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者平等竞争问题探讨

建设者平等竞争问题探讨（精选4篇）

建设者平等竞争问题探讨 篇1

我想围绕“七一”讲话谈几个问题。第一，怎么理解“七种人”是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第二，怎么让建设者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第三，怎么当一个合格的建设者。我重点谈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

一

近一年半来，总书记对非公经济的讲话共有五次。第一次是去年在广东视察的时候，提出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富了以后要思源

；富了以后要走出国门去发展，到中西部去，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第二次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到浙江考察民营企业，一连看了七家，看到有些民营企业搞得很好，特别是正泰集团。一个修鞋匠出身的企业家南存辉，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在市场经济这个大学校里，做到年销售额50亿。总书记很有感触，就民营企业怎样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做了很重要的指示。第三次是去年年底，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对他们的贡献做了充分肯定。那时还没讲建设者。第四次是在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特意到民建、工商联联组，专门听民营企业家的意见。总书记听完后作了重要的讲话，这就是“两个坚定不移，三个结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要坚定不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坚定不移；把自己的发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市场法则与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发展同全社会共同富裕结合起来。第五次是这次“七一”讲话。总书记指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和技术人员、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其它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总书记讲了现在的情况跟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关系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现在有很多新情况。第一个不同，是共产党掌了权。第二个不同，中国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搞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很不发达而且极不平衡的社会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得老老实实承认，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第三个不同，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是像马克思当年设想的那样搞计划经济。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共同竞争。离开这三个最基本的东西，抠马克思当初怎么讲的，列宁当初怎么讲的，而不与时俱进，那是教条主义。所以我们现在谈论新的社会阶层时候，特别是非公经济人士、私营企业的时候，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一是看表现，二是看贡献，三是看对谁有利。

私营企业现在是176万户，就业人数是二千多万，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现在是五千多万，两个加起来将近八千万，相当于现在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七千多万）。国有企业靠国家投资，国家花了多少钱投资才解决了七千多万人的就业？而非公经济八千万的就业人数，政府没投资就解决了，这就是贡献。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满足了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过去是短缺经济，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现在什么都多得很，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因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有了竞争，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人民得利，最终对执政的共产党有利。现在的非公有制经济，既不是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又不是解放初期的老工商业企业，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新出现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它同处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互相对立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再也不是无产者了。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来作为判断人们政治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及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贡献是什么呢？我认为，最突出的就是解决了就业问题，不妨先回顾一段历史。

1979年1月份，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小平同志找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左耕虞等五位老工商业者座谈，一块吃火锅，现在称为“五老火锅宴”。小平要求工商联和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些，人要用起来，钱要用起来。一开始就讲建设，要求大家当建设者。

1979年，国家碰到一个大难题，八百多万知青返城，回城没事干，怎么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了一个调查，给中央写报告，希望允许他们搞一些修鞋、大碗茶之类的社会服务，但是不允许雇工，文件明确规定不许雇工。经过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十多年，怎么能让雇工呢？那时，是称闲散劳动力，也不叫失业，而叫待业，可以组织他们从事修鞋、手工业的服务的个体劳动。到1980年9月14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就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和雇工问题，召集各省的省长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最后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意见，规定个体工商户可以请1至2个帮手，有特殊技术的可以带5个学徒，回避“雇工”这两个字。因此到了1983年，1号文件提出了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能手可以请帮手带学徒，可以参照城市的办法。为什么不能超过2个帮手、5个学徒，谁也说不清楚，一共7个，超过7个就是剥削，就不是

个体劳动者而是私营企业了。这时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的傻子瓜子。它是个体户搞起来的，雇工超过七个，而且此人文化程度很低，毛病很多，赚了一百万，这还得了吗？当地不少领导认为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有人建议把他抓起来。为这事，小平讲了两次，第一次是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三次全体会议上，他讲，不能抓，不能动，傻子瓜子坏不了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第二次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又提到这个问题，说无论如何不能动，一动就使人觉得党的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关于私营企业的问题，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终于有了突破，允许私营企业雇工超过8个，承认了雇工。8年时间终于突破了雇工问题。到了1990年以后，我们动员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最好的办法就是安置下岗职工就业，雇工这词就逐步淡化了，变成了帮助国有企业解困，雇工不再被看成是雇用劳动和剥削了，而是为促进社会稳定作贡献。所以在雇工这个问题上，怎么解决的，不是通过争论来解决的，而是通过实践来解决的。

