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市场的逻辑有感（共7篇）
读市场的逻辑有感 篇1
逻辑的世界
——读《小逻辑》有感
内容摘要：逻辑学是哲学的基石，黑格尔的逻辑世界由三部分组成：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但是这套逻辑体系并不是最完美的，他也有着自己的缺点及不足。关键字：存在本质概念反思
在拿到这本书后，看到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是世界上最深奥但也是我们最需要读的书”。起初有些不以为然，这本书有这么好吗？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的好奇，这是一本怎样的书，能得到编译者如此高的评价？于是我翻开了它，在这些较为晦涩难懂的字眼里开始了我的哲学旅程。
在我的眼里，逻辑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字眼，记得高中时我的老师曾说过，“逻辑”源于希腊词“logos”，最早出现于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指的是世界的普遍规律性，是“支配一切的原则”。而黑格尔的逻辑世界与我的认知相比又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更全面，更严密，更令人信服。
在这本书的开始，黑格尔首先谈到了哲学的性质。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现实事物的思维者的考察，人之所以为人，全凭思维在起作用，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对于我而言。映像最为深刻的当属哲学是个圆圈的理论，这个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观点不谋而合。紧接着，黑格尔为我们解释了一些他眼中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如精神、思维、理念以及思想与客观性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在这之后，这位伟大的哲人开始向我们描述属于他的逻辑世界。
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存在的概念是直接的、抽象的，他认为包括质、量、度三个环节。质是指事物直接存在的规定性。量是指事物存在的外在规定性。质与量的统一便是度，度是有质的量。本质的概念是间接的矛盾的，包括本质自身、现象和现实三个环节。概念表现为成双成对、相互联系的反思关系，对立双方互相排斥、相互转化，表现为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统一。包括主观性、客观性、理念三个环节，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统一。这就是黑格尔思考世界的逻辑体系大厦。
如何认识事物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所共同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与黑格尔的是基本一致的。什么叫本质？
本质，是存在背后的。是靠反思才能得到的。是事物的过去或曾经萌芽状态。同时也是事物内部所涵有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追问本质，如现象，物，社会，精神等。亦即追问其起源或内涵。那么怎么去认识本质，或本质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与别于存在，存在背后的，就是本质。但是存在背后的就跟存在就彻底决裂
了吗？显然还不是，所以本质就是在存在内，又与存在同一的。但是这样说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么？不能，因为我们要了解现象，现实，还有物，是怎么来的。物的来源，我认为是反思，看得见摸得着是物，可是物的背后靠思维来确定。就是实存的根据。我们触摸大理石，我们能够感到硬度和体积，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物。形式本身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圆或方，都不影响质料，但是反过来形式可能摆脱质料么？不可能。对吧。所以形式包含质料，所以它要更高级。形式不是抽象的那形式，那种形式是几何。但物理学的形式就丰富化多元化了。由此形式扬弃自己，并形成另外的形式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形式范围。而且一个物的持存的实在性，即说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范畴，就必须依赖这个形式所及的范畴，那么我有理由给他新的独立的界说——现象。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感知世界里，我们发现，其自身无论怎么变化，都是现象的变化。因为他本身就不是纯形式，而是包含质料的形式界。本质作为反思，存在作为直观，是直观还是反思，是直接接受还是先怀疑一下等等，都是主观取舍的问题。
但在文中也有许多令人费解的东西，比如说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凡是合乎理性之物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之物都是合乎理性的”。理性代表着秩序、法则、公理和规范，但是现实之物却存在着许多不合乎公理，不遵守法则之物，如何将其看成理性的产物？对于现下的各种社会现象，如几天前的小悦悦事件中所看到的世态炎凉，这是社会的现实没错，但如果这也是合理的，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还有什么继续呆下去的意义？再比如说之前一直比较火的网络流行语“我爸叫李刚”，他生生的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腐败无处不在！这样的现象如果也是合理的，那叫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情何以堪？
除此之外，上帝是黑格尔哲学中一直不变的一个存在，这体现了黑格尔坚定的宗教信仰，但与此同时也令我比较困惑。对于一个没有宗教教信仰的人来，这些有关上帝的观点都比较没有说服力。许多人都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这种观点真的有失偏颇，没有宗教信仰并不代表着没有信仰，一种理念就是一种信仰。
哲学是一个很奇妙的世界，探讨哲学永远不会索然无味。哲学因为多样而精彩，哲学的世界因为不同的观点而变得奇妙。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是深奥的，难懂的，发人深省的，但我依然无法完全认同他的观点，这就是我眼中哲学的秘密。
读市场的逻辑有感 篇2
关键词：财政负债,赤字,平衡
连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 成为当代西方经济世界的显著特征。这一遍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难题使长久以来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被认为是“斯密传统和科斯定理的延伸”的布坎南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 将交易关系嫁接到政治过程中,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而形成了一种以契约为准则的政治交易市场。由此, 布坎南从秩序和正义的塑造、宪政思想的经济价值等方面论述了建立合理有效的预算体系的重要性。在当前平衡预算信条淡化、政府支出规模不断膨胀的今天, 我国政府有必要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相关观点来促进财政活动的科学化和有效化。
一、核心思想概括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 是作者不同时期论文的集合, 其内在逻辑往往贯穿于公共选择的整体过程中。其中心思想为:第一, 本书是公共选择选派的代表作。布坎南将经济学中的交换范例和经济人假设引渡到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来。官员、政治家和公民如同市场经济中供求的双方, 统一于完整的政治市场中。而这其中, 秩序的形成对政治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而良好的秩序来源于公众的普遍同意。只有在交换中自发产生并得到全体认同的规则才能体现政治民主和自由。而元规则—宪法, 作为政治市场的最高契约, 是民主政治过程的制度保证并且不能轻易更改。因此, 布坎南极力强调宪法改革的必要性。第二, 在制度改革中如何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效率的问题上, 布坎南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论述了权利、效率和交换的关系。资源的交换和高效率的实现需要良好的一致通过的制度安排, 而实现的充分条件即为公民拥有自由权利。另外, 作者亦讨论了个人以国家为中心的道德共同体、国家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秩序和人人自私自利的道德无政府状态。第三, 布坎南表达了一个类似罗尔斯的公正观。作者通过从政治化混合经济中抽象出的市场经济出发, 认为决定分配结果的最重要因素是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四个因素中的努力。公平原则所要保证的是个人出发地位的平等。即使这种公平可以通过转让税、教育等方式努力达到, 但这样的公正规则也会有不利方面, 尤其对强者。在平等对待模式中, 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应作为分配和再分配的准则。第四, 布坎南从财政的道德限度出发, 认为赤字财政是社会道德可行性边界的外移。由于长时间所奉行的凯恩斯主义, 社会充斥着个人挥霍和公共挥霍的价值观。债券的大量发行一方面造成挤出效应的出现, 另一方面是出于政府自身规模扩张的需要。政府举债投资所获得的收入是进行再次投资而不是用于还债。在福利国家, 政府负债现象更为严重。布坎南甚至认为要舍弃福利国家的概念。第五, 布坎南分析私人、代理人和集体三种选择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纯粹个人投票结果的相加导致政治结果的自发出现。契约论者强调自由的制度保障和宪法框架下的民主。关于如何设置民主限度, 又回到了宪法设计问题上了。
二、布坎南的负债和赤字理论及产生背景
道德作为一种部落遗产, 常常反映我们的共同意识。而凯恩斯被看做是道德的革命者, 推翻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化进程中形成的预算平和规则和道德秩序, 将财政赤字这种种族本能释放出来。凯恩斯论述“财政节俭的悖论”, 导致社会挥霍和个人挥霍盛行。而道德秩序的推翻, 很难再以恢复, 只能在政治过程中寻找更为正式的规则。作者认为举债等于破坏了资本的价值。其基本逻辑是发行债务会剥削资本价值, 进而摧毁资本价值。但为什么政府对着仍然乐此不疲?原因在于总量幻觉的存在:自己欠自己的债。所以布坎南讨论了“两人共同体”的概念, 一方牺牲资源的使用权而享用的是另一方, 最终是社会总资产的损失。压制经常性消费而清除债务等于创造资本价值。另外, 政府通过拖欠债务或者大量发行货币而征收通货膨胀税, 只会带来政府净价值的下降, 并最终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实质是“每一张美元公债用于福利, 国家已经把其安危押在公债上。”在公债的归宿和享用关系上, 现在的民众承担负债, 而将来的民众是受益者。另外, 在其《经济学家论赤字》一文中, 认为影响经济学家们分析的三个因素: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总量分析谬论、仁慈的君主专断模式、不能正确运用机会成本理论。
布坎南此番理论产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即是西方国家赤字财政大行其道所造成的政府资本负担和经济破坏严重。那么西方为什么将赤字财政作为一种常态呢?其一在于古典平衡预算体系的崩溃。20世纪30年代, 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空前的经济危机, 传统经济理论对此束手无策。此时,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顺势出版。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只要能够提高有效需求, 资本主义就能重现繁荣。而这一切需要通过国家干预实现。国家干预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实现赤字财政政策, 增加政府支出, 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其二在于选民和政治家作为“经济人”的双向选择。从经济人假设出发, 选民会选择那些对自己利益比较大的政策, 而政治家也会这么做。财政支出的减少最明显的影响是公民收益的下降, 而政治家们是不愿面对这种情况的。同时, 政府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 不断扩大公共支出规模。这样双重因素导致赤字财政盛行。
三、我国政府的财政负债问题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对债务管理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 负债规模不断攀升。2009年底, 我国地方和中央政府总负债为人民币15.7万亿元, 约占GDP的48%。这些负债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及债务的地方政府债务, 以及在2000-2001年期间商业银行剥离但仍体现在资产管理公司账面上的那些不良贷款三大部分。虽然说政府作为权威的公共管理机关, 其债务违约总体风险是有限的, 但是地方政府急剧扩张其资产负债规模则加大了这种风险。而在政府负债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 也暴漏出众多问题。第一, 政府隐性负债沉重。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对债务管理缺乏统一的管理办法, 管理水平和基础薄弱。我国政府的隐性债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 如难以收回的坏账、不良贷款以及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如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借贷资金, 而银行实际上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实质上是就造成了银行坏账的增加;二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我国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 政府对于养老金业务财政基础不断增加, 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隐性补贴。第二, 政府负债规模的怪圈。我国政府负债的资金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这种行为本无可非议, 与普通工商业传统做法无异。但如同很多西方政府出现的问题一样, 政府负债投资所获得的资金并未进行还债, 而是受政绩、自身前途因素的驱使进行再次投资, 而政府又不得不进行再次的举债建设。另外, 从现实情况可以看出政府负债所进行的经营性项目, 很多并非发挥自身的作用, 仅仅是一些重复的低水平的建设。政府对此的投资并未获得足够的收益。为了弥补债务漏洞, 政府往往再向其他银行借债。这难免造成了政府负债规模不断上涨。第三, 地方政府负债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突出。政府负债面临法律上的违约风险, 同时可能引发政治风险。地方高额负债首先面临的是经济风险, 甚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按地方融资总量738万亿元, 利率6%计算, 地方政府每年需要支付4428亿元利息。在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地方政府破产制度, 而且也不乏地方政府破产的案例。如美国新泽西州关闭“已经没有权力支出任何预算的州政府”, 日本北海道北部小镇申请破产等。
