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通用8篇）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篇1

摘 要 行政法基本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的，不同的社会背景，会形成不同的行政法理念，同时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整个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的关键就在定义好行政的理念。

如今，在当下构建和谐中国，和谐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大环境下，公众希望政府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声音越来越高。

随着行政主体们在权利方面意识的增强，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惠民成为最重要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惠民理念的行政观念。

关键词 行政法 理念 行政惠民

从古至今，无论是公众、政府还是学者，对于行政法理念的研究历来不缺乏。

行政法的理念也在研究变化中不断变迁：从过去的行政管理论到控权论;当前我国业内普遍认可是平衡理论、行政法合作理念、平等以及契约等理念，但我国目前努力营造和谐的大背景下，管理行政法的思想意识是不是会因此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怎样发展?怎样调整行政法的内涵以确保其适应现阶段行政实践的要求，才能真正的做到服务行政，指导行政。

一、有关行政法理念的形成发展探索

(一)行政法的管理理念

管理行政法的理念是与管理行政法的理论同时出现的一种行政法理念。

在我国，管理理念是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行政法理念。

有人对行政法做过如此的定义：“行政法是概念上的管理方法，可以说就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法律。

在管理上，对应的那方要承担起义务，执行权力是由行政机关来完成的。

因此，双方形成了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的关系。”但是在管理行政法中，依法行政的性质会受到来自“法”的范围大小的影响。

有人还针对这一问题做过这样的描述：强制力作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强迫对方服从是行政的主要特征。

但以当今的视角看来，管理行政法因为在实际运作中将行政相对方完全撇开，缺少了实体的参与，因而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法的理念和精神，从而逐渐被淡出人们的视角。

(二)行政法的控权理念

控权理念是起源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行政法理念，其发展得益于两个最有利的条件：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自由民主的观念。

控权理论主张：“只有那些尽量不管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好政府”;每个国民都期望政府控制行政权是通过“干涉最小化”的方式来实现，这样能偶最大化的确保公民行使自由的权利。

它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具体内容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控权理论主张用最小的权利发挥最大的效果，最小的权利是指它的功能只是发挥有限范围内的有限权利，比如保护公民的财产人身安全。

如此来抑制行政权利的滥用，也阻止了行政权对公民隐私的侵犯。

第二，控权理念认为要适当限制行使行政权利的手段和方法，这里包括行使手段的实体意义以及限制程序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抗行政权力的目的。

最后，控权理念的行为准则是“依法行政”，通过这样的准则来对自由量权进行控制，如果没有法律，就无从谈行政。

通过限制行政主题的作用范围确保另外一方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著名的行政法学家戴雪就是这种主张的支持者和积极维护者，他提出的对专横武断的权力的掌控，即是控制行政权力的体现。

(三)行政法的平衡理念

行政法中的平衡，是要将国家、公共、个人方面的利益都统一起来，实现行政双方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衡关系。

简而言之，平衡行政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意识公平配置权利义务的立法工作：二是要在整个行政法的`解释过程和适用过程中都平衡各方的利益。

由此，行政法律规范进行义务和权利的分配时，就不可以将视角限制在一个角度，而是要照顾到每个角落，不能只关注一方利益。

平衡得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前提是相对方的积极参与其中，如此才能够正确探寻到不同主体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管理行政法、平衡以及控权等理念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的，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的先进理论，但是在当下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定背景下，作为行政主体，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行政权利还给相对方，如何把更多的资源利益划分给另一方，怎样友善对待另一方等问题应当其具体你离的目标和方向指针，新的行政理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强烈呼唤，就是一种把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新的行政法理念。

(四)新兴行政法理念概要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行政法理论，新的行政法观点等层出不穷，不仅国外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思想，我国学术界也提出了许多诸如：合作、契约、契约平等等理念。

尽管多方没有取得一致的共识，但他们的核心思想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平等合作的意识。

平等合作理念抬高了相对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希望以此来实现行政的民主化，从而为它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关系模式，因为行政主体因为拥有比相对方更多资源，就不可能单纯的是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平等协商。

我国作为较早关注行政法的国家，突出行政机关的服务性质，行政机关保障义务方权利的新理念，这和当前所说的行政惠民的内涵式统一的。

所以，行政惠民理念因为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明确划分，而相比于其他行政法理念而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相更符合，更能突出政府的民本立场，从而当仁不让的地发展为基本的行政法理念。

二、惠民理论的生成有了社会现实性条件

惠民理论的生成有其前提条件，得益于所处的社会现实条件的发展和成熟。

惠民理论在我国的提出，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行政法理念受到来自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改革的影响，并成为其发展的源泉和理论基础。

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的管理者，在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需要对公民服务和放权，其工作重点不是掌舵和划桨，而是应该通过完整的有力度的整合力和回应力来建立有效的机构。

公共服务理论认同行政机关为义务方提供相关服务以及给予特殊照顾的思想，从而为给惠于民提供了正当的理论依据，也同时基本的行政职责;公民理论是以此为前提公民权利的外延扩大并为其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撑，也就是说扩大了民众的权利范围，由开始的仅有的政治参与权，到后来放开的行政参与权。

其次，经过接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变迁，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乃至各个角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行政“惠”民的观点并不是一时的发明床在，通过我国近年来在处理民生问题的时候制定的政策以及总结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而来。

中央最近发布的文件和我国高层领导人的公开发言都按时了我国政府当前“惠民政策‘的目标，这是研究行政法中行政惠民思想的条件和来源。

三、政治以及经济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一)政治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中国的民主发展和改革的作用下，政府职能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人们的利益得到了相关的重视。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国政府由之前的”行政服务“逐渐转向“服务政府”制定和出台和很多惠民政策和措施;新的技术拓宽了群众的诉求渠道，诉求愿望变得畅通，让距离不再成为诉求的障碍，使得不在场的群众也能反映问题;转变行政工作态度和机关工作作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服务方式变得多元化;完善志愿者服务体系，推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等的措施。

这些手段，让惠民成为实际。

(二)经济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建设推进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权负责管理模式的整体转变，政府转变行政模式和服务方式，逐步建立起了服务型政府的新模式，细化服务的职能，转变了强权管理的现象。