现在再看私营企业的财产问题。我们做了一些调查，私营企业现在一共是176万户，投资人是395万，注册资本总额13300亿，平均每户注册资本75万，投资者每个人33万。这钱是怎么来的，我们作了调查，这些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区别于一般劳动者，主要从事非农业产业，特别是搞运输的人，搞金融的人，信息比较灵通的人，是敢于冒险善于经营的人，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他们的资金通过多种形式来筹集，主要来源是家庭成员的劳动所得、经营所得的积累和向银行贷款，以及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不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有其特定的含义，不可乱套用。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是指通过暴力手段，强迫农民与土地分离，变成无产者，而与此同时形成资本的积累。

再看如何支配使用财富。谈及消费问题，我们在全国31个省市作了调查，私营企业主的消费，平均每人每年是9万多，这个数字跟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消费是不成比例的。据2001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调查结果，89%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公开的年收入低于10万元，只有2%的人年薪超过50万元，别看他的工资不高，但他的职务消费是很高的，远远超过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的消费跟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的职务消费不同，他花的是他自己的钱，他要考虑花的钱值不值得，要讲回报。从税收利润支配使用来看，私营企业的税后利润主要用来扩大再生产。因为竞争激烈，大家要拼命的往前赶，不停的投入。我们调查得出花在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在77%以上，用于家庭消费的不到10%，从这个比例来看很难说他是挥霍浪费、大吃大喝。

今天的劳动范畴已远远超过马克思当年的范畴。今天，经营管理是劳动，科技成果运用是劳动，决策是劳动，而且是很重要的劳动，非常复杂的劳动。这种复杂劳动同简单劳动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算术倍数，恐怕要用几何级数来衡量。另外，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这种分配制度，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有机结合的，是配套的。既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合理合法的，那么资本收入等非劳动也应是合法的。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四大部分，一种是劳动收入，第二种是风险收入，第三种是租息收入，第四个是资本的收入。资本收入具有剥削性质，是非劳动收入，但用于扩大再生产，变成社会资金，为社会服务，其性质也将发生变化。

以上从非公有制经济的几个方面的贡献看，从解决就业、从他们的劳动表现、从他们对财富的支配使用来看，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最贴切不过的。“建设者”这个称谓，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定位。这是运用“三个代表”思想分析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作用、社会贡献之后所得出的科学定位；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科学定位。避开剥削不剥削的问题，看贡献、看表现、看对谁有利，这就是与时俱进，既不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解决了现实问题。

二

既然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发挥建设者的作用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现在看来，中央讲了，大家欢欣鼓舞，但是回到地方一看，不是很理想。全国工商联最近在贵阳开了一个会，西部12个省和东部8个省都有同志参加，大家交流明年全国工商联要提什么提案，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觉得，承认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还停留在报纸上，实际情况不尽人意。怎样才能做到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大家反映各地的问题很多，主要是许多具体问题并没有落实。第一，市场准入的门槛很高，有些对外资开放的对国内企业还不开放；加入wto，外资进来了，外资享受国民待遇，国内的民营企业却享受不到国民待遇，怎能被认为是平等呢？第二，融资难。融资难很复杂，银行说你信用不好，不给你贷款，企业说应该向中小企业倾斜。现在根本问题是市场已经多元化了，但是金融市场还是一元化，缺少民间融资渠道。第三，乱收费。乱收费远远超过收税。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收费越是多。我们统计了几十种，是税收的几倍。第四，服务不到位。很多待遇不平等，比如好多民营企业分配了大学生，户口不能解决，档案不能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出国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两个：一个是思想认识问题，尽管中央已经讲了，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但仍有不少同志认为他们是非我族类，是剥削者，是异己力量，政治上仍然歧视这部分人；一个是政策法规修改困难。我们很多法规是部门法规，部门按习惯思维维护本部门的利益。硬要把不合适宜的法规废掉，难得很。两种错误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左的思想观念跟既得利益一结合就成为改革的阻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很难。我们工商联就是给大家呼吁，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怎么办。第一，为了使各类所有制企业都能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建议按照全国人大及其党委会通过的相应的法规，企业法、公司法来规范各类企业的称谓，淡化所有制的称谓，尤其要尽快废除以雇工8个人作为区分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标准。现在人大的立法，己不按所有制来立了，但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是讲成分，你是私营企业，你是个体户。歧视就是从这当中来的。以雇工8人作为区别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标准，是1988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常委会早已经不按所有制来立法了。《公司法》、《企业法》均按照出资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来区分企业类别，国际上通用的都是这种。加入wto以后人家不看你是什么私营、个体，而看公司是怎么出资的。取消这个标准有利于淡化所有制而不影响依法办事。我们把这个理由拿出来跟一些专家、企业家讨论，结果是倾向于把这个标准取消。因为雇工8人作为私企标准，完全没有多少科学根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以后，在政策上，在待遇上，不要再分谁是私营企业、谁是国有企业，国有、私有，都应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企业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企业，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企业。