关于如何有效控制政府债务规模, 布坎南在书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在书中极力所倡导的有效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实质上可以看做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真理”。另外, 从现实看, 我国很多规则的制定往往是一纸空文, 成效甚微。比如:我国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入平衡的原则编制, 不列赤字”, “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 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由此观之, 规则本身制定的不完善以及执行和监督措施不得力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受控。故解决政府负债问题最根本的途径, 重点不在于银行体系改革和金融政策等, 而是规范政府负债行为的规则的有效制定, 并且要重点规范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具体而言:
建立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首先要建立权、责、利三者相统一的债务管理体制, 全部财务由财政部统一管理。由于当前分散支付制度下存在各部门多头开列账户、预算信息管理滞后、大量资金沉积等弊端, [4]因此需建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扭转当前多头举债、分散使用、财政兜底的局面。另外, 要完善政府的担保法规。凡是政府担保的债务都要纳入政府的财政计划, 逐渐实现以权责统一体系来核算政府负债。比如利用权责发生制可以对隐性预算进行核算等。布坎南在书中所强调的政府举债行为的规范化来源于民众的参与所形成的一致通过原则体现了这一点。政府相关法规的制定原则上可通过听证会等形式获得公民的一致同意。
加强地方债务资金运用过程中的管理和监控, 提高地方债务资金使用效益。书中所提“总量幻觉”思想某种程度上在民众心中有所滋生。普通个人要加强债务人意识, 通过外部和内部监督形式加强监督, 不要觉得政府所欠的债是“自己欠自己的债”罢了。要明白个人挥霍和公共挥霍在发挥机制上是不同的。
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厘清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关系。1998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而地方政府的高额负债只能说是分税制改革不彻底所造成的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不清的直接后果。现实中强县扩权、地方政府负担过重现象, 往往是其过多地承当了政府职能。事权大于财权, 这是地方政府高额负债的主要原因。
另外, 一些具体措施如建立合理的预算模式、发展和创新会计审计办法、加强金融领域资金管理等, 这些也需要当前政府去完善, 但归根究底, 仍需要合理和权威的规则和秩序来约束政府财政活动。而这, 要依赖于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政治体制的不断成熟和社会舆论的不断壮大等。所以, 也就不难理解布坎南所说的宪政经济学是最高级别的经济学了。
参考文献
[1]布坎南著, 吴良建.桑伍译.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2]陆岷峰, 张惠.政府适度负债规模的研究-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中国地方政府负债风险谈起[D].南京财经大学, 2011.
[3]王飞洋.浅析政府负债问题及其风险控制[D].安徽财经大学, 2011.
[4]樊勇明, 杜莉.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读市场的逻辑有感 篇3
一
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并未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预料或建议的那样放弃以往那种“绝对优势战略”，转而采取摆脱在欧亚大陆承担义务的“离岸制衡战略”，而是继续维系其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存在。对于那些以结构现实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大战略研究，美国的行为显然构成了一种反常现象。《霸权的逻辑》以经典地理政治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反复出现的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强国对抗的历史的剖析，探究霸权、均势与地理政治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主导性海洋国家的霸权地位与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均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以期对这一反常现象作出自己的解答。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自诞生以来，尽管屡受挑战，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究其原因，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依据对市场秩序的比附认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逻辑与国家确保自身安全与自主的意愿共同作用，导致了均势与国家“维护均势”的意愿、意志与行动无涉的反复而自动的生成。从“体系性结果”而不是从“国家的行为”来理解、解释均势的再生产构成了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体系理论而不是还原理论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
作为一种高度简约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除了对国家某些基本的预设——理性、自利，以维护自身安全与自主作为基本价值诉求，悬置了国家维护均势的意愿、意志与行为在均势体系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均势的生发与维系是单位层面的国家为维护其生存而采取的行动（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在体系层面产生的非意图后果。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就因此将均势的实现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为维护均势而有意识采取的行动置于黑箱之中。由此造成了《霸权的逻辑》所谓的结构现实主义“非时间”与“非空间”的“缺陷”。
就知识的谱系而言，《霸权的逻辑》通过批判继承地理政治学说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对“心脏地带国家”与“边缘地带国家”的界分，并结合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关于欧洲均势从来就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需要侧翼大国动员区域外资源不断进行干预方才得以维系的动态的开放体系的论断，对现实主义理论中“两种并行不悖但却又无法兼容”的思想脉络进行了辨析。
《霸权的逻辑》指出，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存有“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的理论分野。对于包括汉斯•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约翰•米尔斯海默以及克里斯托弗•雷恩在内的前者，“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生存压力必然使国家……制衡那些可能在体系中确立自己霸权地位的国家”。在以罗伯特•吉尔平、A.F.K. 奥根斯基、乔治•莫德尔斯基等为代表的后者看来，“历史上霸权国的出现往往带来体系的稳定，因为霸权国在推进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的同时，同样也将会创立一整套政治和经济上的结构及行为规范，从而实现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治理”。“从表面上看”，二者“界定的体系稳定原则（即均势与霸权）完全不同甚至相悖”。造成这一理论分歧的原因是，“二者对体系中霸权的性质及基础有着不同的界定”。均势论“揭示的那种现代世界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的陆上军事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霸权论“一般都是以主导性经济和技术性领域及海军力量等方面的绝对领先优势来界定霸权的”。据此，《霸权的逻辑》认为，“所谓现代国际‘体系’乃是由两种不同原则主导的‘体系’而构成的，即‘均势原则’主导的区域性（欧洲）大陆体系以及由‘霸权原则’主导的全球性大洋体系”。“区域性体系只有在列强间实力保持大致平衡条件下才能保持稳定，但全球性大洋体系则只有在一个主导性经济和海军强国存在的情况下才是最稳定的。”
两大体系的内在联系与互动以及相互关系的演变造就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区域性大陆体系与全球性大洋体系对霸权的性质及基础的不同界定，是造成霸权功能性差异的根本原因。这种差异经由现实主义理论所深刻揭示的“安全两难”的作用机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主要大国对于以陆权为基础的霸权同以海权为基础的霸权的不同理解与反应，并因此决定了这样两种类别的霸权在维系其权力基础时承受的风险与支付的成本的重大差异。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关系的终极问题。战争对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影响不仅在于在一个由多个合法地垄断了暴力手段的国家组成的体系中，无政府状态造就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始终处于战争的死亡阴影之下（现代条件下，所谓的国家死亡倒不见得是国家作为民族共同体及其治理手段的灭亡，而更可能是一个国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势下，外部势力对其基本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强行改造），更是由于国家终究无法摆脱为避免毁灭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所谓战争状态。作为体系属性的不确定性，经由安全两难的作用机理，强制性地限定了国家的行为：国家如果不能通过“内部制衡”或“外部制衡”对他国权力增长和霸权企图作出有效反应，将承受死亡或丧失自主的风险，哪怕国际权力格局“最终”是要恢复均衡的。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安全两难构成了国家谋求霸权的基本动力。在防御性现实主义那里，安全两难为国家权力的扩张设置了限度——对霸权的追求因他国的制衡和高昂的治理成本终将成为自我挫败的行为。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两大分支，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通过对安全两难的强调，殊途同归地彰显了任何国家都将他国谋求霸权的行为视为对本国安全与自主的根本威胁，以及追逐霸权地位所必须承受的成本与风险。
正是在安全两难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为其理论形态的简洁优雅付出了重大代价。作为抽象掉了具体时空特性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由于“忽略了技术因素与地理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的潜在涵义”，无法充分有效地理解和解释近现代国家体系中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均势体系共存的格局。
与大陆霸权不同，区域性霸权并非是主导性海洋国家成长为全球性霸权的必由之道。生产、贸易、金融和海上力量的绝对领先优势以及欧亚大陆均势构成了主导性海洋国家霸权地位的两根主要支柱。
现代条件下，主导性海洋国家在经济、技术以及军事领域内的优势地位显然难以凭借武力征服的手段获得和维持。这种地位也并不需要主导性海洋国家为确保维系其霸权基础所需资源对国际体系实行等级式直接控制。