市场在经济调控的基础上得以自由发挥，资源配置转向多向发展。

这种经济模式的优势在于预防了经济垄断现象的出现，降低了市场收外部市场的负面影响程度，同时保证了提升和发展经济战略化的步伐。

为了适应我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求政府逐步成为服务者，进而为行政惠民创设了基础条件。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下，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参与市场竞争，是保证公民享有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

此外，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推动了政府不同调控方式的全面发展。

引入了更多人性化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行政惠民精神的建立。

四、和谐社会的发展促使行政惠民的根基牢固

构建和谐的主要目的是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各类矛盾都有得以解决的有效途径，逐步推行民主政治，为人民服务。

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并取得喜人的成就，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思考怎样让人民继续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幸福。

目前，基本形成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模式，在这一目标的敦促下，社会冲突得以日益减少，矛盾得以缓和，民主观念和制度得以有效推行。

行政惠民的管理意思应该和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彼此融合、相互促进，在全国积极追求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行政惠民因此发展为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其理论支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行政惠民强调建设民主社会，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积极引导行政机关及其客体主动参与，以便保证各方利益的平衡，妥善解决矛盾。

2.行政惠民同时也尊重民众的意愿，体现了国家尊重人民的尊严，力求通过构建政府和群众诚信的关系积极促进人民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积极向上、道德崇高等。

只有充满活力的社会才可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并且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

3.行政惠民要求需要行政主体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愿望与活力社会理念不谋而合。

所以说，惠民理念促进了二者平衡，最终实现和谐社会。

五、权利意识形成给行政法惠民提供了思想保障

行政法惠民需要满足人民的现实需求，需要分析民情，因此只有在人民的广泛积极参与行政及良好表达的前提下才能使行政主体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令行政法更具有效性和针对性。

行政惠民离不开全体民众的积极合作与全面参与，公民精神及权利意识是人民在行政实践中积极活动良好前提，同时逐步养成的公民精神与日益普遍的权利意识，进一步促进了行政法惠民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模式下的法学研究将法律价值定位在阶级层面，压制了人们的积极参与热情，不能体现政府服务职能，也无法满足公民利益需求，因此呈现出现实弊端，迫切需要优化改革。

新时期，公民权利及意识持续强化，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越来越强烈，使得权利主体其充分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行政法则成为彰显公民意愿的体现，切实发挥行政惠民服务的力量，成为行政惠民科学理念的形成良好基础。

六、总结

总之，行政惠民理念的形成促进了行政法的人性化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相一致，因此我们只有对其内涵进行深入探析，明确其形成的客观条件，并实施惠民理念的深化发展，才能真正创建良好的服务型政府，令民众利益、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障，并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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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篇2

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来临,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充满了变动的因素。面对异常活跃的信息交互和知识、技术创新,传统科层制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行政组织,无论是管理方式还是手段,都面临极大冲击,“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提出,在信息、技术成为战略资源的今天,如果一个组织缺少学习机制或是学习速度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步伐,该组织的命运只能是被淘汰,行政组织作为一个与外部环境互动,共生的系统,面对信息社会高度呈现不确定状态的行政环境,学会学习,形成有效的学习机制,必将成为政府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式。

就我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而言,学习型政府塑造和发展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适应WTO的管理模式,提高中国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能力,要求中国政府迅速形成好启动有效学习机制。从WTO规则的实质性内容来看,它是成员政府屡次谈判的结果,是政府制定的,也只有政府才能履行它。因此,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是政府加入,而最不适应的也恰恰是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政府与企业、居民、市场的关系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但反映在管理理念上,任然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各级行政组织还习惯对经济活动中的公共权力进行限制和审批,习惯于数量、项目管理不是规则管理;习惯于微观干预而不是宏观控制。上述种种习惯,与世贸规则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我国政府的创新发展,制约着我国政府参与影响国际竞争能力的显著提高。我国政府迫于外力的挤压,要想走出上述习惯误区,当务之急是快速启动系统学习机制,认真地去解读WTO规则,解读行政系统自身的功能和结构。学会在变动中捕捉各种有效信息,在竞争中获取发展机遇,在诚信合作基础上拓宽生存空间。

(二)为适应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要求,各级地方行政组织在中央政府简政放权后必须尽快学会自主决策、自我约束和自主发展。纵观中国历次行政改革,几乎每一次都涉及到行政权力的纵向划分问题,总是放放收收。从1955年到1989年期间的几次简政放权情况来看,我们总是在“一统就死、一是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统”的怪圈中循环。怪圈真实并不“怪”,问题主要出在地方各级行政组织自身。一方面,地方各级行政组织一直在拼命争取更多的权力,希望有更大的自主决策、自主管理空间,以便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了按中央政策的价值取向来安排本地本区域的发展政策,对地方社会经济小环境的特殊系缺乏“阅读和理解”的能力;同时,对公共权力的运用也缺乏必要的自我约束机制,从而导致“一放就乱”现象的反复出现。中央政府从全局性考虑,为维护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只能作出“一乱就收”的选择。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内行政环境中变动性因素的剧增,公共权力下放已成为行政变革的必然趋势。各级地方行政组织要想走出“一放就乱”的误区,就必须下决心提高自身素质,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洞察权力运用的规律,提高捕获信息、分析信息和综合运用信息的能力,使自身发展成为具有自主决策能力、自主约束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的管理主体。

(三)提高我国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也迫切要求在政府系统内部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国加入WTO以来,新的管理环境对公务员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技能和工作作风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公务员的能力、水平决定着政府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关于我的工作作风和效率代表着政府的公众形象。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学习型政府的形成和发展,其关键在于作为行政系统“灵魂”的公务员队伍能否养成“学习型人格”,能否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学习,向国内公民社会学习,从而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政之魂”。

国内学者曾概括指出,政府学习就是在动荡环境中,行政组织不断解读环境,进行威胁和机会分析,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提高自身能力并不断调适自我,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实现组织发展和环境改造双重目的。从这一层面上理解,政府学习除了进行知识、技能的积累和传承外,同时还应是一种治理理念、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等更深层次的变革活动。在中国要推动政府发展,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塑造“学习型政府”不但是发展目标之一,同时也是政府能力全面提高的根本动力。学习理念引入政府发展,必将大大提高政府治理的理性水平,推动中国政府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成为中坚力量。

