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服务监管风险

餐饮服务监管风险（精选8篇）

餐饮服务监管风险 篇1

监管风险指标达标

一、抓观念转变，完善工作机制，夯实达标工作基础

我们充分认识到风险管理指标达标的紧迫性、重要性，把达标提升工作作为经营发展的核心任务。一是落实领导机制，建立由一把手负责的达标工作组织机构，层层明确专人负责达标工作，把每个岗位人员工作都与达标提升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全员参与、共同促进的工作格局。二是落实责任制，按照各项风险管理指标规划目标细化各项目标任务，及时分解落实到各层级的单位，明确时限要求、责任，逐级监督落实。三是落实奖惩机制，并与干部任用、薪酬分配等挂钩，做到奖罚分明，切实增强各级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达标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加快消化历史包袱，为完成达标工作铺平道路

近年来，我县农村信用社经营改革发展，有效消化了大量历史包袱，但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县农村信用社任务还较重，必须加快消化历史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一是突出重点，周密安排，实现消化历史包袱最佳效果。要进行全面清理摸底，深入分析，做好归类及统计，合理确定消化各类历史包袱的顺序，分别制定有针对性的计划安排，认真落实，扎实推进消化历史包袱工作。二

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大贷款投放、指导加强资金管理等多种途径有效增加收入，加快消化历史包袱进程。

三、努力清收盘活各类不良贷款，提高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是农村信用社最主要的风险资产，也是制约风险管理指标达标的最重要的因素，必须在严控新增不良贷款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消化处理。一是要加大清收不良贷款工作考核和奖励力度，调动每一位干部员工的积极性，使清收不良贷款成为全员性的工作，提高清收成效。二是要进一步加大依法清收工作力度，切实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司法机关的沟通联系，为依法清收创造良好条件，解决赖帐户、针子户欠款问题。三是要进一步拓宽清收不良贷款的思路和渠道，按照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逐笔分析，采取公告催收、风险代理、债权拍卖等方式方法，探索不良贷款清收的新途径，务求实效。同时，要积极处置抵债资产，对现有的抵债资产进行排序和分析，以竞价拍卖处置变现方式为主，辅以租赁、折价入股等方式盘活资产，实现资产处置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四是组织好贷款核销工作。要加强成本核算，努力增加效益，用足用好呆账核销政策，做到符合核呆政策的应核尽核，尽可能多核销呆账贷款，推动不良贷款“双降”，提高资产质量。五是严格控制新增不良贷款，坚决遏制不良贷款反弹。六是加大隐性不良贷款清收盘活。要真正摸清隐性不良贷款底数，逐笔建立台帐，明确责任人，落实责任清收措施，多措并举抓好清收盘活。逐步把不良贷款占用形态调实。

四、加快业务发展，把经营规模做大、业务做强，提高经营效益和质量

一是要按照“增加总量、调优结构、降低成本”的原则发动全员广泛吸收各类存款，特别是要着力营销扩大农民和社区居民储蓄存款，着力营销增加工商企业存款和涉农财政性存款、拆迁补偿资金和国土、交通、社保、房管、供电等行政事业法人单位的存款，降低存款综合成本，并提高存款的稳定性、效益性，扩大市场份额，夯实发展基础。二是要在坚持“效益优先、风险可控”的原则下积极投放贷款，确保农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正常发展资金需要，重点支持县域优质中小企业扩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适时参与支持优势重点企业和项目建设发展，提高资产质量，增强营业收入的稳定性。三是要坚持“统筹考虑、合理安排、及时调度”的原则加强非信贷资金管理，合理核定库存现金限额，压缩无息低息资金占用，及时清理处置闲置资产，努力提高资金营运效益，增加收入。四是要按照“扩大范围、稳步推进、效益覆盖风险”原则抓好中间业务市场的开拓，积极完善信用卡服务功能，扩大使用范围，稳妥开办银行汇票承兑和担保类、承诺类、保理类、理财类、咨询顾问类等业务，在防控风险的前提下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餐饮服务监管风险 篇2

一、金融服务外包的概述

1. 金融服务外包的概念

按国际定义来看, 金融服务外包指金融企业长期通过外包服务商开展传统由企业负责的业务活动过程, 普遍为准事务性业务, 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金融服务外包的内容, 主要包括: (1) 金融业务操作;多为制作信用卡账单或清收不良贷款。 (2) 金融业务联络;多为呼叫金融服务中心。 (3) 金融信息技术;多为开发金融应用程序或维护金融服务系统。

2. 金融服务外包的业务及风险表现

常规的不良贷款清收方法投入成本高, 消耗时间长, 一部分金融机构逐步将清收不良贷款的业务外包给专业的贷款清收结构。同时, 外包清收的贷款类型, 主要包括:工程机械贷款、装修贷款、助学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及住房按揭贷款, 外包清收的贷款范围为损失类及可疑类贷款。外包清收贷款的风险为资金控制风险, 特别是在清收的过程中, 金融企业没有提前预设保证金, 或单方面与承包商完成财务核对, 可能导致资金损失, 甚至少部分承包商保密意识不强, 双发没有签订相应的保密协定, 存在客户资料泄露的法律风险。

我国大部分银行将制作信用卡账单业务承包给专业制作机构, 不仅存在客户数据泄露的风险, 还可能埋下其他隐患, 造成不可预估性损失, 特别是承包商所配置的打印封装系统过于陈旧, 属于分体式打印分装, 安全性相对较低。

我国大部分金融企业将呼叫中心业务承包给专业呼叫机构, 特别是处于海外人力成本相对低的地区, 能有效减少经营成本, 存在客户数据泄露的风险, 例如:在客户电话联系金融服务中心的过程中, 客户订购、求助及咨询相关的金融服务, 涉及商业机密及个人隐私。

金融信息技术的外包风险体现为在外包过程中金融信息系统失控, 直接影响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威胁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灵活性差、丧失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无法控制金融服务的资源及过度依赖金融信息的服务商。

二、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控制

1. 战略风险

战略风险指承包商以自身利益为主开展业务, 无法满足发包方的经济利益及战略要求。同时, 受发包方技术水平的限制, 无法有效监管承包方。该风险的表现为缺乏健全的金融服务外包监管体制, 尤其是无法落实金融服务外包的监管流程, 例如:统计、执行、应急报告及评估制度, 甚至少部分金融企业对于战略风险的重视程度不足。因此要求金融企业, 组织相应的战略决策机构, 减少战略风险。

2. 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指承包商的服务质量差, 无法满足发包方的要求, 或承包商的工作方法无法满足发包方的规定, 例如:在服务外包的过程中, 承包商以非法手段对待客户, 导致金融企业的声誉风险。