海洋这个巨大水体的阻隔作用，军事力量的效能随距离的增加而递减的规律，大陆霸权与海洋霸权对武装力量构成的截然不同的要求，以及和平时期财政和国内体制对海洋国家武装力量构成的约束，使得主导性海洋国家几乎不可能远隔重洋取得并维系在大陆的霸权。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安全两难的效应，从而有助于塑造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基于地理的和平”，从而不仅大大降低了霸权的治理成本，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大洋另一端的国家制衡霸权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主导性海洋国家还有意识地将确保欧亚大陆均势作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在主导性海洋国家看来，欧亚大陆的资源一旦处于某个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个国家就有能力动员整个大陆的资源来挑战其经济与海权优势，并向海洋国家封闭大陆市场，从而动摇乃至瓦解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权力基础。主导性海洋国家将维护欧亚大陆区域体系的均势以及在经济上及战略上的开放性与保持在全球性大洋体系内的经济、技术和海权上的绝对领先优势视为相辅相成的两大核心利益。
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相比，大陆国家成长为世界性霸权的过程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障碍。对于大陆国家而言，取得区域性大陆体系内的霸权地位是实现全球体系内的均势乃至世界霸权地位的前提条件。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除北美地区外，除非通过武力征服或政治经济控制手段打破主权国家体系对一个国家所能够掌控的资源的约束，并有效抵御主导性海洋国家对大陆事务的干预，否则难以最终确立在大陆体系内的霸权地位。相形之下，主导性海洋国家对欧亚大陆均势有意识的维护，对于那些处于地区霸权觊觎者潜在或实在的威胁之下的国家而言，无意中提供了某种公共物品。对于大陆国家而言，一旦出现颠覆大陆均势的威胁，而大陆国家又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恢复区域内平衡时，往往需要引入区域外部主导性海洋国家力量的介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区域性大陆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大陆强国的霸权图谋恰恰构成了主导性海洋国家力量与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大陆强国制衡或挑战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意愿越是强烈，为制衡和挑战主导性海洋国家而扩张权力基础的政策越是有效，主导性海洋国家的霸权地位就越是稳固。
全球性大洋体系与区域性大陆体系不仅是共存的，甚至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的。正是通过将均势概念由结构现实主义的自生自发秩序向公共物品的置换，《霸权的逻辑》揭示了主导性海洋国家与欧亚大陆均势之间的互动机理。《霸权的逻辑》也因此为我们观察、理解、和判断当今和未来美国大战略提供了某种分析路径。
二
全球性大洋霸权体系与区域性大陆均势体系的共存乃至互补，主导性海洋国际将欧亚大陆均势视为其霸权地位的必要前提，以及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安全两难的缓解，大致解释了主导性海洋国家何以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维系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成功降低制衡霸权的风险。主导性海洋国家在大洋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并不要求甚至排斥和平时期其在大陆的战略存在。而这显然与冷战以来，以及冷战之后美国欧亚战略的经验事实产生了尖锐的反差。《霸权的逻辑》通过探究技术变迁因素对地理政治环境的影响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答。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地理政治环境实行了革命性改造。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不仅实质性地增进了大陆国家对资源的组织动员能力，赋予了那些在国土面积、人口和资源方面享有巨大禀赋优势的大陆国家从事大规模持久战争的潜能，从而“导致了海权作为一种大战略工具有效性的下降”，同时“主导性海洋国家已不再拥有较充裕的时间来集结资源以应对大陆局势的不利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拥有雄厚科技和制造业基础的大陆强国，有可能不直接经由对他国的武力征服，而通过国内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增进其权力基础，从而以和平方式取得相对于周边其他国家的权力资源的优势。国家间权力资源对比可能的剧烈变动，通常构成区域性权力关系格局变迁的重要动力，并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国家意图的非透明性和多变性，很难确信那个国家不会利用权力资源的优势来谋求霸权地位从而导致均势体系的败坏。
工业革命造成的地理政治环境变迁意味着“主导性海洋国家要继续保持自己对大陆均势的操控，就必须准备承受前所未有的大陆义务”。主导性海洋国家已经不再享有在和平时期游离于大陆事务之外，只有当大陆均势面临倾覆的危险时充当决定性筹码的那样一种奢侈。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均势体系。德国、日本这两个地理政治传统对手的崩溃，以及英法的衰落，造就了苏联在欧亚大陆空前的权力优势。工业化战争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与美苏这两个拥有洲际规模的权力资源基础的超级大国相比，传统大国都被侏儒化了。欧洲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恢复大陆均势。技术变迁，以及反映这一变迁效应的苏联崛起一举改变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地理政治现实，同时也促成了战后美国安全观的剧变。
由麦金德首创的“心脏地带理论”以及由斯皮克曼提出的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界分为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制订提供了便利的概念工具。
依据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地理政治理论，“欧亚大陆均势体系出现的不利变化将会使心脏地带强国能利用丰富的大陆资源从事海军建设并且因此对海洋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根本挑战，而海洋国家成功抵御心脏地带强国的关键，则是确保自己在欧亚大陆边缘陆地或边缘地区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力优势”。对于美国而言，确保欧亚大陆均势，与维护美国霸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均势，确保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主导权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
二战以来，美国在欧亚大陆实行的不是“离岸制衡”战略，而是“选择性干预”战略。也就是说，以在大陆承担的同盟义务和保持在重点地区的战略存在为核心，在和平时期积极参与大陆局势的塑造，从而防止其朝着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作为对技术变迁造就的地理政治环境变革以及欧亚大陆权力失衡的反应，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存在不仅可以使美国在西欧、日本的经济振兴和信心恢复之前填补权力真空，它还充当了复兴西欧、日本的催化剂。对于美国而言，更具深远意义的是，通过遏制战略实现的美国在大陆的战略存在，逐步被改造成为欧亚大陆均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有意识地对自己大陆均势体系正式成员的身份进行了合理化。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地理政治双重属性是造成战后美国大战略这一畸变的重要动力。
依照斯皮克曼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界分，世界历史上基本权力竞争模式并非如麦金德所揭示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一种，而是两种：“一是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与心脏地带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间进行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合在一起同边缘地带某个强国间进行的对抗”。造成边缘地带这种地理政治上双重属性的根源是其内部的权力分布状况，“即边缘地带羸弱时，前者将占据上风；当边缘地带强盛时，后者则占据上风”。
就美国而言，确保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主导地位，不仅便于美国充分发挥以经济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为依托的海空优势而不必过于依赖昂贵的人力资源，防止地处欧亚大陆边缘的拥有雄厚经济技术潜力的西欧、日本落入苏联单一强权的控制之下，它同时还承担了阻止边缘地带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崛起的任务。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在欧亚大陆权力的重视，恰恰是基于对边缘地带重要性的意识。冷战期间，阻遏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崛起，暂时为遏制苏联的主题所遮蔽。
三
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意味着欧亚大陆的权力格局再次进入了新的调整时期。然而，美国大战略的地理政治逻辑并未因此而改变。美国的欧亚战略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手段上继续保持着惊人的延续性，那就是继续将维系欧亚大陆均势作为确保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主导地位的前提条件。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非但没有动摇边缘地带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反而增强了边缘地带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心脏地带国家的衰落实际上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对边缘地带独立的权力中心崛起的防范与猜忌，“因为恰恰是‘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的强国才具有直接威胁美国的能力。而这点也就是意味着，冷战后美国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对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控制”。
就欧洲而言，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源于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的消失，不仅大大削弱了美国在西欧所承担的安全义务相对于当地国家的价值，还在于欧洲国家因此有可能推行一项更为灵活独立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德国统一与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增强了欧洲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崛起的可能性。针对欧盟通过独立的安全与防务政策谋求战略自主，美国始终将欧洲一体化必须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共同体”框架内进行作为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德国重新统一造就的不确定性对于美国继续把握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主导权既是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机遇。
随着冷战后东亚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日益凸显的重要性，美国的战略重点开始由欧洲和大西洋转向东亚和太平洋。与欧洲相比，两极结构的瓦解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地位。这固然是由于在东亚地区尚未形成类似于欧洲那样成熟的多边国际机制，也不像欧洲存在一群规模大致相当且地理位置上彼此相邻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看来，冷战终结使得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除去上世纪50至60年代短暂的中苏同盟时期）解除了对来自漫长的陆上边界的安全威胁的关注，以及这种关注对中国安全战略的束缚。中国还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现代化所需资金和技术，初步确立了在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低端的优势。特定历史条件下，威权体制超常规的资源动员能力与市场机制相对高效的资源利用能力的结合，使得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地理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提升，使得中国有条件致力于建设一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公共问题治理的合作伙伴，终究无法遮蔽地理政治竞争对手的现实。
鉴于美国海军作战理念正在发生的由“在海上”到“从海上”的转变，中国唯有通过发展起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获取有效的战区反介入能力，方才有可能充分保障国土安全。然而，中国海军军备建设的防御性质并不意味着可以使中美免于对抗。由地理政治的逻辑所导出的减缓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强国间安全两难效应显然不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