二、基本结论

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背景下,我国行政理念发展必须要树立学习型政府的理念,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府的建设。当代中国行政理念的评判和选择,要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中国政府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因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而尤其显现出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这个过程中,理念的评判和选择将会一直伴随。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大国文化底蕴的国家,在理念评判和选择问题上历来具有反思历史的传统,而在借鉴、改造和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却往往表现的较为谨慎一些。按照传统的文化区分标准,“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来自西方文化领域,在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的条件下,文化的地域差异变得越来越小,因而,我国政府要在行政理念的选择问题上只有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大胆引入,通过“自觉”的主动性变革,推动我国政府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无限走向有限,从集权走向分权,从人治走向法制,从权威者走向学习者,才能进一步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

摘要：行政理念的创新与发展,是促进政府管理模式更新、全面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先决条件,树立学习型政府理念,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当代中国行政变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行政发展,行政理念,学习型政府

参考文献

[1]邵景均.扎实推进学习型政府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10(02).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篇3

关键词：行政管理；行政理念；行政道德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5）24-0140-02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行政道德教育不足、管理者官僚、管理方式创新不足等困境。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从行政理念角度积极提升管理人员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加强政府公信力及构建和谐社会就显得尤为必要。

1 从行政理念视角分析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是以国家的行政机关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领域广泛、综合性和动态性较强，为了实现行政目标而按照一定的权责关系组合在一起的具有合理结构的公共管理活动群体。行政管理学具有公共性、政治性、执行性、权威性和法制性，其基本职能主要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管理主要反映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自身事务的活动，并通过对这些活动的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制度与过程来探索归纳公共行政管理的规律，从而推动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合理化、效率化和时代化的进程。

然而，一个国家行政管理能力如何，根本上取决于其行政人员具备何种行政理念，也取决于其行政理念背后的一整套行政理念灌输系统。事实上，我党对行政人员进行行政理念灌输过程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开展的。首先，在理论内涵上不管是行政管理还是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共同理念。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是二者在社会实践中的出发点。在服务对象上，二者都是为人民服务。行政管理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维护和发展号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在最终目标上，二者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又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最终归宿。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是柔性的行政理念灌输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中强制的、僵硬的制度灌输方式相比，具有柔性的内化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各阶层人员的核心方式。行政人员对内必须尊崇党和政府的执政和施政意志和理念，对外也必须代表党和政府行事。因此，如何使该群体所具备的行政理念既与党和政府坚持的理念一致，又保证其与老百姓所期待的一致，显得至关重要，而这，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九百多万行政人员的理想和信念教育。

2 我国行政管理面临的困境分析

2.1 行政道德制度不成体系

行政人员更多地是掌握公共权力，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特殊的性质使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坚决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绝不能以权谋私，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和体验使行政人员逐步形成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丰富社会主义的行政道德情感，加深社会主义行政道德涵养，使其遵循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的原则要求和规范标准，提高职业意识、责任意识、效率意识和自律意识，自觉完成对公共行政道德由认识、情感、信念到道德行为习惯的转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前行政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未能形成一套完整地体系，包括行政人员入职前的道德教育培训、入职后的定期考核都未能满足当前要求。因此导致行政人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道德教育不足，受历史传承影响较大，尤其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是理论与实践未能很好结合。行政人员自身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所需的优秀品质存在一定距离，行政道德教育没有与其他道德教育紧密结合。

2.2 理想信念教育流于形式

行政权力主体应当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深刻认识自己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把以公共利益作为自身行为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标作为行政管理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教育引导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尽管在行政人员队伍建设过程中，理想信念教育一直在讲，一直在抓，但成效依旧不够明显。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对人的思想所带来的冲击和变化是巨大的，物质利益思想渗透到社会各领域，部分行政人员受物质利益思想影响，在行政管理队伍中存在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等现象，特别是极少数干部暴漏出的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理想信念教育处于被动，总是等到理想信念动摇的情况出现甚至已经产生消极影响时，才进行补救式教育。在教育方方法上缺乏时代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现实与理想信念教育交集略少，降低了教育的可信度。

2.3 行政理念渗透方法不够灵活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重规范、轻人格、强灌输是当前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基本现状和问题。规范主要指道德规范，它作为一种外在的作用力来影响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维，达到调节社会成员关系的目的。人格主要指道德人格，它着重强调的是人自身所拥有的内在力量，即道德主体意识。强调在道德选择面前，通过内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改造，使人们拥有道德选择的权利感和人格尊严。我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方式上主要以灌输为主，在行政管理体系中更多的直接的灌输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和工作制度等。灌输方式虽有其合理性，但其判断标准存在一定的认知主义，其判断标准多为背诵的熟练度、理论知识的掌握度而非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造成理论与实相脱离，部分行政人员口头说一套，实际做一套。

2.4 行政文化氛围缺乏和谐

行政文化关系到政府系统行政方式的选择、职责与作用、人际关系等，是行政体系的深层要素。然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君臣意识和宗法意识等在我国当前的行政文化中依旧能够窥见一斑。以官本位思想为首，使整个行政过程带有明显的随意性、人治性。官本位思想和“人治”传统是相生相依、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即使在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有法不依的案例。这些传统旧思想对当代行政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诸如人情社会、后门关系、面子问题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部门内部竞争的公平性。如果行政人员长期感受不到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其工作的积极性和才能的发挥便会受到限制，最终势必影响部门的行政效率低下。随着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的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职能也开始致力于构建和谐的行政文化氛围。

3 更新理念：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3.1 深化行政理念教育

加强行政人员行政理念教育，培育坚定理论信念，主要是筑牢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基础，各级行政领导干部要注重理论学习，不断提高理论学习水平、认识水平和政策水平。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青年工作者应主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砥砺意志品质、锻炼过硬作风、增长实践才干，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和预防贪污腐败的有力保障。