3. 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指承包商不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 例如:无视保密协议, 泄露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战略性技术及重要数据等。同时, 承包商在外包服务的过程中, 手中涵盖大量客户数据, 一旦没有设定详细的外包合同, 不仅存在法律风险, 还可能埋下其他隐患, 造成不可预估性损失。

4.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指金融服务外包存在技术故障, 或承包商资金投入不足, 无法开展服务业务, 造成金融企业存在操作风险。金融服务外包逐步改变金融企业的业务结构, 上述改变可能提高操作风险的发生率。

5. 退出风险

退出风险指发包方过于依赖承包商, 无法收回外包业务, 或终止外包合同完成承包商的更换, 造成金融企业的成本投入过高。因此要求金融企业, 逐步构建具有企业特色的应急处理方案, 分散意外风险。

6. 履约风险

履约风险指承包商无法如期完成合同规定任务的风险, 例如:外包合同普遍期限长, 但是受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特别是少部分外包合同不够规范, 内容简单, 无法进行二次修订, 承包商是否能如期完成合同规定任务存在着一定不确定性。

7. 沟通风险

沟通风险指外包业务阻碍发包方提供实时数据, 造成监管困难的风险。从服务外包的实质来看, 将内部操作权转给监管方, 受监管方独立性的限制, 造成金融企业的沟通困难。同时, 我国尚不存在相应的监管法律法规, 仍处于发展初期。

三、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监管措施

1. 风险识别

作为风险监管的前提, 做好风险识别工作具备显著价值作用。按外包现象的概念化框架, 可细分为:独立程度、服务个性、外包行为及外包构成。其中, 外包构成, 主要介绍外包业务的类型及构成要素, 例如:业务流程、应用任务及IT基础设施等;外包行为, 主要介绍外包业务的构成要素提供给承包商, 例如:维护、实施、开发及设计;服务个性, 主要介绍外包服务的类型, 例如:标准化服务或特定服务等;独立程度, 指发包方对于工作的独立程度。因此要求相关技术人员, 拟定外包业务工作流程, 判定外包服务的风险分类。

2. 风险监管

要求相关技术人员, 全面评估金融服务的外包风险, 结合企业的外包业务、风险、目标及核心竞争力, 完成综合判断, 提高金融企业的决策力, 例如: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太大, 企业无法控制外包业务, 即便经济效益显著, 不能进行业务外包。同时, 选择适宜的金融服务承包商, 特别是在决定金融服务外包的前期, 综合评估承包商的业绩、声誉、计划、财务状况、业务操作能力、核心技术人员及外包业务能力, 尽量选择资本、技术、能力、信誉及经验丰富的承包商, 确定相应的备选方案, 减轻退出风险。最后, 加大对于外包合同的重视程度, 开展相应的监管工作, 特别是外包合同的内容必须涵盖金融服务外包的所有环节, 例如:服务质量标准、责任赔偿流程、双方义务及权利、定期沟通及日常工作流程, 甚至少部分金融企业可逐步构建具有企业特色的应急模式。

四、结语

通过本文的探究, 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金融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 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为了评估金融行业服务外包的风险,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 分析现阶段金融行业服务外包的风险, 提出相应的控制监管措施, 具备显著价值作用。然而, 从现阶段我国金融企业的外包服务水平来看, 受传统因素影响较为严重, 仍停留于粗放型阶段, 对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重视程度不足, 缺乏健全的金融服务外包体系, 信息化水平薄弱, 外包手段落后, 外包方法单一, 外包效率低下, 不仅直接增加金融企业的成本投入, 还可能埋下其他隐患, 造成不可预估性损失。因此要求相关技术人员, 坚持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 结合金融企业的发展情况, 转变传统理念, 加大对于金融服务外包的重视程度, 落实金融服务外包的流程, 强化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 逐步构建具有金融企业特色的服务外包模式。同时, 不断增强自身技术水平, 积极引进科学的外包服务理念, 与现有的外包服务方法相融合, 便于解决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进一步为推进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奠定夯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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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利舟.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外包现状与风险监管[J].现代商业, 2015, 32:171-172.

[5]蔺捷.上海自贸试验区视角下的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制度[J].学习与实践, 2015, 02:17-22.

餐饮服务监管风险 篇3

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但资本频繁的跨境流动和金融风险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复杂化，也必然影响到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本文通过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系统的框架和体系的研究，对及早防范潜在金融风险提出相关研究建议。

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资本流动；资本监管；风险预警

一、中国资本流动的现状和特征

资本流动是指资本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寻求较高的回报率和较好的投资机会。这种风险特性不同的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重新配置、重新组合，极大地改变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和风险表现。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政策的实施，资本的跨境流动规模在不断扩大，同时随着近几年来人民币可兑换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与国际资本市场双向交流的资本流动格局。1991年，中国国际收支口径的资本项目交易发生额仅为320亿美元，而在2009年，中国的资本项目交易发生额就达到了13480亿美元，相比增加了约42倍，历年资本项目交易发生额见下图。

从中国资本流动的实际情况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现状分析，发现中国资本流动呈现出以下特征：

1.资本流入规模快速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年来中国开始逐步放松市场准入限制，给予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并不断提高市场的透明度，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市场的吸引力，加之外国投资者看好中国广阔的市场和低廉的原材料、劳动力价格，继续加大了对中国的产业转移，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从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连续11次降息，使美国基准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中国境内美元利率跟随下调，致使境内人民币与外币相对存款利差扩大。再加上中国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顺差的不断扩大，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频频施压，又使人民币汇率处于不断增大的升值压力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境外资本开始加速涌入我国。据统计，仅2009年资本流入就达7464亿美元，约为2005年的1.78倍。

2.短期资本流动的大幅度变化使资本项目动荡加剧

短期资本流动近年来数额明显增大，2005年短期资本流出约为2963亿美元，而到了2009年短期资本流出就达到了4125亿美元，同比增长39.2％，短期资本的流出渠道主要是通过其他部门的贸易信贷和其他资产和负债项。短期资本的大幅变化使资本项目的不稳定性增加，给资本项目的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因为短期资本存在的巨大风险，使之成为资本项目监管的重点。

3.我国对外资本输出日益增加，但流入流出结构不均衡

截止到2010年9月末，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余额约为2.65万亿美元，中国境外金融资产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统计的境外投资非金融类经营机构超过13000家，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存量突破2460亿美元。以上数据虽然表明中国对外资本输出呈快速上升趋势，但相对于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庞大的资本流入量仍显不足。