第二是建议再次修改宪法，建议对国有、集体、私有财产一起保护，不按所有制来区分。现行宪法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作出了肯定，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说得比较模糊。我们把宪法的第十一条、十二条、十三条拿来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宪法对公有财产是绝对的保护，对普通公民的私有财产、合法的收入是一般的保护，对私营企业是有条件的保护。这样实际执行的结果就容易产生所有制方面的歧视，体现不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公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应该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否则难以体现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然是基本的经济制度，就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它。而且基本的经济制度也应该渗透到法律法规当中。关于私营企业主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国务院在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当中有过规定：“私营业主对其资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财产可以依法继承。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外，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私营企业提供财力、物力、人力。”这些规定当然是对私营业主合法权利的保护，但同样回避了保护私有财产这个概念。权利和利益这个词很宽泛，而且对私营企业主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至今未见具体的规定，实际上这一条缺少可操作性。而该条例对私营企业的管理、监督、限制、应尽的义务却规定非常具体非常详细。所以在实际实行过程当中，对非公经济的管理监督远远多于法律上的保护。私营企业主很难用条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用这个条例连“三乱”都抵制不了。

另外，与国内私营企业形成对照的是三资企业，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的企业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如《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这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外商是私人资本，国内的私营企业也是私人资本，理应一视同仁。如果宪法不加以明确的规定，或者没有一个明确的保护国内私营企业的法律，国内私营企业就会觉得在法律上受歧视，缺少一种安全感。为什么现在有些老板一做大就跑到外边去，拿几个护照。因为外商有保护，内商没有法律保护，跑到外边拿到护照再回来就便变成外商了。这种不安全感如果不消除，企业就很容易产生短期行为，挥霍浪费掉，或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对国家都不利。

私人财产如果得不到法律保护，那么谁愿意去为增加个人财富去辛勤劳动呢？如果大家都持这种态度，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难以得到实现。因此我们不应当回避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建立个人和社会信用制度，在全社会形成讲信用、重信誉、守信义的社会风气，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需要。而建立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根本前提是既保护公有财产，又保护私有财产。在一个个人财产得不到基本保护的社会里面，大家都怕露富，不肯讲实话，你防我，我防你，很难获得个人的真实信息。信息不真，根本建立不起来个人和社会信用制度。有些专家指出，当今中国最短缺的不是资金，不是人才，而是信用。不讲信用，不重信誉，是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根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入手，明确表示要保护私有财产。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私人财产一体保护，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稳定。公是公，私是私，才能公私分明。现在喊的大公无私，实际上很难做到，公与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没有私，哪来的公？我们应当老老实实承认大公有私，公私兼顾，才能逐步做到先公后私。如果只保护公有财产，不保护私有财产，最终公有财产也难以保住。许多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行为往往是打着为公的旗号来进行的。这是个辩证法。

保护私有财产可以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而不至于形成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作风。承认大公有私才能形成“不义之财不取，非分之想莫想”的道德规范。一个社会有产者越多，他们受到的法律保护越充分，这个社会的基础才越稳固。

勿庸讳言，私营经济的投资者、经营者的资产当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非劳动所得收入。我们的宪法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坚持以公用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谓多种分配方式就是打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允许不同分配方式的存在，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也是合法的。既然私营业主的非劳动所得是法律所允许的、是合法的，就应当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一视同仁就难以实现。

总而言之，保护各类财产就是既保护公有财产，又保护私有财产，公有、私有都不可侵犯，这对国家、对公民个人、对社会、对执政党都有好处。

如果上述两个建议在理论上、政策上站得住脚并被采纳的话，对民营经济、非公经济这一块可以说真正是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了，我们的建设者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没有顾虑了。