3.2 建立完善的行政理念教育体系

行政组织的队伍管理与建设，关系着行政部门的作用发挥。建立完善的行政理念教育体系，强化行政管理组织的队伍建设，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工作，搞好队伍管理的制度建设。其次，抓好行政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业务素质上加强要求和培训。第三，要调动和保护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做到“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同时，按岗定责，按时考核。与此配套，行政干部应实行“一岗两责”制度，既抓业务工作，又抓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双项考核，形成一个易于考量的量化标准，并以此作为干部奖惩、任免的主要评判依据。

3.3 加快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养成“服务型”行政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因此，在行政管理中，政府应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工作实践中提高行政人员的思想觉悟，理论联系实际，改善工作态度，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把我国政府真正建设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执行者、捍卫者。

3.4 灵活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灌输为主的教育方式下，加强启发式、渗透式和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方法。通过启发、渗透式的教育方法，通过开展座谈会、体验课及观看教育片等多种方式，能够增强行政人员树立主体意识，提升道德能力。主体性意识的唤醒不仅能够培养行政人员的道德选择和判断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实践固化这种能力。培养高道德水平且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行政人员，能够增强他们行政管理的实践能力，提高行政工作水平。

4 结 语

通过上文分析，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融合的趋势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良好开展有利于实现教育人和管理人的一体化，通过内化与外化相互推动前进的方式来引导行政人员的思想和行为。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环节，促使行政人员形成较高思想政治素质，执行正确的方针、路线，采取科学的方式和手段不断提高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水平和能力。再次，二者的融合互助有利于增强反腐败的约束力。实践充分表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意义。构建包括惩治、预防、制度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内容在内的反腐倡廉体系成为提高行政管理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重视和强调行政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解决和行政管理体系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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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篇4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8月27日通过了《行政许可法》，这标志着我国各级政府执政为民，再造有限、透明、服务政府和强化行政审批监督的理念在法律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一、《行政许可法》体现了政府执政为民的思想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实现了主体的回归，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由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没有转变，在开展各项经济活动时，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还要经常性地受到政府的干预。种类繁多的行政许可捆住了市场主体的手脚，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公民虽然拥有市场主体的身份，却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市场主体应有的权利。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必须经过几个甚至几十个政府部门的批准，在一个又一个行政审批的环节中，市场主体的权利被消解掉了。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有限政府的观念。它第一次将那些市场主体做得了而且做得好的事项完全交给了市场主体，大大缩小了政府审批的范围，从根本上实现了还权于民。因此，《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是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权利的一次大解放。《行政许可法》从限制政府的许可权力，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基本权利两方面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

《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的平等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行政审批标准的全国统一，为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行政审批中出现与民争利现象，《行政许可法》还规定了审批服务的具体规则，对那些朝令夕改的审批行为，法律还特别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补偿机制，这一点对遏制市场经秩序管理混乱现象，保护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因此，《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为贯彻执政为民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

《行政许可法》在严格程序中也彰显了执法为民的思想。在总共8章83条的法律中，有29条是关于行政许可实施程序的规定，占条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涉及申请、受理、审查、决定、期限、听证、变更、延续、特别程序等行政许可实施的方方面面。严密、细致的程序规定，极大地方便了群众，体现了执法为民、依法行政的精神。有关程序的每一个条款中，无不体现了便民原则：省级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可将几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一个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涉及机关内部几道环节的，应当“一个窗口”对外；依法需要几个部门几道许可的，可以由一个部门牵头征求其他部门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实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尽量减少“多头审批”；行政机关应当将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条件、数量、程序、期限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在办公场所公示，以防止“暗箱操作”；行政许可申请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提出，也可委托代理人提出，不必都亲自到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决定尽量做到当场受理、当场决定，不能当场决定的，要出具受理凭证，并最迟在30日内作出决定。行政许可法在程序方面的规定不仅严格，而且细致，极具可操作性。如规定行政机关的受理决定要加盖公章并注明日期，以便有据可查；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以免当事人多跑路；不予受理的行政许可要书面答复等等。

二、《行政许可法》再造有限、透明、服务政府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启动，到《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我国政府的管理理念、工作思路、施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出台，“跑”审批将一去不复返，曾经高高在上的政府将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与公民对话。从“行政审批”到“行政许可”，一词之差，却反映了政府在管理理念上的变化和突破，意味着政府正从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和服务政府转变。

有限政府。《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严格限制在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上，剥夺了部门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设定权，有力地遏制行政权力扩张的趋势。这一规定意味着，今后只有法律、法规有权设定行政许可，其他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都不得染指许可，否则均属无效。

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行政许可的种类和数量，《行政许可法》还通过划定许可范围，列出许可项目等方式规范立法机关的设定行为，强调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均不得设定许可。即使已经设立定的行政许可，也不宜长期存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机关必须适时进行许可评估，及时修改和废止已经设定的行政许可。当然，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否则应停止实施。这些规定对于保障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必要的行政管理，遏制各级行政机关滥设行政许可具有重要意义。

透明政府。随着政务公开的蔚然成风，建立透明政府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在没有制度和保障的前提下，公开显得相对乏力。《行政许可法》明确要求，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原则。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等必须公开，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许可的依据，而且申请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提供相关的资料。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要将有关决定和申请人的资料予以公开，允许公众查阅。由此可以看出，公开透明的行政许可不仅是人们的普遍诉求，也是治愈行政腐败顽疾的“特效药”。有了法律保障和透明行政许可将给所有申请人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对那些长期笼罩在神秘政府阴影下行政使特权的许可机关和公务员来说，新的许可制度无疑是一束耀眼的强光，让所有腐败没有藏身之处。

服务政府。浏览《行政许可法》条文，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公平、公正的原则：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符合条件、标准的，应根据受理先后顺序作出决定；受理行政许可应在20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些人性化的规定，都将有利于政府依法行政，树立良好形象，更好地服务百姓。针对目前办理行政许可环节过多、手续繁琐、时限过长等问题，《行政许可法》规定：经批准，一个行政机关可以行使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一个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依法需要几个部门办理几道行政许可的，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告其他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实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申请行政许可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等方式提出，申请人不必事事都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申请；行政机关要在网站上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方便老百姓申请行政许可，并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行政许可信息，提高办事效率；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全，不需要对行政许可申请作实质性审查、核实的，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当场作出决定；除当场作出决定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对涉及申请人与第三人重大利益的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听证的权利。这些制度将大大简化行政许可程序，减少许可环节，方便老百姓申请和获得行政许可。其精神实质就是将行政许可由政府的权力转变为义务，从过去老百姓求政府办事转变为政府必须为老百姓服务。