二、资本流动的相关风险因素

1.对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的今天，银行的负债规模在快速上升。中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银行机构成为主导型的金融中介机构，而在银行体系中，以银行负债形式流入的短期资本绝大多数投资于我国市场，这直接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国外短期资本的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大幅波动，如果缺乏严格的监管，这种波动有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系统性危机的爆发，严重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对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大量的资本流动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出口造成消极影响，损害实体经济部门，并进一步威胁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大量的资本流入使国家外汇储备大幅上升，而中央银行为吸进流入的外币资本被迫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这直接导致了人民币对内通货膨胀和对外升值的压力。

3.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自主性的影响

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使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制之间产生明显冲突，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在固定汇率制度、货币政策自主性、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中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在资本管制条件下，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而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则货币政策失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有必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需要在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制度之间寻找一个均衡解决方案。

三、风险预警系统框架及体系设计

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推进，国际资本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其影响带来的潜在风险使金融监管进一步复杂化。为有效监管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建立和完善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系统则成为极为迫切的现实需求，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系统主要是通过设置有关指标，及时、准确地获得跨境资本交易的信息，以便及时、准确掌握跨境资本流动状况，预测和分析资本流动趋势，尽早发现潜在的风险、问题及其原因，为有关政策调整奠定可靠的基础，并根据系统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通过科学有效的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系统，建立和国家级宏观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共享数据库，可大大提高监管效率，综合衡量评价各金融子系统的运行情况，对我们准确把握和衡量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潜在风险，确定各开放子项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风险预警系统的类型

风险预警系统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构造型预警模型，各种指标值代入模型来计算危机发生的概率，这种方法简单明确但不能说明危机发生的具体原因和严重程度；第二种是建立一套实用性较强、能明确监测范围和区间指标值的系统。本文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确定相关指标值并确定风险预警系统框架模型。

2.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系统的指标设计

通过合理的选择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监测指标值作为模型的输入指标，使原始数据能大体上反映经济的基本面，以这些原始数据为基础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期望输出，本文选择4个方面，24个指标来建立模型。

(1)宏观经济运行指标，这方面指标直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最直接的指标，包括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赤字/GDP、财政收入/GDP、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2)对外经济指标，这方面指标反映一国经济与外部经济实体关联性强度，包括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经常项目差额/GDP、外汇储备/年进口总额、短期外债/外债总额、外债负债率、外债债务率、外债偿债率、外汇储备/外债总额。

(3)国内金融体系指标，这方面指标是反映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稳健性的指标包括M2增长率/GDP增长率、信贷增长率/GDP增长率、股市市盈率、股票市价/GDP、银行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

(4)资本流动指标，这方面指标直接反映资本流动的变动情

况，包括外资期限结构、国际国内利率差、短期外资变动率。

本文对这些数据的选取扩展为国内金融整体大致情况，参照结合国内有关评级体系原则和国家统计局谢洪礼《国民经济运行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研究论文确定各指标临界值，构建预警模型有两种研究方法：一是通过各指标值进行回归检验分析得到回归方程模型，二是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各指标值的公因子，然后使用历史数据完成人工神经网络(ANN)金融风险预警模型训练，得到预警模型，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模型解释说服力强，能有效地对金融风险情况做出预警。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存在着一个分步实施可兑换的模式。特别是伴随着当前进行着的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经济环境。因此，风险监控的管理与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也是一个既包含实时运行，也需要适应性接口的模式，各类别及指标将随不同开放程度和不同统计口径以及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做出调整。

四、资本流动风险管理措施

1.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保留必要的资本管制措施

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是为了把资本账户开放所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这一点，韩国和泰国的教训特别值得我们汲取。要有效管理资本账户开放所带来的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维持以银行作为主导型的金融市场稳定，必须建立有效的审慎监管制度，一方面可以防止资本项目下交易资金的无序转移；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审慎监管货币当局可以及时掌握国际金融投机的动向，及时采取应对之策，减轻投机性的“热钱”涌动对金融市场的冲击。针对人民币非国际货币的现实约束，因此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中，必须对开放的资本项目进行认真的风险评估，对风险较大的项目保持必要的资本管制，如采取汇兑的项目和数量限制、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无息存款准备金URR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减少国际资本过度流入，抑制巨额资本突发性逆转，防范金融危机的一项过渡性制度，智利、巴西等国的实践已证明URR制度的可行性)。

2.加强外债的综合管理，避免债务风险

外债管理主要包括外债总量管理、外债结构管理和外债营运管理三个方面内容。具体是指在外债管理过程中，要保证外债总量适度而不超过债务国的吸收能力，同时优化外债结构并对外债整个运行过程进行管理。在防范外债风险方面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式的变化要求，及时调整和控制外债的规模、结构和流向。二是建立外债使用效益指标，建议可采用项目创汇率/外债利息率衡量出口部门的外债使用效益，项目利润率/外债利息率衡量非出口部门的外债使用效益；当这两个指标大于1时，表明项目的外债使用是有效的。三是加强外债运行机制与外汇市场运行的协调，统一对内外资的要求，将隐性外债转变为显性外债，推行中长期外债余额管理，发展非国家实体借款，这有助于促进外债运行机制的优化和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尽量降低或消除外债风险。

3.防范短期流动资本的冲击

鉴于短期资本趋利性强、流动性强、可控性差，尤其是其极易对一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和冲击的特点，因此必须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曲凤杰认为在扩大汇率浮动的同时应继续保持资本流出的限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通过增加游资流动成本比如对短期资本流动征税等措施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对于非国际货币的国家来说，其时刻面临国际支付的汇率风险和头寸短缺，因此需要通过增加交易成本的方式来对短期流动资本形成时滞。

4.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健全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和监管能力

利率差异和外部游资对人民币汇率上升有较强的期待值是引起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利率调节便成为调控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改进与完善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真正能够反映外汇市场价格，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从根本上消除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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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洪礼：国内外经济、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简评[J]统计研究，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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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曲凤杰：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状况及统计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6，(40)

基金经理道德风险与监管 篇4

摘要：股权分置试点改革已经经历了两个多月，基金是股改行情中最具话语权的流通股股东，在与上市公司博弈为持有人争取更多的利益上，基金确实支持了股改的进展；但是基金拥有话语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寻租权，例如借股权改革索贿的基金经理甚至基金高管的道德风险需要高度警惕。而2000年中国的基金黑幕仍然让人记忆犹新，而2005年底，媒体爆出“个别基金公司利用公募基金为社保基金输送利益”，基金业的诚信问题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关键字：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监管

