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精选3篇）

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篇1

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摘要：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儒学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一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增删损益的文化,免不了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即精华与糟粕并存,带有明显的两面性,对后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对儒家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予以扬弃,加以合理利用,与时俱进,使其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关键词：儒学

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儒学自春秋形成、战国蔚然大宗，秦朝受到重创，实质也历经了三次大的改动——董仲舒的神学诱导，宋理学的伦理开掘，明心学的人性推崇。通过封建统治者官方的传播，儒学对于国人性格的影响也日渐深刻，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性格。所谓民族性格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里某一群体的稳定的、共同的性格。因此社会文化是影响民族性格的主要因素。儒家思想是构成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显示了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巨大影响力，中华民族的性格也成为中国儒家思想的精神表现。

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其在人类文化上的先进性和发达日益减弱，失去影响力，甚至有人认为儒家的道德文化面对着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进攻已节节败退。国人对其影响力甚至核心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和摒弃。但我认为，儒学的发展还是尤其必要性和魅力所在的。

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孔孟时期的儒学更多是道德层面的教化和规范。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思辩化，政治制度层面的作用和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而张岱年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中评价道：“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理学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具体而言，儒学对于民族性格的养成，首先是通过道德规范做人的原则，即儒家的所谓修己善人的做人之道，主要内涵是做人要“诚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处世”，在这一儒家思想下形成了相应的性格特征。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儒学作为民族精神的依托，相对而言，是一种前宗教的史文化。于西方神学比，它指向现实的生命。于史学比，又讲敬天畏神而保民；相对于道家，它恻重从外在修持人性。儒家的真正精神在于：敬畏历史而升华出的宇宙观；推己及人的人生价值观；融通为中、不变为庸的世界观。

所谓“诚以立身”即对自己要讲诚明。中国儒家思想认为做人的首要步骤是修己，“修己重 于善群”，《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修身便成为做 人的根本。而修身的原则是诚明，即做人要不昧良知，明辨是非，不欺世、也不自欺，更不能文过饰非，要“内省自讼，言行相符”、“过勿惮改，迁善齐贤”。其修身的主要方式挂内省，主张多做省过察非的体认。曾子每日三省吾身，成为人们世代效仿的榜样。儒家认为内省具有力图对自己的优缺点多加分析，谈到摒弃私欲，辨明是非的目的。所以修身即要做到自勉、自强、自信、自得，同样一即薯伸省、自反、，克己、律己。人们在这种“诚以立身”思想观念的影响就逐渐形成了人们向善避恶、引咎自责、严于律己、谨慎小心、瞩想沉思的性格特征。

“仁以待人”即对人要讲究仁爱。中国人历来重视人群的和睦关系，儒家思想的五伦可 以说是中国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五伦”的主旨是指提倡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兄友弟 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也就是说人际关系要建立在仁爱道义的基础之上。囚此善群的原 则是要仁义，并且要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家庭生活中，要以慈孝友爱为原则;在学校 生活中，要以敬爱勤勉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要以诚信谦让为原则;在国内生活中，要以 公忠精诚为原则;在国际生活中，要以平等博爱为原则，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挚和谐的人际 关系。儒家告诫人们要善群，就是要养成曲己成人的风范。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虚心，不炫 耀自己，能容纳不同意见，特别是小辈在长辈面前更要注意谦逊，但过分谦逊使人虚伪和心态失衡。其二是要体凉他人，能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不应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子 人”。三是要与人合作、互助，要能随合他人。四是能宽恕他人，不苛责别人，不怀恨结 怨。尤其是人们在与他人发生利害关系时，常因利而感恩，因害而结怨。孔子则主张以德报怨，要“施恩不望报，受冤不记仇”，“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儒家在与人交往时，更多地要求个体如何去适应、附随他人，强调以“让”求和谐。这样就造成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谦逊、互爱、同情、克己、容忍、施惠、互助的性格特征。

“公以处世”即在处理事物上要讲究公正。在处理事物时要能选择好执中持平的焦点，即要把握是非曲直的标准，要讲究公道，一注重公德，化私为公，而不能以公谋私。总之做事要合情、合理、合法，才能做到公正廉明。在这种“公以处世”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诚实、正直、公私分明等良好的性格特征。