三、《行政许可法》重审批更要重监管

实践中，行政机关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往往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为了解决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问题，《行政许可法》通过把对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作为行政许可权的必要延伸，设专章规定了对从事需要行政许可的活动的严格监督检查，把事前行政审批与事后严格监管有机统一起来，有利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变管理方式。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机关的监管责任作了多项具体的规定。如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行政机关可以对被许可人生产经营的产品依法进行抽样检查、检验、检测，对其生产经营场所依法进行实地检查。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进行定期检验等等。

《行政许可法》还明确规定，把行政许可权行政许可的实施权，延伸到对被许可人活动的监督的环节，即“谁审批谁监督”。同时，对监督行为本身也做了非常明确的规范。

第一，实施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有权的机关对被许可人必须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原则上以书面监督为主，即我们的监督检查一方面要督促它，另一方面又不能扰民。第二，对一些需要实地检查的，行政机关在行使权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与老百姓发生冲突。第三，允许老百姓举报和被许可人举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允许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被许可人的活动投诉举报，这是充分利用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来强化行政许可监督的重要方式，无论是那种方式，行政机关都不得干扰影响被许可人，都不允许吃、拿、卡、要。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篇5

为全面掌握村级外出务工党员的真实情况，有针对性的加强教育管理，探索村级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新机制。山东惠民县淄角镇借助6月5日的“民主议政日”活动，对全镇村级外出务工党员情况开展了一次深入的摸底调研。通过2个调研组对六个办事处24个村街调研发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部分外出务工党员返乡创业，但也有少数村级党员在外务工返乡，他们在创造了财富、锻炼了自身的同时，也对当前基层党组织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影响一:教育培训管理增加难度。外出务工党员主要表现为“五难”：去向难掌握，外出务工党员外出遍布全国各地，涉及行业、从事工种既多且杂；人员难联系，他们外出的盲目性、随意性相当大，像断了线的风筝；思想难沟通，流动党员大都年纪轻、文化高，在外闯荡多年，见多识广，思想活跃，家乡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和方法难以适应他们；活动难组织，外出务工党员往往是春节前几天才回来，过完春节就外出，开展组织活动的时间很少；

任务难落实，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党组织布置的工作任务难以得到落实。影响二:基层组织活动正常开展难。有的外出务工党员在外务工期间，无法正常参加原党支部的活动，又不与流入地党组织联系，两边组织生活都不参加，成为管理上的“真空地带”。有的个别党员在脱离了党组织的监督管理后，生活、工作作风比较散漫，相对缺乏自我约束力，党性意识淡化，不能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由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当村干部的收入，虽然当前村党支部书记享受到了补贴报酬，但个别村党支部书记也经常外出打工经商，放松了对留守党员和外出务工党员教育管理，党组织活动没有组织

人，导致党组织活动流于了形式。

影响三:村级发展党员受到冲击。一是大多数青年农民一心只顾赚钱，对入不入党无所谓，在主观上不想入党、不愿入党；使家乡党组织对其加强教育影响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客观上导致农民离党组织越来越远，党组织难以吸收他们入党；二是外出青年受外界影响，往往思想观念较开放，在着装、发型、语言、行为等方面比较新潮，在家的老党员由于思想守旧，在这些方面就看不惯，在支部大会讨论外出青年入党问题时，提意见、挑毛病，致使党支部大会难以通过。三是受当前村党支部书记享受补贴报酬，个别村党支部书记对农村青年党员存在戒备心理，害怕培养、发展了年轻党员后，会威胁到自己的位置，对培养发展工

作不够积极主动。

针对以上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总结出要消除这些不利影响，加强村级外出务工

党员的教育管理，重点要强化以下几项措施：

措施一:提高认识,创新思路。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对流动党员管理无关紧要的错误认识，克服畏难情绪，把这项工作作为事关长远、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因地因人制宜，努力探索创新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做好外出务工党员管理工作既是当务之急，也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保证后继有人的长远大计，各级党组织必须在思想上加以高度重

视。

措施二：明确责任，齐抓共管。外出务工党员的教育管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涉及的环节很多，要坚持做到每年对党员外出情况进行一次摸底登记，准确及时地掌握外出务工党员的人数、流向及动态、特点，建立外出务工党员台帐，并逐步实行微机化联网管理。在此基础上，要建立互动网络，加强异地联系，形成以属地管理为主、两地相互配合的党员管理机制，让输出地与输入地党组织两头抓、两头管，从而使外出务工党员出门有“婆家”，回乡有“娘家”，避免风筝断线、管理“真空”。外出党员在什么地方就归什么地方管理，外出农民在什么地方打工，就在什么地方发展入党，输出地和输入地有责任、有

义务将有关情况如实向对方党组织介绍。

措施三：成立组织，加强管理。以党员服务站、行业协会等综合性服务组织为依托，建立流动党员支部，通过这种形式将协会的组织优势和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结合起来，同时通过乡情将外出农民和外出务工党员凝聚起来。成立流动党员支部，要解决四个方面问题：一是要有人主事，安排有一定党务经历、一定社会影响、一定经济实力、一定工作热情的老板型、能人型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和综合性组织负责人。二是要有点办公，可采取在集中地租房或争取输入地党组织协助的办法，安排合适的固定地点办公。三是要有钱活动，可采取党费下拨一点、上缴党费返还一点、有偿服务收取一点、所在企业支持一点等多种途径解决。四是要有章理事，结合实际，以业余、小型、灵活、实用为原则，建立党员学习制度、管理