基金经理人是代表基金公司，管理共同基金或其他投资计划，并代表公司成员在事先一致同意的总指导方针下，做出适当的投资决策，是基金管理的灵魂人物，其能力影响基金的整体报酬。基金经理人通常管理的资金庞大，故在证券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基金经理人须由券商或公司的研究部门所提供的研究报告中，挑出适合投资的标的，且定期拜访那些具潜力或已投资的上市公司，去感觉和发掘获利的契机，甚至回避掉潜在的风险。

然而基金经理的行为操守直接影响基金的业绩和形象。因此，如何防范和控制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已不仅仅事关单个基金管理公司或单只基金的经营运作,还直接影响到广大投资者乃至整个社会对基金业整体的评价。由于基金公司所经营的是基金份额的买卖，而基金又是一种有价证券，因此基金的风险就关系到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类风险叫做估计值风险，即股票估值水平太高，存在下跌的风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泡沫；第二类风险叫做道德风险，即博弈一方采用欺诈甚至犯罪的手段蒙骗对手，从而攫取财富。而基金公司的风险以道德风险为主。

所谓道德风险是指投资者在购买基金之后，基金公司可能做出不利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道德风险产生的充分条件是基金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必要条件是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我国的法律中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完全承担，基金管理人不保证也不得保证投资者的收益。因此，管理人存在的道德风险会严重的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有必要监管和完善基

金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以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一、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表现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存在于基金投资、交易、销售等各个环节，如操纵市场、关联交易、内幕交易和旅鼠投资等。

1．操纵市场

基金管理人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或减少风险，利用资金、信息优势影响股票价格制造市场假象，导致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策。例如，连续双方交易，即“对倒”。这样做的最终可能得不偿失，甚至破坏该基金管理人的声誉。

2．关联交易

基金和基金公司的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影响基金投资者的关联交易。具体包括：一是基金与基金公司控股股东自营盘之间的交易，以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二是基金公司动用基金资产为其控股股东证券公司在新股承销、增发和配股过程中提供某些支持，减轻控股股东的承销风险；三是租用控股股东证券公司的交易席位，并给予分配交易量，支付巨额佣金，但与得到证券公司提供的研究成果不相匹配。这些关联交易可能使基金利益被转移，给基金投资者带来损失；还会扭曲基金净值和盈利信号，扰乱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进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3．内幕交易

内幕人员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违反法律法规，泄漏内幕信息，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向他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为。例如，基金管理人与上市公司的内幕交易；以自己基金的内幕信息与特殊投资者做交易，以谋取特殊利益；还有操纵“老鼠仓”。这种行为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最终损害基金投资者利益。

4．旅鼠投资

投资活动中盲目的跟随其他投资者，缺乏独立的思考、判断和决策的行为。许多基金投资组合想和模仿，十分趋同，原因在于基金经理为避免投资失误而导致声誉风险，或者当基金经理的报酬是建立在同行业业绩比较的基础之上。旅鼠投资的盲目性将使基金缺乏理性的投资选择，当投资盛行时将使基金面临巨大损

失。

5．其他道德风险

基金管理人在销售基金中也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如面对基金量特别大的客户可能私下承诺保障性收益或许诺与客户从事非法交易，夸大理财水平以诱骗客户。还有可能会用低价位的价格差卖出基金使投资者没有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二、基金经理道德风险加大的原因

1．基金监管的缺失使基金经理道德风险加大

在中国证券投资方面的监管缺乏，然而基金的投资作为一种基金管理人代理买卖的行为就更加的失去了监管的作用，而在监管缺乏的情况下，轻易就能获得巨大利益很容易对相关人员形成巨大的诱惑。牛市的疯狂使内幕交易大行其道，也使得内幕交易的罪恶感大大减轻。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很难期望每一个相关人员都能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因此，类似的情况，在国内基金业并不罕见。甚至说，基金在证券行业各相关机构还算是相对规范的，其他机构问题只会更多。这种“道德风险”在国内证券行业，似乎已经见怪不怪。

2．制度缺失也是基金经理道德风险加大的原因之一

基金公司制度的缺失是影响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缺失的重要原因。基金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基金活动的。而基金公司的服务终止是充分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其实不管是做什么为了利益又有谁可以全心全意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不利己呢？

3．基金经理自身的品德修养也是加大道德风险的原因之一

思想道德水平时一个人自身修养建立起来的，而基金经理的个人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基金公司还是投资者，这两个角色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基金经理人。因此基金经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以及自身的修养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三、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防范与监管

（一）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防范

1．基金经理承诺制度

基金经理任职前必须提交书面的任职承诺书,承诺以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准则,遵循法律法规、基金契约、公司相关制度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考核基金经理人的道德素质和思想素质。

2．投资限制制度

公司对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做出了限制,如基金经理在制定股票投资方案时,投资个股必须限定在投资研究联席会议确定的股票备选范围内;而除法律、法规、基金契约规定的投资禁止、限制行为外,对于一些涉及关联交易、内幕交易等操作,规定基金经理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和投资总监批准,并报监察部备案。

3．基金经理投资行为质询制度

当基金经理在投资操作中出现投资异常或与基金契约、基金既定的投资理念、投资策略有较大偏离或有内幕交易嫌疑时,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与督察员有权对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进行质询。基金经理必须做出解释,并呈交书面报告交与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4．基金经理谈话提醒制度

如发现基金经理在投资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或基金经理个人行为违反所作的承诺,督察员应及时会同投资部总经理与基金经理进行谈话,并保存谈话记录。

5．基金经理强制休假制度

当发现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有可能损害或已经损害了公司的重大利益,或者基金经理出现严重的违纪行为等情况,影响基金正常的投资决策时,可对基金经理实施强制休假。

（二）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监管

1．从基金公司的角度看，要有完善的监管制度和完整的制度来调节道德风险的加大。要加强对基金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和加以监管制裁，严格禁止“老鼠仓”行为的出现，并且能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确保投资者的利益。

2．从投资者个人角度看，作为投资者必须对自己所要投资的基金以及对自己选择代理的基金公司给予高度的测量。首先作为投资者必须对自己多买的基金完全的了解，要从基本面上完全的把握此基金的盈利，能够及时的买进与卖出，更好的确保自身的利益；其次，投资者要对自己将要选择的基金公司加以抉择。要全面的了解基金公司的业绩以及信誉度。更重要的是对基金经理的信任度有足够的把握，这样可以更好的回避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加大。

外资银行风险监管国际经验论文 篇5

关键词： 外资银行 风险监管 巴塞尔协议

金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对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银行业务的跨国化增强了经营风险，也增大了监管的需要。2006年12月11日起，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按照入世承诺，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国银行业将经历一个艰难而充满希望的调整阶段。但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何改善和加强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监管，控制外资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面前需要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国际外资银行信用风险监管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拥有比较健全发达的银行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渊源各不相同，各国纷纷建立了各具特色的银行监管体制。通过研究美国、英国、这两个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风险监管的经验，对我国建立符合新开放时期的现代化银行监管制度是不无裨益的。