就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而言，美国对中国海军军备建设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的判断，并不仅限于中国海军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威胁美国本土安全以及海上利益的能力，还要看中国海军发展对欧亚大陆均势的影响。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海上实力的增强，只能意味着美国干预东亚大陆事务能力的削弱。就此而言，中国海军军备建设的防御性质固然有可能影响中美对抗的烈度，却未必能对其对抗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依据“霸权的逻辑”，为了确保在东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限制中国权力的方式来保持冷战后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依赖”，美国除了确保绝对的海权优势，改造和强化在东亚和太平洋既有的同盟体系，为了将中国的战略重心重新引向内陆，利用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享有的巨大权力资源、制度资源和威望资源对大陆权力分布进行调控可能是美国影响中国安全环境、安全战略和军备构成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言，历史上心脏地带国家、边缘地带国家与主导性海洋国家三者的分化组合为我们理解和判断美国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了线索。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对中国外交战略由对美苏“两面开弓”向“联美制苏”的重大调整，固然是中苏对抗情势下针对苏联对华安全威胁的反应，然而，考虑到美苏处于紧张冷战对峙，苏联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态势下，苏联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必须承担的巨大风险，只要美苏仍将对方而不是中国视为主要对手，中国完全有能力承受同时与美苏交恶的后果，而不必与其中的任何一方达成妥协。心脏地带国家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对抗，在事实上使中国得以避免战略包围的困境，因此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有效的保障。恰恰是尼克松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破坏了两极格局既有的稳定性，剥夺了继续推行对美苏“两面开弓”战略的空间，强化了毛泽东调整对外战略的紧迫感。美苏缓和之于中国，犹如当年缓解英国同法俄海外矛盾与殖民地冲突的英法协约、英俄协约之于德国，或者慕尼黑协定之于苏联。苏联对华军事威胁只有置于美苏缓和的背景之下，方才构成推动毛泽东放弃与美国对抗政策的强大外部动力。护持两极对抗格局，牵制美苏缓和，至少使美苏缓和不至于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构成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对美妥协的主要动机。至于冷战时期中美缓和对于苏联意味着什么，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日本这两个边缘地带国家而言，剥夺主导性海洋国家对大陆事务的干预能力，是确立自身大陆霸权的一个前提条件。1939年的德苏条约和1941年的日苏条约的地理政治意义在于，它们不仅解除了作为德国和日本战略紧身衣的两线作战的风险，同时还使得德日与苏联在对抗主导性海洋性国家基础之上结成了暂时的联合，从而赋予了德日两国类似于1807年法俄提尔西特条约赋予拿破仑的那种权力优势与行动自由，并极大地剥夺了作为主导性海洋国家干预大陆事务的重要工具的海上封锁的战略有效性。
在面对来自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安全威胁时，确保与心脏地带国家的友好合作对于边缘地带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在这方面如果操之过急，走得过远，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这不仅是因为边缘地带国家为制衡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的结合，通常被理解为谋求其在大陆的霸权地位的前兆，从而使得其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对抗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更是由于边缘地带国家通过这一联合而获得的权力优势，很可能造成心脏地带国家的疑忌与不安。俄罗斯/苏联作为一个心脏地带强国，历来具有地理政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俄罗斯/苏联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不安全感使得它往往以庞大的陆上军事力量、持续的对外扩张以及对周边国家的控制来理解自身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只要俄罗斯/苏联放弃通过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控制确立其在欧亚大陆的霸权，那么，在维护欧亚大陆均势问题上，俄罗斯/苏联同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冷战的终结及俄国的羸弱可以说也正是恢复了俄国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同主导性海洋国家（即美国）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就是防止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不仅使美国将面临巨大压力，同样也会使俄国面临类似压力。”对俄国如此，对中国周边的印度、日本、韩国、东盟和澳大利亚也莫不如此。就此而言，历史和地理环境对中国战略选择施加了颇为严苛的约束。首先，边缘地带国家为制衡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构建联盟或准联盟关系必将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其次，中美冲突固然不符合上述国家的利益，一个过于紧密的中美关系，势必在客观上影响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与行动自由。它们必定会通过在对华关系中制造事端，来影响和牵制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各种政策选择间的微妙差异，殊难把握和掌控，也极难为公众所理解。中国大战略的制订与实施，不仅需要洞察力，更需要平衡感。
《课堂传授的逻辑》有感 篇4
长期以来，学生主要在常规教学所提供的语境学习，但常规教学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不仅仅是师生之间的事情，实际上整个社会文化也参与常规教学的建构。
常规教学为教学活动提供行为系统，包括支持和禁止两个方面。就其来源看主要是教育文化里对教学秩序和义务的心理认可。即每一个教师或学生，只要进入课堂，都有一些明文的或心照不宣的行动准则、承诺要遵守。这些准则和承诺有的是刚性的，违背准则和承诺被看成对课堂的破坏，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常规教学提供的行为系统还具有时代性，例如，在今天，教师上课不许体罚学生，也不许用侮辱语言或“孤立”等冷暴力方式对待学生，这就是一种新规范。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常规教学如下：
第一，常规教学是传统教学在当下的调适和延续，是教师和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自觉遵守的一些教学秩序和行为模式，其真实性和有效性为教师所相信；常规教学保持连贯统一性，它怀疑并排斥那些看来有效性低的教学。
第二，常规教学是教师通过教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学习综合而成，是教师按照自己熟悉、理解、相信的方式所进行的教学，因此它是比较恒稳的教学常态，表征教师个人的教学空间或系统。
其实无论何种教学模式，都是为了课堂教学逻辑更好的构建，而课堂逻辑更好的构建是为了建设更好的课堂，从而给学生更好的影响。好课堂始于教师、终于学生。课堂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知识传授，也不仅仅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探索，而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能力开发。教师以其“春风风人，春雨雨人”的亲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自然，打开学生心扉，哺育学生成长。
每一位教师都在追求好课堂。那么如何建设好课堂，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建设逻辑？我想我在本书中找到了答案。
首先学习兴趣是求知的前提,直接决定着学习的态度和动机,是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是学习活动的最佳原动力。因此课堂教学作为传授知识的主平台,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环节，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环节,有的放矢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从创设和谐、融洽的课堂氛围,科学设定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运用优美的教学语言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实践自主学习,进行理想教育实现向志趣的转化等五个方面对学生学习兴趣进行激发与培养。具体为：
一、以高尚的师德、融洽的师生关系创设一种和谐的课堂氛围。
二、科学设定教学内容与目标,使学生在不断实现自我中体验成功的满足。
三、用美的语言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感受科学世界的美。
四、让学生在参与实践中自主学习,获取做学习主人的乐趣。
五、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用人文精神激发学生献身科学的志趣。
其次，做好学生的思维训练，把逻辑思维知识，正确的思维过程、形式、方法的掌握和传授贯穿在知识的教与学过程中，追求“逻辑思维规律、方法，与学生思维发展规律、知识内在规律，在教和学相互作用中的和谐和统一”，这就是逻辑思维训练。通过训练，使学生逐步学会掌握用科学的抽象概念揭示事物本质，表述认识现实的结果这一掌握知识规律、途径和方法。
再就是好课堂始于立德、终于树人。课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而“新人”在于“明明德”和“止于至善”。康德强调“人的目的”就是“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由此推导出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教育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个部分”，课堂的教育必须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体美俱进、全面发展。好课堂还始于学会、终于会学。叶圣陶“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深层意蕴在于“学是为了达到会学”，其价值就如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所说：“良好的学习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只有既关注学会、更关注会学的课堂，才具有永续的生命。
读《读革命英雄的故事》有感 篇5
这本书非常的好看，里面诉说了：左权、董存瑞、赵一曼、邓中下、叶挺、狼牙山五壮士等各个革命英雄的故事，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狼牙山五壮士和左权大将军他们七个人。
我喜欢左权大将军的原因是：他有勇有谋，在长征中指挥了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以及罗镇、东征等着名战役。他以自己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军事家的胆略和才识立下了赫赫战功，保存了红军实力。在1938年2月，日寇出动四万兵力，分三路向临汾地区进犯，左权率领三百余人阻击敌人，他以自己的才能对敌人产生了重大的杀伤力，给了敌人当头一棒，敌人就撤退了。在1942年5月，左权遭到敌人炮弹袭击后壮烈牺牲，年仅37岁。
读市场的逻辑有感 篇6
难道新常态就是这样嘛?不知怎么了, 企业运营中令人苦恼的麻烦事接连不断, 为啥不像过去那些年顺风顺水了, 总觉得与市场节奏不合拍, 说啥也踩不上点, 心烦着哪!不知怎么了, 财运不佳, 喝凉水都塞牙, 为啥本来看准的市场走势却冷不丁来个大翻个, 竟冒出来一些出乎意料的麻烦, 郁闷着哪!不知怎么了, 过去一向有效的市场应对策略突然间不好使了, 为啥得心应手的商业模式开始空转了, 市场链条上的客户关系也不“铁”了, 头疼着哪!不知怎么了, 企业利润腰斩式下跌且跌跌不休, 本来煤炭价格持续低谷的大好机会却沾不上光了, 不论大集团还是小企业无不如此, 揪心着哪!这就是3000多家大中小型水泥企业老板们都有的同样感受与心态。
这不, 急切切跑来切磋的一位集团大老板, 人家可是业界的头面人物哇!一见面就惊呼这水泥市场烂透了, 邪了门了!利润一下子由沸点跌倒冰点, 过去用过的招数都抖落出来了, 还是不见起色呀!在他看来, 所有这些都是行业自律不强惹的祸, 都是市场集中度不高造成的。大集团痛骂中小企业瞎搅和, 中小企业指责大集团就是祸首。这不, 日前辽宁爆出某大集团在错峰期跨境倾销熟料, 嘴仗一直不断!
快言快语的大老板所表达的个人判断, 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水泥企业老板的普遍心态和看法。实话实说, 我却不敢苟同。罪魁的帽子给谁戴上最合适?我认为, 应该归咎于逻辑混乱。说开来, 则表现为企业家思维逻辑混乱, 市场运行逻辑混乱, 产业战略逻辑混乱。由于逻辑混乱才导致了非理性行为的产生, 自律就变成了猴皮筋, 进而才酿成了今天的局面。
加缪说过“荒谬的东西绝不会带来解放, 它只会带来禁锢。”且不言, 为什么会造成水泥产能如此严重过剩?去产能、去杠杆的速度为啥总是像蜗牛一样爬行呀?我只想反问一句:假设水泥产能不过剩了, 是不是就等于说现实的水泥产业就能担当起现代产业的大任了?再假设水泥企业不转型升级, 是不是等于说在变革的商业形态中运作就能够游刃有余了?我看未必, 连老板们也会觉得底气不足吧!