中国人大都喜欢遵循中庸，无论是对人、对事、对己都避免对立，采取中和，不走极端。保持中庸之道在待人接物中便成为不偏不倚的中庸，在立身处世上便成为进退有节的执中，在修养身心上便成为参赞化育的中和。总之中庸之道使人在行为方式上要讲究均衡性，中规中矩，执中持平。然而儒家中庸思想对民族性格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中庸之道具有一定的心理调节功能。在情绪方面中庸即是要学会克情制 欲，防止和抑制过激情绪的产生，学会用理智去克服情绪，保持平衡的心境，这些都形成了 中国人清心寡欲，恬淡平和的心理特点。在个人修养上中庸思想表现为能够取长补短，防止 以己之短、忌人之长，或以己之长蔑人之短，减少人我之间的嫉妒与欺骗等不良情绪的产 生。在逆境中，中庸能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对自己的利害看得淡，对 一时的得失看得轻，对任何恩怨放得开，对一切是非辨得明，而不沽名钓誉，爱慕虚荣，从 而摆脱消沉情绪的干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庸之道防止了不良的偏激情绪的产生，维持了 人的静态平衡的心理状态，有利于身心健康。

从消极方面看，中庸造成了我国民族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在修己上，它告诫人们要安分 守己，不做冒险之事，教人不要去突破旧有的藩篱，制造合理的新规范，而要人们小心从 事，不急躁。做人要“平常”，要看重集体利益，不应突出个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人生哲学往往使人们畏缩不前，处事老成，使民族性格趋于平均化、规格化、一体化，而缺乏个性。在善群上，过分强调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吕新吾在 《呻吟语》中说的“不与善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间傲人争 礼，不与盛气人争是非。”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处世上，主张“听天由命”、“知足常 乐”的宗旨，对自然界采取敬畏、顺应的态度，而在是非曲直上，中庸之道虽代表了公平正 直的精神，但由于常被人误解，使得中庸变成放弃原则、和稀泥的根据，造成中国人对很多 事情轻易不发表看法，不表态，不流露感情，对问题经常是含糊其辞，模梭两可。“是非只 因多开口”被奉为多少人的经验之谈，表现出对问题采取迥避式的自我保护态度，甚至随波 逐流。

总之，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下，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安静平常、含蓄内向、安分守己、保守 顺应、明哲保身、不求进取的性格特征。

中国历来注重家庭，把家庭视为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在封建社会中家庭是儿童的主要教育场所，社会文化通过家庭对儿童发生影响，因而家庭教育也成为民族文化传递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样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是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下来的。在家庭中子女养育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观念。中国人历来注重孝道，不孝被视为天理难容的事情，因此儿童从小就被培养如何去孝敬长辈。父母经常给儿童讲‘些子女如何尽孝的故事，如《孝经》和《廿四孝》，教导子女对父母要尊敬、顺从，不要怨恨父母。象“单衣顺母”那样，即使父母虐待孩子，孩子也不能怀恨，反而应更好地对待父母。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子女对父母绝对权威的反抗是被禁忌的。在中国家庭中，子女的一言一行都要遵循“孝”这一伦理观念。家庭成员很少追究上下辈的谁是谁非，只求避免家庭内的亲子冲突，子女对父母是盲目地妥协。这种“孝道”一方面培养了子女敬爱、体谅长辈及他人的品德，同时也造成了顺从、以德报怨的性格品质。

第二方面内容是功名思想。中国父母都望子成龙，希望子女为其扬名。在儿童进入学龄期以后，父母就严格要求儿童开始读书，并灌输一些功利思想，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思想。同时给子女讲述一些激励他们勤奋、刻苦、上进的故事，如“头悬梁、锥刺股”、“铁柞磨针”、“囊蟹读书”等。父母通过培养子女勤奋好学的性格，来实现“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的愿望，而对子女来说实现父母的愿望也是“孝”的表现之一。第三方面内容就是做人之道。这是封建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父母要想使子女今后能立足于社会，就必须教导其尊从当时社会奉行的规范。因此孩子长到四、五岁时，开始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三字经》，进行初步的道德规范熏陶，以后又读四书五经，系统地进行各种伦理道德规范的教育，教导他们如何诚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处世、健以接物。