制度和相关工作制度。

措施四：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一是输出地党组织要一改过去支部活动局限于开会学文件、提要求的教育管理模式，以时间短、规模小、方式活的活动为主，用身边人、身边事来启发引导党员，尽可能做到内容丰富多采、形式生动活泼、党员喜闻乐见，以适应外出务工党员特点和口味。二是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村干部的工资待遇，为符合条件的村干部办理养老保险，解除他们后顾之忧，在稳定现有的村干部队伍的同时，吸引一批外出党员和优秀农民工回乡“挑大梁”。三是要从青少年一出校门即外出打出的实际出发，结合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将对青少年进行党的知识教育的关口前移，在青少年走向社会、投入打工潮之前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党的知识灌输，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近。四是要把外出务工党员的管理与非公有制党建工作结合起来抓，使两者互相促进、互相提高，进一

法治理念指导司法行政工作 篇6

北辰区司法局以先进的法治理念指导司法行政工作

北辰区司法局自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以来，已历时近两个月。在前两个阶段的教育过程中，他们始终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行政工作紧密结合，杜绝“两张皮”现象，以先进的法治理念武装头脑，以先进的法治理念指导司法行政工作，对于法律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职能作用的发挥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促进作用。

自觉践行依法治国理念，推动普法依法治区进程。向全民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形成人人学法、人人守法的良好氛围，养成自觉组中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保证各项工作依法进行。迅速召开“五五”普法启动大会，广泛宣传“五五”普法依法治区规划和《决议》，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开展法律“六进”和“一学三讲”活动，组织法治与廉政文艺下乡巡回演出。结合村“两委”班子换届宣讲相关法律知识，推动农民普法培训工程的实施，组织各镇农民学习《常用法律法规摘编》。以“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和“依法治理达标单位”的创建为载体，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自觉践行执法为民理念，稳步推进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权保护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切实维护社区服刑人员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本着“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继3个试点镇街后，小淀镇和北仓镇分别启动社区矫正工作。同时，根据我区安置帮教工作实际需要，分别在西堤头镇、北仓镇、双口镇、青光镇创办5个过渡性安置、矫正基地，为发挥帮、改、教作用打下基础。

自觉践行公平正义理念，搞好人民调解工作。坚持秉公执法，努力出于公心，维护公益，态度公允，不偏不倚。在调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中努力做到合法合理，平等对待，及时高效。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调处民间纠纷、防止矛盾计划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调解、早解决，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大事不出镇（街）、小事不出村（居）、矛盾不上交、纠纷不激化”。

自觉践行服务大局理念，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工作。强化大局意识，自觉服务大局，始终把司法行政工作融入区委、区政府的工作大局中，强化服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措施。以公证员岗位大练兵为契机，提高公证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整体工作水平，坚持每周1－2天为区重点工程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服务；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总结和推广律师介入信访的成功经验做法；规范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提高基层法律服务质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积极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法律帮助。为服务农村、促进农业、服务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论行政复议中立的理念与实践 篇7

行政复议制度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免受公权力非法侵害的重要救济手段,也是行政机关内部进行自我监督与纠错的重要机制。行政复议机构是否能以独立、中立姿态作出决定,直接关系到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公正和行政复议功能的有效发挥,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不完善,正当法律程序制度的缺失,行政复议机关很难保持中立性,使得行政复议制度难以发挥出本应该具有的行政纠纷解决的主渠道作用。

追求中立是自然正义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自然正义是英国普通法一项重要的法治理念,它从最初的规范法官的司法裁判活动,到后来逐渐拓展到行政领域,成为约束公权力正当行使的重要程序性原则。自然正义包括两项重要的原则:“(1)任何人都不得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2)应听取双方之词,任何一方之词未被听取不得对其裁判”[1],其核心目的在于追求裁判者的中立性与裁决的公正性。

坚持中立原则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客观要求。正当程序原则由早期英国的自然正义理念演化而来,正当程序的核心要求是:那些利益可能受到裁判结果直接影响的人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裁判结果的制作过程中来,从而对裁判结论的形成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2]。它追求的主要价值是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以及公开,其中对于中立性的追求排在显要位置。根据正当程序原则,保证中立必须排除案件以外不相干因素对结果的干扰,裁决者必须抛弃自身固有的价值观点,漠视当事人实际身份的差别,严格的法定程序范围内考虑必要的道德、经济方面的事实因素,不允许抛开程序做道义和功利上的思量。它不仅要求实质的中立,更要求权力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形式的中立,正如英国著名法官G·休厄特所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

中立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的解释是“处于对立的双方之间,不倾向于任何一方”。行政复议的中立性顾名思义,行政复议机构在处理行政争议的过程中严格遵守正当程序,不存利益,不存偏见,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由于行政复议具有着准司法性的特殊属性,其复议决定关乎行政相对人与被申请人的切身利益,因此作为行政纠纷的裁决者,必须保持中立,保证裁决结果的公正。

二、英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下中立性的实践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是解决行政纠纷与争议的重要机构之一。行政裁判所简称裁判所,是指在一般法院以外,由法律规定设立用以解决行政上的争端,以及公民相互间某些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争端的特别裁判机构。它独立于行政机关,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独立中立的受理行政案件以及与行政或社会立法相关的民事案件。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主要通过以下方式保证其中立性:(1)明确行政裁判所的性质、法律地位。根据2007《裁判所、法院和执行法》的规定,行政裁判所是英国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性质上明确了行政裁判所的法律地位,将其排除在行政机关之外,为其中立解决行政纠纷奠定了法律基础;(2)组成人员的独立。行政裁判所的人员由法律人士与专家共同组成,“裁判所法官”和“裁判所成员”享有完全的司法权,人员的工资待遇与人事关系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这这为裁判人员保持中立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3)裁判组织与程序规则完善。为了保证行政裁判的中立,公正、独立的审理行政纠纷案件,2007年的新法不仅采取新的初审裁判所和上诉裁判所两级裁判所制度,而且设立裁判所程序委员会统一负责裁判所程序规则制定,通过新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程序运行规则,保证裁判所的中立性。(4)外部监督制度的构建。设立新的行政司法和裁判所委员会负责对整个行政司法体系的监督工作,以监督行政裁判所中立、公正、高效的处理行政纠纷。

