属焦虑情绪水平。量表标准分≥50则认为患者有焦虑情绪, 50～60分则认为是轻度焦虑, 61～70分则认为是中度焦虑, ≥70分则认为是重度焦虑。 (3) 抑郁自评量表[3]:该量表用来评估患者家属抑郁情绪水平。量表标准分≥53则认为患者有抑郁情绪, 抑郁指数=抑郁总得分/总分满分 (80) , 指数<0.5以下则认为患者无抑郁, 0.5～0.59则认为患者轻度抑郁, 0.6～0.69则认为患者中度抑郁, ≥0.7则认为患者重度至严重抑郁; (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 [3]:该量表由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因子组成, 共有10个项目, 每个项目均按照1～4级评分进行, 该量表得分越高则社会支持状况较好; (5)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 (PSQI) [4]:该量表由18个条目 (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催眠药物、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和睡眠质量等7个成分) 组成。PSQI总分≥8则认为患者存在睡眠问题; (6) 汉化版简明健康调查量表 (SF-36) [5]:该量表原来评估产褥期妇女的生活质量, 该量表包括8个维度 (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疾病、一般情况、精力、社会功能、精神健康、情感功能) 。量表满分为100分, 得分越高则说明患者家属生活质量越好。

1.3 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t检验和χ2检验。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绪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α入=0.05, α出=0.10。

2结果

2.1 急腹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和得分情况

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平均标准分和抑郁平均标准分分别为 (55.21±5.37) 分和 (56.14±5.31) 分, 有21例有焦虑情绪, 占42.00%, 轻度焦虑15例, 占30.00%, 中度焦虑4例, 占8.00%, 重度焦虑2例, 占4.00%;有24例患者有抑郁情绪, 占48.00%, 轻度抑郁17例, 占34.00%, 中度抑郁5例, 占10.00%, 重度抑郁为2例, 占4.00%。

2.2 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绪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分别以急腹症患者家属有无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性格、经济状况、住院费用类别、工作压力、经济压力、月固定收入、居住地区、患者家属对疾病的认识程度、患者年龄、患者起病形式、患者疾病预后、患者基础疾病、患者急腹症史、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对支持的利用度、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PSQI总分和SF-36量表总分等为自变量赋值后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α入=0.05, α出=0.10, 结果发现:患者家属文化程度高、急腹症患者家属对疾病了解程度、患者家属主观支持分高、患者家属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SF-36量表总分高和患者疾病预后好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焦虑情绪保护因素, 而患者患病对工作影响大和患者家属有睡眠问题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焦虑情绪危险因素, 患者家属文化程度高、急腹症患者家属对疾病了解程度、患者家属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和SF-36量表总分高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抑郁情绪保护因素, 而患者家属工作压力大、患者患病对工作影响大和患者家属有睡眠问题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抑郁情绪危险因素, 详见表1、2。

3讨论

本研究笔者采用自编问卷、抑郁自评量表 (SDS) 、焦虑自评量表 (SAS)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 (PSQI) 和汉化版简明健康调查量表 (SF-36) 对2010年11月-2012年11月在我院小儿外科住院治疗的50例急腹症患者家属进行测评, 探讨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绪现状和影响因素, 结果发现: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平均标准分和抑郁平均标准分分别为 (55.21±5.37) 分和 (56.14±5.31) 分, 有21例有焦虑情绪, 占42.00%, 轻度焦虑占30.00%, 中度焦虑占8.00%, 重度焦虑占4.00%;有24例患者有抑郁情绪, 占48.00%, 轻度抑郁占34.00%, 中度抑郁占10.00%, 重度抑郁占4.00%。可见, 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绪较明显。在关注急腹症患者治疗方案和疗效的同时, 还要关注急腹症患者家属的焦虑抑郁情绪, 减少患者家属的心理健康状态影响医疗措施的落实的发生。

本研究经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患者家属主观支持分高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焦虑情绪保护因素, 患者家属工作压力大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抑郁情绪危险因素, 患者家属文化程度高、急腹症患者家属对疾病了解程度、患者家属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SF-36量表总分高和患者疾病预后好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保护因素, 而患者患病对工作影响大和患者家属有睡眠问题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危险因素。考虑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1) 患者家属主观支持分高意味着患者家属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状况越好, 能够有效的避免因自身感觉孤立无助而出现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 (2) 患者家属文化程度高能够正确对待患者患病, 对患者的疾病有正确的认识, 同时, 能够正确认识患者手术这一治疗措施, 对患儿手术治疗整个过程也有更为详细的了解, 能够有效的避免患者出现盲目担心和恐惧, 减少焦虑抑郁情绪的出现; (3) 患者家属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高意味着患者家属的社会支持状况越好, 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能够有更多的人一同分担患者住院期间的所有问题, 避免孤立无助而产生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 (4) 患者家属SF-36量表总分高意味着患者患病对患者家属的影响相对较小, 患者家属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患者患病, 减少患者家属出现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 (5) 患者疾病预后较好能够明显减少患者家属出现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 (6) 工作压力大的患者家属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考虑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患者突然患病, 加剧了患者家属的压力, 严重影响患者家属原本正常有序的生活, 导致患者出现抑郁情绪。