1、英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1）比率风险监管体系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所谓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监管措施、价值评估的综合体系，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FSA参照COMELB指标和COM指标对银行进行风险初步测评。COMELB指标包括资本、资产、市场风险、盈利、债务、业务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组织、管理三个方面。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A、B、C、D），对 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如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成立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信用领域进行检查；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及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等。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2）习惯法

在立法方面，尽管在欧共体各国的中央银行中，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较差，但它却在银行监督方面比之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英国，法律常由“习惯法”替代，金融管理机构与信贷机构间的关系更多地使用“道义劝说”或“君子协定”原则来理顺，而不是采取强制性的命令方式。70年代以来，英国已正式结束了银行业的“自我管制”状态，代之以用法律的形式对银行实施管制，外国银行机构也不例外。“1979年银行法”生效后，管理走向正规化，但是对大型银行的管理仍沿用传统方法，很少采取强制性措施。目前英国管制外国银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1987年银行法》、1971年《竞争和信用管制条例》等。

2、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

（1）双重评估体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状况和流动性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代理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在美国通货监理署（OCC）现行的监管体系中，骆驼评级和风险评级是两个并行的体系，他们一起构成风险监管的整体方法，二者之间有一些区别。camels是对历史形成的存量也就是运行结果进行评价，风险监管（评级）是对经营过程的控制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前者出现的背景主要是针对信用风险，后者主要针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

（2）var（value at risk）风险测定方法

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风险监管的实质是重视对过程控制的评价。（3）争取实现统一立法

在立法方面，当前各国银行目睹并经历了不断加剧的银行国际化分支运作，银行界也在呼唤着实施统一的国际化资本法规，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国际银行操作环境。美国的立法机构已经单边制定了两个法规，即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规》（IBA）和1991年的《外国银行的强化监控法规》。《国际银行法规》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其目的在于让大量的外国银行受到类似于美国国内银行的监督与管理，并减少人为的不必要的银行机构间的竞争。

二、巴塞尔协议体系给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带来的影响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设定了资本充足率。通过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业监管机关可以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及风险资产的监管，也对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有了量的标准。加上1997 年 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信贷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其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监管等。

2001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资本协议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此次协议被称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包括欧洲银行界在内的国际银行界对新资本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有关风险的范围在协议中不断扩充：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进而又涵盖了操作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名誉风险等其他风险。这是监管当局对日趋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的必要应对，是走向全面而准确监管的步伐。

作为国际银行界的监管准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风险管理提出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为将来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监管指明了方向。内部评级法比标准法更能敏感地反映信用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商业银行要在资产组合层面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并相应地进行经济资本配置。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将在新协议影响下面临不同的选择路径。这种选择也将对未来若干年内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概括而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出为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提供了统一的框架标准，为银行业风险有效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协议及其补充文件倡导的原则和方法对银行业的监管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规范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发展，并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指导蓝本和实践框架。

三、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完善我国的外资银行准入制度，选择资本雄厚，经营业绩、资产状况良好，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具有丰富管理经验、良好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具有先进的IT技术和国际网络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高素质的外资银行大都资金雄厚，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管理先进、控制经营风险的能力强，能够做到稳健经营。且资信较好，能遵守法规，注重公平竞争，重视自身市场形象。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二，充分考虑中外资银行的差别。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化金融体系构建进程，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在资本结构、经营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各异。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风险监管指标的制定和监管某些选择方面，要根据各个银行所处的具体情况，提出针对性强、灵活度大的方案，进行分类监管。同时，在逐步融入国际金融大环境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也不再仅限于信用风险，而是要迎接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等来自各方的考验。因此，在制定监管指标时应具有预见性，充分考虑到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银行可能面临的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为未来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留有足够空间，不至于使监管法规陷入被动的境地。

第三，加强科学的外资银行风险评估体系化研究。外部监管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相结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由对抗型向协作型的转变，是银行监管的趋势。银行内部风险模型的建立不仅是银行自身经营的必要，也是确保监管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除了可以参照国际上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三种形式（外国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与国内银行的“camel”评价体系相区分，采用“roca”等级评估制，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上，以加强风险控制。

第四，完善与健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规。参考国际监管经验可以看到先进的监管体制离不开成熟的法规的配合。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专门性规范。面对开放时期可能的外资银行数量激增，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参考文献】

餐饮服务监管风险 篇6

秦岭

【关键词】美国；“影子银行” 【全文】

对于此次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诸多分析和批评中，“影子银行”受到的关注不亚于传统商业银行。“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包括投资银行[2]、对冲基金、抵押贷款经纪人或发起人、证券化载体以及其他私人资产池，又被称为“平行金融体系”（parallelfinancial system）。资产庞大的“影子银行”机构，提供丰富多彩的金融产品和理财服务，活跃于全球资本市场，以智力密集著称。本文以美国为例，对“影子银行”的风险所在及监管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影子银行”的风险

2008年6月9日，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现在的美国财政部部长蒂姆·盖特勒，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篇名为《减少动态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Reducing如temic Risk in a DynamicFinancial System）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

“在此次繁荣期间，金融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商业银行系统之外的资产所占比重大大提高。这个非银行金融系统变得非常大，在货币和资金市场上尤其如此。2007年初，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结构化投资工具、拍卖利率优先证券、可选择偿还债券和活期可变利率票据的总资产值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左右。通过第三方回购隔夜融资的资产增加到2.5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持有的资产增加到约1.8万亿美元，原五大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达到了4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持股公司当时的总资产只有6万亿美元多一点，而整个银行系统的总资产约为10万亿美元。”[3]

上述文中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就是指“影子银行”。在美国经济繁荣（或者说泡沫积聚）期间，“影子银行”设计出各种结构复杂的证券化融资产品，打包出售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或投机者），其迅速膨胀的规模几乎能够与传统商业银行平起平坐。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影子银行”表现脆弱，曾经傲视资本江湖的五大投行在半年内或被收购，或破产，或被迫回归商业银行；三分之二的对冲基金倒闭，到2008年第四季度，资产价格的下跌和赎回使对冲基金的资产缩水一半以上。[4]