三

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建设者？

有些老板听了“七一”讲话高兴得不得了，有些老板简单的把“七一”讲话理解为“私营企业老板可以入党了”。我建议大家好好看看“七一”讲话，仔细研究一下报告。入党是有条件的。第一，要承认党的纲领路线；第二，要付诸实践，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第三，要经过长期考验；第四，要符合党员条件。同样，当一名合格的建设者也是有条件的，要在党的路线指引下，不脱离党的领导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要诚实劳动。第三，合法经营。第四，和广大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不具备这四条，也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建设者，所以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就企业来说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个是跟员工的关系，要建立起新型的劳动关系，新型就在政治上平等、经济上民主，为员工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不能把负担转嫁给社会。第二个处理好跟国家的关系，企业要遵纪守法、合法经营，要照章纳税。第三个就是处理好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同左邻右舍的关系，处理好先富和后富的关系，尽可能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企业真正能够站的住，就是要处理好与国家的关系，与员工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三个关系，是做一个合格建设者的基本要求。

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问题探讨 篇2

关键词对外贸易 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

1 福建省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进出口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福建省对外贸易发展氛围良好，进出口总额由1981年的10.827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661.2396亿元；同时，福建省的对外贸易顺差规模也急剧扩大，1995年福建省贸易顺差突破百亿元大关，2006年突破千亿元大关，2007年贸易顺差高达1565.3045亿元，是1981年的452.66倍。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福建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基本呈现出递增趋势，从“六上五”到“十五”。贸易依存度从10.93％增加到60.10％，对外贸易在我省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福建省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伴随着经济贸易、经济增长，福建省收入不平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存在差异。从数据来看，基本上都是城镇收入增长高于农村，且城乡收入增长又都低于经济增长，基本上呈现出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情形。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1999年至2007年福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分别为2.22、2.30、2.46、2.60、2.68、2.73、2.77、2.84、2，84。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不尽合理。笔者使用发展经济学家Sundmm介绍的适用于不重叠人群(富人和穷人)分组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来估算全省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G表示全省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G1和G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p1和p2分别表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表示全省居民人均收入；u1和u2分别表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

根据公式计算出1990年—2007年福建省城乡整合基尼系数如表1所示。1999年以前，福建省收入分配差距相对合理，基尼系数维持在0.3左右；而2002年福建省基尼系数已达0.3843，十分逼近国际警戒线，而从2004年开始，福建省基尼系数已超过0.4，说明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已不尽合理。

3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3.1变量的选取

GINI系数作为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变量，在模型中将成为被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笔者选取了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进口依存度(进口额／GDP)、贸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贸易顺差比重(出口依存度一进口依存度)这四个因素。从结果来看，进口依存度与GINI系数相关关系不显著，而贸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与GINI系数的相关系数显然没有贸易顺差大。由于不宜采用过多的解释变量反映一个因素，而且某些因素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所以选择与GINI系数相关系数最大的贸易顺差比重作为贸易因素的解释变量。

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非常复杂，为了分析福建居民收入GINI系数变化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考虑。虽然中央宏观渊控的政策对基尼系数有一定的影响，但只能是进行定性的分析。而本文主要是摸索从量化指标来了解除了贸易以外其他影响福建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所以归纳起来为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增长水平。选用剔除物价影响的福建省GDP增长率和GDP指数(1952年=100)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用SPSS软件进行二元变量相关分析，可知GINI系数与GDP增长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与GDP指数呈高度相关。②产业结构。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也使得收入分配产生差距，故笔者选用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经过相关分析可知，GINI系数与第三产业比重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与第一、二产业比重都存在高度相关。但第一、二产业比重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所以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选取系数较大的第一产业比重进入模型。③其他因素。如城镇化水平(非农业人口/总人口)、城乡差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政府福利救助(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财政支出)、金融发展程度(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以及教育扩展程度((义盲、半文盲人数*1+小学的人数*6+初中的人数*9+高中的人数*12+大专及以上的人数*16)俭省总人数)。笔者将这几个指标分别与GINI系数进行相关分析得到如下结果：GINI系数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差距两个因素高度相关，与金融发展程度中度相关，与政府福利救助和教育扩展程度两个因素相关关系不显著。同时，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差距也高度相关。综上所述，最后只选取贸易顺差比重(x1)、第一产业比重(X2)、城乡差距(x3)三个解释变量进入回归模型。

3.2回归模型的建立

为系统考察对外贸易与福建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笔者选取了福建省从1990年到2007年的时间序列，以此通过较长时间跨度分析这个问题，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方程：