由以上可以看出，教育内容多是训导式的，偏重于伦理道德内容，这一特点也显示在儿 童故事当中，使得中国儿童故事缺少西方童话故事内容中的幽默、滑稽、幻想、冒险的成 分。如我国传统流传下来的故事多是“孔融让梨”、“程门立雪”、“芦荻当笔”等，而西 方流传的故事多是象“爱丽丝游记”、“白雪公主”、“睡美人”等富于浪漫色彩的故事。中国父母只知道教育儿童如何尊从古训和传统的行为规范，很少去讨论孩子们的想法以及他 们对将来的幻想，很少鼓励他们发展好奇心和创造力，使儿童从小就形成了墨守陈规、顺从 听话的性格，而缺乏冒险性和创造力。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是一个向善、乐群、好学 的优秀民族，表现出勤奋刻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诚实谦逊、谨慎小心、含蓄内向的性 格特征，同时也具有依赖顺从、多虑退缩、因循守旧、思想刻板、乐天知命、世故冷淡等不 良的传统民族性格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儒学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依然有学者认为，如何合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因素，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人的精神历史依托与根的延续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篇2

公元前3至2世纪左右, 先进的大陆文明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 与高度文明发展密不可分的农耕文化也在日本首次出现。同时, 日本由石器时代进入到了铁器时代, 给日本文化史上带来了划时代的意义。由于首次传入了以使用金属工具和水田耕作为主的农业技术, 日本进入了以种植稻米为基础的农耕社会。

农耕文化的产生是人类文化史上巨大的进步。稻耕文化传入日本列岛, 给日本文化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和变化。日本社会从绳文时代进入到弥生时代。这种变化, 是在外来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实现的。作为中国先进文化之一的稻耕文化, 由传播者带到了西日本的各个地方, 然后逐渐普及到日本东北部和东日本。由于农业的发展和铁器的使用, 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二、稻耕文化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影响

1、集团意识的形成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 日本人的性格里有较强的集团倾向。究其原因, 自然与岛国的孤立性、民族同一性有很大关系, 同时也与稻耕文化密切相关。由于日本国土狭小, 山地居多, 可耕面积也十分狭小有限, 平地多在山下水边, 且日本气候多雨潮湿, 不适宜大田旱地耕作, 在引进农耕后只能以水稻为主。稻作的特点就是灌溉, 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水田耕作。过去的水田耕作都是一些小规模的灌溉, 很少直接从河里面引水灌溉。所以虽说是小规模的灌溉, 但是也要进行挖渠、开通水路、引水灌田, 有时还要建设水库、蓄水池等储水设施, 需用不少的人力, 于是人们就组成小的合作团体, 进行共同耕作。因此水田耕作要以共同作业为前提, 以共同作业为基础形成了稻作共同社会。水田的规模逐渐扩大, 稻作生产也进一步发展。基于协同作业的传统, 建造桥梁、修筑道路也是大家齐心协力来完成。

在稻耕社会里, 日本人的文化心态也是独特的, 通过生命一体感、“和”的精神、礼仪等方面, 最终形成了日本社会特有的集团意识。所谓集团意识, 或称为集团主义观念, 就是以无比强烈的归属感为基础, 个人对所属集团竭尽忠诚、无私奉献, 并作为该集团的成员与他人保持行动上的一致, 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熏陶, 处于集团内部的人们所形成的一种心理素质。当今, 这种集团意识的行为方式被企业和各团体所采用, 重视与他人的协调被看作是日本特有的集团性。

2、敏感性的形成

受稻耕文化的影响, 日本人还培养出了敏感性。水稻的种植从育种, 插秧, 收获, 脱壳这一过程, 是需要有农民的细心处理与观察的, 如果有一丁点儿的疏忽, 一年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并且, 为了不错过耕种的好时期, 经常要预测季节的变化, 并且提前做好准备。为了把握季节的变迁, 人们便会观察自然景物的变化。在日本比起观测天体, 人们通常会观察地上的自然物。通过捕捉自然界的变化而知道季节的变化, 人们把这种方法叫做自然历。根据这样的节奏, 把一年分为几个部分, 并在相应的部分举行相应的活动。这样培养出了日本人对于季节的敏锐感, 也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敏感性。

日本人的这种敏感性涉及到文学, 艺术, 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日本文学特有的审美观点“伤感”“深邃”“悠闲”“优雅”“精粹”都是由这种敏锐感而产生的。每个民族都有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细微感触, 但是像日本人这样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这条历史长河中, 他们通过敏感性而产生的审美意识一直占支配地位这种特点, 可以说是日本人特有的特征。川端康成在《在美丽日本居住的我》一书中写道, 与大多数整齐建造的西式庭院相比, 日本的庭院则大多不很匀称, 而这种不匀称比起那些整整齐齐的建筑可以表现出更多、更广的东西。当然, 这种不匀称性是与日本人的敏感性相协调的。所谓的“山水”既是指山和水, 也就是自然的景色, 山水画, 也就是风景画的意思, 更深层则表现出了古雅, 孤寂, 朴素的意思。在尊崇幽恬, 幽雅的茶道方面, 与其说它隐藏了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倒不如说在这个极为狭小, 素朴的茶室中寄托了无边的广阔与无限的优雅。日本人这种敏感性不仅仅表现在庭院, 绘画, 茶道等方面, 而是渗透到日本艺术的各个角落。