金融危机中的脆弱表现暴露出“影子银行”的个体性风险。首先是过低的自有资本金率。借助高杠杆率，“影子银行”往往只需要很少的资本金，其在高风险投资领域获得辉煌的业绩，甚至向投资者允诺其高超的投资策略能够带来“绝对回报”，使得自有资本金过低的风险不为人们所关注；而一旦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充足的自有资本金正是金融机构缓冲外部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其次是产品及交易与基础资产状况脱钩。金融衍生工具、产品和市场是“影子银行”长袖善舞的平台，但是金融创新只有基于盘活基础资产并分散风险从而提高市场效率时，投资者能够根据基础资产的状况判断其衍生品的价值，衍生品才能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影子银行”设计出的众多衍生品和交易方式，却与基础资产的联系越来越少，产品的供需都呈现“泡沫化”。一旦泡沫破裂，投资者恐慌性地抛售就对“影子银行”造成类似银行挤兑的风险。

“影子银行”的个体性风险加上其迅速膨胀的规模，成为引发美国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重要因素。首先，“影子银行”业务的高杠杆性需要引入众多机构投资者，并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机构投资者如传统商业银行为分散经营风险、提高传统业务之外的经营收益，为“影子银行”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但是当“影子银行”突然出现个体性风险时，已经进入“影子银行”高杠杆投资中的银行资产就不再安全了；而机构投资者不能独善其身，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都将面临风险。1998年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给市场带来过这方面的教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系统性风险更是成为监管者的噩梦。其次，“影子银行”从事的类似银行“零售”业务也是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以“拍卖利率证券”（Auction-Rate Securities,ARS）为例。ARS是1984年由雷曼兄弟公司设计出的一种金融产品，通常由美国地方政府、共同基金、医院，以及为学生提供贷款的机构发行，华尔街各大投行是它的承销商。虽然是将资金长期借贷给借款机构，但投行等券商向投资者承诺可以随时变现，并且投资者能够获得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5]因此，众多机构及中小投资者也都对ARS青睐有加。这种业务既满足了出借人随时收回借款的愿望，又满足了借款人得到长期借款的需求。如果不考虑资金与证券之间的区别，对于投资者和融资者而言，这与商业银行吸收短期存款、发放长期贷款的业务没有本质区别。即便一向以小范围高端私人客户为投资者的对冲基金也具有“零售化”（Retailization）倾向。所谓零售化，主要指间接意义上的，因为对冲基金基本涵盖了所有私人资产池投资业务，[6]其大量投资于退休基金（Pension Funds）、大学、捐赠基金（Endowments）及慈善基金（Charities），使得私人资产池与大量本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对冲基金投资者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发生联系。也就是说，由于对冲基金在投资中扮演了“基金的基金”的角色，中小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对冲基金的投资者。而投资者范围越广泛，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引用IMF在2009年2月发表的报告《危机的首要教训》中的表述，“影子银行系统”对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监管当局对于这些机构所从事金融业务及产品的杠杆程度和风险集中度却存在着重大的信息缺口。[7]也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质疑的：既然“影子银行”业务与银行相近，危机中与银行一同受到救助，就应当受到与银行相同严厉程度的监管。[8]但是至少危机发生之前，“影子银行”从未像传统商业银行一样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关注”。

二、“影子银行”法律监管现状

如前文所揭示，“影子银行”业务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却并未受到美国银行法律制度的约束。

稍加留心，我们便能发现，“影子银行”业务与银行业务最为相似之处便在于“短融长投”。但是银行的“短融长投”其风险主要在于投资形成呆坏账，然而这种风险对于银行经营的威胁受到银行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的限制；对于储户权益形成的威胁，由银行参加的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保障。除非出现大规模挤兑及银行间资金拆借的流动性障碍，正常情况下银行能够控制其业务风险；如果出现银行不能满足储户随时提取存款的要求的情况，必然是因为银行已经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但ARS类的证券投资者如果不能变现自己持有的证券时，作为承销商的投行或其他券商可能仅仅是出于流动性的困难而甘愿损失交易带来的佣金而已，最糟糕的情况也莫过于因为投资者的起诉而受到罚款，吐出获利。[9]同样性质的债权，美国银行的债权人受到存款保险和政府担保的双重保护，ARS类的债权人却只能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益。这种权利保护上的差异，现在看来竟然仅仅取决于投资者是投资于商业银行还是“影子银行”。

另外，虽然“影子银行”中的投资者权益能够被定义为证券，却只受到极少的证券法律监管。

先来看看“影子银行”的首要成员投资银行的法律监管问题。自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投资银行便经由银行控股公司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监管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第3条对“投资公司”的定义中豁免了投资银行；当投资银行为商业银行控股或是经由全能银行开展投行业务时，可以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3条的规定取得作为“经纪人”或“交易商”的豁免。

“影子银行”的核心成员对冲基金也总是能够从美国的证券监管法律中得到豁免和除外。例如1933年《证券法》规定，公开发售的证券必须经由SEC主导的注册程序才能正式向公众销售，但是非公开发行的证券满足一定要求后便不必披露相关信息。需要满足的要求集中于对投资者的限定上，如合格的投资者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自然人，自然人投资者至少拥有100万美元的净资产，或者至少拥有20万美元的个人年收入或30万美元的家庭收入（美国当年人均GDP为5 000美元）。虽然根据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SEC不断提高投资者进入对冲基金的门槛，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投资者的限定并不能够阻止风险的扩散。但是对冲基金仍得以从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中得到相关信息披露的豁免和排除。

美国金融监管法律以其周密和发达著称，却疏于对“影子银行”进行制度约束，并非是没有因为缺乏足够和有力的理由。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美国法律对“影子银行”一直“善意漠视”的主客观原因所在。

主观上是因为“影子银行”的业务被认为有利于金融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投资者。包括在保持和提高市场流动性，通过发现和矫正失真的市场价格来维护资产的真实价值，以及通过灵活的投资组合策略为投资者带来“绝对回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虽然金融危机使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的呼声空前高涨，但更为熟悉金融规则的监管部门却并未因此作出明确表态，因为他们担心对极富生命力的“影子银行”加强监管，会遏制他们引领金融创新的热情，而金融创新不仅帮助美国继续领跑世界经济，而且帮助美国在此次危机中获得全世界的“支持”—虽然支持者是不得已而为之。

客观上是因为存在法律监管的实际困难。例如，税收这一“向飞速转动的轮子中掺入沙子”的政策，因为避税天堂（tax havens）能够为“影子银行”离岸组建和利润转移提供诸多便利而失效；如果对“影子银行”施行更为严格的注册程序，提高信息披露的要求等，可能会造成“影子银行”的大幅萎缩，因为绝大部分私人投资业务对相关信息的保密性要求很高，并且信息的不透明也是私人资产池获取所谓“绝对回报”的技术需要。现存制度的设计缺陷，使监管部门难以有效获得必要信息从而对“影子银行”的业务风险进行监控；同时由于“影子银行”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富有挑战性的业务性质，吸引了大批金融业界的精英，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能力差距也成为加强监管的现实阻碍因素。