这位老板的市场理念逻辑, 明显存在着传统水泥市场格局的路径依赖, 逻辑的焦点仍然停留在传统水泥制造模式中心上, 沿袭着传统水泥市场商业形态的惯性。这能怪谁呐, 人家几十年一以贯之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哇!可问题正出在这,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双脚站在了一个全新的知识型商业形态的全新产业环境中, 这个宏大背景决定了水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老路走不通了, 需要重新确立起新的运营逻辑, 构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形态。有言道: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当今水泥产业困局的顽疾之根, 恰恰出在水泥企业管理团队对新常态下的市场逻辑误判上, 就是上面提到的逻辑混乱———企业家思维逻辑混乱, 市场运行逻辑混乱, 产业战略逻辑混乱。
新旧逻辑的激烈较量早就在明里暗里展开了, 这场看不见的暗里博弈———厮杀于老板们的头脑里及其习以为常的企业文化中。企业管理团队凭借陈旧的市场逻辑产生的误判, 继续沿用旧的市场形态下有效的经济逻辑去应对新市场形态, 或者说是一种曾经有效但当下却失效的旧逻辑, 已经与市场现实形势风马牛不相及了, 与市场扭着劲哪!自然会影响企业团队的决策和执行, 屡屡受挫在所难免;这场看得见的明里博弈———角力于沿用原来惯常的企业决策和运营行为, 肯定会遭遇到新逻辑的碰撞和冲突, 难怪企业微观的策略行为不灵了, 具体运作方式失效了, 客户交易关系散花了, 不知为何企业的脚步总是踏不准市场节律, 费九牛二虎之力却离目标相去甚远。
虽然, 新旧逻辑说不上水火不相容, 但在目标、方向、路径及模式上, 肯定很难达成无缝对接, 不合拍就会冲突, 不匹配就得顶牛, 所以出现今天令人闹心的局面也不足怪。
逻辑混乱导致非理性行为泛滥, 而理性原则的建立并非想象的那样容易, 它又是建立在缜密的逻辑基础之上的。企业在变化的市场中所表现出的行为理性与不理性, 都跳不出逻辑轨迹的圈圈, 这就不可回避地发生新逻辑与旧逻辑的博弈, 事实也正是如此。
任何产业新逻辑的孕育和出现, 都会看到某种异质思维的新面孔, 新陈代谢, 搅动原本固化的一潭死水。往往异质思维不甘心停留在思想层面上, 总是会积极主动地转化成产业运行的逻辑, 影响着产业组织及其行为方式的改变。
逻辑是什么?就是事情的因果规律。企业行为逻辑有三个维度:其一是基于理论, 主要是市场理论;产业界在某种市场理论指引下, 秉持的经济逻辑 (Economic logic) , 企业意欲寻找一种能够产生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回报率、比当下资本成本更高的利润的一种手段和方法。经济逻辑 (Economic logic) 一方面导引企业的市场经营行为, 形成了一系列经济活动现象;另一方面, 它又孕育出一种新的市场机制, 营造当下市场不同以往的新景观。其二是基于事实, 就是当下市场的现实状况, 新问题、新需求、新趋势倒逼人们必须有新思维、新判断和新行动。其三是基于经验, 即历史和国际经验, 对于水泥产业只能是国际上先进经验了, 可从中洞悉产业未来发展大趋势, 寻找到参照样板和路径。
新逻辑是什么样子呢?这场新旧逻辑的大PK又将怎样展开?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颜值大战”的肉搏开始了———水泥产品质量的建筑性能固然重要, 但在与产品环境性能的博弈中, 水泥产品“绿色颜值度”的影响力迅速蹿升, 已成为了影响市场价格、客户需求及公共评价的重要元素。
市场理论创新的引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及其绿色供应链、绿色生产、绿色GDP评价体系齐头并进, 引领水泥企业告别野蛮生产的粗放式增长方式, 关注水泥产品环境性能, 提升产业“绿色颜值度”, 彻底洗刷水泥产业与生俱来的黝黑底色。
绿色发展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体现为与生产相配套的体制机制、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转变, 否则将无法实现市场有效传导, 无法改变绿色供给不足, 依然只能是“非绿色”的增长。
关照现实, 水泥产业的现状足以验证了上述市场理论是一付对症药方, 必然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何时甩掉污染排放大户的头衔。水泥工业年排放CO2约12.5亿~14亿吨, 约占全国总排放量12%, 约占全国工业企业碳排放的25%左右。水泥工业颗粒物排放占全国排放量的20%, NOx、汞排放均位列第三大排放源。单位水泥碳及NOx、SO2、Hg排放比例远高于国外同行水平。
———何时不被称为矿石能源消耗的老虎。水泥耗煤约占国内耗煤总量6.5%, 可燃废弃物替代燃煤率还不到0.1%。
———何时不再是环境谤怨事件的多发区。目前, 我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雾霾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 水泥污染肯定是逃不掉的被声讨对象。
国际产业经验给我们明确的指向, 水泥窑协同处置可燃废弃物的燃煤替代率, 是当今工艺技术环境下最能反映水泥产业“绿色颜值度”的重要指标。它一是反映了矿石能源消耗量的多少, 二是自然矿石资源消耗量的多少, 三是废固物处理对生态环保贡献率的多少;前两点体现了产业内部“去黑”的力度, 后一点是跨产业外部“添绿”的程度。
发达国家水泥窑协同处置可燃废弃物与本国水泥工业耗煤总量的替代率, 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荷兰95%, 法国42%, 日本31%, 美国26%。考虑水泥行业规模因素, 把全球水泥工业应用替代燃料比例最高国家的桂冠戴在德国头上, 乃名副其实。据VDZ最新数据显示, 2014年德国该比例达到63.4%。之所以如此, 这些国家除了拥有全球现代化程度最高、高效及环保意识最高的水泥工业、较早地重视研发推广应用替代燃料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 都普遍采用了一种系统地评价企业环保水准的方法, 即从产品生命周期、绿色供应链、绿色生产等方面进行的环境绩效评价 (EPE) , 有效地管理和改善企业的污染管控和生态保护系统, 大力改善了产业观感及企业声誉, 不再是社会上利益相关者们死死盯着的靶向目标。
尽管从数字上看, 我国工业废渣废物利用的绝对数量逐年提高, 相对稳定在22%以上, 但与德国、日本等国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 尤其是鲜见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 环境绩效评价规范还是空白。
水泥产品环境性能正在成为市场价值的核心元素, 逼迫水泥产业秉持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的新逻辑, 不但要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更要提高水泥产业“绿色颜值度”, 创造利润, 担当起社会责任。
国家行动里程碑立起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拉动绿色消费、引导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到2018年, 绿色建材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提高到20%;与2015年相比, 建材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8%, 氮氧化物和粉尘排放总量削减8%;绿色建材应用占比稳步提高。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30%, 绿色建筑应用比例达到50%, 试点示范工程应用比例达到70%, 既有建筑改造应用比例提高到80%。
产业集结号吹响了———中国建材联合会提出绿色建筑材料定义及特征;绿色建筑材料是指在原料的选用、开采加工、产品制造、产品应用过程中, 能够有效利用废弃物, 少用天然资源和能源, 资源可循环再利用, 不仅性能功能符合建筑物等配置的要求, 而且全生命期内与生态环境和谐, 对人类健康无害的建筑材料。绿色建筑材料具有五个特征:节能、环保、低碳、安全、可循环、长寿命的特征;生产工艺和生产使用过程中贯彻清洁文明、净化环境的特征;充分利用废弃物, 减少天然资源和能源消耗, 具有可循环再利用的特征;具有低排放、无污染、无毒害、与生态和谐的特征;满足绿色建筑和其它应用领域配置要求, 有利于改善和提升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发展进步特征。
为此, 全面推行水泥企业清洁生产, 二代窑烧技术攻关, 推广应用窑炉烟气脱硫脱硝除尘, 引导错峰生产, 利用城市周边现有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污泥、危险废物及尾矿、产业固体废弃物等。
企业行动脚步加快了———海螺、华新水泥等几大家领头羊企业率先发力, 众多中小企业在去产能的压力下, 转型环保产业的呼声越来越高, 拓展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的规模化、高值化的产业链, 为区域内生态环保作贡献。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互联网”的口号叫响了———水泥制造链环在产业中的地位固然重要, 但在与渐成气候的网络资讯的博弈中, 网络资讯对产品制造方式、运营模式及产业发展的影响力迅速蹿升, 已经成为了促进产业裂变、进化的催化剂。
传统规模化生产的市场理论长期占主导地位, 形成了“先生产后推销”的固有逻辑, 潜意识里“我生产什么就等于市场需要什么”, “销量规模经济”始终贯穿于整个商业模式之中。到头来又怎么样哪?一次又一次的产能过剩, 一次又一次的产业重创, 乃至成了割不掉又蔓延扩散的毒瘤, 把整个产业折磨得死去活来。
“最了解产品的人一定不是雇员, 而是用户”, 凯文·凯利 (KK) 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点中了传统型水泥商业模式的死穴, 别以为制造链环可以呼风唤雨主宰一切, 关键还有上下游市场, 以及国家建筑设计标准和施工规范的改变。
乍一看, 大规模生产, 提高产能, 增加产量, 没有错哇!
这样做可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 多抢市场份额, 利润倍增。当走到一定阶段后, 它无法自我连接形成的一个又一个孤岛式市场死角, 穿不透那一层又一层固若金汤的信息屏障, 只能任其发展到供给侧衰老, 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块短板。
何路神仙能助企业走出传统商业模式的噩梦?“+互联网”为水泥企业转变制造方式和运营模式, 撞开阻隔在制造商与终端用户之间的篱笆, 开起了直通车, 提供了一个大机会和新手段。为此, “水泥产业+互联网”既是产业变革的催化剂, 又是创新制造方式、运营模式的引擎, 驱动水泥产业走出“红海”, 祛除供给侧老化的病灶, 提高市场快速反应的能力, 增强企业的效率、效能。
尤其处在去产能、去杠杆的阶段, 没有新制造方式、新运营模式有效运行, 彻底将原有旧模式取而代之, 去产能不但去不成还会添新病, 转型转不好还会就地转磨磨, 升级不上去也会跌个倒栽葱。然而, 制造方式、新运营模式不会凭空产生的, 需要大数据透析市场, 需要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 满足市场的多样化、个性化、部件化、自动化的新需求, 企业除了“+互联网”还能指望得上谁哪?