其中x1为福建进出口依存度之差，即用贸易顺差除以GDP。如果系数c1符号为正，则表明对外贸易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否则表明对外贸易缩小了收入不平等。根据胡超(2008)的研究结果，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倒u型”关系，即认为对外贸易先是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后，发展贸易会有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笔者也试着加入x1。X2是第一产业比重，如果系数c3符号为正，说明农业比重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否则说明农业比重越小，收入分配越不平等。X3是城乡差距，C4符号为正说明城乡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否则说明城乡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不平等。u为随机扰动项，说明其他因素对GINI系数的影响。根据模型，利用Eview5.0软件对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顺差比重(x1)对于GINI的影响系数是正的，并且系数为0.002301，说明顺差比重是影响GINI系数的因素，但并非主要因素；X1²对于GINl的影响系数是负的，说明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是持续的，而是呈“倒u型”分布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外贸易极可能会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缩小效应。第一产业比重(X2)对于GINI系数的影响系数是负的，表示GINI系数随着农业比重的缩小而增大，但试着加入X22进行回归可知，X2²对于G1NI的影响系数是正的，说明农业比重对于GINI系数的影响是呈“u型”分布的，即在初期农业比重减少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产业不断地升级。农业比重减少反而会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差距(x3)对于GINI的影响系数是正的，表示GINI系数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而增大，同时系数为0.130367，说明城乡差距是这三个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从模型的整体来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是0.992058，说明估计的样本回归方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观测值；且F值为531.8871，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F检验，说明变量选择基本合理；DW值为2.309676，通过Dw检验，也就是模型没有自相关的问题。综上所述，通过回归分析得到贸易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模型如下：

GINI=0.069559+0.002301X1-0.0000823X1²-0.002877)(2+0.130367*3

4结论

建设者平等竞争问题探讨 篇3

2010年是邮政企业实现全面转型发展的一年。当前，公司正处于健全制度、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各个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低炭经济挑战压力增强等新的挑战，企业发展中的基础性、结构性矛盾依然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不少历史遗留问题更是阻碍着公司的快速发展。切实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体制和工作体制，努力使之适应新的所有制结构和新的企业治理形式，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贯彻落实到位，进而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来自企业内部的竞争力，能够使企业在长期的竞争过程中保持优势，获取稳定的超额利润，是企业立于不败地位的核心优势。而基层党组织是企业强大的党组织政治主体，是企业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也是大多数活动的主体。它能不断提高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同度，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这个也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搞好企业转型发展的前提，努力构建决策民主、执行有力、体系完整、运转协调的组织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夯实企业的创新、竞争和发展优势。同时需要企业广大党员干部形成统一思想战线，振奋精神，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深入推进基层建设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通过深入查找在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要推行“一线工作法”，即让党员干部在一线锻炼、工作在一线推动、决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能力在一线提升，为推进邮政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关系的认识：

第一，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内涵的认识和深化。毋庸置疑，“搞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可以在企业甚至全社会形成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保持高度团结的精神支柱，从而为公司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一言以蔽之，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它们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即保证企业生产力的提高、效益目标的实现和职工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其联结点都是“人”，都是以人为本开展工作的，它们既互相渗透，又兼容互补。

第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能够形成创造客户价值的专门技能和技术，以企业技术能力为核心的市场营销、组织管理以及企业文化的相互整合，共同促进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模仿性。历史和现实都可以充分证明,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较量最后拼的还是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想要获得发展，具备竞争实力，在强手如林的市场竞争过程中站稳脚跟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不仅需要决策者有正确的经营战略，而且取决于通过各种途径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因为企业要靠人去管理，生产任务要靠人去完成，产品的营销要靠人去拓宽和实现，市场竞争实际是人才智力的搏弈。而以人为本的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就有效地体现了企业经营者关爱员工、提高员工政治素养的人文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企业经营

者科学发展观的谋略，体现了为员工成长提供发展空间和机制的强大保障，丰富了企业文化、凝聚了员工之间的力量，促成了和谐的管理关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只有切实开展好企业基层建设，充分挖掘和激励员工中蕴藏的积极性、创造力和智慧，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培育和创新员工的主人翁精神，使企业在原有竞争领域中保持持续发展的优势继续做强做大，是推动企业走向市场迎接挑战的内在动力，也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第三，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机制。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职工思想业务素质。这就加强了队伍建设，脱离了一些具体内容的空泛和政治“嵌入”的形式主义。在基层建设过程中既教育了党员干部，又把非党员纳入视野。通过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党员学习、管理、教育、监督等长效机制，真正使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到实惠，企业增强了核心竞争力。