美国的行政法法官制度起源于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行政法法官以中立、无偏私、独立的姿态负责主持行政听证,完整的记录听证内容,解决行政争议与纠纷,扮演者“隐藏着的司法官”角色。“美国的行政法法官是行政系统内的官员。主要职责是,主持行政做出裁决之前的听证,并按听证记录作出初步裁决。就只能而言,美国行政法法官类似于我国的复议机关。”[3]由于行政法法官是政府的雇员,隶属于行政系统这必然引起人们对于其是否中立的争议,为了保证行政法法官的中立,美国联邦和各州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统一人事管理权,将行政法法官的任命、晋升、奖惩等收归州或联邦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某些州为了进一步防止行政权力的干涉成立了行政法法官办公室统一处理案件,该模式在各州不断发展;州行政法官的集中使用制度,某些州由行政听证机关统一雇佣行政法法官,行政法法官根据各行政机关的要求被派往主持该机关的听证,不仅提高了行政法法官的专业化水平,而且保证了行政法法官的中立性;加强对行政法法官的保护,严格免职程序和评价机制,行政法法官的免职需要经功绩保护委员会举行听证之后方可生效,且将行政法官排除于适用绩效评估的“雇员”概念之外,所属行政机关不能评估行政法官的工作绩效,同时联邦行政法法官对他们的裁判行为享有完全的豁免权;规范行政法法官行为,在实践中禁止其与任何涉及所审理案件的调查或其他人员单方面接触、咨询涉案事项;坚持回避制度,当事人认为主持听证和参与裁决的官员存在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理由时,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回避申请,行政法法官也可以主动回避。

通过对英美两国不同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到:英国的行政裁判所独立于行政机构是英国司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受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为防止司法权力向行政领域的扩张,将行政纠纷解决的权力留给了行政机关,美国建立了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法官制度,依托发达的正当程序原则和行政法官的独立,保证法官行政法官的中立性!

三、当前我国行政复议中立性实践现状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行政复议中立性的实践与研究现状

复议机构冗杂,缺乏统一性,权威性与独立性,难以保证行政复议的中立性。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然而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只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一个内设机构,没有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书面审理为原则的审理模式,难以约束行政复议保持中立性。我国行政复议的审理方式以书面审理为主,除非当事人申请和复议机构认为确有必要时,才会向相关当事人调查情况,听取各方的意见。以书面审理为原则,虽然有利于提高行政复议的效率,及时化解行政矛盾,降低行政复议的成本,但是由于其过程的不透明,使得复议申请人无法全程参与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复议申请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受到限制,难以通过正当程序制度监督制约行政复议机构,使得行政复议的中立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理论研究领域对于行政复议中立性的重视不足。2016年4月1日作者通过对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以“中立”为篇名关键词检索发现共有5081条,“行政中立”只有8条,“复议中立”只有1条,且研究层次还比较低!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强调行政复议的独立性,而忽视独立性所追求的的内在价值之一即中立。关于行政复议中立性的研究与中立性在行政复议中应有的地位相比,显然没有受到行政法学研究领域与行政实务部门的足够重视。现行行政复议法对于中立原则的保障或体现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实践中直接影响了行政复议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中立性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保证行政复议的中立性,一方面要保证复议机构能够独立自主的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不受其他政府部门任意干涉;另一方面也要制约监督复议机构,防止其滥用权力,违反中立原则,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合理的借鉴外国模式,总结梳理行政复议从1990年初步建立,实行近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是推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便捷性不断增强的有效途径之一。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中立性原则保障机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坚持行政复议原有的制度定位,发挥高效便民优势。

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在于成本低廉、方便及时的解决行政纠纷。“行政复议既有行政性质也有司法行为与程序的性质、特征,行政复议是不同于纯粹行政,也不同于司法诉讼那样的纯粹司法制度,它是具有双重色彩的行为与程序。”[4]行政复议制度中立性的保障完善应该坚持行政复议制度设立的初衷,保持其行政性和准司法化的双重属性,避免其过度司法化与行政诉讼的同质化。行政复议制度应该与行政诉讼作为两种重要的救济手段,相互补充,有机衔接,将行政复议制度建设成为行政纠纷解决的主渠道,行政诉讼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对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屏障。

其次,增强行政复议机构的独立性,从组织体制上保证复议中立。

保障行政复议的中立性,首先要增强行政复议机构的独立性。行政复议的中立性是行政复议独立性的目的与价值追求,独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复议结果的中立,从而实现程序正义。关于如何增强行政复议机构的中立性与独立性,从2008年9月,我国就开始进行行政复议体制的改革,出台了《关于在部分省、直辖市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的通知》,通过设立统一的行政复议委员会,优化复议机关人员配置,增强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的独立性,提高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独立性与专业性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增强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是行政复议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和改革。”[5]它在预防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合理利用行政复议资源、增强行政复议统一性、监督依法行政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最后,坚持程序正当原则,约束复议机构审慎用权。

坚持程序正当原则,完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完善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方式,改变过去以书面审理为原则的制度设定,扩大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保障行政复议申请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同时完善行政复议的公开制度,以复议过程公开,复议信息公开为重点,通过办案过程和案件受理、证据审查标准的公开透明,约束复议机构审慎用权,促使行政复议机构保持中立,公平公正的审理案件,从而维护行政复议决定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摘要：行政复议的中立性不仅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法治政府的建设,社会的稳定和谐。行政复议的中立性是行政复议决定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是推进依法行政,化解社会矛盾,树立政府权威,增强行政公信力的关键环节与步骤。由于行政复议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行政复议的中立性备受社会各界的诟病。在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应该以提高行政复议的中立性为重点,全面增强行政复议的公正性、效率性、经济性,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行政纠纷解决中的主渠道作用。

关键词：行政复议,中立性,理论,实践

参考文献

[1][英]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87.

[2]陈瑞华.论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J].法商研究,1998(2).

[3]应松年.把行政复议制度建设成为我国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J].法学论坛,2011,26(5):5-9.

[4]杨小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03.