三、加强“影子银行”监管

“影子银行”遍布全球，美国只是“影子银行”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所以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并不能仅限于对美国范围内的讨论。金融危机反映出加强“影子银行”法律监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现有的监管制度缺陷主要在于“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10]针对“影子银行”的法律监管，重点应当在于控制其行为的风险性，包括业务模式的个体风险性与系统风险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内部控制，降低个体性风险

首先，提高“影子银行”自有资本金充足率的要求。“影子银行”们擅长高杠杆操作，因此自有资本金通常较低；一旦出现流动性紧缩，“去杠杆化”的过程就会将“影子银行”们拖下深渊，而提高最低资本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杠杆率。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来确定其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投行、对冲基金、其他私人资产池，均应明确相应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并且建立严格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检查制度。这种要求与传统商业银行的标准应该有所差异，因为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是金融行业的合理原则，如果法律规定“影子银行”满足与传统商业银行相当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意味着投资于银行与非银行机构风险相当，却要求非银行机构提供更高的投资回报，这反而会鼓励投资者的道德风险。

其次，明确“影子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正是因为缺乏对“影子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使得其风险的出现显得猝不及防。监管机构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就无法了解和控制“影子银行”的个体风险。这里的信息披露对象是指监管机构，披露内容则应当涵盖所有与机构本身、产品本身和交易方式相关的信息。机构信息的披露由机构注册地主要负责管理，经由特定的渠道即时或定期进行公布；产品和交易方式的披露由初次发售产品所在地负责管理，监管机构有义务为“影子银行”提交的产品和交易信息保密。评级机构秉持独立、公开、透明的原则对产品和交易方式进行评估，监管机构保持对评级机构的监督和评价。

（二）加强外部合作，降低系统性风险

首先，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机构的全球合作。“影子银行”之所以具有金融系统重要性，正是因为其业务范围的全球化。资本为追逐利润而生，在追求高利润回报的“影子银行”眼里，只有利润多少，没有国界之分。美国的次贷危机能够迅速传导至全球金融体系并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与“影子银行”的全球性存在密不可分。谋求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全球合作，重点在于建立一套各国政府都能够接受的监管标准，并可发布具体的监管制度设计指引供各国参考。为了降低各国国情差异和利益冲突导致的协调难度，指引只供各国政府参考，不应附加强制性要求。监管标准的核心在于各国有义务向特定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定期提供相关信息，而此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职责在于对各国信息进行分析，向各国反馈汇总和分析的情况，提示风险，提出建议。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也可以通过签订国际合作协议的方式进行，保证各国提供和交换信息的权利义务受到监督。

其次，加强对“影子银行”离岸经营的监管。离岸注册和转移利润的便利，使得对“影子银行”们原本松散的监管更加接近于真空状态。诸多小小的离岸金融中心成为避税天堂，但“影子银行”实际经营所在地的政府不仅在税收方面损失巨大，监管方面更是“鞭长莫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强烈呼吁关闭离岸金融中心，除了打击毒品犯罪洗钱以外，上述原因是很重要的理由。但是离岸金融中心并非只是违法者的天堂，作为巨额资金的中转站，成为离岸金融中心促进了那些没有更多土地和劳动力、以至于不能获得足够的直接税收的地区的发展，而且其中一些地区还培养了国际金融领域的高端专业技能。因此，以消灭离岸金融中心的方式代替有效的法律监管，可能并不值得提倡。对“影子银行”离岸监管的难度关键在于税收信息的获得方面，如果能够达成一个各国通用的标准化税收信息协议，允许（或要求）税务机关共享信息，可以更加合理和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些负责任的离岸金融中心已经在实践这种方法，如百慕大和巴巴多斯。

（三）控制“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的其他制度安排

包括建立各国监管机构人员的国际培训体制，提高监管者的业务能力；要求或建议各国以法律确认的方式建立金融咨询服务体系，使金融衍生品的潜在投资者在投资前能够了解投资产品的基础和风险，而不仅仅是可能的收益；建立金融消费者保险体系，可以强制性要求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参加相关保险；等等。

四、结语

如果回顾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影子银行”的发展壮大与金融危机中提出的加强监管需求，再次印证了这种互动性。秉持规避性创新诱因理论的凯恩（E.J.Kane）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与机构内在要求结合，寻求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的时候，金融创新就会产生。当金融创新危及金融稳定，并使政府的货币政策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时，就又会产生加强金融监管的要求。[11]可以预见，因为危机而启动的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的措施，今后还将继续面临金融创新的挑战，并在挑战中不断完善。

【作者简介】

秦岭，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本文取最广义的“投资银行”定义，即所有从事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参见Robert Lawrence Kuhn,Investment BankingThe Act and Science of High-Stakes Deal mak-ing,New YorkHacpec&Row Publisher,1990.http200808***13.shtml

金融业风险监管 篇7

一、金融业风险与监管综述

所谓金融风险, 一般是指金融资产预期价值或收益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风险和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 会使金融体系遭受破坏, 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放大后的一种极端情况。

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和监督是必要的。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 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的监督管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有其不完整性, 这就需要政府或其他部门对市场参与者进行管理。换言之, 所有的监管本质上都是对市场不完整性的一种补充、修正和完善;二是从金融的发展来看, 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显著增强。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 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被不断打破, 金融的发展日趋国际化, 金融资本不断扩张, 与此同时, 金融领域的风险也在急剧加大, 因此通过监管来保证金融业的稳健运行是十分有必要的。各国无论采用哪一种监管组织体制, 监管的具体目标基本是一致的:1、确保金融稳定安全防范金融风险;2、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3、增进金融体系的效率;4、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 促进公平竞争。

二、金融风险环境因素分析

(一) 宏观经济动态运行带来的金融风险

1、经济实体波动与经济周期带来的金融风险。在宏观层面上引起金融风险的原因很多, 但实体经济以及实体投资仍是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系统地揭示了生产过程的经济危机成因, 阐明了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以及危机产生根源。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分为两种形态:一是作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尖锐化这个特殊时期的货币危机;二是独立的货币危机。后者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 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我们主要讨论第一种形态的货币危机, 马克思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咋看起来, 好像整个危机 (包括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等) 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成货币。但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 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马克思的这番论述实际上已经给我们一个结论性的观念, 即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仍然是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决定的。