建设者平等竞争问题探讨 篇4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也逐渐扩大。在影响收入分配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也有着极大的影响。通过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对解释和分析我国教育不平衡及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收入分配不平等

1 引言

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得以明显提升。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而同时又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扩大的情况下，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联系有重要的意义。

Gregorio & Lee的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缩减效应，并且教育分配的平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借鉴Gregorio & Lee中的计量模型所含参数，运用中国各省的平均数据，对中国1982-的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做了时序的检验，其主要结论是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我国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与国外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同，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正相关。

2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2.1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是投资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满足眼前消费更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资本，表现为劳动者身上蕴涵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主要是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技能，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供求关系，因而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改变自身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利地位。

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能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又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该产品所提供的产品收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收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社会公众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性。就教育而言，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比没有或少受教育的人能多获益，表现在就业、晋升和高薪方面，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另一方面，一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多，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从而使整个民族受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分收益是不可分的。因此，教育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也具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属准公共产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赞助等，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配给性，还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借贷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贷者的借贷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者或是受较多教育者，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强的配置能力，他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教育就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体制不完善，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完成各阶段正规教育的很少，并且能通过完成正规教育而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就更少。

2.2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作用

随着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中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财产产生的收入比重相对下降，而劳动的收入比重在相对增加，教育在提高劳动收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教育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减少。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会使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趋于缓解，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此外，随着教育的扩展，劳动力队伍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技能化。通过竞争性市场，技能工人供给的增加，必将相对降低技能较好、报酬较高工人的工资；同时，低技能工人供给的下降，必将提高技能较低、报酬较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压缩效应，其作用在于减少教育收益率，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3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公平，如果社会公平被破坏，就会造成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间分配不公，就不能做到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教育机会。在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无论教育收费与否，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对于公平的理解一般包括三层意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即人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权益的各种先决条件的平等；过程公平，即人们在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都应遵循相同的原则和公正的原则，任何人不得例外；结果公平，由于地域、财产、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人们参与竞争的机会不可能完全均等，这就必然带来结果的差异。在这里具体表现为：

3.1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

对教育作用的认知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是不同的。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在其提供子女入学水平的方面，取决于其对教育未来收益和现行成本的权衡，而且受认识平的限制，后者将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即使在教育的未来收益率一样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现行成本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要高得多。而且，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间接成本，即其子女不去受教育而参加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也要高得多。鉴于以上两个原因，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要远低于高收入家庭。若再考虑到低收入家庭较之高收入家庭在信息及社会背景方面的劣势，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教育收益率远低于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教育收益率，其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将会更低。

3.2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由于对教育未来收益的乐观估计和现行教育成本的能力可行，对教育投资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相对于低收入家庭，这种积极性不仅表现在对子女教育起点的支持上，更多地表现为追求教育过程中的高质量。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支出的很大部分，包括为子女选择更好的教育而支付的择校费和补习费。此外，高收入家庭有能力选择经济发达的公共设施齐全的地区定居，这些区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教育资源将比一般区域更丰富，其表现为学校的教学软件和硬件设施都更好。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现象将会进一步加重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化。 3.3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从小就获得比低收入家庭子女更良好的教育，这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因而更容易获得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并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受益部分也将越来越多，为此也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低收入家庭子女要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不仅意味着要付出更高昂的学费和更高的机会成本。面对生存的压力，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有继续深造的能力，还是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外，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业竞争中也较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有优势，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拥有更多的信息以及社会关系，他们会获得更多就业、晋升及高薪的机会。

4 政策建议

由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也不能忽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此外，我国正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在这一阶段，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反而会扩大。

鉴于我国的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联，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保证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1）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由于初等教育不仅是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基础，而且也是自学和农村应用技术学习和交流的基础，因此政府应将更多的教育预算用于发展基础教育。

（2）改革教育补贴方式。现阶段我国城市中小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而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其投入依靠县乡财政，实际上最后的担子还是落到了农民身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国家对教育补贴时，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少，高收入家庭从政府的教育补贴中获得的好处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改革教育补贴和收费制度，既能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又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原则。

（3）现阶段不宜快速的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现在我国还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此时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并不利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但将来平均受教育年限跨过临界点之后，那时再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就可以起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道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2］@陈广汉.增长与分配［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3］@赖德胜.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10).

［4］@于德弘、陆根书.论我国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