循着国际同业先行一步留下的足迹信息, 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化, 已经成为当今市场的普惠工具。“+互联网”提高了水泥生产企业信息化、自动化水平, 广泛应用电子商务, 利用二维码、云计算等技术, 建立绿色水泥产品可追溯信息系统, 提高绿色水泥产品物流信息化和供应链协同水平, 其间是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推进智能制造, 重新进行基因再造, 完成制造方式的变革;二是实现运营模式的创新, 重新定义渠道, 改造业务流程, 重塑产品价值链;用一句话挑明了, 就是以互联网为纽带的水泥产业融合新模式, 从制造环节前端向后端的服务延伸, 实现制造业服务化。
可以预知, “+互联网”创新企业智能制造与运营模式, 绝不会只局限于企业个体的变化, 呼啸而来的必将是, 推动了整个产业的大裂变、大融合和大进化。
对于水泥生产制造企业应用网络销售的电子商务, 视角各有不同, 有的主张自办, 有的倾向外包。依我看来, 应该依据企业的资源条件和战略选择而定。那些致力于实现智能制造的大集团, 完全可以依托已有条件直接“触网”, 一步到位也无妨;中小型企业基于资源条件所限, 可与优势专业企业“外包”, 构建价值链“生态圈”型企业。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高附加值”的旗帜飘起来了———水泥原料产品的制造规模固然重要, 但在绿色装配式建筑方式及外部成本倒逼下的博弈中, 水泥产品使用减量化推进产业链高附加值已成大趋势, 正在改变企业靠低端产品规模获取利润的方式。
从市场理论的维度上看, 那种低端制胜、低成本优势制胜的逻辑过时了, “水泥消费量不该越用越多、更不是产能规模越多越好”, 套在头上那二十多年世界第一的光环, 一方面难以遮盖给产业造成的创伤, 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代价。仅从微观而言, 2016年上半年, 水泥行业实现销售收入同比下降4.7%, 亏损面达40%, 利润同比下滑26.6%, 跌至近几年的最低点。这是在煤炭价格奇低的条件下出现的全行业大面积亏损, 老板们心里都清楚这说明了什么。
聊到此, 老板们咂咂嘴该琢磨一下, 之前《纽约时报》对中国水泥使用量的评价, 尤其是局外大伽比尔·盖茨说过的那一番发人深省的话语, 一定会悟出更多的道道来。
又是哪一条新逻辑正在摧毁旧逻辑呢?当然是高附加值。这个逻辑又从哪冒出来的呀?强大的绿色环保潮流与新型建筑方式的市场需求, 共同孕育诞生的“宝贝”———高附加值。然而, 高附加值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它依托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离不开科技等知识信息的支撑;二是离不开全产业链发展。试想, 水泥产品部件化没有科技支撑怎么成型, 没有产业链怎么装配呀?水泥产品绿色化, 失去了科技含量与产业链, 节能减排就步履维艰呀!当下水泥产业客观现实与国际产业经验, 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
日前, 住建部从缩短建造工期、提升工程品质、提升供给侧效率、减少建筑垃圾和扬尘污染出发, 提出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 制定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和验收规范, 完善部品部件标准, 实现建筑部品部件工厂化。鼓励水泥及混凝土企业、建筑企业, 转变成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大力发展水泥制品和建筑部件, 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 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30%, 而目前的这个数字还不足2%。
如上述所言, 绿色装配式建筑方式推动了水泥产业链发展, 为水泥企业高附加值部件化产品规模化提供了条件。一是提高增值率。以发展混凝土、水泥基复合材料为例, 一吨水泥可生产3立方米商品混凝土, 而单位水泥与商品混凝土价格相差不多, 可使吨水泥产生三倍附加值。二是推进减量化与自用率。由于部件化产品的需要, 大量水泥原料被企业内部消化使用, 不再单纯依靠水泥原料销售规模大小定输赢;这必然刺激企业根据部件化产品市场需要, 生产建筑功能强、环保价值高的水泥原料, 提高产品部件化的科技含量, 强化高附加值优势, 目的是降低成本, 增加利润, 赢得客户,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低端产量规模。水泥产品部件化大趋势, 势必在一定意义上会抑制水泥原料消费总量, 直接销售水泥原料量会大幅降低, 客观上起到了水泥用量的减量化。欧美发达国家水泥企业实行产业链运营, 自用率高, 促进了供给侧结构优化, 也是市场运营有序之锚。
环境外部费用制造者, 一直是水泥产业心照不宣的硬伤。从水泥制造到终端项目现场的污染排放, 转嫁给消费者支付的一大块额外损失费用, 诸如居民健康的损失费、环境舒适价值的损失费、农作物减产损失费和建筑物“短命”而增加维护损失费等等。这块看不见的外部费用直接表现了水泥产业运行的外部不经济性, 一个不经济的产业怎么可能长久维持运营哪!怎么办?这自然又回到了本节开头点题的高附加值逻辑上来。
难道水泥原料产品就不能达成高附加值了吗?老板们一定会回敬这样一句话。我认为, 当然可以, 但很有限。这缘于现有水泥制造工艺技术的局限, 难以克服“两磨一烧”过程中的成本及污染短板;还有高附加值原料产品市场的规模的局限, 大多属于个别项目“格路”的小众化品种。
总之, 水泥产业以产品部件化的全产业链为依托, 以科技和知识信息作支撑, 高附加值凝结在产品应用功能上, 凝结在生态环保效应上, 凝结在后续服务的优化上, 凝结在产业跨界融合上, 凝结在外部费用的内部消化水平上。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跨界突围”的战役打响了———水泥企业内部制造能力资源管理固然重要, 但在与产品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再利用化需求的博弈中, 重塑跨界核心主业创新价值的战略地位迅速蹿升, 水泥产业链跨界发展是必由之路。
对照今日, 长久奉行大规模制造逻辑下的低端生产、产销分离, 导致市场供需结构错配, 终于使产业深陷红海中难以自拔, 粗放式产业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遭遇到了顶不开、撞不破的天花板。有分析师坦言, 水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根源就是企业过于依赖扩大产能规模的发展路径。
触及这个问题, 时而会听到老板们这样的反驳, 美其名曰:“坚守建筑材料主业”。坚持主业发展, 从来没有错, 但要看是什么样的主业, 关键是否符合市场环境、有利产业发展的主业。
这种理由似乎理直气壮, 冠冕堂皇, 但需要提醒老板们要先厘清:现代水泥产业的主业是不是等同于旧体制下的原料生产?现代水泥产业主业的真实样貌到底是什么?与传统水泥产业死守原料规模化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跨界是不是就等于说放弃水泥产业的核心主业?产业现实状况与国际产业经验都表明, 主业的形态和内容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应成束缚产业跨界发展的羁绊。
死守水泥原料制造偏狭主业的结局就摆在眼皮子底下, 有目共睹;正犹如一股从山顶滚落下来的泥石流, 一下子把原本独具优势的长产业链触角, 砸了个稀巴烂, 产业呈现七零八落的低端碎片化, 企业自己把自己置于孤岛之上, 成了孤家寡人;更像一条割不断理还乱的绳索, 把产业捆绑在狭小逼仄的原料生产的圈圈内, 给自己画地为牢不说, 还以为是世外桃源。
复杂的历史及现实原因导致于此, 一是基于低端产品+销量规模的简单逻辑, 水泥企业主动自残手脚, 任性地把上下游都丢给别人, 一门心思扩大熟料规模, 以为龟缩威虎厅我就是占山为王的座山雕!二是基于现行商业模式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 迫于资金应收占款拖欠的无可奈何, 索性把这块业务拱手相让, 就连业界数一数二的海螺也不敢“破壳”, 唯恐现金流阻滞被“小蚂蚁”蚕食掉。三是基于现有理念、设备能力、营销方式、管理机制、人才团队等企业资源, 清一色按照水泥原料生产量身定做, 延伸产业链重新配置资源难上加难, 对跨界发展望而却步。
跨界不会冲击或削弱核心主业, 更不是左道旁门, 相反是依托水泥制造优势构建现代产业意义上的正牌主业, 围绕水泥产业链做好一篇大文章。跨界也不是好高骛远, 异想天开, 一个本是同族堂兄堂弟的终端建筑产业, 开辟水泥产品为施工项目服务的纵深市场;另一个本是邻家小妹的绿色环保产业, 围绕着水泥原料循环利用、燃料替代率的协同处理固体废物。可见, 我们双脚跨入的哪个界, 不过只有一步之遥或是一墙之隔, 且市场关联度极高, 一点也不陌生, 极易同企业的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客户关系、节能减排相对接, 担忧可能发生一步踏空跌落悬崖的危机, 本在可控之中。做梦都想着跨界突围, 哎, 就怕成本吃不消!这是老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此稍作展开。
资料显示, 工业固废和城市垃圾蕴含丰富的水泥制造可利用资源。截止2014年底, 全国大宗工业固废累计堆存量已超240亿吨, 加上金属矿山废石, 累计堆存量近600亿吨。据估算, 2015年我国城市垃圾总产量已达到1.6亿吨, 且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
陈洪章教授研究成果表明, 一条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 日耗煤量为433.3吨, 若配套日处理300吨城市生活垃圾处置项目, 每天可替代60吨煤炭, 补充84吨水泥原料, 同时产出50吨建筑用木塑模板, 实现年处理生活垃圾总量10万吨。每吨垃圾处理成本在130元, 而每吨建筑用木塑模板可获利200元。
当下, 水泥产业正倍受供给老化的煎烤, 跨界发展为过剩产能找到了新市场, 产业开辟出了新分支板块。通过协同处理固废物再利用循环模式, 以及服务绿色建筑终端市场的需求, 能够以最小的市场出清带来的成本和代价, 把原本供给老化、供给过剩的资源要素, 最大限度地转移到新兴产业上来, 开启产业增长新周期。这才是跨界发展最具价值的重要性。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优先市场创新”的旋律奏响了———水泥窑烧核心工艺技术突破固然重要, 但在与区域产品、物流制约、市场运营的市场特性的博弈中, 创新商业模式与组织变革的迫切性迅速蹿升, 这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成长的动力源。
侧身大市场, 谁都巴不得有那么一天水泥窑烧核心工艺技术实现绿色化大突破, 可产业现实状况和国际产业经验提醒我们, 尽管水泥制造过程中大量应用信息智能化技术, 流程再造技术, 水泥使用的减量化技术, 水泥深加工制造技术, 高效综合利用技术, 高效节能减排技术等, 但欲突破水泥行业共性的、关键性的“两磨一烧”技术难关, 打通横亘在绿色之路上的“瓶颈”, 还有待时日。
这并不等于说水泥产业发展山穷水尽、无所作为了, 更不能抱着“重制造轻市场、重硬件轻软件”的旧逻辑跑到黑!谁都知道, 永远不应停下“两磨一烧”技术攻关的脚步, 然而, 滞后的商业模式, 落后的企业组织形态, 仍然面目依旧, 原地踏步哪!我们新型干法技术水平不输给国际同行, 时不时还会成为骄傲一把的资本, 但在商业模式与组织变革创新上, “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还是一块撂荒待垦的处女地。
产业上下早该认这个账, 新法技术工艺的广泛普及与承袭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商业模式之间的扭曲与脱节, 是造成当前水泥产业供给侧老化症———产能过剩、全行业陷落的重要原因, 也是水泥产业大而不强的“肥胖”症结所在。
事实上, 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 任何先进的技术工艺可能成为单体企业、局部市场的竞争手段, 但却很难转化为整个产业发展的持续性优势。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水泥产业, 在坚持减排节能核心技术研发的基础上, 着眼于提升全产业链价值, 重视在创新商业模式、变革企业组织形式上有所作为。哪怕是某种单项技术的推广应用, 譬如水泥使用减量化技术, 替代燃、原料与协同处置技术, 低碳长寿命水泥产品技术, 碳捕获及储存技术的产业化, 统统作为市场运营中的一组结构件, 巧妙地嵌入新商业模式之中, 随之变革企业的组织模式。
举例来说, 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垃圾方面, 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起了贯穿于废物产生、分选、收集、运输、储存、预处理和处置、污染物排放、水泥和混凝土质量安全等规范化流程和标准, 融入水泥产业链运行中。水泥原料在产业链的最终用途上, 美国有大约75%的水泥被企业用来制作预拌混凝土, 近15%用来生产混凝土砌块和预制混凝土, 而德国在这两项的比例约为55%和30%。
国际同业的经验向我们诠释了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的变革创新, 对于产业发展的战略价值, 并不意味着产业空心化。不能简单地把商业模式同营销方式划等号, 企业组织形式也不等同于兼并重组。一个企业的最大竞争力是什么?不单单是拥有某项技术或产品, 还必须有与其相配套的新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 才能在产业价值链中拥有统治力和话语权。
强调优先市场创新逻辑, 其含义是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创新, 能给水泥制造链环注入新动力, 首先是用高附加值摆脱成本定价依赖, “+互联网”打破旧有的渠道模式, 供应链激活业务结构效率, 在组织、营销、管理三大节点上寻找突破口, 优化现有业务布局和价值点, 从串联流程颠覆成并联生态圈, 最后通过产业联盟等组织形式打造共创共赢平台, 跨界提升全产业链价值。
依据波特竞争力理论, 产业价值链是企业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的辅助作用的各项活动的集合,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微笑曲线”的高端, 是影响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基因。企业将依靠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创新所释放的结构效率, 完成对原有单一性发展渠道的转型升级。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坑爹游戏”该快些收场了———水泥市场占有份额固然重要, 但在与现实的产能严重过剩、高负债、低效率的博弈中, 野蛮成长的后遗症带来的震荡和风险迅速蹿升, 谁能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先者。
沃伦·巴菲特曾发出惊世之语:“鼓胀的钱包就像鼓胀的膀胱, 你总是会有想尽快清空的冲动。”近些年来, 水泥产业江湖之上, 老板们揣着“我扩张, 我英雄, 有买单兜底的, 不捞白不捞”的逻辑, 过去曾经厌恶至极的高杠杆、高负债, 如今却成了家常便饭, 整个产业玩起了“坑爹游戏”, 其热度近乎疯狂。
问起是否考虑过如何收场, 反正有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银行有钱, 先拿到手跑马占荒再说, 至于说怎么还, 那怕啥呀, 不是有连片土地的厂区、矗立的厂房和设备烂摊子在那儿吗!丝毫不掩饰“坑爹”的动机和企图!