3、勤劳性的形成

水稻的种植对于日本人劳动意识的形成有很大影响。饭冢浩二针对水稻的种植与劳动的关系作了以下论述:水稻的种植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 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如果耕种全部是需要男性, 则同样重要并且费时的工作:插秧、除草、收割、脱壳等就可以让家里的女人和孩子来干了。也就是说水稻的生产如果没有这样重复的劳动, 就不可能有收获。

日本处于温带的中间, 并且比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在环境上更具有优越性。比如说, 日本也有像洪水那样的自然灾害, 但并不是每年都发生, 而是隔3、4年发生一回。如果认真的劳动, 便会从自然那里得到回报。中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 中国的北部与中部每年灾害不断, 每隔3、4年才能免受一次灾害。中国南方的水稻种植圈有着富饶的土地, 充足的阳光和降水量, 但却又不得不依赖天气的状况。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 像日本这样的自然环境, 人们只要不松懈认真地改造自然, 便会从自然那里得到回报。由于日本人充分认识到从自然中所获得的收获与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日本人相信努力是会有回报的。人只要下功夫, 努力了, 就会克服环境中的不利因素, 粮食还有增收的可能。于是, 日本人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实行尽可能丰产的集约型农业。由于勤奋会得到回报, 于是逐渐形成了“勤奋才是最好”的伦理观。日本人被誉为世界上最尊崇劳动的民族之一, 这种民族气质则是以这种农业经验为基础而形成的。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道德规范两面性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行成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性善为出发点的人伦文化,以和谐为价值观念,为实现圣贤的理想人格构建了一套以仁、义、礼、智、信“五常德”为基本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留下了丰富的道德精神财富,发挥着较强的道德教育功能。但其消极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 儒家文化对国人性格的积极影响

1.1 以集体为本位,强调整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儒家德育推行的基本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在这种以天下利益为重的整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和追求“廓然大公”高尚境界的道德要求。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成为人民所尊奉的道德品质。

1.2 “以仁爱为木,强调厚德载物”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儒家文化的中心是“仁”。 “仁者,爱人也”,“仁”也是其最深层次的本质和灵魂,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孔子认为,“仁”是儒者行为中最重要的德行,它一方而强调为别人着想,另一方而强调自我约束。这种思想不仅提供了人我关系的准则,同时也是实行这一准则的普遍方法论原则。

1.3 重视家庭伦理,强调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人伦在儒家文化中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一是指处在人伦关系中的人们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种人伦关系一方而强调下对上的尊亲、孝、敬、恭等道德责任和义务,另一方而同样强调上对上的礼、爱、慈、友、宽等道德责任和义务。抚养子女、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要求。“孝”被称为一切道德的根本,是所有“教化”的出发点。

2 儒家文化对国人性格的消极影响

2.1 崇古心理

不论哪朝哪代,不论说话办事,国人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子曰诗云,尧舜汤周一番,总是要竭力从历史的尘埃里找到依据,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合乎正道,才是正确的。在国人的心理好象越久远的东西越好,越有价值。殊不知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要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都要随着进步和时代的变迁而与时俱进,未必就是今天的不如过去的好,否则,何以谈进步?何以谈发展?

2.2 轻商心理

轻商的实质是仇富。曾几何时,国人还把商业经营看成是一种下三滥的勾当,诸如“十商九奸”、“无商不奸”、 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钱本来是个好东西,有了钱可以办自己想办的许多事,可是国人硬是耻于赚钱羞于谈钱,如此说来,这就不单单是轻商仇富了,简直就是虚伪!这种对商业和对商人的轻视,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商业发展,又由于没有商业的刺激,使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也深受其害,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主,才能蒸蒸日上。

2.3等级心理

等级心理造就媚权心理,它的衍生物就是奴性的根深蒂固。受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官官民民”的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官民有别等文化的长期毒害,使得国人一旦当了官有了权,别管官权大小就知道显摆弄权、以上欺下、仗势欺人、以权谋私,使得国民的平等、民主、人格、尊严等意识和心理严重错位和缺失。

3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