综上所述, 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情绪普遍存在, 其焦虑抑郁情绪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医护人员应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加强对急腹症患者家属健康宣教和社会支持, 避免其家属出现盲目恐惧和过度担心, 减少焦虑抑郁情绪的出现。

摘要：目的:探讨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绪现状和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编问卷、抑郁自评量表 (SDS) 、焦虑自评量表 (SAS)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 (PSQI) 和汉化版简明健康调查量表 (SF-36) 对2010年11月-2012年11月在我院小儿外科住院治疗的50例急腹症患者家属进行测评,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找出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结果:急腹症患者家属的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为42.00%和48.00%,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患者家属主观支持分高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焦虑情绪保护因素, 患者家属工作压力大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抑郁情绪危险因素, 患者家属文化程度高、急腹症患者家属对疾病了解程度、患者家属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SF-36量表总分高和患者疾病预后好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保护因素, 而患者患病对工作影响大和患者家属有睡眠问题是急腹症患者家属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危险因素。结论:急腹症患者家属焦虑情绪普遍存在, 其焦虑抑郁情绪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医护人员应该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减少焦虑抑郁情绪的出现。

关键词：急腹症,家属,焦虑,抑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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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官兵抑郁、焦虑情绪调查研究 篇8

资料与方法

2015年1-12月收治高血压老年患者150例,均符合以下标准:(1)诊为原发性高血压: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标准;(2)未服用或至少停服降压药物2周以上;(3)排除有恶性肿瘤、急性脑血管意外、急性感染、严重心脏、肝脏、肾脏功能不全、痴呆、精神疾病家族史、突发家庭变故、文盲、服用精神药物及不能配合者;(4)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记录患者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心率,并抽取肘静脉晨血10 m L,检测生化指标。

研究方法:心理测试由两名评定者对患者进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的测定,由两名评定者分别独立评分,采用交谈观察法。将HAMD评分≥20分或HAMA评分≥14分的患者归入试验组,其余为对照组。动态血压监测方法:采用北京美高仪MGY-ABPI Version型24 h动态血压监测仪。白昼(6:00~22:00)每隔30 min,夜间(22:01~5:59)每隔60 min自动充气1次测量,24 h内有效监测次数均>获得次数的80%。记录并统计分析如下指标:(1)24 h平均舒张压(24 h MDP),24 h平均收缩压(24 h MSP);(2)夜间平均舒张压(n MDP),平均收缩压(n MSP);(3)白昼平均舒张压(d MDP),白昼平均收缩压(d MSP);(4)两者夜间下降百分率:(白昼均值-夜间均值)/白昼均值×100%;(5)血压负荷值:24 h内收缩压或舒张压达到和超过140/90 mm Hg(白昼)或130/80mm Hg(夜间)次数/24 h血压测定总次数×100%。正常值参考标准:白昼平均值<135/85 mm Hg,夜间平均值<120/70mm Hg,24 h平均值<130/80 mm Hg,夜间血压均值比白昼血压均值低10%~20%。评价指标:正常节律(杓型):夜间血压下降率≥10%;节律异常(非杓型)≤10%。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0.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临床资料、生化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两组动态血压参数比较试验组24 h、夜间平均收缩压,24 h及夜间收缩压、舒张压负荷值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试验组血压呈非杓形达46.9%,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2,3。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bP>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bP>0.05。

讨论

高血压是导致老年人充血性心力衰竭、脑卒中、冠心病、肾功能衰竭、主动脉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升高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焦虑、抑郁可作为影响高血压的因素之一[5]。焦虑抑郁与高血压相互作用,使病情复杂[6]。焦虑抑郁在高血压的发病中有重要的间接的行为学以及直接的病理生理学影响,存在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张力平衡失调及下丘脑功能紊乱,儿茶酚胺释放明显增高,使血管紧张性增加,阻力加大,血压升高;并可因过度觉醒状态的发生,使夜间血压增高[7]。

本次研究可见,焦虑、抑郁情绪可增加老年高血压患者动态血压水平和非勺型血压的发生率。而靶器官受损也与动态血压负荷值增高相关,心血管疾病与血压变化相关,显著影响靶器官损害。因此,老年高血压患者更应注意焦虑、抑郁情绪,加强心理指导,必要时可采用抗抑郁药物进行干预,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

参考文献

[1]段书,肖晶,赵水平,等.抗焦虑治疗对高血压病伴焦虑症状患者血压和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16(2):205-207.

[2]苏琳,王岚.综合心理干预对老年高血压伴抑郁焦虑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7):1477-1478.

[3]Gafarow VV,Gromova HA,Gagulin IV,et al.Arterial hypertension,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Stroke:Risk of development and psychosocial[J].Alaska Med,2007,49:117-119.

[4]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1,39(7):579-616.

[5]龙本栋,区丽明,陈剑,等.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焦虑抑郁障碍现状调查[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0,16(2):144-145.

[6]李婷,段书.焦虑抑郁与高血压的研究进展[J].医学与哲学,2012,33(5):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