社会上“坑爹”的爹, 人家是血缘意义上的亲爹, 有DNA作证, 可是水泥产业野蛮成长的这个“爹”是谁呀?如按照基因图谱追踪下去, 这个爹首先是银行, 产能过剩出清、资不抵债破产, “坑爹”等于坑银行, 恭恭敬敬地送上一堆坏账;再看银行又是谁的呀, 当然是国有的, “坑爹”那不是坑国家吗, 可国家又是全民所有的, 追来追去, “坑爹”就是坑咱老百姓。
不合理的规制不仅有违克服市场的某种局限性和不完善的初衷, 甚至进一步助长了粗放的生产方式, 也把供给侧老化推向了极端。面对此情此景, 企业老板们心里也一肚子不服气呀!谁让国家出台那么多鼓励“坑爹”的产业政策, 又有银行放贷做靠山, 鼓励产能扩张大发展, 如果没有这些好处在, 我想蛮干也干不起来, 即便有那个心, 兜里边没有几个铜板, 想“坑爹”还不知“爹”在哪儿, 不是吗?
反思这些年来不适当的产业激励政策, 确实鼓励了“坑爹”, 怂恿扩张, 这绝不只是水泥产业独有的现象, 从传统产业到高科技产业, 从房地产行业到光伏产品, 哪一项不是如此的结局。适者生存的市场机制, 造就了企业家们最为敏感的商业嗅觉, 又怎能舍掉“坑爹游戏”中碰到唇边的那碗羹哪?
其实, 精明的老板们比谁都清楚, “坑爹游戏”不过是一场规模扩张大旗下的套利把戏, 把疯狂扩张当增长, 肆无忌惮地套政府、套银行、套补贴、最终也套牢了自己。
终于, 去产能、去杠杆的大戏已经开唱了, “坑爹游戏”也到了鸣锣收场的时候了。这次会怎么样?人们仍然依据旧逻辑心生奢望, 最好是国家政策兜底, 那咱就赚了!次之是推给债权人买单,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最糟糕的是企业自己吞食苦果, 反正是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矬子!
“坑爹游戏”还会复制上几次的路径吗?权威人士给出的答案倒有些刺耳, 当前的去产能、去杠杆, 绝不能是每个企业去掉10%, 而是一个破产淘汰出清的过程。只有这样, 泡沫破灭才能使探索新技术的成本更低, 新订单完成起来更有效率, 从而推动新一轮产业的繁荣。
需特别指出的是, 对于产业扶持政策不可一概而论, 比如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固体废物的产业项目, 当属于大力扶持之列。何出此言哪?与水泥产能相比, 首先是它的环保公益性;其次是它能消化利用原有过剩产能包袱;再次是可持续性绿色循环经济模式。到2014年底, 全国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投运的线仅有20条, 加上在建项目, 总消纳能力仅仅400多万吨。这种早已在国际上操作可行的循环经济模式, 为啥发展的速度不如水泥产能扩张那么迅猛, 根子在于产业政策补贴力度小, 单靠企业自身运营维持难以为继。
中国市场消费的取舍逻辑 篇7
李红在苏州一家物流公司当经理。过去五年中，33岁的她晋升了三次，税后收入与五年前相比也翻了一倍。丈夫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去年，他们家的总收入为12万元，已达到苏州上层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随着收入的提高，一家人过得挺滋润，外出就餐的次数多了，她偶尔还做做美容护理。但在生活开支上，她仍然精打细算：每个月收入的35％存起来，攒钱买房和备医疗开支之需；就算偶尔奢侈买个大件商品，她也会在其他地方缩减开支，以求平衡。例如，今年初，李红在做了三个月的调查之后，用近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一部手提电脑。为了平衡这项开支，她“砍”了外出就餐和做美容的次数。
李红在很多日常商品上缩减开支，“换”来了买电脑的预算，并继续维持高储蓄率。中国有很多像李红这样的人，他们都采取了类似的“消费取舍”策略。这也是麦肯锡2010年中国消费者调查得到的最为有趣的结论之一。近75％的受访者指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至少在一个消费品类中增加了开支；而他们中的2／3表示，自己在其他消费类别中缩减开销，来平衡那项新增开支。他们有“取”有“舍”，与李红的做法完全相同。
“取舍型”消费行为在各个收入层和年龄阶层都存在。尽管中国人越来越富裕，但仍然很节俭、务实和谨慎。至少在近期内，他们不会停止储蓄，或开始使用信用卡来借贷支撑自己的生活方式。节俭的行为方式在中国人身上根深蒂固。这就意味着，中国消费者仍将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牺牲在某些方面的消费，以便支持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升级。
当中国政府力图使居民消费(而非政府开支)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时，这种“取舍型”的消费将会带来一种非常有趣的市场动态。对于消费品营销商来说，“取舍型”消费行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独特的挑战。为了从“取”中受益，又不致因“舍”而受打击，营销商必须持续进行产品的创新，量身定制适合中国市场的商品；拓宽品牌组合；关注各品类之间交叉销售的机会以及加强店内营销；通过互联网迅速制造影响力和轰动效应，吸引更多消费。
中国特色的“取舍”
“取舍”作为一种消费策略，并不仅限于中国消费者。收入有限的人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都会对大笔开销慎之又慎。但在中国，这种“取舍”行为有其独特性。
第一，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了富裕者的行列，但他们仍然是恪守原则的储蓄者。去年，中国家庭平均将收入的38％用于储蓄(而美国仅为6％)。约40％的受访消费者说，他们会设定储蓄目标，也会遵循这一目标。
中国人储蓄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弥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之不足，但同时也由于中国人量入为出的传统文化已根深蒂固。即便是对汽车、房产和教育等大项开支，也是如此。
尽管信用卡的使用大幅上升——2009年流通中的信用卡数量约为1.64亿张，相比2005年的2000万张——大部分用户仅将信用卡作为一种便利的购物方式(或积分换取小礼品的手段)，而非将其作为一种信贷工具。约95％的中国持卡人每月都会全额还款(在美国，每月全额还掉信用卡欠款的消费者比例仅为50％左右)。在如此严格控制预算的背景下，为了在某方面增加开支，他们就必须在其他方面相应地缩减开支。
第二，与其他地区的消费者相比，中国消费者在尝试新产品和品牌方面要踊跃得多，或者说，品牌忠诚度极低。当发现一种可以满足自己特定需求的新产品时，尽管价格较高，他们也仍然愿意尝试。但是，一旦发现该产品无法满足需求，或他们的需求减退，便会很快放弃这种产品。
大多数富裕的中国人刚刚加入富人的行列，对很多产品品类还颇感新奇。与许多美国消费者不同，中国消费者并无继承父母一代的消费偏好、并继续坚持这些传统的问题。
第三，中国消费者在消费时非常精明。调查发现，无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者，他们都具有不可思议的记忆产品价格的能力。在近期开展的一项测试中，中国消费者能准确地记得在最近进行的一次采购中看到的近100种商品的价格。
他们总是在寻找能买到“便宜货”的机会。2007年，参与我们访问的16％的中国消费者说，他们愿意不遗余力地寻找最划算的交易；到去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26％。
第四，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懂得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开始追求高性价比。过去，中国人倾向于认为“最贵”的商品就是“最好的”。现在，他们明白了，像基本家庭用品这一类的商品，不论价格如何，各种产品之间的差别有限。2009年，53％的消费者指出，价格能帮助他们确定哪种商品是最理想的；去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4％。现在，他们更愿意在某些品类中购买价格较低的产品，从而平衡在其他方面增加的开支。
取舍的背后
我们的分析发现，中国消费者消费取舍的七个独特动因，每种情况都由一系列不同的情感和功能性需求而驱动。
动因1：仪表入时得体
这是24％家庭的主要动因，占消费的23％。适宜的着装打扮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消费者将大部分钱花在购买新衣服和饰品上，他们一般是18-34岁之间的单身青年，教育水平处于中等(相当于高中水平)，收入偏低，为了平衡开支，他们会在食品和饮料上削减开支。
同时，穿戴适宜的风气在中小城市中越来越明显。城市化进程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使消费者对自己的外表更加在意。这也是像阿迪达斯和耐克这样的体育品牌在过去几年来一直大举进人中小城市的原因。
动因2：健康生活方式
这是15％家庭的主要动因，占消费的15％。为了“健康生活方式”而增加开支的消费者通常为45岁以上的女性。她们可能是家庭主妇或已退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平均水平。她们精打细算，对常买商品的价格非常了解。
价值观促使她们在能为健康带来确实好处的商品和服务上增加开支，如营养品、保健品、个人护理产品、奶制品以及为家人购买的健康小零食。她们中有一半以上愿意在保健品上花更多的钱。当然，她们削减了与健康需求不甚相关的消费，如时装和电器方面的消费。她们对个人形象、产品设计和便利性都不太在意。很多人也不再购买那些被公认为不健康的常用商品。
动因3：犒劳家人
这是14％家庭的主要动因，占消费的12％。这类消费升级通常发生在教育和收入情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这种“犒劳家人”的开支增加往往是为了偶尔犒劳孩子——一个生日蛋糕、一盒饼干，或在饭店的一次就餐。如果有能力，他们还会在孩子的教育上不遗余力，如让孩子上钢琴课或绘画课。为了能在孩子身上做这些投入，他们会在自己的衣物上缩减开支，或
延迟购买大件商品。
动因4：事业成功
这是13％家庭的主要动因，占消费的15％。此类消费者往往通过消费高档的商品和服务，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借以进入让外人羡慕的商业圈子和社交团体。这种动因在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收入、年龄在25～34岁之间的男性身上最为普遍。他们或为私营企业主，或从事白领工作。