程序优先:行政问责的基本理念 篇8

摘 要 近年来,我国从上至下刮起了一股强烈的行政问责风暴,使“责任政府”理念深入人心,然而这场风暴也暴露出问责程序随意化和简单化的问题。本文从程序优先原则出发,说明程序优先作为行政问责的基本理念对于完善问责体制、促进问责规范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行政问责 程序 实体

一、行政问责的基本内涵

近年来,我国从上至下刮起了一股强烈的行政问责风暴,从“非典事件”、“松花江事件”到“三鹿事件”,伴随着一批重要官员的引咎辞职或免职问责,“责任政府”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行政问责日益成为我国行政体制中的重要部分。然而行政问责竟被称为“风暴”,可见问责程序的随意化和简单化,说明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理性、程序设置尚待完善。

所谓行政问责,是指行政问责主体按照一定程序,为确保行政机关尽职尽责而针对其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责任追究并使其承担后果,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和实现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这项制度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完善的运行程序,它包括问责发起、问责启动、责任判断、责任追究、问责救济五个步骤。

二、程序优先的内涵及其适用性

程序优先是相对于实体而言,是指程序正义置于实体正义之前,追求实体正义必须以追求程序正义为前提,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当坚持程序原则,以程序正义为首要选择。我们常说“过程重于结果”,程序强调的即是过程与步骤,实体强调的则是目的和结果。程序优先于实体,是因为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正义;同时,程序相对于实体,具有可复制性、重复性,程序作为实现实体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被不断保存下来,在长期的适用过程中反复地实现着实体正义;而且程序中包含着无限的实体,同样的过程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一旦程序出现问题,也将影响同类活动的处理。如果生产汽车的程序出了问题,那么生产出将不只是一辆不合格的汽车,而是一批需要召回的产品。有学者用马斯洛需求理论来分析人们对于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追求,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是源于动物的本能,是与安全、生存等低层次的追求相联系的,而程序正义则是与人们要求平等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等高层次的需求相联系,这从某种程度证明了程序优先的合理性①。

程序优先这一准则源于英国古法,他们的法谚这样形容程序的重要性,“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然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形成了“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人们将程序视为达成目标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在制度制定和行政执行的过程中常常遵循实体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的作用,造成我国程序制度与实体制度明显不平衡。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实现善治目标的过程中,程序优先原则对于解决当前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行政问责程序中的问题

自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这对监督官员行政行为、更新政府服务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但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在政策制定及其执行的过程中缺乏对行政问责程序的重视。

(一)问责发起程序

行政问责的发起源于行政系统内部和外部,内部问责是行政机关对其公务人员的问责,外部问责是指司法机关、人大代表、新闻媒体等主体对政府部门的问责。目前我国问责发起程序存在的问题是过分依赖系统内部问责,且系统外部的问责又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这表现在,一方面,我国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效力,导致问责程序缺少公平公开,外部问责的功能也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在力量有限的系统外部问责中,问责发起的程序则显得过于随意,当某一事件、事故被舆论广泛关注时,就可能掀起一阵问责风暴,使一批官员落马。而一旦社会反响不强烈,就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出现重大工作失误也能照常担任行政职务。

(二)问责启动程序

由于目前我国缺乏行政问责程序的统一规定,各地政府对于可以启动问责的具体事由做出了不尽相同的选择,甚至有些地方对此尚未作出规定。《公务员法》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是行政问责的两种主要方式,由此来看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情况应当启动问责。然而一些地方政府还做出了诸如“在公众场合的言行与职务身份不相符合”、“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应当予以问责的规定,可见行政问责启动程序缺乏合理的标准,导致公务人员缺乏对行政行为的预见性②。同时,我国行政问责的启动多针对影响力较大的或安全生产、经济投资等重要领域的违法行政行为,而缺乏对于未引起广泛关注的日常工作疏失或行政不作为事件的行政问责。启动程序的缺失导致许多问责只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违背了行政问责监督政府部门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目标。

(三)问责实施程序

在我国,问责对象承担问责后果的主要途径是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而公众常常发现曾被免职的官员在淡出人们视线不久之后,又在另一部门另一岗位走马上任,而新担任职务甚至比免职前的职务更高。这类问责官员复出的现象透射出行政问责公平公开程序的缺失。如果程序中确定免职官员能否复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复出以及如何复出,那么公众也不会再对行政问责疑虑重重。行政问责实施程序公平公开是公众和媒体监督行政问责过程的前提条件,更是保证行政问责效能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行政问责制基本上采取了行政系统内部的问责方式,特点集中表现为内部性、非公开性,公众难以了解到问责相关信息和调查具体过程,这使“暗箱操作”“潜规则”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行政问责的影响力。

(四)问责救济程序

问责结果常常对行政官员的职业生涯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一旦问责中出现问题,极有可能挫伤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积极性。因此在做出最终处理结果前,救济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给予问责官员陈述和申辩机会、维持程序正义的重要防线,官员可通过复议、申诉、诉讼等行政司法途径来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然而我国行政问责过分强调对责任的追究,缺少救济程序的合理使用。一旦进入问责程序,免职几乎成为必然结果,官员缺乏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近几年出现了会议上打瞌睡被免职、公文上出现错别字被免职的情况,尽管这些被免官员自己叫屈,但仍无力改变责令辞职的命运。

四、程序优先对行政问责的现实意义

程序优先原则源于英国的令状制度和经验主义哲学,对世界各国法制化进程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程序缺失的现实背景下,程序优先原则作为行政问责的基本理念,对完善问责体制、促进问责规范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发起程序、启动程序、实施程序及救济程序在实践中的现实情况,程序优先原则既是行政问责制度的精髓和灵魂所在,更是解决实践中所暴露问题的必由之路。首先要树立起必要的程序意识,严格遵循程序法律规定,形成在各个阶段都努力保证程序公正的自觉观念和认识。同时要进行统一标准的程序立法,明确规定行政问责的具体程序,加强人大、新闻、公众对行政问责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水平,完善行政问责事由,实行行政问责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健全行政问责救济机制,保障公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再者要优化行政问责环境,实现行政问责常态化、制度化,使行政问责不再依赖于突击式的风暴力量,而成为政府部门经常性长久性的监督和改进手段。

参考文献:

[1]陈力予,陈国权.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对问责程序机制影响的研究.行政论坛.2009.

[2]赵蕾.行政问责制度模型——基于运行程序的规范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06.

[3]毛寿龙.行政性问责与程序性问责.决策咨询.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