2、虚拟资本运行与泡沫经济带来的金融风险。虚拟资本数量的急剧增长和经济虚拟化的发展, 是经济高度发达、高度成熟的必然结果。其发展和繁荣是21世纪全球经济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而金融虚拟化同时也带来了世界金融系统金融风险的增大。很多金融工具最初的时候是规避和转移风险而产生的, 然而一推向市场后, 由于其特定的交易规则和市场制度, 却极大地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风险。虚拟资本的运动不能如实、正确反映现实资本的运动变化, 其变动幅度频率要远远大于现实资本, 尤其是货币贬值泛化以来, 经济虚拟化现象日益膨胀。虚拟资本的内在特征与运动规律决定了经济生活中泡沫化的形成与不断深化, 在促进金融与经济活跃的同时, 也大大提高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

(二) 主体非理性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微观经济主体对金融风险的主观认识。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有人参与的, 而任何风险也都首先表现为人的风险, 对主观的金融风险来说人更是风险主体的操纵者。现代金融活动错综复杂, 每个金融从业人员所面临的问题都各具独特性, 任何法律条文与规章制度都不可能详细到对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 并且不可能时时事事都有人监督管理, 所以主观金融风险在金融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表现为:1、信贷企业负责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沦丧;2、急需提高的金融业管理者的整体素质;3、缺乏监管的金融业管理者;4、整个社会的监管缺失。

三、控制金融业风险与监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 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 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 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 (又称巴塞尔协定) 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 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 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 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 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 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 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从1988年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以来, 一方面巴塞尔协议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银行业竞争规则和国际惯例, 在加强银行业监管、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 金融创新 (经常采取规避资本充足规则方法) 层出不穷, 新的风险管理技术迅速发展, 使巴塞尔协议日益显得乏力和过时。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波及全世界, 而巴塞尔协议机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受到人们的责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 1999年6月, 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第一次建议, 决定修订1988年协议, 以增强协议规则的风险敏感性。在考虑这些评论意见和征求国际银行界及其监管者建议的基础上, 委员会于2001年1月16日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具体的新建议, 再经过金融界激烈的讨论后巴塞尔委员会先后3次出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 并与2006年6月26日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的底稿———《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 “新协议”将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自1993年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国际金融市场中越来越活跃的金融创新工具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做出修正案以来, 市场交易风险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9月的最新决定, 对运作风险要求全部资本由20%改为12%, 而且还有一些技术上的调整, 因此新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具有很严格的计算方法。

四、对我国金融业监管的启示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随着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扩大与加深, 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后, 中国金融安全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一方面金融业开放步伐加快, 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强, 新的金融会得到快速催生, 衍生金融业务会得到迅猛拓展;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基础仍很脆弱, 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健全, 金融高级人才十分短缺, 金融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化解, 为了保证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有效地运行, 为了应对风险, 加强管理,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 建立严格的风险测量体系。为进一步加强风险的防范和管理, 提高管理的效率, 优化资源的配置, 增加资本的收益, 应将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建立量化的风险管理体系, 这个体系的基础是风险测量的量化指标。第二, 建立反应迅速、科学高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建立危机处理机制最基本的目标在于保证日常业务能正常运行, 防止不利的突发事件对银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甚至于崩溃瓦解。在目前市场日趋复杂的环境下, 这些突发的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这类突发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和影响力大小, 并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第三, 建立以量化风险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策略。在有了量化的风险值以后, 风险值的平台也建立起来了, 风险也能实时计算, 在此基础上根据整个系统各个环节风险暴露的情况, 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第四, 完善风险管理流程。风险管理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发现风险、制定策略、监督执行的过程, 涉及到各项业务、决策和操作程序;风险管理的流程体现各业务流程的风险控制。它的主要目标是要系统化、制度化, 并且量化运营风险的管理。“新巴塞尔协议”也对运营风险的测量、管理、资本准备金做出了具体要求。第五, 建立全面的风险信息报告系统。风险信息报告是及时地、清晰地、全面地了解风险的基础, 报告的内容包括利润、总风险、净风险、风险资本、资本回报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通过风险报告, 不仅可以发现风险集中分布的地方, 评估风险的承受能力, 而且可以根据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 更有效、合理地评估绩效。

风险报告在提供大量的数字信息之后做出一个文字性的总结。好的风险报告首先需要的是“透明”, 即各业务部门有责任及时而且无隐藏地提供有关风险的信息, 这样, 风险报告才能准确、全面地反应风险暴露的状况。其次, 好的风险报告需要“一致”, 即各种类风险的量值, 需要真实地反映风险的大小, 保证不同种类风险之间的可比性。

五、结束语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 篇8

以最重要的银行业为例。2016年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逾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08%。根据2014年的统计，总资产排名全球20强的银行平均的不良贷款率为3.50%，其中，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摩根大通、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法国BPCE银行、桑坦德银行、富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远远超过2%的水平，有的甚至达到了8%。事实证明，次贷危机发生的2008年-2009年，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增幅高达1.57和2.03个百分点，顶峰到5%。2015年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1.2%，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不得低于150%，远高于国际标准的100%。

2015年末，我国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在13.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除了《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规定外，央行发布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监控指标》中更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不得低于6%。附属资本，即资本总额月末平均余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月末平均余额之间的比例应大于或等于8%；核心资本月末平均余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月末平均余额的比例应大于或等于4%。而《巴塞尔协议III》规定，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为6%。其中，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为4.5%。

2015年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1.2%。根据央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及财政部有关文件规定，在五级分类中，按关注2%、次级25%、可疑50%、损失100%的拨备率计提。《巴塞尔协议III》规定，贷款拨备率（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的比例）不低于2.5%，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占不良贷款的比例）不低于150%，原则上按两者孰高的方法确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关于风险的基础标准，我国都拥有高于国际的执行力。唯独2015年11月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制订的《总损失吸收能力原则及条款》，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第二季度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中分析了我国银行与这个标准的差距，包括资本补充压力巨大，特别是总损失吸收能力资本TLAC债务资本较为匮乏；“高拨备、高资本”要求导致合规负担较重；经营模式难以全面适应TLAC监管导向；国际化步伐会受到一定影响；配套措施不完善限制TLAC要求的落地。

也就是说，我国银行缺的从来不是防控风险的钱，而是对风险的认识风险的能力和控制风险的技术，将钱聚在一起为了抵御风险为闲置起来，某种程度上就是最大的浪费，而要想办法将这些钱做减法，将省下来的钱拿出来用在刀刃上。

中国银行是第一个走入国际，将更加先进的国际管理思维带到内部管理的一个例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银行会第一个被G-SII注意到。中国银行2011年在全球公开招聘，聘请了曾在渣打银行、信孚银行、德意志银行任职高管的詹伟坚任信贷风险总监。以后我们的金融产品将越来越复杂，对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个先进管理技术或者一些拥有这些技术的人才是最宝贵的。