在中国，商业活动大部分都围绕着娱乐活动展开，所以，这些消费者倾向于在能款待商业伙伴或能为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商品上增加支出。例如，在高档娱乐场所消费、自己使用或馈赠他人恰当品牌的产品等。当然，他们还需要在客户面前穿戴体面，这就为商家创造了个人护理品和服装品类的商机。
为了弥补在“身份型”商品上的消费升级，他们会在包装食品和非酒类饮料上削减开支。在开支上被降级的，往往是他们仅与家人分享或独自消费的产品，不会被客户或同事看到。
动因5：科技潮人
这是8％家庭的主要动因，占消费的8％。中国消费者中有一个规模较小、但很“专一”的群体，他们希望通过在最新潮的科技产品上增加开支，使自己成为“科技潮人”。他们通常为男性(覆盖所有年龄段)，教育和收入水平都比较高。
受这一动因驱动的消费者对技术非常热心。例如，在这个消费群体中，有苹果手机的人数是其他群体的两倍。而食品和饮料产品不能进一步提升“科技潮人”的形象，所以他们会在这些品类上缩减开支。
动因6：与朋友一起开心
这是15％家庭的主要动因，占消费的17％。这类消费者希望能玩得开心，他们花钱；是为了拥有与朋友一样的商品。他们希望与亲爱的人共度美好时光，并同时让自己光鲜亮丽，感觉良好。此类消费者主要是“潮流追随者”，而非“引领者”，他们来自各个年龄段和性别，教育程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来自中高层次的中产阶级家庭。
这些消费者会购买价格更高的包装食品和个人护理产品，并在休闲活动上花费更多。他们会与朋友一起去高档的俱乐部和酒吧。例如，在同龄人的影响之下，在与朋友一起购物时，会越来越多地购买高档的美容产品，如雅诗兰黛。他们的消费升级，主要是因为购买力在迅速提升，所以这类享受型的消费者很少在其他方面削减开支。
动因7：更多自由时间
这是11％家庭的主要动因，占消费的11％。希望获得“更多自由时间”的消费者追求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通常是年龄在34岁以下，生活在一线城市，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教育背景和收入的消费者。他们只重视自由时间，至于消费，只增不减。
他们生活忙碌，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愿意为能节省时间的产品支付溢价。尽管亲自去商场的时间有限，但他们会在网上做调查，他们是最先尝试新产品的人群——尤其是当他们最青睐的品牌推出新产品的时候。另外，他们也较容易由于一时冲动而购买商品。
对营销商的启示
对不同消费者的消费取舍及其动因的研究可以为所有领域的营销商带来启示。为了从消费者“取”中分得一杯羹，而不致成为被“舍”的对象，营销商应考虑以下四种战略。
建立灵活的创新流程，创造升级机会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不断推出新产品的品牌。企业需要建立不同的创新流程，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定期推出适合中国消费者不同品位和需求的新产品。例如，食品和饮料公司可以针对不同的健康需求(如补充能量或控制体重)，吸引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消费者。另外，他们也可以开发新的包装方式，为重视“与朋友一起开心”的消费者提供“派对包装”的食品和饮料。
在消费者不愿升级、或倾向于缩减开支的消费品类中，营销商可以利用这些洞察来重新审视自己对这些品类的看法。例如，在中国，商业招待活动通常意味着请客户去餐厅或KTV。但受“事业成功”驱动的消费者希望能尝试一些新选择，给客户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体育或文化活动的营销商可努力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成为商业招待中新的身份象征，赢得这些愿意为事业成功而升级消费的消费者。例如，在发达国家中，商业招待常常发生在高级的体育或文化活动中——像美国橄榄球超级联赛，美国网球公开赛或百老汇的表演，这些活动都特别设计了专卖模式来赢得商业招待的市场。中国在这方面还较为落后，部分原因是有观众观看的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市场规模还有限。但与此同时，营销商未能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来吸引受事业成功驱动的消费群体，也是该市场有欠发展的原因之一。
拓宽产品和品牌组合，满足特定需求
在调研中，高达51％的中国消费者表明，他们愿意为了能满足自己特别需求的产品而增加支出。而这其中很多都是中国市场才具有的独特需求。因为此，营销商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产品和品牌组合，使之适合中国市场的特点。
在中国，外资品牌已经非常普遍。肯德基在中国有3000多家门店，Gap等其他外资品牌也在紧锣密鼓地打人中国市场。产品的本地化也不再是新鲜事：乐事薯片推出了酸汤鱼口味的薯条，必胜客启用了中国菜谱，宝马5系加大了后座的空间……但是，中国消费者购买规律的变化速度之快使中国市场成为一个永恒的挑战。关键是需要抢先一步，了解并引导中国消费者迅速变化的需求，并且让现有的产品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的意愿。
关注跨品类交叉销售机遇和销售点营销
聪明的营销商会寻找并发现各种各样的消费规律。例如，在葡萄酒上花费增加的消费者在咖啡厅的开销也有所增加。通过了解这种消费行为背后的需求和特点，并据此找到最合适的合作关系，企业就能创造联合推销和捆绑销售的机会。而捆绑销售或其他的合作则能进一步激励消费者进一步增加开支，为消费者支付溢价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例如，台湾企业味全就开始将奶制品和果汁捆绑销售，赢得那些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消费者。
销售点营销，即店内产品展示和推广活动。只要能根据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合理设计，也能捕捉到那些愿意升级消费的顾客。首先，店内产品展示应根据消费者增加开支的动因来具体设计。比如说，播放名人宣传产品的视频，就有助于向那些重视“与朋友一起开心”的消费者证明，这一产品在很“酷”的人群中很受欢迎。
销售人员或店内推广人员可以明确指出产品的核心卖点。针对消费者消费升级的动因，引导其购买合适的、价格更高的产品。例如，追求“仪表入时得体”的消费者倾向于在服装上增加开支，但可能并不会增加在鞋子上的开销。服装销售人员则可向其指出，搭配合适的鞋子是完成整体造型的关键。
增加店内销售人员。例如，中国的化妆品、个人卫生用品和美发产品的生产商丝宝集团为了与外国品牌一争高下，聘请了约15，000名店内销售，在某些品类的销售人员数量甚至是竞争对手的两倍。这对
企业不断提升销售收入和知名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制造口碑效应和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作为第一步，营销商应明确相关的动因，并据此设计出有说服力的信息，创造强大的“口碑”力量。“口碑”广告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消费者很容易受他人影响。
口碑在经常重复购买的品类中特别有效。如果营销商能促使频繁使用其产品的客户对其产品大加赞赏，就能在更广泛的非目标客户群中树立口碑。为促使消费升级，营销战略需要鼓励消费者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体验，并为这种分享创造便利的条件。
营销商应聘请有影响力的人物，激发消费者潜在的购买动因，而非简单地使用名人广告。传统的做法是聘请与产品相匹配的“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来制造宣传效果，并最终增加销售。但使用在较小社交网络中有影响人物能更节约传播时间和成本。Vitaminwater是为年轻人和追求时尚的人群开发的一种饮品。公司采用了“影响力人物”战略，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在线平台和活动来进行宣传。在品牌首次发布推广中，Vitaminwater将目标锁定在“活跃的社交人物”身上，即那些经常外出，在朋友圈子内是领头人物的消费者。公司相信，只要这些人成为他们的常客，那么，品牌就会有立足之地。Vitaminwater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品牌，但起点很好，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社交媒体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调研中有2／3的人表示，朋友和家人能影响他们做出消费升级的决定。营销商通过精心设计和有效执行，利用微博、社交网站、博客、BBS和论坛等渠道来为自己的微型网站量身定制宣传活动。企业还可以用一般用户的身份参与在线讨论，和普通消费者一起探讨自己的品牌。这些策略能大幅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程度，并最终大幅提升销量。
凡客诚品是服装、鞋类和饰品的网络零售商，它鼓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网页的外观和字体来修改官网，并与朋友分享。通过让消费者制作并上传自己的首页，凡客诚品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情感上的联系，这也使这个年轻的品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且家喻户晓。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变化和增长，李红和她的家人将不得不做出越来越多的权衡和取舍——为女儿支付哪种教育费用?如何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公婆?怎么装修和装饰新房子?该不该购买更昂贵和体面的衣服或体验更高档休闲娱乐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